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的故事（童年三）

母親的故事（童年三）


母親小時候跟舅舅並不親密，恐怕還有一點怕他。舅舅比她大了太多，又一天到晚地忙於生計，跟她最親密的是一個堂哥，隻大4歲。
堂舅的父親是姥爺的弟弟，因為姥爺死得早，舅舅那時還不到20歲，有一段時間這個弟弟得打理母親這邊一家，在那個時候，這是理所當然的事情，所以他們實際上就是一家，堂哥就相當於母親的親哥哥。
母親從來就有些佩服這個哥哥，小時候那就是有點崇拜。母親總愛拿堂舅事跡來教訓我，說他小時候就極有毅力，而且胸懷遠大理想。
不過我從她的話裏聽出，那可是一個不安分的主，為了鍛煉身體，總把砂袋綁在腿上；不理會大人的禁令，到長江裏遊泳；為了鍛煉膽量，在墳地過夜。
我想母親看到他在長江裏遊泳，一定是五體投地，因為她不會遊泳。我當然有些不服氣，我還不是一樣敢在長江裏遊泳，不過那你不會佩服，而是嚇的要死而把我大罵一頓；墳地裏過夜，那的確慎人，我恐怕不敢，但那是因為小時候天一黑你就不讓我出門，我的膽子當然大不了。
這樣的人一定不會錯過那時最時髦而危險的遊戲：革命。
堂舅上高中時就是共產黨，大學讀了兩年就不得不退學，因為當局要抓，從此就是一個職業革命家。結果有一回他去參加一個會，沒有看到同誌，卻是警察等在裏麵，自然就進了監獄。
鬧革命一般都要取一個假名字，目的自然是為了安全。堂舅是一個聰明人，沒有用一個好聽的名字，而用了他的一個遠房表兄弟的名字，那個老兄離家出走，不知死活。於是他就想法要家裏人知道，被抓的不是那個老兄，而是自己。
根據堂舅所說，那時候幹革命可跟現在的電視劇裏完全不同。第一，他得想法掙錢養活自己，因為家裏認為他不肯讀書，惱火得很，不再給他錢，那時幹革命可沒有人發工資，不是公務員，也沒有汽車洋房，麵對的不是什麽舞會，有錢人家的漂亮小姐，他得去發動工人兄弟，就得跟他們一樣幹苦力，所以他倒是衣衫襤褸，蓬頭垢麵，飯都吃不飽。他就一口咬定自己是一個小偷，走到那房子裏隻是想找點東西吃，當然，如果能發一點小財也不會拒絕。
第二，沒有什麽人來營救他，好像別人把他給忘了，除了自己的父母親。他從來就沒有弄明白為什麽會有警察等在裏麵，如果有人叛變，那人不知為什麽沒有指認他，其他的人不是被抓，就是逃命去了。隻有他的老父親，千裏迢迢帶著錢來想辦法把他弄出來，他母親則是流著眼淚跟母親說：這孩子從小都是好強，沒有飯吃了就回家好了。
母親當然知道堂舅決不是小偷，但哪敢明說，他的母親根本不知道他在幹什麽。

他父親到這個時候就有點明白了，就冒充另一個父親，沒有說出他的真名。我估計他父親和警察之間應該有這樣一段對話：
“這孩子從小就不學好，偷偷摸摸，我們隻好把他趕了出去。”
“那你現在還管他幹什麽？”
“自己的孩子，總不能看著他受罪吧。”
這倒是一句真話，堂舅是長子，家裏從小就看得重。
花了錢，也有了作用，警察終於決定他是一個小偷了。
但命運卻跟堂舅開了一個天大的玩笑，他再怎麽聰明，也沒有想到因為抗日，國共兩黨又合作了，於是政治犯都釋放了，他卻因為是小偷還被關在監牢裏。
這一下他恐怕明白了人為什麽不能撒謊了。
一直到日本軍隊打快打到那個城市，他才和許多小偷一起被放了出來，又找到了組織，卻多關了差不多一年。

可命運還要繼續捉弄他，文革的時候，他又因為此事接受審查。造反派想為什麽別人都放了，還要把他繼續關著，那一定是在培訓他成為特務，好再混入革命隊伍。
堂舅曾用無比調侃口氣跟我們講述當時的情景：他開始的時候並不害怕，心想這個事情很容易講清楚。當他把前因後果講出來後，卻沒料到革命小將卻用十分藐視的眼光看著他，斥責道：
你為什麽不大義凜然把國民黨特務罵一頓，而要去裝什麽下三濫的小偷，做共產黨難道是什麽丟人的事情嗎？
是不丟人，但要命，堂舅這時候開始明白麵前是一些什麽樣的人了，有些害怕了。不過結果倒是有點喜劇，那些革命小將認為他不是叛徒，隻是革命意誌不堅定，對他失去了興趣，找那些真正的特務去了。

堂舅工作在外省一個有點偏遠的中等城市，來得不多，我想他有點喜歡我，願意跟我扯東拉西，因為他自己隻有女兒，一個比一個漂亮，我記得有一回他和小女兒到我們家裏來，隻要我陪他們出去玩，那個女兒是個軍官，還是個演員，結果總有人看我們。不過別誤會，我那時不過才十幾歲，她比我大很多，她老要拉著我，一點都不知道已經把我弄得極不好意思了。
我認為堂舅是一個極精明的人，讀了很多書，很知道審時度勢。他的革命資格有點老，算是高級幹部，但從60年代一開始，他就借口身體不好，不在幹事了。但我知道那恐怕不是真的，他遊山玩水的幹勁比誰都大。
我從他那裏第一次知道有個萬統城，誰是赫連勃勃，他居然找機會連那裏都去過。
從49年以後黨內鬥爭能知道，那個偉大領袖從來就不怎麽信任白區的同誌，從胡風，潘漢年，到文革，首先倒黴的總是在白區的那一批人，在中國的政治鬥爭中，說是什麽路線鬥爭，其實和過去的朋黨之爭沒有什麽不同，那一樣是把什麽道德，變節這一類東西扯了進去，中國的政治鬥爭從來如此。關鍵在你是那一條線，跟的什麽人。
堂舅算是白區鬥爭中的人，領導也是這樣的人，又是一個知識分子幹部，這樣的人在文革中沒有不倒黴的。曾經要把他調到省裏工作，他用身體不好推了，太太埋怨他糊塗，一到文革，他太太才知道老頭子並沒有老糊塗。
當然，他不可能預料到會有文革，隻是本能地覺得不好辦，他這種人上麵並不完全信任，那個趨勢他感到了，上麵沒有人做官就危險，這種眼光很多人都沒有。
當然，那也是他對權勢沒有那麽強的欲望。就像文革後，他的領導，戰友都很風光，不存在危險了，他一樣隻願意擔任虛職，玩的幹勁更大了。

在文革後，我曾經有一次問過他：
“你是什麽時候看穿這一切的？你可真是厲害，像你這樣經曆的老革命居然沒有受到很大的衝擊。”
他笑笑沒有回答，隻是問我：
“聽說你在讀莊子，說說看你讀懂了什麽？”
大慨他是聽母親說的，我七扯八拉講了一大堆，然後問：
“你說對不對？”
他還是沒有正麵回答，隻是說：
“年輕人讀一讀莊子好，年輕時總是容易偏激，愛走極端，莊子能叫人平和一點。”
我現在想來，這無疑是真知灼見。
我想他年輕的時候一定是不讀莊子的。

我在這裏之所以要講這個堂舅，那是因為他對母親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