皆因有緣
明哲達理，寧靜緻遠
日本人跟德國人的性格有什麽不同？最根本的不同在於：前者表麵上的“謙卑”和後者骨子裏的“清高”。這個不同主要是由兩國文化中的不同價值觀造成的。
日本人的“謙”源自於中國的禮教，受《論語》的影響最大。但他們的“卑”則是自身的，頗帶些小人的味道。為了實現“謙”後麵隱藏的險惡目的，他們不惜過份地“謙”，而“謙”過份了就成了“卑”。最典型的例子莫過於日本人在偷襲珍珠港之前在美國人麵前的外交表現：日本駐美國大使還在非常“謙卑”地向美國總統羅斯福遞交尋求和平的國書呢，可此時他們的飛機已經開始轟炸了，美國政府也剛剛得知。所以，羅斯福怒不可遏，竟然給日本大使上了句國語：Get out!
德國人的“清高”則來自於日耳曼文化中他們對自己種族優良的自信。19世紀和20世紀前半葉生活在德語地區的日耳曼人常被形容為“超人”，這個形象主要來自於塔西佗、愷撒等人的相關描述。在他們的書裏日耳曼人被說成金發碧眼的巨人，擁有超人的力氣。頗有搞笑意味的是：曆史學家通過對遺留下來的骨骼和保存下來的屍體的研究，竟然證明了日耳曼人的確比羅馬人個頭高。德國人“清高”的典型例子是二戰中對猶太人的種族清洗。俺在生活中遇到的現代普通德國人，骨子裏也都離不開“清高”二字。遊客在中餐館兒吃飯，常會帶走一雙筷子留念，俺確實看到有些國家的遊客這樣做過。但從沒見有德國人這樣幹。
日本人的“謙卑”和德國人的“清高”，當然在各自的語言中也有不同的體現。
日本人的“謙卑”主要由語法中所謂的“敬體”來體現，老人對小孩子如何說話，小孩子對老人如何說話；男人對女人如何說話，女人對男人如何說話；政府官員中上級對下級，下級對上級又如何說話，都涉及到“敬體”，這是個相當麻煩的語法問題。日本人自己從小到大，年積月累地學下來，自然還不特別覺得難，但對學日語的外國人來說，卻是個頭疼的難題。日本人的“謙卑”在付諸於行動時就更搞笑了：不同身份的人之間，誰得向誰鞠躬，腰彎到多少度都有具體的規定。
記得以前的節目主持人倪萍曾說過一段兒央視和日本人在北京聯合舉辦晚會的事。在雙方排練台詞時，日本提供的版本裏有中方主持人要說的這麽一句話：“日本朋友們，我們在這裏給你們鞠躬了。” 結果倪萍看了大怒，說：“我們中國人憑什麽給你們日本人鞠躬？” 倪萍之怒正好說明，並不是咱們中國人不夠“謙虛”，而是絕不“謙卑”。
德國人的“清高”體現在語言中，遠沒有日語那麽複雜，但也有不可忽略的語法“規定”，這就是 Sie 和 du 之分。其中 Sie 是“您”，而 du 是“你”。在分不清該用那個字時，用 Sie 自然是最安全的。但若一不留神，錯用了du 問題可就大了。兩個成年男人之間用 du 相稱時，除非是親哥倆，或從小在一起長大的發小兒，或者是非常非常熟且相互都已接受了 du 這個稱呼的人，否則，旁觀者會以為這二位是 Schwul （男同性戀）。如果用 du 來稱呼一個陌生人，這幾乎等於罵他。南德比較討厭外國人，俺過慕尼黑，在馬路上見一位德國大爺跟一位黑人口角。那黑人不乖乖地走人行道，偏走在自行車道上，這原也不算什麽大事兒，他讓開就完了。誰知這大爺不由分說，堵住他就大聲斥責。他可能以為這黑人德語必然差勁，當然就用了 du。誰知該黑人實係德國出生，焉有不通德語之理？居然也用 du 來回敬他，這下大爺動怒了，吼道：“你怎敢 du 我？” 黑人也火了：“是你先 du 我的！” 俺一時笑癱。
德國人是決對不會輕易用 du 來稱呼人的，因為這意味著他已經接受了你是他生活和事業中可信賴的哥們兒，所以對親友之外的人幾乎一律用 Sie。這其實還是“清高”在作怪，等於告訴你別跟我套近乎。所以呢，當你一位德國好友說，我能不能用 du 來稱呼你時，你最好誇張地表示驚喜莫名，若客氣地拒絕可就得罪他了。若是一位動人的日耳曼女孩兒要稱你為 du 呢，你就等著伺機吻她好了。嗬嗬
那麽日本人和德國人的性格之間有無什麽相同之處呢？有。最根本的相同之處是：凡事都要“較真兒”。這個相同也體現在各自的語言裏，於是日語和德語也有了一個相同的語法特征：用動詞“詞尾”的變化來標示時態的變化。
日語中所謂的動詞“詞尾”都是する，當一個動作發生的時間有“進行時，完成時，過去時或將來時” 等不同時，其動詞詞尾する就必須有相應的變化。無獨有偶，德語也幾乎完全如此。德語中，所有的動詞詞尾都是 en，這個 en 也必須隨著動作發生時間的不同而變化。換言之，在日語和德語中，動詞與時態有著“牽筋動骨”的關聯。所謂的“牽筋動骨”是指：無論某個句子自身是否強調時間，無論句子裏是否有強調時間的詞或詞組，動詞的詞尾都必須毫無例外地根據句子所屬的時態產生相應的變化。而且，這個變化是自動的，隻要你使用某個動詞，這個動詞的詞尾就得有相應的變化來標示時態。人們甚至有一種動詞中含有時態，時態中含有動詞的感覺。當在一門兒語言中，時態的不同能決定其動詞（詞尾）的變化時，那麽使用這門兒語言的民族對時間概念則是極端強調的，表現在其性格上那就是：守時，也就是在具體的時間點上“較真兒”。日本鬼子和德國鬼子的守時習慣是世所共知的，日本的情況，俺知之不詳。那在德國呢，若赴約會晚了五分鍾以上的時間，而事先又未能通知對方的話，就得當麵致歉了。如果你忽略了這個小小禮節，也許下次他就不理你了。
與之相比，在咱們漢語中，凡要說明某個動作發生的時間時，都是在動詞前後加上所謂的“時間副詞”，如“將，就要，正，著，了，過”等字是也。進行時：正吃著；完成時：吃了；過去時：吃過了，將來時：就要吃。而動詞“吃”這個字呢，還是保持自己的老樣子，不管句子的時態如何變化，它自身是絕不發生任何變化的。也就是說，在漢語裏動詞自身和時態之間的關聯不僅不像日語和德語那麽“牽筋動骨”，而且是完全脫鉤的。這個語法特征說明了什麽呢？恰好說明了咱們龍族不喜歡強調某個具體的時間點，而喜歡強調某個宏觀的時間段兒的性格。來，先看看咱們古人的詩句：“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泣下。” 你看這詩句所描述的時間在：古人之前，作者之後，可究竟是什麽時候呢？而時間究竟有多長呢？作者不知，讀者亦不知，所以才“悠悠”。這就是喜歡強調宏觀時間段兒的例子。咱們龍族中以不守時而名揚千古的人則非漢代張良莫屬。他跟他的恩師黃石公初次相約時，居然習慣性地連續兩次遲到，在慘遭痛罵，懂得了守時實乃中華道德準則之一的道理之後，到第三次才能準時。這就是不喜歡強調具體時間點的例子。
也許你會責問：“講信用是中國人的第一美德，你怎敢說中國人不守時？”
答：“俺沒說咱們中國人都不守時。但某個中國人能守時與否，則隻能看該人道德操守的高低。簡言之：君子守時，小人常不守時。守時的典型例子是古代那個叫尾生的酸腐文人，傳說他與女友約好橋下見麵，女友未能準時來，可大水來了，你倒是打個手機，或先離開再說啊？他不，硬是抱著橋柱不走，結果呢，淹死了。嗬嗬”
你也許還會責問：“咱們漢語是世界上字形最優美，涵義最豐富，溝通最有效的語言，你卻敢說漢語不好。”
答：“俺沒說漢語不好，俺自己就是以說漢語為自豪的漢人。俺說得隻是：從咱們漢語中有關動詞自身完全與時態脫鉤的語法特征看，咱們中國人比較喜歡宏觀地強調時間段，而不喜歡“較真兒”地強調某個具體的時間點。這樣的民族性格使得咱們中國人自古就喜歡在“大”處看世界。看地上，明白了滄海桑田之變，看天上，領悟了天人合一之化，把天地合起來看，竟然得出了“道”。那“道”又是什麽呢？老子說了：“道可道，非常道。” 嗬嗬，你知“道”了嗎？
日語和德語還有另一個相同的語法特征，那就是句子的“框型結構”：每句話的動詞都在句子的最後位置上。請看下麵的句子：
我 書 將在明天 書店 跟你一起 去買。
讀起來是不是很逗？不幸的是，日本人和德國人就是這樣說話的。現在來分析一下這個句子：
“買書”是這句話的本質，但日本人和德國人都要把“買”的具體措施先弄清楚，即什麽時間？什麽地點？如何去？最後才能開始“買”這個實際行動。這樣的語法特征能反過來說明什麽樣的民族性格呢？這個性格就是：對處理事情的細節非常“較真兒”。
日本人處事的“較真兒”，咱們中國人大多耳熟能詳。如咱們中國人隨手泡個功夫茶喝喝，傳到日本，竟成“茶道”了！所謂的“茶道”不過是過份地誇張了功夫茶的每一個細節而已。還有咱們唐朝人往瓷瓶裏插鮮花兒的習慣，傳到日本也成了花道。說到茶道或花道這些“小”事兒，你是不是覺得日本人小題大做得很滑稽？但要是涉及到“大”事兒呢？比如造汽車，造船？無疑，日本人的這種小題大做，也就是對處理事情細節的“較真兒”反而成了他們的優點！看來，日本人的汽車開遍世界，並非是命運好。
得利於相同的“較真兒”性格，德國人的造出的汽車更是世界馳名。
俺可以舉出個真實例子，來說明德國人處處對事情細節“較真兒”的習慣：這次過春節小聚，教幾個德國人包餃子，俺解釋說：先用水和麵，好了放一邊兒等著；再把菜剁碎放進絞肉裏攪勻，這就是餡；然後把麵分成很多小麵團兒，再擀成一個個的麵皮兒，最後把餡包在裏麵，這就是餃子了；之後燒水，水開了餃子下鍋，再開了就熟了。誠然，這個解釋是過於簡單了些，但你也一定也不會想到會麵臨這樣的提問：
麵多少克？水多少克？水冷熱？麵要等多少分鍾（幸虧沒問要等多少秒）？麵皮直徑約多少？厚度約幾何？剁碎的菜應多大粒度？放油幾克？放... ...？每個餃子餡應幾何？煮餃子時用多大容器？水多少？煮一次放餃子幾何？... ... ？
隻有最後一個問題問得必要：吃時蘸什麽佐料？結果，餃子上桌了，幾個德國鬼子正“嚴肅”地蘸醋，用筷子笨拙地往嘴裏送呢，出狀況了：
朋友的女孩，100%龍族血統，但在德國長大，她吃餃子，從不蘸醋，隻蘸西紅柿醬。德國鬼子們瞧見了，十分“氣憤”，大叫：“哎，怎麽回事兒？吃餃子是隻能蘸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