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分論與洗腦害人眾多
作者：高世潔 2016年1月6日
1949年後，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開始把人按一定的標準劃分成三六九等，即“階級”。這個標準不是年齡性別，不是地理地區，也不是教育水平，而是家庭出身和成分，把人分成5個類別：1、革命幹部；2、工人、貧農、雇農、下中農；3、中農；4、富農、地主、資本家；5、反革命分子（美蔣特務）、國民黨軍官、右派分子、壞分子。這就是 “成分論”，從1至5，性質由 “好” 至 “壞”。“成分論” 決定人們所能接受的教育，能做的工作，甚至結婚對象，無形中改變了無數人的命運。
上世紀30年代，父親一家是山東曹縣當地的望族，擁有田地70頃，佃戶眾多，是一位名副其實的地主。1938年共產黨八路進 入山東曹縣地區，將父親的家搶劫一空。全家人被迫遷至開封。父親在1949年9月17日因胃癌去世，之後母親獨自撫養我們，含辛茹苦。兄弟姐妹八人中我排行第七，上有四位姐姐、兩位兄長，下有一個小兩歲的弟弟。大姐高耀潔長我17歲，1954年我七歲入小學時，她已在河南大學醫學院畢業、分配在鄭州市、河南省立第二人民醫院任婦產科醫師。二姐明瑜也已參加工作，其餘兄弟姐妹均在學校讀書。
我開始進入小學讀書
至今我仍然清晰的記得，1954年9月1號那天，母親帶著七歲的我來到北門大街小學辦理入學手續。第一次走進校園，一切都是那麽新鮮。我被編到二班，全班有三十幾個同學，班主任是一位三十多歲的女老師，姓郭。至今我仍記得第一節語文課《開學了》，那時中國大陸使用繁體字，“學” 字難寫，總是寫不好，但我感到很興奮，對學校生活充滿期待。
一年後，因小學入學製度變更為 “就近入學”，我被轉入卷棚廟街小學升入二年級。課程設置簡單，有語文，算術，音樂，體育和手工勞動。下午的課外活動，同學們在操場上做各種遊戲，那是我童年最快樂的時光。那時的我如何也想不到等待我的將是什麽。音樂課多是學習紅色歌曲，至今記憶猶新，《東方紅》的歌詞中寫道：
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
他為人民謀幸福，呼兒咳呀， 他是人民的大救星。
毛澤東，愛人民，他是我們的帶路人。
為了建設新中國，呼兒咳呀， 領導我們向前進。
共產黨，像太陽，照到哪裏哪裏亮。
哪裏有了共產黨，呼兒咳呀， 哪裏人民得解放。
大家都被歌詞深深感染，對毛澤東個人無比的感激和崇拜，對他拯救千萬苦難同胞於水火熱深信不疑。如今回望過去的70年，我的經曆，周圍人的遭遇，以及那些死於他手下的千千萬萬冤魂，中華民族經曆了不可挽回的災難。他真的是 “救星”？還是 “災星”？另一首剛解放時期流行的歌曲《我愛我的台灣》也成功的洗腦了不知多少人，其中唱道：
我愛我的台灣，台灣是我家鄉，
過去的日子不自由，如今更苦愁，
我們要回到祖國的懷抱，
兄弟們呀姐妹們，不能再等待。
老師說台灣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需要我們去解放他們，幫助他們逃離苦海。同學們唱完歌曲後心潮澎湃，當下感到解放台灣的任務責無旁貸。二十幾年後的70年代末，中國改革開放前夕，我去遼寧撫順華峰化工廠修機器，那裏看到一部介紹台灣的宣傳片（這是這間國有工廠的內部資料），美麗的自然風光，幹淨的城市街道，百姓的閑適生活，幸福滿足的表情，震撼了我。恍然大悟，原來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的是我們，不是歌曲中所唱的台灣同胞。
洗腦教育，掩蓋事實是毛澤東的一貫作風，想到10多年前河南當局將艾滋病 “血禍” 嫁禍於性傳播和吸毒傳播，而並非賣血、輸血，以此混淆大眾視聽、造成社會上的 ”恐艾症”。這與當年的紅色歌曲宣傳如出一轍。
四年級開學不久的一天，老師要求每位同學填寫履曆表，自此我的環境完全變了模樣。履曆表上除 “姓名”、“性別”等內容之外，還有一項 “家庭出身”。同學們不理解此項的含義，老師解釋說：解放前（1949年6月國共內戰結束）你爺爺和爸爸做什麽就填什麽，如實填寫，不準隱瞞。聽到後如五雷轟頂，自小我就知道祖父和父親都是大地主，也從課文中了解到地主和資本家的醜惡行徑，如何專橫跋扈，作惡多端，如何剝削勞苦大眾（當時 “勞苦大眾” 被定義為工人和農民）。
我自覺低人一等，在憤恨自己的父親為何是地主的同時，想盡量隱瞞這個事實，希望同學不要以異樣的眼光看我。麵對眼前的履曆表，我不得不在 “家庭出身一欄填入 “地主”。很快，班上的同學們都熟悉了彼此的家庭背景，不知其他同樣出身的同學是何感想，我羞愧地抬不起頭。隨後老師的話，又給了我希望。她說：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學不要背思想包袱，毛主席說過：“黨的政策是：有成分論，不唯成分論，重在政治表現。” 我聽了之後大受鼓舞，毛主席給我指出了一條光明大道，心中牢牢記住了 “重在政治表現”，暗自下決心積極要求進步，幫助同學和老師，以行動證明自己。當天下午，我遞交了加入少年先鋒隊（簡稱少先隊，是中國共產黨創立的兒童共產主義先鋒組織，成立於1949年10月。加入少先隊是成為共產黨員的第一步，是證明自己政治立場的第一步。）的申請書。
以後的日子裏，我參加了教自然的王老師成立的科學實驗小組，每天幫助老師種菜，澆水和鋤草。班裏有兩位家庭出身好的同學，付興家和閆成祥，總是學不好漢語拚音。於是我主動把漢字課文譯成漢語拚音，讓他們多加練習，很快成績就有了進步。我們三人都受到班主任孫老師的表揚，來自老師的肯定讓我更加堅信毛主席的話----重在政治表現。由於我的積極表現，終於在小學畢業前加入了“少年先鋒隊”，感到自己離不好的家庭出身越來越遠，離黨更近了一步，心中無比榮耀。
我的初中時代
1960年至1963年，我就讀於開封市第七中學初中部。開學第一天的上課內容又是填寫履曆表，當然其中包括 “家庭出身”。我依然積極的向出身好的同學靠攏，因為我察覺到差別待遇，老師說出身不好的同學犯錯誤是因為階級本質，意思就是 “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
60年代初期，毛主席黨中央提倡與蘇聯的友好往來，初一開始就有俄語課，學校還被安排了對口的蘇聯初中，我們與蘇聯學生用俄語通信交流。一封信的郵費是25分錢，我自然負擔不起，所以從未寫信給分配於我的蘇聯學生。時任開封市市長的譚枝生的兒子譚和平與我同班，仰仗他父親的官銜，頻頻出位，老師卻不敢對他嚴詞管教。譚和平要給蘇聯學生寫信，俄語又不好，找我和代汴生這兩個俄語好的同學幫他讀信和寫信，持續一年多。直到1962年底，中蘇關係極速惡化，通信停止，譚和平的俄語也沒半點進步。當年我和代汴生積極幫助譚和平，是為了表明堅定的政治立場，向家庭出身好的同學靠攏。
代汴生的家庭出身屬於 “成分論” 中的第五類-----國民黨殘餘人員，比我這個地主後代還不如。因為他的父親是國民黨 “三青團”（相當於中共的共青團）團員，1948年國民黨撤退台灣時，他的父親留在了大陸。這位老代先生一生坎坷，經曆傳奇，現在仍然健在，已99歲高齡。2015年5月我去海口看他，他還為我高唱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
自小學以來我在班級裏積極表現，升初中後我成為了班長，成為了老師口中，那些出身不好的同學的榜樣，地主出身的孩子當上班長，表明毛主席 “重在政治表現” 的高度實踐性。初中二年級時加入共青團（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青年政治團體)，高中一年級進入學校的團委，三年間我積極要求進步，幫助他人，曾經被評為 “雷鋒標兵”。對團委工作兢兢業業，生活中做人處處小心，卻在1966年5月26號文化大革命開始之日，被免去所有職務，原因就是地主出身。詳述請見《文化大革命》一文。
初中三年，我最敬佩的師長是畢業那年的班主任海老師，他原是國民黨重慶號軍艦上的領航員，大約1947年前後，艦長決定起義投靠共產黨，許多意見分歧者下船去了台灣，海瑛在1951年解放戰爭（國共內戰）結束後複員當起老師。他談吐不凡，性格剛直堅毅，又寫得一手好字、吟詩作對、吹簫、拉小提琴，幾乎樣樣精通。我第一次見識到一位國民黨軍官的風度，欽佩不已。70年代末的改革開放後，原重慶號軍艦上沒有起義的國民黨戰友從台灣來大陸拜訪，他看到同是晚年，自己和撤退台灣的戰友的生活處境，精神麵貌相差之大，為自己當初的選擇深感不值，失望與絕望並存，最後在自家洗手間上吊自殺。我深深地為老師感到惋惜，人生道路，一念之差，成就天壤之別。
高中成分論更可怕
當年每一所高中都有一個結構複雜的政治管理部門，叫做團委。校團委書記由政治可靠的老師擔任，每個年級段設立一位宣傳委員和一位組織委員，每個班級設立一個團支部。三個管理層職務分明，權限呈階梯形。班級團支部書記負責本班團員的政治思想工作，每班每周開一次團支部會，團員們在會上做相互批評和自我批評。每個年級的宣傳委員和組織委員負責各班的團支部書記的聯係工作，宣傳委員負責宣傳黨的方針政策和團員的思想動態，組織委員負責發展新團員，將入團申請書和申請入團的同學的近期政治思想和具體表現收集整理，上報給校團委書記。校團委書記在每周一次的校團委會上，傳遞共產黨的新政治思想給三個年級的組織委員和宣傳委員。
我作為本年級段的組織委員，每周也要參加校團委會。高一後半期時，從每次校團委會，團委書記王老師的講話中，我感到階級路線越來越被重視，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學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這些同學申請加入共青團，在其後的政治考查日子裏表現的也非常好，但申請始終未被校團委書記批準。我知道自己出身同樣不好，不敢提出異議，隻有繼續認真負責地執行校團委書記的指示，積極做好政治表現。內心深處，越來越擔憂自己的將來。我的人生會走向哪裏？我該怎麽辦？
年級組織委員的工作讓我接觸到很多不同年級段不同班的同學，他們家庭出身各不同，有幾位與我成為了摯友。尹流柱，張時偉和張一貴，這三位1965年畢業的學長令我記憶尤為深刻。
尹流柱是個大個子，1米8的個頭，身體非常健壯。他父親早年去世，母親帶著年幼的他逃荒，一路要飯來到開封投靠親友，之後他的母親獨立撫養他成人。逃荒到開封，這就是家庭出身好的象征。雖然他的學習成績平平，但是好出身帶給了他更多更好的人生機遇。
張時偉戴著一副近視眼鏡，標準的好學生。他的父親張逐山先生是解放前的留美學者，精通世界史。1949年新中國成立，他和許多海外赤子一樣，響應共產黨的號召，懷著滿腔熱情回到祖國，準備為新中國的教育事業貢獻力量。不幸的是在1957年“反右運動”的高潮時期，被抓做典型，打為 “右派分子” 並開除公職，生活極其困難，所有行動都受到地方派出所的管製，要求他平日活動範圍不能走出方圓5公裏的開封城，並且每周三、六需到派出所匯報近幾天的行蹤和政治思想。
張一貴的學習也很好，思維敏捷。他的父親張炳青是我的高中生物老師，在1957年因為言語不當，被打成右派分子，留校改造、監督使用。
1965年的夏天，八月初，高考錄取通知書陸續發出。尹流柱被南京軍事工程學院錄取。可是張時偉和張一貴一直等到了月初也沒有等來任何大學的通知書。兩人到高考招生辦公室查分數的結果是，張時偉考了全開封市第一名，張一貴是第五名，分數都在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錄取分數線之上。這樣的分數為什麽沒有大學錄取？唯一可能的原因就是二人的家庭出身全部都是右派分子。麵對摯友所受的不公待遇，想到自己，不禁不寒而栗，我這個地主出身的明年高考會被怎樣對待？毛澤東的那句 “重在政治表現” 還算數嗎？如果明年我重蹈他們的覆轍，要如何是好？我還能去哪裏，做什麽？好一陣子，這些問題在我腦中徘徊。
不好的家庭出身像一座無形的巫山，壓的我幾乎精神崩潰。絕望中，我想到一條生存之路：學一技之長，如果我能成為一名電工，至少可以養活自己，不會成為家裏的負擔。高中的最後一年中，我拜學校的電工李耀先師傅為師，學習電工技術。記得第一次李師傅讓我爬電線杆去排除線路故障，說這是當電工的幾本技能。係好腰間的安全帶，綁好工具包，兩腳穿上登杆腳扣，抬頭望著將近8米高的杉木杆子，頓時緊張起來，心咚咚跳個不停。想到自己的將來，深知我已別無選擇，隻得硬著頭皮上陣了。開始時，腳扣老是不聽使喚，不是卡不住杆子，就是兩個腳扣卡在一起，冷汗一陣陣往外冒。我告訴自己，為了改變家庭出身不好的命運，必須比別人多付出，多學技能。聽著李師傅的指揮，我一步步向上爬，終於到了頂端。電線杆隨著風輕微晃動，緊張的我兩腿卻直發軟，腦中一片空白。地麵上，李師傅看出我的緊張，告訴我不要怕，鎮定。固定好安全帶扣，我穩定了一下呼吸，開始排除故障。等我再次退到地麵時，由於高度緊張和高強度的操作，我的手臂和腿已經發軟。這對一個普通的高中生而已，實在不易，出身好的同學可以專心念書，而出身如我，隻能另謀出路，我沒有權利選擇自己的人生。
學電工的同時，我開始自學電子管收音機和擴音機，不懂的時候向物理老師任書元先生請教有關的無線電知識。任老師並沒有因為我的家庭出身而心存偏見，反而很樂於在課外時間解答我的疑惑，帶領我走上了一生的電子之路。教育之恩，我此生都心存感激。
1966年5月下旬，就在大家努力準備高考的時候，“文化大革命，突然到來，人們始料不及。在大家還不清楚狀況的時候，造反派、紅衛兵已經成立了革命造反隊，“揪鬥” 反動技術權威、走資派。其實就是揪著學校裏的領導和專業水平高的老師，讓他們站在一個高台上，顯眼的地方，接受批鬥和謾罵。教學樓，圖書館，校長辦公室接連被砸，學校頃刻間一片混亂，無人管理，不再是讀書的地方。在檔案室，我第一次看到每個同學的檔案袋上麵，除了名字，還有個醒目的數字，從 “1”到 “4”各不同。
大約兩年後，我才了解到，這四個編號代表了政治審查的結果。政治審查的結果決定每一位學生能上什麽大學，能不能上大學。而其審查依據並非個人表現或學習成績，而是家庭出身和社會關係來決定一個學生的前途。
檔案袋上的數字（1）， “可錄取機密專業”，代表此人出身於革命幹部家庭（類似如今的官二代），優先進入好的大學和國家安全機密單位。（2），“可錄取一般專業”，表示工人，貧農和下中農，這些人可以進入普通單位和大學。而對於出身地主，富農和資本家的學生，或者家長在1957年被劃為右派分子的，或有海外關係， 尤其是有港澳台關係的學生，基本上為（4），“不宜錄取”或（3），降格錄取”。張時偉和張一貴的檔案袋上麵都是“（4）”，所以，無論他們的成績有多麽優秀，也沒有學校敢錄取。這樣的錄取標準不僅在大學錄取時采用，初中升高中也一樣。從1958年 “成分論” 開始直到1966年文革爆發，8年期間，全國遭到 “不宜錄取” 和 “降格錄取” 的初高中畢業生究竟有多少，實難想象。
文革開始，我被就地免去團內職務，並被限製參加紅衛兵和革命造反隊，一時間我也被劃分到了父親的階級層麵—黑五類（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和右派）。回想起十年來我在學校的積極表現，以為隻要信守毛澤東的 “有成分論，不唯成分論，重在政治表現” 可以讓我擺脫家庭出身的缺陷，但幻想終究化為泡影，如我這樣被欺騙的人們還有千千萬萬，無法計數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