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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我三十歲

(2018-11-22 10:49:20) 下一個

30歲出國時留影(證件照)

 

作者:謝盛友


我今年60歲,1988年我三十歲。“三十而立”,而我累得爬在地板上,根本站不起來。

在Bosch(博世)公司打工是幹流水線,盡管是假期短工,但是同樣在一條生產線上,活來了你逃不掉。我從來不會吹牛,隻聽過馬季講相聲吹牛,今天我學習吹牛:當時的流水線計件活,我天天超額完成,令工友和組長、車間主任感到驚訝。第二年,我去找工作時,車間主任指名道姓非要我不可。

可惜,Bosch(博世)公司的假期工每年最多8個星期,而我剛到德國,盡管來時把家裏人統統“剝了一層皮”,口袋裏隻存一百多馬克。為了儲蓄兩萬馬克“壯膽錢”,光在博世的工作根本不夠。沒有“壯膽錢”,上課總走神,心不在焉。所以,我到建築工地找活幹,工頭問:“黑工,你幹不幹?”
我回答:“幹黑工的人,是不是黑心?若不是,我幹!”

工作幾周後,我才弄明白,什麽是黑工,原來是老板不給你繳納社會保險(比如失業保險、退休保險等)。

苦幹室內裝修。有一新家具店開張之前的裝修工作。一米二寬、兩米長、三厘米厚的人造刨花板,一背就是十一小時,下班後回到家,連上樓梯的力氣都沒有。在自己的房間裏,累得爬在地板上,根本不想站立起來。老婆問:“累嗎?”我沒有回答,但沒過幾分鍾,竟然在地板上睡著了。

第二天仍然六點起床,七點上工,工頭見我幹得好,向老板建議,給我增加小時工資:從十二馬克加到十四馬克。

睡夢中電話一來,我馬上就醒,我知道是中餐館老板要我去洗碗。老板是越南華僑,八十年代初越南排華,逃到德國來,在我到達班貝格之前的一年開餐館,無奈他的餐館位置太偏僻,生意慘淡,看到他的情景,我不忍心拿他給的工錢,每次周末幹活到年底除夕,大概是三四百馬克工錢吧,我沒有要,反而借兩千馬克給他買車。時間久了,我他成為好朋友,他無私地教我一些餐館開業的必備課,而且為我最小的妹妹到德國來出具擔保書。

當年打工,辛苦是不言而喻的。每天上班、下班,有時加班到深夜。雖然沒有像在老家農田裏插秧時的風吹雨淋日曬,但這裏的勞動強度遠遠超過以往,更艱苦。在工地裏,第一次在異國他鄉經曆中秋節,油然產生一種“身在異鄉”的失落感,也正是此時此刻才能真正體會到海外遊子的那分濃濃的鄉愁。要不然怎麽會有“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身在異鄉為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這樣流傳千古的名詩佳句呢?即使心裏有太多的思念和牽掛,也要“既來之,則安之”。於是,我告訴自己要堅持、要堅強,為了那兩萬馬克“壯膽錢”。

雖然在唐朝詩人白居易看來,"我生本無鄉,心安是歸處", 17世紀的英國劇作家菲利普·馬辛傑(Philip Massinger)也說:"勇敢的人隨遇而安,所到之處都是故鄉",但是,並非每個人的家鄉觀念都像香山居士那樣淡定和瀟灑,我的第一故鄉就是由海南的父老鄉親撐起的第一個家園。對我來說,我的雙親在哪裏,哪裏就是我的故鄉。如今雖然我的雙親走了,但墓地還在海南。即使拋開感恩的情愫,我也應該關心我的父老鄉親,因為他們就是天下蒼生的一部分,關心他們就屬於讀書人的本分。

當年的勞累,現在已經忘記一幹二淨,隻記得竣工時老板請客慶祝大功告成,我們到德國餐館吃自助餐,坐在我旁邊的H,他三杯啤酒下肚,一下子吃了兩個雞蛋、四根香腸、六塊大牛排,還有土豆、色拉、甜食等,我看了感到害怕,第一次感悟:我身為中國人,個子矮小力氣不大,幹活幹不過人家,連吃飯也吃不過人家。
那次自助餐慶功會我至今記憶猶新:吃不過人家。

那段時間大腦幾乎都被“壯膽錢”占據了,每天都感覺暈暈諤諤的,沾到床就睡,生活過得很簡單,哪像現在電腦、手機什麽的,我和妻子同在Bosch(博世),輪流上早中班,時間是錯開的,我們一般留紙條,或她把紙條放置在我的自行車上或相反,交流信息的目的,主要是家裏必辦的事情或必買的東西。

肉體可以躺下來休息,恢複勞累後而鬆弛,而腦子卻一直疲憊。自己給自己壓力、給自己目標:兩萬馬克“壯膽錢”是資本主義初期階段;讀完學位是資本主義中期階段;帶著學位和二十萬馬克衣錦還鄉是資本主義最後階段,從而回國進入社會主義階段。

打工是勞累的,當年我就在想,任何的成功是要付出代價的。緊張的生活,勞累的思考,幾乎沒有娛樂時間,每天忙忙碌碌,但是,我的人生不迷茫。人活在這個世界上最大的悲哀,就是不能吃苦。

如今,我不是什麽成功的老板,但是,要成為老板,我總結出八個字:不怕吃苦、不怕吃虧。我不成功,但是,成功的人都必須不怕吃苦、不怕吃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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