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曆史：致力於中國美術史研究的伯克利教授James Cahill

 

下麵的文章是2014年2月20日，紐約時報在James Cahill教授逝世後發表的訃告，有他的個人介紹。

前幾天看朋友的貼，談到孩子學校的亞洲、中國的曆史學習問題。我覺得藝術史也是曆史的一部分，從藝術的角度交流，也許容易。

James Cahill教授的個人網頁：http://jamescahill.info/home-1/short-cv-for-james-cahill

其中，有很多中國美術作品的英文介紹：http://jamescahill.info/gazing-into-the-past

也有文字作品，這些，也許對學校和孩子們了解東方曆史有一定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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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著名中國美術史學者高居翰(James Cahill)周五在加州伯克利家中去世，享年87歲。高居翰對中國美術作品的解讀影響了西方幾代學者。

他的女兒薩拉·卡希爾 (Sarah Cahill)說，他因前列腺癌並發症去世。

高居翰教授從1965年開始到1994年退休前都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任教， 他是上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對中國美術作品進行研究和編目造冊的一批著名美術史學家之一。伯克利分校研究中國藝術的白瑞霞 (Patricia Berger)教授說，當時的西方對中國藝術的興趣遠不能與現在相比。白瑞霞曾師從於高居翰。

 她說，高居翰教授一開始是和瑞典學者喜仁龍(Osvald Siren)合作，後獨自展開工作，他對中國繪畫精品進行紀錄和拍照，建立起一套正典體係，在此基礎上去理解中國繪畫千百年來的發展。

在對繪畫作品的分析中，高居翰教授通常會盡可能透過畫的筆法來了解一位畫家的性格。這種形式分析演變成為對藝術品鑒定的興趣，而這是中國藝術研究中一個主要課題；中國有臨仿著名作品的傳統，一些臨仿作品本身也被認為是大作。

高居翰教授在1999年曾引發了一場關於作品鑒定的熱烈辯論，當時他說大都會博物館(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中國收藏中有一件重要藏品是偽作。

這部作品是據稱出自10世紀畫家董源之手的《溪岸圖》。高居翰教授當時說，此畫可能為張大千所作。張大千是20世紀中國畫家、收藏家以及臨仿大師，他自己的作品也價值連城。

高居翰在大都會博物館的一次內部研討會上提出了自己的結論，他說證據來源於這幅畫的筆法和印章。大都會博物館亞洲藝術部主任何慕文(Maxwell K. Hearn)認為這部作品是真品，至今該畫仍在館內展出，並標為董源作品，而高居翰教授始終認為其作者是張大千。

伯克利藝術博物館(Berkeley Art Museum)亞洲藝術高級策展人、高居翰教授的另一位學生白珠麗(Julia White)說，“我認為這個問題永遠不會有結論。”

何慕文周二在一封郵件中說，現在幾乎沒有學者相信《溪岸圖》是近代仿作。但他讚揚了高居翰教授的合理質疑，稱他是“我們所有人的導師”。

高居翰教授的兒子尼克(Nick)說，父親很享受這樣的爭辯，“不是因為爭議性，而是因為觀點、對話，和如同身臨戰場般的交鋒。”

高居翰1926年8月13日出生於加利福尼亞州的布拉格堡。他最初是一名語言學家，1946年在日本、1946年到1948年在朝鮮擔任美國陸軍翻譯官，並在那裏萌生了對繪畫收藏的興趣。1950年他在伯克利分校獲得了東方語言學士學位，後來又在密歇根大學(University of Michigan)獲得了藝術史碩士和博士學位。

1954年到1955年，他作為富布萊特(Fulbright)學者在京都大學(Kyoto University)訪學。1956年，他開始在華盛頓的弗瑞爾藝廊(Freer Gallery of Art)擔任中國藝術策展人直至1965年。

1973年，他隨一個藝術史學家代表團首次訪問中國。原本擔心許多作品已經被破壞或者流失到海外的他發現，之前隻能在古舊的輯錄裏看到的一些畫作，仍然藏於北京。

此後，他頻繁地訪問中國，在中國講課，並與中國的藝術專家見麵，也獲得了一睹某些繪畫收藏的機會。

上世紀70年代晚些時候，他開始探究有關藝術的更深層次問題，比如中國的繪畫是否受到了西方形象的影響，他還從研究大師及其技法向外拓展，開始關注曾經被忽略的畫作，比如中國人家中掛著的通俗畫作，這些作品通常出自不知名的畫家。

1978年到1979年，他在哈佛大學(Harvard)的諾頓講座(Charles Eliot Norton)進行講學。講學內容後出整理出版為《氣勢撼人：十七世紀中國繪畫中的自然與風格》(The Compelling Image: Nature and Style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ese Painting)一書。

2010年，史密森尼學會(Smithsonian Institution)向高居翰教授頒發了查爾斯·朗·弗瑞爾獎章(Charles Lang Freer Medal)，表彰他對亞洲和近東藝術史的終生貢獻。他把自己的許多畫作留給了伯克利藝術博物館。

高居翰與多蘿西·鄧拉普(Dorothy Dunlap) 以及曹星原(Hsingyuan Tsao)的婚姻均以離婚告終。除了他首次婚姻的子女尼克和薩拉，他還和第二任妻子育有兩個兒子——貝內迪克特(Benedict)和朱利安(Julian)。他還有六個孫輩。高居翰教授去世前剛剛與白珠麗合作，在伯克利藝術博物館舉辦了一次展覽，關注的是清朝（1644-1911）繪畫中的女性形象。

高居翰的女兒說，他在生命的最後幾個星期裏一直臥病在床，但並沒有停下手頭的一部中國繪畫史係列教學視頻的製作。在高居翰的網站上可以看到這些視頻，此外還有一個名為“病榻日誌”(Bedridden Blog)的博客，他在其中回顧了自己人生和病情。

在12月的一篇博文中，高居翰寫道，講課視頻是自己遺產的一部分。他說，“這基本上是一個如何把我腦子裏的東西轉化成一種可以傳播的形式、從而得以保存下來的問題。因為我腦海中儲存了大量的信息、圖像和想法，它們不能被複製到任何一個活著的人的思想裏。”

https://cn.nytimes.com/obits/20140220/c20cahill-ob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