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和母親談《圍城》
文革後，一大批書解禁，其中就有《圍城》，我那時是第一次知道這本書，我記得是一口氣把它讀完的，還熬了夜。
我那時正在大學讀書，星期天回家在飯桌上，就大談起來，佩服得五體投地，原因很簡單，我就是在那種環境裏長大的，那些人就在我周圍。
可姐姐和母親毫無反應，我不由驚奇地問：你們沒看嗎？那應該趕緊去看。她們的回答是，看過了。
我知道事情總是這樣，每當我看了一本好書，想吹牛，她們永遠是看過了。
我問母親：“你是什麽時候看的？為什麽沒有聽你說過？”
“我早就看過了，那不是一本好書，有什麽可談的。”
我大吃一驚，因為她是那種在孩子麵前很用心思的母親，從不信口開河，我幾乎沒有聽到她這樣評論別的書，她總是先談優點，再講缺點，好像她在課堂上。
我不由想到不久前的一件事。
父母親的一個老朋友要經過香港出國考察，在那個時候，這是十分罕見的事，也說明組織上對他的“信任”，政審過了關，文革時他比我父母親整得還要慘。自然十分高興，到我們家來串門時，問我要不要帶什麽書，
我當時沒有細想，隨口就說：
“給我帶一本《金瓶梅》吧，國內隻有刪節本。”
這一下就發現事情有點不對頭，那老先生呆在那裏，父親臉上紅一陣，白一陣，尷尬不已，不知說什麽好，
好在母親雖然在另一間屋，但卻聽著這邊的動靜，趕快出來對我說：
“《金瓶梅》像魯迅先生說的那樣，是真正的名著，但你這個時候讀不合適。要等你結了婚，年齡大一些再來讀。讀書不是看稀奇，不要看不到的東西就認為是好。你應該要一部雙解字典，學英語最好用英語字典。”
我現在想起來，母親那時總是訓我的確是有點道理的，我真是愚笨不堪，不知道跟父母親掙點麵子，再說他們朋友怎麽可能送我《金瓶梅》。
毫無疑問，母親過後大大地訓了我一頓，要點是我應該把精力放在專業上，不過她並沒有說我不該看那書，更沒有說那不是一本好書，但《金瓶梅》卻因為是所謂“淫書”被禁了很長時間。
我非常驚奇地問：
“你為什麽說它不是一本好書呢？人物刻畫得那麽生動，把我們周圍的人寫得活靈活現，又那麽幽默，可以跟狄更斯有一比。”
母親想了想，認真地說：
“我是那個時代過來的，你知道小說中的那些事我都經曆過，所以我認為我是有資格評價這本書的。”
這倒是實話，母親讀的大學本在杭州，她最後兩年卻在貴州讀的讀書，原因是日本人占領了中國經濟最發達的地區，學校隻好搬到了山溝溝裏。
“在貴州時，絕大部分學生老師的家鄉都被日本人占領了，就跟我一樣，家沒有了，隻有流亡在外，親友都離散在天邊，有的還在淪陷區，生死不知，真是國破家亡。逢年過節時，年紀小的喊著“爸爸，媽媽”掉眼淚的可是不少。”
“我們最關心的事就是怎樣盡快打敗日本人，我們好回家去，跟親人團聚。”
“可是我們最關心的事在書中基本沒有，我不知道他是看不到呢？還是認為這根本就不重要，我不知道他是怎麽想的。”
停了一下，帶著更大的情緒說：
“我不是說，他描寫的那些勾心鬥角就沒有；而隻是說，我們主要不是在幹那些事，這樣寫，是歪曲我們。”
“文學作品當然要描寫真實的人性，但也得要正確地反映時代。”
喔，這頂帽子可真是不小。
母親這樣說沒有什麽好奇怪的，我知道她從年輕起就十分激進，再加上她肯定認為這本書正麵的東西不多，就不願意我看，管不了，也要跟我打一下預防針。
我太知道什麽叫“正確地反映時代”了，因為樣板戲據說最能“正確地反映時代”。
我那時認為，文學作品最重要的是反映真實的人性，人性是與時代無關的，我們今天看《紅樓夢》仍然會動感情，那是因為人性，而不是時代。“正確地反映時代”和“文學必須得為政治服務”實際上是一個東西，不過是文字獄的借口罷了。
我決定不跟母親“一般見識”。
我又問姐姐：
“你不會也早就看過了吧？”
“廢話，那是不可能的，不過我跟媽媽一樣，不喜歡這本書。”
我跟她從小就抬杠，於是說：
“你當然會不喜歡，你在書中看到了自己，你覺得哪一個像你？”
“不錯，我看到了自己，但我更看到了你，我怎麽看你都是一個方鴻漸。”
“我也承認，中國人讀了幾天書，都會有點方鴻漸，這不正說明這本書寫得好嗎，你該不會因為它觸到了你的弱點，你就不喜歡吧？”
“當然不是，好書都會觸及到人性的弱點，沒有弱點的人，那隻能在樣板戲中找得到。問題是它的態度，他幹嗎帶著欣賞來描述人性的陰暗麵，就像魯迅講得那樣：老太婆的裹腳布的確是國粹，但犯得著得意洋洋得拿給人看嗎？”
“魯迅的東西大多數也是在談人性中不好的一麵，可你看得到同情，憐憫，恨其不爭，那完全不一樣。”
“我看得時候就明白媽媽為什麽從不告訴我們這本書了，她做得不錯，特別對你，你不知道你的嘴已經夠損了嗎？你還是不看為好。”
要是平常，我會繼續戰鬥下去，但我看出她是認真的，不是光為鬥嘴皮。
這我就要認真想一下了，拌嘴那是習慣，我實際上是很有點欽佩姐姐的欣賞水平的，我讀的很多好書都是她告訴我的，再說她沒有逃過日本人，也用不著對我的成長負責任。
認真一想，她說的的確有幾分道理。
到了現在，我開始認為母親的話也是有幾分道理的了。
在美國曆史上，有過兩本書：《湯姆叔叔的小屋》和《飄》，作者都是女人，女性色彩也都很濃。如果有一個外星人讀了這兩本書，想必會問：這是說的同一個時代和同一些人嗎？
當然，我們現在從曆史可以知道前書更接近真實，或者說更能反映時代，不然就沒有辦法解釋為什麽會有美國的民權運動，為什麽我們能在一月份休息一天了。
這也能夠至少部分能解釋為什麽前書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是公認的美國經典；而後書不是。其實要談對人物性格描寫，我認為《飄》要成功很多，前書人物有些概念化，宗教說教也多。
聯想有人說我的東西帶有私貨，我的確有些吃驚，作者永遠不可避免的在作品中帶有自己的觀點和情感，這是基本常識，你要看沒有私貨的東西，那隻能去看天氣預報和航班表。
不同的隻是，有人出於各種目的，想給自己鍍上什麽“公允”“真理”的金，那能信嗎？吃驚怎麽還會有這樣幼稚的人。
所以說，人是生活在某個時代裏的，除非寫童話和科幻，作品也得有個時代的框框，要是讀者對你那個框框感到不真實，必然會對那個作品，甚至對作者都產生反感，就像我母親一樣。
實際上，人讀東西往往是想懷舊的，要是感到書中和自己的感受不一樣，感覺可想而知。就像我，如果看到有人稱讚文革，肯定要反感的。
至於姐姐的話，那是在談一種感覺，依賴於各人的，她要是不講，我就察覺不到，她講了，就隱約感到一些。
但我還是喜歡讀《圍城》，從小我就喜歡看人出醜，特別是那些道貌岸然的人，不由有點沮喪，我這人是不是心理有點陰暗？馬上就安慰自己到，根本不是我的問題，這個世界本來就是如此。
比較一下錢鍾書和沈從文是很有意思的，沈從文的小說純淨而美麗，無疑是一個理想主義寫的；錢鍾書則聰明，極富洞察力，有些玩世不恭。
談名氣，沈從文恐怕要更大一些，他三十年代就已有盛名。錢鍾書真正出名，是在抗戰後，但緊接著他的書就被禁了。我總認為，真正要欣賞《圍城》，必須得在那種中國知識分子堆裏打幾個滾，對他們浸到骨子裏的虛榮，勢利，言不由衷有相當的認識，所以錢鍾書的東西閱讀麵要窄一些。
文如其人，沈從文49年以後可就慘了，自殺未遂，一直被整，文革後也隻不過是一個普通研究員罷了。1988年，馬悅然(諾貝爾文學獎終身評審委員)向中國駐瑞典大使館文化處詢問沈從文是否仍然在世，得到的回答是：“從來沒有聽說過這個人。”
而錢鍾書50年代末進了名人一大堆的《毛澤東詩詞》英譯本定稿小組，在那種時代，政治上不可靠的人是決不可能的，可見文革前還是混得不錯。文革中自然倒了一陣黴，文革後就不得了，居然官至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我不太熟悉古代官僚製度，應該相當於翰林院的高官吧。
可見他處事的老道，沒有一點真功夫，那是休想。我並沒有諷刺他的意思，老練，圓滑，世故並不是貶義詞。
但對比一下他們的小說，就有諷刺了。沈從文的作品中，無疑可以看到勞動人民的“淳樸可愛”，而在《圍城》中，我們能看到的就是一堆文人的爭風吃醋，勾心鬥角，根本找不到一個正麵一點的人物，基本上是描寫的人性的陰暗麵。
錢鍾書死時，新華社發稿是用了“永垂不朽”的。我們知道，這個詞是用於為“無產階級革命事業”奮鬥終身或則做出了重大貢獻的人，我真想知道，他為“革命”作了什麽樣的貢獻，能得到這種“殊榮”。
這無疑對錢鍾書或則對那些人都是極大的諷刺。
我的一個朋友告訴我：學問做到一定的程度，再往下就要靠做人了。這無疑是中國現實的真實寫照，我感到困惑地是：我不知道這是正常還是反常。
不幸的是，我下過農村，也在中國最窮困的地方呆過，清楚地知道貧窮和愚昧可以比貪婪和虛榮更容易摧毀人的自尊。我總是非常感謝上天（或則父母親？）沒讓我出身在那種環境，我比那些民工強的，隻不過是運氣。
所以當我讀沈從文的東西時，我知道那並不真實，真實是的是錢鍾書。特別現在，翠翠都在東莞加班加點了，但好像那並不影響我欣賞沈文中的美，想必原因是：我年輕的時候，也看見過翠翠。現在當然知道，那不過是激素作用下的幻覺，幻覺一過，難免就看到了孫柔嘉。
但不管是激素也好，幻覺也罷，那種美真是叫人難以忘卻！如果你沒有在年輕的時候見到過翠翠，因而對沈從文無動於衷，我真為你惋惜。如果從來就看到的都是孫柔嘉，那就不是單單的惋惜，而是沉痛的惋惜，你錯過了人生中最好的一幕！
人總是在現實和虛幻之間蹉跎，虛幻雖美，短而不真實，你想總擁有，那隻能去high；現實殘酷而boring，卻是安身之處，但沒有了那種虛幻的美，那人活著還有什麽？
更不幸的是，從夢幻中醒過來那一下還是要人受的，有人也許始終過不去，取決你是不是我說的“樂觀主義者”，對於那些人，還是不要給攪亂，一直生活在錢鍾書的世界裏好，所以說：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
文革後，一大批書解禁，其中就有《圍城》，我那時是第一次知道這本書，我記得是一口氣把它讀完的，還熬了夜。
我那時正在大學讀書，星期天回家在飯桌上，就大談起來，佩服得五體投地，原因很簡單，我就是在那種環境裏長大的，那些人就在我周圍。
可姐姐和母親毫無反應，我不由驚奇地問：你們沒看嗎？那應該趕緊去看。她們的回答是，看過了。
我知道事情總是這樣，每當我看了一本好書，想吹牛，她們永遠是看過了。
我問母親：“你是什麽時候看的？為什麽沒有聽你說過？”
“我早就看過了，那不是一本好書，有什麽可談的。”
我大吃一驚，因為她是那種在孩子麵前很用心思的母親，從不信口開河，我幾乎沒有聽到她這樣評論別的書，她總是先談優點，再講缺點，好像她在課堂上。
我不由想到不久前的一件事。
父母親的一個老朋友要經過香港出國考察，在那個時候，這是十分罕見的事，也說明組織上對他的“信任”，政審過了關，文革時他比我父母親整得還要慘。自然十分高興，到我們家來串門時，問我要不要帶什麽書，
我當時沒有細想，隨口就說：
“給我帶一本《金瓶梅》吧，國內隻有刪節本。”
這一下就發現事情有點不對頭，那老先生呆在那裏，父親臉上紅一陣，白一陣，尷尬不已，不知說什麽好，
好在母親雖然在另一間屋，但卻聽著這邊的動靜，趕快出來對我說：
“《金瓶梅》像魯迅先生說的那樣，是真正的名著，但你這個時候讀不合適。要等你結了婚，年齡大一些再來讀。讀書不是看稀奇，不要看不到的東西就認為是好。你應該要一部雙解字典，學英語最好用英語字典。”
我現在想起來，母親那時總是訓我的確是有點道理的，我真是愚笨不堪，不知道跟父母親掙點麵子，再說他們朋友怎麽可能送我《金瓶梅》。
毫無疑問，母親過後大大地訓了我一頓，要點是我應該把精力放在專業上，不過她並沒有說我不該看那書，更沒有說那不是一本好書，但《金瓶梅》卻因為是所謂“淫書”被禁了很長時間。
我非常驚奇地問：
“你為什麽說它不是一本好書呢？人物刻畫得那麽生動，把我們周圍的人寫得活靈活現，又那麽幽默，可以跟狄更斯有一比。”
母親想了想，認真地說：
“我是那個時代過來的，你知道小說中的那些事我都經曆過，所以我認為我是有資格評價這本書的。”
這倒是實話，母親讀的大學本在杭州，她最後兩年卻在貴州讀的讀書，原因是日本人占領了中國經濟最發達的地區，學校隻好搬到了山溝溝裏。
“在貴州時，絕大部分學生老師的家鄉都被日本人占領了，就跟我一樣，家沒有了，隻有流亡在外，親友都離散在天邊，有的還在淪陷區，生死不知，真是國破家亡。逢年過節時，年紀小的喊著“爸爸，媽媽”掉眼淚的可是不少。”
“我們最關心的事就是怎樣盡快打敗日本人，我們好回家去，跟親人團聚。”
“可是我們最關心的事在書中基本沒有，我不知道他是看不到呢？還是認為這根本就不重要，我不知道他是怎麽想的。”
停了一下，帶著更大的情緒說：
“我不是說，他描寫的那些勾心鬥角就沒有；而隻是說，我們主要不是在幹那些事，這樣寫，是歪曲我們。”
“文學作品當然要描寫真實的人性，但也得要正確地反映時代。”
喔，這頂帽子可真是不小。
母親這樣說沒有什麽好奇怪的，我知道她從年輕起就十分激進，再加上她肯定認為這本書正麵的東西不多，就不願意我看，管不了，也要跟我打一下預防針。
我太知道什麽叫“正確地反映時代”了，因為樣板戲據說最能“正確地反映時代”。
我那時認為，文學作品最重要的是反映真實的人性，人性是與時代無關的，我們今天看《紅樓夢》仍然會動感情，那是因為人性，而不是時代。“正確地反映時代”和“文學必須得為政治服務”實際上是一個東西，不過是文字獄的借口罷了。
我決定不跟母親“一般見識”。
我又問姐姐：
“你不會也早就看過了吧？”
“廢話，那是不可能的，不過我跟媽媽一樣，不喜歡這本書。”
我跟她從小就抬杠，於是說：
“你當然會不喜歡，你在書中看到了自己，你覺得哪一個像你？”
“不錯，我看到了自己，但我更看到了你，我怎麽看你都是一個方鴻漸。”
“我也承認，中國人讀了幾天書，都會有點方鴻漸，這不正說明這本書寫得好嗎，你該不會因為它觸到了你的弱點，你就不喜歡吧？”
“當然不是，好書都會觸及到人性的弱點，沒有弱點的人，那隻能在樣板戲中找得到。問題是它的態度，他幹嗎帶著欣賞來描述人性的陰暗麵，就像魯迅講得那樣：老太婆的裹腳布的確是國粹，但犯得著得意洋洋得拿給人看嗎？”
“魯迅的東西大多數也是在談人性中不好的一麵，可你看得到同情，憐憫，恨其不爭，那完全不一樣。”
“我看得時候就明白媽媽為什麽從不告訴我們這本書了，她做得不錯，特別對你，你不知道你的嘴已經夠損了嗎？你還是不看為好。”
要是平常，我會繼續戰鬥下去，但我看出她是認真的，不是光為鬥嘴皮。
這我就要認真想一下了，拌嘴那是習慣，我實際上是很有點欽佩姐姐的欣賞水平的，我讀的很多好書都是她告訴我的，再說她沒有逃過日本人，也用不著對我的成長負責任。
認真一想，她說的的確有幾分道理。
到了現在，我開始認為母親的話也是有幾分道理的了。
在美國曆史上，有過兩本書：《湯姆叔叔的小屋》和《飄》，作者都是女人，女性色彩也都很濃。如果有一個外星人讀了這兩本書，想必會問：這是說的同一個時代和同一些人嗎？
當然，我們現在從曆史可以知道前書更接近真實，或者說更能反映時代，不然就沒有辦法解釋為什麽會有美國的民權運動，為什麽我們能在一月份休息一天了。
這也能夠至少部分能解釋為什麽前書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是公認的美國經典；而後書不是。其實要談對人物性格描寫，我認為《飄》要成功很多，前書人物有些概念化，宗教說教也多。
聯想有人說我的東西帶有私貨，我的確有些吃驚，作者永遠不可避免的在作品中帶有自己的觀點和情感，這是基本常識，你要看沒有私貨的東西，那隻能去看天氣預報和航班表。
不同的隻是，有人出於各種目的，想給自己鍍上什麽“公允”“真理”的金，那能信嗎？吃驚怎麽還會有這樣幼稚的人。
所以說，人是生活在某個時代裏的，除非寫童話和科幻，作品也得有個時代的框框，要是讀者對你那個框框感到不真實，必然會對那個作品，甚至對作者都產生反感，就像我母親一樣。
實際上，人讀東西往往是想懷舊的，要是感到書中和自己的感受不一樣，感覺可想而知。就像我，如果看到有人稱讚文革，肯定要反感的。
至於姐姐的話，那是在談一種感覺，依賴於各人的，她要是不講，我就察覺不到，她講了，就隱約感到一些。
但我還是喜歡讀《圍城》，從小我就喜歡看人出醜，特別是那些道貌岸然的人，不由有點沮喪，我這人是不是心理有點陰暗？馬上就安慰自己到，根本不是我的問題，這個世界本來就是如此。
比較一下錢鍾書和沈從文是很有意思的，沈從文的小說純淨而美麗，無疑是一個理想主義寫的；錢鍾書則聰明，極富洞察力，有些玩世不恭。
談名氣，沈從文恐怕要更大一些，他三十年代就已有盛名。錢鍾書真正出名，是在抗戰後，但緊接著他的書就被禁了。我總認為，真正要欣賞《圍城》，必須得在那種中國知識分子堆裏打幾個滾，對他們浸到骨子裏的虛榮，勢利，言不由衷有相當的認識，所以錢鍾書的東西閱讀麵要窄一些。
文如其人，沈從文49年以後可就慘了，自殺未遂，一直被整，文革後也隻不過是一個普通研究員罷了。1988年，馬悅然(諾貝爾文學獎終身評審委員)向中國駐瑞典大使館文化處詢問沈從文是否仍然在世，得到的回答是：“從來沒有聽說過這個人。”
而錢鍾書50年代末進了名人一大堆的《毛澤東詩詞》英譯本定稿小組，在那種時代，政治上不可靠的人是決不可能的，可見文革前還是混得不錯。文革中自然倒了一陣黴，文革後就不得了，居然官至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我不太熟悉古代官僚製度，應該相當於翰林院的高官吧。
可見他處事的老道，沒有一點真功夫，那是休想。我並沒有諷刺他的意思，老練，圓滑，世故並不是貶義詞。
但對比一下他們的小說，就有諷刺了。沈從文的作品中，無疑可以看到勞動人民的“淳樸可愛”，而在《圍城》中，我們能看到的就是一堆文人的爭風吃醋，勾心鬥角，根本找不到一個正麵一點的人物，基本上是描寫的人性的陰暗麵。
錢鍾書死時，新華社發稿是用了“永垂不朽”的。我們知道，這個詞是用於為“無產階級革命事業”奮鬥終身或則做出了重大貢獻的人，我真想知道，他為“革命”作了什麽樣的貢獻，能得到這種“殊榮”。
這無疑對錢鍾書或則對那些人都是極大的諷刺。
我的一個朋友告訴我：學問做到一定的程度，再往下就要靠做人了。這無疑是中國現實的真實寫照，我感到困惑地是：我不知道這是正常還是反常。
不幸的是，我下過農村，也在中國最窮困的地方呆過，清楚地知道貧窮和愚昧可以比貪婪和虛榮更容易摧毀人的自尊。我總是非常感謝上天（或則父母親？）沒讓我出身在那種環境，我比那些民工強的，隻不過是運氣。
所以當我讀沈從文的東西時，我知道那並不真實，真實是的是錢鍾書。特別現在，翠翠都在東莞加班加點了，但好像那並不影響我欣賞沈文中的美，想必原因是：我年輕的時候，也看見過翠翠。現在當然知道，那不過是激素作用下的幻覺，幻覺一過，難免就看到了孫柔嘉。
但不管是激素也好，幻覺也罷，那種美真是叫人難以忘卻！如果你沒有在年輕的時候見到過翠翠，因而對沈從文無動於衷，我真為你惋惜。如果從來就看到的都是孫柔嘉，那就不是單單的惋惜，而是沉痛的惋惜，你錯過了人生中最好的一幕！
人總是在現實和虛幻之間蹉跎，虛幻雖美，短而不真實，你想總擁有，那隻能去high；現實殘酷而boring，卻是安身之處，但沒有了那種虛幻的美，那人活著還有什麽？
更不幸的是，從夢幻中醒過來那一下還是要人受的，有人也許始終過不去，取決你是不是我說的“樂觀主義者”，對於那些人，還是不要給攪亂，一直生活在錢鍾書的世界裏好，所以說：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
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