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對統一戰線的嚴重破壞（1966.6至1976.9）zt

“文化大革命”對統一戰線的嚴重破壞（1966.6至1976.9）
來源：中央統戰部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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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由毛澤東製定的中共中央通知(簡稱《五一六通知》)。8月，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又通過了根據毛澤東意見製定的《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由此，“文化大革命”在全國範圍內全麵發動起來。在這場持續了十年之久的浩劫中，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統一戰線被摧殘得七零八落，奄奄一息。
　　1、統戰部、人民政協陷於癱瘓或半癱瘓狀態
　　1966年8月，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陳伯達、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組的其他成員首先向中央統戰部發難，圍攻中央統戰部部長徐冰。他們全盤否定新中國成立以來統一戰線工作的巨大成績，誣蔑全國統戰、民族、宗教工作部門執行了“投降主義”、“修正主義”路線，是“牛鬼蛇神的庇護所”、“資本主義的複辟部”，並將統戰部同所謂“資產階級司令部”聯係起來，為他們蓄意破壞統一戰線、摧殘統戰部門製造借口。隨後，廣大統戰幹部被攻擊為“資產階級的代理人”、“資產階級的孝子賢孫”和“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遭到了殘酷的打擊和迫害。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徐冰被揪鬥，後被關押，1972年在獄中含冤死去。各地的統戰幹部有的被關押、勞改，有的被迫害致死。
　　與此同時，人民政協機構也被戴上“投降主義”、“修正主義”的帽子，被誣蔑為“政協是牛鬼蛇神的黑窩子”。在 “人大、政協不要了”、“政治豈能協商”的壓力下，政協全國委員會機關從1966年8月起被迫暫停辦公。各地政協組織也普遍受到衝擊，事實上也停止了活動。1968年8月，康生、謝富治等人炮製了《關於四屆全國政協常務委員會政治情況的報告》，把159名全國政協常務委員會委員中的74人分別誣陷為“叛徒”、“叛徒嫌疑”、“特務”、“特務嫌疑”、“國民黨特務”、“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等。
　　2、各民主黨派、工商聯被迫停止活動
　　1966年8月24日，北京市中學紅衛兵向各民主黨派中央機關發出“最後通牒”：限令在72小時之內自動解散一切組織。25日，各民主黨派中央機關分別貼出公告，自即日起停止辦公。民主黨派的各級地方組織也被迫停止了活動。各民主黨派、工商聯的領導人及其成員多數都遭到誣陷和迫害。據統計，各民主黨派在北京的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中，被揪鬥和查抄的占36．5％。
　　3、民族資產階級分子和知識分子遭到打擊迫害
　　民族資產階級分子被看做同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一樣予以打倒，許多人的存款被沒收，高薪被扣減，私人房屋被占用。一些在企業中擔任行政領導職務的人，被下放到車間從事體力勞動。資產階級家庭出身的子女，在升學、就業、參軍、提幹等方麵受到歧視。據上海市民主建國會、工商業聯合會的統計，在上海市的248名市委委員中，被查抄的有236人，占95％。
　　在《五一六通知》中，提出要“徹底揭露那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學術權威’的資產階級立場，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在這種錯誤的理論和政策的指導下，知識界成為“文化大革命”的重災區，不僅把從舊社會過來的一大批知名的專家、學者、教授打倒了，甚至在思想、文化戰線上卓有成就的一些老革命、老共產黨員也被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反動權威”。教科文衛界大量的知識分子遭到迫害，文藝界一些著名的人士，如老舍、趙樹理、周信芳、蓋叫天、潘天壽等被迫害致死。1971年4月，張春橋、姚文元炮製的《全國教育工作紀要》，不但全盤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前17年我國教育工作的巨大成就，而且把解放後培養出來的一大批年輕知識分子，也打入了“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行列，置於受歧視、受壓製、被改造的地位。
　　4、黨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遭到肆意踐踏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混淆中國社會主義時期的民族問題與階級鬥爭問題，在少數民族地區人為地製造和擴大階級鬥爭，殘酷打擊和迫害大批的少數民族幹部和群眾，製造了大量的冤、假、錯案。其中，由康生等人在內蒙古自治區製造的“新內人黨”一案，就使30萬名幹部和群眾遭到迫害。
　　他們還歪曲馬克思主義關於宗教問題的科學論述，否定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共產黨對宗教工作的正確方針，破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使大量的民族、宗教界人士受到迫害，廣大信教群眾被迫停止了宗教生活，宗教教職人員被強迫還俗，全國各地的寺、觀、教堂等被關閉或破壞。五個全國性的宗教組織和若幹宗教社會團體與地方組織都被迫停止了活動，全國僅有的十所宗教學院被關閉。
　　此外，黨的僑務政策、起義投誠等政策也遭到破壞，許多海外華僑和起義投誠人員，被強加“裏通外國”、“叛徒”、“曆史反革命”等罪名，遭到迫害。
周恩來盡心竭力保護愛國民主人士，統戰工作步履維艱
　　“文化大革命”雖是毛澤東發動和領導的，但他還是多次講到“政協還是要的，民主黨派還是要的”；也保護過一些黨外著名人士。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中雖也處於非常困難的地位，但他從黨和國家的根本利益出發，忍辱負重，殫精竭慮，在可能的範圍內，保護愛國民主人士，把統一戰線領域的損失減少到最低程度。
　　1966年8月29日，毛澤東接到章士釗被紅衛兵抄家批鬥、請求保護的信。第二天，周恩來在接到毛澤東的批示及章士釗的信後，當即部署了保護措施：(1)把抄走的東西全部送還章士釗；(2)派警衛部隊到章士釗家，負責保衛工作，勸阻紅衛兵不再抄家；(3)要秘密地將章士釗送到解放軍三O一醫院，以保護人身安全。周恩來並由此聯想到與章處境相同的黨內外幹部和朋友也需要保護，便又親自開列了“一份應予保護的幹部的名單”：宋慶齡、郭沫若、章士釗、程潛、何香凝、傅作義、張治中、邵力子、蔣光鼐、沙千裏、張奚若、李宗仁；還有人大副委員長、人大常委、國家副主席，中共中央、國務院的部長、副部長，政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各民主黨派負責人，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
　　名單開列後，周恩來立即讓公安部有關負責人把這份名單交給統戰部，要求照名單劃定的範圍，把黨外人士的名單開列出來。對名單上已列出的13名黨外人士，周總理則一一親自把他們保護起來。開列名單的同一天，周恩來給解放軍三○一醫院下達命令，要他們準備接收一批特殊 “病人”，他們是：張治中、章士釗、程潛、傅作義、蔣光鼐、李宗仁、邵力子等。他們到醫院後，由解放軍負責警衛工作，安排醫院人員特別照顧他們的飲食起居。對郭沫若等人，或采取派人護送到外地躲避，或派公安便衣人員臂戴紅衛兵袖章到住處周圍巡查。在周恩來的如此精心關懷和保護下，這一批高級民主人士都安全度過了最艱難的歲月。
　　周恩來不但保護了一大批民主人士免受劫難，並且在極端艱難的情況下，仍然為堅持中國共產黨的統一戰線政策進行了不懈的努力。這方麵的事例可說是不勝枚舉，現僅舉數例，以見一斑。
　　1966年9月，周恩來就明確指示中央統戰部：對統戰政策不要動搖，不要撒手不管，統戰工作要堅持下去。
　　“文革”期間，宋慶齡父母的墓地被人盜掘，宋慶齡得悉後非常痛心，她請廖夢醒向鄧穎超反映情況，鄧穎超立即轉告了周恩來。日理萬機的周恩來馬上給上海掛長途電話，指示此事一定要妥善處理。1967年，上海民政局根據指示重修了宋氏墓地。宋慶齡對此十分感激，覺得在當時的情況下能做到這一步已實屬不易。
　　1969年2月、1970年12月，李宗仁和曾任農工民主黨中央副主席的黃琪翔先後病逝，周總理指示有關方麵安排他們的喪事，並親自出席了李宗仁的追悼會。
　　1971年9月，林彪反革命集團陰謀的暴露和被粉碎，客觀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實踐的失敗。11月，周恩來用兩個半天的時間，親自向在京的全國人大常委、政協常委中的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傳達、說明林彪反革命集團的問題，並組織了座談會討論。這是 “文化大革命”以來，中共中央主要領導人第一次向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親自傳達講解中共中央文件和國家的重大政治事件，也是在當時條件下所能進行的一次重大的統一戰線活動。黨外人士把它看成是對統一戰線的恢複，因而，備受鼓舞和安慰。其後，中央統戰部經請示周總理批準，1972年下半年在更大範圍內向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作了傳達，並組織了座談討論和去外地的參觀考察。
　　1973年2月28日，經周恩來批準，全國政協在人民大會堂台灣廳舉行紀念台灣人民“二二八”起義26周年座談會。全國政協副主席傅作義主持會議並發言。這是“文化大革命”以來，第一次以全國政協的名義公開並見報的一次會議。
　　1975年1月，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北京舉行，周總理抱病出席會議，並作了《政府工作報告》。他在報告中指出：“我們要加強全國各族人民的大團結。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貧下中農，團結其他勞動群眾和廣大知識分子，進一步發展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包括愛國民主黨派、愛國僑胞和港澳同胞的革命統一戰線。我們要團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幹部和群眾，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為建設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而共同奮鬥。”周恩來所重申的中國共產黨的統一戰線政策，使各民主黨派和各族各界愛國人士繼續堅信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並決心同中國共產黨風雨同舟，患難與共，去爭取光輝燦爛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