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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07-11-4 10:20 

簡評杜導正對溫家寶的破格宣傳

據網上信息,《亞洲周刊》等不少香港報刊報道:”今年9月7、8日,北京《炎黃春秋》雜誌社社長、前國家新聞出版總署署長杜導正,作為特邀嘉賓,隨同中國人民大學前副校長、著名理論家謝韜前來香港演講“關於民主社會主義問題”。 “杜導正在多個場合都會一字一句朗讀溫家寶‘政府的一切權利,都是人民賦予的’;‘社會主義民主與法製不是背離的,民主、法製、自由、人權、平等、博愛,不是資本主義所特有的,這是整個世界在漫長的曆史過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等多條語錄。

他們還說:“溫家寶被左翼學者稱為‘作秀’。但在網上,人們卻紛紛反擊。親民的內在是愛民,這是一種個性情懷。關注民生,傾聽民意,體察民情是溫總理執政的工作作風”。
9月19日杜導正再次接受《亞洲周刊》的采訪,一再讚揚溫家寶“近年來不斷地呼籲民主自由”。杜同時大講,要從“無產階級專政和階級鬥爭的思路中完全擺脫出來”。

從這裏,不難看出以下幾點:

(一)這是向胡錦濤總書記和我們黨公開挑戰。在胡總書記針對資改派(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改革觀者)明確提出“隻有民主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見《炎黃春秋》今年第2期謝韜文章)即以民主社會主義的旗幟取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旗幟,發表“6.25”講話,強調我們隻能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旗幟之後,杜導正們更加囂張地到香港宣揚民主社會主義,進一步大樹這麵旗幟,這不能說沒有一點向我們黨示威和挑戰的意味。

(二)這是在故意激化矛盾,製造混亂。他們通過透露十七大報告稿的內容,一方麵炫耀自已堅持以民主社會主義為旗幟的觀點沒遇到任何麻煩,一方麵嘲諷社改派批判民主社會主義,強調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旗幟;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決心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堅決反對“非毛化”的觀點,“一個字也沒有被吸收”。這難免使人懷疑他們是不是在故意破壞穩定局麵。

(三)這是極力把溫家寶樹為領袖。聯係《炎黃春秋》的杜導正、李銳、楊繼繩等數人多次到趙紫陽家中匯報情況、接受指令,認真落實他關於“中國社會的發展,無疑總會轉向社會民主黨的方向(指像歐洲的社會民主黨那樣實行民主社會主義);政治改革,就是要實行民主政治,開放黨禁、報禁”等指示之類客觀情況,來看杜導正們到處宣講溫家寶語錄,並且特意點出溫“執政”的問題,就不難認識到,其用心在於配合包括美國《時代周刊》把溫家寶作為當前中國最有影響力人物的照片登在封麵上之類現象在內,所表明的西方國家的戰略意圖。

(四)這是為了用民主社會主義路線戰勝科學社會主義路線。路線是決定一切的。杜導正們所作的這一切,都是為了推行民主社會主義路線。我們知道,民主社會主義主張的是以私有製為主體的混合經濟,以多黨製為核心的民主製,以指導思想多元化為特征的理論體係。因此,實行民主社會主義,必然導致我國像蘇聯那樣發生黨垮台、國解體的大悲劇。正是為了實現這一目的,他們極力把溫家寶推舉為“趙紫陽集團”的新領袖,即想把這一集團變成”趙溫集團”。

他們之所以把溫家寶作為民主社會主義路線的代表,是認為溫是推行以下四化的。

一是經濟私有化。在2005年“兩會”期間回答記者提問時,溫家寶公開向國內外宣告,家庭承包土地“永遠不變”。這就表明他實際上主張的是走美國家庭農場式的資本主義私有化道路。因為,永遠不變的經營權,實質上就變成了所有權。正是由於這種私有化改革觀即資改觀的影響,導致了國有資產大量流失等現象的嚴重存在。

二是政治自由化。溫家寶今年2月27日在《人民日報》等報刊發表的文章中,大力宣揚民主、法製、自由、人權、平等、博愛等等,“是人類共同追求的價值觀”和“共同創造的文明成果”,因而在處理國家關係時不能“以意識形態和社會製度劃線”。實際上,民主、法製、自由等等,雖然從形式上看,資本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有某些相同之處,但是兩種民主事實上是有階級性質上的不同的。例如,否定社會主義公有製的主體地位和共產黨的領導,在社會主義國家裏違法,在資本主義國家裏則合法;去推翻私有製和資產階級專政,在資本主義國家裏違法,在社會主義國家裏則合法。因此,籠統、抽象地把民主、法製說成“人類共同追求的價值觀”和“共同創造的文明成果”,並且在處理國家關係時不區分社會主義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這種主張顯然和戈爾巴喬夫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是相當接近的。

在美國自由女神塑像下,溫家寶大講“基於自由的創造”,從實質上說這顯然不是強調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自由,而是在強調另一種自由。

三是文化西方化。溫家寶在上述文章中還說:“多樣文化的並存、交匯和融合促進了人類的進步”;“不同文化之間不應該相互歧視、敵視、排斥,而應該相互尊重、相互學習,取長補短,共同形成和諧多彩的人類文化”。

把社會主義文化和資本主義文化融合成“人類文化”,並說這種融合是促進人類進步的動力,這實質上是讓社會主義文化向資本主義文化妥協以至投降。這和戈爾巴喬夫“新思維”的核心理念——全人類利益高於以無產階級為代表的人民利益,因而應當放棄階級鬥爭特別是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也比較接近。

四是國家附庸化。正如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一份報告所說,就中國已開放的產業而言,每個產業中排名前5位的企業幾乎都由外資控製;中國28個主要產業中,外資在21個產業中擁有多數資產控製權。

中央民族大學教授張宏良指出:“對照一下我國外貿和發達國家市場價格就會發現,外貿利潤的95%以上被外商拿走了”;“我們就是用這不到5%的利潤,積累了1萬多億美元的外匯儲備,這意味著我們同時為國際壟斷資本貢獻了20萬億美元。”一些地方“給外資的優惠條件已經超出了經濟領域,把以往帝國主義在華租界的法律特權都搬了出來,不惜犧牲國家主權吸引外資。”(《中華民族再次到了最危險的時候》第3頁)

“僅2006年工商銀行、中國銀行等10家銀行的購並、轉讓和上市,就導致10000億金融資產流入外資金融機構的腰包。目前,外資金融機構仍在以相當於市場價格十分之一的驚人低價收購各地銀行股份。這等於是把中資金融機構和一般散戶的資金用行政力量撥給了外資金融機構!”(左大培、楊帆、韓德強、張宏良,《烏有之鄉》2007年3月3日)

因此,能不能講清民主社會主義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區別,粉碎民主社會主義路線的猖狂進攻,對十七大每位代表的黨性、人格,都是一場嚴峻的考驗。結果究竟如何,全黨、全國人民群眾正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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