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複高考：改變中國命運的重大決策之回顧和論析

引言 一個社會是按照特定的“遊戲規則”來運行的，而且這種規則往往不是單一的，而是一整套的，但對於一個社會來說，其中總有一種最一般、最有普適性的規則。對於當今中國社會來說，“考”這種製度恐怕就是這樣一種具有普適性的遊戲規則。 金秋九月，一年一度的高考招生工作落下帷幕，新生陸續入學。今年是紀念恢複高考30周年，這裏，筆者不是想做一篇教育學意義上的學術論文，而是試圖以一個“大曆史”的宏觀視野，來解讀一下30年前恢複高考這個牽動並改變千百萬中國人命運的重大規則的變化，回顧一下“文革”後恢複高考製度的艱難曆程，分析其重大意義，以達拋磚引玉之效。 圖一:《鄧小平決策恢複高考講話談話批示集》，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 1 鄧小平:“我們有個危機，可能發生在教育部門，把整個現代化水平都拖住了” 新中國成立，高校招生製度“舊貌變新顏” 1949年新中國成立，中華大地上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國民經濟快速恢複，計劃經濟體製初步確立，高等教育也“舊貌換新顏”，幾經改革逐步走上了快速發展的軌道。1950年，從過去高校單獨招生的方式變為同一地區高校聯合招生，1951年，全國大行政區範圍實行統一招生，1952年6月12日，教育部規定高等學校招生實行全國統一招生考試，直到1965年的十餘年間，高校招生一直嚴格實行全國統一考試製度，有效保證了教育質量。但好景不長，隨著1966年初夏“文革”風暴的突起，高考製度被作為“四舊”的東西，首當其衝地受到衝擊。 “四人幫”廢除高考，“大學變小學” 1966年4月6日～14日，高等學校招生工作座談會提出:高等學校取消考試，采取推薦與選拔相結合的辦法。6月1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通知:認為高等學校招生考試辦法“基本上沒有跳出資產階級考試製度的框框”，因此，“必須徹底改革”。6月18日《人民日報》社論提出廢除高考製度，“要徹底把它扔到垃圾堆裏”。這樣一來，1966年到1969年，我國大陸所有大專院校均停止招生，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大學教師被下放到“五七幹校”勞動，高等教育全麵癱瘓，高等院校名存實亡。 1971年，在張春橋、姚文元指使下通過的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提出“兩個估計”，認為:“建國後17年毛主席的無產階級教育路線基本上沒有得到貫徹執行；大多數教師的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提出“高校招生要嚴格堅持自願報名，群眾推薦，領導批準，學校複審”的十六字方針。《紀要》經毛澤東圈閱同意後並以中央文件下發全國，“兩個估計”和“十六字方針”由此成為高等教育和高校招生工作的“金科玉律”。1972年，部分高校陸續開始實行推薦上大學的招生製度，由此，“工農兵學員”正式登上了中國高等教育的舞台。 “工農兵”被推薦上大學，當時主要目的是所謂“上大學、管大學、用毛澤東思想改造大學”，而不是文化學習。當時推薦工農兵學員的最低文化標準隻是初小文化水平，由於學員文化程度參差不齊，這樣，大學課堂上甚至鬧出1/2＋1/2=2/4的笑話。為了“不讓一個階級兄弟掉隊”，“大學變小學”成了當時中國高等教育的真實寫照。再加上，學員入校之後整天忙於階級鬥爭，根本沒有時間、精力甚至興趣進行文化學習，這樣，導致高等教育水平下降到了最低點。 這種以“推薦”取代“考試”的招生製度，不僅極大地影響了大學教學的“效率”，而且嚴重地損害了社會公平秩序。“工農兵大眾”成億上萬，而上大學的機會少而又少。在沒有客觀標準的情況下，所謂“群眾推薦、領導批準”事實上就成為“走後門、拉關係”的同義語，誰能上大學完全看出身、憑門路、依權勢，所以，這種招生製度搞得社會風氣是烏煙瘴氣，群眾怨聲載道。但由於這一製度在政治上屬於“文革新生事物”，不容反對、不能批評，更不能輕易改變，所以，人們隻能有氣往肚裏咽。 “一點外語知識、數理化知識都沒有，還攀什麽高峰？中峰也不行，低峰還有問題” “九·一三”事件後，周恩來總理不失時機地提出反“左”，為了改變單純依靠推薦錄取工農兵上大學的招生方式，盡可能提高大學教育質量，他曾提出過中學畢業生可以直接上大學的設想。1972年10月14日，周恩來在接見美籍華人科學家李政道時提出:“學生應當以學習為主……中學畢業後，不需要專門勞動兩年，可以直接上大學，邊學習、邊勞動。”這番話在當時引起了社會震動。 但由於“四人幫”的幹擾，這個設想被指責為“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回潮”而未能實行。1973年，一位名叫張鐵生的遼寧省興城縣的生產隊長，在當年大學考試中不會答卷，情急之下，就在理化考卷的背麵給閱卷老師寫了一封信，乞求老師對他加以照顧。這本來是嚴重違反考試紀律的做法，卻被江青等人別有用心地利用。7月19日，《遼寧日報》就此事件發表評論，對“白卷英雄”大加讚揚，說什麽張“似乎交了‘白卷’，然而對這個大學招生的路線問題，卻交了一份頗有見地、發人深省的答卷”。“四人幫”借機掀起了對高考製度更加猛烈的批判。 1974年5月，李政道再次回國，聽說上海芭蕾舞學校的學生不需要脫產專門勞動兩年，於是又給周恩來寫信，提出:既然跳芭蕾舞不能停，學科技的學生也不應脫產專門勞動幾年，應選擇優秀青少年，使之早入大學，加以培養。周恩來指示:將李政道的來信用大字版排出，送毛澤東審閱。後來毛澤東接見了李政道，表示讚同他辦少年班的意見，然而，由於種種原因，這些意見都沒有能夠付諸實施。直到1976年“四人幫”垮台後，教育部才以貫徹周恩來1972年講話的名義，要求各地在每年招生名額中留出1％～5％給應屆生。 1975年，鄧小平領導開展全麵整頓，多次在談話中就改變當時的大學招生辦法和提高教學質量問題發表看法。他說:“我們有個危機，可能發生在教育部門，把整個現代化水平都拖住了”，“一點外語知識、數理化知識都沒有，還攀什麽高峰？中峰也不行，低峰還有問題”。鄧小平當時主張，搞一些試點，通過考試直接從高中生選拔一批優秀的學生到大學深造。遺憾的是，由於“四人幫”的幹擾和很快發生的所謂“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的衝擊，鄧小平的這些正確主張沒能得到實施。 　　2 “既然今年還有時間，那就堅決改” “不管招多少大學生，一定要考試，考試不合格不能要。” “文革”結束後，災難深重的教育領域麵臨嚴峻挑戰。教育改革怎麽搞，大學怎麽辦，成為全社會關注的焦點之一。那時，人才匱乏已成為實現“四個現代化”目標的最大製約因素。1977年5月，尚未複出工作的鄧小平就痛心疾首地感慨:“科學技術人員，這些年接不上茬，十年啦”。 1977年，為恢複高考，小平同誌關於科技和教育問題有過多次談話，5月12日，同中國科學院負責人方毅、李昌談話，24日同王震(時任國務院副總理)、鄧力群(當時為國務院研究室負責人之一)談話。7月23日同長沙工學院臨時黨委負責人張文峰、高勇談話，7月29日、8月1日兩次同方毅、劉西堯(時任教育部部長)談話，等等。在上述談話中，小平同誌就盡快改變“文革”中實行的高等學校招收工農兵學員製度和恢複高考製度等問題，提出了許多重要意見。其中要旨之一就是高校招生一定要恢複文化考試，要考。如7月23日同張文峰、高勇談話時說:“不管招多少大學生，一定要考試，考試不合格不能要。不管是誰的子女，就是大人物的也不能要。我算個大人物吧！我的子女考不合格也不能要，不能‘走後門’。”29日，在聽取方毅、劉西堯匯報工作時，他再次強調，“要堅持考試製度……對此要有明確的態度”。 小平同誌認為，國家要趕超世界先進水平，首先要從科學和教育著手，因此，他鄭重向中央提出分管科技、教育工作的請求，“自告奮勇管科教方麵的工作”。 “既然今年還有時間，那就堅決改嘛” 1977年7月，鄧小平第三次複出，分管科技和教育工作。主持召開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是小平同誌複出後抓科學和教育工作的一個大動作。8月4日，鄧小平主持召開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會上小平同誌開宗明義:“請大家來，就是想聽聽意見。題目就是科研怎麽才能搞得更快些更好些，教育怎麽才能合乎四個現代化的要求……什麽話都可講，這裏沒有棍子。要消滅棍子。三個公司，鋼鐵公司、帽子公司、還有鞋子公司，都丟掉。”與會代表受小平同誌感染，暢所欲言，座談會很快就變成了對“推薦上大學”製度的批判會，當清華大學教授說推薦來的學生許多人甚至還要補習初中甚至小學的基礎課程時，鄧小平說“那就不要叫大學了，改成清華中學好了”，當武漢大學代表查全性提出當年就應恢複高考的建議時，立刻得到大家的一致讚同。 看到專家們的一致要求，鄧小平問坐在身邊的教育部長劉西堯說，今年恢複高考還來得及嗎？劉說，推遲招生，還來得及。小平同誌聽了，當場決斷:“既然今年還有時間，那就堅決改嘛。把原來寫的招生報告收回來，根據大家的意見重寫。” 這樣，一個重大決策就這樣確定了。然而，事情並非都一帆風順，更何況是在當時那個“文革”剛結束不久、人們思想仍受束縛的情況下。 44天馬拉鬆式高校招生工作會議 根據鄧小平指示，教育部從8月12日起召開第二次全國高等學校招生工作會議，不曾想，這次具有曆史性的會議竟開成了曆史上最漫長的一次教育工作會議，會期長達44天！ 當時由於“左”的思想還束縛著人們的頭腦，因此，與會者爭論十分激烈。爭論焦點問題主要集中在:是“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間選拔學生”，還是可以像“文革”前一樣招收應屆高中畢業生？考試究竟是“劉少奇修正主義路線”、“智育第一”、“分數掛帥”、“對貧下中農專政”，還是大學教育人才的正常的選拔規則？考生錄取是繼續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現”，還是主要依照考試分數擇優錄取？……對於這些問題，由於主持會議的原教育部主要領導人總也不表態，致使會期一拖再拖，議而不決。有一首打油詩描述當時的膠著狀態:“招生會議兩度開，眾說紛紜難編排，雖說東風強有力，玉(育)門緊閉吹不開。” “讚成中央方針的，就幹；不讚成，就改行！” 關鍵時刻，小平同誌又說話表態了。9月15日，人民日報社將署名穆揚的關於當年“兩個估計”出台的曆史背景的材料以內參的形式報送中央引起鄧小平的重視。19日，鄧小平召集教育部負責人劉西堯、雍文濤(時任教育部副部長)、李琦(時任教育部副部長)談話，提出:“兩個估計”不符合實際，對《紀要》要進行批判，要準確地理解毛澤東同誌“七·二一”指示，完整地理解毛澤東思想的體係。 鄧小平還語重心長地對教育部主要負責同誌說:“你們管教育的不為廣大知識分子說話，還背著‘兩個估計’的包袱，將來要摔筋鬥的”。小平同誌嚴肅地提出:“教育部要爭取主動。你們還沒有取得主動，至少說明你們膽子小，怕又跟著我犯‘錯誤’”。“你們要放手去抓，要大膽去抓，要獨立思考，不要東看看、西看看。把問題弄清楚，該怎麽辦就怎麽辦。該自己解決的問題，自己解決；解決不了的，報告中央。教育方麵的問題成堆，必須理出個頭緒來。現在群眾勁頭起來了，教育部不要成為阻力。教育部首要的問題是要思想一致。讚成中央方針的，就幹；不讚成的，就改行！” 他明確指示:招生會議要盡快結束。招生文件繼續修改，盡可能簡化，早點搞出來。總之，“教育部要思想解放，爭取主動。過去講錯了的，再講一下，改過來。撥亂反正，語言要明確，含糊其詞不行，解決不了問題。辦事要快，不要拖。” 小平同誌“9·19”談話擲地有聲。幾天後，招生工作會議結束，新的招生文件基本定稿。教育部製定出了《關於1977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意見》。10月3日，鄧小平同誌將劉西堯報送的教育部關於這個《意見》的請示報告和教育部代擬的國務院關於轉發教育部這個《意見》的批示稿等文件批送華國鋒:“此事較急，請審閱後，批印政治局會議討論批準。建議近日內開一次政治局會議，連同《紅旗》雜誌關於教育的評論員文章(前已送閱)一並討論”。10月5日，中央政治局討論原則通過這個《意見》，並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見。10月12日，這個《意見》經過修改並報中央批準後由國務院向全國批轉。文件規定，從1977年起，高等學校招生製度進行改革，恢複統一考試，擇優錄取的招生製度。 至此，恢複高考的決策終於塵埃落定。即便這樣，《紅旗》雜誌那篇根據小平同誌意見起草的關於教育的評論員文章，也沒能發表，其中可見恢複高考的決策過程之曲折。 3 恢複高考，千百萬中國人的命運由此改變 恢複高考的消息一出，全國上下群情激昂，人們奔走相告，激動得熱淚盈眶。一代中國人，千百萬“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的熱血青年，他們的人生坐標和命運由此改變。 1977年末和1978年夏，中國迎來了史無前例、規模最大的集中考試，報考總人數達到1160萬人。成千上萬處於人生迷途中的知識青年從田間地頭、工廠車間、四麵八方一起湧進久別了的考場，那年高考成為中國考試史上競爭最激烈、最驚心動魄的“命運之戰”。中國人民大學一位教授回憶他當年參加高考的情景:“1977年我考試的時候，最緊張的是第一場考作文的時候，緊張的我前幾分鍾手都顫，一個字寫不出來。後來複試的時候，我說這哪兒行，他們告訴我安定可以安神，我就吃半片安定，上場就打瞌睡，死活要睡，從來沒吃過這個藥，後來沒辦法就使勁拿腦袋往桌子上磕，磕醒了，答題。”這年高考，積聚了太久的希望。那是渴望了太久的夢想，那是壓抑了太久的信念；那是一個民族對知識的渴求，那是一個國家重建社會公平與公正的開始。 上海學者陳子善談及恢複高考，頗有感慨地說:費君清他們是幸運的，他們還能有幸趕上1977年高考，通過1977年高考，改寫了自己的人生。這是一個難得的機會，它重新告訴人們，可以通過個人努力改變自己的命運。這很重要。因為在此之前通行的原則是“唯成分論”，紅五類、黑五類，個人的前途不掌握在自己手裏，而是取決於你的父母、你的家庭背景。一個“不良”的家庭出身，就要注定你一生坎坷的命運。恢複高考，用“分數論”打破了“成分論”。被現在很多人所詬病的“分數”，在當年卻正是被很多人推崇的標杆。因為它至少給大家一個相對公平的起點。雖然當年高考還需要政審，但很多“黑五類”仍然參加了考試並被錄取，當然他們付出了更多的努力。 鄧小平，這位引領中國人民走進改革開放新時代的“總設計師”，在關鍵時期以其英明果斷決策直接推動著中國教育事業快速恢複和發展的曆史功臣，永遠令人崇敬和懷念。尤其是對於那些被“文革”動亂耽誤的一代，那些曾經在上山下鄉的路途中感到“人生的路越走越窄”的千百萬知識青年們來說，對於30年前小平同誌力挽狂瀾，做出恢複高考的重大決定，由此改變了他們的人生命運和軌跡，改變了整個中華民族的命運和中國曆史發展的軌跡，更是感同身受、感慨萬千。 4 恢複高考:啟動思想解放的“杠杆” 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沒有高考的恢複，就沒有中國近數十年蓬勃發展的教育事業，尤其是蒸蒸日上、突飛猛進的高等教育事業。但是，恢複高考的曆史意義決不僅僅局限在高考之內，而更重要的是在高考之外它所體現出來的平等、人權(如受教育權)、尊重人才的現代理念。所以，僅將眼界局限在高考之內，就高考說高考，顯然是有曆史局限性的。 一個啟動新時期思想解放運動和改革開放的“實踐杠杆” 在一定意義上，改革開放之初的思想解放運動就是以恢複高考這個教育科技文化領域的“實踐杠杆”操作啟動的。1977年鄧小平同誌決策恢複高等學校招生考試製度，不僅是“文化大革命”結束後科學教育領域撥亂反正的開端，也是進行全麵撥亂反正的一個突破口。它不僅對於當時推動恢複確立黨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實現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曆史性轉折，具有重要意義，而且對於以後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的發展，也具有重要意義。可以說，沒有高考的恢複，在很大程度上就沒有後來政治修明、社會穩定、經濟發展的改革開放新局麵。 首先，恢複高考是鄧小平在政治上撥亂反正、開創改革開放新時代的一個突破口。在當時曆史背景下，高考恢複與否是一個“大是大非” 問題，關係到根本性的思想路線和政治大方向問題，是對“兩個估計”和“兩個凡是”肯定還是要批判的問題。可以說，沒有思想解放，就沒有高考的恢複；而恢複高考，又是為思想上撥亂反正提供了重要契機。 其次，從社會經濟發展的巨大成就來看，30年前恢複高考之時，國民經濟幾乎到了快要崩潰的邊緣，國家一時竟“窮”到拿不出足夠的紙來印製考卷，不得不臨時調用印刷《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的紙張來應急。這在恢複高考30年後的今天看來，恍若隔世！這種翻天覆地的時代變遷，顯然與恢複高考所帶來的人力資本積累與國民經濟發展以及市場化製度變遷之間互為因果的正向良性循環，具有內在而顯著的關聯。 再次，從人力資源開發與配置、人力資本投資與形成的角度來看，正是由於高考的恢複，高等教育才走上正軌，基礎義務教育才逐漸引起重視，並為千百萬青年積極進取、學習科學技術文化知識，進行專業化人力資本投資和積累，在國民經濟各行各業脫穎而出，提供了必不可少且具有關鍵決定作用的競爭動力、製度規則、公平秩序、政策環境和價值理念。正是由於恢複高考，國民經濟各行各業急需的大批專業人才和知識精英才快速地湧現。 一次對國民公平競爭理念的重要啟蒙 從經濟發展的社會背景和文化層麵來考察，恢複高考可以說是對國民市場公平競爭的價值理念、國人平等意識的一個啟蒙，是近數十年來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一個重要推動力。 高考其實隻是“考”的一種。考試，作為一種選拔人才的遊戲規則，是迄今為止相對來說最好的一種公平的人才選拔形式，是一種在進入者很多而屋內空間有限情況下“把門”的公平的遊戲規則。從“超女PK”到“選美比賽”，從公務員考試到其他各種職業資格考試……考試正成為一種文化現象。可以說，現代社會中的“考試”是開放的市場經濟環境下人才選拔的普遍規則和基本方式，是公平競爭的市場經濟運作和發展機製在人力資源開發和配置層麵的具體體現和客觀要求。 所以，在小富即安、固步自封的小農社會，在大家都端“鐵飯碗”吃“大鍋飯”的計劃經濟年代，高考這樣的公開選拔人才的製度安排，對於培養青少年上進心、競爭意識，啟蒙市場經濟公平競爭的價值理念，推動中國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無疑具有重大的正向激勵意義。 有學者談及恢複高考時認為，1977年恢複高考的意義不僅在於高考本身。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它拾回了三樣很重要的東西。第一樣東西叫“穩定”。恢複高考其實是恢複了普通個體通向上層的一個發展通道，這是中國社會形成“穩定結構”的主要原因，它給普通人一個機會，可以通過這種相對公平的方式改變自己的命運；第二樣東西叫“價值觀”。中國社會的傳統觀念是勤勞致富。然而“文革”中卻反過來了，窮人要致富，就要搞階級鬥爭，而不是靠知識和勤勞。恢複高考相當於撥亂反正，重新肯定了知識的價值；第三樣東西叫“科學與民主”，即五四運動所宣揚的“德先生”與“賽先生”。恢複高考使整個社會的思想架構重新回到現代社會的軌道上。這對高等教育後來二三十年的發展產生了重大的影響，進而對中國社會的發展產生深遠影響。 總之，恢複高考，對穩定被“文革”折騰得動蕩不安的社會局麵具有重大政治意義，它背後體現的是追求平等、追求公平的價值理念，具有重大的思想解放的意義。 5 結束語:高考製度改革正逢時 自1977年恢複高考，至今已整整三十年了，恢複高考不僅僅是簡單恢複一個入學考試製度，更是一個國家和時代的拐點，許多人的命運從此發生改變。30年來，高考共為國家選拔了3600萬人才。近年來，我國高考製度在改革中發展，在發展中改革，使之更加趨向科學、合理，更有利於為國家選拔出全麵發展的優秀人才。 總體來看，中國近30年改革開放的巨大成就，是由鄧小平首倡的思想解放運動引發的。沒有思想解放，就沒有製度創新。今天的教育領域同樣要豎起思想解放的大旗，著力在製度層麵銳意改革。我認為，今後教育改革的首要任務和發展基本思路應該是:加大市場化分權改革力度，社會人才配置機製和職業發展通道要實現多元網絡化；逐步改變政府辦學模式，在辦學主體多元鼎立格局下，實現大學招生考試獨立自主化；有計劃、有步驟、有力度地改革統一高考製度。 相關鏈接: 77、78級名人舉例 1977、1978年高考是一場中外教育史上罕見的集十餘年人才於一“考”的考試，由此造就了“77、78級”大學生這一獨特群體。30年來，很多當年的“77、78級”現今已成為我國各條戰線上的名人。現舉隅如下。 薄熙來:商務部部長，1978年考入北京大學曆史係； 李克強:遼寧省委書記，1978年考入北京大學法律係； 易中天:學者，1977年考入武漢大學中文係； 郭樹清:經濟學家，1978年考入南開大學哲學係； 葛兆光:曆史學家，1978年考入北京大學中文係； 魏　傑:經濟學家，1977年考入西北大學經濟係； 陳凱歌:著名導演，1978年考入北京電影學院導演係。 　　作者小傳 李寶元:1962年生，經濟學博士、北京師範大學人本發展與管理研究中心主任、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首都教育經濟研究院人力資源開發與管理研究所所長、國家職業技能鑒定專家委員會委員等職。主要代表著作有:《人本製勝》、《人本發展經濟學》、《戰略性激勵》、《人本方略》、《戰略性投資》等。

[samliu99]

鄧之所以偉大，這就是其中一個重要的因素。
如果不是這一點，中國真的就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