劉少奇：決不建立共產黨一黨專製

中共抗戰時期的民主主張與實踐

中國革命的根本任務是爭取中國的獨立自主與人民的民主自由。1922年中國共產黨“二大”確定了把中國建成“真正民主共和國”的奮鬥綱領。此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經過艱苦探索，發展了民主政治的思想，為贏得中國革命的勝利提供了有力保證。

毛澤東思想是在抗日戰爭時期達到成熟的，民主政治思想作為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在抗日戰爭時期得到多方麵展開而達到成熟的。

在抗日戰爭時期，中共高舉民主政治大旗，堅決反對蔣介石專製獨裁統治，產生了豐富的民主政治思想。
　　
1937年5月3日，毛澤東在延安召開的中共全國代表會議上作了題為《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的報告。報告共分3個部分：“民族矛盾和國內矛盾的目前發展階段”；“為民主和自由而鬥爭”；“我們的領導責任”。在第二部分，毛澤東提出了實現“民主”的兩項具體目標：一是“將政治製度上國民黨一黨派一階級的反動獨裁政體，改變為各黨派各階級合作的民主政體”。二是爭取“人民的言論、集會、結社自由”。
　　
毛澤東的這個報告，正式拉開了中共延安時期反專製爭民主鬥爭的大幕，樹起了反專製爭民主的延安精神的大旗。
　　
中共反專製爭民主的基本思想主要有：
　　
　　（一）主權在民是民主國家的基本特征
　　
中國共產黨以《新華日報》《解放日報》為主，大力傳播民主的價值和民主的正義性，強調判斷一個國家是不是民主國家，最基本的標準是看這個國家是否主權在民。
　　
1944年2月2日《新華日報》發表社論——《論選舉權》，文章指出，公民有否選舉權，是評判一個國家是否民主的主要的標準，真正的民主國家，人民都享有普選權：“選舉權是一個民主國家的人民所必須享有的最低限度的、起碼的政治權利……如果人民沒有選舉權，不能選舉官吏和代議士，則這個國家決不是民主國家，決不是民治國家……凡是真正的民主國家，就必須讓人民享有選舉權。”文章指出，選舉必須是真正的普選製：“不僅人民都要享有同等的選舉權，而且人民都要享有同等的被選舉權。”文章強調選舉不能規定什麽資格條件：“不僅不應該以資產多寡、地位高下、權力大小為標準，而且也不該以學問優劣、知識多少為標準。唯一的標準就是能不能代表人民的意思和利害，是不是為人民所擁護，因而也就隻有讓人民自己去選擇。如果事先限定一種被選舉的資格，甚或由官方提出一定的候選人，那麽縱使選舉權沒有被限製，也不過把選民做投票的工具罷了。”
　　
1945年9月27日《新華日報》發表社論——《民主的正軌：毫無保留條件地還政於民》，文章再次強調民主國家主權在民的原則。文章指出：“一個民主國家，主權應該在人民手中，這是天經地義的事；如果一個號稱民主的國家，而主權不在人民手中，這決不是正軌，隻能算是變態，就不是民主國家……一個國家是不是實現了民主，執政當局是不是有誠意實現民主，就看他是不是把人民應有的權利，毫不保留地交給人民。”
　　
《新華日報》還發表了許多文章，介紹英美國家的民主精神和民主製度，指出：“民主的潮流正在洶湧，現在是民權的時代，人民應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和身體的自由是真理，實現民主政治是真理，真理是要勝利的，所以高舉民主的大旗奮鬥著的世界和中國人民是一定要勝利的。”
　　
從以上言論可以看出，中國共產黨的媒體對民主的認識是非常深刻的，這是延安精神的思想基礎，是中共在抗戰時期領導民主運動的理論根源。
　　
　　（二）中國人要學習美國的民主理念和民主精神
　　
中國共產黨當時也崇尚美國的民主。毛澤東要求“每一個在中國的美國士兵都應當成為民主的活廣告。他應當對他遇到的每一個中國人談論民主。美國官員應當對中國官員談論民主。”（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編《黨史通訊》1983年第20-21期《1944年毛澤東與謝偉思等人的談話》）毛澤東強調中國人尊重美國人的民主理念，鮮明地提出：“我們並不害怕民主的美國影響，我們歡迎它。”（同上）
　　
中國共產黨曾經大張旗鼓地介紹和宣傳美國的民主理念和民主精神。《新華日報》這方麵的文章很多。
　　
7月4日是美國的國慶日，每年的這一天，《新華日報》都要發表文章紀念。
　　
1943年7月4日《新華日報》發表紀念文章《民主頌——獻給美國的獨立紀念日》，文章指出：“每年這一天，世界上每個善良而誠實的人都會感到喜悅和光榮；自從世界上誕生了這個新的國家之後，民主和科學才在自由的新世界裏種下了根基。”1944年7月4日《新華日報》發表社論：《美國國慶日——自由民主的偉大鬥爭節日》。社論指出：“民主的美國已經有了它的同伴，孫中山的事業已經有了它的繼承者，這就是中國共產黨和其他民主的勢力。我們共產黨人現在所進行的工作，乃是華盛頓、傑斐遜、林肯等早已在美國進行過了的工作……在慶祝美國國慶的今天，我們相信，與華盛頓、傑斐遜、林肯等過去的工作一樣，與羅斯福、華萊士現在的工作一樣，我們的奮鬥隻能得到一個結果——勝利。”
　　
每逢華盛頓、傑斐遜、林肯的誕生日，《新華日報》也往往發表紀念文章。1945年4月13日《新華日報》發表社論《紀念傑斐遜先生》，文章指出：傑斐遜起草的《獨立宣言》和倡導的《權利法案》，早已“成為整個民主世界的基本觀念了。人有天賦的人權，人的自由與尊嚴不該為不正勢力所侵犯與褻瀆，人民是政府的主人而不是奴隸……這從十八世紀以來，應該早已經是全人類共知公認的常識了。可是，在今天，在二十世紀的五十年代，世界上還有根本不承認人民權利的法西斯蒂，還有企圖用不正暴力來強使人民屈服的暴君魔鬼，還有想用一切醜惡卑劣的方法來箝製人民自由、剝奪人民權利的‘法規’，‘條例’，‘體製’；還有想用‘民主’的外衣來掩藏法西斯本體的魔術家和騙子，那麽我們在今天這個民主先鋒的誕生的日子，就格外覺得自己的責任的重大，也就格外覺得傑斐遜先生精神的崇高與偉大了。”
　　
從以上言論可以看出，那時中國共產黨對西方先進的民主製度和民主精神是積極宣傳和學習的，這反映出中國共產黨是順應浩浩蕩蕩的世界民主大潮的，代表了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
　　
　　（三）中國的根本問題是缺乏民主，共產黨的任務是建立民主國家
　　
中國共產黨對中國缺乏民主的國情看的非常清楚，1944年6月12日毛澤東在答中外記者團時指出：“中國是有缺點，而且是很大的缺點，這種缺點，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中國的缺點就是缺乏民主，應在所有領域貫徹民主”——1944年6月12日毛澤東答中外記者團》，1944年6月13日《解放日報》）
　　
1944年3月12日，周恩來在延安各界紀念孫中山先生逝世19周年大會上發表演說，也強調中國沒有民主。他說：“我們今天紀念孫中山先生，講到他的遺囑，真是無限感慨。遺囑中說，國民革命的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我們知道，要達到這個目的，就必須對外獨立，對內民主。可是孫先生已經逝世19年了，這個目的，還沒達到……民國本是應該實行民主的，但國民黨執政已經18年了，至今還沒實行民主。這不能不說是國家最大的損失。”（周恩來：《“人民真有發言權的國家才是真民國”——在延安各界紀念孫中山先生逝世十九周年大會演說詞》，1944年3月12日）
　　
那麽，中共領袖認為在中國如何才能實現民主呢？周恩來提出了三個先決條件：“一是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二是開放黨禁；三是實行地方自治。”（同上）劉少奇指出，共產黨及其軍隊“永遠不會忘記革命的任務是爭取中國的獨立自主與人民的民主自由”，因此，“凡是八路軍、新四軍所到之區域，隻要可能的話，就不能不建立抗日民主政權，不能不實行三民主義的政治，不能不建立抗日各階級的統一戰線政權”。如果不建立這種抗日民主政權，就不能贏得抗戰的最後勝利。他說：“有人說：共產黨要奪取政權，要建立共產黨的‘一黨專政’。這是一種惡意的造謠與汙蔑。共產黨反對國民黨的‘一黨專政’，但並不要建立共產黨的‘一黨專政’。”劉少奇強調，敵後抗日民主政權，“隻要一有可能，當人民的組織已有相當的程度，人民能夠選擇自己所願意的人來管理自己事情的時候，共產黨和八路軍、新四軍就毫無保留地還政於民，將政權全部交給人民所選舉的政府來管理。”（《劉少奇選集》上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72—176頁）
　　
一黨專政是反民主的，中國共產黨的任務是建立民主國家，決不會“建立共產黨的‘一黨專政’”——這是劉少奇代表中國共產黨向中國人民發出的莊嚴的曆史承諾！
　　

（四）要實現民主，必須結束一黨專製
　　
獨裁專製是和民主自由相背的，要實現民主，必須結束一黨專製。這是中共媒體反複強調的一個基本思想。
　　
1941年10月28日《解放日報》發表文章《結束一黨治國才有民主可言》，文章指出，一黨專製是民主的死敵，黨派隻有競爭才能生存：“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關鍵在於結束一黨治國……因為此問題一日不解決，則國事勢必包攬於一黨之手；才智之士，無從引進；良好建議，不能實行。因而所謂民主，無論搬出何種花樣，隻是空有其名而已。唯有黨治結束之後，全國人才，才能悉力從公，施展其抱負；而各黨派人士亦得彼此觀摩，相互砥礪，共求進步，發揮政治上最大的效果。有人說，國民黨有功民國，不可結束黨治，使之削弱。不知國民黨今日的弱點，都是在獨攬政權之下形成的。當其他黨派起來競爭時，國民黨隻有更加奮勉、添加新血液、振起新精神，日趨進步。因此結束黨治，不會使國民黨削弱，隻會使它加強起來。”
　　
1945年1月28日《新華日報》發表友穀的文章《是不是代用品呢?》，文章指出，一黨專政下的所謂國會和輿論是“代用品”：“法西斯國家中也有國會，有輿論，但國會和輿論都在法西斯的統治包辦之下——是代用品!中國人民為爭取民主而努力，所要的自然是真貨，不是代用品。把一黨專政化一下妝，當做民主的代用品，方法雖然巧妙，然而和人民的願望相去十萬八千裏。中國的人民都在睜著眼看：不要拿民主的代用品來欺騙我們啊!”
　　
1944年3月5日《新華日報》發表了鬱敏的文章《強大而民主》，文章指出，民主是真正強大的力量：“我們必須看出，民主本身就是一個力量。一切財富，一切國防的武器，隻有和民主結合在一起，才能算是真正強大的力量……限製自由、鎮壓人民，完全是日德意法西斯的一脈真傳，無論如何貼金繪彩，也沒法讓吃過自由果實的人士，嚐出一點民主的甜味的。”
　　
《新華日報》還發表文章，對那些反對民主、維護一黨專製的借口進行批駁。針對“國情特殊論”，1944年5月17日《新華日報》發表《民主即科學》一文，指出真理不分國界，民主適宜一切國家。文章說：“科學為求真理，而真理是不分國界的……民主製度比不民主製度更好，這和機器工業比手工業生產更好一樣，在外國如此，在中國也如此……”針對“穩定壓倒一切”論，1946年5月17日《新華日報》發表社論：《誰使中國不能安定?》，文章指出：獨裁專製者希望的“安定”，“並不是全中國的安定，並不是全中國人民的安定，而僅僅是他們坐在壓迫人民的寶座上的‘安定’。他們那個小集團可以統治全國、為所欲為的‘安定’。”文章指出：“中國人民早已知道什麽是撥亂反治的辦法了，那就是——停止內戰!取消特務！廢止國民黨的一黨專政!”
　　
　　（五）新聞自由是民主的基礎
　　
1945年3月31日《新華日報》發表《新聞自由——民主的基礎》，文章指出：“在中國，提起‘新聞自由’真是令人啼笑皆非。據統計，國民黨政府為管製報紙、通訊社、新聞記者及圖書雜誌出版事業、書店、印刷所和戲劇電影，頒布了二十九種特別法規……在這種情況下，主張民主的中國報紙，就厄運重重，動輒得咎。”文章收集了許多材料，文章指出，言論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件，有無言論自由是判斷民主還是獨裁的重要標準：“新聞自由，是民主的標幟；沒有新聞自由，便沒有真正的民主。”“一個國家，如果其所統治的人民沒有起碼的說話自由，則其統治必屬獨裁。而以現時術語稱之，則為法西斯的專製，斷乎不能是民主。”
　　
文章指出：言論出版限製使人民愚昧和無知：“十數年來，因為檢查製度的樹立，使報紙的使命，未能充分達成……報紙之所提供於國人的，幾乎全國一致、千篇一律!”這種做法的“終極的結果，便演成人民的無識和不知”“使人民的腦子一型化、僵化硬化”。
　　
文章號召人們不做懦夫，不做奴才，使報紙為民主服務，“我們要建設真正的民主政治，自由世界應從報紙能盡自己的責任、替人民服務、用公正的輿論來監督政府指導政府開始。”
　　
1945年9月1日《新華日報》發表時評《為筆的解放而鬥爭——“九一”記者節所感》。文章指出，新聞從業者戴著重重的枷鎖：“有消息不能報道，有意見不能發表，每天做應聲蟲，發公式稿，替人圓謊，代人受罪，在老百姓中間造成了‘報紙上的話靠不住’的印象，圓謊八年，把中國新聞事業的聲譽和地位作踐無餘；而使我們羞慚的是在這麽長的年月中，中國新聞記者竟默認了這種不合理的製度，不僅不能用集體的力量來打碎這種銬在手上的鏈子，掙脫縛在喉間的繩索，居然有不少自稱新聞記者的人為這種製度辯護，用國情不同之類的話來替這種製度開脫。”
　　
1946年1月11日《新華日報》發表了陸定一的文章：《報紙應革除專製主義者不許人民說話和造謠欺騙人民的歪風》。文章指出：“戈培爾的原則，就是把所有報紙、雜誌、廣播、電影等完全統製起來，一致造謠，使人民目中所見，耳中所聞，全是法西斯的謠言，毫無例外。到了戈培爾手裏，報紙發生了與其原意相反的變化，謠言代替了真實的消息，人民看了這種報紙，不但不會聰明起來，而且反會越來越糊塗。看德國，不是有成千成萬人替希特勒去當炮灰麽。”

文章指出報紙有兩種：“一種是人民大眾的報紙，告訴人民以真實的消息，啟發人民民主的思想，叫人民聰明起來。另一種是新專製主義者的報紙，告訴人民以謠言，閉塞人民的思想，使人民變得愚蠢。前者，對於社會，對於國家民族，是有好處的，沒有它，所謂文明，是不能設想的。後者，則與此相反，它對於社會，對於人類，對於國家民族，是一種毒藥，是殺人不見血的鋼刀。”
　　除了上述反對專製獨裁爭取民主自由的思想外，中國共產黨的媒體還強調“要實現民主，必須有一部人民的憲法”、“自由結社，是人民的基本權利”等等。可見，中共在延安時期的民主思想是非常豐富的。
　　
　　（六）陝甘寧邊區的民主實踐
　　
在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不僅大力宣傳和倡導民主政治的思想、價值、觀念和製度，努力向國民黨政權爭民主並推動國民黨實行民主的政治改革，而且以身作則，在自己的工作和行動上積極探索民主政治的發展道路，認真實踐民主政治的原則。
中共民主政治的實踐主要表現在陝甘寧邊區及敵後各抗日根據地的民主選舉和建立三三製政權方麵。

早在1937年5月，陝甘寧邊區就製定了《陝甘寧邊區選舉條例》。各敵後抗日根據地也先後製定頒布了選舉條例。

對選舉，陝甘寧邊區和各敵後抗日根據地都非常重視，許多地方成立選舉委員會、選舉訓練班，認真組織，積極培訓。各邊區都印行了大量宣傳品，僅晉察冀邊區就印了100餘種報刊，像阜平的《大家選》，曲陽的《民選》，定縣的《民主洪流》等。各根據地還組織了成千個村劇團、宣傳隊和歌詠隊，他們走村串街，宣傳選舉的重要性，如晉察冀邊區的戲劇《選村長》，用農民喜聞樂見的方式說明選舉的重要性。

在抗日根據地，大多數選民文化素質不高，所以在鄉村選舉中往往會加上一些變通措施。中國人富於智慧，人們想出了許多世界選舉史上聞所未聞的投票方式。村選比較普遍的方式是紅綠票法和豆選法，此外還有畫圈法、畫杠法、畫點法、燒洞法、投紙團法、背箱子和舉胳臂等。其實選舉的關鍵不在於選舉的技術問題，而在於人民有沒有發表意見的權利；在於人民能不能實現自己的意誌，真正無拘束地擁護某個人和反對某個人。

選舉是邊區和各敵後抗日根據地民眾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所以參加選舉的積極性很高。根據統計，陝甘寧邊區1937年第一次選舉中，參加選舉的選民一般占選民總數的80%，差一點的地區也在半數以上。在1941年的第二次選舉中，僅據曲子縣的統計，全縣選民共25175人，參加選舉的為20223人，占80.4%；另據吳堡第六區的統計，全區選民3505人，參加選舉的為2961人，占84.5%；總計全邊區參加選舉的選民占選民總數的80%以上。（宋金壽等編《陝甘寧邊區政權建設史》，陝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37、243-244頁）通過選舉，敵後抗日根據地民眾認識到了自己的權利和尊嚴。

截至1944年10月，抗日民主根據地人口共達九千萬，都建立了選舉產生的地方各級政府。邊區農民通過投豆子、舉胳膊，選舉出了他們滿意的官員。這種廣泛的民主選舉活動，對提高民眾的政治參與意識，推動政治民主化進程，無疑起著重要作用。

“三三製”原則是毛澤東首先提出來的。即根據地政權共產黨員占1/3，非黨的左派進步分子占1/3，不左不右的中間派占1/3。“三三製”從1940年試行，到1941年在陝甘寧邊區和各敵後抗日根據地普遍推行。

在“三三製”政權中，共產黨雖處領導地位，但不是一黨控製，更不是由共產黨一黨包辦。中共許多領導人都強調實行“三三製”的目的，就是為了防止中共一黨專政。董必武指出：“三三製”“這個製度的目的是什麽呢?就是反對一黨包辦，反對一黨專政，而和各黨派、無黨派的各階級人士，更好地團結合作。”（董必武：《中國共產黨的基本政策》）

謝覺哉指出：“三三製是共產黨約束自己的一個製度，人民不選或少選共產黨員，共產黨無權去要求他選或多選。但當選的共產黨員若超過三分之一時，共產黨就得辭去一些。為甚麽要這樣?因要革命須要有堅強的領導的黨，而處於優勢的領導的黨，很容易走到把持包辦。把持包辦，不但廣大人民不滿意於當政的黨，對黨的本身，也很不利。黨得不到群眾的擁護，其黨必歸於失敗。”（謝覺哉：《三三製的理論與實際》）

那麽，中共如何實現對“三三製”政權的領導呢？中共對參議會和政府的領導，是靠“占1/3的共產黨員在質量上具有優越的條件……以黨的正確政策和自己的模範工作，說服和教育黨外人士，使他們願意接受我們的建議。”（《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2頁）如果說服無效，“黨團意見未被參議會及政府通過時，必須少數服從多數，不得違反民主集中製的原則。”（《中國現代史資料選集》第5冊補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412頁）可見，中共對“三三製”政權的領導是間接的，不是直接的、強製性的。

由於實行了“三三製”，陝甘寧邊區和抗日根據地的“天”成了藍藍的天。在抗日戰爭時期，許多考察過根據地的中外人士大都認為，根據地是中國最民主最清廉的地方。成千上萬的知識分子不畏千難萬險,奔赴延安和各抗日根據地，正是因為那裏有著“向著法西斯蒂開火，讓一切不民主的製度死亡!”的環境。

1940年前後，陳嘉庚比較了國共統治區的人民狀況後下結論說：“中國的希望在延安。”後來的曆史果真被他言中。

中共民主政治的思想和實踐，促進了人們的民主政治覺悟，推動了中國民主運動的發展。現在探求中共勝利的原因，可以發現正是中國共產黨民主政治的思想和實踐，才贏得了人民的擁護，實現了全民族的大動員，最終打敗了日本侵略者，趕走了蔣家王朝。在這個意義上說，沒有當時的民主，就不可能有後來的勝利。中共民主政治的思想和實踐對今天中國的民主發展仍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和推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