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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我十八歲
作者：謝盛友
那一年我十八歲，刻下青春的痕跡。那一年，家鄉的茶園小學由於校長患病，缺少老師，我當了半年的代課老師。我教三年級的算術和五年級的語文課。校長不在學校，校務由教導主管，他經常跟我開玩笑：“小謝，應該是你主管，不是嗎？校長病了，你代校長的課，應該也是代校長了！”
教導喜歡開玩笑，後來校長回來，我就“失業”了，回去生產隊幹活。
我們的生產隊長是通過“民主”選舉出來的，堂哥每年都被選上，後來他不願意幹了，隊員們選我當生產隊長，我便從“代校長”成為“代隊長”。
當隊長很簡單，體力勞累不怕，怕的是心裏勞累。那年頭，我們在田地裏插秧，累得腰板直不起來，狗爬式到田埂上，頂著大太陽，蓋個草帽，就睡著了。
二十多年前剛到德國時，看到公園裏男男女女一絲不掛地裸浴曬太陽。矣，歎一聲：海南人穿衣服躲太陽是享受；德國人脫衣服曬太陽是享受。
心裏有時極度疲憊的是，生產大隊要開階級批鬥大會，我們找不到被批鬥的對象，我們一個生產大隊的，都姓謝，不是三姑六婆就是堂哥大叔，沒有一個是“地富反壞 右”，況且，我們大家無法“階級劃分”，家家戶戶都是貧農階級，一窮二白苦度日。我這生產隊長“失職”，每次找不到“地富反壞右”來批鬥，隻好讓社員們批 鬥自己。鬥私批修嘛，這得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如果是公社派人來了，我們的批鬥會必須有個批鬥對象，那肯定就是我的堂伯伯。伯伯據說是“壞分子”，也 不知道是誰封的，我們隻知道伯伯在舊社會讀了幾年書，經常幫助父老鄉親看相擇日，比如婚嫁擇日，喬遷擇日，等等，文革來了，伯伯憑這本事就是鬧迷信的“壞 分子”。
其實大家都不舍得批鬥伯伯，就連公社書記也不舍得，有一次公社書記在台上說：“您會擇日，就給我們大家擇一些好的富的日子，過過嘛，省得大家窮得發慌！”引起台上台下眾人苦悶大笑。批鬥會變成黑色幽默會。
海南島由於是祖國的前哨，十六歲至三十五歲的年輕人都是義務民兵，我當年還是民兵排長，每個民兵排長都擁有一支衝鋒槍，配有二十四顆子彈。槍支和子彈由公社 的武裝部注冊登記，每年檢查，若無故少了一顆子彈，排長要“償命”。我農閑時沒事就擦亮衝鋒槍，可惜，從來“英雄無用武之地”。
無用武之地的“英雄”沒過多久，獲鄧大人恩準，恢複高考，我沒交白卷，考上了大學，總分成了海南島外語類狀元，因家窮沒錢買棉襖，填報誌願不填北京大學， 第一誌願報中山大學。還好，不然不認識現在的太太，現有賢妻良子、享受天倫之樂，有失有得。隻是到了海外，有時開會看到來自北大的很牛，什麽“北大是思想 家的搖籃”，什麽 ......
心裏就倍感不舒服：“你們不就是比我多一層棉襖？”
之後的日子就跟你們一樣了，沒什麽好寫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