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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日記曝光：讓他走下神壇和祭壇(轉載)
亞洲周刊藍慧／從一九一五年到一九七二年，長達五十餘年的蔣介石日記曝光。台海兩岸的學者在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院這兩年來的縝密研究，一致認為這些日記具有高度真實性及權威性，顛覆國共兩黨過去的官方論述，將蔣介石從“偉大領袖”的神壇上拉下來，也從“人民公敵”的祭壇上拉下來，還原成有血有肉的人，既展現蔣的民族氣節及抗戰功績，也暴露他的人格特質上的優缺點。日記中的種種細節，推翻了兩岸曆史教科書的論述，勢將改寫中國近代曆史。
這兒黃昏的餘暉有一種目眩的感覺。落日照在史丹福大學校園的鍾樓上，襯托校園西班牙式的建築，映照出一種如幻如真的光暈。來自台海兩岸的學者，走出胡佛研究院的大樓，剛好可以見到這幅和神州大地很不一樣的風景，嗅到加州南灣區徐徐吹來晚風的氣息。他們過去從沒想過，會在美國的土地上，走進一個前所未知的中國曆史世界，發現了顛覆國共正統論述的曆史秘密。
他們來自台北的中央研究院、國民黨黨史會、北京的中國社會科學院、北京大學、複旦大學、日本的東京大學等知名研究機構。眾多學者都沉迷於蔣介石龍飛鳳舞書法中所隱藏的秘辛。這是“曠古絕今”的曆史寶藏，具有“絕對的權威性”，兩岸學者都不約而同地說。從一九一五年到一九七二年，長達五十多年、以千萬計的文字，不僅記錄了蔣的隱私（如蔣嫖妓及色欲，詳見四十四頁專文），也揭露了他各項重大決策時的心理狀態。
這大半個世紀的日記，也使蔣介石走下了國民黨的神壇和共產黨的祭壇，還原為一個有血有肉的人。他不再是國民黨論述中“主義、領袖、國家”中的不可一世、永遠正確的“偉大領袖”，也不是共產黨論述中的“卑鄙、賣國求榮、不敢抗日的人民公敵和資產階級吸血鬼”。
但來自兩岸的學者都同意：蔣介石日記顯示，他是極有民族氣節和風骨的領袖，也一直在努力謀求中國的現代化，但也陷入個人性格的限製與時代的局限性之中，使這位曾經是神州大地上最有權力的男人，背負著“失去中國大陸”的曆史苦果而於一九七五年在台灣去世。
但蔣介石日記的全麵出現，也逐漸讓蔣介石回到中國民間，超越國共鬥爭的框框。千秋功過，讓日記成為各方評說的最新依據。
胡佛檔案館的規定是，目前從一九一五年到一九四五年的蔣介石日記，都已向外開放。任何持有照片身份證明的人士，都可以入內閱讀日記的影印本。但規定，不能帶手機、照相機或任何攝影器材進去，也不能自帶紙筆，而隻能使用胡佛檔案館提供的紙筆。
但不少研究學者其實更關注蔣介石到台灣後的情況，尤其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五六十年代白色恐怖事件、雷震因組織反對黨而被誣為“匪諜”坐牢，更不要說台灣當時的文字獄事件，從柏楊、李敖、陳映真等因“思想問題”而入獄的冤案。學者都希望從蔣的日記中看到他當時的想法，以及他如何對付台灣上升的民主力量。
胡佛研究院研究員郭岱君，是爭取蔣介石日記“暫存”史丹福大學的關鍵人物。祖籍湖南的郭岱君畢業於台灣政治大學新聞係，美國俄勒岡大學政治學博士，曾任中華民國總統府第一局副局長，總統府新聞秘書，她一九九七年辭職後在淡江大學美國研究所任副教授。二零零零年起擔任胡佛研究院研究員。郭岱君兩年多前說服目前擔任國民黨中常委的蔣方智怡將蔣日記暫存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院。郭岱君說，蔣方智怡做了一個勇敢和明智的決定，讓蔣日記可以在胡佛研究院專業的檔案保存技術下，安全地保存起來，客觀、公正、公開地讓全世界的學者使用。蔣日記原來是在蔣方智怡的丈夫蔣孝勇手上。蔣經國把日記交托給蔣孝勇，他過世之後，蔣孝勇在一個機會裏把日記都拿出去了。後來蔣孝勇生病，臨終前囑咐蔣方智怡，他說：“這些資料非常珍貴，一定要找到適當的場所保存，整理、運用。”
如何說服蔣方智怡？郭岱君說，她曾透過一些管道了解到蔣方智怡一直想尋找一個專業的、客觀的適當地方來存放兩蔣日記。她並沒有要自己占有，而是想尋找一個合適的地方，將日記好好保存，並且公開給學者研究。郭認為胡佛研究院是非常合適的：一方麵是它的專業，二是胡佛研究院擁有強大的研究群，三是史丹福大學在世界上的聲望，第四，當今兩岸政治情勢，台灣目前政治情勢不穩定，中國大陸也還不成熟。
前後談了近兩年的時間，蔣方智怡於二零零五年的夏天終於同意。雖然暫存胡佛研究院，但蔣方智怡認為，這些資料是元首的資料，她不願意它們永遠流落在外國，她希望將來有一天這些日記還是要回到中國土地上。
按照合約，蔣介石日記開放前，內部隻有四個人可以看。胡佛研究院代表是郭岱君和馬若孟(Ramon Myers)，蔣家就是宋曹利璿（宋美齡幼弟宋子安的次子宋仲虎的夫人），還有一位是秦孝儀的學生、代表蔣家從台灣去的潘邦正。宋曹利璿不但代表蔣家，還代表宋家和孔家看日記和資料。她是蔣宋孔三家年輕一代目前在美國唯一可以自由使用中文的人。
郭岱君說，內部閱讀蔣介石日記的進度目前已看到一九六二年了。她將和方智怡商量，如果她同意，希望盡快再開一批。她非常希望把五十年代日記都開放，因為五十年代是整個國民黨在台灣發展的關鍵時期，蔣介石領導的政治改革、經濟改革，都奠定了台灣日後發展的基礎
為了保護原件，目前公開的日記都是影印本。胡佛研究院與蔣家有工作上的協議，有關隱私，例如蔣辱罵什麽人或提到他人極大的隱私，而其本人或直係親屬還在世，就暫不開放；或是有關蔣家個人極度隱私，像是疾病之類的，都暫不開放。但根據合約，這些暫不開放的，在二零三五年也全都會開放。目前資料暫不開放的極少，萬分之一都不到。胡佛研究院很負責，暫不開放的會“蓋住”，並注明暫不開放，學者看到的是一塊黑的框框。
影響近代中國非常深遠的關鍵人物蔣介石的日記曝光後，兩岸三地學者絡繹於途，赴美研究日記裏的“曆史密碼”。各方學者認為，目前暫存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院的蔣介石日記，勢必改寫國民黨和共產黨各自的曆史論述，改寫中國現代史。
“蔣介石日記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足以改寫中國近代史！”詳讀過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院已公開的蔣介石日記後，中國大陸研究蔣介石的權威學者、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等同院士）楊天石做出了這樣的評價。
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前所長、現任東海大學曆史係教授呂芳上也認為，在蔣介石日記以及大量史料公布之後，民國史應該重寫。
一直以來蔣介石抗日的態度是爭議焦點。蔣日記呈現出他是民族主義者。蔣在日記裏看得很清楚，早在九一八事變之前，就講：“中日難免一戰。”蔣認為日本要看到中國亡國，“日本必亡中國”。他知道中國沒有能力對抗日本，所以，他盡量拖延正式開戰時間，讓中國爭取時間備戰。
楊天石發現，一九四五年孔祥熙下台是蔣親自拍板的；蔣介石對國民政府與國民黨的弊病其實知之甚詳，曾主張將中國國民黨改名為“勞動國民黨”；一九四三及四四年蔣的日記記載有：美國人想把孫中山兒子孫科捧出來取代我。後來蔣親自約見孫，痛罵他誤黨誤國。還在日記中罵孫為“阿鬥”，是“總理的不肖子孫”。
呂芳上剛從美國胡佛研究院研究蔣日記返台，他說，蔣介石日記對民國史研究的另一重要價值是，補足重要事件的來龍去脈，蔣一九二三年底訪俄的感受、北伐後期東北易幟秘密交涉、一九三零年二月湯山事件蔣介石和胡漢民關係的惡化，日記裏都有蛛絲馬跡的線索，也有的是詳細心路曆程的描繪。
連續兩度前往美國研究蔣介石日記的呂芳上認為，蔣的日記呈現他從平凡人到作為國家領導人的奮鬥曆程，顯現他從不同的環境中，自我修練，走上政治之路。過去對蔣的評價呈現兩極，有人認為蔣是偉人，也有人認為蔣是流氓，各有觀點。呂芳上強調，蔣不是聖人也不是壞蛋，曆史應還給他本來的麵目。
呂芳上說，過去海峽兩岸官版定調的書，年輕人不看。現在正是重寫曆史書的適當時機。呂芳上強調：政治是一時的，學術是長遠的，應運用新材料重寫民國史，回到比較公平、客觀的論述。
多年來，蔣介石在兩岸有不同的形象，是兩個極端的評價。國民黨把蔣介石稱為“千古完人”、“世界偉人”、“民族英雄”；而共產黨有一段時期稱蔣介石為“獨夫民賊”、“人民公敵”。
胡佛研究院檔案館的“蔣介石日記”公布之後，過去兩年多，各國學者、記者匯集於胡佛研究院，研究來自台灣的蔣日記，為的是還原曆史的真相，探索當時決策人物蔣介石的內心世界，為中國百年來的發展找出曆史的脈絡。
蔣介石在兩岸的曆史地位翻轉，一個蔣介石，兩岸各自表述。到底曆史的真相為何？蔣介石日記的曝光，經學者研究後，正是改寫曆史的開始。
中國近代曆史轉彎處，蔣介石是重要的轉折決策者。
蔣在日記中提到幾件事情顯示，蔣早已是孫中山心目中的接班人選。例如一九一二年一月十四日蔣刺殺光複會領袖陶成章，除掉了孫中山最主要的政敵，蔣日後在日記中自白：“餘之誅陶，乃出於為革命為本黨之大義，由餘一人自任其責，毫無求功、求知之意。然而總理最後信我與重我者，亦未始非由此事而起，但餘與總理始終未提及此事也。”刺陶當時沒有日記。多年以後他在日記中提及。
殺陶成章得中山信任
民國成立後，國民黨改組，國父孫中山先生覺得這黨的紀律不夠，需要改組，加強黨的紀律。這時候，兩個主要人物反對，他們認為：我們都誌同道合在一起，你不該說要對黨主義、對總理效忠，還有簽字、蓋手印。這兩人一個是黃興、一個是陶成章。這兩人反對最力。黃興與世無爭，不讚成，就走了，未與孫中山先生爭執。陶成章卻在大大小小會議上公開罵孫、批評他，甚至公開說要倒孫。
孫是一位光明磊落的人，他也沒有對陶怎樣。這時，是陳英士向蔣提到陶的問題。蔣其實是跟著陳英士的。當時，陶已耳聞有人要對他不利。躲到醫院裏，想暫時避避風頭。但是，蔣還是找到他。蔣與另一個人一起刺殺陶成章。蔣認為革命大業，陶為什麽來攪局。
郭岱君說，過了十多年後，蔣在日記中曾說到，他認為他做了一件總理孫中山想做而不能做的事。他覺得“總理信任我是有原因的。雖然我從未向總理報告，他也未和我提過，但我相信總理心中是有所感的”。這也說明蔣在國民黨權力競逐中勝出，也是有很多原因，包括：他個人訓練、背景、氣魄、眼光，和相當的政治上的技巧。
對日抗戰前後，蔣介石對日本的態度到底為何？郭岱君說，中共權威學者張海鵬坦承，他是抱著點懷疑來看蔣介石日記的，結果卻不得不承認，蔣確實是民族主義者。
當時，蔣曾在日記中每日寫上“雪恥”二字，提出一條如何“雪恥”的措施，自我惕勵。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發生，也是蔣的民族主義情緒表現最強烈的時候。蔣在日記中以“日倭”、“倭寇”稱呼日軍。他抗戰到底、拒絕與日本和談的思想，可能在此期間首次出現。
一九三九年，日本政府暗中籌劃扶植汪精衛政權，並於香港釋放消息，指稱蔣如願和日本談判，日本就不再支持汪精衛，並且會除掉汪。孔祥熙主張派人和日本談判。蔣堅決反對，批示說：今後如再有人借汪精衛事來談與日本和談之問題，以叛國罪論處，殺無赦。楊天石說，過去他讀到這一批示，以為蔣主要是批判傳話的天津市長蕭振瀛，現在才知道，蔣其實是同時批評蕭和孔祥熙，可見蔣確實是堅決反對與日本和談的。
據國民黨黨史館主任邵銘煌指出，對於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蔣的日記著墨不多。當時，在蔣來說他思考的是整個中國的問題。直到後來事件擴大了，死了很多人，他發現事情嚴重，因此他在日記裏覺得是“人謀不臧”，他認為是人事問題，換句話說是怪陳儀，要付很大的責任。後來他派國防部長白崇禧和監察委員楊亮功來台調查。他們回去之後據實以報。陳儀數次要求要派軍隊，蔣在日記中一再強調“勿濫殺無辜，除首惡者”。
蔣介石的日記從一九一五年到一九七二年，除了一九二四年遺失外，一共有五十五年都是完整的。一九一五年和一九一六年的原始日記可能遺失了，於是，蔣在一九一七年摘要回溯記錄。終其一生，蔣從一九一五年到一九七二年不停的記載日記，由二十八歲一直記到八十五歲，五十七年時間，蔣介石以中國書法的行書寫日記，平均每天花一個多小時，記述自己的心路。即使兵馬倥傯，也從不間斷。
公開蔣介石日記時，日本的《產經新聞》、《讀賣新聞》、共通社都派人來到胡佛。《讀賣新聞》甚至派了一個記者住下一個星期，專門看日記。郭岱君問,《讀賣》記者：你到底想看什麽？他說，日本人想知道蔣介石對日本的愛恨情結。郭岱君介紹說：“蔣在日記裏一方麵很恨日本人，稱他們是‘日倭’、‘日寇’。說日本就是要看到中國人亡國，說他們要‘謀我’、‘滅我中國’。但又熟知日本的長處，他訓話時，又經常罵部下不如日本人。”
新西蘭奧克蘭大學國際關係博士潘邦正是四位可最早閱讀蔣介石日記原稿的學者之一。潘邦正已看到一九六二年蔣日記了。對於新內容，潘邦正說，依照規定，尚未開放的內容不能透露。潘邦正指出，蔣介石日記的開放，重新引起中國近現代史研究熱潮。主要因素為蔣日記的內容包涵廣闊，尤以政治、外交、黨務、軍事、經濟、農業、工業、財政最為豐富。除了日記本身之外，蔣還在日記裏記大事、剪報、反省、劄記，或個人檔案。一本日記大約四百頁，每頁以兩百字計，一年有八萬字。預估至少有四百多萬字以上，量很大，內容也很豐富。
許多人關心蔣介石日記的真偽。亞洲周刊實地走訪並且采訪相關學者，求證存放於胡佛研究院的蔣介石日記內容的曆史真實性。
日記真實性受肯定
曆史學者楊天石說，胡佛檔案館所藏蔣日記是原件，而且內容真實性很高。因為他主要是寫給自己看的。蔣在日記裏寫了許多個人隱私。他這樣一部日記原沒有公開的打算，真實性當然就比較高。
促成蔣日記存放胡佛研究院的郭岱君指出：“蔣在早期年輕時的日記，確實是真實反應他內心的想法，當時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會成為國家元首，根據他的日記，年輕時他還想去做生意，搞股票，還想到美國留學。北伐之後，他在軍事上成為重要人物，尤其是抗戰時，他成為國家領袖，下筆之間也許有分寸。但是，看過內容就知道，這日記還是他個人重要紀錄，是他治國及修身的參考。”
過去研究蔣介石的主要依據包括：現存南京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的蔣介石日記類鈔，裏麵收錄的是蔣青年時代的老師、後來成為其秘書的毛思誠所抄錄的日記摘抄本。還有台北國史館所藏《困勉記》、《省克記》、《學記》等五種抄本、以及秦孝儀所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篇》也摘錄了蔣的不少日記。
北京大學曆史係教授、華東師範大學曆史係特聘教授楊奎鬆說，過去讀過一些經過蔣介石自己事後修改或國民黨機要人員整理的蔣介石日記等文獻。不過，這些經過摘編過的日記，有些在不同的篇章，會出現“同一天同一段文字裏，不一樣的表述或內容”。
詳讀過各種摘抄本的中國曆史學者楊天石說：蔣日記公開後，摘抄本的價值就小多了。楊天石曾遠赴台灣、日本與美國查閱蔣介石資料。他指出，過去所見到的蔣介石日記，都是經過修編的抄本或節錄本，而胡佛研究院公開的蔣介石日記則是原件，可以“深入曆史細微處，看到那些大曆史背後的枝蔓”。
不過，正當中國大陸逐漸比較客觀的評價蔣介石之際，國民黨於二零零零年在台灣失去執政權，民進黨執政，蔣介石成了“去中國化”的攻擊目標。民進黨在台灣進行一連串“去蔣化”行動，今年三月十四日高雄市政府將中正文化中心改名文化中心，並連夜拆移蔣介石在該中心的蔣介石銅像，切割成兩百多塊，震驚全台，引來國民黨與民進黨“護蔣”、“去蔣”之爭。
曾任南京的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史料編輯部副主任、現任香港中文大學教授鄭會欣指出，近二十多年來，隨著大量原始檔案的陸續開放，海峽兩岸意識形態也不同程度地有所寬鬆，因而中國大陸有關民國曆史的研究已由“險學”變為“顯學”，成為海內外眾多曆史學家共同關注的焦點。
為了采訪蔣介石日記內容，亞洲周刊記者從兩岸三地、亞洲到美洲，曆經長時間的調查、采訪，在蔣介石“偉大領袖”與“人民公敵”的兩極形象中穿梭，而蔣介石日記像全新的地圖，引領曆史學者與中華民族，穿越傳說中的魔幻迷霧，跨越流言與神話的叢林，發現被塵封已久的曆史寶藏。
蔣介石小檔案 又名蔣中正，祖籍江蘇宜興。一八八七年生於浙江奉化。一九零八年留學日本東京振武學校。辛亥革命後開始追隨孫中山從事革命活動。一九二八年東北易幟後，名義上統一了全中國。一九三七年，領導中國軍民對日本入侵者宣戰到一九四五年取得勝利，也成為全世界反法西斯四大領導人之一。一九四九年，國共內戰中兵敗退往台灣。一九七五年，在台灣逝世。曆任黃埔軍校校長、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中國國民黨總裁、第二次世界大戰同盟國中國戰區最高統帥、中華民國總統等職務，為中國近代史上最有權勢的人物之一。
作者：delpub 回複日期：2007-9-29 23:33:41
亞洲周刊黃清龍／楊天石認為蔣的日記真實記錄了許多隱私和行事思考，極有研究價值。蔣是民族主義者，他在抗戰中的“攘外必先安內”等政策都有背後原因，非如外界所猜測；蔣也深知國民黨弊病，並嚴厲批評，也令研究者修正以往的一些看法。
在詳讀過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院已公開的蔣介石日記後，中國大陸研究民國史和蔣介石曆史的權威學者、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等同院士）楊天石教授作出這樣的評價：“蔣介石日記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足以改寫中國近代史！”
蔣介石從一九一五年開始寫日記到一九七二年，五十多年從不間斷，目前胡佛已整理好並公開的為一九一七年到一九四五年的日記。楊天石去年曾到胡佛研究院看了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三一年的蔣日記，今年再度遠渡重洋來到胡佛研究院，把一九三二年到一九四五年的日記看完。由於胡佛規定，查閱者不得使用任何攝影工具翻拍日記，包括相機、手機、電腦或者掃描器，要想摘抄日記內容，隻能使用閱覽室提供的紙筆，楊天石必須逐頁看過再逐字記下，已累積了上千頁的筆記。
望著密密麻麻的筆記，楊天石難掩曆史學者取得珍貴史料的興奮，他說，蔣的日記真實性高，因為他主要是寫給自己看的。蔣在日記裏寫了許多個人隱私，包括年輕時荒唐好色，逛妓院等都有記載。甚至為了解決性苦悶，日記中也記載：以“自慰振興精神”。顯然，這都不是為了寫給別人看的。第二，蔣介石日記裏什麽人都罵，對章伯鈞、張瀾、黃炎培、左舜生這些人他固然沒有好話，連最親密的人也照樣罵，像戴季陶是他的好朋友，他也罵；另外，何應欽、李宗仁、胡漢民、孫科、宋子文、孔祥熙他都罵得很難聽。他這樣一部日記原沒有公開的打算，真實性當然就比較高。
日記可信摘抄本貶值
在蔣介石日記公開前，由蔣青年時代的教師，後來成為其秘書的毛思誠所做的蔣日記摘抄本未刊稿，曾是楊天石研究蔣的主要依據之一，現存南京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另外，台北國史館所藏《困勉記》、《省克記》、《學記》等五種抄本，以及秦孝儀所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篇》也摘錄了蔣的不少日記。詳讀過各種摘抄本的楊教授說，蔣日記公開後，摘抄本的價值就小多了。首先，摘抄本文字量要少許多。其次，摘抄本對日記內容做了一些改動，主要是文字的修、刪、潤等，例如把蔣日記中某些比較激烈的用語加以隱諱，或修改得比較溫和。盡管大體仍忠於原意，但總是省略掉了若幹內容；對曆史學者而言，這些省略掉的內容很多還是有充分研究價值的。
楊天石認為，蔣介石日記的公開，不僅可以幫助人們深入了解蔣介石的思想和內心世界，“填補蔣介石研究中的空白”，而且對推進中國近代史的研究，“厘清中國近代史的某些重要轉折點”，都會有重要的作用。即以他個人的研究來說，蔣介石日記也協助他修正了過去的若幹看法。
楊天石指出，抗戰前，蔣是最早提出對日軍“不抵抗主義”的人。一九二八年，蔣介石率兵北伐，抵達山東，日本出兵占領濟南，製造“五．三”慘案，試圖阻撓蔣北伐。五月十日，南京國民政府的兩個重要人物到山東與蔣開會，研究對日態度，到底是打還是不打？結果決定采“不抵抗主義”。
北伐時避開日軍挑戰
蔣在日記中寫道：“此行的主要任務是北伐，是打倒張作霖；和日本人打，北伐就無法進行了”。後來北伐軍就避開日軍，繞道繼續北上。蔣介石當時認為，中國國力衰弱，無法和日本打仗。蔣甚至有“三日亡國”之論，憂心一旦開戰，日軍三天內就可以占領中國沿江、沿海的要害地區，切斷軍事、交通、金融等各項命脈，從而滅亡中國。
蔣對中日軍力的判斷，影響到他這一時期的對日政策，也與他決定“攘外必先安內”，執行清黨剿共政策相關，這是曆來中共方麵對蔣批評最力之處。不過，楊天石認為，蔣介石終歸是一個民族主義者，他的民族主義情緒從他早年就學保定軍官學堂時就很突出。一九二八年濟南慘案發生後，蔣在日記中每日寫上“雪恥”二字，同時，提出一條如何“雪恥”的措施，以自我惕勵。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發生，蔣立誌以越王勾踐為榜樣，臥薪嚐膽，長期奮鬥。蔣的民族主義情緒表現最強烈的，也出現在“九一八”事變後，蔣對日本侵略者的態度異常憤怒，在日記中經常以“日倭”、“倭寇”來稱呼日軍。他抗戰到底、拒絕與日本和談的思想，可能在此期間首次出現。
一九三七年七月蘆溝橋事變發生後，蔣認為已到最後關頭，不能不戰。蓋因東北已被日本占領，不打的話，平津將淪為東北第二，接著南京也會成為平津的翻版。當時許多人反對開戰，何應欽說至少須有六個月的軍事準備才能一戰，徐永昌、胡適、蔣孟麟也都反對。胡適和陶希聖曾聯名上一條陳給陳布雷請其轉交蔣，指中國此時不能打仗，否則中國的精華將毀於一旦，再也不能恢複。胡、陶建議承認滿州國，以此換取五十年的和平，爭取建設中國的時間。陳布雷給蔣寫信說：胡、陶二人見解未必正確，但出於愛國之心。蔣在國防會議上提出胡、陶之議，他說：如日本可信，他可以接受此議。但問題是日本根本不可信，當時日本內閣管不了軍方。程潛因此在會中大罵胡是，居正也說應把胡抓起來。但蔣並沒有懲罰胡，他把胡的條陳批示“留存”，後來還派胡當駐美大使。
抗戰打響後，國軍節節敗退，蔣一麵指揮國民黨部隊對日作戰，同時又應日方之求，多渠道地秘密談判。在楊天石的《蔣氏秘檔與蔣介石真相》一書中，曾揭示過蔣介石和小川平吉、萱野長知之間的聯係與談判。一九三九年，日本政府暗中籌劃扶植汪精衛政權，並於香港釋放消息，指稱蔣如願和日本談判，日本就不再支持汪精衛，並且會除掉汪。日本透過當過天津市長的蕭振瀛傳話，蕭報告孔祥熙，孔於是向蔣反映條件不錯，主張派人和日本談判。蔣堅決反對，批示說：今後如再有人借汪精衛事來談與日本和談之問題，以叛國罪論處，殺無赦。他在日記中寫道：“蕭孔等主和者太可笑，應痛斥之。”
抗戰打響即反對和談
楊天石說，過去他讀到這一批示，以為蔣主要是批蕭而非批孔。因此在他的《蔣氏秘檔與蔣介石真相》一書中，曾指出：孔祥熙的議和活動應該看作蔣介石全盤對日策略中的一招，曲折地反映出蔣介石的內心矛盾和兩手策略。不過，看了蔣日記後才知道，蔣其實是同時批評蕭、孔的。換言之，蔣介石此時確實是堅決反對與日本和談的。
楊天石指出，他讀了蔣介石的日記，最大的發現是，蔣對國民政府與國民黨的弊病其實知之甚詳，他對黨和政府的批評也比任何人都要嚴厲、尖銳。從日記內容顯示，蔣對整頓黨、整頓軍隊與整頓政府都有想法，對中共在延安召開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黨章中的部分章節有相當高的評價。他曾主張將中國國民黨改名為“勞動國民黨”，兩種人才有資格加入，一是農民家庭出身的，一是革命軍人。如果這麽做，那將從根本上改變國民黨的黨員組成結構。蔣還提出，要在三年內造就十萬個革命幹部，讓他們先到農村去待上三年，並主張讓高中畢業生先下鄉兩年，了解農村，再投考大學。蔣也提到知識分子要和工農結合、軍隊要幫農民種地。蔣有這些想法，說明他認識到當時的國民黨已經和農村脫節、和基層人民脫節，所以他要重新建立國民黨與農村以及基層的關係。
曾傾向社會主義理想
蔣對國軍的腐敗心知肚明，例如四處拉夫、抓壯丁，用繩子捆綁等。還有軍隊走私、吃空缺的問題很嚴重，湯恩伯部就是一例。蔣想整軍，提出辦法，�無法貫徹，有些表現差的將領仍不得不用。後來蔣號召成立青年軍，所謂“十萬青年十萬軍”，目的就是為了解決舊軍隊的問題，但不久抗戰結束，蔣的計劃也無從實現。楊天石認為，蔣有心整頓黨、政、軍的腐敗，但國民政府在中國大陸後期的“製度性腐朽與製度性無力”，讓蔣最終徒勞無功。蔣的想法一直到退守台灣後，才在五十年代初透過國民黨改造委員會實現。
蔣的日記還顯示，他對社會改革也很有想法。五四運動以後，蔣的思想有一個向左發展的過程。他那時認為，要想改造中國，首先要消滅兩種人，一是消滅鄉村士紳，一是消滅資本家，這在當時是一種很激進的思想。蔣也曾經是唯物主義者，提出過“不行不能知”的主張，這已是徹底的唯物主義認識論觀點，而不僅是王陽明理學思想的闡述而已。蔣對黑格爾的辯證法也表示欣賞。他對弱勢群體也有同情，日記上記載：四川佃農很苦。他看到江邊拉纖的人勞動艱難，就說“願代行之”。日軍轟炸重慶造成慘重傷亡，蔣也在日記中提到：不知全國還有多少百姓受到同樣的殘酷對待。
蔣也想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日記中多次提到“要解決耕者有其地”。當時四川地政局長蕭錚建議成立土地銀行，幫助無地農民借錢買地，蔣是支持的。蔣也多次提出要“二五減租”，就是說，農民向地主交租，可以從原來的租額中減去百分之二十五。但當時的環境做不到。後來蔣閱讀毛澤東的《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一文，了解到中共的軍隊之所以能打仗，就是因為共產黨給農民分了土地，所以他曾經下令，凡是國軍收複的地區，之前共產黨分給農民的土地不必追回，承認農民的所有權。但這樣一來，許多地主紛紛反映，他們在抗戰中顛沛流離，又被共產黨清算鬥爭，好不容易國軍收複了，卻要不回土地。這些壓力層層上轉，因為蔣需要地主階層的支持，最後隻得放棄原來的想法。蔣改革農村的構想，一直到撤退台灣之後，因台灣的地主和國民黨政府沒有那麽深的關係，才有機會推行下去，台灣的經濟起飛與此大有關係。
與史迪威交惡之謎
楊天石還澄清了蔣隻是一介武夫的錯誤印象。過去一般都認為蔣不愛讀書，沒有思想，但從日記來看，這種看法不正確。蔣是軍人，除了對自己的軍事指揮藝術很自負，對自己的文采也很得意，許多文告都是親自撰寫的，他還在日記中形容自己“筆力雄健”。抗戰期間，即使軍務繁忙，甚至在重慶大轟炸中，蔣仍保持讀書的習慣。抗戰期間，他最常讀的書是《宋元學案》和《明儒學案》，這兩本書講的是宋、元、明三代理學家的思想和學術傳承，其中包含了許多個人道德修養與待人接物的道理。
抗戰期間蔣與駐華美司令史迪威關係惡劣是人盡皆知的事，史迪威的日記曾記載有：“要解決中國戰區問題，必須把蔣除掉。”蔣在日記中則罵史無人格、卑鄙無恥。蔣對史迪威不滿已久，並決心換掉他，多次指令宋子文在美國活動此事。但宋藹齡、宋美齡都保史。宋藹齡保史是為不讓宋子文權威上升，影響到其夫孔祥熙。最後蔣考慮到臨陣換將對作戰不利，決定不換史了。由於宋子文已在美國展開換史的活動，並且得到美方同意。他對蔣抱怨說：以後不能再當你的駐美代表了，蔣一度沉默不語，宋又說：以後無法與你共事，蔣大怒，要宋“滾蛋”。蔣日記中提到：“宋飛揚跋扈、自私，二零年代時以財政控製我，後來又聯合鮑羅廷（按：俄國代表）對付我，常以個人私見破壞國家大事，如今又出此壞主意，此人絕不可用。”事實上，蔣深知宋子文的才幹，多次在危急時起用宋子文。
相對於宋子文的“飛揚跋扈”，孔祥熙對蔣的態度則柔軟、圓潤得多，蔣也十分倚重。但楊天石發現，一九四五年孔祥熙下台是蔣親自拍板的，這和外界以為蔣包庇孔、宋家族有很大出入。當年發生美金公債案，有國民參政議員提出檢舉，指控行政院副院長孔祥熙涉入。蔣一麵幫孔緩頰，同時指示密查，結果發現確有其事，於是找來孔祥熙談話，未幾，孔自動請辭。
美計劃暗殺蔣介石？
曾任史迪威助手的美國少將多恩（Frank Dorn）最近出版回憶錄指出，開羅會議後，羅斯福和史迪威有一段秘密談話，羅問蔣能支持多久？史說如再發生像日軍進攻宜昌這樣的事，蔣必定垮台。羅說：“如果這樣，我們就得準備和另一批人打交道。”會議之後，史迪威到桂林找來多恩，當麵告訴他：“來自最高當局的口頭命令，要求你製定一套暗殺蔣的計劃！”史迪威並強調：“這隻是個計劃。”多恩於是找了兩個助手，訂出殺蔣的三個方案，向史迪威回報，分別是槍擊、下毒以及製造飛機失事。史選了第三個方案。多恩說：“這樣我們就得付出一些本錢”，意指必須有美籍人員犧牲，因製造飛機失事，美籍駕駛員等人不可能幸免。史迪威則說，那也隻好犧牲。多恩仍感不妥，還提到“美齡怎麽辦？”但後來多恩一直沒有接到進一步的指示，此事遂不了了之。
蓋棺多年評價漸改變
另在一九四四年左右，因國軍戰事失利，重慶出現許多對蔣不利的謠言。一九四三及四四年蔣的日記記載有：美國人想把孫科捧出來取代我。後來蔣兩次采取措施，先是要吳鐵城設法分化孫的黨羽，讓孫孤立，再讓吳找孫談話，警告他，然後蔣親自約見孫，痛罵他誤黨誤國。在日記中蔣罵孫為“阿鬥”，是“總理的不肖子孫”。蔣還在國民黨中常會上當著中常委的麵痛斥孫科，罵得他低頭，啞口無言，並要他“滾蛋”。罵了仁厚，蔣又在日記裏自己檢討：暴怒是不好的。楊天石認為，孫科是否真獲美國支持而有取蔣代之的計劃，迄今並無美方的文件可供佐證，相較之下，多恩回憶錄上提出的殺蔣計劃還更可信。因這是其本人的回憶錄，非來自第三者，也不是道聽途說。但所謂“最高當局”是誰？是羅斯福總統？還是史迪威假借“最高當局”之名的一項殺蔣構想？則有賴更多的材料佐證。
古人說：蓋棺論定。蔣介石的棺蓋了，但是並沒有論定，而且分歧很大。多年來，國民黨方麵的宣傳把蔣介石稱為“千古完人”、“世界偉人”、“民族英雄”；而共產黨方麵在一段時期則把蔣介石描述為“獨夫民賊”、“人民公敵”。這兩個極端評價，在楊天石看來都失之誇張。然而吊詭的是，正當中國大陸逐漸從“可以研究蔣介石”，開放到“應該研究蔣介石”，願意給予比較客觀的評價之際，台灣的“去蔣化”風潮卻正方興未艾。一個蔣介石在兩岸仍然處於“各自評價”、“褒貶易位”的局麵。
蔣介石是中國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更是近代中國許多重大曆史事件的決策者與參與者。如何科學地、全麵地、準確地評價蔣介石，不僅攸關一個曆史人物一生的功過，更是推進和發展中國近代史的重要指標。多年前，楊天石在台灣中研院近史所演講時，曾提出“建立中國近代史新的解釋體係”的建議，因為許多史料和史實都說明，舊的解釋體係已經破綻百出、不足以適用。他認為，未來曆史學界要努力從舊的框架中解放出來：其中之一是要走出國共兩黨鬥爭的框架。當年，兩黨鬥爭時，互稱為“匪”，自然不可能有科學的分析。二是要以準確的史實為基礎，檢驗既往的所有曆史判斷，包括毛澤東對近代史的一係列看法。符合客觀曆史者存之，不符合客觀曆史者則修正之。兩岸學者解讀蔣介石日記，理應從這樣的視野出發。
楊天石強調，曆史研究是個長期的過程，幾十年、幾百年後還會有人研究蔣介石，光是胡佛現存的蔣介石日記，就可以再研究個五十年到一百年。要問胡佛檔案最大的意義，應該就是有助於建立一套新的中國近代史解釋體係！
*作者黃清龍為資深記者，現任美國布魯金斯研究院東北亞研究中心研究員。
作者：cash2hawk 回複日期：2007-9-30 17:03:40
再加點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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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記不隱諱內心掙紮
蔣介石年輕時有過一段荒唐歲月，在他的日記裏都有坦率記載，毫不隱諱自己好色而又時時警惕要“戒色”的矛盾與掙紮。
楊天石形容蔣早年有三種身份，一是追隨孫中山的革命誌士，二是研究宋明理學的道學家，三是上海洋場的浮浪子弟，常常浸淫在花街柳巷，找妓女陪他喝酒、打牌、睡覺。日記裏頭蔣曾寫道：到了妓院，看到床鋪髒亂，餘拂袖而去。又有﹁今晚出去探花﹂等記載。但蔣同時又在進行痛苦的思想掙紮。在他從福建要到上海路經香港時，日記上寫著：﹁香港乃花花世界，餘能否經受考驗，就看今天！﹂結果當天晚上他又去妓院了，並在日記上寫下：﹁我的毛病就是好色也！﹂就連馬路上見到美女而心動，他也在日記上寫道：﹁見豔心動，記大過一次。﹂有時為了解決性的苦悶，蔣在日記中也記載：以“自慰振興精神”。
蔣有一個女友叫介眉，是個妓女，兩人很要好，介眉希望結婚，蔣亦有此意，但要介眉寫一盟約，介眉不肯，此事遂無進展。後來蔣要到福建打仗，介眉送她上船，要求跟蔣一起走，蔣不允。介眉於是要求他留在上海陪她幾天，蔣遂在上海又待了幾天。事後蔣感到後悔，日記中寫道：我真是不像話，離開家前緯兒拉著我的手不讓我走，母親重病在床，我都沒多理會，但我竟然在介眉家多住了好幾天。
蔣的第一任夫人毛氏是蔣經國的生母。兩人是封建婚姻，結婚時蔣才十五歲，毛氏比他大很多，又不識字，裹小腳，蔣對她沒有什麽感情。蔣的第二任夫人是姚冶誠，原來是一個妓女。蔣也不怎麽喜歡姚，日記裏有大量對姚不滿意的地方，說她隻會打牌，他生了病她也不照顧他。蔣的第三任夫人是陳潔如。陳是蔣曾經花過很大力量去追求的一個少女，但是蔣也不滿意，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蔣認為陳潔如不會持家、太奢侈。最後是宋美齡。蔣一遇到宋美齡，就一見傾心。
作者：cash2hawk 回複日期：2007-9-30 17:07:34
從蔣介石的日記裏可以看出，他好色，但同時又努力戒色。為此，他和自己的欲念進行過長達數年的鬥爭。
1919年3月5日，蔣介石從福建前線請假回滬，途經香港。八日日記雲：“好色為自汙自賤之端，戒之慎之！”這一天，他因“見色起意”，在日記中為自己“記過一次”。次日，又勉勵自己要經受住花花世界的考驗，在日記中寫道：“吾人砥礪德行，乃在繁華之境乎！”
10月15日日記雲：“下午，出外冶遊數次，甚矣，惡習之難改也。”同月30日，蔣介石赴日遊曆，這次，他曾決心管住自己。關於這方麵，有下列日記可證：
10月30日：“自遊日本後，言動不苟，色欲能製，頗堪自喜。”11月2日：“邇日能自窒欲，是亦一美德也。”
可見，蔣介石的自製最初是有成績的，然而，沒過幾天，蔣介石就無法羈勒心猿意馬了。日記雲：“色念時起，慮不能製，《書》所謂‘人心惟危’者此也。”當日蔣介石對自己稍有放縱，結果是，“討一場沒趣”，自責道：“介石！介石！汝何不知遷改，而又自取辱耶！”
同年11月19日，蔣介石回到上海，過了一段安靜日子，心猿意馬有所收斂。12月31日歲尾，蔣介石製定次年計劃，認為“所當致力者，一體育，二自立，三齊家；所當力戒者，一求人，二妄言，三色欲”。他將這一計劃寫在日記中：“書此以驗實踐。”看來，這次蔣是決心管住自己了，但是，他的自製力實在太差，於是，1920年第一個月的日記中就留下了大量自製與放縱的記載：
1月6日：“今日邪心勃發，幸未墮落耳。如再不強製，乃與禽獸奚擇！”1月14日：“晚，外出遊蕩，身分不知墮落於何地！”1月15日：“晚歸，又起邪念，何窒欲之難也”1月18日：“上午，外出冶遊，又為不規則之行。回寓次，大發脾氣，無中生有，自討煩惱也。”1月25日：“途行頓起邪念。”
蔣介石時而自製，時而放縱，處於“天理”與“人欲”的不斷交戰中。在整個1921年都是如此。
當時，“吃花酒”是官場、社交場普遍存在的一種惡習，其性質類似於今人所謂“三陪”中的“陪酒”。同年9月6日，蔣介石“隨友涉足花叢”，遇見舊時相識，遭到冷眼，自感無趣，在日記中提醒自己交朋友要謹慎，否則就會被引入歧途，重蹈覆轍。10月6日，蔣介石寄住香港大東旅社，晚再次參加“花酌”，感到非常“無謂”。這些地方，反映出蔣介石思想性格中上進的一麵。
亞洲周刊藍慧／從一九一五年到一九七二年，長達五十餘年的蔣介石日記曝光。台海兩岸的學者在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院這兩年來的縝密研究，一致認為這些日記具有高度真實性及權威性，顛覆國共兩黨過去的官方論述，將蔣介石從“偉大領袖”的神壇上拉下來，也從“人民公敵”的祭壇上拉下來，還原成有血有肉的人，既展現蔣的民族氣節及抗戰功績，也暴露他的人格特質上的優缺點。日記中的種種細節，推翻了兩岸曆史教科書的論述，勢將改寫中國近代曆史。
這兒黃昏的餘暉有一種目眩的感覺。落日照在史丹福大學校園的鍾樓上，襯托校園西班牙式的建築，映照出一種如幻如真的光暈。來自台海兩岸的學者，走出胡佛研究院的大樓，剛好可以見到這幅和神州大地很不一樣的風景，嗅到加州南灣區徐徐吹來晚風的氣息。他們過去從沒想過，會在美國的土地上，走進一個前所未知的中國曆史世界，發現了顛覆國共正統論述的曆史秘密。
他們來自台北的中央研究院、國民黨黨史會、北京的中國社會科學院、北京大學、複旦大學、日本的東京大學等知名研究機構。眾多學者都沉迷於蔣介石龍飛鳳舞書法中所隱藏的秘辛。這是“曠古絕今”的曆史寶藏，具有“絕對的權威性”，兩岸學者都不約而同地說。從一九一五年到一九七二年，長達五十多年、以千萬計的文字，不僅記錄了蔣的隱私（如蔣嫖妓及色欲，詳見四十四頁專文），也揭露了他各項重大決策時的心理狀態。
這大半個世紀的日記，也使蔣介石走下了國民黨的神壇和共產黨的祭壇，還原為一個有血有肉的人。他不再是國民黨論述中“主義、領袖、國家”中的不可一世、永遠正確的“偉大領袖”，也不是共產黨論述中的“卑鄙、賣國求榮、不敢抗日的人民公敵和資產階級吸血鬼”。
但來自兩岸的學者都同意：蔣介石日記顯示，他是極有民族氣節和風骨的領袖，也一直在努力謀求中國的現代化，但也陷入個人性格的限製與時代的局限性之中，使這位曾經是神州大地上最有權力的男人，背負著“失去中國大陸”的曆史苦果而於一九七五年在台灣去世。
但蔣介石日記的全麵出現，也逐漸讓蔣介石回到中國民間，超越國共鬥爭的框框。千秋功過，讓日記成為各方評說的最新依據。
胡佛檔案館的規定是，目前從一九一五年到一九四五年的蔣介石日記，都已向外開放。任何持有照片身份證明的人士，都可以入內閱讀日記的影印本。但規定，不能帶手機、照相機或任何攝影器材進去，也不能自帶紙筆，而隻能使用胡佛檔案館提供的紙筆。
但不少研究學者其實更關注蔣介石到台灣後的情況，尤其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五六十年代白色恐怖事件、雷震因組織反對黨而被誣為“匪諜”坐牢，更不要說台灣當時的文字獄事件，從柏楊、李敖、陳映真等因“思想問題”而入獄的冤案。學者都希望從蔣的日記中看到他當時的想法，以及他如何對付台灣上升的民主力量。
胡佛研究院研究員郭岱君，是爭取蔣介石日記“暫存”史丹福大學的關鍵人物。祖籍湖南的郭岱君畢業於台灣政治大學新聞係，美國俄勒岡大學政治學博士，曾任中華民國總統府第一局副局長，總統府新聞秘書，她一九九七年辭職後在淡江大學美國研究所任副教授。二零零零年起擔任胡佛研究院研究員。郭岱君兩年多前說服目前擔任國民黨中常委的蔣方智怡將蔣日記暫存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院。郭岱君說，蔣方智怡做了一個勇敢和明智的決定，讓蔣日記可以在胡佛研究院專業的檔案保存技術下，安全地保存起來，客觀、公正、公開地讓全世界的學者使用。蔣日記原來是在蔣方智怡的丈夫蔣孝勇手上。蔣經國把日記交托給蔣孝勇，他過世之後，蔣孝勇在一個機會裏把日記都拿出去了。後來蔣孝勇生病，臨終前囑咐蔣方智怡，他說：“這些資料非常珍貴，一定要找到適當的場所保存，整理、運用。”
如何說服蔣方智怡？郭岱君說，她曾透過一些管道了解到蔣方智怡一直想尋找一個專業的、客觀的適當地方來存放兩蔣日記。她並沒有要自己占有，而是想尋找一個合適的地方，將日記好好保存，並且公開給學者研究。郭認為胡佛研究院是非常合適的：一方麵是它的專業，二是胡佛研究院擁有強大的研究群，三是史丹福大學在世界上的聲望，第四，當今兩岸政治情勢，台灣目前政治情勢不穩定，中國大陸也還不成熟。
前後談了近兩年的時間，蔣方智怡於二零零五年的夏天終於同意。雖然暫存胡佛研究院，但蔣方智怡認為，這些資料是元首的資料，她不願意它們永遠流落在外國，她希望將來有一天這些日記還是要回到中國土地上。
按照合約，蔣介石日記開放前，內部隻有四個人可以看。胡佛研究院代表是郭岱君和馬若孟(Ramon Myers)，蔣家就是宋曹利璿（宋美齡幼弟宋子安的次子宋仲虎的夫人），還有一位是秦孝儀的學生、代表蔣家從台灣去的潘邦正。宋曹利璿不但代表蔣家，還代表宋家和孔家看日記和資料。她是蔣宋孔三家年輕一代目前在美國唯一可以自由使用中文的人。
郭岱君說，內部閱讀蔣介石日記的進度目前已看到一九六二年了。她將和方智怡商量，如果她同意，希望盡快再開一批。她非常希望把五十年代日記都開放，因為五十年代是整個國民黨在台灣發展的關鍵時期，蔣介石領導的政治改革、經濟改革，都奠定了台灣日後發展的基礎
為了保護原件，目前公開的日記都是影印本。胡佛研究院與蔣家有工作上的協議，有關隱私，例如蔣辱罵什麽人或提到他人極大的隱私，而其本人或直係親屬還在世，就暫不開放；或是有關蔣家個人極度隱私，像是疾病之類的，都暫不開放。但根據合約，這些暫不開放的，在二零三五年也全都會開放。目前資料暫不開放的極少，萬分之一都不到。胡佛研究院很負責，暫不開放的會“蓋住”，並注明暫不開放，學者看到的是一塊黑的框框。
影響近代中國非常深遠的關鍵人物蔣介石的日記曝光後，兩岸三地學者絡繹於途，赴美研究日記裏的“曆史密碼”。各方學者認為，目前暫存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院的蔣介石日記，勢必改寫國民黨和共產黨各自的曆史論述，改寫中國現代史。
“蔣介石日記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足以改寫中國近代史！”詳讀過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院已公開的蔣介石日記後，中國大陸研究蔣介石的權威學者、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等同院士）楊天石做出了這樣的評價。
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前所長、現任東海大學曆史係教授呂芳上也認為，在蔣介石日記以及大量史料公布之後，民國史應該重寫。
一直以來蔣介石抗日的態度是爭議焦點。蔣日記呈現出他是民族主義者。蔣在日記裏看得很清楚，早在九一八事變之前，就講：“中日難免一戰。”蔣認為日本要看到中國亡國，“日本必亡中國”。他知道中國沒有能力對抗日本，所以，他盡量拖延正式開戰時間，讓中國爭取時間備戰。
楊天石發現，一九四五年孔祥熙下台是蔣親自拍板的；蔣介石對國民政府與國民黨的弊病其實知之甚詳，曾主張將中國國民黨改名為“勞動國民黨”；一九四三及四四年蔣的日記記載有：美國人想把孫中山兒子孫科捧出來取代我。後來蔣親自約見孫，痛罵他誤黨誤國。還在日記中罵孫為“阿鬥”，是“總理的不肖子孫”。
呂芳上剛從美國胡佛研究院研究蔣日記返台，他說，蔣介石日記對民國史研究的另一重要價值是，補足重要事件的來龍去脈，蔣一九二三年底訪俄的感受、北伐後期東北易幟秘密交涉、一九三零年二月湯山事件蔣介石和胡漢民關係的惡化，日記裏都有蛛絲馬跡的線索，也有的是詳細心路曆程的描繪。
連續兩度前往美國研究蔣介石日記的呂芳上認為，蔣的日記呈現他從平凡人到作為國家領導人的奮鬥曆程，顯現他從不同的環境中，自我修練，走上政治之路。過去對蔣的評價呈現兩極，有人認為蔣是偉人，也有人認為蔣是流氓，各有觀點。呂芳上強調，蔣不是聖人也不是壞蛋，曆史應還給他本來的麵目。
呂芳上說，過去海峽兩岸官版定調的書，年輕人不看。現在正是重寫曆史書的適當時機。呂芳上強調：政治是一時的，學術是長遠的，應運用新材料重寫民國史，回到比較公平、客觀的論述。
多年來，蔣介石在兩岸有不同的形象，是兩個極端的評價。國民黨把蔣介石稱為“千古完人”、“世界偉人”、“民族英雄”；而共產黨有一段時期稱蔣介石為“獨夫民賊”、“人民公敵”。
胡佛研究院檔案館的“蔣介石日記”公布之後，過去兩年多，各國學者、記者匯集於胡佛研究院，研究來自台灣的蔣日記，為的是還原曆史的真相，探索當時決策人物蔣介石的內心世界，為中國百年來的發展找出曆史的脈絡。
蔣介石在兩岸的曆史地位翻轉，一個蔣介石，兩岸各自表述。到底曆史的真相為何？蔣介石日記的曝光，經學者研究後，正是改寫曆史的開始。
中國近代曆史轉彎處，蔣介石是重要的轉折決策者。
蔣在日記中提到幾件事情顯示，蔣早已是孫中山心目中的接班人選。例如一九一二年一月十四日蔣刺殺光複會領袖陶成章，除掉了孫中山最主要的政敵，蔣日後在日記中自白：“餘之誅陶，乃出於為革命為本黨之大義，由餘一人自任其責，毫無求功、求知之意。然而總理最後信我與重我者，亦未始非由此事而起，但餘與總理始終未提及此事也。”刺陶當時沒有日記。多年以後他在日記中提及。
殺陶成章得中山信任
民國成立後，國民黨改組，國父孫中山先生覺得這黨的紀律不夠，需要改組，加強黨的紀律。這時候，兩個主要人物反對，他們認為：我們都誌同道合在一起，你不該說要對黨主義、對總理效忠，還有簽字、蓋手印。這兩人一個是黃興、一個是陶成章。這兩人反對最力。黃興與世無爭，不讚成，就走了，未與孫中山先生爭執。陶成章卻在大大小小會議上公開罵孫、批評他，甚至公開說要倒孫。
孫是一位光明磊落的人，他也沒有對陶怎樣。這時，是陳英士向蔣提到陶的問題。蔣其實是跟著陳英士的。當時，陶已耳聞有人要對他不利。躲到醫院裏，想暫時避避風頭。但是，蔣還是找到他。蔣與另一個人一起刺殺陶成章。蔣認為革命大業，陶為什麽來攪局。
郭岱君說，過了十多年後，蔣在日記中曾說到，他認為他做了一件總理孫中山想做而不能做的事。他覺得“總理信任我是有原因的。雖然我從未向總理報告，他也未和我提過，但我相信總理心中是有所感的”。這也說明蔣在國民黨權力競逐中勝出，也是有很多原因，包括：他個人訓練、背景、氣魄、眼光，和相當的政治上的技巧。
對日抗戰前後，蔣介石對日本的態度到底為何？郭岱君說，中共權威學者張海鵬坦承，他是抱著點懷疑來看蔣介石日記的，結果卻不得不承認，蔣確實是民族主義者。
當時，蔣曾在日記中每日寫上“雪恥”二字，提出一條如何“雪恥”的措施，自我惕勵。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發生，也是蔣的民族主義情緒表現最強烈的時候。蔣在日記中以“日倭”、“倭寇”稱呼日軍。他抗戰到底、拒絕與日本和談的思想，可能在此期間首次出現。
一九三九年，日本政府暗中籌劃扶植汪精衛政權，並於香港釋放消息，指稱蔣如願和日本談判，日本就不再支持汪精衛，並且會除掉汪。孔祥熙主張派人和日本談判。蔣堅決反對，批示說：今後如再有人借汪精衛事來談與日本和談之問題，以叛國罪論處，殺無赦。楊天石說，過去他讀到這一批示，以為蔣主要是批判傳話的天津市長蕭振瀛，現在才知道，蔣其實是同時批評蕭和孔祥熙，可見蔣確實是堅決反對與日本和談的。
據國民黨黨史館主任邵銘煌指出，對於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蔣的日記著墨不多。當時，在蔣來說他思考的是整個中國的問題。直到後來事件擴大了，死了很多人，他發現事情嚴重，因此他在日記裏覺得是“人謀不臧”，他認為是人事問題，換句話說是怪陳儀，要付很大的責任。後來他派國防部長白崇禧和監察委員楊亮功來台調查。他們回去之後據實以報。陳儀數次要求要派軍隊，蔣在日記中一再強調“勿濫殺無辜，除首惡者”。
蔣介石的日記從一九一五年到一九七二年，除了一九二四年遺失外，一共有五十五年都是完整的。一九一五年和一九一六年的原始日記可能遺失了，於是，蔣在一九一七年摘要回溯記錄。終其一生，蔣從一九一五年到一九七二年不停的記載日記，由二十八歲一直記到八十五歲，五十七年時間，蔣介石以中國書法的行書寫日記，平均每天花一個多小時，記述自己的心路。即使兵馬倥傯，也從不間斷。
公開蔣介石日記時，日本的《產經新聞》、《讀賣新聞》、共通社都派人來到胡佛。《讀賣新聞》甚至派了一個記者住下一個星期，專門看日記。郭岱君問,《讀賣》記者：你到底想看什麽？他說，日本人想知道蔣介石對日本的愛恨情結。郭岱君介紹說：“蔣在日記裏一方麵很恨日本人，稱他們是‘日倭’、‘日寇’。說日本就是要看到中國人亡國，說他們要‘謀我’、‘滅我中國’。但又熟知日本的長處，他訓話時，又經常罵部下不如日本人。”
新西蘭奧克蘭大學國際關係博士潘邦正是四位可最早閱讀蔣介石日記原稿的學者之一。潘邦正已看到一九六二年蔣日記了。對於新內容，潘邦正說，依照規定，尚未開放的內容不能透露。潘邦正指出，蔣介石日記的開放，重新引起中國近現代史研究熱潮。主要因素為蔣日記的內容包涵廣闊，尤以政治、外交、黨務、軍事、經濟、農業、工業、財政最為豐富。除了日記本身之外，蔣還在日記裏記大事、剪報、反省、劄記，或個人檔案。一本日記大約四百頁，每頁以兩百字計，一年有八萬字。預估至少有四百多萬字以上，量很大，內容也很豐富。
許多人關心蔣介石日記的真偽。亞洲周刊實地走訪並且采訪相關學者，求證存放於胡佛研究院的蔣介石日記內容的曆史真實性。
日記真實性受肯定
曆史學者楊天石說，胡佛檔案館所藏蔣日記是原件，而且內容真實性很高。因為他主要是寫給自己看的。蔣在日記裏寫了許多個人隱私。他這樣一部日記原沒有公開的打算，真實性當然就比較高。
促成蔣日記存放胡佛研究院的郭岱君指出：“蔣在早期年輕時的日記，確實是真實反應他內心的想法，當時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會成為國家元首，根據他的日記，年輕時他還想去做生意，搞股票，還想到美國留學。北伐之後，他在軍事上成為重要人物，尤其是抗戰時，他成為國家領袖，下筆之間也許有分寸。但是，看過內容就知道，這日記還是他個人重要紀錄，是他治國及修身的參考。”
過去研究蔣介石的主要依據包括：現存南京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的蔣介石日記類鈔，裏麵收錄的是蔣青年時代的老師、後來成為其秘書的毛思誠所抄錄的日記摘抄本。還有台北國史館所藏《困勉記》、《省克記》、《學記》等五種抄本、以及秦孝儀所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篇》也摘錄了蔣的不少日記。
北京大學曆史係教授、華東師範大學曆史係特聘教授楊奎鬆說，過去讀過一些經過蔣介石自己事後修改或國民黨機要人員整理的蔣介石日記等文獻。不過，這些經過摘編過的日記，有些在不同的篇章，會出現“同一天同一段文字裏，不一樣的表述或內容”。
詳讀過各種摘抄本的中國曆史學者楊天石說：蔣日記公開後，摘抄本的價值就小多了。楊天石曾遠赴台灣、日本與美國查閱蔣介石資料。他指出，過去所見到的蔣介石日記，都是經過修編的抄本或節錄本，而胡佛研究院公開的蔣介石日記則是原件，可以“深入曆史細微處，看到那些大曆史背後的枝蔓”。
不過，正當中國大陸逐漸比較客觀的評價蔣介石之際，國民黨於二零零零年在台灣失去執政權，民進黨執政，蔣介石成了“去中國化”的攻擊目標。民進黨在台灣進行一連串“去蔣化”行動，今年三月十四日高雄市政府將中正文化中心改名文化中心，並連夜拆移蔣介石在該中心的蔣介石銅像，切割成兩百多塊，震驚全台，引來國民黨與民進黨“護蔣”、“去蔣”之爭。
曾任南京的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史料編輯部副主任、現任香港中文大學教授鄭會欣指出，近二十多年來，隨著大量原始檔案的陸續開放，海峽兩岸意識形態也不同程度地有所寬鬆，因而中國大陸有關民國曆史的研究已由“險學”變為“顯學”，成為海內外眾多曆史學家共同關注的焦點。
為了采訪蔣介石日記內容，亞洲周刊記者從兩岸三地、亞洲到美洲，曆經長時間的調查、采訪，在蔣介石“偉大領袖”與“人民公敵”的兩極形象中穿梭，而蔣介石日記像全新的地圖，引領曆史學者與中華民族，穿越傳說中的魔幻迷霧，跨越流言與神話的叢林，發現被塵封已久的曆史寶藏。
蔣介石小檔案 又名蔣中正，祖籍江蘇宜興。一八八七年生於浙江奉化。一九零八年留學日本東京振武學校。辛亥革命後開始追隨孫中山從事革命活動。一九二八年東北易幟後，名義上統一了全中國。一九三七年，領導中國軍民對日本入侵者宣戰到一九四五年取得勝利，也成為全世界反法西斯四大領導人之一。一九四九年，國共內戰中兵敗退往台灣。一九七五年，在台灣逝世。曆任黃埔軍校校長、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中國國民黨總裁、第二次世界大戰同盟國中國戰區最高統帥、中華民國總統等職務，為中國近代史上最有權勢的人物之一。
作者：delpub 回複日期：2007-9-29 23:33:41
亞洲周刊黃清龍／楊天石認為蔣的日記真實記錄了許多隱私和行事思考，極有研究價值。蔣是民族主義者，他在抗戰中的“攘外必先安內”等政策都有背後原因，非如外界所猜測；蔣也深知國民黨弊病，並嚴厲批評，也令研究者修正以往的一些看法。
在詳讀過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院已公開的蔣介石日記後，中國大陸研究民國史和蔣介石曆史的權威學者、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等同院士）楊天石教授作出這樣的評價：“蔣介石日記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足以改寫中國近代史！”
蔣介石從一九一五年開始寫日記到一九七二年，五十多年從不間斷，目前胡佛已整理好並公開的為一九一七年到一九四五年的日記。楊天石去年曾到胡佛研究院看了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三一年的蔣日記，今年再度遠渡重洋來到胡佛研究院，把一九三二年到一九四五年的日記看完。由於胡佛規定，查閱者不得使用任何攝影工具翻拍日記，包括相機、手機、電腦或者掃描器，要想摘抄日記內容，隻能使用閱覽室提供的紙筆，楊天石必須逐頁看過再逐字記下，已累積了上千頁的筆記。
望著密密麻麻的筆記，楊天石難掩曆史學者取得珍貴史料的興奮，他說，蔣的日記真實性高，因為他主要是寫給自己看的。蔣在日記裏寫了許多個人隱私，包括年輕時荒唐好色，逛妓院等都有記載。甚至為了解決性苦悶，日記中也記載：以“自慰振興精神”。顯然，這都不是為了寫給別人看的。第二，蔣介石日記裏什麽人都罵，對章伯鈞、張瀾、黃炎培、左舜生這些人他固然沒有好話，連最親密的人也照樣罵，像戴季陶是他的好朋友，他也罵；另外，何應欽、李宗仁、胡漢民、孫科、宋子文、孔祥熙他都罵得很難聽。他這樣一部日記原沒有公開的打算，真實性當然就比較高。
日記可信摘抄本貶值
在蔣介石日記公開前，由蔣青年時代的教師，後來成為其秘書的毛思誠所做的蔣日記摘抄本未刊稿，曾是楊天石研究蔣的主要依據之一，現存南京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另外，台北國史館所藏《困勉記》、《省克記》、《學記》等五種抄本，以及秦孝儀所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篇》也摘錄了蔣的不少日記。詳讀過各種摘抄本的楊教授說，蔣日記公開後，摘抄本的價值就小多了。首先，摘抄本文字量要少許多。其次，摘抄本對日記內容做了一些改動，主要是文字的修、刪、潤等，例如把蔣日記中某些比較激烈的用語加以隱諱，或修改得比較溫和。盡管大體仍忠於原意，但總是省略掉了若幹內容；對曆史學者而言，這些省略掉的內容很多還是有充分研究價值的。
楊天石認為，蔣介石日記的公開，不僅可以幫助人們深入了解蔣介石的思想和內心世界，“填補蔣介石研究中的空白”，而且對推進中國近代史的研究，“厘清中國近代史的某些重要轉折點”，都會有重要的作用。即以他個人的研究來說，蔣介石日記也協助他修正了過去的若幹看法。
楊天石指出，抗戰前，蔣是最早提出對日軍“不抵抗主義”的人。一九二八年，蔣介石率兵北伐，抵達山東，日本出兵占領濟南，製造“五．三”慘案，試圖阻撓蔣北伐。五月十日，南京國民政府的兩個重要人物到山東與蔣開會，研究對日態度，到底是打還是不打？結果決定采“不抵抗主義”。
北伐時避開日軍挑戰
蔣在日記中寫道：“此行的主要任務是北伐，是打倒張作霖；和日本人打，北伐就無法進行了”。後來北伐軍就避開日軍，繞道繼續北上。蔣介石當時認為，中國國力衰弱，無法和日本打仗。蔣甚至有“三日亡國”之論，憂心一旦開戰，日軍三天內就可以占領中國沿江、沿海的要害地區，切斷軍事、交通、金融等各項命脈，從而滅亡中國。
蔣對中日軍力的判斷，影響到他這一時期的對日政策，也與他決定“攘外必先安內”，執行清黨剿共政策相關，這是曆來中共方麵對蔣批評最力之處。不過，楊天石認為，蔣介石終歸是一個民族主義者，他的民族主義情緒從他早年就學保定軍官學堂時就很突出。一九二八年濟南慘案發生後，蔣在日記中每日寫上“雪恥”二字，同時，提出一條如何“雪恥”的措施，以自我惕勵。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發生，蔣立誌以越王勾踐為榜樣，臥薪嚐膽，長期奮鬥。蔣的民族主義情緒表現最強烈的，也出現在“九一八”事變後，蔣對日本侵略者的態度異常憤怒，在日記中經常以“日倭”、“倭寇”來稱呼日軍。他抗戰到底、拒絕與日本和談的思想，可能在此期間首次出現。
一九三七年七月蘆溝橋事變發生後，蔣認為已到最後關頭，不能不戰。蓋因東北已被日本占領，不打的話，平津將淪為東北第二，接著南京也會成為平津的翻版。當時許多人反對開戰，何應欽說至少須有六個月的軍事準備才能一戰，徐永昌、胡適、蔣孟麟也都反對。胡適和陶希聖曾聯名上一條陳給陳布雷請其轉交蔣，指中國此時不能打仗，否則中國的精華將毀於一旦，再也不能恢複。胡、陶建議承認滿州國，以此換取五十年的和平，爭取建設中國的時間。陳布雷給蔣寫信說：胡、陶二人見解未必正確，但出於愛國之心。蔣在國防會議上提出胡、陶之議，他說：如日本可信，他可以接受此議。但問題是日本根本不可信，當時日本內閣管不了軍方。程潛因此在會中大罵胡是，居正也說應把胡抓起來。但蔣並沒有懲罰胡，他把胡的條陳批示“留存”，後來還派胡當駐美大使。
抗戰打響後，國軍節節敗退，蔣一麵指揮國民黨部隊對日作戰，同時又應日方之求，多渠道地秘密談判。在楊天石的《蔣氏秘檔與蔣介石真相》一書中，曾揭示過蔣介石和小川平吉、萱野長知之間的聯係與談判。一九三九年，日本政府暗中籌劃扶植汪精衛政權，並於香港釋放消息，指稱蔣如願和日本談判，日本就不再支持汪精衛，並且會除掉汪。日本透過當過天津市長的蕭振瀛傳話，蕭報告孔祥熙，孔於是向蔣反映條件不錯，主張派人和日本談判。蔣堅決反對，批示說：今後如再有人借汪精衛事來談與日本和談之問題，以叛國罪論處，殺無赦。他在日記中寫道：“蕭孔等主和者太可笑，應痛斥之。”
抗戰打響即反對和談
楊天石說，過去他讀到這一批示，以為蔣主要是批蕭而非批孔。因此在他的《蔣氏秘檔與蔣介石真相》一書中，曾指出：孔祥熙的議和活動應該看作蔣介石全盤對日策略中的一招，曲折地反映出蔣介石的內心矛盾和兩手策略。不過，看了蔣日記後才知道，蔣其實是同時批評蕭、孔的。換言之，蔣介石此時確實是堅決反對與日本和談的。
楊天石指出，他讀了蔣介石的日記，最大的發現是，蔣對國民政府與國民黨的弊病其實知之甚詳，他對黨和政府的批評也比任何人都要嚴厲、尖銳。從日記內容顯示，蔣對整頓黨、整頓軍隊與整頓政府都有想法，對中共在延安召開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黨章中的部分章節有相當高的評價。他曾主張將中國國民黨改名為“勞動國民黨”，兩種人才有資格加入，一是農民家庭出身的，一是革命軍人。如果這麽做，那將從根本上改變國民黨的黨員組成結構。蔣還提出，要在三年內造就十萬個革命幹部，讓他們先到農村去待上三年，並主張讓高中畢業生先下鄉兩年，了解農村，再投考大學。蔣也提到知識分子要和工農結合、軍隊要幫農民種地。蔣有這些想法，說明他認識到當時的國民黨已經和農村脫節、和基層人民脫節，所以他要重新建立國民黨與農村以及基層的關係。
曾傾向社會主義理想
蔣對國軍的腐敗心知肚明，例如四處拉夫、抓壯丁，用繩子捆綁等。還有軍隊走私、吃空缺的問題很嚴重，湯恩伯部就是一例。蔣想整軍，提出辦法，�無法貫徹，有些表現差的將領仍不得不用。後來蔣號召成立青年軍，所謂“十萬青年十萬軍”，目的就是為了解決舊軍隊的問題，但不久抗戰結束，蔣的計劃也無從實現。楊天石認為，蔣有心整頓黨、政、軍的腐敗，但國民政府在中國大陸後期的“製度性腐朽與製度性無力”，讓蔣最終徒勞無功。蔣的想法一直到退守台灣後，才在五十年代初透過國民黨改造委員會實現。
蔣的日記還顯示，他對社會改革也很有想法。五四運動以後，蔣的思想有一個向左發展的過程。他那時認為，要想改造中國，首先要消滅兩種人，一是消滅鄉村士紳，一是消滅資本家，這在當時是一種很激進的思想。蔣也曾經是唯物主義者，提出過“不行不能知”的主張，這已是徹底的唯物主義認識論觀點，而不僅是王陽明理學思想的闡述而已。蔣對黑格爾的辯證法也表示欣賞。他對弱勢群體也有同情，日記上記載：四川佃農很苦。他看到江邊拉纖的人勞動艱難，就說“願代行之”。日軍轟炸重慶造成慘重傷亡，蔣也在日記中提到：不知全國還有多少百姓受到同樣的殘酷對待。
蔣也想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日記中多次提到“要解決耕者有其地”。當時四川地政局長蕭錚建議成立土地銀行，幫助無地農民借錢買地，蔣是支持的。蔣也多次提出要“二五減租”，就是說，農民向地主交租，可以從原來的租額中減去百分之二十五。但當時的環境做不到。後來蔣閱讀毛澤東的《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一文，了解到中共的軍隊之所以能打仗，就是因為共產黨給農民分了土地，所以他曾經下令，凡是國軍收複的地區，之前共產黨分給農民的土地不必追回，承認農民的所有權。但這樣一來，許多地主紛紛反映，他們在抗戰中顛沛流離，又被共產黨清算鬥爭，好不容易國軍收複了，卻要不回土地。這些壓力層層上轉，因為蔣需要地主階層的支持，最後隻得放棄原來的想法。蔣改革農村的構想，一直到撤退台灣之後，因台灣的地主和國民黨政府沒有那麽深的關係，才有機會推行下去，台灣的經濟起飛與此大有關係。
與史迪威交惡之謎
楊天石還澄清了蔣隻是一介武夫的錯誤印象。過去一般都認為蔣不愛讀書，沒有思想，但從日記來看，這種看法不正確。蔣是軍人，除了對自己的軍事指揮藝術很自負，對自己的文采也很得意，許多文告都是親自撰寫的，他還在日記中形容自己“筆力雄健”。抗戰期間，即使軍務繁忙，甚至在重慶大轟炸中，蔣仍保持讀書的習慣。抗戰期間，他最常讀的書是《宋元學案》和《明儒學案》，這兩本書講的是宋、元、明三代理學家的思想和學術傳承，其中包含了許多個人道德修養與待人接物的道理。
抗戰期間蔣與駐華美司令史迪威關係惡劣是人盡皆知的事，史迪威的日記曾記載有：“要解決中國戰區問題，必須把蔣除掉。”蔣在日記中則罵史無人格、卑鄙無恥。蔣對史迪威不滿已久，並決心換掉他，多次指令宋子文在美國活動此事。但宋藹齡、宋美齡都保史。宋藹齡保史是為不讓宋子文權威上升，影響到其夫孔祥熙。最後蔣考慮到臨陣換將對作戰不利，決定不換史了。由於宋子文已在美國展開換史的活動，並且得到美方同意。他對蔣抱怨說：以後不能再當你的駐美代表了，蔣一度沉默不語，宋又說：以後無法與你共事，蔣大怒，要宋“滾蛋”。蔣日記中提到：“宋飛揚跋扈、自私，二零年代時以財政控製我，後來又聯合鮑羅廷（按：俄國代表）對付我，常以個人私見破壞國家大事，如今又出此壞主意，此人絕不可用。”事實上，蔣深知宋子文的才幹，多次在危急時起用宋子文。
相對於宋子文的“飛揚跋扈”，孔祥熙對蔣的態度則柔軟、圓潤得多，蔣也十分倚重。但楊天石發現，一九四五年孔祥熙下台是蔣親自拍板的，這和外界以為蔣包庇孔、宋家族有很大出入。當年發生美金公債案，有國民參政議員提出檢舉，指控行政院副院長孔祥熙涉入。蔣一麵幫孔緩頰，同時指示密查，結果發現確有其事，於是找來孔祥熙談話，未幾，孔自動請辭。
美計劃暗殺蔣介石？
曾任史迪威助手的美國少將多恩（Frank Dorn）最近出版回憶錄指出，開羅會議後，羅斯福和史迪威有一段秘密談話，羅問蔣能支持多久？史說如再發生像日軍進攻宜昌這樣的事，蔣必定垮台。羅說：“如果這樣，我們就得準備和另一批人打交道。”會議之後，史迪威到桂林找來多恩，當麵告訴他：“來自最高當局的口頭命令，要求你製定一套暗殺蔣的計劃！”史迪威並強調：“這隻是個計劃。”多恩於是找了兩個助手，訂出殺蔣的三個方案，向史迪威回報，分別是槍擊、下毒以及製造飛機失事。史選了第三個方案。多恩說：“這樣我們就得付出一些本錢”，意指必須有美籍人員犧牲，因製造飛機失事，美籍駕駛員等人不可能幸免。史迪威則說，那也隻好犧牲。多恩仍感不妥，還提到“美齡怎麽辦？”但後來多恩一直沒有接到進一步的指示，此事遂不了了之。
蓋棺多年評價漸改變
另在一九四四年左右，因國軍戰事失利，重慶出現許多對蔣不利的謠言。一九四三及四四年蔣的日記記載有：美國人想把孫科捧出來取代我。後來蔣兩次采取措施，先是要吳鐵城設法分化孫的黨羽，讓孫孤立，再讓吳找孫談話，警告他，然後蔣親自約見孫，痛罵他誤黨誤國。在日記中蔣罵孫為“阿鬥”，是“總理的不肖子孫”。蔣還在國民黨中常會上當著中常委的麵痛斥孫科，罵得他低頭，啞口無言，並要他“滾蛋”。罵了仁厚，蔣又在日記裏自己檢討：暴怒是不好的。楊天石認為，孫科是否真獲美國支持而有取蔣代之的計劃，迄今並無美方的文件可供佐證，相較之下，多恩回憶錄上提出的殺蔣計劃還更可信。因這是其本人的回憶錄，非來自第三者，也不是道聽途說。但所謂“最高當局”是誰？是羅斯福總統？還是史迪威假借“最高當局”之名的一項殺蔣構想？則有賴更多的材料佐證。
古人說：蓋棺論定。蔣介石的棺蓋了，但是並沒有論定，而且分歧很大。多年來，國民黨方麵的宣傳把蔣介石稱為“千古完人”、“世界偉人”、“民族英雄”；而共產黨方麵在一段時期則把蔣介石描述為“獨夫民賊”、“人民公敵”。這兩個極端評價，在楊天石看來都失之誇張。然而吊詭的是，正當中國大陸逐漸從“可以研究蔣介石”，開放到“應該研究蔣介石”，願意給予比較客觀的評價之際，台灣的“去蔣化”風潮卻正方興未艾。一個蔣介石在兩岸仍然處於“各自評價”、“褒貶易位”的局麵。
蔣介石是中國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更是近代中國許多重大曆史事件的決策者與參與者。如何科學地、全麵地、準確地評價蔣介石，不僅攸關一個曆史人物一生的功過，更是推進和發展中國近代史的重要指標。多年前，楊天石在台灣中研院近史所演講時，曾提出“建立中國近代史新的解釋體係”的建議，因為許多史料和史實都說明，舊的解釋體係已經破綻百出、不足以適用。他認為，未來曆史學界要努力從舊的框架中解放出來：其中之一是要走出國共兩黨鬥爭的框架。當年，兩黨鬥爭時，互稱為“匪”，自然不可能有科學的分析。二是要以準確的史實為基礎，檢驗既往的所有曆史判斷，包括毛澤東對近代史的一係列看法。符合客觀曆史者存之，不符合客觀曆史者則修正之。兩岸學者解讀蔣介石日記，理應從這樣的視野出發。
楊天石強調，曆史研究是個長期的過程，幾十年、幾百年後還會有人研究蔣介石，光是胡佛現存的蔣介石日記，就可以再研究個五十年到一百年。要問胡佛檔案最大的意義，應該就是有助於建立一套新的中國近代史解釋體係！
*作者黃清龍為資深記者，現任美國布魯金斯研究院東北亞研究中心研究員。
作者：cash2hawk 回複日期：2007-9-30 17:03:40
再加點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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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記不隱諱內心掙紮
蔣介石年輕時有過一段荒唐歲月，在他的日記裏都有坦率記載，毫不隱諱自己好色而又時時警惕要“戒色”的矛盾與掙紮。
楊天石形容蔣早年有三種身份，一是追隨孫中山的革命誌士，二是研究宋明理學的道學家，三是上海洋場的浮浪子弟，常常浸淫在花街柳巷，找妓女陪他喝酒、打牌、睡覺。日記裏頭蔣曾寫道：到了妓院，看到床鋪髒亂，餘拂袖而去。又有﹁今晚出去探花﹂等記載。但蔣同時又在進行痛苦的思想掙紮。在他從福建要到上海路經香港時，日記上寫著：﹁香港乃花花世界，餘能否經受考驗，就看今天！﹂結果當天晚上他又去妓院了，並在日記上寫下：﹁我的毛病就是好色也！﹂就連馬路上見到美女而心動，他也在日記上寫道：﹁見豔心動，記大過一次。﹂有時為了解決性的苦悶，蔣在日記中也記載：以“自慰振興精神”。
蔣有一個女友叫介眉，是個妓女，兩人很要好，介眉希望結婚，蔣亦有此意，但要介眉寫一盟約，介眉不肯，此事遂無進展。後來蔣要到福建打仗，介眉送她上船，要求跟蔣一起走，蔣不允。介眉於是要求他留在上海陪她幾天，蔣遂在上海又待了幾天。事後蔣感到後悔，日記中寫道：我真是不像話，離開家前緯兒拉著我的手不讓我走，母親重病在床，我都沒多理會，但我竟然在介眉家多住了好幾天。
蔣的第一任夫人毛氏是蔣經國的生母。兩人是封建婚姻，結婚時蔣才十五歲，毛氏比他大很多，又不識字，裹小腳，蔣對她沒有什麽感情。蔣的第二任夫人是姚冶誠，原來是一個妓女。蔣也不怎麽喜歡姚，日記裏有大量對姚不滿意的地方，說她隻會打牌，他生了病她也不照顧他。蔣的第三任夫人是陳潔如。陳是蔣曾經花過很大力量去追求的一個少女，但是蔣也不滿意，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蔣認為陳潔如不會持家、太奢侈。最後是宋美齡。蔣一遇到宋美齡，就一見傾心。
作者：cash2hawk 回複日期：2007-9-30 17:07:34
從蔣介石的日記裏可以看出，他好色，但同時又努力戒色。為此，他和自己的欲念進行過長達數年的鬥爭。
1919年3月5日，蔣介石從福建前線請假回滬，途經香港。八日日記雲：“好色為自汙自賤之端，戒之慎之！”這一天，他因“見色起意”，在日記中為自己“記過一次”。次日，又勉勵自己要經受住花花世界的考驗，在日記中寫道：“吾人砥礪德行，乃在繁華之境乎！”
10月15日日記雲：“下午，出外冶遊數次，甚矣，惡習之難改也。”同月30日，蔣介石赴日遊曆，這次，他曾決心管住自己。關於這方麵，有下列日記可證：
10月30日：“自遊日本後，言動不苟，色欲能製，頗堪自喜。”11月2日：“邇日能自窒欲，是亦一美德也。”
可見，蔣介石的自製最初是有成績的，然而，沒過幾天，蔣介石就無法羈勒心猿意馬了。日記雲：“色念時起，慮不能製，《書》所謂‘人心惟危’者此也。”當日蔣介石對自己稍有放縱，結果是，“討一場沒趣”，自責道：“介石！介石！汝何不知遷改，而又自取辱耶！”
同年11月19日，蔣介石回到上海，過了一段安靜日子，心猿意馬有所收斂。12月31日歲尾，蔣介石製定次年計劃，認為“所當致力者，一體育，二自立，三齊家；所當力戒者，一求人，二妄言，三色欲”。他將這一計劃寫在日記中：“書此以驗實踐。”看來，這次蔣是決心管住自己了，但是，他的自製力實在太差，於是，1920年第一個月的日記中就留下了大量自製與放縱的記載：
1月6日：“今日邪心勃發，幸未墮落耳。如再不強製，乃與禽獸奚擇！”1月14日：“晚，外出遊蕩，身分不知墮落於何地！”1月15日：“晚歸，又起邪念，何窒欲之難也”1月18日：“上午，外出冶遊，又為不規則之行。回寓次，大發脾氣，無中生有，自討煩惱也。”1月25日：“途行頓起邪念。”
蔣介石時而自製，時而放縱，處於“天理”與“人欲”的不斷交戰中。在整個1921年都是如此。
當時，“吃花酒”是官場、社交場普遍存在的一種惡習，其性質類似於今人所謂“三陪”中的“陪酒”。同年9月6日，蔣介石“隨友涉足花叢”，遇見舊時相識，遭到冷眼，自感無趣，在日記中提醒自己交朋友要謹慎，否則就會被引入歧途，重蹈覆轍。10月6日，蔣介石寄住香港大東旅社，晚再次參加“花酌”，感到非常“無謂”。這些地方，反映出蔣介石思想性格中上進的一麵。
評論
懶風
2007-11-03 17:36:05
回複
悄悄話
非常好的收集，還原了一個真實的蔣介石！
登錄後才可評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