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改革開放與日本因素

 「內容提要」改革開放30年來，在中國推進現代化建設所必需的和平周邊關係中，日本因素基本上起到了正麵作用。在中國對外經貿關係中，日本因素在諸外國因素中的重要性長期居首位；在中國借鑒外國經濟發展的經驗教訓中，日本因素成為正麵經驗和反麵教訓的最重要來源；在中國爭取外援的過程中，日本對華援助總額在提供支援的發達國家中居首位。今後，中國在繼續深化改革開放、落實科學發展觀、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過程中，日本因素仍具有提供經驗、合作共贏的積極意義。

　　2008年是中國改革開放30周年，也是《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締結30周年。這兩件大事之間存在著深刻的內在聯係。而體現這種聯係的關鍵事件就是1978年10月鄧小平為交換《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批準書而對日本進行的訪問，鄧小平在訪日前後和訪日期間所發表的一係列重要論述，體現了這位中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對日本和中日關係之於中國改革開放的重要性的深刻認識和高度重視。運用鄧小平理論分析中國改革開放與國際因素的交互作用，可以認為，在影響中國改革開放的外部的、外國的因素中，日本因素占有突出的重要地位。

　　

　　一、和平穩定的周邊環境中的日本因素

　　中國實行改革開放後，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擁有一個和平與穩定的周邊環境是至關重要的。此時突出的問題是如何處理好對日關係。因為日本曾侵略過中國，是在西方國家中對中國欠賬最多的國家；二戰後，日本的岸信介內閣（1956年12月至1960年7月）和佐藤榮作內閣（1964年11月至1970年7月）繼續推行敵視中國的政策，直到1972年田中角榮內閣上台，中日兩國才實現了邦交正常化。日本經過20世紀50～60年代經濟高速增長期，實現了重化學工業化，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經濟大國，也成為亞洲唯一實現工業化的發達國家。 ①「根據美國學者雷。S.克萊茵（Ray S.Cline）的"國力方程"，1978年中國和日本的綜合國力得分分別為83和108，在世界上的排序分別為第七位和第五位。引自黃碩風：《綜合國力新論——兼論新中國的綜合國力》，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260頁。」與此同時，日本還與美國結成軍事同盟關係，雖然在當時其矛頭主要針對蘇聯，但這種強大的軍事存在也不能不令周邊國家感到巨大的壓力。由此可見，構築一個和平友好的中日關係與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推進現代化建設這個國家核心利益之間存在著極為密切的關係。

　　事實證明，中國發展同日本的和平友好關係的外交努力，達到了為我國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爭取和平穩定的周邊環境的目的，在這方麵日本因素基本上起到了正麵作用，其主要表現如下：

　　（一）《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簽訂

　　中國改革開放開始之年（1978年），中日簽訂了《中日和平友好條約》（以下簡稱《和約》）。這意味著以法律形式確認1972年《中日聯合聲明》中關於兩國結束"不正常狀態"（即"戰爭狀態"）的宣示，正式開啟了中日和平共處的新時代。

　　從當時國際關係的現實看，《和約》簽訂的另一個重大意義在於將日本爭取到反對蘇聯霸權主義的陣線上來，形成了中、美、日聯手對付"蘇聯社會帝國主義"威脅的統一戰線。

　　1960年6月，中蘇兩黨關係公開破裂，一個月後，蘇聯政府突然照會中國政府，片麵地決定撤走全部在華的蘇聯專家，撕毀幾百個協定和合同，停止供應重要設備。蘇聯這種背信棄義的行為加重了中國的經濟困難，也使中蘇關係在20世紀60年代日趨緊張，最終於1969年3月在黑龍江省珍寶島地區發生了嚴重的中蘇邊境武裝衝突事件。珍寶島事件之後，蘇聯試圖聯合美國攻擊位於中國西北部的導彈基地，摧毀中國有限的核設施；而美國為了冷戰需要，不僅拒絕了蘇聯的要求，而且將情報通知給中國政府。

　　為了應對蘇聯大軍壓境的巨大壓力，中國開始改善同美國的關係，從而使中蘇關係由20世紀50年代的軍事、政治同盟變為對抗，而中美關係則由對抗轉為和解。

　　二戰後，日本盡管亟須與中國發展經貿關係，但懾於美國的壓力，在對華政策上唯美國馬首是瞻，不敢越雷池一步。然而，美國為了推行反蘇戰略，開始改善同中國的關係。1971年，基辛格訪華是秘密進行的；1972年，尼克鬆訪華也隻是在幾分鍾前才通知日本。這一切使日本感到十分惱火，稱美國搞"越頂外交".1972年7月，田中角榮首相上台後，於當年9月訪問中國，搶在美國之前與中國恢複了外交關係。

　　田中訪華後，他就積極準備訪蘇，並於1973年10月成行。日蘇之間存在北方四島的領土爭端，而田中卻提出了"出口理論"，①「Gerald L.Curtis，ed.，Japan 's Foreign Policy after the Cold War Coping with Change ，New York：M.E.Share，Inc.，1993，p.281.」期待日蘇經貿關係發展最終將解決日蘇領土爭端。田中此舉的一個重要背景是，在20世紀 70年代初，與日本毗鄰的薩哈林地區北部發現了儲藏量巨大的優質石油天然氣田，日本對參與開發西伯利亞的油氣資源（當時蘇聯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天然氣生產國，其將近九成的油氣等資源分布在西伯利亞）表現出強烈的期待和熱情。

　　田中內閣的對蘇政策在其繼任者三木武夫內閣時期（1974年12月至1976年12月）進一步發展成為對中、蘇的"等距離外交".這不僅是為了發展日蘇經貿關係，同時也是為了利用中蘇矛盾"左右逢源".二戰後，日本雖有美國的核保護傘，但懾於在地理上接近、在國土麵積上位居世界第一（相當於日本的59.3倍）、在軍事實力上堪與美國匹敵（特別是在20世紀70年代，蘇聯的軍事實力達到頂峰）的北方龐然大物蘇聯的威力，②「1959年，三木武夫議員訪蘇會見赫魯曉夫時，赫魯曉夫用手指戳著身旁的地球儀奚落日本客人說："我的一根食指就把日本列島全給覆蓋住了。"參見馮昭奎、劉世龍等：《戰後日本外交（1945～1995）》，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21頁。」日本不由產生一種"敬畏"心理，因而既在美蘇爭霸格局中堅定地站在美國一邊，又不想在對蘇戰線上冒尖兒；麵對中蘇兩國日本表麵上是"不偏不倚"，實際上是"重蘇輕華".

　　中日早在1972年《中日聯合聲明》中就同意進行以締結和平友好條約為目的的談判。但兩國開展締約談判時正處於三木武夫內閣推行對中、蘇"等距離外交"的時期，在談判中，對於中方堅持將1972年《中日聯合聲明》中的"反霸"內容寫入《和約》的主張，日方認為這個問題涉及日本與第三國（蘇聯）關係，會使日本陷入"敵視別國"的境地。與此同時，蘇聯不斷對日本施壓，指責中日締約"直接把矛頭指向蘇聯"，極力阻撓中日締約談判，致使"反霸條款"是否寫入《和約》成為中日締約談判中久拖不決的懸案。③「最終寫入《和約》的"反霸條款"（即《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第二條）稱："締約雙方表明，任何一方都不應在亞洲和太平洋地區或其他任何地區謀求霸權，並反對任何其他國家或國家集團建立這種霸權的努力。"」

　　對於中國來說，是否將"反霸條款"寫入《和約》關係到聯合日本、美國共同反對蘇聯霸權主義的戰略需要。在當時的中國領導人看來，隻有有效地抵禦來自北方的威脅，中國才能將主要精力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安心實施經濟體製改革並向西方國家開放。

　　1977年，鄧小平第三次"複出"並主持中央工作。在日本，福田赳夫首相（1976年12月至 1978年12月）上台後，對恢複中日締約談判表現出積極的姿態。在兩國領導人的推動下，加上美國卡特政府出於"聯華製蘇"戰略也規勸日本盡快與中國締約，中日兩國終於在1978年8月締結《和約》並寫入了"反霸條款"，雖然由於日方強烈要求《和約》中也寫入"本條約不影響締約各方同第三國的立場"，但《和約》的簽訂意味著"日本的'等距離外交'顯然從傾向於蘇聯轉變為傾向於中國——當然是在得到美國首肯的前提下完成的".①「Gerald L.Curtis，ed.，Japan 's Foreign Policy after the Cold War Coping with Change，p.282.」1979年12月，蘇聯入侵阿富汗，日蘇關係趨於惡化，中、日、美形成對付蘇聯霸權主義威脅的共同戰線。

　　（二）冷戰後的日美同盟對中國安全環境的影響

　　冷戰結束後，中日關係失去了共同對付蘇聯威脅的戰略紐帶，日美同盟也失去了所要針對的主要對象。然而，美國推行全球戰略的需要與日本借助美國走向"政治大國"和"軍事大國"的企圖令雙方感到需要繼續利用這種同盟關係，從而導致作為冷戰產物的日美同盟不僅未被削弱，反而日益增強。

　　1996年，日美簽署《聯合宣言》。1997年，《日美防衛合作新指針》（簡稱"新指針"）出台。這個"新指針"與1995年美國國防部發表的《東亞戰略報告》緊密配合，旨在強化日美同盟在日本"周邊地區"的作用，明確將台灣海峽的未來戰事包括在其防衛範圍之內。

　　對於國家間的同盟而言，存在共同的敵人或威脅是維係同盟關係必不可少的紐帶。上述日美同盟的發展動向在實質上就是企圖以中國"置換"蘇聯作為日美同盟所要針對的新的共同威脅。不斷加強的日美同盟對中國的安全環境帶來的主要影響是：（1）對中國實現國家統一大業形成牽製，特別是對中國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行使武力解決台灣問題構成潛在威脅；（2）對中國實施海洋戰略，維護通往中東、非洲地區產油國的海上運輸線形成掣肘；（3）對中國開發東海天然氣等資源、解決與日本的釣魚島領土爭端構成潛在威脅等。

　　然而，由於中國在力阻"台獨"分裂祖國的邪惡圖謀的大前提下，盡最大的努力通過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由於中國理解日本對其海上運輸線即"生命線"的關切，②「據日本官方統計，日本每年進口貨物達6億～7億噸，出口貨物近億噸，其海運量占世界海運總量的25%，換句話說，在全世界的海洋上航行的每四艘貨輪中，就有一艘是為日本運貨的。特別是從中東經馬六甲海峽通往東亞地區的"海上運輸線"更是日本從中東產油地區運輸石油的生命線，一旦這條航線受阻，就等於割斷了日本經濟的命脈。即便日本沒有遭到敵國的直接攻擊，日本經濟也可能遭到致命的打擊。」也認識到維護從非洲、中東直至東亞地區漫長的海上運輸線安全不是僅靠一個國家的力量就能做到的，因而主張中國通過國際合作解決這個問題；由於中國在東海及釣魚島問題上依照鄧小平提出的"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方針（今年也是這個具有深遠意義的方針提出的30周年），通過長期努力與日方就"使東海成為和平之海、友誼之海"達成共識；由於中國采取了著眼於廣大日本國民的對日外交方針，積極爭取和支持日本國內的和平主義力量，通過改善兩國關係使瘋狂敵視中國的少數右翼好戰分子煽動日中對抗的企圖難以得逞；由於中國積極發展同美國的關係，努力防止美日軍事同盟劍指中國的潛在威脅轉化為現實威脅，也使日本右翼學者套用喬治。莫德爾斯基（GeorgeModekski）的"霸權周期理論"③「莫德爾斯基分析了15世紀以來世界大國地位變遷的曆史，認為世界各國在國際舞台上扮演的角色可劃分為"領導者"、"支持者"、"挑戰者"和"乘車者"四類。16世紀葡萄牙曾是西方世界的"領導者"，西班牙是向葡萄牙的"領導者"地位挑戰的國家，而荷蘭則是葡萄牙的"支持者".到了17世紀末，取代葡萄牙的領導地位的，不是作為"挑戰者"的西班牙，而是作為葡萄牙的"支持者"的荷蘭。其後的幾百年相繼出現了法國挑戰"領導者"荷蘭、德國挑戰"領導者"英國的局麵，結果取代荷蘭、英國成為"領導者"的國家均不是"挑戰者"國家，而是原來" 領導者"國家的"支持者"、即英國和是美國。參見George Modelski ，Long Cycles in World Politics，Hampshireand London：Macmillan Press，1987，p.12.」，認為中國會挑戰美國的霸權，在同美國的對抗中被大大削弱，從而使作為美國的"支持國"的日本得利的期待落空；也由於上述中國的外交努力得到了日本國內"鴿派"政治力量的響應，從而在一些關鍵時刻避免了兩國關係走向對抗。其結果是，在中國改革開放的30年間，除了 2004年發生中日"春曉油氣田"摩擦以外（日本右翼學者中西輝政借機叫囂"新日中戰爭"已經開始）①，「中西輝政、石川好ほか：「中國特需か反日の巨人か」，「文芸春秋」，2004年12月號。」"日本因素"對中國維護周邊地區和海域的和平穩定基本上起到了正麵作用。

　　二、在對外經貿關係中的日本因素②「本節有關中日經貿關係的數據均引自曆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總署編：《海關統計年鑒》，北京：中國海關出版社；http：//www.custom.go.jp /toukei/info/index.htm.」

　　改革開放開創了中國對外經貿關係的新局麵，而對外經貿關係的迅速發展成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一個重要推動力。

　　中日有著各自的生產要素優勢（中國在勞動力、土地等方麵擁有優勢；日本在技術、資金、管理等方麵擁有優勢），通過發展中日經貿合作，可促使兩國的勞動、資本、管理、技術等生產要素的活力得以競相迸發，促使兩國創造社會財富的各種源泉得以充分湧流。顯然，發展中日經貿關係的本質在於"解放生產力".

　　其實，中日經貿關係早在20世紀50年代就開始了。由於當時兩國關係處於不正常狀態，因此兩國經貿活動主要是以民間貿易或"半官半民"貿易的形式開展的。60年代中蘇關係破裂後，中國失去了從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引進技術設備的來源，致使已經與中國存在貿易關係的日本成為中國進口技術設備的最主要來源。1972年中日複交後，兩國簽訂了政府間貿易協定，使兩國貿易在市場原理和政府推動的雙重推力下得到了更大發展。自1966年至20世紀80年代中期，在近20年時間裏，日本是中國最大的貿易夥伴。例如，1985年，中國對日貿易額在中國外貿總額中所占比重高達27.8%.

　　從20世紀80年代後半期到90年代初，盡管對日貿易繼續發展，但由於中國內地與香港地區的貿易超過了對日貿易，致使對日貿易在中國整個外貿中的排名下降到第二位。進入90年代，隨著日本企業對華直接投資的迅速增長，形成了貿易與直接投資相互促進的良性循環。1993～2002年，日本再次成為中國最大的貿易夥伴。在改革開放的30年間，日本成為中國最大貿易夥伴的時間長達18年。如果按國別計（即除去中國香港地區），日本成為中國最大貿易夥伴的時間長達25年。

　　截至2007年年底，中日貿易額達到了2360.2億美元，相當於1978年的兩國貿易額（48.2億美元）的48倍。目前，日本是僅次於歐盟、美國的中國第三大貿易夥伴。

　　對日本來說，對華貿易在日本對外貿易中的比重由1990年的3.4%上升到2007年的17.7%，2007年，中國超越長期居日本第一大貿易對象的美國，成為日本最大貿易對象國。

　　從貿易結構看，20世紀70～80年代，中國主要向日本出口原油、煤炭等資源和農副產品等初級產品，以換取日本的機械設備、汽車、家電、鋼材等。進入90年代後，工業產品出口占中國對日出口的比重持續上升，2000年達到81.8%，其中紡織品和服裝占31.5%、機械和儀器儀表占27.2%.

　　貿易和直接投資構成了中日經貿關係的兩大支柱。日本企業早在1979年就開始了對中國的直接投資。 ③「日本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活動始於20世紀50年代初期，60年代之後，日本對北美、歐洲和東南亞的投資不斷增加。與日本對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直接投資相比較，日本企業對中國的直接投資起步較晚。」在20世紀90年代前半期，日本對華直接投資迅速增加。日本製造業對華投資實際使用額從1990年的1.64 億美元增加到1995年的35.8億美元。然而，在90年代後半期，由於兩國政治關係的影響、日本企業對中國吸引外資政策穩定性的不信任感、中國在能源交通等基礎設施上存在的"瓶頸"以及1997年發生亞洲金融危機等原因，1996～1999年，日本對華投資連續4年大幅度減少。2001年12月，中國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 ）。基於對中國加入WTO 的預期，日本對華直接投資額從2000年開始回升，2005年達到65.3億美元。截止到2007年底，日本對華直接投資累計項目數為39688個，實際到位資金617.2億美元。以實際使用外資累計金額計，日本居外商對華直接投資的首位。在中國投資的日資企業在中日貿易中發揮著積極作用，例如，2001 年，中國對日出口總額中大約60%的產品由日資企業製造，如包括委托加工，這一比例高達80%.

　　進入20世紀90年代，隨著冷戰的終結，現代生產力跨越國界的擴張勢頭愈發增強。中日經貿關係發展正是經濟全球化潮流在中日間的具體體現，特別是在東亞地區，中日經貿關係已發展成為該地區日趨興起的網絡型經濟和國際勞動分工的最重要組成部分。以經濟全球化視野放眼東亞大地，一幅世界性的工業密集地帶的生動圖畫便清晰地展現在人們麵前：它既包括日本，也包括中國的東部沿海地區，還包括韓國以及一些東南亞國家。

　　當今，中日兩國都在進行改革（其內容和側重點有所不同），中日經貿關係是兩個"改革中國家"之間的經貿關係。今後，中日經貿關係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要係於兩國改革的進展：兩國改革的滯後可能對兩國經貿關係產生負麵影響；兩國改革的深化則可能對兩國經貿關係起到促進作用，進而有利於兩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中日經貿關係發展對中國改革開放的重要意義是：第一，通過從日本引進成套設備並與之開展技術貿易，使日本成為中國工業化過程中最大的生產技術提供國。第二，告別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的中國亟須掌握有關市場經濟的知識和經驗，告別"農業中國"走向工業化的中國又亟須掌握有關工業化的知識、技術和經驗。在這方麵，日本等發達國家對華直接投資活動對於中國來說不啻為一種包括技術、管理、營銷、人才培養等在內的"廣義的"技術引進。第三，隨著中國工業化進展，加上在華日資企業的產品大量返銷日本，又促進了中國價廉質優的工業品的對日出口，日本成為吸納中國工業化成果的重要出口市場。

　　周恩來總理在1954年會見日本客人時曾說："假如永遠是工業日本、農業中國，那關係是搞不好的？？隻有中國工業化和日本工業化，才能和平共處，共存共榮。"①「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外交文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年版，第89頁。」幾十年來，中日經貿合作的巨大發展正如周恩來總理所說的，是從"農業中國，工業日本"到"工業中國，工業日本"這個曆史性轉變過程的生動體現。

　　三、在借鑒外國經濟發展的經驗教訓中的日本因素

　　自中國實行改革開放以來，上至國家領導，下至企業部門，都非常重視學習和借鑒外國特別是西方發達國家的發展經驗。而在借鑒外國發展經驗中，"日本因素"在相當長時期裏占有突出地位。

　　戰後幾十年，日本堅持和平發展，其經濟增長率長期高居西方發達國家之榜首，在20世紀60年代末躍升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美國學者傅高義著書熱情讚揚日本"名列第一".②「Ezra F.Vogel ，Japan as Number One：Lessons forAmerica ，Cam2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日本經濟的迅速增長還帶動了東亞"四小龍"（韓國、新加坡、中國台灣和香港地區）的經濟增長，形成了以日本為"領頭雁"的東亞經濟增長"雁行模式".與此相對照，經過十年"文革"（1966～1976年）的中國經濟卻瀕臨崩潰的邊緣。

　　1955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 ）為344.5億美元，日本為232.5億美元，中國GDP 相當於日本的1.5倍。③「數據來源：國內生產總值的數據見國家統計局編：《新中國50年統計資料匯編》，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00年版；匯率見尚明主編：《新中國金融50年》，北京：中國財經出版社，2000年版；日本的國內生產總值數據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數據光盤2007年10月。」然而，到了1978年，中國的GDP 為1473.2億美元，日本為9676.5億美元，中國GDP 僅相當於日本的15%.同年，中國的人均國民收入（GN I）為190美元，日本為7080美元，中國僅相當於日本的2.7%，還分別相當於香港的4.8%、新加坡的5.6%、韓國的15.4%.④「數據來源：The World Bank Annual Report1978.」

　　隨著中國與日、歐、美及周邊國家的接觸和交流日益增多，使聽慣"敵人一天天爛下去，我們一天天好起來"的中國人深深感到，事實上人家已經把我們遠遠地甩在了後頭。正是這種鮮明的對比，促使中國領導人更加堅定了實行改革開放的決心。比如，早在1978年 3～9月，鄧小平就多次談到要"如實地指明這種落後狀況"，"社會主義國家生產力發展的速度比資本主義國家慢，還談什麽優越性？"①「《鄧小平文選》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0、128頁。」

　　1992年，鄧小平又一次指出："現在，周邊一些國家和地區經濟發展比我們快，如果我們不發展或發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較就有問題了".②「《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5頁。」可以說，戰後日本經濟增長奇跡對於刺激中國增強改革開放的緊迫感和危機感起到了重要作用。

　　1978年10月，鄧小平在訪日期間曾說："聽說日本有長生不老藥，這次訪問的目的是：第一，交換批準書，對日本老朋友所做的努力表示感謝；第二，尋找長生不老藥。""也就是為尋求日本豐富的經驗而來。"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鄧小平說："在科學技術和經營方麵，我們需要很好地向發達國家、特別是向日本學習。"③「田桓主編：《戰後中日關係文獻集1971～1995》，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247頁。」在參觀日產公司的汽車工廠時，鄧小平了解到這裏的勞動生產率比當時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廠高幾十倍，他感歎地說："我懂得什麽是現代化了".④「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電視台編著：《大型電視文獻紀錄片。鄧小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145頁。」

　　在鄧小平的倡議下，中日經濟界著名人士於1981年共同發起舉辦"中日經濟知識交流會"，從宏觀角度討論中日兩國經濟中的長期性、綜合性問題，相互交流知識和經驗，至2007年，該交流會已舉行了27屆年會，成為學習日本發展經驗的一個重要渠道。筆者作為日本經濟的研究者，曾親身體驗了當時席卷全國的"學習日本"熱潮。據筆者所見，"日本經驗"對中國改革開放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麵：

　　第一，在從計劃經濟體製向市場經濟體製轉變的過程中，如何處理好"計劃"與"市場"的關係。

　　改革開放後的中國經濟與戰後的日本經濟都具有從計劃經濟或統製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化的共同特征。戰後日本經濟發展雖是在市場經濟體製下的發展，卻導入了（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說是"遺留了"）不少"計劃經濟"因素，日本經濟企劃廳每兩年或三年都要製定全國經濟計劃。盡管有的日本學者對這種宏觀經濟計劃的作用提出質疑，但他們仍然承認戰後日本經濟發展確實存在很強的計劃性。例如，小宮隆太郎曾指出："日本政府廣泛地介入各個經濟部門、產業或地區。在產業和地區層次上存在著很強的計劃性。產業領域的許多計劃在將資源配置到特定產業和地區方麵顯得十分有效".⑤ 「Ryutaro Komiya，The Japanese Economy：Trade，Industry ，and Government ，Tokyo：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1990，p.267.」

　　在經濟發展中如何正確處理"市場因素"和"計劃因素"的關係方麵，"日本經驗"給了我們很多啟示。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並非意味著完全否定"計劃"和"計劃性".盡管中國在總體上注意到了這一點，然而在一些時期，在一部分經濟部門、產業或地區卻出現了"無計劃、無秩序"的發展傾向，比如，各地區一哄而上建設汽車、電視機、西服生產線或各種小礦井，形成了盲目、重複建設和對資源的無秩序亂開采局麵。

　　第二，改革開放後的中國經濟與戰後的日本經濟都具有從對外封閉型經濟向對外開放型經濟轉變的特征。過去由於發動侵略戰爭，日本經濟斷絕了對外聯係，導致戰後日本經濟經曆了一個逐步的對外開放過程，為了推行"貿易立國"戰略，日本努力使其經濟融入到二戰後的世界自由貿易體製之中。

　　在經濟發展中如何正確處理（對民族工業的）"保護政策"與"對外開放"的關係方麵，"日本經驗"也給了我們很多啟示。例如，在引進外國直接投資方麵，中國與日本的態度和立場不同，一方麵，中國依據自身的具體國情采取了十分積極的對外開放政策；另一方麵，引進外國直接投資對中國產業發展也是利弊共存的，需要我們更加注意興利除弊，比如，如何避免在技術上形成對外資的依賴、如何學習日本民間企業積極追求技術進步的經驗，大力加強自主開發和創新能力，已成為一個亟待解決的課題。

　　第三，改革開放後的中國經濟與戰後的日本經濟具有"追趕型經濟"的共同特征。日本作為一個東方國家，在百餘年的、相對來說較短的曆史時期內走完了從經濟落後國家向發達國家追趕的過程，這種後進的"追趕國家"與東方國家的"出身"本身，就決定了日本經濟具有那些"老牌"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經濟所不具有的特殊性。

　　日本學者兒玉文雄曾指出："被追趕上的國家以特殊論的說法對追趕上來的國家進行責難，而在許多場合，在特殊論的名義下遭到非難的東西，恰恰是追趕國家在無意中創造的、可能成為新時代世界雛形的製度革新。"①「児玉文雄：「？.？徏夾g の±？.」，京：中央公論社，1991年，第3頁。」美國學者通過深入研究，認為戰後日本經濟成功的秘訣在於日本在20世紀逐步構築起來的、具有獨特的組織力和計劃性的經濟係統。②「關於這個問題的代表作有：EzraF.Vogel，Japan as Number One：Lessons for Amerrica ，1979.」當今中國崛起之所以遭到西方國家媒體的責難，在一定意義上也是因為中國作為"追趕國家"沒有完全按照西方的"規矩"辦事，顯然，中國不能、也絕不會像西方發達國家那樣采取掠奪殖民地甚至進行奴隸貿易等的原始積累方式謀求發展。

　　重視借鑒日本經驗絕非是對日本具體的經濟政策的照抄照搬，也絕非是忽視借鑒其他國家的有益經驗。多數情況下，中國的"借鑒"主要表現為參考別國發展的經驗並從中受到啟發。

　　20世紀90年代，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和日本經濟的低迷，"學習日本經驗"的聲音在中國的媒體上逐漸減弱甚至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對美國經濟持續繁榮的憧憬、對美國人的消費與生活方式的向往。

　　美國人的大房子和大車子取代日本人的小房子和小車子成為中國很多年輕人的追求。至於日本，自從90 年代初泡沫經濟崩潰以來，日本經濟長期低迷的失敗教訓則對順利發展的中國起到了"反麵教員"的作用，它告誡人們：（1）不要因為在經濟上取得一些成就而頭腦發熱、不自量力、浮誇冒進，做超越自己實際能力的事情；（2）不要掉進美國為了貪得無厭地謀求自身利益而給其他國家經濟發展設下的陷阱或圈套；③「日本之所以能在戰後幾十年創造經濟奇跡，而在20世紀90年代又"奇跡般"地"名落孫山"，這在很大程度上都與"美國因素"有關。正是美國在戰後初期對日本的援助和"朝鮮戰爭特需"，幫助了日本經濟複興；美國向日本提供軍事庇護，使日本得以長期將國防費用保持在國民生產總值（GNP ）的1%以下，傾全力發展經濟；美國主導的戰後世界貿易體製為日本推行"貿易立國"戰略創造了有利的外部條件。戰後日本經濟成就固然主要是靠自身力量取得的，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說是美國推行"打倒蘇聯"戰略的副產品。然而，日本經濟崛起又使美國日益感到不斷增強的日本經濟對自己形成了威脅。日本人因為經濟成功而變得趾高氣揚也刺激了美國，致使在反蘇戰略方麵獲得成功的美國又轉過頭來對付日本的經濟威脅。1985年，美國在"廣場協議"中，通過外匯政策打壓日本經濟。1993年，美國又將國際結算銀行（BIS ）規製（利用自有資本比例必須超過8%的規定）強加於日本的銀行，打亂了戰後日本的銀行將大部分資產運用於長期貸款的經營戰略，扼殺了戰後日本經濟的一大強項。本經濟在20世紀90年代進入長期低迷狀態，在一定程度上意味著美國"敲打日本"戰略獲得了成功，意味著日本又一次（在經濟上）敗在美國手裏。參見増田俊男：「日本大x 活」，京：PHP研究所，2006年，第127頁。」（3）為了實現可持續發展，克服人口老齡化等問題，必須大力推進包括政治、行政以及經濟體製等方麵的改革。

　　美國作為世界上頭號經濟大國，確實有很多經驗值得我們學習。但是，無論是在自然資源、國土條件、貨幣地位（美元兼為國家貨幣和國際貨幣）等方麵，還是在人口數量及其年齡結構的合理性方麵，中國顯然無法與美國相比。有人認為，如果13億多中國人都像美國人那樣大手大腳地消費，"再有三個地球都不夠".④「作為一種參考，值得介紹一個"生態足跡"和"地球公頃"的觀念。所謂"生態足跡"是指為維持某一地區人口的現有生活水平所需要的可生產土地和水域；"地球公頃"是指全球具有生產力的土地的麵積。目前已有美國、日本、瑞士和英國等近20個國家利用"生態足跡"指標計算各類承載力問題。按當今全球人口66億計算，人均"生態足跡"、即維持現有生活水平所需可生產土地和水域麵積隻有1.8公頃，而美國人的平均"生態足跡"高達9.6公頃，為人類平均擁有的"生態足跡"的5.3倍。換句話說，如果全世界的人都像美國人那樣消費，再有四個地球也不夠。參見The Washington Post ，May 3，2008.」事實上，隨著中國經濟快速發展，包括環境汙染、貧富差距擴大以及腐敗現象蔓延等各種社會問題日趨尖銳化。據聯合國的"人類發展指數"計算，2005年，中國的經濟規模雖達到世界第5位，中國的"人類發展指數"卻排在第85位，遠遠落後於日本的第11位。⑤「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5，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

　　在這個背景下，中國一些有識之士提出了"脫美國化"的理性主張和呼聲，⑥「丁剛：《脫美國化——一個不可回避的課題》，載《環球時報》，2004年9月13日。」認為"'脫美國化'是我們尋找中國現代化定位過程中的必然選擇。"⑦「馮昭奎：《"資源小國"的壓力與活力》，載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日本的新技術革命"課題組：《日本的新技術革命》，長沙：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1985年版，第 247～273頁。」與美國相比，日本與中國都屬於自然稟賦"先天不足"的國家，在某種意義上，日本的"先天不足"更甚於中國。由於資源貧乏、人口密度過高等原因，日本在亞洲率先實現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也率先突破了資源、環境以及人口老齡化的製約，從而創造了經濟持續發展的很多經驗。可以說，中國當前在發展中所遇到的問題（例如，環境汙染、貧富差距擴大、資源"瓶頸"和人口老齡化等），在日本發展過程中都曾出現過或依然存在。關注作為"過來人"的日本如何克服經濟發展過程中的諸多難題、它有些什麽樣的經驗和教訓，這對中國深入貫徹科學發展觀和建設和諧社會具有重要的意義。

　　有鑒於此，戰後日本的發展經驗和教訓值得我們重新加以審視和重視，其中特別值得重視的是，日本作為自然資源十分貧乏的國家，如何將"資源小國"的壓力轉化為開發智力資源和推動技術進步的活力和動力；①「馮昭奎：《"資源小國"的壓力與活力》，載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日本的新技術革命"課題組：《日本的新技術革命》，第247～273頁。」如何在節能技術和經驗方麵達到了堪稱世界"模範"的先進水平；日本在經濟高速增長時期如何阻止了貧富差距擴大的趨勢，形成了所謂"一億人總中流"（絕大多數日本人都以中產階級自詡）的社會和諧局麵；②「近年來，日本的基尼係數呈現出上升趨勢，日本社會的中產階級出現了兩極分化。據日本厚生勞動省的"收入再分配調查"，經過稅收調節和社會保障再分配之後，當前日本的基尼係數上升到0.322.而中國的基尼係數早在2000年就衝破了0.4的國際警戒線，參見http：//www.mhlw.go.jp /toukei/list/98-1.html.」為什麽多數日本國民在消費方麵能夠長期"忍耐"，而不是過早趨於高消費等。

　　四、接受外國經濟援助中的日本因素

　　為了推進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中國政府依據"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的方針，在1979年接受日本的第一批日元貸款之後，又在1981～1983年先後與澳大利亞、加拿大、德國和比利時等國簽訂了雙邊發展合作總協定或議定書、與荷蘭、挪威和新西蘭簽署了無償援助的雙邊框架協議，與瑞典、芬蘭和盧森堡等國建立不定期的發展合作關係。

　　此外，英國、法國和西班牙等國也對中國提供了各種方式的援助。

　　日本是最早向改革開放後的中國提供援助的國家。1982～1986年，中國成為接受日本政府開發援助（ODA ）最多的國家；1987～1988年，中國在接受日本ODA 方麵僅次於印度尼西亞退居第二位。

　　1979～1984年，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下屬的發展援助委員會（DAC）的所有成員及國際組織對華經濟援助總額中，日本對中國ODA金額占45%，居第一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占14%，居第二位；聯合國各機構占12%，居第三位；聯邦德國占9%，居第四位。1989年，在中國接受的所有外援中，來自日本的經援占到近70%.③「Quansheng Zhao，Japanese Policymaking，Westport：Praeger Publishers ，1993，p.163.」2000年，日本對華ODA 占各國政府對華ODA 總額的61.2%，仍超出了其他國家對華ODA 的總和。即使在2001～2003年日本對華ODA 逐年減少的情況下，日本提供的日元貸款仍相當於德、法、英三國對華貸款總和的2.8倍以上。

　　日本對華ODA 包括日元貸款、技術合作和無償援助三個部分，其中日元貸款（即有償資金援助）是對華ODA 的最主要方式，約占援助總額的90%.④「由於日元貸款和無償援助均被列入日本政府的ODA 財政支出項下，所以日方有時也籠統地稱日元貸款為"對華ODA"，致使很多日本人以為對華經援"花的是國民繳納的稅金"，而不了解其中90%以上是要由中國償還的。」

　　1979～2006年，日本政府承諾向中國提供的日元貸款總計達3.2萬億日元（中方實際利用額近 2.4萬億日元）。⑤「1979～2006年，日本政府與中國政府簽署的ODA 協議金額累計32272.07億日元，其中日元貸款協議金額為29504.89億日元、無償資金援助協議金額為1364.69億日元、技術援助累計金額為 1402.49億日元、利民工程項目額為41億日元。參見http：//www.mofa.go.jp /mofaj /gaiko/oda /data /chiiki /china.html.」

　　除日元貸款外，日本還向中國提供了"不限定采購國別貸款"（主要是能源貸款）等。截至2002年，通過由日本政府全額出資的日本"國際協力銀行"，以日元貸款和"不限定采購國別貸款"兩種形式向中國總共提供了約474億美元的優惠貸款，其規模超過了亞洲開發銀行和世界銀行向中國提供的貸款（這兩家銀行向中國提供的貸款中也包含有日本提供的貸款）。

　　在2007年度（日本的財政年度始於當年4月終於次年3月），日本向中國提供了最後一筆日元貸款約 460億日元後，結束了向中國提供日元貸款的曆史，但作為日本對華ODA 的其他兩個領域（對華無償援助和技術合作）則將繼續進行。總的來說，日本對華ODA 對中國改革開放起到了以下三個方麵的積極作用：

　　第一，彌補了中國在改革開放時期所麵臨的資金短缺。

　　1978年，中國確立了改革開放的方針，經濟建設急需外匯資金配套，鋼鐵、煤炭、石油、電站、鐵路和港口等120個大項目等待上馬，引進先進技術和大型成套設備需要66億美元資金，而當時中國外匯儲備僅有1.67億美元，一些合同難以落實，這就需要引進外資。1978年5月，鄧小平表示，引進這件事要做，下決心向國外借點錢搞建設，要盡快爭取時間。①「石華：《日本對華援助的來龍去脈》，載《環球時報》，2004年12月24日。」同年5～9月，日本經濟界人士多次提出了中國可以運用日本政府的開發援助貸款。同年11月，鄧小平訪日時首次正式表示，中國可以接受日本的政府貸款。1979年12月，日本首相大平正芳來華訪問時，正式宣布對中國實施援助開發貸款。隨即，中日簽訂了第一份ODA貸款協議，中國接受日本政府500億日元貸款（按當時匯率約合313億元人民幣、212億美元）。如前所述，1978年中國外匯儲備僅為1167億美元，這是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首次接受的、最大數額的外國政府貸款，對中國的基礎設施建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②「1979年5月，日本國際貿易促進協會關西本部會長木村一三訪華時，對中國交通部負責人提到，日本政府有一種援外貸款，中國政府可爭取利用。交通部隨即將這個信息上報國務院，李先念副總理閱後批示：請穀牧同誌抓一下。其後國家建委負責人拜訪日本駐華經濟參讚，得到的答複是：此貸款是為了幫助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低於800美元的低收入國家，貸款利率僅為 0.75%～1.5%，貸款期限為30年，頭10年隻付利息不還款，還有10年寬限期。貸款主要用於港口、鐵路等基礎設施建設。當時中國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遠低於800美元，亟須建設基礎設施，正好是日本政府貸款的援助對象。1979年9月，穀牧率團訪問日本，將第一批日元貸款的四個項目最終確定下來。」

　　在20世紀80年代的大多數年份裏，來自日本的ODA 資金占中國基礎設施建設費用的40%.即使在90年代中期，日元貸款與中國預算內基本建設投資之比仍達到25%～27%.③「張季風：《從數字看中日經貿合作》，在中華日本學會2000年8月舉辦的"新世紀的中日關係"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的發言。」

　　第二，促進了中國基礎設施的建設，間接地推動了日本等發達國家對華貿易和直接投資。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利用日本對華經濟援助進行基礎設施建設的例子不勝枚舉，比如，寶山鋼鐵公司一號高爐、鞍山鋼鐵公司和武漢鋼鐵公司的連軋設備；京秦鐵路、南昆鐵路、北京新首都機場、上海浦東國際機場以及中國各地其他機場的新建或擴建、內陸地區高速公路網的建設、橫跨長江的五座大橋（安徽銅陵大橋、重慶第二大橋、荊州長江公路大橋、黃石大橋、武漢長江第二大橋）的建設、北京等大城市部分地鐵的建設，等等。④「其他例子還有：先後三次向中國重要的石油、煤炭開發項目提供了能源貸款，總額約162億美元，這些項目包括30個油田（其產量約占中國石油年產量的20%）和18個大型煤礦，此外，還向"西煤東運"工程、陝京天然氣管道、上海平湖石油天然氣田、海南省天然氣管道提供了融資；在信息技術方麵，日本電氣公司NEC 與上海華虹集團有限公司合資建設的中國國家戰略性項目"909"工程、日方向20世紀90年代後半期建設的覆蓋23個部委局、38個省份及中心城市、 200多個地區的超大型信息係統工程──中國經濟信息網（SEIS ）提供融資用於采購高速交換機、局域網設備、服務器、工作站、計算機等設備。」截至2002年，在中國大約13000公裏電氣化鐵路總長度中，有4600 公裏是利用日元貸款改造建成的，占總長度的3514%；在中國大約470個大型港口泊位中，有60個泊位是利用日元貸款建成的，占大型泊位總數的 12.8%.⑤「http：//www.mofa.go.jp /mofaj /gaiko/oda /data /chiiki /china.html.」

　　第三，促進了日本對中國的技術轉移，幫助中國培養了大批技術人才。

　　在對華技術合作方麵，截至2002年，日本對華派遣專家4875人，接納中國研修生14210人。在對華無償援助方麵也包括有人才培訓的內容。⑥「除人才培訓外，中國接受日本的無償援助項目涉及農業、林業、畜牧業、交通、能源、通訊、環保、工業技術改造、救災、扶貧和體製改革研究等許多領域。」

　　第四，促進了中國的環境保護。

　　環境保護是日本對華ODA 的一個重要領域。

　　具體案例有：支持"中日環境示範城市構想"（重慶、貴陽和大連）、援建中日友好環境保護中心等。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國大約1100萬噸/日汙水處理能力中，有400萬噸/日處理能力是利用日元貸款建成的，占總處理能力的36.4%.⑦「李岩：《日本對華ODA 小議》，載《大眾科技報》，2008年7月16日。」

　　日本對華ODA 並不是對中國放棄戰爭賠款的直接補償，但兩者之間又並非完全沒有聯係。中國放棄對日本的戰爭賠償要求，使經曆了那場戰爭的有良知的日本人深為感動，認為日本經濟發展了，應該對比日本落後很多的中國提供經濟援助與合作。

　　日本向中國提供經濟援助的一個重要考慮就是支持中國的改革開放，因為支持中國從一個不好打交道的計劃經濟國家轉變為一個容易打交道的市場經濟國家，對日本的好處也是顯而易見的。正因為中國成功地推進了改革開放，才使日本有了一個走向市場經濟的、具有巨大市場潛力的經貿夥伴，才使日本在經過20世紀90年代長期經濟低迷後，在一定程度上依靠中國因素（有日本學者稱之為"中國特需"）實現了近年來的經濟複蘇。

　　能源問題是促使日本向中國提供經濟援助的一個重要動機。如前所述，20世紀70年代發生石油危機後，日本為減輕其對中東地區石油的"危險的依賴".①「Tetsuya Kataoka ，"Japan's Northern Threat，"Problems of Com2munism ，Vol.23，March -April 1984，p.14.」曾對與蘇聯共同開發西伯利亞資源抱有很大的期待，然而多年交涉未果，特別是蘇聯於1979年12月入侵阿富汗後，日蘇關係迅速冷淡，導致日本將開拓中東地區以外的新能源供應地的期待從蘇聯轉向中國，因為中國於1960年3月開發的大慶油田產量與日俱增，進入了世界特大型油田行列，也使中國進入了世界產油大國行列。與此同時，中國又是世界上最大的煤炭生產國，中國利用第一批日元貸款建設的四個項目，主要就是為了增強鐵路運輸和港口吞吐能力，以便向日本等國大量出口煤炭。

　　由上述情況可見，日本提供對華經濟援助顯然是"雙贏"的事業，而且日本能夠遇到中國這樣在還貸方麵十分注重信用、遵守承諾的國家，也算是一種幸運，因為並非所有接受日元貸款的國家都能夠遵守還貸承諾。

　　五、結束語

　　總的來說，30年來，日本支持了中國的改革開放，然而，當中國通過改革開放變得日益強大起來的時候，日本卻在20世紀90年代以來陷入了經濟停滯、政治動蕩的局麵，特別是日本人口日趨高齡化、"少子化"而相應的改革措施卻停滯不前，致使7018% （2008年數字）②「內閣府大臣官房政府k 報室世論調編：「國民生活に関する世論調」，京：內閣府，「世論調報告」，2008年6月調.參見http：//www8.cao.go.jp /survey/index.html.」的日本國民陷入了出於各種原因的"煩惱和不安"的狀態。中日經濟社會發展的這種對照使得日本對中國的反應也變得複雜起來：有的對日本在亞洲不再"一枝獨秀"、甚至在經濟總量上不久將可能被中國超過而感到不舒服、不適應、不服氣；有的主張應理性地從國家利益出發，利用中國經濟增長的活力來避免日本經濟走向衰退，促使兩國關係進入"雙贏"局麵；有的鼓吹走向強大的中國必然成為對日本的所謂"威脅"，因此，即使在一定程度上犧牲民族自立和尊嚴，也要繼續依附於、從屬於美國，繼續容忍自己的一部分國土充當美軍基地，為此即便對美國有氣也要往中國身上撒；有的（主要是媒體）熱心於尋找中國發展中存在的問題，挑中國的毛病，並非是為了"實事求是地給中國提意見"，而是極盡誇大、渲染、以偏概全之能事，以此作為自我安慰（"相比之下，日本還行"）和民族優越感的心理支撐材料；更有甚者，有的右翼則想方設法通過激化日中兩國的矛盾，企圖掀起兩國民眾對立情緒相互刺激、日益升級的惡性循環，企圖破壞中國改革開放所必需的國內外的安定環境，幹擾和阻遏中國和平發展的進程。總之，曾經在一段時間裏支持中國的改革開放的日本，而今卻麵臨著如何對待通過改革開放而實現了"和平發展"的中國的新課題。

　　當我們在討論"日本因素"對中國的改革開放所起作用的同時，也須看到對於日本經濟社會的發展而言，"中國因素"也變得越來越重要。今後的中日關係將取決於對中國而言的"日本因素"與對日本而言的"中國因素"的交互作用。而隻有當兩國領導層和兩國人民真正認識中日兩國根本利益（可持續的發展）和價值觀（東方文化和價值觀）的共同點，中日戰略互惠關係才可能形成堅實的基礎。作者:馮昭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