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英勇犧牲的紅軍西路軍先烈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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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路軍轉戰】




張國燾著《我的回憶》（下）

關於西路軍問題的言論


　　1936年8月間，陳昌浩提出了改變整個軍事計劃建議：“他主張四方麵軍應在甘南建立新根據地，
與陝北蘇區互成犄角之勢”。“這是我與陳昌浩共事以來第一次發生的意見衝突”。
通謂會議“陳昌浩便撤銷了他在甘南建立根據地的提議，認為應照原定計劃，迅速從靖遠渡河西進”。
“但多數幹部不滿陳昌浩這個衝動的主張，指責他獨斷的進攻岷山，使第九軍蒙受創傷……；
接著又按兵不進，要求舉行會議，延誤了渡河時機。這件事破壞了高級幹部間的***，
也種下了西路軍失敗的根苗”。（455頁）

　　“蔣介石偵知了我軍在靖遠渡河的行動，一麵派飛機轟炸渡口，一麵嚴令各軍迅速向會寧靖遠前進，
企圖乘我軍半渡時截擊。……。當時左路軍的人數約為三萬五千人，花了三個星期的時間，
渡過去的隻有第九軍第三十軍第五軍團，總司令部的直屬機關和徐向前陳昌浩的總指揮部等共約兩萬多人。
我和朱德率總司令部人員、紅軍學校大部學生以及第四軍第三十一軍，
在會寧能靖遠的大道上，節節抵抗敵軍的追擊”。（456頁）

　　“我們至此不能渡河了”。“徐向前與陳昌浩率已渡河的各單位，在河西開始了單獨行動。”
　　1936年9月底，“徐向前陳昌浩來電希望我們能繼續渡河。……。”
　　“我們根據當時的情況，電告徐陳二人，渡河已不可能，要他們率已渡河的部隊，單獨行動。……。”（457頁）
　　“從此，徐陳所率的西路軍便與我們分道揚鑣了。他們遵照我們的電令，……，
我們則……逐漸向東移動，靠近陝北蘇區。”（458頁）

　　“當時，西路軍的敗象已經顯露出來，我們在同心城時即接到徐陳電告，謂我第九軍在古浪為馬步芳
騎兵所襲擊，損失慘重，……。”（463頁）

　　“我們到達河連灣時，西路軍告急的電報接踵麵來，……。”（463頁）

　　“西路軍的處境，使我們大感憂慮，我和朱德周恩來曾再三商討，想不出應援的辦法。……。
在軍事上，我們自顧不暇，無法策應，……。”（464頁）

　　“由於我的提議，我和朱德率紅軍學校學生馳往保安，與***等會商今後工作，……。”（465頁）

　　“……我曾向紅軍學校的學生發表演說，解答他們的一些疑問，……西路軍的不幸遭遇以及……。”（465頁）
　　“我當時最注意西路軍的情況。正在西移的西路軍，沿途與騎兵苦戰，……。這種情形，使我十分焦慮，
我研究各項情況，並試用各種可能方法，冀能在政治上和軍事上予西路軍以助力，以期挽回厄運”。（474頁）

　　“在***所住的窯洞內，每日都有談話會，大家都避談往事。***、張聞天等似因過去的分裂，
心理上不無芥蒂，他們對援助西路軍的事，
並無積極表示，而且言詞之間，總有些推推諉諉。為了挽救西路軍的厄運，
我隻有耐著性子和各人商談，但無法找出補救的辦法，奇跡是不會從天而降的。”（474頁）

　　“西安事變，使我們一時為之揚眉吐氣，似乎一切都可迎刃而解。我們希望張學良電令馬步芳不可破壞抗日大局，
應即對西路軍停止作戰，這事張學良照做了，但馬步芳並未接受這個命令。”（475頁）

　　“西路軍的失敗，對***以後的發展，和當時的西北局勢，都有相當影響，尤其使我這個四方麵軍的領導者大受打擊。
中***內鬥爭的矛頭，因而就指向著我，打得我無法抬頭，……。”（492頁）

“當時我引咎自責，聲言我應負擔西路軍失敗的全部責任。我不願諉過地人，從未指責過別人，
隻說一切錯誤都直接間接與我有關。我曾要求舉行一次***中央高級幹部會議，
來探討西路軍事件，但***等不予理會。”（493頁）

　　“***自然不會放鬆攻擊我的機會，因而他自己和他的追隨者便漫無拘束的亂說一通。
總括起來，當時這些批評的言詞大約有三個要點：（一）西進軍事計劃根本就是逃跑主義，至少是帶有逃跑主義色彩；
（二）張國燾對四方麵軍的領導完全破產，總之是一無是處；
（三）西路軍的失敗很為丟臉，蔣氏將更看不起紅軍，在西安事變的今天，將誘發蔣氏的報複和進攻，
遺害全黨全軍。
　　 一班同情和支持我的同誌們，主要是第四方麵軍的幹部，則認為西路軍的失敗，是陳昌浩同誌的指揮錯誤，
如果張國燾同誌也過了黃河，親自策劃指揮，則不會失敗，反會勝利。他們對批評者答辨：
（一）西進計劃為莫斯科批準，如何能說是逃跑主義；
（二）四方麵軍是***的基幹勁旅，如何能加以毀謗；
（三）誘發蔣氏圍剿之說是有意架禍於人，……。”（493頁）

　　“朱德當時的立場頗偏袒***，但對西路軍的失敗，持論還算公平。
他曾向我慎重指出不能說西路軍的失敗根源於西進計劃根本不對，
應當認定四方麵軍總指揮部犯了戰術上的錯誤。……。
他批評陳昌浩勇猛有餘，穩重不足。徐向前雖較穩當，但遇事太尊重政治委員的意見。……。”（494頁）

　　“我當時即與張聞天懇談，曾指出下列各要點：（一）……；（二）……；
（三）我對西路軍失敗，負有嚴重責任，將正式自請處分”。（495頁）


 




不久，西路軍失敗的消息傳到延安，張國燾失聲痛哭。聯係到張國燾在過草地期間“逼宮奪權”的表現，左路軍三過草地，
南下川康的失敗，1937年前後，延安各界紛紛要求批判和清算張國燾妄圖分裂黨、分裂紅軍的罪行。

　　一次，在與抗大學員“麵對麵”的會上，許多來自紅四方麵軍的高級指揮員對張國燾遮遮掩掩的認錯態度極不滿意。少林將軍錢鈞(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曾任南京軍區副司令員)揭發到義憤處，
忍不住走上台來，脫下布鞋，朝張國燾劈頭蓋臉地打去。全場立時震驚了。
張國燾忙站起身，捂著臉，舉起一隻手，高聲吼道：
“我抗議，我抗議。我還是中央政治局委員，你居然敢打我！”

　　事後，毛澤東親自到張國燾住處，向張國燾賠禮道歉。

　　“國燾同誌，你受委屈了。今天的事我們聽說了，大會沒組織好，有些對不住你。
怎麽能隨便打人，蠢喲！”

　　張國燾餘怒未息：“我犯了再大的錯誤，大家可以批評幫助，但就是不能打人。
怎麽說我還是政治局委員、邊區政府主席。”

　　“莫計較了。我有責任，沒組織好。”

　　“我想明白了，人為刀俎，我為魚肉。這裏麵有文章，我能有什麽辦法？”

　　毛澤東又勸道：“打人者不對，要批評處理。但是，國燾同誌，你想過沒有，
打人者可是你們四方麵軍的。你的檢討不過關，大家都著急，
‘知錯能改，善莫大焉。’ 眼下，我們穩定了，有了這麽個家，
是該總結的時候了。你、我、聞天、恩來、博古，每個人都掛了賬，
該有個態度才行。誠如你所說的，要檢討政治路線才對。
不然，這樣下去，對全黨上下都不利……”

　　兩人長談了多時，張國燾有所觸動。幾天後，他親自給中央政治局寫下了檢討。
他承認：
“我否定中央的政治路線，實際上是為了爭奪紅軍的最高指揮權。”

　　中央對張國燾的這份檢討比較滿意，認為他終於部分地認識到了錯誤。



【張國燾叛變】




。。。。。。。。。。。。。。。。。。。。。。。。。。



徐向前兵敗逃回延安


兵敗以後，徐向前很不情願離開部隊，對陳昌浩說：這支部隊是我們從鄂豫皖帶出來的，
到了這個地步，孤家寡人回去幹什麽？要死也死到一塊嘛！
陳昌浩這時候倒是如釋重負，激動地說：不行，我們回去要和中央鬥爭去！


抓住西路軍兵敗的時機，河東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開始徹底清算張國燾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
把張國燾牢牢釘在了曆史的恥辱柱上。就像4年後新四軍在“皖南事變”中兵敗、
政委項英生死不明的情況下，立即宣布項英執行的是一條“右傾機會主義路線”，
給予嚴厲批判，為最終扳倒王明埋下伏筆。

張國燾從此心灰意冷。雖然他被慷慨地留在中央政治局內，還掛上了個陝甘寧邊區政府
主席的虛名，雖然他與毛澤東、朱德等人見麵時依舊以字相稱、氣氛儒雅，
但已經很少參加中央會議，也謝絕中央給自己的住處安裝電話。
他甚至搬出延安，自虐般住進了城外十幾裏地萬花山的破廟窯洞裏。


當初揚言“回去要和中央鬥爭”的陳昌浩，逃難路上高燒不止，走到一個村子再也不肯
往前走了。他囑咐徐向前先回延安，自己在一個郎中老鄉的陪同下，裝成啞巴，潛回湖北。
他沒有先去看望分離10年的家人，而是直接摸到原四方麵軍根據地英山，企圖重整旗鼓。
沒想到，英山在四方麵軍撤走後，遭遇國民黨軍隊和土豪劣紳反攻倒算，
十室九空，有的村子被殺得絕了戶。2000餘名紅軍女眷，被國民黨軍隊用汽車拉到
湖北其他地方和外省河南賣掉。時過境遷，再舉義旗已無可能。等陳昌浩再轉回延安時，
已經沒有對中央發言爭辯的權利。黨的負責人洛甫對他一頓訓斥，毛澤東遲遲不肯接見。

據張國燾原警衛排長何福聖口述，就在萬花山的破廟窯洞裏，陳昌浩與張國燾在西路軍兵敗後
首次見麵：好像握手也不能表達彼此心中的感情，他們突然緊緊地擁抱在一起，熱淚長淌，
互相用力拍打著對方的後背、肩膀。陳昌浩苦澀地說：“國燾同誌，我……對不起你，
我打了這麽大的敗仗，連累了你，我非常難過！”張國燾一揮手，說：西路軍的事，
不要再談了，現在沒法談，談不清楚，我相信以後總有真相大白的一天！

野心勃勃的張國燾，不甘政爭失敗，最後選擇了從延安出走，發表聲明脫離共產黨，
移居香港、加拿大，晚年住在加拿大政府官辦的一家養老醫院。1979年一個大雪紛飛的冬夜，
中風的張國燾一翻身被子落地，無人撿拾，被活活凍死。曾經的“張國燾帝國主義”
這樣的下場，竟讓人發不出感慨。

陳昌浩在延安被安排去蘇聯治病，飄泊異國十幾年，直到解放後才被批準回國，
改行做文化工作，倒也翻譯了大批蘇聯政治讀物和文學作品，還編了一本《俄華辭典》。
1967年7月，“WG”高潮期間，陳昌浩被紅衛兵毒打，在寓所服下一大把安眠藥自盡。
屍體被秘密火化後，骨灰拋在荒野。到13年後，徐向前被人攙扶著主持陳昌浩平反追悼會，
迎進八寶山公墓的隻是一個空空如也的骨灰盒。昔日堂堂四方麵軍政委，竟然死無葬身之地！


徐向前自從別了老戰友陳昌浩，扮成羊倌模樣，衣衫襤褸，騎著小毛驢，沿著祁連山的
戈壁灘，躲過敵人的追捕，晝夜兼程回到延安，立即得到中央的諒解。
毛澤東見到徐向前的第一句話就是：向前同誌，你是四方麵軍的一麵旗幟！

從此，這麵對黨忠心耿耿的旗幟被保護下來，後來官至解放軍總參謀長，
雖然未能像一方麵軍出身的彭德懷、林彪一樣縱橫捭闔地馳騁疆場，卻也名列開國十大
元帥之列，為四方麵軍和西路軍戰友揚眉爭氣。


與李先念一道戰鬥到最後一刻獲救的西路軍將領李卓然，本是原中央嫡係一方麵軍紅5軍團政委，
在長征中打過很多硬仗，在遵義會議上支持毛澤東。隻因為一方麵軍與四方麵軍混編後，
5軍團進入張國燾主持的左路軍，在不了解中央與張國燾的分歧情況下，在中央及中央紅軍主力
與張國燾分道揚鑣之後，仍然服從張國燾指揮跟隨左路軍南下，也被另眼相看。即使後來升格
為紅5軍，其命運卻已經與原四方麵軍主力紅30軍、紅9軍捆綁在一起了。陳昌浩與李卓然，
原本都是堪與一方麵軍3軍團彭德懷、1軍團林彪比肩而立的元帥級人物，卻被迫過早地離開了疆場。
李卓然到西北局宣傳部工作。據當時的西北局宣傳部幹事、日後的人民日報社長秦川回憶：
在延安時，我一心想到前方去，曾經在一座小山包上與他進行過動情的辯論。他隻是冷冷地問我一句：
“假如敵人來進攻這座山頭，你知道怎麽布兵嗎？”現在想來，當時他自己的內心恐怕也不會平靜。
宣傳部的工作並不緊張，也就是起草文件、下廠下鄉講話一類瑣事。勸我安心後方工作的他，
想來會不會也常有“醉裏挑燈看劍，夢回吹角連營……沙場秋點兵”的慨歎呢？
解放後，李卓然家裏一直掛著毛主席畫像，他心中可能一直在向毛主席談西路軍問題。


徐向前在《曆史的回顧》中說：

清算“國燾路線”，批判他的分裂主義行為，是至為必要的，但波及麵太寬，
使一批四方麵軍幹部受到了不應有的傷害。最突出的，抗大搞出個“反革命事件”，
關押了許世友等數十名高級幹部……

許世友、洪學智等原四方麵軍4軍和31軍將領，雖然沒有參加西路軍而留在了河東，
卻同樣受到牽連。在延安抗日軍政大學離職學習期間，他們曾經議論過，在延安呆不下去，
就回鄂豫皖或川陝根據地打遊擊去，結果以“叛變革命”的罪名被判處幾個月至一年
的徒刑。毛澤東也看不下去了，就讓徐向前去探監，最後親自開釋了許世友等人，
成就了一段收攏人心的完美佳話。桀驁不遜的四方麵軍，殘部徹底收歸毛澤東麾下。

最令人傷懷的是那些被捕或失散的西路軍戰士。陳昌浩的妻子、西路軍政治部組織部長張琴秋，
來自莫斯科的“海龜派”，紅軍中惟一的方麵軍女政治部主任、惟一的女師長，
在西路軍兵敗後被俘。抗日戰爭爆發後，經周恩來向國民黨點名交涉，張琴秋被釋放回延安。
新中國成立後，張琴秋擔任紡織工業部副部長，這位唯一的紅軍女將軍錯過了授予軍銜的機會。
1968年4月，她同樣不堪造反派羞辱，憤然跳樓自殺，比前夫陳昌浩晚死9個月。

八路軍駐蘭州辦事處在謝覺哉、伍修權等人的努力下，營救出大批的西路軍戰士，
女戰士王定國就是其中的一位，後來成為謝老的妻子。但限於條件，組織上無法全部接收，
隻好動員一些戰士回原籍。
有過這麽一條規定：1年歸來的收留，2年歸來的審查，3年歸來的一律不留。解放後官至全國政協
副主席的王首道妻子、西路軍婦女獨立團團長王泉媛，就是被組織上拒之門外後，用草繩紮緊衣服，
孤身重走一遍長征路，回到江西老家。家鄉的土豪劣紳罵她是“土匪婆子”，
村民們又覺得她是逃兵，解放後更成了“變節投敵分子”，
直到上世紀80年代才重新確認了紅軍身份。

西路軍婦女獨立團是紅軍曆史上規模最大、戰鬥力最頑強的一支婦女武裝，其實力和貢獻在
解放後才赫赫有名的海南島“紅色娘子軍”之上。西路軍潰敗時，她們大部分犧牲，
被俘的女戰士命運極其悲慘。先是遭遇敵軍的肉體折磨，解放後在政治上被自己人
視為“叛徒”，同時飽受世俗社會“貞節”觀的冷眼戕害。

1984年，當一位失散的女戰士終於被黨接納時，顫巍巍地交出了自己積攢了幾十年的黨費，
那些一角兩角、一分兩分的錢幣都已變黃陳舊。
徐帥聞訊感歎：這是一個紅軍老戰士對黨的金子般赤忱的心！

西路軍那些殘存的將士們，怎麽也想不到，他們的殊死奮戰，在延安看來，竟然已經成了
躲避抗戰、向西逃跑。《毛澤東選集》第1卷《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斷言：
被敵人嚇倒的極端的例子，是退卻主義的“張國燾路線”。紅軍第四方麵軍的西路軍在
黃河以西的失敗，是這個路線的最後破產。

此文的注釋則說：
1936年秋季……張國燾命令四方麵軍的前鋒部隊二萬餘人，組織西路軍，渡黃河向青海西進。
西路軍1936年12月在戰爭中受到打擊而基本失敗，至1937年3月完全失敗。

至於西路軍戰死將帥，葉劍英元帥褒貶分明的題詞，讓人哭笑不得——英雄死在錯路上
這段鐵板釘釘的政治結論，如泰山壓頂，在西路軍烈士和苟活殘部頭上壓了幾十年。轉眼到了
毛澤東逝世3年後，1979年，為徐向前元帥整理回憶錄的朱玉，去中國檔案館、
軍事檔案館查證原始資料、電文，不經意間的發現如雷灌頂：

查著、查著，我越來越覺得，這不對呀！都說西路軍是“張國燾錯誤路線”的犧牲品。
可從所有的原始電文中我看到西路軍每走一步都是完全按照中央的決定進行的。
朱玉在黨史內部刊物上化名的考據文章，勾起了黨內、軍內高層內心隱忍多年的傷痛。
1981年11月和1982年2月，WG後黨內第二號人物、也是西路軍見證人的陳雲，先後兩次提出：
這個問題不能回避。西路軍過河是黨中央為執行寧夏戰役計劃而決定的，
不能說是張國燾分裂路線的產物。

西路軍是當年根據中央打通國際路線的決定而組織的。我在蘇聯時，曾負責同他們聯係西路軍
武器彈藥的事，而且在靠近新疆的邊境上親眼看到過這些裝備。西路軍問題是一件和自己有關的事，
我今年77歲了，要把這件事搞清楚。在陳雲的建議下，又得到鄧小平的默許，
李先念寫出《關於西路軍幾個問題的說明》，並附上了五十多封當年中央與西路軍往來電報。
李先念懇切地寫道：

西路軍執行的任務是中央決定的。西路軍自始自終都在中央軍委領導之下，
重要軍事行動也是中央軍委指示或經中央軍委同意的，
因此，西路軍問題同張國燾１９３５年９月擅自命令四方麵軍南下的問題性質不同。
西路軍根據中央指示在河西走廊建立根據地和打通蘇聯不能說是張國燾路線。


謝老夫人王定國則與伍修權一道重訪蘭州，調查流落在甘肅、青海一帶的西路軍老戰士的現狀，
向中央報告。

鄧小平看了李先念的說明和陳雲的表態後，於1983年3月22日批示：
讚成這個《說明》，同意全件存檔。


當時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四方麵軍曆史的一個關鍵證人葉劍英，也圈閱同意。此前幾天，
葉帥已辭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功成身退。

此後，全國人大和國務院對徐向前逝世的訃告、徐向前生平介紹、李先念逝世訃告，均沿用了對
西路軍的肯定性結論。這是鄧小平、陳雲兩位元老聯手撥亂反正的又一不朽功德。

至於西路軍時期的中央，向來運籌帷幄決勝千裏的毛澤東，為什麽一而再、再而三犯了兵家大忌，
沒人給予深究。一些性情溫厚的黨史學者，也隻是淡淡地設問一句：

如果渡河的是一軍團（林彪）、三軍團（彭德懷），中央是否還會這樣大大方方的調來調去呢？
無論如何，從1999年1月1日起，民政部畢竟第一次把劫後餘生的西路軍老戰士與其他紅軍老戰士
並列為優撫對象，這意味著黨和政府終於認可了他們的老革命身份。
一段驚天地、泣鬼神的曆史，終於有了公正的結論。
西路軍終於拂去了曆史深處的重重塵埃，走到了燦爛的陽光下。



++++++++++++++++++++++++++++++



未徹底克服張國燾錯誤路線是紅西路軍失敗最重要的原因⑴


作者：孫煥臻




內容提要：本文引用中央文獻室公布的資料，就西路軍西征的由來、失敗的經過及其原因，加以闡述和辨析。

　　關鍵詞：中革軍委　西路軍　張國燾　西征　失敗

　　關於西路軍的問題，在1937年3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關於張國燾錯誤的決定》中已作結論：
“西路軍向甘北前進與西路軍的嚴重失敗
的主要原因，是由於沒有克服張國燾路線”。這個結論是客觀公正的，也是符合史實的。

　　《毛澤東選集》第二版第一卷《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的第二十五條注釋“西路軍”⑵其中說：
“十一月上旬根據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的決定，
過河部隊稱西路軍”。在表述上似乎給人一種與史實不完全符合的感覺。筆者想就此作一些辨析，
以求教於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的專家和同仁。


　　一、西路軍西征的由來


　　西路軍的西征，不是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的戰略意圖，而是張國燾嚴重錯誤造成的既成事實。
圍繞這個問題，大體經曆了三次大的鬥爭。


　　第一次鬥爭，是在1936年9月中下旬。鬥爭重點圍繞紅四方麵軍是北進還是西進。

紅二、四方麵軍1936年6月會師後，張國燾雖已取消“第二中央”，但並沒有改變同中央對抗的立場。
他企圖拉攏紅二方麵軍支持他的反黨活動，遭到紅二方麵軍領導人的堅決抵製。經過朱德、
任弼時、賀龍等力爭，終於迫使張同意兩軍一起北上與中央會合的行動方針。

黨中央為了促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迎接全國的抗日高潮，於1936年8月，提出三支主力紅軍會師後，合力奪取寧夏的戰役計劃，明確指示：“在九月至十一月，我二、四方麵軍的任務是在甘南活動，
消滅毛炳文、王均部，發展蘇區，準備冬季新的行動。”⑶

9月14日，中革軍委又為占領寧夏，對三支紅軍主力的行動做出具體的部署，特別強調，
“以上部署主要是四方麵軍控製西蘭大道，不使胡宗南切斷，
並不使妨礙爾後一、四兩方麵軍奪取寧夏之行動。”⑷

此後，中央又多次強調；“向寧夏及甘西發展，重點在寧夏，不在甘西。”⑸“奪取寧夏
是打通蘇聯、發展紅軍，開展西北局麵和對日作戰的樞紐。我們一切工作都應圍繞這一環。”⑹

　　對紅四方麵軍的行動方針，中央明確指出：紅四方麵軍“占領寧夏南部後，應頓住幾個月，
待明年春暖再攻甘西”，並一再強調：奪取寧夏是“決定的一環”，
“在當前一瞬間，則拒止胡軍把一、四兩方麵軍隔開，又是決定一環。時機迫促，
稍縱即逝。千祈留意，至禱至盼。”⑺

　　但此時，張國燾又對北進方針動搖，於9月21日命令紅四方麵軍撤離通渭地區，
掉頭西進，打算迅速從蘭州以西永靖、循化一帶渡過黃河，進到涼州、永登地區，並認為，
先機占領甘北是“目前最重要一環”。實際仍不願放棄脫離中央自成一個局麵的企圖。

經朱德等同誌的堅決抵製和鬥爭，並發電給中央：張不同意靜會戰役計劃，擬根本推翻，
“我是堅決遵守這一原案的，如將此原案推翻，我不能負此責任”。⑻又經中央的耐心
說服與挽救⑼，加之在蘭州以西渡河困難，張國燾才不得不暫時放棄西進的命令。
紅四方麵軍繼續北進，至10月下旬，三大主力紅軍終於勝利會師。可以說，
三大主力紅軍的會師，既是戰勝國民黨反動軍隊的追剿和克服極端艱險的
自然環境的勝利，又是戰勝張國燾分裂主義和退卻路線的勝利。



　　第二次鬥爭，是在1936年10月下旬。主要圍繞對待寧夏戰役，是堅決執行中央部署
“重點在寧夏，不在甘西”，首先應集中注意力擊破南敵，停止追擊之敵，
還是急於要四方麵軍渡河西進。

　　紅軍三大主力會師後，中革軍委把寧夏戰役作為在政治上、軍事上打開新局麵的
決定的一環，抓緊進行部署。為此，中革軍委於10月11日下達了《十月份作戰綱領》，
要求各方麵軍作好渡河和攻擊寧夏的準備，從11月中旬起，以紅一方麵軍的西方野戰軍
全部和紅四方麵軍三個軍進攻寧夏；以紅四方麵軍的另兩個軍、紅二方麵軍全部和
陝甘寧軍區獨立師組成向南防禦部隊⑽。為了實現寧夏戰役計劃，中革軍委命令：
紅一方麵軍西方野戰軍向同心城、豫旺堡地區集結；二、四方麵軍轉進至黃河以東、
西蘭大道以北的通馬靜會隆地區休整補充，待至11月10日前完成戰役各項準備後，
開始北攻寧夏，向南防禦，阻敵北援。這是一個符合實際的完整縝密的作戰計劃。

　　但張國燾仍對中央有二心，繼續其分裂主義路線，企圖利用執行寧夏戰役計劃的機會，
將四方麵軍全部渡過黃河西進，不去寧夏，而到甘肅河西走廊地區，占塊地盤，搞“獨立王國”。

　　為了第一步擊破南敵，給第二步北攻寧夏做準備和配合河東地區擊破南敵，黨中央於10月24日電令“三十軍迅速渡河，控製西岸，九軍擬以暫不渡河為宜。”

10月25日又電令：“以九軍以外之一個軍接三十軍渡河後，兩軍迅速占領黃河彎曲處
西岸頭盧塘、井眼堡、大營磐、三塘驛地區之樞紐地帶及向中衛方向延伸，偵察定遠營與
中衛情形，準備第二步以一個軍襲取戰略要地之定遠營”。⑾此部署的一切目的，
在於圍繞擊破南敵、北攻寧夏做準備。而張國燾卻抓住這個機會，
準備推行其四方麵軍全部渡河西進計劃。

　　從10月25日至30日，不但將三十軍渡過黃河，還把總指揮部、九軍和五軍也陸續渡過河。
中央發現後，毛澤東於10月26日電彭德懷：“國燾有出涼州不願出寧夏之意，望注意。”⑿


　　中央雖三令五申電張按寧夏戰役的統一部署辦，但張終是不聽，置中革軍委命彭德懷、
劉伯承準備組織的海（原）打（拉池）戰役，重點打擊南敵這個全局於不顧，
擅令四軍、三十一軍調離前敵總指揮部指定的作戰位置，結果使海打戰役計劃落空。
由於未能擊破南敵，致使我奪取寧夏計劃被迫中止執行。對此，彭總在回憶中曾尖銳指出：
“張國燾多次破壞了作戰部署，使我們不得不放棄豫旺以西大塊土地。
如果我軍當時把王均部消滅……我軍就可能控製蘭州和西蘭公路以至甘肅全省。”⒀



　　第三次鬥爭，是在11月上旬。主要圍繞河西的四方麵軍是孤軍西進至涼州，還是三個方麵軍“緊靠作戰則有利”。　　紅四方麵軍主力渡河後，迅速攻破敵之阻擊，占領一條山和五佛寺一線。
當時中央令四方麵軍過河的主要目的，是為實施寧夏戰役做準備，並於10月28日電示強調：
“目前我們正處在轉變關頭，三個方麵軍緊靠作戰則有利，分散作戰（則）削弱，
有受敵人隔斷並各個擊破之虞”。⒁10月30日，又電令河西部隊暫控一條山，
五佛寺地區休息待機，準備在擊破南敵後，繼續北取寧夏。
在此，既明確指示四方麵軍過河的任務目的，強調“緊靠作戰”，“北取寧夏”，
又有警示張國燾不要違背中央的意圖，擅自令四方麵軍孤軍西進，被“敵人隔斷並各個擊破”。
　然而，由於紅四方麵軍前線領導人沒有從根本上克服張國燾路線的影響，沒有深刻地理解中央意圖，
於是在11月初，即因該地人煙稀少、糧缺水鹹，加上連日激戰，大部隊不能久停為由，
數電中革軍委和紅軍總部，請示河西部隊行動方針，並建議：“若主力不能迅速渡河”，
“我方決定先向大靖、古浪、平番、涼州行”。11月3日，中革軍委致電河西部隊：
“所部主力西進占領永登、古浪之線，但一條山，五佛寺宜留一部扼守”。⒂
　　但，張國燾卻於11月5日致電河西部隊，指令他們消滅馬步芳部為主要任務，
“獨立開展一個新局麵”，“首先占領大靖、古浪、永登地區，必要（時），
應迅速占領涼州地區”。在此，張完全無視中央的戰略意圖和指示河西部隊的行動方針，
而強調的是“獨立”開展一個“新局麵”。雖然張也看到被敵隔斷的可能，但仍一意孤行，
電令陳昌浩等：“不可妨礙你們主力的行動。不得已時，可不必留主力守渡口”，
“你們應不受一切牽製，獨立去完成你們的任務”。⒃又是“不可妨礙”，又是“不受一切牽製”，
當然是指中央“妨礙”、“牽製”。這就從根本上與中央的方針相對立。
由此種下了以後西路軍失敗的根苗。

　　正是根據張國燾的這些指示，河西部隊於11月6日向中革軍委提出《平（番）、大（靖）、古（浪）、涼（州）戰役計劃》。至此時，木已成舟，中革軍委也隻有電示“徐、陳向涼州進”，
但仍強調他們：“作戰時集中兵力打敵一旅，各個擊破之。” 並於8日致電張國燾並陳昌浩等，
答複徐、陳等七同誌11月7日來電，要求組織前委和軍分會，指出：“我們基本上同意河西部隊
稱西路軍，領導機關稱西路軍軍政委員會，管理軍事、政治與黨務，以昌浩為主席，向前為副”，
其餘名單照來電批準。⒄這就是“西路軍”稱謂和“西征”的由來。

　　在這裏不難看出，西路軍之形成，是張國燾對抗中央統一戰略部署的產物。
中共中央軍委隻好“基本上同意河西部隊稱西路軍”。
中央對張國燾的分裂路線，既要堅持原則，以大局為重進行鬥爭，又要注意團結，
避免分裂；往往在一些重大決策上，采取協商態度，
因勢利導，甚至做出必要的讓步。而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在關於“西路軍”
的注釋中肯定地說：“十一月上旬，根據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的決定，過河部隊稱西路軍”，
似有不夠確切之嫌，或者說容易引起讀者的誤解。因此，在此提出與注者商榷。


　　二、西路軍失敗經過


從1936年11月上旬至1937年3月上旬，西路軍曆經四個多月浴血奮戰，終遭失敗。經過如何？

黨中央從一開始就時刻把西路軍的安危縈懷心頭，怕其被敵隔斷各個擊破。11月11日，
毛澤東、周恩來致電陳昌浩、徐向前，詢問：
“你們依據敵我情況，有單獨西進接近取得接濟的把握否？如果返河東，有何困難的情形？
你們能否解決衣服問題？”
西路軍軍政委員會進行了討論，一致認為，黃河東岸已被敵人封鎖，東返同西進比較困難更大，
下決心西進。12日複電中央：“我們計劃第一步進占涼州、永昌，略作休整補充；
第二步進占甘州、肅州，爭取年前接通新疆。”⒅
因此，就戰略方向是東返還是西進，中央一再征求西路軍領導人的意見，絲毫沒有強加之意。

　　這時，在11月13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討論紅軍行動方向問題時，毛澤東在作的報告和結論中，明確指出：“紅軍行動主要是向東。”並指出，“四方麵軍一部分已向西，能否調回來是個問題”。⒆以上不難看出，決不是有人所說的是“中央軍委選擇了河西作為戰略方向”。⒇

　　西路軍貿然西進，11月15日占領古浪；18日占領永昌；21日占領山丹，進入甘北地區。11月16日至18日，九軍在古浪一帶同馬匪五個旅激戰，殲敵二千餘人，我軍亦損失近半，撤出古浪。
從11月中旬至12月中旬，紅軍共殲敵五、六千人，西路軍也減至一萬八千餘人。
這時徐向前認為，馬匪主力並未擊潰，紅軍有生力量日減，又無根據地，難以補充，
是否冷靜分析一下形勢，以正確決定今後行動方向。但陳昌浩並未考慮這一正確意見，
繼續按原計劃西進。


此時，河東形勢發生了對我有利的變化。11月21日，紅軍主力在中革軍委的正確指揮下，
取得全殲胡宗南部一個師的山城堡大捷，粉碎了敵對我之進攻。12月12日，
西安事變發生，其和平解決，我黨與張、楊公開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黨中央又電西路軍，要其在永昌地區休整，伺機以主力東打，向駐蘭州的東北軍靠近，
以便返回黃河以東。

12月23日，陳昌浩複電中央，認為接通新疆取得國際援助，是目前“整個抗日陣線的迫切與極大要求”。西路軍雖已付出重大代價，但完成這一任務已無問題。如果東進，路程過遠，
易遭敵騎兵截擊，“傷亡掉隊必大”。即便“在二十天到達蘭州，至多隻能起到鞏固蘭州的作用。
策應主力行動，其作用不大。”

　　12月24日，中革軍委致電西路軍，指出：從整個戰略考慮，“西路軍以東進為有利”。
隻要二十天至三十天，即可達到靜寧、會寧地區與東北軍靠近，並可有力推動時局發展。
然而，陳昌浩仍然沒有認真考慮。（21）

　　很顯然，中革軍委要西路軍東進，決不單是為了策應河東主力紅軍，更重要的是從整個戰略全局著眼，也是為西路軍免遭因孤軍深入，被敵隔斷並各個擊破的安危著想。而一再堅持西進，孤軍深入，
不願東返，則是陳昌浩所堅持的。怎麽反說中央在西路軍問題上“舉棋不定，猶豫徘徊”，
“缺乏長遠的戰略布置，致使西路軍的任務變得飄忽不定”？（22）

為了更清楚了解這段史實，不妨重溫一下這期間中央領導致西路軍的部分電報：

11月18日，毛澤東等複電徐、陳，強調：如使東麵地區為毛炳文過早進占去，
紅軍回旋餘地狹小不利。我們意見：在現地區留駐一時期，以一部控製古浪險要，
遠拒毛炳文。同時，加緊軍事訓練，恢複體力，檢查政治工作，教育每個指揮員會做群眾工作，
與人民發生良好關係……電報還指出：肅州到安西有八天壞路，人煙稀少，安西亦偏僻，
將來隻能去一部。同時致電張國燾等，強調河東紅軍“隻有戰勝胡軍才便開展局麵，
才是策應河西的好辦法”。（23）


　　11月20日，毛澤東等致電徐、陳指出：“主力在永昌、肅州之線，堅決保持東邊回旋地區，
以小部進占安西、敦煌。”

　　23日又致電指出：遠方（指蘇聯）來電正討論幫助你們，但堅決反對退入新疆。
你們作戰方法應“集中最大兵力，包圍敵之較弱一部而消滅之，另以一部兵力鉗製敵之餘部。
如此方能從敵取得補充，方能予敵以重創，根本消滅其戰鬥力，方能使敵知所警戒。應該力避如過去一樣的消耗戰，提倡集中兵力包圍消滅其一部的消滅戰，為此方能解決問題。”

　　25日，再致電徐、陳：“毛炳文東撤利於你們發展。在你們打破馬敵之後，
主力應準備東進一步，策應河東。……遠方接濟三個月內不要依靠。目前全靠自己團結奮鬥，
打開局麵。”接著，該電又具體指出了戰勝敵人的八項軍事原則：

　　“關於作戰方麵：㈠ 集中兩個主力軍於一個有利陣地打馬部。不管敵是兩三個團還是五六個團，概用此法。
㈡ 敵少，則主力從兩翼包圍，並以有力一部迂回至敵後。
㈢ 敵多，則以一部鉗製其一翼，以主力包圍其一翼。
㈣ 不論敵多敵少，正麵不使用主力。
㈤ 兩翼包圍時，不可平分兵力，應置最大兵力於一翼。
㈥ 凡打兩團以上之敵，二兄均宜親自指揮，親自看地形，親授幹部以機宜。
惟須十分注意蔭蔽，一切高級幹部均應教育他們蔭蔽，避免無益犧牲。
㈦ 估計不能勝利之仗不打。㈧ 總之，不打則已，打則必須有所繳獲。
與其擊潰敵許多團，不如幹淨消滅敵人一個團。望酌行之”。（24）
這是打破敵包圍，戰勝敵人的行之有效的作戰原則。
這些作戰原則都已為中央蘇區的五次反“圍剿”的前四次反“圍剿”的勝利所證明。
可惜，西路軍的前線主要指揮員陳昌浩等並未認真實行。

　　從這些電報，至少我們可以看出三點：

　　其一，黨中央極為關心西路軍的安危，擔心其被隔斷各個擊破，並且為盡力挽救西路軍免遭失敗，多次指示其行動方針、
作戰的軍事原則，政治工作和群眾工作原則，以及著眼點放在建設根據地上。
尤其強調：不要依靠外援，全靠自己團結奮鬥，打開局麵。

　　其二，西進不僅自然環境不利，就是蘇聯也不支持。最好東進，至少也應保持東麵的回旋餘地。

　　其三，河東、河西紅軍都應從全局出發，互相配合，互相策應，而不是單純一方策應另一方。

　　試想，若是西路軍能不折不扣地按照中央所指示的行動方針、軍事原則和政治工作去辦，每占領一個地方，
應把著眼點放在“為創河西抗日根據地而奮鬥”（25）上，會“付出極大犧牲，彈盡糧絕，
兵敗祁涼”嗎？

　　自1936年12月底至1937年3月，因形勢變化，西路軍錯過東返時機，向西越走越遠，
亦愈益不利，終招失敗。

12月30日，占領臨澤；1937年1月1日，占領高台。這裏回漢雜居，人煙稀少，
群眾基礎差，難以立足。紅軍隻有消耗，而無補充。加之南靠祁連山，北臨沙漠和大山，
部隊就在這幾十裏寬的狹窄地帶。而陳昌浩把部隊從東向西擺成一字長蛇陣，分兵防守幾個支點，
被動挨打，陷入馬匪的四麵包圍之中。當馬匪集結全部主力來決戰時，
西路軍亦采取以硬對硬，準備決戰。結果，1月12日敵三個旅在飛機大炮配合下圍攻高台，
我紅五軍據城堅守待援，而援軍中途遭敵阻擊，大部傷亡。至1月20日，
五軍三千英勇健兒雖前仆後繼，浴血奮戰，終遭全軍覆沒。
軍長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楊克明壯烈犧牲。
這一戰，實質是西路軍走向失敗的開始。此時，西路軍已剩下不到一萬人了，全部集中在
張掖縣的倪家營子。黨中央獲悉西路軍危機，遂命劉伯承、張浩組成援西軍，
明確指示援西軍的任務是“調動二馬，接出西路軍，共返東岸，不可向西進。
因為現在已經明白西麵是不能生存的”。同時，還通過政治談判，表示願付重金，
爭取“二馬”停止對西路軍的追擊，以救援西路軍。這本是鐵的事實，而有人卻全然不顧，
說什麽“西路軍正是以自己的鮮血和生命增加了我黨在談判桌上的份量”。（26）

　　2月21日，西路軍鑒於在倪家營子困守無望，遂決定回師東返，到達甘州山洞堡一帶。在此，
擊潰追敵一個旅，全殲敵憲兵團八百人。如果利用這一有利時機繼續東進，仍有擺脫困境，
實現與援西軍會合的希望。然而，陳昌浩卻過高估計了這一仗的意義，認為敵我力量已起了重大變化，
敵人的銳氣被挫傷了，要繼續西進，重返倪家營子，占領甘北。（27）
致使西路軍完全陷入不可挽救的絕境。至三月中旬，西路軍幾近全軍覆滅，遭到失敗。

　　這時，中央利用統戰關係，竭盡全力營救被俘人員和收容失散人員，使數千名西路軍幹部、戰士先後回到陝甘寧邊區。



　　三、關於戰略方向的選擇


　　戰略總任務、戰略方針、戰略方向，三者緊密聯係，辯證統一。其基本關係是：
戰略總任務決定戰略方針，戰略方針是實現戰略總任務的保證；
戰略方針規定戰略方向，戰略方向體現戰略方針。
戰略方向選擇錯誤，就不能保證實施戰略方針。當然，也就影響戰略總任務的完成。

　　三大主力紅軍會師後，中共中央提出的戰略任務是：

團結內部，聯合友軍，粉碎蔣介石的滅共計劃，首先造成西北抗日局麵，
以達逼蔣抗日，停止內戰，組成全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動員一切抗日力量，戰勝日本帝國主義。

根據此戰略任務，1936年8月，黨中央提出的基本戰略方針是：

　　逼蔣抗日，聯合友軍，造成西北新局麵，打通蘇聯，鞏固和發展西北根據地，
迫胡宗南部停止於甘肅以東。



　　根據此基本方針，中央又作了具體的戰略部署，其中：“四方麵軍占領臨潭、
岷縣、漳縣、渭源、武山、通渭地區，盡可能取得岷、武、通三城。”（28）

至9月，中央又具體部署了攻占寧夏的戰役計劃。其中，四方麵軍主要控製西蘭大道，
阻止胡宗南西進。10月底或11月初進取靖遠、中衛南部及寧安堡之線，
以便12月渡河奪取寧夏南部。並明確指出：“至於占領甘肅西部，候寧夏占領取得國際幫助後，
再分兵略取之。”還特別強調：寧夏戰役是“對於中國紅軍之發展與中國抗日戰爭之發動，
有決定意義的戰略行動”，要求“三個方麵軍需用最大的努力與最親密的團結以赴之”。（29）

據此戰略部署，在戰略方向的選擇上，黨中央、軍委多次致電，反複強調：“發展重點在寧夏，
不在甘西”。三支紅軍主力要緊密配合。假如一方麵軍獨攻寧夏，有“顧此失彼之慮”而失敗；
四方麵軍獨攻甘西也要失敗。如此，有被敵“各個擊破之虞”。“隻要集中先占寧夏，方免此失”。
因此，“奪取寧夏，打通蘇聯，不但在紅軍發展上，在全國統一戰線、在西北新局麵上、
在作戰上，都是決定的一環。在當前一瞬間，則拒止胡軍把一、四方麵軍隔開，又是決定的一環”。（30）

張國燾從其分裂主義路線出發，表麵上同意黨中央的戰略部署，而背後又在搗鬼，
總想把四方麵軍拉到甘西去“自成局麵”，搞“獨立王國”，同中央分庭抗禮。因此，
在戰略方向選擇上，在三支紅軍主力會師前，他企圖西進而反對北進。會師之後，
張國燾又根本不顧中央的統一部署，擅令四方麵軍主力西進“出涼州”，
而“不願出寧夏”，致使海打戰役計劃被破壞，寧夏戰役計劃落空。進而造成四方麵軍主力
分兵西進甘北，致使西路軍全軍覆滅。然而這一切，包括陳昌浩在內的西路軍廣大指戰員
是不清楚的，或者說是不了解張國燾的包藏禍心的。
當然，作為前線主要指揮員的陳昌浩軍事指揮失當，也是一個重要原因。

我們考察西路軍失敗的最主要原因，是沒有克服張國燾路線。這是真正曆史唯物主義的結論。
當然，西路軍的失敗，對於廣大西路軍指戰員來說是沒有責任的。
同樣，這也是黨中央早已做出的另一合乎曆史事實的結論。當時，西路軍廣大指揮員並
不知道張國燾另有野心，還以為這是黨中央的部署，鬥誌昂揚地踏上了征途。
他們“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前仆後繼，英勇奮鬥，同優勢的敵人血戰到底，
表現了中國工農紅軍大無畏的革命精神和英雄氣概，黨和人民是永遠不會忘記的。



　　注　釋：



⑴ 本文原標題為：《還西路軍以曆史的本來麵目——對<毛澤東選集>第二版一條注釋的辨析》。

作者孫煥臻同誌，貴州師範大學銅仁學院政治曆史係教授。

⑵ 見《毛澤東選集》第二版第一卷第241頁。

　　⑶《毛澤東年譜》（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573－574頁。

　　⑷《毛澤東年譜》（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579頁。

　　⑸⑹⑺《毛澤東年譜》（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582頁。

　　⑻《毛澤東年譜》（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584頁。


⑼⑽《毛澤東年譜》（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586頁。

⑾《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一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634頁。

　　⑿《毛澤東年譜》（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602頁。 lqFLfs ta

　　⒀《彭德懷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217頁。

　　⒁《毛澤東年譜》（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603頁。

　　⒂⒃《毛澤東年譜》（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606頁。



　　⒄《毛澤東年譜》（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607頁。

　　⒅《毛澤東年譜》（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608頁。

　　⒆《毛澤東年譜》（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609頁。

　　⒇（22） 人大報刊複印資料《中國現代史》，1992年3月，第133頁。

　　（21）於吉楠，《張國燾和（我的回憶）》，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版，第260頁。

　　（23）《毛澤東年譜》（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610－611頁。


　　（24）《毛澤東年譜》（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611－613頁。

　　（25）《毛澤東年譜》（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620頁。

　　（26）人大報刊複印資料《中國現代史》1992年3月，第135頁。

　　（27）於吉楠，《張國燾和（我的回憶）》，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版，第263－264頁。

　　（28）《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一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135頁。

　　（29）《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一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578－579頁。

　　（30）《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一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592－59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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