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國鋒 談 粉碎“四人幫”

華國鋒 談  粉碎“四人幫”

粉碎“四人幫”22年後，華國鋒詳細回憶當年的整個過程 【作者：張更生】

 

【張根生，吉林省原省長、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1949年3月初，接到冀中區黨委的通知：調我南下，立即到石家莊集中。當時中共中央華北局決定，以山西晉中區黨委為主，組成一個南下區黨委班子，隨大軍
南下。這個南下區黨委下屬五個地委、專署，由晉中區出三個地專班子成員，察哈爾省、冀中區各出一個地專班子成員。華國鋒是晉中一個地委班子的宣傳部長，我是冀中地委班子的專員，互不認識。我們這一批南下幹部在石家莊，聽了七屆二中全會精神的傳達之後，3月16日就出發南下，原定是分配去湖南的，到了河南省時，因為湖南尚未解放，便集中到鞏縣縣城待命。此時中原局機關正住在開封，為了充實機關幹部，決定從各地南下幹部隊伍中抽出一部分人到機關工作，因此，我被抽到中原局（後改為中南局）政策研究室工作，直到5月初武漢解放了，我們隨即趕到武漢。到8月，湖南和平解放，他們都去了長沙，這批人後來大部分分派到湘潭地區各縣。1950年初，我下鄉去湖南湘中地區調查了解情況，曾去湘陰縣，華國鋒當時任縣委書記，以後我到廣東工作，有時到中南局開會也見過麵。
　
　1963年10月，任湖南省委書記處書記的華國鋒和李瑞山，帶領省有關部門負責人和各地委書記等33人到廣東省來參觀水利建設和農業生產。廣東省委派我
（當時任省委候補書記）和楊德元（佛山地委副書記）陪同參觀珠江三角洲的電動排灌工程和花縣的水利灌溉工程，同時看了6個人民公社農業發展情況，共有八九天的時間，在相互學習、相互交流中，大家就熟悉了。他們回到長沙後，給黨中央寫了一個報告，毛澤東和黨中央向各省、市自治區批轉了這個報告，表揚了湖南省委虛心學習、反對驕傲自滿和固步自封的精神。後來兩省來往就更多了，人也更熟悉和了解了。不久在華國鋒、李瑞山的主持下，湖南省修建了洞庭湖大型排澇和韶山灌溉工程，對湘潭等地區的農業生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受到了廣大農民的擁護和讚揚。

　　1972年，我由下放煤礦調回廣東省委工作之後，多次去北京參加計劃會議、知青工作會議、農業學大寨會議，參與修改人民公社60條等。1977年秋，我調到國家計委、農林部工作，此間華國鋒先後擔任了國務院副總理、總理等職務，因此接觸比較多。
　
　印象深刻的有三件事。第一件是1973年6月全國召開知青工作會議時，華國鋒當時是參加國務院業務組的成員（類似副總理職權），主持這次會議，我是作為
廣東省革委會副主任來參加會議。會議期間，我找他個別談過一次話，向他談了中央派趙紫陽回廣東工作時，周總理親自向丁盛明確說了中央決定叫趙紫陽負責省委全麵工作，趙也在現場，而丁盛回來在會上卻宣布趙紫陽隻分管省革委會的全麵工作。趙對農村工作是很熟悉的，但他提出的一些意見不被重視。談話後華就立即向周總理作了匯報，事情很快得到解決。中央立即決定任命趙紫陽為省委第一書記，免去了丁盛的職務。而且，由此事引起了黨中央注意，發現有的人思想上受到了無政府、無組織、無紀律的影響，發展下去很難貫徹執行黨的方針、政策。因此中央作出決定：除少數人轉業到地方工作以外，全部支左幹部都撤回部隊去，過後證明這是十分重要的正確措施。

　　第二件是在那次會議中間，當時任浙江副省長的馮白駒同誌在北京突然病逝了，華國鋒、紀登奎找我去參加給白駒同誌作生平的評價，糾正了原來1958年廣東省委對馮白駒同誌的錯誤決定，肯定了他在海南島長期堅持革命武裝鬥爭，23年紅旗不倒的重大功績，是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作出了比較公正的結論。雖然沒有宣布完全平反，但在那時也算比較好了。

　　第三件就是1976年7月在全國計劃工作座談會上，他依靠穀牧副總理和國家計委的幾位副主任，以及到會的大多數領導幹部，與“四人幫”進行了激烈鬥爭，我參加了這次會議，是中南大組召集人之一。本來這次會議是要解決反擊右傾翻案風後，經濟嚴重下降的問題，但“四人幫”提出要批條條專政，進行幹擾破壞，原定開半個月，分兩段各七天，結果進行了20天也毫無結果。上海幫的王洪文、黃濤，遼寧的毛遠新更直接指揮滬遼兩省市代表提出追查國務院的務虛會，把矛頭指向李先念、餘秋裏等副總理包括華國鋒總理，妄圖把他們打成鄧小平右傾翻案風集團。這時又發生了唐山地震。華國鋒果斷與穀牧和國家計委商量之後，簡單講了講話，便立即結束會議，全力投入救災工作。

　　1982年5月，我因患胸壁結核到北京醫院住院開刀治療。華國鋒因患高血壓、糖尿病也在北京醫院住院，因此在早晚散步時較多見麵。我倆也曾進行過一些簡要的交談。如：我曾向他提出過他不應搬到官園去住；不應該聽陳永貴的意見，搞大隊、公社的窮過渡。但並未深談。近幾年他到廣東來了一次，我也去了北京兩三次，見麵談的比較多。經過了10多年的形勢發展，我對黨內的鬥爭情形有了一些了解。

1999年3月9日上午，我親自詢問了華國鋒當年粉碎“四人幫”的過程，他詳細向我介紹了當時的經過情況。　　華國鋒說：

　　1976年是我們黨和國家最困難的一年。“四人幫”在這一年裏瘋狂地進行篡黨奪權的陰謀活動。1月8日全國人民敬愛的周總理去世了，在“四人幫”的策劃下，發生了殘酷地鎮壓廣大人民群眾悼念總理的“四五”天安門事件，鄧小平又再次被打倒了，7月7日偉大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創始人朱德元帥也因病逝世了。葉劍英元帥被借口身體不好暫停工作。李先念、餘秋裏等幾位副總理都無法工作，分別離京到外地“養病”，隻有穀牧副總理主持國務院的工作，“四人幫”又讓李素文、吳桂賢、孫健、姚連蔚等直接管理幾個方麵的工作，以便於他們操縱指揮。在新聞傳媒意識形態方麵，更是由姚文元完全控製，一手遮天。他們以為我是他們奪權的主要障礙了，他們沒把我放在眼中，又打又拉。我心中很明確：不能讓他們一夥奪取黨和國家的領導權，但要把握好時機。政治局常委隻剩四人了，王洪文、張春橋占兩人，葉帥和我也是兩人。而且76年2月7日，毛澤東又決定讓葉帥養病休息，由陳錫聯代替負責軍委工作。當時誰也不理解毛主席為什麽在中央政治局討論通過的，任命我代國務院總理的通知中加了葉帥休息這麽一句。我估計這和江青“四人幫”和毛遠新造謠汙蔑葉帥反對文化大革命有直接關係，在政治局委員中，除“四人幫”外，大都是反對他們的。

　　當年9月9日，我黨的偉大領袖毛澤東主席逝世了。“四人幫”認為時機到了，因此更加變本加厲地進行篡黨奪權活動，黨和國家真是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四人幫”大造反革命輿論，並企圖建立由他們控製的武裝力量。張春橋的弟弟（總政副宣傳部長）親自下到某坦克師活動，上海市再次給民兵發放了大批槍支彈藥。在黨和國家危在旦夕之際，我於9月10日下午，首先找李先念來家中密談，指出“四人幫”正在猖狂活動，他們陰謀篡黨奪黨的野心已急不可待，特請李先念親赴西山找葉帥交流看法、溝通思想。我和葉帥比較熟悉，在林彪搞的第一號令時，把葉帥分散到長沙住了較長時間，我與他接觸比較多，1975年8月葉帥接見梅縣地區縣委書記時，還叫我去參加了見麵。他是我們黨德高望重的老帥，在部隊有極重要影響，所以我對他非常信任，在這緊急關頭和“四人幫”勢不兩立，我早已下決心要搞掉他們一夥。因此派李先念去找葉帥聯係。為提防“四人幫”察覺，李先念於13日借去北京市植物園的名義，然後突然轉向前往西山。當時葉、李兩人由於有一段時間沒交談了，互不摸底，相見時先是寒暄問好，又到院中走走，經過一段交談之後，才轉入正題，正式交換了對當前時局和對“四人幫”的看法，並轉達了我的意見和派他來的意思，表示了看法和態度，但並未深談。

　　此前聶帥、徐帥和王震、楊成武等將軍、老同誌都向葉帥反映“四人幫”是一夥反革命分子，他們要篡黨奪權，一定要高度警惕和采取措施粉碎他們的陰謀活動。
　
　為了穩妥執行這一事關黨和國家命運的重大決策，我還親自和葉帥直接取得聯係，交換看法，作準備工作，我們兩人一致認為要采取非常手段解決，並找了汪東興談話，思想也完全一致。而且還商量了各項詳細的準備工作，要挑選可靠人員。我還親自找了北京市委吳德、吳忠談話，指示他們要堅決防止北大、清華等學校的學生因不明真相，受到謝靜宜、遲群的煽動鬧事，要堅決杜絕一切意外發生。

　　當一切準備就緒後，10月6日晚，我和葉帥在懷仁堂親自坐鎮指揮，由汪
東興具體實施行動。當時是以召開政治局常委會的名義，通知王洪文、張春橋參加會議，順利地逮捕了他們，並由我當麵向他們宣布：中央決定對其實行監護審查。由於姚文元不是常委，因此通知他是審定《毛澤東選集》第五卷書稿，請他參加會議，這樣姚文元也一同被捕了。江青是在中南海住宅裏被捕的。與他們同時被抓的還有毛遠新、謝靜宜、遲群等。並且在抓江青、姚文元後都當麵宣讀了我簽發的、對他們實行監護審查的決定。

　　在完成對“四人幫”一夥的逮捕任務之後，便立即通知政治局委員到玉泉山開會。我請葉帥主持，他要我主持先講，我宣布了“四人幫”已被隔離審查，並著重講了“四人幫”陰謀反黨奪權，瘋狂活動的罪行，為了保證黨和國家的領導權不被他們篡奪，不讓他們的罪惡目的得逞，因此必須采取堅決的措施，粉碎他們的陰謀，嚴懲他們的罪行。葉帥介紹了對“四人幫”逮捕的經過，而且著重講了全黨全軍都堅決反對他們一夥的反黨罪行。在這種特殊情況下，對他們采取非常手段是非常必要的。因為輿論部門都被他們控製了。還有上海一夥反黨分子已經發了大批槍炮，為了避免流血傷亡，穩定全國局勢，被迫采取這種特殊手段，這是正常情況下不可采取的辦法。經過討論政治局一致表示擁護。

　　我先提議請葉帥擔任黨中央主席，他德高望重，兩次挽救了黨。葉帥則起來說提議要我擔任中央主席、軍委主席，這是毛主席指定你當接班人的，我已經79歲了，你年紀比我小20多歲，你有實際工作經驗，為人實在、講民主、尊重老同誌，你應該擔起這個重任。經過大家認真討論後，一致通過葉帥的提議，由華國鋒擔任黨中央主席、軍委主席。這也是臨危受命吧。　　

華國鋒在後來一次談話中還說了：

　　政治局會議後，各主要部門都在一定範圍內進行了傳達，大家都堅決擁護。但是紀登奎卻沒有在國務院立即傳達。對此，我還批評了他，為什麽在政治上那麽不敏感。


　
　近幾年來，在與華國鋒進行的交談中，我還誠懇地提出了他在指導思想上“兩個凡是”的錯誤。他提出的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都必須維護，凡是損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須製止，這就阻礙了一些受迫害的老幹部及早出來工作，特別是不能早日糾正“左”的和極左的錯誤路線。可以諒解他的是，按其資曆、經驗、能力、政治水平，當全黨的一把手，身兼三要職是有一定困難的，但這種情況是在一個極其特殊的情況下出現的，最高領導人支持縱容“四人幫”把黨的老一代領導人統統打倒和靠邊站了，而他確實在粉碎“四人幫”的鬥爭中起了極為重要的作用。回想當時我們許多人對毛澤東都是有很大迷信的，華國鋒也是一樣。他不可能馬上正確識別毛澤東晚期“左”的錯誤，他當時搞“兩個凡是”又是想靠高舉毛澤東旗幟來穩定大局，如隻靠他本人的能力、威望是有困難的。

　　在粉碎“四人幫”之後的兩個月，在12月10日華國鋒又召開了全國第二次農業學大寨會議，會議上指出了全國農業情況十分嚴峻，有1億多人吃不飽肚子。這說明了他對農業生產是十分重視的，這是正確的。但是他提出來的工作方針仍是農業學大寨、普及大寨縣，這就錯誤了。大寨起初是艱苦奮鬥，狠抓農田基本建設的先進典型，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大寨已經蛻變成以階級鬥爭為綱，推行極左路線的典型了，因此在1977年至1978年的兩年時間裏，由於總的指導思想和采取的措施不對頭，致使全國的農業生產雖有好轉，但沒有明顯突破。與此同時，華國鋒還繼承了毛澤東提出的1980年實現農業機械化的“遺誌”，設想以此為突破口，開創農業生產的新局麵。這也是不可能的。從我與他多年的接觸中，他給我的印象是對黨忠誠、為人忠厚、工作踏實、沒有官架子、作風民主和團結同誌好、能接受批評。華國鋒同誌對“四人幫”的鬥爭是非常堅決的，是冒著重大風險的，他恨透了“四人幫”，早已與之勢不兩立，因此毛澤東逝世的第二天，就下決心除掉這一夥反黨反人民的反革命集團。這是他的優良政治品質的主要方麵。

　　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之前，中央曾召開了36天的工作會議，會議原定的主要內容是討論經濟計劃和農業問題。當時我沒有正式參加這個會議，但是我參加了會前三個農業文件的起草和會中對一些問題的研究，其中：一是修改《人民公社六十條》；二是修改《加強農業生產的若幹意見》。在會議上經過大家討論，對第二個文件作了重大修改，而第三個文件《關於農業的長遠規劃》沒有拿出來討論。《人民公社六十條》在三中全會上獲得原則上通過，但由於後來農村改革實行了包產到戶，也就沒有再提到全國人大會議上立法。加強農業若幹意見寫了二十多條，但卻保留了“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體製；並且寫上了不要包產到戶，這是由於當時還有較多的人在思想上不讚成包產到戶，致使極力主張包產到戶的一些省委書記不完全滿意。但此次會議總的精神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的，對扭轉形勢推動農村改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中對當時的農業發展真正起了最大作用的是提高了20％的糧價；超額完成任務的加價50％；征購任務一定5年不變；多進口了一些糧食，以適當減輕農民的糧食征購任務。另外則是增加了化肥、農藥等物資的投入。

　　當然，這次會議取得的最大成果是從根本上改變了我們黨的思想路線和政治路線，因此具有重大的曆史意義。會議重點揭露、批判、清算了“四人幫”“左”和極左路線的嚴重危害，始終堅持以鄧小平同誌提出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思想為指導。在會議之前，胡耀邦親自組織撰寫了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文章，並且在全國展開了大辯論，這對於端正我們黨的思想路線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會議明確宣布廢除階級鬥爭為綱的極左路線，確立以經濟建設為壓倒一切的中心任務的政治路線。

　　華國鋒之所以在改革大潮洶湧而至之時，思想不能完全跟上形勢，是與他長期在省、地、縣委工作有關係。參加革命後主要是學習毛澤東指示，又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毛澤東提拔起來的。在毛澤東去世之後，他隻能依靠樹立毛澤東的威信，打著毛澤東的旗幟穩定局勢，這是可以理解的。他在政治上，堅決反對“四人幫”破壞經濟建設、取消黨的領導、陰謀篡黨奪權的活動。在第一次農業學大寨會議期間，他就提出了不許批判“唯生產力論”和批判資產階級法權。他的最大貢獻就是支持全黨粉碎了“四人幫”反黨集團。他在政治、思想、理論上都有局限性，這也是他犯“兩個凡是”錯誤的主要原因。

　　應該肯定華國鋒在主持這次中央工作會議，和緊接著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所做的工作。他比較能發揚民主、接受大家對他的批評。當時所有人的發言都照登簡報，可以指名道姓地批評任何人，是較好發揚民主的一次會議。會上華國鋒對於自己的“兩個凡是”和其他問題的錯誤作了自我批評，並接受大家的意見，態度是誠懇的。對這次會議上大家強烈要求解決的一些問題，經過政治局常委討論通過和緊接著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通過，先後解決了如下一些大家強烈要求解決的問題，其中包括：

　　中央認為天安門事件完全是革命的群眾運動，為天安門事件徹底平反；反擊右傾翻案風是錯誤的；為二月逆流事件受到冤屈的所有同誌，一律恢複名譽；為六十一人重大錯案平反；為彭德懷平反；為陶鑄平反；專案審查康生、謝富治。
　　這次會議對中央的人事安排，各組提出了很多建議，在正式召開的三中全會上得到了解決。
　
　在這幾次的交談中華國鋒還講了，他在召開中央工作會議和三中全會時，完全讚成和主張轉向以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為中心任務，他提議由穀牧帶領國務院考察團去西歐五國訪問，回來匯報時提出借鑒國外設加工區的做法，建議建立加工區等措施，他是讚成和支持的；習仲勳建議廣東實行特殊政策等措施，鄧小平確定先在深圳建立特區並定名為“特區”等，他都是讚成的。當時任仲夷在遼寧，提出了大連也應建立特區，他也是同意的。

　　曆史是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客觀記載，整理和編寫曆史，應本著實事求是的精神，真實地反映曆史事件的全過程。在評價曆史事件和曆史人物時，應本著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和方法，分析判斷其是非功過。隻有這樣才能留下真實的曆史資料，並接受有益的經驗和教訓。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幫”曾經提出所謂“曆史要為政治服務”的口號，在廣州舉辦的毛澤東“四個偉大”的展覽中，竟然出現了毛澤東與林彪井岡山會師握手的大照片。這是政治野心家任意篡改曆史的一次醜惡表演，在人民群眾中曾造成極為惡劣的影響。也正是這個期間，被林彪第一號令趕出北京來到廣州從化溫泉的朱德、董必武、鄧子恢等革命元勳，在王首道同誌的陪同下，有一天到展館參觀，一進門鄧老首先看到那幅“毛林會師”的巨幅照片，立即就說“井岡山會師是毛澤東與朱老總會師的啊！怎麽成了這樣？這是曆史，可不能隨便改變的。”朱
總司令和董老聽了都笑了笑，什麽都沒說，陪同的王首道很不好意思，也沒有辦法回答是怎麽搞的。

　　華國鋒在“兩個凡是”上是犯有錯誤的，按他的政治經曆和水平，一身擔任黨的中央主席、總理、軍委主席是不很合適的。但那是當時粉碎“四人幫”的曆史洪流把他推上這個地位的。粉碎“四人幫”是他和葉帥取得聯係，一致行動，一舉粉碎了“四人幫”反黨集團。應該承認華國鋒是起了極為重要作用的。但後來有一個時期，社會上有些書籍、報刊和個人講話，根本不提華國鋒的作用，這是違背曆史事實的。在粉碎“四人幫”反黨集團這場鬥爭中，葉帥的確是起了極重要的作用，他和許多中央老同誌作了大量醞釀準備工作（詳見範碩著《葉劍英文革“風雲錄”》），可以說華國鋒與葉劍英是一同起了決定作用。由於華國鋒當時所處的地位，是擔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主動與葉帥取得聯係進行這場鬥爭，其決定作用是不容置疑的。否則，葉帥當時首先提議華國鋒為黨中央主席等職務，並經政治局一致通過，就會是不妥當和不應該的了。至於後來華國鋒不適宜身兼三個第一把手，經過中央會議改選是另一回事。但他主持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和中央工作會議，並充分
發揚民主，作了自我批評，接受大家的意見，為“四五事件”和許多中央領導人平反昭雪，並調整了中央領導核心，都是具有重要曆史意義的。在近五屆全國黨代會上都選舉華國鋒為中央委員，也可以說是對他的肯定和評價吧！

作者張根生，吉林省原省長、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原載於《炎黃春秋》2004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