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沙鷗博關於“八九學潮”的五個問題及答案”一文中的五個問題問得非常好！做為八九學潮中的一個參與者和學生組織的基層幹部，本人雖然不能代表你所謂的“學運領袖”們回答你的問題，但想同沙鷗博討論一下自己的想法，供沙博參考。
一，六四來臨，在要求中國政府平反時，作為把那些傷亡者聯手送上不歸路的另一方，學運領袖們懺悔了沒有？
本人意見：雖然本人在八九學運中所擔當的角色稱不上什麽“學運領袖”，但本人對學運最後以殺人和流血告終感到深深的悔恨，這種感覺伴隨著本人很多年，成為一種心理重壓，因為內疚而在對這一事件的是非爭論中保持沉默。我相信很多當年學運的組織者和參與者都有此感受，這可能是為什麽當年這麽多學生組織的參與者，真正出來談論這件事的人很少。但我相信，這批“沉默的大多數”已經在心裏做了很多深刻的反思和懺悔。在你所謂的“學運領袖”中，封從德先生在這方麵公開的反思比較多，雖然有一些觀點我不見得讚成，但對他能公開自我反思的勇氣還是非常欽佩的。
對你所謂的“學運領袖”的講法我也不太讚成，因為在學運中我本人從來沒有把他們當成什麽領袖，我感到自已周圍的同學應該也是同樣的想法，他們不過是同我一樣的普通的學運組織者，有的因為勇敢衝在最前麵而為人所知，有的因為同學們的信任而被推到最前麵，“學運領袖”的帽子完全是媒體給戴上的。我本人當年參加學運完全是出於自願，從來沒有感覺到是受了那些所謂“學運領袖”的影響，在學運失敗的責任上，他們並不應該承擔比我們這些不出名的參與者更多的責任。我覺得用“被騙”的借口把責任推到那些出了名的人的身上來消除內心的內疚是可恥的。
當然，你和很多讀者會覺得我這麽一個小人物是不是把自己看得太高了。本人當然明白自己的力量有多大。可是既然我們當年自覺自願地參加了這場運動，我們就應該為自己的行為負責！我們不能裝成無辜的樣子把責任一股腦地推到別人身上。即便我們不能深刻反省和懺悔，我們至少應該盡力為六四中無辜死難的同胞爭取一個說法和合理的補償，永遠在心裏哀悼他們，用自己微薄的力量去關心和幫助他們的遺屬。
二，假如中共不鎮壓，運動將以何種形式收場？
也許我們當年把事情想的太簡單，我們起初對政府用和平的手段解決學運的問題是抱有幻想的，因為學運的目的並不是要推翻政府，而是想推動政府進行政治體製改革。比較樂觀的結局是政府同學生之間進行比較真誠的對話，原諒學生的過激行為，允許學生自治組織的存在，比較悲觀的結局是政府一邊把一批學運的組織者抓起來判刑，一邊開始啟動政治體製改革以安撫民心。當時在我周圍的一些學運的組織者已經做好了坐牢的準備，這也是他們受到同學們信任和支持的主要原因。
但是，政府一開始就把學運定性為“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挑起的一場動亂，尤其是北京市政府，一邊謊報軍情，一邊用壓製、欺騙、分化、抹黑的慣用伎倆對付學生，激化了政府同學生的矛盾，使得對立逐步升級，而到了最後無法妥協的局麵。
當然，學生組織者的不成熟、學生組織的分化以及學運向全民運動的迅速轉型而出現的在領導上和方向上的混亂也是對立激化的重要原因。但畢竟這場運動並不是一場反政府的運動，雖然因為運動的自由性有一些“打倒共產黨”的雜音，但主調並不是要推翻政府；同時政府掌握著強大的國家機器，掌握著處理學運的主導權，隻要采取比較開明和緩和的處理方式是不用以殺人流血的方式收場的。如果沙鷗博和讀者詳細了解八九學運的曆史，你們可以發現在事態發展的過程中，政府有很多機會可以使之以比較平和的方式收場。
三，八九學潮有多“偉大”？
這個問題不是本人考慮的問題，但你我都可以有一個自己的感覺和判斷。盡管本人為這場運動的結局感到內疚和痛悔，但本人對參加了這場運動始終感到自豪。本人覺得，八九學運使中國人對中國共產黨的政治理想徹底失望，打碎了中國在經濟發展上的意識形態的枷鎖，迫使中國政府走上了發展市場經濟和同國際社會接軌的道路。至於說它多“偉大”，我們就留給後人評說吧。
四，八九學潮是民主運動？
這個問題是要用史實來判斷的。作為一個見證者，本人想提出一些親身經曆供沙鷗博和讀者們參考。
本人曾經是北大學生組織“北京大學學生自治會籌委會”的成員。這個組織成立於四月十九日，是學運中最早成立的學運組織，雖然沒有後來的高自聯、廣場指揮部等機構出名，但她基本上主導了八九學運的組織形式和發展方向。例如，學運中主要訴求大部分是由這個組織發出的，高自聯、絕食團、廣場指揮部等學生組織以及工自聯等市民組織的骨幹都曾經是這個組織的成員，高自聯在學運的中期和後期主要由這個組織在支撐和主導。在這個組織的成立和發展過程中，學生組織者們一直在追求和實踐者民主的原則。從其最早的名稱為“北京大學團結學生會籌委會”我們可以看到學生們對民主的訴求。這個機構的最早的領導者們是由北大三角地匯集的學生們鼓掌選出的。後來數次改組是由學生代表大會選出領導人，但因為選舉過程不是普選，她一直以“籌委會”形式存在，並在絕食活動發生前一直在籌備全校的普選，準備通過普選確認其組織的合法性，而她得到了全校大部分學生，甚至是官方學生會的認同。在北京高校對罷課問題產生分歧時，她首創采用全校民調的方式進行決策。在學運的發展過程中，她在民主的原則下形成了比較完善的組織製度和決策機製，並製定了以三權分立的民主原則為基礎的“北京大學學生自治會憲章” 草案。如果沙鷗博和讀者們有興趣，以上信息可以在封從德主編的《八九學運回顧與反思》一書中找到印證。
因為意識到我們學生對民主認識的不成熟，封從德等北大籌委會的組織者們在早期提出了“民主啟蒙運動”的概念，希望通過學生自治運動實踐民主原則和宣揚民主理念，為中國的民主實踐積累經驗。後來高自聯又提出了“校園民主運動”的概念，希望通過校園普選的形式實現學生自治組織的合法性，使中國向有限民主邁進一步。
我們也可以注意到，在學運的過程中一直貫穿了兩個主旋律，一個是代表普通民眾的以“打到官倒”“懲治腐敗”、“平抑物價”等為主的民生訴求，一個是代表知識分子的以“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結社自由”等為主的民主訴求，學生們希望政府通過政治體製改革允許民間組織存在和媒體的獨立性，從而形成社會監督機製以杜絕腐敗的發生。
五，八九學潮給中國社會留下了什麽？
這個問題也不是本人所能回答的。我們各自即便有自己的看法，也都是主觀的，最好留給曆史學家們去分析討論。
一，六四來臨，在要求中國政府平反時，作為把那些傷亡者聯手送上不歸路的另一方，學運領袖們懺悔了沒有？
本人意見：雖然本人在八九學運中所擔當的角色稱不上什麽“學運領袖”，但本人對學運最後以殺人和流血告終感到深深的悔恨，這種感覺伴隨著本人很多年，成為一種心理重壓，因為內疚而在對這一事件的是非爭論中保持沉默。我相信很多當年學運的組織者和參與者都有此感受，這可能是為什麽當年這麽多學生組織的參與者，真正出來談論這件事的人很少。但我相信，這批“沉默的大多數”已經在心裏做了很多深刻的反思和懺悔。在你所謂的“學運領袖”中，封從德先生在這方麵公開的反思比較多，雖然有一些觀點我不見得讚成，但對他能公開自我反思的勇氣還是非常欽佩的。
對你所謂的“學運領袖”的講法我也不太讚成，因為在學運中我本人從來沒有把他們當成什麽領袖，我感到自已周圍的同學應該也是同樣的想法，他們不過是同我一樣的普通的學運組織者，有的因為勇敢衝在最前麵而為人所知，有的因為同學們的信任而被推到最前麵，“學運領袖”的帽子完全是媒體給戴上的。我本人當年參加學運完全是出於自願，從來沒有感覺到是受了那些所謂“學運領袖”的影響，在學運失敗的責任上，他們並不應該承擔比我們這些不出名的參與者更多的責任。我覺得用“被騙”的借口把責任推到那些出了名的人的身上來消除內心的內疚是可恥的。
當然，你和很多讀者會覺得我這麽一個小人物是不是把自己看得太高了。本人當然明白自己的力量有多大。可是既然我們當年自覺自願地參加了這場運動，我們就應該為自己的行為負責！我們不能裝成無辜的樣子把責任一股腦地推到別人身上。即便我們不能深刻反省和懺悔，我們至少應該盡力為六四中無辜死難的同胞爭取一個說法和合理的補償，永遠在心裏哀悼他們，用自己微薄的力量去關心和幫助他們的遺屬。
二，假如中共不鎮壓，運動將以何種形式收場？
也許我們當年把事情想的太簡單，我們起初對政府用和平的手段解決學運的問題是抱有幻想的，因為學運的目的並不是要推翻政府，而是想推動政府進行政治體製改革。比較樂觀的結局是政府同學生之間進行比較真誠的對話，原諒學生的過激行為，允許學生自治組織的存在，比較悲觀的結局是政府一邊把一批學運的組織者抓起來判刑，一邊開始啟動政治體製改革以安撫民心。當時在我周圍的一些學運的組織者已經做好了坐牢的準備，這也是他們受到同學們信任和支持的主要原因。
但是，政府一開始就把學運定性為“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挑起的一場動亂，尤其是北京市政府，一邊謊報軍情，一邊用壓製、欺騙、分化、抹黑的慣用伎倆對付學生，激化了政府同學生的矛盾，使得對立逐步升級，而到了最後無法妥協的局麵。
當然，學生組織者的不成熟、學生組織的分化以及學運向全民運動的迅速轉型而出現的在領導上和方向上的混亂也是對立激化的重要原因。但畢竟這場運動並不是一場反政府的運動，雖然因為運動的自由性有一些“打倒共產黨”的雜音，但主調並不是要推翻政府；同時政府掌握著強大的國家機器，掌握著處理學運的主導權，隻要采取比較開明和緩和的處理方式是不用以殺人流血的方式收場的。如果沙鷗博和讀者詳細了解八九學運的曆史，你們可以發現在事態發展的過程中，政府有很多機會可以使之以比較平和的方式收場。
三，八九學潮有多“偉大”？
這個問題不是本人考慮的問題，但你我都可以有一個自己的感覺和判斷。盡管本人為這場運動的結局感到內疚和痛悔，但本人對參加了這場運動始終感到自豪。本人覺得，八九學運使中國人對中國共產黨的政治理想徹底失望，打碎了中國在經濟發展上的意識形態的枷鎖，迫使中國政府走上了發展市場經濟和同國際社會接軌的道路。至於說它多“偉大”，我們就留給後人評說吧。
四，八九學潮是民主運動？
這個問題是要用史實來判斷的。作為一個見證者，本人想提出一些親身經曆供沙鷗博和讀者們參考。
本人曾經是北大學生組織“北京大學學生自治會籌委會”的成員。這個組織成立於四月十九日，是學運中最早成立的學運組織，雖然沒有後來的高自聯、廣場指揮部等機構出名，但她基本上主導了八九學運的組織形式和發展方向。例如，學運中主要訴求大部分是由這個組織發出的，高自聯、絕食團、廣場指揮部等學生組織以及工自聯等市民組織的骨幹都曾經是這個組織的成員，高自聯在學運的中期和後期主要由這個組織在支撐和主導。在這個組織的成立和發展過程中，學生組織者們一直在追求和實踐者民主的原則。從其最早的名稱為“北京大學團結學生會籌委會”我們可以看到學生們對民主的訴求。這個機構的最早的領導者們是由北大三角地匯集的學生們鼓掌選出的。後來數次改組是由學生代表大會選出領導人，但因為選舉過程不是普選，她一直以“籌委會”形式存在，並在絕食活動發生前一直在籌備全校的普選，準備通過普選確認其組織的合法性，而她得到了全校大部分學生，甚至是官方學生會的認同。在北京高校對罷課問題產生分歧時，她首創采用全校民調的方式進行決策。在學運的發展過程中，她在民主的原則下形成了比較完善的組織製度和決策機製，並製定了以三權分立的民主原則為基礎的“北京大學學生自治會憲章” 草案。如果沙鷗博和讀者們有興趣，以上信息可以在封從德主編的《八九學運回顧與反思》一書中找到印證。
因為意識到我們學生對民主認識的不成熟，封從德等北大籌委會的組織者們在早期提出了“民主啟蒙運動”的概念，希望通過學生自治運動實踐民主原則和宣揚民主理念，為中國的民主實踐積累經驗。後來高自聯又提出了“校園民主運動”的概念，希望通過校園普選的形式實現學生自治組織的合法性，使中國向有限民主邁進一步。
我們也可以注意到，在學運的過程中一直貫穿了兩個主旋律，一個是代表普通民眾的以“打到官倒”“懲治腐敗”、“平抑物價”等為主的民生訴求，一個是代表知識分子的以“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結社自由”等為主的民主訴求，學生們希望政府通過政治體製改革允許民間組織存在和媒體的獨立性，從而形成社會監督機製以杜絕腐敗的發生。
五，八九學潮給中國社會留下了什麽？
這個問題也不是本人所能回答的。我們各自即便有自己的看法，也都是主觀的，最好留給曆史學家們去分析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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