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不滅毛！有驚無險， 毛澤東 妙化 滅頂之災

       天不滅毛！有驚無險，毛澤東 妙化 滅頂之災

                                            2008-9-13


1971年9月9日前後 【恰毛忌日5年之前】毛澤東在大難臨頭之際如何洞若觀火，明察秋毫，臨危不懼，泰然篤定，沉著應對，獨斷特行，運籌帷幄，調兵遣將，化險為夷，無疑成為中國現代史上 最撲朔迷離，精彩繽紛且又驚心動魄的一筆。

當時大內總管汪東興並張耀祠皆貼身近衛隨伺左右， 按說任何風吹草動月潤礎濕蛛絲馬跡必當汪張先聞先覺然後稟報主席，可據汪東興親筆回憶，主席反而更消息靈通情報準確，一切皆在掌心操握拿捏之中！ 驚也！ 奇也！怪也！神也！


那麽，是哪些不知名的消息來源渠道手段人物使身居專列行轅的主席猶步靈台方寸 眼觀六路，耳聽八方，遣雲驅雨，逢凶化吉，遇難呈祥的呢？？

1971年8月15日至9月12日，毛主席南巡北返約四個星期，在毛主席南巡期間，林彪一夥幹方百計想了解毛主席的行蹤，探聽毛主席同沿途各地負責人談話的內容。【以下根據汪東興史料】

9月2日，是毛澤東"南巡"中的一個日子。據張耀祠回憶："9月2日，主席在南昌同江西省的一位負責人談話，這位負責人聽了主席這次的談話，聯係到他知道的一點情況，向毛主席談了三點：一、7月間，空軍周宇馳兩次跑到南昌活動，並運來一輛水陸兩用的汽車要江西仿造。7月底，周宇馳把汽車用飛機運走了。二、在廬山會議期間，吳法憲帶我去見了葉群，她說：'不設國家主席，林彪往哪裏擺！'三、林立衡同我妻子講了林彪、葉群的一些問題，她要我少同林彪一家人來往，搞不好要殺頭的。"寫到這裏，張耀祠還來了一點職業軍人寫作中很少使用的文學筆法："毛主席略有所思，把眼睛眯成了一條線，遠眺窗外，沒有講一句話。"（張耀祠《張耀祠回憶毛澤東》104-105頁，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6年9月版）連毛澤東當時的表情神態都有了具體入微的刻劃，自然是張耀祠親眼所見親耳所聞了，可見這個記載應是十分真實可信的了。 然而，汪東興的回憶錄中卻對此卻有完全不同的記載：9月2日上午，毛澤東在南昌已打算走了，決定再接見一下已經接見過一次的許世友、韓先楚、程世清三人（其中程世清是江西省負責人），毛澤東與這三人在一起的談話，誰怎麽問，誰怎麽答，汪東興都作了具體記載，然後，汪東興明確寫道："9月2日上午的這次談話，連寒暄、握手的時間在內，40分鍾就結束了。我們和毛主席吃完中飯後，便離開了南昌。"（汪東興《汪東興回憶：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149-150頁） 怎麽回事？張耀祠記敘的那位"江西負責人"的"告密"，在汪東興筆下沒有了。


9月5日，廣州部隊空軍參謀長顧同舟聽到毛主席在長沙談話內容的傳達後，立即密報給林立果。

9月6日，武漢部隊政委劉豐不顧毛主席的叮囑，把毛主席在武漢談話的內容告訴了陪外賓到武漢訪問的李作鵬，李作鵬當天回到北京即告訴了黃永勝。當晚，黃永勝又將毛主席談話的內容密報給在北戴河的林彪和葉群。　　林彪、葉群、林立果等人，在接到顧同舟、劉豐的密報後，感到自己暴露無遺了，決意對在旅途中的毛主席采取謀害行動。

9月7日，林彪指示林立果，向“聯合艦隊”下達“一級戰備”的命令。

9月8日，林彪寫下手令：“盼照立果、宇馳同誌傳達的命令辦。” 　　這樣一來，危險便立刻向毛主席逼近。當時毛主席在杭州停留，陳勵耘掌握著抗州的警備大權，直接指揮毛主席住所的警衛工作。毛主席住在杭州，無異於進入了虎穴。 　　在黨的九屆二中全會上，毛主席已經識破了林彪的陰謀。這次南巡，毛主席從北京到杭州的沿途，在同一些當地負責人的談話中又了解到葉群、林立果進行陰謀活動的一些情況。

9月8日晚上，毛主席在杭州又得到新的信息。杭州有一位好同誌派人暗示毛主席說：杭州有人在裝備飛機；還有人指責毛主席的專列停在杭州筧橋機場支線“礙事”，妨礙他們走路。這種情況，過去是從來沒有的。一些多次接待過毛主席的工作人員，在看望他老人家時也反映了一些可疑的情況。毛主席根據前後所了解和掌握的一係列情況，感到要防止林彪一夥人的不測行為，於是他當機立斷，及時采取措施，對付林彪一夥的陰謀。他首先把我找去，提出要把專列轉移。 　　我問毛主席，專列是向後轉移，還是向前轉移？向後是轉到金華，向前是轉到上海。我還建議。也可以轉向紹興，即轉向杭州到寧波的一條支線上，觀察動靜。 　　毛主席同意轉向紹興，說：“可以。那樣就可以少走回頭路了。” 　　當時，毛主席還不知道林彪的那個手令，也不知道林彪一夥進行武裝政變的計劃。但是，毛主席憑著他多年高度的警覺性和豐富的鬥爭經驗，在思想上、行動上已作了各種防範準備。 　　我從毛主席住地出來，馬上就打電話找當時負責毛主席在杭州的警衛工作的陳勵耘。陳勵耘的秘書接的電話。他接到電話後，馬上跑到我的辦公室來說：“陳政委有事，您有什麽事請跟我講。” 　　我說：“專列要轉移，這個事對你講。你能辦成嗎？” 　　秘書肯定地回答說：“能”。 　　我說：“你可以試著辦一下，不過還是要找到陳政委。” 　　緊接著我就找到張耀祠說：“趕快去找專列的同誌講清楚，火車馬上開走。”當時天氣太熱，我還要求在專列轉到新的停車地點後，給毛主席的主車和餐車上麵搭個棚子，起到防曬作用。張耀祠馬上落實了。 　　這些情況，我都報告了毛主席。毛主席同意這麽辦，並說這個辦法好。

9月9日淩晨 毛主席的專列於轉到靠近紹興的一條專線上。

9月10日中午，毛主席叫我去。對我說：“走啊！不要通知陳勵耘他們。” 　　我說：“主席，不通知他們不行。” 　　毛主席問：“為什麽呀？” 　　我說：“不通知不行，您不是一般人。來的時候，都通知了；走的時候，不通知不好，路上的安全，還是要靠地方。” 　　毛主席又說：“那就不讓陳勵耘上車來見，不要他送。” 　　我說：“那也不行，會打草驚蛇。” 　　毛主席考慮了我的建議。他問：“那怎麽辦？” 　　我說：“您看，是不是請南萍、陳勵耘……” 　　我剛說到這裏，毛主席打斷我的話說：“還有一個，就是空五軍的軍長白宗善，這個人也請來。為什麽這次沒有請他見麵？” 　　我回答說：“馬上就通知他。” 　　南萍等人被請來以後，毛主席在自己休息的房間裏又同他們談了一次話。當毛主席見到白宗善，同他握手時，問：“你為什麽不來看我！”陳勵耘連忙解釋說：”他那天在值班。”這次談話，毛主席講了廬山九屆二中全會的問題，黨的曆史上幾次路線鬥爭的問題，軍隊幹部的團結問題，戰備問題。談話中，毛主席還說：不要帶了幾個兵就翹尾巴，就不得了啦。打掉一條軍艦就翹尾巴，我不讚成，有什麽了不起。三國關雲長這個將軍，既看不起孫權，也看不起諸葛亮，直到走麥城失敗。毛主席在談話中，再一次批評了林彪、黃永勝。他還針對領導人鬧不團結的情況，講了一個故事，寓意深長。春秋時候，魯與齊戰，魯莊公起初不待齊軍疲憊就要出戰，後來被曹劌阻止了，采取了“敵疲我打”的方針，打勝了齊軍，造成了中國戰史中弱軍戰勝強軍的戰例。他說，齊國和魯國打仗，我是幫齊國，還是幫魯國呢？魯國小，人少，但團結的好。齊國向魯國進攻，魯國利用矛盾，結果把齊國打敗了。 　　在談話的時候，我就布置專列做開車的準備。毛主席同他們談了半個小時。談完後，我請他們到我的房間裏休息。 　　我回到毛主席那裏，請示說：“到上海後車停在哪裏？” 　　毛主席說：“停在上海郊外虹橋機場專用線，顧家花園就不進去了。” 　　我說：“上海那邊要通知，是不是通知王洪文？” 　　毛主席說：“是。這個電話由你們打。” 　　當時，陳勵耘在我的房子裏，我就隻好在毛主席那裏給王洪文打了一個電話。


【陳勵耘本人對9月10日那天的情況，另有一個與汪東興截然不同的回憶，他說：毛澤東離開杭州時，他親自布置了警衛，並和汪東興、張耀祠一起，接毛澤東上了汽車，"然後，我坐引導車，走在最前麵"，"引導車引導主席車隊進一號門（在貴賓室旁邊一點），我先進月台，關照警衛處副處長王英傑把主席座車一直引到車廂門口，我在門口送主席。主席上車時，我上前同主席握手。主席很親切地同我握手。主席上車後，汪東興、張耀祠還站在車廂門下月台上。汪招呼我過去，問：老陳，還有什麽事嗎？我們要走了。我上去同他們握手，祝他們一路平安。他們上車，我看車子平安開走了，鬆了一口氣。總而言之，沒有一點不正常 。有人竟說我企圖帶槍接近毛主席，當時還緊張得麵孔發白，手發抖，幸虧汪東興發現，把我的手抓住。又說我布置警衛處的人，在紅房子頂上安了機關槍。真不知是哪個的胡思亂想。"（許寅《未被起訴的人--訪原空五軍政委陳勵耘》，見《"文化大革命"風雲人物訪談錄》414-415頁，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93年8月版）】

 
9月10日13點40分專列由紹興返回，14點50分抵達杭州站。在離開杭州去上海的時候，我們沒有通知其他的人送，而陳勵耘卻來了。陳勵耘到了車站後，不敢同毛主席握手，也不敢接近毛主席。他心裏有鬼，當時神情很不自然。 　　他跟我握手時問我：“車開後，要不要打電話通知上海？” 　　我說：“你打電話給王洪文或者王維國，這兩個人都可以，就說我們的車出發了，還是在那個支線上停住。”以後我了解，陳勵耘確實打電話通知了王洪文。 　　後來，據陳勵耘交代：8日晚上他有事，就是因為於新野到了杭州。於新野是8日先坐飛機到上海，然後趕到杭州找陳勵耘布置任務的。但於新野有一些疑惑，不知道出了什麽事。他追問陳勵耘毛主席到底在杭州講了些什麽話，陳就把毛主席同他們談話的內容做了報告。當時，於新野告訴陳勵耘，要在杭州、上海、南京之間謀害毛主席。據我們後來了解到的情況，陳勵耘在接待於新野的房子裏掛著一張毛主席像，陳勵耘一看到毛主席像就發愁。 　　林彪反革命集團陰謀發動武裝政變、殺害毛主席的手段之殘忍，是駭人聽聞的。從後來“聯合艦隊”成員的供述和我們調查得到的材料看，他們準備謀害毛主席的辦法有八種之多： 　　第一種辦法，如果毛主席的專列停在上海虹橋機場專用線上，就由負責南線指揮的江騰蛟指揮炸專用線旁邊飛機場的油庫，或者讓油庫燃燒。據王維國交代，這時就由王維國以救火的名義帶著“教導隊”衝上火車，趁混亂的時候，先把汪東興殺死，然後殺害或綁架毛主席。 　　第二種辦法，是準備在第一種辦法失敗後采用的，就是在毛主席的專列通過碩放鐵路橋時，炸掉鐵路橋和專列，製造第二個“皇姑屯事件”。然後他們再宣布是壞人搞的。碩放橋在蘇州到無錫之間，他們已經到那裏看了地形，連炸藥怎麽安放，都測量和設計好了。 　　第三種辦法，如果碩放炸橋不成，就用火焰噴射器在路上打火車。周宇馳講，火焰噴射器可以燒透幾寸厚的鋼板。朝火車噴射，很快就會車毀人亡。王維國、周宇馳等人也到鐵路沿線看過地形。他們準備從外地調來火焰噴射器部隊，由於我們行動提前，這支部隊沒有來得及調來。 　　第四種辦法，是用四○火箭筒和一百毫米高射炮平射打毛主席乘坐的火車。四○火箭筒是打坦克的，高射炮是打飛機的，這兩種武器的穿透力都很強，對付火車不成問題。 　　第五種辦法，是由王維國利用毛主席接見的機會，開槍殺害毛主席。 　　第六種辦法，是利用中央開會的機會，對毛主席下毒手 　　第七種辦法，是策劃用飛機上的機關炮、警衛營的步槍、機關槍打毛主席乘坐的專列，把車打停以後，欺騙戰士說上火車去抓凶手，看著哪個活著就把他幹掉。 　　第八種辦法，是要陳勵耘在杭州用改裝的伊爾─10飛機來轟炸毛主席的專列，由陳勵耘負責在飛機上裝炸彈。據陳勵耘後來供述：於新野找他布置任務時，他曾提出杭州沒有可靠的飛行員，於新野答應回去向領導上匯報，派一個飛行員來。他們準備派誰呢？派魯瑉。魯瑉當時是空軍司令部的作戰部部長。陳勵耘說：“那就好。那就幹！”陳勵耘還說，用飛機轟炸專列的辦法是可靠的。

9月9日，於新野在上海當著王維國的麵說：“我們這次用飛機轟炸，除飛機上有的武器外，還要再加配高射機關槍，這個機關槍可以掃射火車上跑下來的人。” 　　從這幾種辦法可以看出，林彪一夥謀害毛主席的手段是何等陰險毒辣！ 　　當於新野同王維國一起策劃時，王維國又提出，如果毛主席到上海下車住在顧家花園怎麽辦？於新野說，他看了地形，如果毛主席住在顧家花園，可以把王維國的“教導隊”帶上去，在毛主席住地附近埋伏好，用機槍把前後路堵死，先把警衛部隊消滅，再衝進去就可以解決問題了。王維國還向於新野表態說：“首長(指林彪)的命令，我一定執行。”於新野、王維國都認為，在上海動手，地形比杭州要好，對他們更有利。

9日下午，於新野從上海坐飛機回北京前，王維國同他一起又看過一次地形，他們決定就在上海謀害毛主席。 　　於新野飛回北京，就到西郊機場向林立果作了匯報。林立果在西郊機場的平房和西郊機場旁邊的空軍學院裏都有辦公室，那裏是他的據點。林立果馬上將謀害毛主席的陰謀活動的進展情況報告給在北戴河的林彪和葉群。這時，林立果和周宇馳對江騰蛟說：北線由王飛指揮，南線由你指揮，你要趕快回南方去， 　　王飛當時是空軍司令部的副參謀長，是“聯合艦隊”的骨幹成員。他們計劃在北線實施的行動，是要把在京的周總理、朱德、葉帥、聶帥、徐帥、劉帥等人都害死，也包括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飛等人把釣魚台、中南海的地形都看了。周總理當時就住在中南海裏。他們打算用坦克衝中南海。王飛說，北京上空是禁飛的，用坦克可以把中南海的牆撞開。在他們密謀的過程中，還有人提議可否用導彈車拉著導彈打中南海。他們說來說去，找不到一個合適的方案。 　　林彪知道搞政變的行動已經全麵展開了，他有帶兵的經驗，怕單靠“聯合艦隊”這幾個人沒有把握，怕他們經驗不夠。林彪要指揮一個大“艦隊”。他通過葉群把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都調動起來了。那幾天，他們的電話聯係十分頻繁，常常是兩三部電話機同時講話，一講就是半個小時、1個小時。據調查：

9月10日，黃永勝同時群通電話5次。其中有兩次通話時間竟分別達90分鍾和135分鍾。同日，林彪還給黃永勝寫信，信上說：“永勝同誌：很惦念你，望任何時候都要樂觀，保護身體，有事時可與王飛同誌麵洽。”他仍稱毛主席為“B─52”。葉群在給吳法憲電話中問：B─52的情況現在怎麽樣了？吳法憲向她報告了毛主席在杭州同陳勵耘等人談話的內容。 　　現在想來，那時的形勢是極其危險的。但毛主席並沒有把他知道的危急情況全部告訴我，他老人家沒有做聲，他沉著地待機而動。當時，我也發現有些現象不正常。杭州我們不能再呆下去了，便轉往上海。由於我們行動非常快，使得陳勵耘和王維國等人措手不及。

9月10日15點35分，我們從杭州發車，18點10分就到了上海。這次隨毛主席外出，我帶上中央警衛團幹部隊100人，前衛、後衛車都上了部隊。專列一到上海，我就把上海當地的警衛部隊全撤到外圍去了，在毛主席的主車周圍全換上中央警衛團的部隊，以防不測。在離我們的專列150米遠的地方是虹橋機場的一個油庫，要是油庫著火了，我們的火車跑都跑不掉，所以我特別派了兩個哨兵在那裏守衛。

9月10日晚上，毛主席同上海市革委會負責人王洪文見麵，但沒有談幾句話。王洪文住在車下的房子裏，他還要我也搬到車下來住。我因為考慮專列的安全就謝絕了。 　　

第二天 【9月11日】上午，許世友來了。 　　毛主席與許世友、王洪文和我，談了兩個小時的話。毛主席說：犯點錯誤是不要緊的，有的屬於認識問題，現在有的同誌有些認識不到嘛，那就等待，而且要耐心地等待嘛。毛主席又說：要爭取主動，有了錯誤，不認識，不改正，在那裏頂著不好，這會加深錯誤，包袱越背越重，甩掉包袱，輕裝上陣，人就舒服了。他還指出：有人在搞陰謀詭計，不搞光明正大；不搞團結，在搞分裂。 　　許世友表示，廬山會議的問題，按毛主席的指示辦。 　　談到中午，毛主席說：“吃中午飯啦！今天，我就不請你們在車上吃飯了。王洪文，你請許世友到錦江飯店去吃飯，喝幾杯酒。” 　　許世友熱情地說：“汪主任，你也去。” 　　我說：“我不去了，謝謝。” 　　毛主席當著他們的麵對我說：“汪主任，你把他們送走以後，再回來一下。” 　　我送許世友、王洪文下車時，看到王維國也來了。他一直在休息室裏等著毛主席召見。 　　我送走許世友、王洪文、王維國等人後，馬上回到車上去見毛主席。 　　毛主席問：“他們走了沒有？” 　　我說：“走了。” 　　毛主席馬上說：“我們走。你立即發前衛車。”我說：“不通知他們了吧？” 　　毛主席說：“不通知。誰都不通知。” 　　我們執行毛主席的命令，立即發了前衛車。

9月11日 13點12分，我們的車也走了。 　　專列開動時，車站的警衛人員馬上報告了在錦江飯店吃飯的王洪文。王洪文小聲告訴許世友說：“毛主席的車走了。” 　　許世友很驚訝地說：“哎呀！怎麽走了？” 　　王洪文對許世友說：“既然走了，我們還是吃飯吧。” 　　王洪文、許世友、王維國等人吃了兩個多小時的中午飯。吃完飯已經是下午了。許世友便乘一架伊爾─14飛機趕回南京，然後到車站接我們。

9月11日 18點35分我們的專列抵達南京站，停車15分鍾。許世友在南京站迎接，毛主席說：“不見，什麽人都不見了，我要休息。” 　　我下車見了許世友，跟他說：“毛主席昨天晚上沒睡，現在休息了。毛主席還說，到這裏就不下車了。” 　　許世友說：“好！”他接著問我：“路上要不要我打電話？” 　　我說：“不用了，我們打過了。” 　　許世友又問：“蚌埠停不停？” 　　我說：“還沒最後定。一般的情況，這個站是要停的，但主席沒定。” 　　專列從南京開出後，到蚌埠車站是21點45分，停車5分鍾。

9月12日零點10分到徐州，停車10分鍾。到兗州時是2點45分，沒有停車。到濟南時是5點，停車50分鍾。在濟南車站，我打電話給中辦值班室，要他們通知紀登奎、李德生、吳德、吳忠到豐台站，毛主席要找他們談話。專列到德州時是7點40分。停車20分鍾。11點15分到天津西站，停車15分鍾。

9月12日中午13點10分，專列抵達豐台站停車。毛主席與李德生、紀登奎、吳德、吳忠和我談了話，一直講到下午3點多鍾才結束。 　　過去，毛主席從來沒有白天到北京站下車的，這次是個例外。15點36分，專列由豐台站開出，16點5分到北京站。毛主席下火車後坐汽車回到了中南海。 　　

從杭州動身到這時，毛主席已經3天沒有休息好。到了中南海，我對毛主席說：“您睡吧。” 　　毛主席關心地對我說：“你也睡一睡吧。” 　　我說：“我也回去睡一睡。” 　　回來後，我打電話給周總理。周總理還不知道出了什麽問題，感到詫異。他問：“你們怎麽不聲不響地就回來了，連我都不知道。路上怎麽沒有停？原來的計劃不是這樣的呀。” 　　我回答周總理說：“計劃改了。”我還說，電話上不好細說，以後當麵匯報。 　　這時，林立果等人正在加緊策劃和實施謀害毛主席和黨中央其他領導同誌的陰謀①，突然接到王維國從上海打來的電話，報告毛主席的專列已經離開上海。這幫家夥被嚇壞了，林立果連聲說：“糟糕！糟糕！” 　　當林立果又探聽到毛主席確實於9月12日下午回到中南海的消息後，深感謀害毛主席的陰謀已經破產，他在驚恐之餘，給在北戴河的葉群打電話，說情況緊急，兩個小時以後飛往北戴河，並說，他走後北京由周宇馳指揮。林立果還對周宇馳等人說，現在情況變了，我們要立即轉移，趕緊研究一個轉移的行動計劃。 　　

9月12日傍晚，周宇馳在空軍學院召集江騰蛟、王飛一夥開了一個秘密會議。會上確定，由王飛、江騰蛟負責組織人員，保護黃永勝等人南逃。他們計劃：13日早晨8點鍾，林彪由山海關機場直飛廣州；13日早晨7點鍾，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等人由北京西郊機場直飛廣州。 　　然而，事與願違。玩火者必自焚。曆史無情地表明：林彪的“兩謀”，不過是一夥陰謀家的垂死掙紮而已，他們沒有逃脫失敗的命運。



程世清   和林彪   及九一三事件。


　　1971年8月30日晚9時許，毛澤東南巡從長沙到達南昌，駐八二八招待所。南昌八二八招待所在向塘機場附近，原是空24師師部，後仿照武漢東湖和杭州劉莊的“行宮”而建，環境和設施很好。9月1日晚餐時，汪東興對陪餐的程世清等人說：這兩天，主席休息得很好，這裏的條件不錯，主席要在這裏多住幾天，你們多弄點野兔和斑鳩。程世清等人聽了很高興，隨即作了相應安排。

　　毛澤東這次南巡，意在為最終解決廬山會議問題（實質是林彪問題），繼續做各地黨政軍主要負責人的思想教育工作。當時毛澤東把南昌作為這次巡視途中的一個節點，召許世友（南京）、韓先楚（福州）趕到南昌，對許、韓、程一起進行談話教育。

　　當天（8月30日）在車上，毛澤東就找程世清等人談了話。會談直指廬山會議問題，點名批評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暗示根子在林彪，並以黨內曆次路線鬥爭的經驗教訓，引導與會人員，進一步提高認識，講清各自的問題，跟林彪劃清界線。在與程世清談話時，毛澤東問他：“去年的廬山會議，吳法憲向華東空軍係統的王維國、陳勵耘、韋祖珍這幾個人打了招呼，有沒有你程世清呀？”程世清趕忙對毛主席說：“我有錯誤，吳法憲對我有影響。主要的錯誤是我的思想沒有改造好。”毛澤東並未繼續深問，接著就把話頭轉到其他人身上去了。
　　毛澤東的談話極大地觸動了程世清，當晚他徹夜難眠，聯係種種情況，反複思考，決心講清自己的問題，並突發奇想，冒出了“林彪可能要逃跑”的想法。他決定冒死向毛主席報告。第二天下午，程世清先麵見了汪東興，說：“我有些很重要的問題，要親自報告主席，但怕主席沒有時間，是否先同你談談，而由你轉告主席。”接著便對汪東興談了他自己的問題和對林彪問題的看法，提出林彪可能要逃跑，並請汪東興代為向主席報告。汪東興聽後說：“你說的這些，應當親自去向主席講，我不替你轉達。我剛從主席那裏來，他還沒有休息，你現在就可以去。”

　　隨後，程世清即到毛澤東處，向毛澤東講了以下內容：

　　一、在廬山會議期間，吳法憲電話叫我到他住處，要我跟他去見了葉群，談了華東組討論的情況。我覺得葉群對黃、吳、李、邱四員“大將”搞得很緊，好像抓住了他們什麽把柄。因此，要解決四員“大將”的問題，還得從葉群著手。
 
　　二、1970年，林彪曾派專機將一輛蘇製水陸兩用坦克運到南昌，要我們仿製一輛，說是為林彪、葉群到北戴河遊泳所用。製成後，又來專機把原車和仿製車都接走了。

　　三、1971年7月，周宇馳親自駕駛法製雲雀直升飛機到南昌。當時，我們省委正在梅嶺開會，周要見我，由空8軍（駐南昌）副政委李登雲帶他到梅嶺，我在午睡前和李登雲一起見了他，隻是相互寒暄了一番，約半小時，他就走了。後來聽李登雲講，周駕機離開南昌後，到了廬山和井岡山，再飛往廣東。我覺得周宇馳獨自駕機到處飛，很不正常，不知要幹什麽。

　　四、林豆豆曾兩次來南昌采訪，到過我家裏，她跟我愛人交談時，流露過對葉群的不滿，並說她家裏的情況很複雜，請程世清政委不要涉及她家的事，弄不好會殺頭的。林豆豆為什麽把她家裏的事情看得這麽嚴重，難以理解。
　　
　　最後程世清對毛澤東說：我懷疑林彪可能要逃跑，可能從北戴河坐水陸兩用坦克往南朝鮮跑，也可能坐飛機往香港跑。

　　程世清講完後，毛澤東說：“程世清呀，你說的這些隻能跟總理講，其他任何人都不能講。”

　　程世清在回憶錄中（秦城監獄中所寫）記述了他匯報完後的心情：“當時我覺得壓在我心裏將近一年之久的大石頭，終於掉下來了，我感到非常的輕鬆和快活。1971年8月31日夜晚，我喝了三大兩貴州茅台，真是心喜酒也甜。當夜我睡得非常好。一個共產黨員總算是盡到了自己應盡的責任。”

　　聽了程世清的匯報後，9月1日毛澤東因病休息了一天，9月2日再次接見了許世友、韓先楚、程世清等人。9月3日吃過中飯，大家剛躺下午睡，突然傳來命令，主席現在就要走，立刻啟動警衛和護路等工作。不一會兒，毛澤東在汪東興和程世清的陪同下，從一號樓的內室來到門廳，招招手，登車而去。
 
　　過去，毛澤東在南昌的行止，都是有規律的，保障工作依預案進行，這次卻很反常，突然決定離開南昌，經杭、滬返京。這是為什麽？從邏輯上判斷，應當是9月2日毛澤東聽了程世清的匯報，對林彪和四員“大將”的問題及動向，作出了新的判斷和決策，必須緊急返京，搶得先機，從容應對。程世清在關鍵時刻，一語驚天，懷疑林彪可能要逃跑，為毛主席和黨中央及時、果斷地解決林彪問題，是有重要作用的。平心而論，茲人茲事，曆史應當書寫一筆，以示公正。

　　此事還有一些後續情況：

　　1971年11月，周總理在一次為查清洪都機械廠生產的70多架強五飛機疏散問題，打電話給文道宏（江西省委副書記、省軍區副政委）說：“這個事情搞清楚了，沒有問題，就好了。此事是韓先楚同誌（時為福州軍區司令員，江西省當時歸福州軍區管轄）向我提出來的，我不得不親自過問，望你們理解，不要有什麽壓力。這次解決林彪問題，你們是起了作用的。你把我的電話轉告程世清同誌（總理的電話原本是打給程世清的，因程下鄉，經總理同意由文接聽）。”總理說的“起了作用”，無疑是指程世清9月2日在南昌向毛澤東的匯報。

　　1972年3—4月，中央為解決江西問題（主要是程世清問題）舉行的有7位政治局委員參加的會議上，程世清在檢討自己的問題時，講了當時在南昌向毛澤東提出林彪可能逃跑的懷疑，並說汪主任知道此事，他可以作證。汪東興當即插話說：“這個事是這樣的，你當時是把這些問題對我講了，我可以作證，但你要我替你向主席轉達，我說我不轉達，你應當直接向主席講，你是不是跟主席講了呢？我不知道，這個我不能作證。”程世清接著說：我講了，當時離開你以後，我就到主席那裏講了。對於程世清講的這些情況，在場的十幾位中央領導及有關人員，都沒有提出任何質疑，就連張春橋也沒有吭聲。

　　曾任中央警衛團副團長的張耀祠在《張耀祠回憶毛澤東》一書中，也證實了程世清向毛澤東匯報一事。
　　
　　　
　　有關1971年九一三事件以後幾天的情況，程世清在其回憶錄有如下的說法：

　　9月19日晚上10時許，總理來電話（保密機）通知我說，林彪已叛逃摔死在蒙古。並說，你上次在南昌向主席報告的事，主席曾要你親自報告我，對別人都不能說是嗎？我對總理說，我準備在這個月底到北京單獨向您報告，總理說：“事情現在已明了，主席要我打電話感謝你。”聽到總理的電話後，我的心情完全平靜下來，並且感到了一種從未有的高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