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中國人收入流變

    中國人每創造100元的財富，個人能拿到的隻有45.4元，23.1元流入國家財政，31.5元變成資本和存貨。三十年來人均收入的增幅在逐漸遞減。GDP的增長速度高過人均收入的增幅，導致內需不足。

    GDP增速遠超收入增速

    考察一個國家和社會之進步，也許我們隻需要兩個指標就夠用了：其一為“效率”，其一為“分配”。

    為了具體化這兩個抽象的概念，經濟學家引進了兩個統計口徑：“GDP”和“人均收入”。前者用於描述一個國家和地區年度經濟活動的總量；後者用於描述人們從他們的經濟活動中獲得了哪些收益。作為考察指標，前者可以粗略考察該國的經濟現狀，後者則會在一定程度上昭示該國長久發展的後勁。

    1978年，中國的GDP為3645.2億元，2007年為246619億元，增長了67.6倍，剔除物價因素，大致增長了15倍。同期，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從343.4元增長為13786元，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從133.6元增長為4140元，增幅分別為大致40倍和30倍，剔除物價因素，一個增長了大約9倍，一個增長了不到7倍。

    從上麵的數據我們可以得到兩個很有意思的結論：一、中國GDP的增長速度高過人們收入的增幅；二、城鎮居民的收入基數要比農村居民高，而且增速也快。

    今天，最讓我們頭痛的一個問題就是所謂“內需不足”，這個話翻譯過來就是我們的生產能力超出了我們的消費能力。對於一個窮國來說，中國的潛在需求應該遠超過生產能力才是正常的，為什麽竟然會出現所謂“內需不足”呢？對這個問題最直觀的一個解釋就是：中國GDP的增速高過人們收入的增幅。

    回過頭來看，沿用“效率”和“分配”這兩個考察指標，我們發現，在過去的三十年裏，作為世界模範生，我們在“效率之遞進”這一問題上無出其右；在分配的問題上，雖然人們的收入也取得了長足的增長，不過，卻沒有充分分享經濟效率之提升（考慮到GDP之增速大致是農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的2倍，這一問題不容忽視）。時至2008年，我們猛然發現，在分配問題上的這一容易被忽視的現象竟然反過來成為我們經濟進一步發展、效率進一步提高的最大障礙：內需不足。

    那麽，超過人們收入的那部分財富跑到哪裏去了呢？

    大致說來，人們創造的財富會被三部分分享：勞動者拿走工資，國家拿走稅收，資本拿走利潤。其中個人工資會被統計入“收入”，資本利潤中的分配給股東的部分也會被統計入“收入”，剩餘部分就是稅收以及資本利潤中不分配的部分。當然，從理論上講，稅收取之於民，用之於民，它隻是把一部分人的收入轉換為另外一些人的收入。不過，在實際操作上，財政支出多用於公共服務，而這些服務很難計入服務對象的個人收入中去。故此，我們粗略地把稅收與個人收入並列。

這樣分析下來，超過人們收入的那部分財富，一些跑到了國家手中（大部分變成了公共服務），一些跑到了資本家手中，變成了資本和存貨。

2007年，中國不含關稅、耕地占用稅和契稅的稅收總額為4.9449萬億元，再加上7584.6億元的關稅，國家拿走的那一塊大致為5.7萬億元；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拿走的收入（包括工資、利息、股息等其他收入）總額為11.2萬億元（城鎮居民總人口5.94億，人均收入近1.4萬元；農村人口 7.3億，人均收入 4140元）；在總額24.66萬億元的GDP中，除去以上兩塊，剩下的就應該是資本和存貨，其值為7.76萬億元。這裏應該包括貿易順差，去年的貿易順差為2622億美元，折合人民幣大約1.8萬億元。

     城市化的裨益

    如果上述分析成立，那麽，中國人每創造100元的財富，個人能拿到的隻有45.4元，23.1元流入國家財政，31.5元變成資本和存貨（其中7元流出國外，變成中國的資本輸出）。

    1978年，以上數字分別為45、31和24。

    1988年，以上數字分別為47、17和36。

    1998年，以上數據分別為49、12和39。

    粗略地看來，在過去的三十年裏，收入占GDP的比例大致在45%至50%之間，呈先低後高，再又變低的趨勢。

    可是，既然GDP的增速分別高過城鄉居民的收入增幅，為什麽國人的收入占GDP的比例迄今為止還能基本保持穩定呢？

   主要的原因在於城市化。

   雖然城鎮居民與農村居民的人均收入增幅都低於GDP增幅，可是一方麵，總人口增加了，一方麵，大量的人口從農村居民變成城鎮居民，這一部分人口的收入增幅超過了GDP的增幅。於是，總體上就表現為人們收入占GDP的比例大體不變。

    1978年，農村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例為82%；1988年為75%；1998年為67%；2007年為55%。平均每年大致下降一個百分點，且呈加速度下降狀態。數億中國人從農村來到城鎮，使得城鎮居民總收入占全國居民總收入的比例從1978年的35%上升到2007年的79.1%，這維持了收入占 GDP之比大致穩定。

    那麽，為什麽在人們收入總額占GDP的比例大致不變的情況下，以前沒有出現的“內需不足”突然出現了呢？

原因在於資本積累。 1978年，全國固定資產投資額為356億元，2007年，這一數字為13.7萬億元，增長了385倍，而同期的GDP增速為67.6倍。持續高速增長的資本積累，產生了大量的產能，這些產能最終超過了人們的有效需求，於是產生基於產能過剩的“內需不足”。

    而持續高速增長的資本積累是由中國人的高儲蓄率支撐的。1978年，居民存款餘額為210.6億元，當年的居民收入總額為1647億元（農村居民主要是實物收入），存款餘額與收入之比為12.75%；1988年，這一比值為53.5%；1998年，該比值上升為131.5%；2007年的比值為 157.1%。

    到今天，中國罕見地又是窮國，又是資本淨輸出國，正是緣於長期的高積累。（一般說來，窮國應是資本淨輸入國家，因為窮國人們的需求更旺盛，需要更多的投資；窮國的就業問題更嚴重，需要更多的就業機會等等。）

 

    城鄉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及恩格爾係數

    人均收入增幅逐漸遞減

    前麵我們提到，在過去的三十年裏，城鎮居民的收入基數要比農村居民高，而且增速也快。細究起來，城鎮居民收入的基數始終高過農村居民，不過，在論起增速就未必了。

    在整個1980年代，農村居民收入的增長速度要超過城鎮居民。不考慮物價因素，1990年，農村居民收入是 1978年的516%，同期城鎮居民的收入之比為440%。步入1990年代之後，農村居民收入的增速開始落後於城鎮居民。2000年，農村居民收入是1990年的328%，城鎮居民則是415%；2006年與2000年相比，農村居民為159%，城鎮居民為187%。

    這是因為中國的改革始於農村，農村居民更容易分享到改革初期的成果。當然，另外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改革前的農村處於赤貧狀態，過低的基數使得增長幅度容易大。（1978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133元，主要是糧食等實物收入折算下來的，即使按照當時的物價水平，也僅夠果腹而已。）

    從上麵的比較我們還可以得到一個結論：在過去的三十年裏，人均收入的增幅在逐漸遞減。即使剔除物價因素，這個結論也基本成立。在最近的十年，這個現象尤為突出。

    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釋，為什麽在1980年代，改革會受到全社會的廣泛支持。而今天，在社會取得了長足進步的今天，一些社會矛盾反而顯得較1980年代更為突出。

    我們回顧過去三十年，不是為了做單純的分析，而是希望對未來會有幫助。從收入角度，以下幾個結論也許值得今後更多的關注：

    第一，國民若不能充分分享經濟活動之增長，這一方麵可能會加深社會衝突；另一方麵，會影響總需求，進而對經濟發展造成不利。

    第二， 稅賦過高，非國之福。此外，稅收本身應納入國民監督之中，否則容易形成國民財富之淨損失。

    第三， 在分配上過多地向資本傾斜，恐亦非國家社會之福。作者： 周健華

[程公子]

寫得很好，偶爾逛進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