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行被賤賣了，還是雙贏了？

近日，根據“原有的協議”，美國銀行行使期權，以2.42元收購中國建設銀行60億H股,按照目前建設銀行6塊多的市價,美國銀行獲利超過250億人民幣。就這個事情，許多人說這是“賤賣”，因為當初簽署協議的時候，建行H股價格是與現在6塊多價格相當的，而且美國銀行在建行上市時憑借低價買入的股份，一轉眼已經獲利千億了，這個低價卻隻針對海外，中國人自己要買得付出六倍以上。


針對“賤賣”論，建行人士開始回應了，在傾訴了一大堆當初上市時候的艱難、美國銀行的仗義之後，相關人士表示“美銀賺錢了嗎？賺了，但我們的國有股東賺了更多。按照去年年底的算法，美銀每賺1元，我們贏利8元。若無美銀的幫助，雙贏局麵不會出現”，他還表示，建行獲得的好處具體為“提升了價值和促進了轉型”，提升價值方麵，保證了建行當時在香港成功上市；在促進轉型方麵，雙方在戰略協助上完成了30多個項目。（參見年6月6日華夏時報）


仔細看了一下建行人士的“雙贏”回應，始終是一頭霧水。就以“雙贏”這個詞語來說，首先是“雙”，即雙方，單向的、獨家的肯定不行；然後是“贏”，即利益、好處，是貨真價實拿得出來的。而建行的“雙贏”，卻讓人瞧得糊塗。


是哪個“雙”？其中一方，美國的銀行，這是確鑿無疑問的，那麽另一方是誰呢？是“國有股東”嗎？照上麵說法，美銀賺1元，他們贏利8元。但是股市上不隻有這些大股東，還有廣大的中小股民，按照建行當前的價格，中小股民們被套的資金在千億以上！而且這種“套”近似於強加：同樣的股票，美國人可以拿超低價，中國人卻隻能用超高價。中小股民們不算在“雙”裏麵，這個“雙”還有意義麽？


此外，建行是不是也可以算“雙”的一方？我看未必！包括建行在內的國有銀行是老百姓的血汗積攢出來的，建行的所有收益，於情於理最後都應該歸於廣大老百姓，既不是建行的員工，更不是那少數的高管。建行人士敢不敢拍胸脯說，這麽弄的結果是讓全國老百姓得了最大的好處？我看大有可疑。


再看“贏”，又是什麽“贏”呢？美國銀行除了拿走250億真金白銀，還得到了建行股份，還掌握了建行機密數據包括客戶資料，這都是實實在在的“贏”。反觀我們這邊，卻隻能沉浸在“提升了價值和促進了轉型”上麵。這些也重要，但是更重要的該是什麽----國家的金融安全有沒有得到保護？國有資本的控製力有沒有得到提高？貫徹國家政策的執行力有沒有得到增強？----這些才是最重要的嘛。作為國有銀行的改革，上述這些目標才是最核心的。一家國有銀行改革，如果把市值上去了、高管收入提高了、合作項目增多了作為“贏”，隻能說明這家銀行已經墮落到荒唐的地步。可悲的是，你要是私人銀行，不顧社會道義倒還罷了，作為老百姓幾十年心血凝聚的國有銀行居然也這樣，讓人如何說起呢？

看來看去，我也不知道建行人士對“賤賣”論的回應是什麽意思。也許就像一句老話說的，天知、地知、你知、他知，就是老百姓不知。





附：
華夏時報 作者：賀江兵 唐瑋


　　曆史是麵鏡子


　　今天，海內外媒體把農行說得一文不值，惡意貶低其市場價值。可以想見，在這樣的輿論環境之下，農行未來引進戰略投資者談判將十分被動，農行很難賣出好價錢。一旦農行以低價格引進戰略投資者，再過兩三年，當農行成為一個好銀行股價上漲之際，媒體一定會自以為是地說農行被“賤賣”了。農行今天麵對的環境和遭遇，正是3年多前建行所遇到的。


　　 在一片減持的傳言聲中，美國銀行以每股2.42港元的價格又增持了600萬股建行的股份，於6月5日生效，而建行6月4日H股的價格為6.78港元。於是，“三折賣”的質疑甚囂塵上，2005年就曾經熱議過的“賤賣論”再燃戰火。


　　在接受《華夏時報》專訪時，建行董秘陳彩虹首次作出回應，向本報講述了當初圍繞著價格的考量和博弈。陳彩虹認為，美國銀行最終會將持股比例保持在10%- 11%之間（目前是10.75%），但其間可能經過增持到19.9%—減持—再增持—再減持的複雜過程。顯而易見，增減之間，美國銀行的確獲利巨大，那麽建行呢？


　　曆史老師教導我們，不能用現代的眼光看待曆史。同理，用2008年的市場表現衡量2005年製定的價格標準是否嚴謹？用吳敬璉的話，改革當然要付出成本，不改革也要付出成本。雖然曆史不能假設，但若國有銀行錯過了牛市，或者現在的股價僅為0.6元，又當如何？目前，工行的市值等於兩個花旗，不是由於工行忽然長大，而是因為花旗大幅縮水。而中國銀行(601988行情,股吧)業的排名位居世界前列。


　　 建行之所以沉默應對“賤賣”論，是因為“專家”們很容易從股價中計算出利差，但是，又有幾個人計算過建行引進核心技術的價值？當打著民族主義招牌高喊愛國之際，又有誰敢講出真相？


　　價格的背後


　　 今年4月，建行董事長郭樹清赴美與美國銀行董事長肯尼思·劉易斯(Kenneth D. Lewis)會麵，進一步探討股權合作和戰略合作。據當時與會人員介紹，雙方回憶起當初談判的艱辛時，不時唏噓。


　　當初，國內媒體高度配合海外媒體和機構，大聲叫嚷國有商業銀行“技術上已破產”，中國銀行業在國際上既無聲譽又無吸引力，即使試圖引進戰略投資者，在全球廣發英雄帖，也是應者寥寥，處於非常被動的地位。


　　建行將橄欖枝拋向了老牌勁旅花旗銀行，但兩方在談判初期就停滯不前。“當時，花旗天天向建行提出要求，就是不談實質性內容。而且，不提供花旗的材料。”陳彩虹回憶說，導致談判直接流產的原因是，花旗當時提出折價，希望低於1元麵值入股。


　　尋找國內投資人的過程也頗為坎坷。陳彩虹說，我們試圖引進發起人股東，向國家電網、寶鋼、長江電力、中海油、中國人壽等發出參股要約。後來，中海油、中國人壽出於各種各樣的理由，退出了。“中國銀行業能改革到什麽程度，我們沒把握。”這成為內資謹慎的理由。


　　美國銀行出現了，與建行、中行都進行了談判。“開始的時候他們還很猶豫，談判非常艱難。在光線暗淡的辦公室裏，連續好幾天，一談就是五六個小時。”陳彩虹介紹說。


　　美國銀行也承擔了相當大的風險。當初，海外媒體稱其入股建行帶有一種狂野衝動的西部風格。而入股的消息一宣布，其股價也應聲而落。

　　在陳彩虹看來，為何美國銀行能冒險並最終獲利良多，根植於其對中國經濟的判斷，對中國銀行業素質的判斷。


　　承諾不在中國做零售銀行與建行競爭，承諾永不控股，不派管理者，踏踏實實協助，美銀的誠意和背景都很切合當時建行所需。


　　而最關鍵的是價格製定。“既要保證對美國銀行有實際的吸引力，又必須是一個合理的市場價格。”陳彩虹表示。當初設計了三部分價格。上市之前，美國銀行以 1.15倍市淨率，用25億美元購入約174.82億股；上市之時，再以5億美元購入約16.51億股；同時為了保證長期的合作，也設計了目前引發爭議的期權。


　　“如果單純想以價格吸引，完全可以把價格壓低與花旗合作，但明顯不合理。”陳彩虹補充說。


　　另外，銀監會對建行引進海外戰略投資者提了4個條件，符合條件的外資銀行不多，這也使花旗銀行有了舍我其誰的牛氣。


　　美銀的打算


　　為了保持長久的合作，真正實現戰略協作，建行設計了較為複雜的認購期權。陳彩虹認為，由於期權的設計和限售日的臨近，美銀會經過增持後逐漸減持而保持長期持有建行10%-11%的股份。


　　具體規定為：美國銀行的認購期權可於建行全球發售結束日期後隨時全部或部分行使，並於2011年3月1日到期，認購期權每股行使價將為下列兩者的較高者：一是一個浮動價格，在2007年8月29日之前為H股IPO價格，於2007年8月29日之後增加至以上價格的103%，於2008年8月29日或之後增加至以上價格的107.12%，於2009年8月29日或之後增加至以上價格的112.48%，於2010年8月29日或之後增加至以上價格的 118.1%。按2.35港元的建行招股價，上述比例分別對應每股2.42港元、2.52港元、2.64港元、2.78港元。二是截至行使日期止，建行的每股賬麵值的1.2倍。


　　“當時若沒有這個選擇權，美銀不會這麽積極進來，也不會花這麽大力氣幫助建行。”陳彩虹說，期權的設計，提升了建行，也使美銀分享了成果。


　　現在，美國銀行按照協議行使了這個選擇權，將股份由8.19%提高至10.75%。建行認為，其最終會將持股比例提高至上限19.9%。建行獨立董事謝孝衍認為，長遠來看，在“投資中國最賺錢”觀點的感召下，美國銀行定會增持至最高限額，畢竟這對他們來說大有裨益。既可在財務上收益頗豐，又可參與中國市場，何樂不為？


　　陳彩虹認為，美銀會先增持至19.9%，然後再適當減持一部分，但其會長期持有建行的股份10%-11%。第一，中方也不願意其持有過高股份；第二，美國方麵對於持有外國金融機構股權在這個範圍內的美國金融機構，有相應的優惠條款。在這個持股範圍內，美銀將獲益最大。


　　“增減都不是其單獨行為，而是需要經過雙方考慮的。”他補充說，“最早談判的時候，中方就不願意其持有太高的股份，我們希望股權分散化。若至19.9%，他們會提出各種要求，如增派股東、介入管理等。”


　　為何選擇此時增持？摩根大通中國證券市場部主席李晶對《華夏時報》記者說，這表明美銀與建行合作良好，也顯示了其對建行的發展前景充滿信心。


　　陳彩虹卻認為，美國銀行也沒有把握建行股價的漲幅會如此之大，否則，當初在IPO之時，即可增持至19.9%。


　　而建行2005年10月剛於H股上市時，股價整整兩周沒有波動，當時國內外投資者都認為其1.96倍市淨率的估值略高。


　　花旗出局而美銀獲益，陳彩虹認為，與其說花旗後悔，不如認可美國銀行的投資眼光。


　　建行的收獲


　　進出之間，美國銀行的收益顯而易見。那麽，建行得到了什麽呢？


　　“美銀賺錢了嗎？賺了，但我們的國有股東賺了更多。按照去年年底的算法，美銀每賺1元，我們贏利8元。若無美銀的幫助，雙贏局麵不會出現。”陳彩虹對此歸結為兩點：提升了價值和促進了轉型。


　　在提升價值方麵，這保證了建行當時在香港成功上市。“可以大膽地講，如果當時沒有美銀介入，H股能否上市成功，不敢想象。”此外，還保證了建行在二級市場上平穩增長。經過價值發現，建行也是A股市場較為抗跌的股票。也為以後國有銀行的改製提供了價值引導。隨後的銀行上市市淨率有所增加。如交行為1.6 倍，建行為1.96倍，中行為2.18倍，工行為2.23倍。


　　在促進轉型方麵，雙方在戰略協助上完成了30多個項目。“美銀在中國銀行業內是享有很高聲譽的戰略投資者。”


　　建行收獲到的無法量化，也不能被直觀認識。但無論是給此樁交易下“賤賣”的結論還是定為“好買賣”，現在都為時過早。


　　一位銀監會的負責人認為，現在不要急於算經濟賬，不管是賬麵的還是實際收益，而是要從中國銀行業改革的曆史長河來看，5年或者10年以後，再來看我們達到什麽樣的水平。


　　改革需要成本，不改革也需要成本。改革的成功與否，就是衡量兩者的多寡。


　　前工行董秘、現農行副行長潘功勝舉了一個例子，2007年7月，工行市值超過了花旗銀行躍居全球第一，當時質疑聲也蜂擁而至，認為是泡沫。如今，工行的市值等於兩個花旗，但工行依舊是當時的工行，沒有本質的變化。為何沒有評論認為虛高而產生了泡沫呢？“因為不是我們變強了，而是花旗縮水了。”


作者： nirenda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