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文木
如果說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是美國針對中國崛起進行的自北向南的軍事圍堵，美國拚湊的從東、南、西三麵封鎖中國的各式條約組織則是對中國崛起的經濟政治雙重遏製。在這鐵桶似的“包圍”中，美國還針對中國采取幹涉、分離、製造動亂等政策，試圖從內部瓦解新中國。如果說前兩種是用於遏製中國的兩條主要戰線，那麽後者屬於配合前者的第三條戰線，其中幹涉西藏是美國配合東亞戰場從西麵側翼牽製中國的重要舉動。但20世紀美國幹涉中國西藏事務“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的結局告訴人們：西藏是美國永遠不可能得手，因而也是永遠不要插手的地方。
一
二戰結束後，美國將西藏地區與所謂“共產主義擴張”聯係起來，開始注意西藏問題。一部分美國駐印大使館官員就提醒美國政府注意西藏對於“遏製共產主義勢力”的戰略地位。
1949年1月，中國國共戰場上的三大戰役[1]基本結束，中國共產黨取得了絕對的勝利，國民黨政權麵臨土崩瓦解。美國駐新德裏大使就提出報告，建議美國國務院“根據亞洲正在變動的情況重新審議美國對西藏的政策”，其理由認為：
1．如果共產黨控製了中國本部，西藏將是亞洲大陸僅存的為數不多的非共產主義堡壘之一。外蒙古已經獨立。共產主義在緬甸的影響很大，而且正向新疆和內蒙古滲透。西藏因此將具有意識形態和戰略上的雙重重要性。
2．如果西藏擁有抵禦共產黨滲透的能力——而駐新德裏的使館認為西藏似乎確有些能力，將西藏當作獨立的實體，而不是繼續當作已被共產黨統治的中國的一部分符合我們的利益。
3．西藏政府相對穩定。人民天性保守，篤信宗教，他們具有反對與佛教信條相衝突的共產主義的傾向。達賴喇嘛的權威遠遠超出了西藏之外，對信仰藏傳佛教的尼泊爾、錫金、不丹、蒙古等地的人民也有號召力。
4．中國政府現在無法斷言享有對西藏事實上的有效管轄權——並且目前看來，它也不太可能再申張這種權威。
5．西藏日益顯示出同外部世界建立商貿及其他聯係的興趣。務必使他們同外部世界建立關係的努力麵向西方而非東方，這符合我們的利益。[2]
4月12日，美國駐新德裏大使亨德森致電國務卿艾奇遜提醒：“共產黨對西藏控製的擴展反過來會影響美國對抗全球共產主義的全麵立場。首先，共產黨控製的西藏會對南亞尤其印度等非共產主義地區構成嚴重威脅。按照目前西藏和印度之間的條約安排，西藏人獲準不需要任何旅行文件就可進入印度。因此，如果在西藏建立了共產黨政府，這個地區將為共產黨代理人滲透印度提供一個意義重大的基地。”[3]亨德森“實質上提議，假使共產黨成功控製了整個中國，或者出現了具有同等重大影響的發展，我們實際上應當準備將西藏當作獨立的實體對待。”[4]7月2日，美駐印大使亨德森再致電提醒艾奇遜：“由於當前中國和南亞的新發展，我們再次冒昧建議重新考慮我們對西藏的政策”並建議“（1）我們努力安排派往西藏的代表團不遲於9月1日到達拉薩；（2）這樣的代表團應由重要而且外交經驗豐富的美國人率領，隨員應當外事經驗豐富；如果代表團與西藏政府的關係發展順利，代表團中少數人可以無限期留在拉薩。”[5]亨德森還向國務院申述了提出上述建議的如下理由：
（1）共產主義在中國本部勝利以後，西藏的發展對於中國以外的亞洲大部分地區意義重大；因此，在拉薩派駐我們的觀察員似乎是有利的；（2）我們認為，我們不應繼續無視在亞洲將來事務中很可能扮演重要角色的國家和人民；（3）適當的觀察員能夠成功在西藏人中創造友好氣氛，這種氣氛在一定的時候也許非常有用；（4）現在正是我們努力維持與西藏的非正式關係的時候，因為通過已經不起作用的中國國民政府接近西藏政府顯然是無意義的嚐試，而且我們與其他政府沒有關係。如果我們與有效控製中國本土的政府建立了關係，直接非正式地接近西藏政府將非常困難。[6]
在這裏亨德森實際上是在暗示美國政府在國民黨政府對西藏失控而共產黨政府尚未接管西藏之際，迅速插手西藏並為將西藏從中國主權中分離出去做好準備。他提醒國務院注意“中國對西藏的‘主權’或‘宗主權’”的區別，認為“一般來說，與‘主權’相比，‘宗主權’暗指中國的管轄權較少，西藏自治權較大”[7]。1949年7月8日，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在即將離任回國前寫信給艾奇遜說：“我們希望建議新德裏使館今夏向拉薩派出小型代表團（國務院7月5日上午1時傳閱電報信息）。廣州政府對西藏的管轄權已經不存在了，我們讚成在同中國共產黨政府建立關係之前，采取任何具有承認西藏自治地位的行動。”[8]7月28日，艾奇遜回複亨德森的第503號電文肯定了駐印度使館的建議“做出的貢獻”，稱國務院目前正在考慮“暗地派出代表團的可能性，國務院會重視你們的討論”[9]。此事後因“目前印度實質上壟斷了西藏的對外關係”[10]，美國如派代表團赴藏，“情況將變得複雜”而作罷。盡管如此，美國國務院還在第889號電文中敦促美駐印度使館“借機利用共產主義對西藏的威脅來強調來自共產黨中國的危險危及了印度自身，對中國事態的發展持半超然的態度是不現實的。”[11]
鑒於美國、英國等將西藏從中國分裂出去的企圖及西藏的政治形勢， 1949年9月7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中國人民一定要解放西藏》，向國際社會宣誓中國對西藏擁有主權地位。11月23日，毛澤東在出訪莫斯科前夕[12]迅速致電並責成彭德懷等“西藏問題的解決應爭取於明年秋季或冬季完成之”；毛澤東在電文中斷定“解決西藏問題不出兵是不可能的”。[13]西藏當局於11月初、12月初分別向美國提出“援助”要求。1950年1月2日，毛澤東再次致電彭德懷等，強調“西藏人口雖不多，但國際地位極重要，我們必須占領”；同時敦促“如沒有不可克服的困難，應當爭取於今年四月中旬開始向西藏進軍，於十月以前占領全藏”。[14]
1950年3月1日，美國經過短暫的猶豫後，開始試探向印度提出“美國和/或英國與印度合作滿足西藏的要求”，並致電美駐印使館要求向印度表達“國務院希望印度能滿足西藏有理由的防禦需求，並相信印度最好在其能力範圍內，繼續承擔援助西藏的基本責任”。[15]3月8日，亨德森致電艾奇遜披露，英國不斷鼓勵印度政府對西藏叛亂分子擴大軍事援助，印度已向西藏叛亂分子提供可用半年的“滿足西藏小型武器要求，不是什麽實質上針對中國共產黨的軍事項目”。[16]
6月，朝鮮內戰爆發美國旋即出兵朝鮮，7月22日，艾奇遜明確電告美駐印度使館：“國務院現在便於向西藏保證美國將提供援助。”要求使館通知西藏叛亂分子：“美國準備幫助西藏獲得援助和資金。”如果印度願意提供交通便利，“美國願意幫助西藏”。[17]9月9日，西藏叛亂分子代表夏格巴等“拜見”美國駐印大使亨德森，表示“西藏政府已經采取了堅定的立場，使用武力對抗中國共產黨的入侵”，並對“美國主動提出提供軍事援助表示深深的感激”。夏格巴等向亨德森表達了“西藏想要的是獨立”的迫切願望。[18]在得知印度和英國政府對西藏“獨立”持消極態度、“印度政府似乎在‘西藏問題上洗手不幹了’”[19]的報告的第二天（10月27日），艾奇遜致電美駐印使館“希望印度政府盡快知道，美國希望能對西藏局勢有所幫助”，指示亨德森“拜會尼赫魯，根據自己的判斷告訴他，美國和印度一樣關注有關中華人民共和國入侵西藏的報道”；“美國希望以所有可能的方式同印度政府合作，美國相信中國征服西藏與絕大多數西藏人民的願望和最大利益格格不入”。[20]10月31日，亨德森會見印度外長巴傑帕依得知印度不準備撤回在拉薩的印度代表團，尼赫魯指示“給在印藏邊界西藏一邊向西藏軍官提供軍事訓練的印度官員”，“繼續他們的工作”；同時也告訴亨德森：“目前美國最好不要采取任何行動，美國的行動會給共產黨中國提供機會重新指責大國對西藏不懷好意，讓印度領導人感到美國正不遺餘力地利用北京對西藏的進攻在共產黨中國和印度之間製造分裂。”巴傑帕依告訴亨德森：“即使中國和印度之間有分裂，也顯然來自於事件的推動，不是來自於外部大國的幫助。”[21]11月3日，亨德森拜見尼赫魯“希望能做一些我們能做的有所助益的事情”。尼赫魯再次明確告訴他：“美國現在什麽都不做，少說一些話是最有幫助的事情。”[22]
10月24日，就在中國人民誌願軍入朝參戰的前一天，中國人民解放軍在西藏昌都的戰役勝利結束。此役共消滅藏軍、爭取起義人員5700餘人，約占藏軍總數三分之二，一舉解放了藏東政治、經濟中心昌都及其周圍廣大地區，打開了進軍西藏的門戶，並擴大了人民解放軍在藏區的政治影響。
1951年5月23日中央政府與西藏地方政府正式簽署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5月24日，毛澤東主席在懷仁堂接見西藏和談代表，並舉行盛大宴會，慶祝簽訂和平解放西藏辦法。中國人民解放軍遵照毛澤東主席的指示，於1951年8、9月間，分路向西藏首府拉薩和平進軍，先後進駐拉薩及日喀則、江孜等邊防重鎮，實現了中國大陸最後一個省區的和平解放。西藏和平解放粉碎了美國配合東亞朝鮮戰場從中國西部地區牽製中國國家力量的企圖。
二
但美國並未至此放棄顛覆新中國的目標。1951年5月17日，也就在中央政府與西藏地方政府簽署《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前幾天，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提交《美國在亞洲的政策和行動方針》（NSC48/5）認為：
在繼續承認國民黨政府是中國合法政府的同時，對於共產黨中國，美國現在應該：
a. 繼續努力通過聯合國部隊在朝鮮的作戰，使中國軍隊遭受重創，以削弱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軍事力量與威望。
b. 采取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擴大和加強培養非共產黨領導人物，並盡量影響在華的反對目前北平政權的領導人物和人民，使北平政權能改變方向或被取而代之。
c. 扶持和幫助在中國國內和國外的反共力量，以便發展和擴大中國對北平政權統治的反抗，尤其是在中國南部。[23]
1954年4月7日，艾森豪威爾總統提出多米諾骨牌理論，此後美國對華遏製進一步升級。1958年，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重申“美國的國家安全將因共產主義對東南亞大陸地區的統治而陷於危殆”；“任何一個自由國家落入共產黨人之手都會助長其餘國家妥協退讓的傾向”。[24]1954年，肯尼迪訪問越南，在離開越南時，他已決心不讓印度支那落入共產黨之手，“肯尼迪決心要阻止對美國在該地區地位的侵害”。[25]1959年4月，艾森豪威爾在演說中首次公開承擔了支持南越作為一個單一國家的義務。“這一行動，成為60年代美國大規模卷入越南戰爭的先導”。[26]
與1950年6月美國軍事幹涉朝鮮後突然全力支持“藏獨”勢力的原因一樣，在美國即將大規模軍事幹涉印度支那前夕，美國再次啟動那張並未停止[27]的“藏獨”牌。解密檔案表明，1958年9月，中央情報局決定秘密增加對叛亂者的資助，以擴大其反對中央政府的遊擊戰。此決定得到艾森豪威爾總統的批準。[28]
1956年歐洲社會主義國家波蘭和匈牙利出現動亂，蔣介石集團也受到鼓舞，1957年9月16日，蔣介石在與美國駐韓國大使會談中承認：去年秋天以來，他“繼續在新疆、西藏和內蒙古進行反共活動。中華民國政府對這些活動的發展保持密切的關注，但其他國家對此則很少注意。從5月份以來，這些反共活動幾乎已成了既成事實，這促使共產黨采取嚴厲手段”。[29]
與美國決心幹涉越南的政策遙相呼應，1959年3月10日，西藏上層反動集團公然撕毀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簽訂的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即《十七條協議》），發動了以拉薩為中心的全區性武裝叛亂，炮轟其駐地羅布林卡並誣是解放軍所為，並於3月17日將達賴喇嘛劫出拉薩。達賴離開後，叛亂分子於3月20日淩晨向解放軍發動全麵進攻。解放軍在擊潰叛匪後迅速向山南挺進，年底平息了拉薩、山南及青藏和川藏公路沿線的叛亂，1960年底，全區叛亂基本平息。
與1950年“藏獨”分子阻礙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西藏的分裂活動是配合美國朝鮮半島行動的有機組成部分的道理一樣，1959年西藏叛亂也是美國即將大規模幹涉印度支那行動，遏製中國政策的有機組成部分，[30]因此，叛亂期間，“藏獨”分子一直得到美國或明或暗的支持。
1959年4月1日，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艾倫•韋什爾•杜勒斯告知艾森豪威爾總統：“鑒於西藏抵抗運動最近出現高潮，達賴喇嘛出逃印度導致西藏合法政府同中共政府徹底決裂，我們正在現行政策許可的範圍內製定計劃。”[31]4月23日，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第403次會議上中情局局長杜勒斯通報“看來康巴地區的起義力量已被完全擊垮。拉薩的起義力量可能處於同樣的境地。”[32]同日，達賴托轉“請求美國承認自由西藏政府，並影響其他國家也這樣做”的信。4月30日，代理國務卿狄龍向艾森豪威爾總統提出答複建議，告訴達賴美國“一接到他有關承認的要求，就立即開始了研究，並正在考慮我們和其他國家可以采取的措施”；同時還在內部保留了“承認似乎可作為一種實踐措施，但隻能是在舉措會得到其他國家、包括亞洲國家的熱切回應之後，才能加以實施”[33]的考慮。5月5日，就承認達賴“政府”問題遠東事務助理饒伯森致國務卿赫脫的研究報告建議“我們不應該鼓勵達賴喇嘛提出承認要求，除非我們肯定這一要求將得到很好的回應”；美國“將給予他們的呼籲以同情的考慮，支持尋求自由世界其他國家的支持”。同時也提出“如果我們能爭取到眾多的自由世界國家包括亞洲國家的合作，就應該給予承認。如果得不到這種合作，我們應重新評估局勢以決定采取何種方針。”[34]此後，美國對達賴的支持基本守此底線。在此基礎上，美國政府也製定了長期計劃，計劃目標是“在西藏內部和外國，尤其是印度，支持西藏獨立，並建立一個反共產黨中國的抵抗力量”；[35]“在政治行動和宣傳領域，西藏計劃的目標是通過在西藏人和其他國家當中支持在達賴喇嘛領導下的西藏獨立，削弱中國政權的影響和活動能力；形成能夠阻止西藏內部可能出現的政治發展的抵抗力量；達到國家安全委員會5913/1號文件中最初確立的美國政策目標，遏製中國共產黨的擴張”。[36]為此“中央情報局派出小組支持西藏抵抗運動”，同時也認為“西藏人繼續有效的抵抗，不僅會給中共造成很大麻煩，還有助於在整個地區保持抵抗的火種”；“這不僅是出於對西藏的人道主義考慮，也是為自由世界的長遠著想”。[37]1960年2月4日，白宮舉行有總統艾森豪威爾參加的會議，在聽取中央情報局局長杜勒斯關於“支持西藏抵抗運動”的計劃執行匯報後，“總統批準按照預定方針繼續執行該計劃。”[38]
1964年起，約翰遜政府逐步將美國在越南的軍事行動從“特種戰爭”升級為“局部戰爭”。與此相配合，1964年1月9日，美國中央情報局也加大實施“西藏計劃”力度，每年所需經費173.5萬美元，並認為“在可以預見的將來，除非中國及西藏的事態發生突然變化，這一有關西藏的長期政治計劃的開支預計不會超過這個數字”。[39]1966年，中國出現“文化大革命”風暴，“中國及西藏的事態”確實“發生突然變化”並對美國的“西藏計劃”造成災難性的影響。1968年年初，美國在越南戰場遭到越南南方軍民發動春節攻勢，敗局已定，[40]與此同時，由國務院、國防部和中央情報局等機構代表組成的、負責海外秘密行動的部際小組“303委員會”於1月16日提交的“關於西藏各項行動的情況報告”也對“西藏計劃”作出極其悲觀的評估，認為：
中國的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巨大混亂蔓延到西藏，這包括內部交通、通訊、旅行的破壞，以及治安和秩序在很大程度上瓦解。不幸的是，沒有明顯的跡象表明西藏人民想利用這一內部混亂尋求進一步的自治。中國的安全狀況並沒有顯示出惡化的跡象；而且他們對西藏的控製，不論是在政治方麵還是在軍事方麵，仍像以往一樣廣泛深入。西藏領導層已經被清除。由於中國人直接控製當地的行政，大量的秘密財產被發現並被消除。[41]
越南戰場的失敗導致美國在東亞實行收縮政策，中央情報局逐漸取消了在美國國內對叛亂分子的訓練計劃，美國對“藏獨”支持的年度預算被壓縮到不足120萬美元。[42]尼克鬆上台之後，美國針對西藏的計劃被逐漸拋棄。
三
20世紀50、60年代，美國遏製中國的西藏政策是配合朝鮮及越南主戰場的側翼部分。其目的是想讓新中國在西麵分出力量以減輕美國在東部戰場的壓力。美國政府曾告訴達賴分子“美國的立場是一個非常關鍵的因素，但我們不應造成一種印象，即美國是為了冷戰需要而在利用西藏的局勢”。[43]事實上美國確實是為了冷戰的需要才製造出所謂“西藏問題”。但曆史經驗表明，美國能在這條戰線上可能取得的實際成效也幾乎是微乎其微，或說根本不可能。曾對西藏最有野心，其失敗經曆也最為慘痛的英國反倒將問題看得明白。1950年6月30日，美國駐英大使道格拉斯在致艾奇遜的電文中披露的“英國駐華盛頓使館就西藏問題進行的秘密談話”認為：
西藏不容易進入的特點使得任何加強對中國進行軍事抵抗的行動都不現實。西藏長期被認為不能進行除了名義上的任何抵抗。
英國過去在西藏的利益來自於與西藏毗鄰的印度。這些利益現在被印度繼承下來了。英國不再繼續向拉薩派駐代表。印度已經明確表示不可能給予西藏直接的軍事支持。1950年1月印度與英國協商之後，印度決定給予西藏外交支持並提供數量有限的小型武器。印度承認，如果中國決定占領西藏，沒有什麽能夠阻止中國的占領。
任何幹涉西藏的企圖都是不明智的。英國對於在這個地區同中國糾纏沒有足夠興趣，在任何情況下英國都不會拋開印度。[44]
英國人的這些看法基於這樣的經曆：西藏的地緣政治是重要的，但是西方國家若想勞師遠征海拔4000米之上的高原雪域，在軍事上是極難想像的，即使遠征取得勝利，也不可能實施占領。1899年，寇鬆接任印度總督後對西藏的政策從過去的“耐心等待”到“積極進取”。[45]此後就著手為控製西藏做政治和軍事準備。1904年8月3日，英軍曾攻陷拉薩。英軍進入拉薩後大肆搶掠，但到9月嚴冬即將到來而不得不從拉薩撤退。英國人由此得到了“西藏不容易進入的特點使得任何加強對中國進行軍事抵抗的行動都不現實”[46]的經驗。這種經驗對英國世界霸權的後繼者美國來說也不是一點沒有：1950年印度為西藏叛亂分子提供的為時半年的作戰所需，由於“牲畜馱運是惟一實用的運送手段，上述彈藥數量約需7000頭騾子的運送。由於沒有那麽多的騾子可用，一部分或者全部的3英寸口徑迫擊炮和彈藥可能無法運離印度”[47]，以至美國後來對達賴集團的支持“在很長的時期內需要相當巨大的經費”[48]。
其次，西方對中國西藏主權的幹涉，無論如何不能繞開印度。1959年4月30日，美國代理國務卿狄龍在致艾森豪威爾的電文中提到這一點，認為“作為西藏的鄰居，印度控製著通向西藏的主要通道，而且是達賴喇嘛的主人。印度是一個重要因素。”[49]因此，離開印度的幫助，美國對“藏獨”的支持僅靠空投是無能為力的。而印度傳統上是與英國外交接近而與美國疏遠，又在北方與中國近鄰，為了全力防務印度洋必須穩定北方，因而在西藏問題上不能隨意表態。其次，剛剛獨立不久的印度及其與英國有著密切政治聯係的領導人尼赫魯，對二戰中美國對英國落井下石的手段心知肚明，因此他們這一代領導人對美國保持著高度的防範心理，因此決不會讓美國插手西藏問題。如果美國控製了西藏而在印度洋有了美國的基地，那印度的安全就處於南北受製於美國的境地。印度獨立後首任駐新中國大使且與尼赫魯保持良好的私人關係的潘尼迦對此看得清楚，他說：
二次大戰結束後，美國成了至高無上的海軍國。不錯，它還沒有能搞成世界海權國必備的一係列基地、油站、船塢等等，但是從它在對日戰爭中所表現的海軍聯合作戰規模之大，以及從它在海軍建設中強調航空母艦的重要，都說明了美國海軍可以遠離基地作戰，實際上是愛在哪裏動手，就可以在哪裏動手。它在太平洋上有珍珠港和馬尼拉，又占領了從前日本手裏的雅浦島和關島，真是不可一世。而對印度洋，美國戰後確也搞了不少名堂。美國在阿拉伯、中東、巴林群島的油權，表明了它同印度洋區域的聯係正在大大增長。就是對伊朗的統一，阿富汗的建設，美國也是興趣很濃。實際上，由於美國奉行到處“遏製”共產主義的政策，所以各國沿海，凡是共產主義可能插足的地方，此刻都成了對美國安全有關的地區。戰後的世界形勢給印度洋帶來的對立局麵如此，它很可能又一次把印度變成一個主要的戰略性戰場。[50]
印度獨立後首任總理尼赫魯在對印度共和國曆史有深遠影響的《印度的發現》一書中說：
“印度以它現在所處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麽就做一個有聲有色的大國，要麽就銷聲匿跡，中間地位不能引動我，我也不相信中間地位是可能的。” [51] 對於長期受英國文化教育，並對英國地緣政治學說有深刻理解的尼赫魯而言，他在這句話中所表達的是他對存在於世界地緣政治體係心髒海區即印度洋並擁有巨大版圖的印度能否長期完整存在的前途的不安和憂慮，而造成不安和憂慮的真正原因正是繼英國之後的美國的霸權活動。正因此，1949年12月，當美國駐印大使遵照艾奇遜指示“利用共產主義對西藏的威脅來強調來自共產黨中國危險危及了印度自身”，挑撥印度政府“對中國事務的發展持半超然態度是不現實的”[52]，結果得到的卻是“印度令人氣餒的態度”[53]。後來的曆史表明，盡管印度與中國在西藏問題的理解上有相當的距離，但它對美國介入西藏事務幾乎是絕對的排斥，因為對印度而言，美國介入西藏比對中國危險更大；而如果沒有印度的全力支持，美國在西藏問題上幾乎就無所作為。這就決定了美國對達賴集團的支持及其效果隻能是極為有限的。
中國的西藏問題研究者應對此予以足夠的注意：既要高度警惕美國支持“藏獨”勢力對中國統一的破壞作用，又要明了這種作用的天然有限性。不管美國宣傳機構怎麽誇張，“藏獨”活動最終隻能是“有幾個蒼蠅碰壁”的鬧劇而已。對此，就連達賴本人在尼克鬆訪華後也明白了許多，他曾感歎世事炎涼，說：“美國自從70年代承認中共，就斷絕了對西藏的支持——這證明了他們的援助隻是反共政策的一環，而不是真心實意要恢複西藏獨立。”[54]
其實，這一點美國人也不是不明白。1949年4月，就在新中國成立前夕，美國有識之士就對美駐印度使館提出的幹涉西藏的政策提出置疑，認為：
做出承認西藏的決定不僅僅涉及我們對西藏的政策，而且涉及我們重新考慮對中國的政策。我們所奉行的對華政策的一個基本原則向來是尊重中國的領土完整。這個原則阻滯、雖然沒有完全阻止中國被逐漸瓜分，還幫助中國通過第二次大戰確立了大國的地位。這種政策不應該放棄，除非清楚地看到中國將不可避免地長期陷入分崩離析的局麵，而且西藏對於我們利害攸關。[55]
事實上，西藏意識形態和戰略上的重要性非常有限。由於地處偏僻、其政府和社會的原始特征、與外部世界聯係有限的特點，除非得到影響深遠的實際的措施的支持，不能指望西藏長期在意識形態基礎上倒向西方。如果我們不能采取這些實際措施，承認本身並不能使西藏與西方站在同一戰壕裏，實際上反而可能有悖於我們的長遠利益。同樣利用西藏戰略價值的努力，例如，作為空軍基地或火箭發射場，可能遭遇不僅是地形和天氣方麵可怕的難題，而且還有西藏人基於宗教立場對飛機飛越其領土的反對。除非在西藏發現稀有礦藏，軍方認為西藏沒有戰略價值。
能否采取什麽實際措施的答案很大程度上在於現在控製西藏溝通西方通道的印度。如果印度與西方合作，西藏作為戰略和意識形態意義上的重要性就會大大減弱。如果印度不與西方合作，利用西藏作為西方堡壘的困難就會大大增加。[56]
事實上，當年美國對其反華的“西藏計劃”的有限性也不是不明白，隻是由於有了朝鮮和越南戰爭的爆發，美國才強化了對達賴分離中國的活動支持力度，至於這種支持的有效性，由於配合主戰場的需要，美國政府也隻能是不可為而為之。1950年3月1日，艾奇遜還在發給美駐印使館的192號電文中告訴亨德森“國務院希望印度能滿足西藏有理由的防禦需求，並相信印度最好在其能力範圍內，繼續承擔援助西藏的基本責任”。3月8日，亨德森在給艾奇遜的第301號電文披露印度已向“藏獨”勢力提供“小型武器要求”，其提供的“軍事援助在實質上應是更多地提高西藏的士氣”，“而不是想像中的阻止全麵入侵的措施”。[57]最讓美國“令人氣餒的”還是在艾奇遜在301號電文發出一個月之後，也就是4月1日，印度宣布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係。美國假手印度幹涉西藏問題以配合東亞兩場戰爭的企圖，在印度的不信任和中國的不妥協鬥爭中最終化為泡影。
（全文摘自張文木新著：《全球視野中的中國國家安全戰略》（上卷），山東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