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鄧中翰1987年—1992年就讀於中國科技大學地球與空間科學專業，在大學期間，鄧2005CCTV中國經濟年度人物評選頒獎典禮中翰就在黃培華教授的指導下，進行科學研究。1990 年、1991年分別在國際應用核物理學雜誌及中國科學通報上發表3篇相關文章。
1992年—1997年就讀於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取得電子工程學博士、經濟管理學碩士、物理學碩士學位，是該校建校130年來第一位橫跨理、工、商三學科的學者。
1997年，鄧中翰加入IBM公司，做高級研究員。負責超大規模CMOS集成電路設計研究，先後發表過25篇學術論文，申請國內外多項發明專利，獲“IBM發明創造獎”。
1998年，鄧中翰離開IBM 回到矽穀，結合矽穀著名的風險投資基金，創建了集成電路公司PIXIM，INC，市值很快達到了1.5億美元。曾任職於美國矽穀Sun Microsystem，參與研發世界上計算速度最快的中央處理器UltraSPARC I第一代CPU。之後任職於美國IBM進行單磁子Peta-Flop超大規模量子計算機研究。後在美國矽穀創建半導體公司Pixim，任首任董事長，領導研製高端數碼成像半導體傳感器，用於監控、衛星、外太空探測等高尖端應用。
1999年10月，鄧中翰回國與國家信息產業部在北京中關村共同創建了“中星微電子有限公司”，任董事長，“星光中國芯工程”總指揮，成功地開發出中國第一個打入國際市場的“中國芯”——“星光中國芯”，徹底結束了“中國無芯”的曆史，並成功占領計算機圖像輸入芯片市場60%以上份額。被業界稱為“中國芯之父”。同時中星也在美國納斯達克成功上市，這是中國電子信息產業首家擁有核心技術和自主知識產權的IT企業在美國上市，是中國企業在2005年原始創新、發展核心技術、走向世界的標誌性動作。
《瞭望》文章：鄧中翰：最年輕的“新科”院士
“我要看到中國芯，跳動在全世界各個市場”
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孫英蘭
臨近歲末，一直被社會廣泛關注的中國科學院和中國工程院院士增選工作落下帷幕。“兩院”共有83名中國科學家當選院士。41歲的中星微公司董事局主席鄧中翰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他也是此次當選院士中最年輕者。
“能夠當選為院士感到非常榮幸，同時感覺肩頭責任更重了。”在12月中旬一個冬日的下午，剛剛從美國矽穀回國的鄧中翰在北京中星微公司總部接受了《瞭望》新聞周刊的專訪。
“懂外語、有能力、很神秘”，鄧中翰借用一句電影台詞向本刊記者描述了小時候自己心目中院士的形象。
“我們從小對科學家就懷著一份尊敬和向往，在我腦海中，院士的形象往往是兩鬢斑白、特別神秘的人，似乎離我們很遙遠，是我們人生的楷模，也是追求的目標。所以在小時候我就立誌要從事科研工作。幸運的是，我上小學不久就趕上改革開放、恢複高考製度，也就這樣一路走下來了。當選院士，是我人生的一個新起點，我將背負更多的責任，做更多的努力，為中國芯片產業的發展作出應有的貢獻。”
“創新產生於交叉的前沿”
“我小時候的夢想是成為一名科學家”，不惑之年的鄧中翰，說起兒時的誌向，眼中仍充滿了童真般清澈的目光。
“我小時候總聽少兒廣播節目。記得那時候廣播裏講，天為什麽會是藍的，太陽為什麽會是紅的，彩虹是怎麽產生的，等等，我特別感興趣，聽完了腦子裏還總想著這些事兒，追著大人問這問那。後來，我有了一套《十萬個為什麽》，天天抱在手裏看，這就是我最初的科學啟蒙。”
鄧中翰自幼對航模就特別有興趣，還曾自己做了一個航模參加全國比賽。他還很喜歡和小夥伴們比算數，比誰算得快，他總是贏。
1968年出生的他，在“攻城不怕堅，攻關莫畏難，科學有險阻，苦戰能過關”這樣的詩句伴隨下，理想在不斷放大。從小學、中學到大學，他不甘人後的性格激發著他不斷追求的上進心，1987年，鄧中翰以優異的成績考入中國科技大學，跨入探索科學的殿堂。
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中國科大的錄取分數比清華、北大都要高。全國的所謂天才、神童、超長生之類的學生大都雲集在科大。鄧中翰在科大學習的專業是地球和空間科學，這是很純粹的科學探索學科。那時，科大學生的刻苦是出了名的，“在我印象裏，大學期間，娛樂的時間很少，每天都是埋頭讀書學習”；當時係裏的老師也“非常支持學生具有活躍和獨立思考能力，鼓勵我們創新思維”。
在老師的鼓勵下，他開始做一些科學研究。大學三年級他開始嚐試用量子物理的理論來解釋地質問題，這是兩個相差很遠的學科。鄧中翰用量子力學解釋外太空射線對地球礦物質影響的論文，在中國最權威的科學雜誌《科學通報》上發表了，並且獲得了共青團中央及中國科協頒發的“全國大學生科技競賽挑戰杯獎”。
“其實創新產生於交叉的前沿，越年輕的人越敢於突破思維框架，打破框架思維更能夠創新出結果。”鄧中翰說。
1992年，即將結束中國科大五年的學業時，鄧中翰以優異的成績獲得赴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深造的機會，這為他的理想插上了翅膀。
伯克利“百年第一人”
伯克利是迄今為止全球產生諾貝爾獎大師最多的學校，僅鄧中翰所在的係就曾經出了7個諾貝爾獎獲得者。英特爾公司創始人戈登·摩爾、總裁安迪·格魯夫，蘋果電腦公司創始人史蒂夫·沃茨尼亞克等傳奇人物，也都是從伯克利走出來並在矽穀創業成功的英才。
“我剛去伯克利時學物理，當時伯克利物理學專業獲諾貝爾獎的泰鬥都還健在，甚至和我們就在一幢房子、一間實驗室裏，這是無法想象的。”鄧中翰說，“物理學大師奧本·海默就曾經擔任過我所在的係主任。我當時一去就在著名的美國國家實驗室勞倫斯-伯克利實驗室，作基礎粒子物理研究。新就任奧巴馬政府的能源部長朱棣文就是從勞倫斯-伯克利實驗室走出去的，他也是我們一個係的畢業生。”
回憶在伯克利求學的那段經曆，鄧中翰感慨道：“我發現不能懼怕任何事情，要敢於觸碰尖端，敢於挑戰未知，這樣才能證明自己的價值。如果在勞倫斯-伯克利實驗室這樣的地方工作學習過，就會認為自己也是探索世界科技尖端的一分子，也要征服巔峰，有所作為。”
在攻讀物理學碩士學位時，鄧中翰不時感受到來自毗鄰伯克利的矽穀的魅力。IT等前沿信息技術掀起的矽穀熱浪，深深地吸引著他。他決定同時攻讀伯克利電子工程學專業的博士。在即將獲得電子學博士學位時，一次日本之行又讓鄧中翰作出新的決定：同時攻讀經濟管理學。
“過去，我的經曆都是在科學的搖籃中，那次我和導師到日本出差做報告，因為回美國的簽證緣故，在日本滯留了幾天。日本林林總總的商業形式，給我很大的影響，我突然對整個社會怎麽運作、經濟怎麽運行有了興趣。我突然感覺，好像此前一直處在一個封閉的隧道中，癡迷於探索一些奧秘，但是所探索的一切與周邊都沒有太大的關係，距離現實社會很遠，而社會就在你身邊，你看見它卻不懂它。於是我萌生了攻讀經濟管理學的念頭。”鄧中翰說。
憑著勤奮、堅韌、執著和不甘人後、勇於挑戰自我的精神，1997年年底，從伯克利畢業的時候，鄧中翰拿下了物理學和經濟學的碩士、電子工程學的博士學位，成為伯克利建校130年來取得橫跨理、工、商三個學科學位的第一人。
鄧中翰曾在美國Sun公司工作，參與公司的UltraSPARC中央處理器工程；後來又進入了令所有IT界人士神往的IBM全球研究中心總部 ——華生研究中心，作為IBM的高級研究員，負責超大規模CMOS集成電路設計研究，獲得過“IBM發明創造獎”，還申請了多項發明專利。但他一直想憑自己所學在矽穀一試身手。於是，懷著創業夢想，鄧中翰離開IBM回到了矽穀，創建了芯片公司Pixim，領導研製高端數碼成像半導體傳感器，用於監控、衛星、外太空探測等高尖端應用。公司的市值很快就超過一億美元。
此時，我國芯片產業正處在一個亟待取得突破的曆史階段，國家正在醞釀相關計劃推動芯片產業的發展。鄧中翰的恩師、時任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校長、著名愛國華人田長霖教授勉勵鄧中翰回國創業，以所學知識報效祖國，並將他推薦給了時任中國科協主席的周光召院士。經過幾次交談，愛才、惜才的周光召對鄧中翰高度認可，並把他介紹給赴美考察的信息產業部副部長曲維枝。一席長談之後，曲維枝誠摯地說：“中國不能沒有自己的芯，祖國需要你們！”
“但真正讓我下定決心回國的是1999年國慶，我被邀請參加新中國成立50周年慶典。站在觀禮台上，看著一輛輛展示成就的彩車從廣場上穿過，我就想，我從小在國家的哺育下長大，但從來沒有為這個國家做過任何事情，那一輛輛的彩車承載的五十年來的成果，跟我卻沒有關係，我是不是能夠把國家最需要的芯片的設計技術帶回來呢？我突然意識到，自己應該為祖國的強大做些什麽。”鄧中翰說。
幾天後，他作出決定，把事業的舞台從矽穀搬到北京。借助信息產業部“電子產業發展基金”1000萬元的風險投資，1999年10月14日，在中關村北土城西路一個一百多平方米的半地下倉庫裏，中星微電子有限公司成立了。鄧中翰與來自惠普的楊曉東等矽穀博士，放棄了在美國的事業，歸國組成中星微的核心創業團隊，擔當起實施國家“星光中國芯”工程的重任。
讓“中國芯”走向世界
從上個世紀90年代，我國開始與國外公司合作，引進建設集成電路測試、封裝和製造生產線。國家科技重大專項“核心電子器件高端通用芯片和基礎軟件產品”實施方案編製專家組組長魏少軍，曾把芯片的封裝、製造、設計，形象地比作書刊的裝訂、印刷、寫作。很顯然，設計最具原創性，技術含量最高，“但長期以來，中國半導體產業一直是芯片封裝檢測業占據絕對統治地位”。
基於對國際芯片產業發展格局的敏銳把握，鄧中翰為初創的中星微確定了以CMOS技術為依托、以數字多媒體處理芯片為突破口、借助知名跨國公司開拓市場的發展戰略。在攻克一道道技術難關之後，2001年3月，第一枚具有完全自主知識產權的百萬門級超大規模數碼圖像處理芯片“星光一號”問世，終結了中國無“芯”曆史。
與當時市場上的主導者飛利浦的同類芯片相比，“我們團隊研發的芯片，功耗是競爭對手的1/3，而運算速度卻是他們的8倍。此外，單芯片方案靈活性更強，體積更小。”幾年後的今天，提起“星光一號”的研發成功，鄧中翰仍激動不已。
“我要看到中國芯，跳動在全世界各個市場。”這是鄧中翰和夥伴們共同的目標和理想。
十年的時間，中星微實現了多媒體數據驅動並行計算技術等八大核心技術的突破，截至今年9月，申請了該領域1800多項國內外技術專利，其中有 85%以上是發明專利，形成了一個完整的數字多媒體SoC芯片技術體係。“星光”數字多媒體芯片全球累計產銷規模在2006年已突破1億枚，占全球計算機圖像輸入芯片60%以上的市場份額，“中國芯”已成功植入蘋果、三星、飛利浦、惠普、索尼、戴爾、聯想等全球知名品牌的計算機、筆記本電腦和手機中，成為國際知名的IC品牌。“星光”係列數字多媒體芯片和“星光移動”手機多媒體芯片，也使我國集成電路芯片第一次在全球PC圖像輸入和移動數字多媒體兩大重要應用領域占有一席之地。2004年，“星光”係列數字多媒體芯片榮獲“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
在經過98場路演(Roadshow)後，2005年11月15日，中星微電子在美國納斯達克證券市場成功上市，成為中國大陸第一家登陸納斯達克的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芯片設計企業。
如今，中星微的產品線已覆蓋PC數字多媒體、移動數字多媒體、安全監控等領域，將支持中國信息產業在國際產業變革中爭取全球話語權。
麵對錢學森的憂思
與10年前相比，今天中國的芯片產業狀況已發生了巨大變化。但在鄧中翰看來，中國現在隻能稱為電子信息產品的製造大國，而不是強國。因為“每年國內所用的集成電路絕大部分仍需要進口，核心技術部分仍然是我們的短板，嚴重製約著我國電子信息產業的可持續發展。”
鄧中翰認為，最大的挑戰在於中國IC(集成電路)設計產業存在著自主知識產權匱乏、企業創新能力偏弱、同質化競爭、低價格戰術、公司規模偏小等問題，這些問題直接導致大多數中國IC設計企業國際競爭力和市場占有率不足。而缺少創新型人才無疑是這些問題中的重中之重。
“為什麽現在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傑出人才？”“中國要大發展，就是要培養傑出人才”，“現在的學生對知識沒有興趣，老師教到什麽程度，學生學到什麽程度，這樣的教育是不行的。教材不是主要的，主要是教師。”
對上述錢學森先生的思想觀點，鄧中翰很是認同。他告訴本刊記者，在中國科大讀書的時候，他就做過一些學術研究，這為他在伯克利的學習和科研奠定了基礎。美國的老師更是非常鼓勵學生去探索，甚至於去做他們不了解的事情。“我們在國外念書的時候還很講究實踐，課餘時間也都在做實踐工作。這種環境打造的人可能會更加講究交叉，講究融會(融合、學會)，敢於嚐試，勇於突破。另外，一個人對科學純粹的熱愛也會支持他把科研工作做得更好，這一點尤為重要。我們的教育中，需要著重加強的，就是要培養學生熱愛科學，鼓勵學生的科學精神，在實踐當中去探索，去創新，去迎接挑戰。”
“從成長的過程中，我感覺到，回國這條路，我是走對了，因為我們的國家在發展，時代要創新，而這個時代是年輕人的舞台，青年人一定是創新和發展的主力軍，如果能及時地參與到國家建設和開拓創新的工作中，前途將更加廣闊。這也是新時期我們青年科技工作者的曆史使命。”鄧中翰說。
1992年—1997年就讀於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取得電子工程學博士、經濟管理學碩士、物理學碩士學位，是該校建校130年來第一位橫跨理、工、商三學科的學者。
1997年，鄧中翰加入IBM公司，做高級研究員。負責超大規模CMOS集成電路設計研究，先後發表過25篇學術論文，申請國內外多項發明專利，獲“IBM發明創造獎”。
1998年，鄧中翰離開IBM 回到矽穀，結合矽穀著名的風險投資基金，創建了集成電路公司PIXIM，INC，市值很快達到了1.5億美元。曾任職於美國矽穀Sun Microsystem，參與研發世界上計算速度最快的中央處理器UltraSPARC I第一代CPU。之後任職於美國IBM進行單磁子Peta-Flop超大規模量子計算機研究。後在美國矽穀創建半導體公司Pixim，任首任董事長，領導研製高端數碼成像半導體傳感器，用於監控、衛星、外太空探測等高尖端應用。
1999年10月，鄧中翰回國與國家信息產業部在北京中關村共同創建了“中星微電子有限公司”，任董事長，“星光中國芯工程”總指揮，成功地開發出中國第一個打入國際市場的“中國芯”——“星光中國芯”，徹底結束了“中國無芯”的曆史，並成功占領計算機圖像輸入芯片市場60%以上份額。被業界稱為“中國芯之父”。同時中星也在美國納斯達克成功上市，這是中國電子信息產業首家擁有核心技術和自主知識產權的IT企業在美國上市，是中國企業在2005年原始創新、發展核心技術、走向世界的標誌性動作。
《瞭望》文章：鄧中翰：最年輕的“新科”院士
“我要看到中國芯，跳動在全世界各個市場”
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孫英蘭
臨近歲末，一直被社會廣泛關注的中國科學院和中國工程院院士增選工作落下帷幕。“兩院”共有83名中國科學家當選院士。41歲的中星微公司董事局主席鄧中翰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他也是此次當選院士中最年輕者。
“能夠當選為院士感到非常榮幸，同時感覺肩頭責任更重了。”在12月中旬一個冬日的下午，剛剛從美國矽穀回國的鄧中翰在北京中星微公司總部接受了《瞭望》新聞周刊的專訪。
“懂外語、有能力、很神秘”，鄧中翰借用一句電影台詞向本刊記者描述了小時候自己心目中院士的形象。
“我們從小對科學家就懷著一份尊敬和向往，在我腦海中，院士的形象往往是兩鬢斑白、特別神秘的人，似乎離我們很遙遠，是我們人生的楷模，也是追求的目標。所以在小時候我就立誌要從事科研工作。幸運的是，我上小學不久就趕上改革開放、恢複高考製度，也就這樣一路走下來了。當選院士，是我人生的一個新起點，我將背負更多的責任，做更多的努力，為中國芯片產業的發展作出應有的貢獻。”
“創新產生於交叉的前沿”
“我小時候的夢想是成為一名科學家”，不惑之年的鄧中翰，說起兒時的誌向，眼中仍充滿了童真般清澈的目光。
“我小時候總聽少兒廣播節目。記得那時候廣播裏講，天為什麽會是藍的，太陽為什麽會是紅的，彩虹是怎麽產生的，等等，我特別感興趣，聽完了腦子裏還總想著這些事兒，追著大人問這問那。後來，我有了一套《十萬個為什麽》，天天抱在手裏看，這就是我最初的科學啟蒙。”
鄧中翰自幼對航模就特別有興趣，還曾自己做了一個航模參加全國比賽。他還很喜歡和小夥伴們比算數，比誰算得快，他總是贏。
1968年出生的他，在“攻城不怕堅，攻關莫畏難，科學有險阻，苦戰能過關”這樣的詩句伴隨下，理想在不斷放大。從小學、中學到大學，他不甘人後的性格激發著他不斷追求的上進心，1987年，鄧中翰以優異的成績考入中國科技大學，跨入探索科學的殿堂。
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中國科大的錄取分數比清華、北大都要高。全國的所謂天才、神童、超長生之類的學生大都雲集在科大。鄧中翰在科大學習的專業是地球和空間科學，這是很純粹的科學探索學科。那時，科大學生的刻苦是出了名的，“在我印象裏，大學期間，娛樂的時間很少，每天都是埋頭讀書學習”；當時係裏的老師也“非常支持學生具有活躍和獨立思考能力，鼓勵我們創新思維”。
在老師的鼓勵下，他開始做一些科學研究。大學三年級他開始嚐試用量子物理的理論來解釋地質問題，這是兩個相差很遠的學科。鄧中翰用量子力學解釋外太空射線對地球礦物質影響的論文，在中國最權威的科學雜誌《科學通報》上發表了，並且獲得了共青團中央及中國科協頒發的“全國大學生科技競賽挑戰杯獎”。
“其實創新產生於交叉的前沿，越年輕的人越敢於突破思維框架，打破框架思維更能夠創新出結果。”鄧中翰說。
1992年，即將結束中國科大五年的學業時，鄧中翰以優異的成績獲得赴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深造的機會，這為他的理想插上了翅膀。
伯克利“百年第一人”
伯克利是迄今為止全球產生諾貝爾獎大師最多的學校，僅鄧中翰所在的係就曾經出了7個諾貝爾獎獲得者。英特爾公司創始人戈登·摩爾、總裁安迪·格魯夫，蘋果電腦公司創始人史蒂夫·沃茨尼亞克等傳奇人物，也都是從伯克利走出來並在矽穀創業成功的英才。
“我剛去伯克利時學物理，當時伯克利物理學專業獲諾貝爾獎的泰鬥都還健在，甚至和我們就在一幢房子、一間實驗室裏，這是無法想象的。”鄧中翰說，“物理學大師奧本·海默就曾經擔任過我所在的係主任。我當時一去就在著名的美國國家實驗室勞倫斯-伯克利實驗室，作基礎粒子物理研究。新就任奧巴馬政府的能源部長朱棣文就是從勞倫斯-伯克利實驗室走出去的，他也是我們一個係的畢業生。”
回憶在伯克利求學的那段經曆，鄧中翰感慨道：“我發現不能懼怕任何事情，要敢於觸碰尖端，敢於挑戰未知，這樣才能證明自己的價值。如果在勞倫斯-伯克利實驗室這樣的地方工作學習過，就會認為自己也是探索世界科技尖端的一分子，也要征服巔峰，有所作為。”
在攻讀物理學碩士學位時，鄧中翰不時感受到來自毗鄰伯克利的矽穀的魅力。IT等前沿信息技術掀起的矽穀熱浪，深深地吸引著他。他決定同時攻讀伯克利電子工程學專業的博士。在即將獲得電子學博士學位時，一次日本之行又讓鄧中翰作出新的決定：同時攻讀經濟管理學。
“過去，我的經曆都是在科學的搖籃中，那次我和導師到日本出差做報告，因為回美國的簽證緣故，在日本滯留了幾天。日本林林總總的商業形式，給我很大的影響，我突然對整個社會怎麽運作、經濟怎麽運行有了興趣。我突然感覺，好像此前一直處在一個封閉的隧道中，癡迷於探索一些奧秘，但是所探索的一切與周邊都沒有太大的關係，距離現實社會很遠，而社會就在你身邊，你看見它卻不懂它。於是我萌生了攻讀經濟管理學的念頭。”鄧中翰說。
憑著勤奮、堅韌、執著和不甘人後、勇於挑戰自我的精神，1997年年底，從伯克利畢業的時候，鄧中翰拿下了物理學和經濟學的碩士、電子工程學的博士學位，成為伯克利建校130年來取得橫跨理、工、商三個學科學位的第一人。
鄧中翰曾在美國Sun公司工作，參與公司的UltraSPARC中央處理器工程；後來又進入了令所有IT界人士神往的IBM全球研究中心總部 ——華生研究中心，作為IBM的高級研究員，負責超大規模CMOS集成電路設計研究，獲得過“IBM發明創造獎”，還申請了多項發明專利。但他一直想憑自己所學在矽穀一試身手。於是，懷著創業夢想，鄧中翰離開IBM回到了矽穀，創建了芯片公司Pixim，領導研製高端數碼成像半導體傳感器，用於監控、衛星、外太空探測等高尖端應用。公司的市值很快就超過一億美元。
此時，我國芯片產業正處在一個亟待取得突破的曆史階段，國家正在醞釀相關計劃推動芯片產業的發展。鄧中翰的恩師、時任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校長、著名愛國華人田長霖教授勉勵鄧中翰回國創業，以所學知識報效祖國，並將他推薦給了時任中國科協主席的周光召院士。經過幾次交談，愛才、惜才的周光召對鄧中翰高度認可，並把他介紹給赴美考察的信息產業部副部長曲維枝。一席長談之後，曲維枝誠摯地說：“中國不能沒有自己的芯，祖國需要你們！”
“但真正讓我下定決心回國的是1999年國慶，我被邀請參加新中國成立50周年慶典。站在觀禮台上，看著一輛輛展示成就的彩車從廣場上穿過，我就想，我從小在國家的哺育下長大，但從來沒有為這個國家做過任何事情，那一輛輛的彩車承載的五十年來的成果，跟我卻沒有關係，我是不是能夠把國家最需要的芯片的設計技術帶回來呢？我突然意識到，自己應該為祖國的強大做些什麽。”鄧中翰說。
幾天後，他作出決定，把事業的舞台從矽穀搬到北京。借助信息產業部“電子產業發展基金”1000萬元的風險投資，1999年10月14日，在中關村北土城西路一個一百多平方米的半地下倉庫裏，中星微電子有限公司成立了。鄧中翰與來自惠普的楊曉東等矽穀博士，放棄了在美國的事業，歸國組成中星微的核心創業團隊，擔當起實施國家“星光中國芯”工程的重任。
讓“中國芯”走向世界
從上個世紀90年代，我國開始與國外公司合作，引進建設集成電路測試、封裝和製造生產線。國家科技重大專項“核心電子器件高端通用芯片和基礎軟件產品”實施方案編製專家組組長魏少軍，曾把芯片的封裝、製造、設計，形象地比作書刊的裝訂、印刷、寫作。很顯然，設計最具原創性，技術含量最高，“但長期以來，中國半導體產業一直是芯片封裝檢測業占據絕對統治地位”。
基於對國際芯片產業發展格局的敏銳把握，鄧中翰為初創的中星微確定了以CMOS技術為依托、以數字多媒體處理芯片為突破口、借助知名跨國公司開拓市場的發展戰略。在攻克一道道技術難關之後，2001年3月，第一枚具有完全自主知識產權的百萬門級超大規模數碼圖像處理芯片“星光一號”問世，終結了中國無“芯”曆史。
與當時市場上的主導者飛利浦的同類芯片相比，“我們團隊研發的芯片，功耗是競爭對手的1/3，而運算速度卻是他們的8倍。此外，單芯片方案靈活性更強，體積更小。”幾年後的今天，提起“星光一號”的研發成功，鄧中翰仍激動不已。
“我要看到中國芯，跳動在全世界各個市場。”這是鄧中翰和夥伴們共同的目標和理想。
十年的時間，中星微實現了多媒體數據驅動並行計算技術等八大核心技術的突破，截至今年9月，申請了該領域1800多項國內外技術專利，其中有 85%以上是發明專利，形成了一個完整的數字多媒體SoC芯片技術體係。“星光”數字多媒體芯片全球累計產銷規模在2006年已突破1億枚，占全球計算機圖像輸入芯片60%以上的市場份額，“中國芯”已成功植入蘋果、三星、飛利浦、惠普、索尼、戴爾、聯想等全球知名品牌的計算機、筆記本電腦和手機中，成為國際知名的IC品牌。“星光”係列數字多媒體芯片和“星光移動”手機多媒體芯片，也使我國集成電路芯片第一次在全球PC圖像輸入和移動數字多媒體兩大重要應用領域占有一席之地。2004年，“星光”係列數字多媒體芯片榮獲“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
在經過98場路演(Roadshow)後，2005年11月15日，中星微電子在美國納斯達克證券市場成功上市，成為中國大陸第一家登陸納斯達克的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芯片設計企業。
如今，中星微的產品線已覆蓋PC數字多媒體、移動數字多媒體、安全監控等領域，將支持中國信息產業在國際產業變革中爭取全球話語權。
麵對錢學森的憂思
與10年前相比，今天中國的芯片產業狀況已發生了巨大變化。但在鄧中翰看來，中國現在隻能稱為電子信息產品的製造大國，而不是強國。因為“每年國內所用的集成電路絕大部分仍需要進口，核心技術部分仍然是我們的短板，嚴重製約著我國電子信息產業的可持續發展。”
鄧中翰認為，最大的挑戰在於中國IC(集成電路)設計產業存在著自主知識產權匱乏、企業創新能力偏弱、同質化競爭、低價格戰術、公司規模偏小等問題，這些問題直接導致大多數中國IC設計企業國際競爭力和市場占有率不足。而缺少創新型人才無疑是這些問題中的重中之重。
“為什麽現在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傑出人才？”“中國要大發展，就是要培養傑出人才”，“現在的學生對知識沒有興趣，老師教到什麽程度，學生學到什麽程度，這樣的教育是不行的。教材不是主要的，主要是教師。”
對上述錢學森先生的思想觀點，鄧中翰很是認同。他告訴本刊記者，在中國科大讀書的時候，他就做過一些學術研究，這為他在伯克利的學習和科研奠定了基礎。美國的老師更是非常鼓勵學生去探索，甚至於去做他們不了解的事情。“我們在國外念書的時候還很講究實踐，課餘時間也都在做實踐工作。這種環境打造的人可能會更加講究交叉，講究融會(融合、學會)，敢於嚐試，勇於突破。另外，一個人對科學純粹的熱愛也會支持他把科研工作做得更好，這一點尤為重要。我們的教育中，需要著重加強的，就是要培養學生熱愛科學，鼓勵學生的科學精神，在實踐當中去探索，去創新，去迎接挑戰。”
“從成長的過程中，我感覺到，回國這條路，我是走對了，因為我們的國家在發展，時代要創新，而這個時代是年輕人的舞台，青年人一定是創新和發展的主力軍，如果能及時地參與到國家建設和開拓創新的工作中，前途將更加廣闊。這也是新時期我們青年科技工作者的曆史使命。”鄧中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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