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京冬天的小玩藝兒——蘿卜栽蒜——蘿卜長纓子大蒜長苗

老北京冬天的小玩藝兒——蘿卜栽蒜——蘿卜長纓子大蒜長苗

　　入了冬，我們總是要買一個蘿卜挖成提水的小桶，裏麵放上水，栽進蒜，提梁上拴上一根繩兒，掛起來，過一段時間，下麵的蘿卜長出了纓子，上麵的大蒜也長出了苗，紅紅的蘿卜皮，嫩綠的纓子和蒜苗，在寒冷的冬天，陋室裏也有了幾分春天的氣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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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帽胡同 護國寺的四合院

作者:王樹穀 來源:北京晚報 更新時間:2005-8-28 22:28:28

北京有許多帶“帽”字的胡同，像後門橋的帽兒胡同，西單附近的宗帽胡同，新街口和護國寺之間的大帽胡同、小帽胡同、前帽胡同、後帽胡同、中帽胡同、北帽胡同，我就在大帽胡同25號生活了39年，那裏留下了我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時代的許多記憶。每次睡夢中所浮現的也總是大帽胡同25號———我的家。

　　那是一個坐南朝北的小四合院，兩扇黑漆大門很像舊時的折子套，中間各有一塊紅色的心，上麵鐫刻著：述德乃嘉、繼善為樂，和一般的大門對聯不一樣。我記得北京胡同裏的大門上刻得比較普遍的是：忠厚傳家久、詩書繼世長；芝蘭君子性、鬆柏古人心。門牌是藍色的，大小和現在的差不多，左麵是“新街口南大街”一行豎字，右麵是“大帽胡同”一行豎字，中間是“25”，下麵是蘇州字碼的二十五。大門兩邊各有一個方的門墩。

　　對著大門道的影壁中間寫有兩個大字“　穀”遒勁有力，媽媽告訴我這是來自《詩經》裏的“俾　　穀”，我名字中的“穀”字就取自這裏，隻是後來簡寫成了“穀”。

　　1948年我才一歲就搬來了。聽媽媽說，這個院子是一位蒙古族王爺的，他在北京的房產有100多所，上好的院子在解放時就賣給了國家，除了現錢，光是公債就給了很多，有的甚至做了大使館，這所院子不過是他眾多房產中比較差的一座，所以就成了大雜院。我們住時由他的女兒掌管，也就是我們的房東，姓金。她每個月乘著一輛黑色的小轎車來收取房租，人很有氣派，燙發，腳蹬高跟鞋，高高的個子，手指上夾著一支香煙吸兩口就扔了。她吸的那兩口也就像現在的過濾嘴那麽長，從不多吸。院子裏的人都覺得可惜，也有的人會撿起來當做煙屁，繼續抽完。遇到下雨時，她還會穿著“玻璃雨衣”（上世紀50年代初對塑料雨衣的稱謂）來，這也讓院子裏的人大為讚歎，這樣一件雨衣的價錢在當時應該是十分昂貴的！我們交完房費，她就從隨身攜帶的精致小坤包裏拿出一本便箋，用那雖然不漂亮但仍很大氣的字，寫下收據並蓋上朱紅的印章，中規中矩。收完房租就離開，和房客也沒有太多的話。

　　我們家住在大門口，這個院子是大帽胡同路南的第一個門，離大街最近。我小時候經常玩耍的地方就是大門口、大門道，所以對於胡同裏、大街上的事情記得最清楚。從小就聽慣了胡同裏的悠悠叫賣聲，白天有賣菜的，賣臭豆腐醬豆腐的，賣幹炸丸子的，賣切糕、芸豆餅兒的，賣大小金魚的，賣小玩意兒的，賣針頭線腦兒的，賣梳頭油、胭脂的……有吹糖人兒的，捏麵人兒的，敲銅鑼耍猴兒的，耍把勢的，變戲法兒的，轉彩的……有叫喚剃頭的，有吹喇叭或搖鐵鈴（其實就是鐵板）帶吆喝“磨剪子搶菜刀”的，有打小鼓兒收舊東西的（這些人後來大都進了信托商店），有收破爛兒換洋火兒的，有鋦鍋、鋦碗、鋦大缸的，有焊洋鐵壺、修理鋼精鍋的，有拾掇皮鞋的……到了晚上有賣鐵蠶豆、炒黃豆、炒半空兒的（“半空兒”就是外麵塗上紅土、裏麵空半截的小花生，比大花生好吃），夏天有賣西瓜的，賣白蘭花、茉莉花的，秋天有賣水蘿卜的。那賣水蘿卜的車前總是要插上一朵用胡蘿卜、青蘿卜、白蘿卜、水蘿卜雕刻成的一朵花，煞是好看。冬天有賣餛飩的，賣糖葫蘆的，還有賣油葫蘆、蟈蟈的……

　　入了冬，我們總是要買一個蘿卜挖成提水的小桶，裏麵放上水，栽進蒜，提梁上拴上一根繩兒，掛起來，過一段時間，下麵的蘿卜長出了纓子，上麵的大蒜也長出了苗，紅紅的蘿卜皮，嫩綠的纓子和蒜苗，在寒冷的冬天，陋室裏也有了幾分春天的氣息。

　　有時住在裏院的街坊怕聽不見吆喝，尤其是冬天家家都緊門閉戶，就特地跟我媽說：聽見剃頭的叫我一聲，我們孩子該剃頭啦！我和媽媽都會留心仔細地聽著。

　　我們這條胡同裏廟多，小時候還經常能看到入殮的、出殯的、做道場的、放焰口的。雖然是喪事，但也非常熱鬧，走在隊伍前麵的是僧人，手持樂器吹吹打打，跟在後麵的是喪家，哭哭啼啼。最後也是我最愛看的，用秫秸搭架子糊的五顏六色的紙人、紙馬、紙船、紙車，金山銀山，紙人裏還有童男童女。據說送到西直門外一燒，死去的人就收到了。

　　小的時候，我最盼望的就是賣小玩意兒的老頭兒，胳膊上挎著一隻籃子，籃子上蓋著一塊藍布。揭開藍布裏麵有很多我喜歡的東西———玻璃球、洋畫兒、糖果、糕幹、尜尜、毽子，最吸引我的是小蒲包。那是用蒲草編的，裏麵有六件小點心，每一件隻有指甲蓋大小都是油炸的，看著很香。上麵還有一張大紅的門票，用紙繩捆起來，就像大人送禮用的蒲包一樣。可是我從來也沒有買過，買不起，太貴，要兩千元，就是2角。我最多也就隻能買一塊用粉紙包著的楊村糕幹，兩百元。那已是很不錯了。就是這些人不來，我們院子離護國寺、平安裏、新街口都很近，買東西也很方便。

　　夏天的晚上我們會拿個小板凳上大街，坐在油鹽店（後來改成了清華齋）門口很寬的便道上，槐花的香氣隨著陣陣晚風襲來，我會讓媽媽講故事，要不破謎兒讓我猜。有時我和街坊家的小夥伴在路燈下的婆娑樹影裏藏悶兒玩。上學以後每個暑假的晚上我都和燕生一起去護國寺撿西瓜子兒。人家吃西瓜，我們各拿一個盆接在下麵等著他吐瓜子兒，回家後洗幹淨曬幹，開學前賣給收購站，就賺足了我一學期的學費。

　　一個暑假的辛勞也賣不了一兩塊錢，後來同學告訴我別賣，留著冬天自己煮五香瓜子兒賣。在他的指導下，冬天晚上自己在家裏包好了一包包瓜子兒，我也挎個小竹籃到護國寺汽車站、電車站、人民劇場叫賣，一籃子瓜子兒很快就賣完了。那已經是1958年、1959年了。

　　在《北京晚報》創刊不久的一段時間裏，大雜院裏的姥姥和幾位大媽熱衷於買晚報，原因是那上麵有長篇小說連載《楊家將》。天天下午4時左右她們放下手裏的家務活兒，買了晚報讓我給她們讀，雖然我隻有四五年級，好多字還不認識，可這並不影響她們的理解和濃厚的興趣，讀完後她們還沉浸在故事中不願離去。

　　由於我們住在大門口，每天晚上都由我媽關大門，晚上10時許問一下全院的人都回來沒有？回來了就關上大門了。偶爾有誰回來晚了，就會叫門。我媽即使已經睡下了也要穿衣起身開門，從不耽擱。人家進門後都會小聲、客氣地說一句：給你添麻煩了，既表達了謝意，又不影響別人睡覺。後來有人怕吵醒我媽，就帶一把小刀從門縫伸進去撥動木頭的門插舌，進來後再關上。

　　這兒的地理位置非常好，房租也不便宜，所以住進來的人也非等閑之輩。有大學教授、中學職員、糧庫的工會主席、國民革命軍將軍的眷屬、資本家，還有一位上世紀50年初畫過天安門上主席像的畫家、著名服裝店的裁縫師傅……“文革”後才陸續搬來了街道辦事處幹部、退役的體操運動員、房管所長、基層商店領導。雖然身份不同、社會地位各異，但大家都能和平相處。這個院子的人也都非常上進，“文革”後期，我每次從房山回來媽媽都會鼓勵我：你看，人家嚴雷生考上了研究生，溫庭也當上技術員了，你也得努力呀！

　　1986年我離開了那個大院，以後多次回去。後來再回去看見大門、石墩都沒了，一問才知道，原來是日本人看著好，房管所就給賣了，換了一個鐵皮包木框的大門。可是那兩扇鐫刻著“述德乃嘉、繼善為樂”的黑漆大門、石墩和這個四合院都會永遠地留在我的記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