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左派陣營完成代際更替
鳳凰周刊 /劉頌傑
他們身處於功利的資本主義的香港，而選擇、傾向於一種後來被否定的革命。即使說他們是一種狂熱，至少可以認為，他們很大程度上是出於一種崇高的理想主義的感召。
鄔維庸、霍英東、莊世平、徐四民、崔德祺……從2006年10月到2007年10月，短短一年時間裏，香港、澳門已經有5位老資格的“親中派”人士先後去世。如果算上2000年的安子介，以及1983年的何賢，港澳傳統意義上的第一代左派，正漸次謝幕。
聲名顯赫的他們，曾經在大陸及港澳擁有極高的政治地位。自1949年以來，甚至更早的時候，他們積極配合中共的統戰政策，在政治、外交和經貿的平台上默契共舞。
幾乎無一例外，他們生前都在港澳回歸後第一批獲得“大紫荊榮譽勳章”或者“大蓮花榮譽勳章”，身後都得到諸如“著名愛國愛港（澳）人士”之類的頭銜。60年一甲子，當年揮斥方遒、意氣風發的他們，如今正慢慢退出曆史舞台。
與此同時，成立於1992年的香港第一大政黨——民主建港協進聯盟（民建聯）已經發展成為“萬人黨”，占據香港立法會中11個議席，擁有9名全國人大代表、28名全國政協委員。曾德成，這位當年的“紅色青年”，曾經在1967年的“反英抗暴”中被判刑兩年，如今在曾蔭權新一屆特區政府中，已成為民政事務局局長。
老一輩在逐漸凋零，新一代正在慢慢崛起。除了舞台中央的政治精英，港澳左派在60年的變遷史中，也出現過不容忽視的千千萬萬的草根左派。在香港回歸10周年前夕，一部名為《老左正傳》的電影，使聚光燈照到了這些命運起伏跌宕的普通“老左”身上。
三代“老左”
“老左”，在港人的語匯裏麵，並不是一個正麵的詞。對於自己在普通民眾中的形象，左派人士也往往特別在意。
《老左正傳》在大陸公映時改名為《老港正傳》，在這部電影裏，主人公左向港說：“姓左好啊！姓左的是中國唯一在公元5世紀前，就有人替你寫《左傳》立傳的了。”
近年來，在香港已經出版了一些為左派立傳的書籍，如《香港風暴》、《香港左派鬥爭史》，以及《香港六七年暴動內情》等。前《鏡報》月刊社長徐四民曾撰文稱，這是“一些先賢寫的血淚書籍”。
香港著名攝影師蒙敏生曾經拍攝在大陸“文革”期間香港的社會萬象，留下無數珍貴的曆史紀錄。蒙敏生的兒子在一篇文章中說道，其父是“老左”，因為從事攝影，所以也被稱為“左派攝影師”。文章還為香港左派畫了一幅素描：
“香港的左派有這樣幾個特征：在情感上有非常強烈的民族自尊，熱愛祖國、親近大陸人民；在意識形態上至少不反感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理念；在行為上關注、呼應大陸的政治風雲，甚至表現出政治激進的狂熱等等。”
文章說，1949年中國大陸剛解放，蒙敏生從香港回內地省親，看見飄揚的五星紅旗時，他熱淚盈眶，失聲痛哭地跨過羅湖橋。這時，他希望香港能夠早日得“解放”，擺脫殖民統治。
1997年香港回歸的這一天淩晨，他站在香港新界荃錦公路上，與新界民眾一起迎接雄赳赳氣昂昂的中國人民解放軍進入香港。一邊老淚縱橫，一邊用他手中的照相機記錄這日夜盼望的景象；現在，他希望在2008年能到北京看2008年北京奧運會。
香港時事評論員譚誌強表示，中共以及左派人士在港澳地區的活動曆史，實際可以追溯到1949年前。
在1921年中共成立之前，就有很多追求社會主義思想的人在港澳活動。在中國共產黨成立早期，由於受到國民政府的鎮壓，往往利用港澳這種租界地、國民黨力量無法達到的地方來進行活動。
1925年的省港大罷工，便是通過香港海員工會主席蘇兆征發動的，蘇是早期中國共產黨在香港的一個重要幹部。1931年，蔡和森在赴香港開拓中共廣東省委工作時被逮捕，後被解送到廣州殺害。
前國務院總理李鵬的生父李碩勳，於1931年5月赴香港，擔任兩廣軍委書記。同年7月，李碩勳在香港和妻子及3歲幼兒李鵬匆匆相聚後不久，便在海南島被捕入獄並遭槍殺。
譚誌強認為，港澳左派的60年曆史，如果用重大的政治事件來劃分，有3個分界點：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1966年，大陸爆發“文化大革命”； 1979年，香港總督麥理浩到北京會見鄧小平並展開中英談判。
相應地，港澳左派也大致可分為3代：19501965年“建國幹部”一代，19661978年“文革幹部”一代，以及1979年回歸過渡時期的“過渡幹部”一代。
戰火中的友誼
“建國幹部”一代，首推2006年10月去世的霍英東。霍英東、安子介、何賢、馬萬祺等港澳富商，正是在1949年前後的戰火紛飛年代，與中共接近並結下深厚的友誼。
在1949年至1971年加入聯合國之前，中國大陸遭遇差不多長達22年的被圍堵狀態，迫使中共“統戰”出一批“紅色資本家”。
當時，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認為，培養一些紅色資本家，利用這些人來突破英美國家的圍堵，幫中國去吸收外匯、開展對外貿易、打通國際關係，吸引非洲兄弟投票。當時惟有的兩個對外出口，就是澳門和香港。
“這的確可以說是‘戰火中的友誼’，最關鍵的就是1950年6月25日爆發的韓戰，這是判斷你是親中共還是反中共的依據。當時敢去走私醫療物品、後勤物資的，真是要冒著生命危險。”譚誌強說。
當時，由於中國沒有製空權，美國飛機天天在香港、澳門巡邏，看到可疑的船隻，就直接扔炸彈。而中共的海軍也不成熟，國民黨的軍艦在珠江口遊弋，偷運軍需物品到內地、支持抗美援朝的風險非常高。
盡管“出去了就不知道能不能回來”，但霍英東等人還是把一船船、一箱箱的物資，源源不斷地從港澳運往內地。在賺得百萬港元的同時，也為自己積累了深厚的政治資本。
霍英東的老友何賢，本來是資深的國民黨員，作為國民黨澳門支部的常委，1952年前後，他在中共駐澳門代表柯麟的遊說下“投誠”。
此後不久發生“關閘事件”，中葡雙方士兵交火後，何賢憑借與澳門總督的密切關係，穿梭於兩方之間，有時一天竟3次往返。最後中葡雙方達成妥協，何賢被市民尊稱為“華人澳督”。
與何賢一樣，崔德祺原本並不親共，他利用家族和葡澳政府的良好關係，一直在經商。直到1966年澳門發生葡警毆打市民的“12·3”事件後，方投向中共。
對於這批愛國人士，中共日後也給予了極高的政治待遇。如安子介、霍英東、馬萬祺等，都曾擔任全國政協副主席。
政治資本遇到良機，便迅速轉換為現金資本。1979年大陸改革開放後，這批人也利用老資格的人大代表、政協委員身份，到內地尋覓投資機會。如霍英東等，大部分財富其實主要在1979年後積累。
此後，在中英談判、中葡談判的關鍵時刻，“建國幹部”們又利用自己在港澳奠定的深厚根基，促成兩地的順利回歸。
“當年韓戰那一批人至少都應該有20歲以上，現在都應該是80歲上下，陸陸續續凋零也是正常的。”譚誌強說。
慘的一代：老左仔
每天學習《毛澤東語錄》，“共產主義”、“大公無私”時刻掛在嘴邊；每天哼唱革命歌曲《歌唱祖國》、《智取威虎山》；每天拿著“紅寶書”，和夥伴們上街遊行這就是革命青年“左向港”的生活?
這些場景，也出現在“左派攝影師”蒙敏生的鏡頭裏。《香港的另一麵：一位攝影師眼中的六七十年代》一書，記錄了那個“紅色年代”。
無疑，此時的香港已是一個“左香港”。
無論是在國民政府時期還是建政初期，中共領導人始終堅持一條八字箴言，即把香港納入“長期打算，充分利用”計劃，不希望香港陷入混亂。然而，隨著紅潮從北京湧向全世界，香港終未能幸免。
1967年5月，“反英抗暴鬥爭”由工人罷工開始，激進學生、左派傳媒紛紛加入，欲演欲烈，最終釀成了“六七風暴”。遊行、批鬥、放火、爆炸，市井一片亂象。
是年8月24日，香港商業電台主播林彬，因為在節目中批評左派暴行，被左派澆上汽油，活活燒死。他的死震驚了整個香港，新聞界人人自危，《明報》創辦人金庸也被列入左派分子暗殺的6人黑名單。
現任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當年也是“進步青年”，在學校散發傳單，結果以煽動叛亂罪被判兩年監禁。現終審法院首席大法官李國能，當時在《遠東經濟評論》實習時，曾到獄中采訪曾德成。曾表示，當時的香港實在太頹廢，是個人人隻顧盡快“錢”的城市。他對殖民地統治深感惡心，於是選擇了共產主義，投身反政府陣營。
學者馬家輝認為，這是香港左派的一次“表錯情”，以為北京政府支持香港進行“文革”，甚至有人以為香港有可能在1970年代來臨前，被迫回歸中國，最後中國總理周恩來堅持不收回香港，平息爭端。
不少“左”傾的大學生，為與港英政府對抗而拒絕進入政府機構做事，轉而為國營公司效力，包括到國貨公司擔任搬運工人。這些社會的精英雖然犧牲自己的前途而加入國營企業，但他們的努力並未得到國家的認同。到了香港經濟起飛，這一班人因為缺乏相關的工作經驗，逐漸與社會脫節。
“1966年那一代是最慘的一代，他們思想單純，不論有沒有念大學，都對英國人統治、葡萄牙統治很反感。他們認為‘文革’是個好事，希望把‘文革’搬到香港來，去對付英國人。結果很多人被抓，活活打死在監牢裏麵。”譚誌強說。
1976年抓“四人幫”對這些人打擊最大。“雖然我被英國人打，沒問題，因為我是為國作奉獻嘛，結果打完以後呢，最後中央還說你們是錯的，你們跟錯人了，跟‘四人幫’走。” 到現在為止，香港左派都很不願意提此事。
1976年以後，香港的激進學生、幹部、專業人士，特別是社會精英那一批人，跑的跑，走的走，很多人甚至改弦易轍，投奔“死對頭”港英政府。總體來看，這批人的社會成就並不理想。
對於中共來說，最大的損失莫過於周恩來等苦心確立的“八字箴言”被激進的“解放港澳”路線取代，極左運動的後果最突出的是香港左派力量的損失、左派傳媒失掉民心、大陸駐港機構的影響力萎縮。
內地學者強世功指出，比起有形政治力量的喪失，更為深遠的負麵影響是，港英政府鎮壓“六七抗議運動”，奠定了香港人基本的心態結構。港英政府實施“洗腦贏心”工程，隻是作用有限的外力，而香港市民、商界、知識分子形成的“左派等於恐怖”的心理，以及經濟騰飛後對相對落後內地現狀的排斥成見，極其固定地沉澱了下來。
回歸主流價值觀
第二代的“文革幹部”後來在香港社會飽受歧視，被蔑稱為“老左仔”，背上了搞垮香港的罪名。
譚誌強分析：“香港的左派要真正成熟，一定要走到馬力這一代。馬力這一代的好處是沒有包袱，他們沒有背著‘老左仔’3個字，他們沒有那種被迫害又被出賣，奇奇怪怪、莫名其妙的情緒。”
作為過渡時期的左派，這一代的政見比較務實，他們很愛國，但比較理性。“他們的處理方式跟前兩代不一樣，前兩代就是說祖國母親很美你愛她，母親醜了你更愛她，純粹屬於一種情感；像馬力這一代，相對來說比較理性。”
告別幻滅的革命激情，回歸香港傳統的實用主義價值觀，第三代左派大多選擇從商。“從政的往往都是念中文、新聞、政治、公共行政的這些人。不搞政治沒飯吃這種人他才搞政治，這些不是香港最好的一批人。最好的那批人根本不從政，隻是運用他在中國大陸的關係賺錢。他們因為受“文革”的影響，覺得政治太可怕了。你叫他捐錢回大陸、助學救災，他們都願意，但是你叫他拋頭顱、灑熱血，算了，不必了。”
1984年中英談判之後，1985年過渡期正式開始，他們成為在大陸投資設廠的主力軍。經過22年的發展，這些人也是目前香港社會的中堅分子。
在全民“錢”的背景下，香港的左派政治力量似有斷代之虞。
前民建聯主席馬力，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中文係，曾任《香港商報》副社長，是民建聯乃至整個左派陣營的“筆膽”。馬力心直口快，有關“八九政治風波”的言論弄得滿城風雨，也被譏諷為嚴重缺乏政治智慧。盡管如此，自今年8月，馬力因癌症病逝後，左派陣營似乎找不到一位能與之旗鼓相當的人。
《信報》評論員洪清田認為，三四十年前，香港社會以經濟和工商貿易為主軸的主流價值和生活現實，大部分香港人營營役役追逐的，都是左派否定的，要打倒的。
三四十年後，香港傳統左派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之交因中國內地的撥亂反正、改革開放而全麵向右轉，以經濟和商貿掛帥，把以前否定的東西無條件、無保留肯定和神聖化、絕對化。在經濟和商貿為主導下，香港傳統左派拋棄一些表麵的清教徒式意識形態，向港人看齊，與港人合流。
而前民建聯副主席程介南直言，左派中人仍被視為怪物，“這是曆史造成的，出來混，就要想到有不同看法”。他認為左派自己要努力打破這種社會分野，爭取民認同，變成主流：“真正理性的左派要明白港人治港是大家的事，不是左派治港，不是非要你左派上台不可。”
左派翻身？
有評論文章認為，香港回歸10年時間，左派的崛起已成為一個不可小覷的現象。最引人注目的標誌性事件，是這次曾蔭權改組香港政府後，由著名左派曾德成出任民政事務局局長一職。
評論說，作為《大公報》的前總編輯、連續四屆的全國人大代表，曾德成可謂根正苗紅。曾氏從“昔日階下囚”一躍為“今日座上主”，可謂天地翻覆。
香港中文大學教授王家英表示：“江山代有人才出，不論是左派、右派還是中間派，都會麵臨自然的時代交替，慢慢老一輩的人走進曆史，但是也有新的人出來。關鍵就是整個左派或親中派，有沒有因為一代人走進曆史，它的整個民意支持度都下降，出現萎縮。到目前為止，我們還看不出來。”
王家英認為，這幾年來，尤其是2003年之後，親中派整個陣營是擴大了，民眾對左派有了更深刻的體會。他們不是一些激進的人，對社會政治的穩定貢獻很大。因此，左派才會在選舉中更多取勝，進入立法會或政府也越來越多。
“假如不是民眾對左派越來越用一種正麵的角度看的話，就不可能發生這些改變。第一代、第二代左派的人慢慢在社會上證明他們不是極端的人，對社會是很有承擔、有貢獻的人，才會有這樣的民意調整。”
香港首任特首董建華目前擔任全國政協副主席，也歸類成“親中派”，梁愛詩、曾德成的重要性，所得到的職位估計將會越來越高。有消息稱，梁愛詩可能會被北京拔擢為全國人大常委，甚至會在未來被選為政協副主席。
“在國家政治範圍之內，在香港特區政治裏麵，我都相信香港的親中派和親建製派他們在政治領域的發揮空間將越來越大。”王家英說：“主要就是香港回歸10年，民眾對左派的貢獻有目共睹，他們是越來越看清楚左派不是極端的人，而是對社會有承擔、有社會理念、有國家理念的一些人，所以才會贏得越來越多人一種認同。”
對於左派群體，無論是“建國幹部”，“文革幹部”，抑或“過渡時期幹部”，也許都不能用一個簡單的政治標簽來概括他們。
“左派攝影師”蒙敏生之子評價父輩說：“對於香港這樣一個特別的群體，我對他們的人生充滿了尊敬。因為他們身處於功利的、資本主義的香港，而選擇、傾向於一種後來被否定的革命。即使說他們是一種狂熱，至少可認為他們很大程度是出於一種崇高的理想主義的感召。”
鳳凰周刊 /劉頌傑
他們身處於功利的資本主義的香港，而選擇、傾向於一種後來被否定的革命。即使說他們是一種狂熱，至少可以認為，他們很大程度上是出於一種崇高的理想主義的感召。
鄔維庸、霍英東、莊世平、徐四民、崔德祺……從2006年10月到2007年10月，短短一年時間裏，香港、澳門已經有5位老資格的“親中派”人士先後去世。如果算上2000年的安子介，以及1983年的何賢，港澳傳統意義上的第一代左派，正漸次謝幕。
聲名顯赫的他們，曾經在大陸及港澳擁有極高的政治地位。自1949年以來，甚至更早的時候，他們積極配合中共的統戰政策，在政治、外交和經貿的平台上默契共舞。
幾乎無一例外，他們生前都在港澳回歸後第一批獲得“大紫荊榮譽勳章”或者“大蓮花榮譽勳章”，身後都得到諸如“著名愛國愛港（澳）人士”之類的頭銜。60年一甲子，當年揮斥方遒、意氣風發的他們，如今正慢慢退出曆史舞台。
與此同時，成立於1992年的香港第一大政黨——民主建港協進聯盟（民建聯）已經發展成為“萬人黨”，占據香港立法會中11個議席，擁有9名全國人大代表、28名全國政協委員。曾德成，這位當年的“紅色青年”，曾經在1967年的“反英抗暴”中被判刑兩年，如今在曾蔭權新一屆特區政府中，已成為民政事務局局長。
老一輩在逐漸凋零，新一代正在慢慢崛起。除了舞台中央的政治精英，港澳左派在60年的變遷史中，也出現過不容忽視的千千萬萬的草根左派。在香港回歸10周年前夕，一部名為《老左正傳》的電影，使聚光燈照到了這些命運起伏跌宕的普通“老左”身上。
三代“老左”
“老左”，在港人的語匯裏麵，並不是一個正麵的詞。對於自己在普通民眾中的形象，左派人士也往往特別在意。
《老左正傳》在大陸公映時改名為《老港正傳》，在這部電影裏，主人公左向港說：“姓左好啊！姓左的是中國唯一在公元5世紀前，就有人替你寫《左傳》立傳的了。”
近年來，在香港已經出版了一些為左派立傳的書籍，如《香港風暴》、《香港左派鬥爭史》，以及《香港六七年暴動內情》等。前《鏡報》月刊社長徐四民曾撰文稱，這是“一些先賢寫的血淚書籍”。
香港著名攝影師蒙敏生曾經拍攝在大陸“文革”期間香港的社會萬象，留下無數珍貴的曆史紀錄。蒙敏生的兒子在一篇文章中說道，其父是“老左”，因為從事攝影，所以也被稱為“左派攝影師”。文章還為香港左派畫了一幅素描：
“香港的左派有這樣幾個特征：在情感上有非常強烈的民族自尊，熱愛祖國、親近大陸人民；在意識形態上至少不反感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理念；在行為上關注、呼應大陸的政治風雲，甚至表現出政治激進的狂熱等等。”
文章說，1949年中國大陸剛解放，蒙敏生從香港回內地省親，看見飄揚的五星紅旗時，他熱淚盈眶，失聲痛哭地跨過羅湖橋。這時，他希望香港能夠早日得“解放”，擺脫殖民統治。
1997年香港回歸的這一天淩晨，他站在香港新界荃錦公路上，與新界民眾一起迎接雄赳赳氣昂昂的中國人民解放軍進入香港。一邊老淚縱橫，一邊用他手中的照相機記錄這日夜盼望的景象；現在，他希望在2008年能到北京看2008年北京奧運會。
香港時事評論員譚誌強表示，中共以及左派人士在港澳地區的活動曆史，實際可以追溯到1949年前。
在1921年中共成立之前，就有很多追求社會主義思想的人在港澳活動。在中國共產黨成立早期，由於受到國民政府的鎮壓，往往利用港澳這種租界地、國民黨力量無法達到的地方來進行活動。
1925年的省港大罷工，便是通過香港海員工會主席蘇兆征發動的，蘇是早期中國共產黨在香港的一個重要幹部。1931年，蔡和森在赴香港開拓中共廣東省委工作時被逮捕，後被解送到廣州殺害。
前國務院總理李鵬的生父李碩勳，於1931年5月赴香港，擔任兩廣軍委書記。同年7月，李碩勳在香港和妻子及3歲幼兒李鵬匆匆相聚後不久，便在海南島被捕入獄並遭槍殺。
譚誌強認為，港澳左派的60年曆史，如果用重大的政治事件來劃分，有3個分界點：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1966年，大陸爆發“文化大革命”； 1979年，香港總督麥理浩到北京會見鄧小平並展開中英談判。
相應地，港澳左派也大致可分為3代：19501965年“建國幹部”一代，19661978年“文革幹部”一代，以及1979年回歸過渡時期的“過渡幹部”一代。
戰火中的友誼
“建國幹部”一代，首推2006年10月去世的霍英東。霍英東、安子介、何賢、馬萬祺等港澳富商，正是在1949年前後的戰火紛飛年代，與中共接近並結下深厚的友誼。
在1949年至1971年加入聯合國之前，中國大陸遭遇差不多長達22年的被圍堵狀態，迫使中共“統戰”出一批“紅色資本家”。
當時，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認為，培養一些紅色資本家，利用這些人來突破英美國家的圍堵，幫中國去吸收外匯、開展對外貿易、打通國際關係，吸引非洲兄弟投票。當時惟有的兩個對外出口，就是澳門和香港。
“這的確可以說是‘戰火中的友誼’，最關鍵的就是1950年6月25日爆發的韓戰，這是判斷你是親中共還是反中共的依據。當時敢去走私醫療物品、後勤物資的，真是要冒著生命危險。”譚誌強說。
當時，由於中國沒有製空權，美國飛機天天在香港、澳門巡邏，看到可疑的船隻，就直接扔炸彈。而中共的海軍也不成熟，國民黨的軍艦在珠江口遊弋，偷運軍需物品到內地、支持抗美援朝的風險非常高。
盡管“出去了就不知道能不能回來”，但霍英東等人還是把一船船、一箱箱的物資，源源不斷地從港澳運往內地。在賺得百萬港元的同時，也為自己積累了深厚的政治資本。
霍英東的老友何賢，本來是資深的國民黨員，作為國民黨澳門支部的常委，1952年前後，他在中共駐澳門代表柯麟的遊說下“投誠”。
此後不久發生“關閘事件”，中葡雙方士兵交火後，何賢憑借與澳門總督的密切關係，穿梭於兩方之間，有時一天竟3次往返。最後中葡雙方達成妥協，何賢被市民尊稱為“華人澳督”。
與何賢一樣，崔德祺原本並不親共，他利用家族和葡澳政府的良好關係，一直在經商。直到1966年澳門發生葡警毆打市民的“12·3”事件後，方投向中共。
對於這批愛國人士，中共日後也給予了極高的政治待遇。如安子介、霍英東、馬萬祺等，都曾擔任全國政協副主席。
政治資本遇到良機，便迅速轉換為現金資本。1979年大陸改革開放後，這批人也利用老資格的人大代表、政協委員身份，到內地尋覓投資機會。如霍英東等，大部分財富其實主要在1979年後積累。
此後，在中英談判、中葡談判的關鍵時刻，“建國幹部”們又利用自己在港澳奠定的深厚根基，促成兩地的順利回歸。
“當年韓戰那一批人至少都應該有20歲以上，現在都應該是80歲上下，陸陸續續凋零也是正常的。”譚誌強說。
慘的一代：老左仔
每天學習《毛澤東語錄》，“共產主義”、“大公無私”時刻掛在嘴邊；每天哼唱革命歌曲《歌唱祖國》、《智取威虎山》；每天拿著“紅寶書”，和夥伴們上街遊行這就是革命青年“左向港”的生活?
這些場景，也出現在“左派攝影師”蒙敏生的鏡頭裏。《香港的另一麵：一位攝影師眼中的六七十年代》一書，記錄了那個“紅色年代”。
無疑，此時的香港已是一個“左香港”。
無論是在國民政府時期還是建政初期，中共領導人始終堅持一條八字箴言，即把香港納入“長期打算，充分利用”計劃，不希望香港陷入混亂。然而，隨著紅潮從北京湧向全世界，香港終未能幸免。
1967年5月，“反英抗暴鬥爭”由工人罷工開始，激進學生、左派傳媒紛紛加入，欲演欲烈，最終釀成了“六七風暴”。遊行、批鬥、放火、爆炸，市井一片亂象。
是年8月24日，香港商業電台主播林彬，因為在節目中批評左派暴行，被左派澆上汽油，活活燒死。他的死震驚了整個香港，新聞界人人自危，《明報》創辦人金庸也被列入左派分子暗殺的6人黑名單。
現任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當年也是“進步青年”，在學校散發傳單，結果以煽動叛亂罪被判兩年監禁。現終審法院首席大法官李國能，當時在《遠東經濟評論》實習時，曾到獄中采訪曾德成。曾表示，當時的香港實在太頹廢，是個人人隻顧盡快“錢”的城市。他對殖民地統治深感惡心，於是選擇了共產主義，投身反政府陣營。
學者馬家輝認為，這是香港左派的一次“表錯情”，以為北京政府支持香港進行“文革”，甚至有人以為香港有可能在1970年代來臨前，被迫回歸中國，最後中國總理周恩來堅持不收回香港，平息爭端。
不少“左”傾的大學生，為與港英政府對抗而拒絕進入政府機構做事，轉而為國營公司效力，包括到國貨公司擔任搬運工人。這些社會的精英雖然犧牲自己的前途而加入國營企業，但他們的努力並未得到國家的認同。到了香港經濟起飛，這一班人因為缺乏相關的工作經驗，逐漸與社會脫節。
“1966年那一代是最慘的一代，他們思想單純，不論有沒有念大學，都對英國人統治、葡萄牙統治很反感。他們認為‘文革’是個好事，希望把‘文革’搬到香港來，去對付英國人。結果很多人被抓，活活打死在監牢裏麵。”譚誌強說。
1976年抓“四人幫”對這些人打擊最大。“雖然我被英國人打，沒問題，因為我是為國作奉獻嘛，結果打完以後呢，最後中央還說你們是錯的，你們跟錯人了，跟‘四人幫’走。” 到現在為止，香港左派都很不願意提此事。
1976年以後，香港的激進學生、幹部、專業人士，特別是社會精英那一批人，跑的跑，走的走，很多人甚至改弦易轍，投奔“死對頭”港英政府。總體來看，這批人的社會成就並不理想。
對於中共來說，最大的損失莫過於周恩來等苦心確立的“八字箴言”被激進的“解放港澳”路線取代，極左運動的後果最突出的是香港左派力量的損失、左派傳媒失掉民心、大陸駐港機構的影響力萎縮。
內地學者強世功指出，比起有形政治力量的喪失，更為深遠的負麵影響是，港英政府鎮壓“六七抗議運動”，奠定了香港人基本的心態結構。港英政府實施“洗腦贏心”工程，隻是作用有限的外力，而香港市民、商界、知識分子形成的“左派等於恐怖”的心理，以及經濟騰飛後對相對落後內地現狀的排斥成見，極其固定地沉澱了下來。
回歸主流價值觀
第二代的“文革幹部”後來在香港社會飽受歧視，被蔑稱為“老左仔”，背上了搞垮香港的罪名。
譚誌強分析：“香港的左派要真正成熟，一定要走到馬力這一代。馬力這一代的好處是沒有包袱，他們沒有背著‘老左仔’3個字，他們沒有那種被迫害又被出賣，奇奇怪怪、莫名其妙的情緒。”
作為過渡時期的左派，這一代的政見比較務實，他們很愛國，但比較理性。“他們的處理方式跟前兩代不一樣，前兩代就是說祖國母親很美你愛她，母親醜了你更愛她，純粹屬於一種情感；像馬力這一代，相對來說比較理性。”
告別幻滅的革命激情，回歸香港傳統的實用主義價值觀，第三代左派大多選擇從商。“從政的往往都是念中文、新聞、政治、公共行政的這些人。不搞政治沒飯吃這種人他才搞政治，這些不是香港最好的一批人。最好的那批人根本不從政，隻是運用他在中國大陸的關係賺錢。他們因為受“文革”的影響，覺得政治太可怕了。你叫他捐錢回大陸、助學救災，他們都願意，但是你叫他拋頭顱、灑熱血，算了，不必了。”
1984年中英談判之後，1985年過渡期正式開始，他們成為在大陸投資設廠的主力軍。經過22年的發展，這些人也是目前香港社會的中堅分子。
在全民“錢”的背景下，香港的左派政治力量似有斷代之虞。
前民建聯主席馬力，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中文係，曾任《香港商報》副社長，是民建聯乃至整個左派陣營的“筆膽”。馬力心直口快，有關“八九政治風波”的言論弄得滿城風雨，也被譏諷為嚴重缺乏政治智慧。盡管如此，自今年8月，馬力因癌症病逝後，左派陣營似乎找不到一位能與之旗鼓相當的人。
《信報》評論員洪清田認為，三四十年前，香港社會以經濟和工商貿易為主軸的主流價值和生活現實，大部分香港人營營役役追逐的，都是左派否定的，要打倒的。
三四十年後，香港傳統左派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之交因中國內地的撥亂反正、改革開放而全麵向右轉，以經濟和商貿掛帥，把以前否定的東西無條件、無保留肯定和神聖化、絕對化。在經濟和商貿為主導下，香港傳統左派拋棄一些表麵的清教徒式意識形態，向港人看齊，與港人合流。
而前民建聯副主席程介南直言，左派中人仍被視為怪物，“這是曆史造成的，出來混，就要想到有不同看法”。他認為左派自己要努力打破這種社會分野，爭取民認同，變成主流：“真正理性的左派要明白港人治港是大家的事，不是左派治港，不是非要你左派上台不可。”
左派翻身？
有評論文章認為，香港回歸10年時間，左派的崛起已成為一個不可小覷的現象。最引人注目的標誌性事件，是這次曾蔭權改組香港政府後，由著名左派曾德成出任民政事務局局長一職。
評論說，作為《大公報》的前總編輯、連續四屆的全國人大代表，曾德成可謂根正苗紅。曾氏從“昔日階下囚”一躍為“今日座上主”，可謂天地翻覆。
香港中文大學教授王家英表示：“江山代有人才出，不論是左派、右派還是中間派，都會麵臨自然的時代交替，慢慢老一輩的人走進曆史，但是也有新的人出來。關鍵就是整個左派或親中派，有沒有因為一代人走進曆史，它的整個民意支持度都下降，出現萎縮。到目前為止，我們還看不出來。”
王家英認為，這幾年來，尤其是2003年之後，親中派整個陣營是擴大了，民眾對左派有了更深刻的體會。他們不是一些激進的人，對社會政治的穩定貢獻很大。因此，左派才會在選舉中更多取勝，進入立法會或政府也越來越多。
“假如不是民眾對左派越來越用一種正麵的角度看的話，就不可能發生這些改變。第一代、第二代左派的人慢慢在社會上證明他們不是極端的人，對社會是很有承擔、有貢獻的人，才會有這樣的民意調整。”
香港首任特首董建華目前擔任全國政協副主席，也歸類成“親中派”，梁愛詩、曾德成的重要性，所得到的職位估計將會越來越高。有消息稱，梁愛詩可能會被北京拔擢為全國人大常委，甚至會在未來被選為政協副主席。
“在國家政治範圍之內，在香港特區政治裏麵，我都相信香港的親中派和親建製派他們在政治領域的發揮空間將越來越大。”王家英說：“主要就是香港回歸10年，民眾對左派的貢獻有目共睹，他們是越來越看清楚左派不是極端的人，而是對社會有承擔、有社會理念、有國家理念的一些人，所以才會贏得越來越多人一種認同。”
對於左派群體，無論是“建國幹部”，“文革幹部”，抑或“過渡時期幹部”，也許都不能用一個簡單的政治標簽來概括他們。
“左派攝影師”蒙敏生之子評價父輩說：“對於香港這樣一個特別的群體，我對他們的人生充滿了尊敬。因為他們身處於功利的、資本主義的香港，而選擇、傾向於一種後來被否定的革命。即使說他們是一種狂熱，至少可認為他們很大程度是出於一種崇高的理想主義的感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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