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周恩來 才是真正的 一國兩製的 總設計師

毛澤東周恩來才是真正的一國兩製的總設計師

國人有不少事壞在一些抬轎子吹喇叭的人的手裏口裏或腳下。

文革中林彪不語，手下幾個嘍羅把朱毛井岡山會師之畫，篡成了毛澤東與林 育容 會師之圖，對此朱老董老等看了蔑笑不語；

文革後鄧小平無言，一幫獻媚之臣把一國兩製總設計師的光環套在了鄧希賢的項上，這種塗史欺世盜名之舉 實令人噴飯岔氣，忍俊不禁！

曆史揭示: 毛澤東周恩來等老輩開國元勳才是真正的一國兩製創始人。

曆史無情，不容歪曲篡改。

毛澤東 1946 年 12 月 9 日預言 ：香港問題將來可按協商辦法解決

從四十年代開始，毛澤東已形成了解決香港、澳門問題、甚至台灣問題的基本思路，即：不急於解決香港、澳門問題；充分尊重港澳地區的曆史與現狀；通過協商，用和平過渡的方式來解決。如今港、澳的順利回歸，應驗了這些英明預見。
毛澤東、周恩來為解決香港問題所作的努力和貢獻，人們卻知之不多，甚至有人誤認為在新中國成立後的 20 多年裏，黨的主要領導人在香港問題上無所作為。其實，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經過長期的努力，為順利解決香港問題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他們從大局著眼，保持冷靜、沉著、穩妥的態度，經過深思熟慮，采取了特殊策略和政策，反映了中國共產黨人非凡的政治膽識和高超的統戰工作藝術。

1948 年中國人民解放軍 解放 了福建、廣州後，林彪請示 毛澤東 ，要不要順勢將澳門、 香港 一起 解放 了， 毛澤東 指示： 香港 和澳門暫不 解放 。

　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是在 “ 中國人民將在偉大的解放戰爭中獲得最後勝利 ” 的前夕醞釀產生新中國的外交政策的過程中，開始思考如何處理中英兩國之間的 “ 曆史遺留問題 ”―― 香港問題的。新中國 “ 外交方針政策的形成大致在 1949 年 1 月至 7 月間 ” ，其中一項重要內容就是毛澤東用形象化的語言所闡釋的 “ 另起爐灶 ” 和 “ 打掃幹淨屋子再請客 ” 。 “ 我們采取這種態度，可以使我們在外交上立於主動地位，不受過去任何屈辱的外交傳統所束縛。 ” 可以使新中國的外交關係 “ 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基礎上 ” 。因此，中國共產黨人態度非常明確：新中國將不 “ 繼承 ” 舊中國的外交 “ 遺產 ”DD“ 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 ” ，宣布 “ 廢除賣國條約 ” ，宣布對於舊中國 “ 所訂立的各項條約和協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應加以審查，按其內容，分別予以承認，或廢除，或修改，或重訂 ” 。這裏，自然也包括 “ 割 ” 、 “ 租 ” 香港的中英《南京條約》、《北京條約》和《展拓香港界址專條》三個不平等條約。正是在 “ 樹立新中國獨立自主的外交形象，營造新中國和平建設的國際環境 ” 的原則指導下，新中國外交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 DD 對於香港問題的特殊政策也開始有了 “ 腹案 ” ，即後來所歸納的 “ 長期打算，充分利用 ” 八字方針。形象化的說法就是 “ 暫時維持現狀不變 ” 。據周恩來 1951 年回憶： “ 我們在全國解放之前已決定不去解放香港 ” 。這是一項從維護新中國的國家利益出發超越了 “ 簡單化 ” 的意識形態束縛的 “ 現實主義 ” 的戰略決策。也就是說，一方麵，中國共產黨人絕不放棄對於中國 “ 不可分割的領土 ” 香港的主權要求，堅持徹底洗刷殖民主義的恥辱以實現中華民族的 “ 獨立、自由和領土主權的完整 ” 的立場和奮鬥目標，在這一點上，沒有也不允許有 “ 絲毫的動搖和妥協 ” ；但是同時，中國共產黨人強調在具體解決香港問題時要 “ 尊重曆史、尊重現實 ” ，要 “ 謹慎從事 ” ，要避免在條件不具備、時機不成熟的情況下從 “ 單純的革命熱情 ” 出發 “ 犯冒險主義的錯誤 ” ，主張在國內、國際形勢對我們有利的情況下 “ 一攬子 ” 地解決這一 “ 曆史遺留問題 ” 。在條件不具備、時機不成熟時， “ 暫時維持現狀不變 ” 。 1949 年 1 月，中共中央向全黨發出由周恩來起草、毛澤東修改的關於外交工作的指示，曾經非常透徹地闡釋了這一戰略決策的思想背景： “ 在原則上，帝國主義在華的特權必須取消，中華民族的獨立解放必須實現，這種立場是堅定不移的。但是，在執行的步驟上，則應按問題的性質及情況，分別處理。凡問題對於中國人民有利而又可能解決者，應提出解決，其尚不可能解決者，則應暫緩解決。凡問題對於中國人民無害或無大害者，即使易於解決，也不必忙於去解決。凡問題尚未研究清楚或解決的時機尚未成熟者，更不可急於去解決。總之，在外交工作方麵，我們對於原則性與靈活性應掌握得很恰當，方能站穩立場，靈活機動。 ”1949 年 2 月，米高揚代表斯大林來當時中共中央的所在地西柏坡了解已經醞釀成型的新中國對內、對外政策時，毛澤東也向他耐心地說明過中國共產黨人的這一立場： “ 目前，還有一半的領土尚未解放。大陸上的事情比較好辦，把軍隊開去就行了。海島上的事情就比較複雜，須要采取另一種靈活的方式去解決，或者采用和平過渡的方式，這就要花較多的時間了。在這種情況下，急於解決香港、澳門的問題，也就沒有多大意義了。相反，恐怕利用這兩地的原來地位，特別是香港，對我們發展海外關係、進出口貿易更為有利些。總之，要看形勢的發展再作最後決定。 ”

　事實上，早在中國內戰剛剛爆發的 1946 年 12 月，毛澤東就已經非常明確地闡釋過 “ 解決香港問題可以從緩 ” 的戰略思考。當時，毛澤東會見哈默、羅德裏克、陳依範三位西方記者，哈默問毛澤東： “ 在香港問題上中共的態度如何？ ” 毛澤東回答： “ 我們現在不提出立即歸還的要求，中國那麽大，許多地方都沒有管理好，先急於要這塊小地方幹嗎？將來可按協商辦法解決。 ”

　在新中國成立前夕，中國共產黨內對於香港問題最早提出 “ 暫時維持現狀不變 ” 具體建議的是 “ 負責對外貿易和港澳工作 ” 的潘漢年和廖承誌。潘漢年向中央建議說： “ 軍隊不宜進駐香港。理由是：美國執行杜勒斯的封鎖政策，上海、天津、青島等港口城市與國外的貿易往來幾乎斷絕，如再收回香港，則這惟一通向國際社會的貿易渠道將會被封閉。共和國初建，急需的軍事物資和惟一的外匯收入渠道也必然斷絕。對於香港而言，也必將成為死港。因此，在一定時期保留香港自由港的地位，由英國人暫時管轄乃是上策。 ” 廖承誌向中央建議說： “ 要武力解放香港，對中國人民解放軍來說，隻是一聲衝鋒號，就能把紅旗插上香港太平山。 …… 香港是世界最大的自由貿易港口之一，如果香港暫時留在英國人手中，為了英國自己的利益，它也不會放棄大陸這個巨大的市場。這就等於把美國對中國的立體封鎖線撕開一個缺口：我們能從香港進口我國亟需的物資；也可以利用香港作為我們與世界交往的通道，世界各國兄弟黨同誌可以從這裏進來，各國的民間友好人士也可以從這裏入境；另外，香港還可以成為我們了解世界各國情況的窗口，這些深遠的戰略意義，會隨著似箭的光陰，越往以後，越為大家所接受和看清楚。 ” 毛澤東、周恩來對於他們的意見非常讚賞。

一、 " 暫不收回，維持現狀 " ， " 長期打算，充分利用 "

新中國成立前夕，中共領導人在研究建國後大政方針時就已確定：在原則上，帝國主義在華特權必須取消，中華民族的獨立解放必須實現，但在實施步驟上，要按問題的性質及情況分別處理，以對我有利為主；必須將原則性與靈活性緊密結合在一起，方能在戰略上立於主動地位。具體到香港問題上，以毛澤東、周恩來為代表的第一代領導人作出了 " 暫不收回、維持現狀 " 的決定。因此， 1949 年 10 月 17 日人民解放軍進抵粵港邊界時沒有長驅直入，而是勒馬深圳河。這並非沒有軍事能力，更非外交上的軟弱，而是審時度勢作出的明智抉擇。當時，新中國剛剛成立，形勢複雜而嚴峻，軍事上國民黨殘餘勢力還在負隅頑抗，土匪特務活動猖獗，新生的政權尚未鞏固；經濟上麵臨的是十分落後的千瘡百孔的爛攤子；國際上麵臨著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在經濟上的封鎖和軍事上的包圍。在這種情況下，在國內要處理好階級、政黨、民族的關係，建立和鞏固人民民主統一戰線，不可樹敵太多；國際上要盡可能建立反霸統一戰線，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在某些方麵爭取緩和，以便集中力量對付主要敵人。 " 暫不收回香港，維持現狀 " ，避免與英國發生公開的衝突，有利於集中力量對付對新中國構成主要威脅的美帝國主義；有利於保持與英國的對話，開辟一條同西方國家發展關係的通道；有利於突破西方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封鎖、禁運，推動國家經濟建設；有利於香港、中國內地以至整個遠東地區的和平與穩定。這是變阻力為助力的上乘之策。英國政府不顧美國反對，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不到一百天就正式承認了新中國，即是明證。如果匆匆忙忙以軍事手段收回香港，不但會引來一係列難題，而且關上了與西方經濟往來的唯一 " 窗口 " ，對中國顯然不利。
1950 年 6 月，朝鮮戰爭爆發， 由於英國在朝鮮戰爭及台灣問題上與美國持一致立場，使中英關係正常化的道路變得艱難曲折而漫長，香港問題也因此擱置下來。 1954 年 8 月， 周恩來在談及香港問題時指出： " 香港的居民絕大多數是中國人，大家都認為香港是中國的 " ，但現在時機尚不成熟，我們 " 不要去談 " （《周恩來外交文選》第 82-83 頁）。 1957 年 4 月，周恩來提出了保持香港地位， " 為我所用 " 的策略。 他說： " 香港是自由港，聯係的範圍很廣，購置設備可以分期付款，成本低，有市場，技術人才容易訓練出來 …… 我們不是要動員一切可以動員的力量，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嗎？香港應該化為經濟上對我們有用的港口。 " 內地 " 要進行社會主義建設，香港可作為我們同國外經濟聯係的基地，可以通過它吸收外資，爭取外匯 " ，所以， " 保持和擴展香港這個陣地有好處 " （《周恩來統一戰線文選》第 353 、 354 頁）。自 50 年代後期起，中國麵臨美、蘇等國的侵略威脅與軍事壓力，香港作為中國從國外引進資金技術的渠道、開展進出口貿易的窗口、溝通中外民間往來的橋梁，其作用更加突出。同時，英國企圖借助美國的軍事力量，防止中國收複香港， 1957 年 10 月英國首相與美國總統在華盛頓就英、美 " 協防 " 香港達成默契，美國同意把香港作為雙方聯合防禦的一個地區，英國作為回報，不急於支持中國恢複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如何穩住英國，消除美國插手香港問題的危險，遂成為中國政府麵臨的新課題。有鑒於此，也針對黨內少數人的急躁情緒， 1959 年毛澤東指出： " 香港還是暫時不收回來好，我們不急，目前對我們還有用處。 "1960 年，周恩來總結過去 10 年工作的經驗時，對港澳工作明確提出了 " 長期打算，充分利用 " 的方針，即暫時不考慮收複香港，但應充分利用其特殊的地位，為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外交戰略以及對台政策服務。

二、采用有別於內地的特殊政策，促進香港的穩定與繁榮

要 " 長期打算，充分利用 " ，就必須保證香港的 " 穩定和繁榮 " ，隻有這樣，這一方針的政治價值和經濟價值才能得以體現。新中國成立後，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對香港經濟的發展、政局的穩定和人民生活的保障一直給予極大的關注和幫助。

在經濟上，內地與香港互相敞開門戶，開展經貿往來，內地以優惠的價格大量供應香港生產與生活必需的食品、日用品、淡水、燃料、工業原料和半製成品等，即使是在 60 年代初內地經濟處於極端困難的時期，這種供應也源源不斷。周恩來曾多次指出： " 各地凡是有可能，對港澳供應都要負擔一些，不能後退。這個陣地越搞越重要，對港澳供應確是一項政治任務。 " 據統計， 1954 年至 1963 年香港進口食品有 43 ％是由內地提供的， 1964 年到 1973 年增至 50 ％。在價格上， 70 年代初香港從內地進口的食品價格平均較國際市場低 50 ％，原料約低 30 ％，衣服等消費品便宜 25 ％，這對香港的穩定發展，抑製通貨膨脹，降低生產成本，增強出口貨物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起著重要的作用。 1962 年秋至 1963 年初夏，從內地到香港，幾乎沒下過一場雨，深圳水庫和鐵崗水庫已降到死水位以下，香港居民用水極度緊張。為此，廣東省政府不但允許香港巨輪駛向珠江口吸取淡水以解燃眉之急，而且醞釀上馬由東江引水到深圳石馬河的供水工程。該工程在周恩來的關照下列入國家計劃，由國家舉辦， 1965 年竣工後不僅緩解了深圳地區的用水，而且年年按協議完成了對港供水計劃，改變了香港長期缺少飲用水的困難局麵。

政治上，采取了有別於內地的政策。周恩來指出： " 我們不能把香港看成內地，對香港的政策同內地是不一樣的，如果照抄，結果一定搞不好。因為香港現在還在英國統治之下，是純粹的資本主義市場，不能社會主義化，也不應該社會主義化。香港完全按資本主義製度辦事，才能存在和發展，這對我們是有利的。 " （《周恩來統一戰線文選》第 353 頁） " 至於將來怎麽辦？我們是不會來個七反八反， 不會像 '' 三反 '''' 五反 '' 那樣搞法 " ， " 香港的企業家是我們的朋友，他們搞的是資本主義，不是帝國主義。過去我們同民族資產階級合作過，將來同香港的企業家還是可以合作的。港澳同胞不要擔心前途。 " （同上書第 353 、 354 頁）為使香港 " 維持現狀 " 和社會穩定， 中國政府一直避免內地的政治運動波及香港，以免對香港的社會穩定產生不利影響；並一直嚴格控製內地居民移居香港，防止給港英當局造成不必要的緊張和壓力。對於發生在香港牽涉中英兩國關係的政治敏感問題，中國政府也始終堅持 " 有理、有利、有節 " 的原則，奉行 " 不直接介入或幹預 " ，而通過正常的外交途徑來解決的正確政策。

三、時機成熟就要恢複對香港行使主權， " 香港在 1997 年應有一個平穩的交接。 "

" 維持香港現狀 " ，並不顯示毛澤東、周恩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在香港問題上的軟弱。在涉及民族利益、民族感情和民族尊嚴的原則問題上，中國共產黨人毫不讓步。堅決不承認英國強加於中國的有關香港問題的三個不平等條約，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時機成熟就要恢複行使主權，這是新中國政府堅定不移的立場。 1963 年 3 月， 美國共產黨發表聲明指責中國 --" 社會主義國家竟然允許殖民地存在。 " 於是中國打破沉默，公開聲明： " 香港、澳門這類問題，屬於曆史上遺留下來的帝國主義強加於中國的一係列不平等條約的問題 " ，對於這類問題， " 我們一貫主張，在條件成熟的時候，經過和平談判解決，在未解決以前維持現狀 " ， " 中國人民不需要在香港、澳門問題上顯示武力，來證明自己反對帝國主義勇氣的堅定性 " （ 1963 年 3 月 8 日《人民日報》社論）。收複香港，原則是堅定的，但在收複的時間和方式上，又是靈活的， " 條件成熟的時候 " ， " 通過和平談判解決 " ，這是靈活性的體現。中國政府主張用外交談判來解決香港這一曆史遺留問題，但由於英國在台灣問題上追隨美國，拒絕采取尊重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正確態度，致使中英關係裹足不前，香港問題無從談起。進入 70 年代，中美關係趨向緩和，美國的西歐盟國包括英國可以無顧忌地同中國發展關係。 1971 年 10 月，中國恢複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 1972 年 3 月， 中英兩國達成正式建交的協議。中英兩國關係正常化的聯合公報發表前 5 天， 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黃華奉命致函聯合國非殖民地化特別委員會主席，重申中國政府的立場： " 香港、澳門是屬於曆史遺留下來的強加於中國的一係列不平等條約的結果，香港和澳門是被英國和葡萄牙當局占領的中國領土的一部分，解決香港、澳門問題完全屬於中國主權範圍內的問題，根本不屬於通常的所謂 '' 殖民地 '' 範疇，因此，不應列入反殖宣言中適用的殖民地地區的名單之內。 " 中國這一立場獲得第三世界各國的同情與支持。同年 11 月，第 27 屆聯合國大會以 99 票對 5 票（美、英、法、 葡萄牙和南非）的壓倒多數通過了相應的決議，確認了中國對港、澳問題的立場與要求，從而排除了聯合國或其他國家幹預這一問題的可能性。由於製約香港問題的國際格局發生了有利於中國的變化，中國政府解決香港問題的態度也日益明朗化，周恩來會見外賓時談及：香港前途必須確定，租約屆滿時中英雙方必須進行談判。 1974 年 5 月， 毛澤東會見英國首相希思，在論及香港問題時，雙方都同意 " 香港在 1997 年應有一個平穩的交接。 "

毛澤東、周恩來等黨和國家第一代領導人，是著稱於世的戰略家和外交家。他們根據當時國內外形勢而提出的處理香港問題的方針政策，體現出靈活、務實的態度，但又不失原則，是原則堅定性和策略靈活性的高度統一。在堅持香港主權屬於中國的前提下， " 暫時維持現狀 " ， " 長期打算充分利用 " ，保持香港作為中國與外部世界相聯係的 " 國際通道 " 與 " 窗口、了望台、氣象台、橋頭堡 " 的特殊地位和作用，是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變阻力為助力、變被動為主動的明智選擇。毛澤東、周恩來雖未能在有生之年解決香港問題，但他們作出的不懈努力和采取的正確政策措施，促進了香港的穩定繁榮及其與內地的聯係，為後來和平解決香港問題奠定了堅實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