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革命黨誓約》——林伯渠，廖仲愷打手印 (圖)

《中華革命黨誓約》——林伯渠，廖仲愷打手印

　　林伯渠(1886—1960)，名祖涵，字邃園，臨澧縣修梅鄉涼水井村人。幼年隨父讀書。

　　1902年，考入湖南公立西路師範學堂，受該校創始人熊希齡的影響，閱讀進步書籍，思想日益開朗；並結識覃振、蔣翊武，立誌為富國強兵獻身。

　　1903年，林伯渠以第一名成績考上日本弘文學院。

　　留日期間，又結識孫中山、黃興、宋教仁、陳天華、廖仲愷等大批革命誌士，在東京加人中國同盟會。

　　1905年11月，日本文部省頒布《取締清韓留學生規則》，極為憤慨，毅然回國。1907年被派到東三省作聯絡綠林的工作，從事秘密反清活動。

　　後回湘參加護法討袁運動，失敗後於1913年5月逃亡日本。

　　1914年7月8日，林伯渠與林修梅一道參加在東京召開的中華革命黨成立大會。會 上，孫中山要求與會者在《中華革命黨誓約》上打手印，遭到許多人反對，黃興也提出異議，別樹一幟。林氏兄弟識大體，不拘小節，毅然打下了手印。

　　孫中山極為感激，稱“林氏兄弟，文武雙傑，將來必定有作為”。

　　吳玉章賦詩稱讚：“重組中華革命黨，伯渠襄讚著豐功”。

　　第二次留日，林伯渠除繼續他的法學研究外，還努力攻讀經濟學、財政學、簿記學、統計學和工業政策，渴望在中國“實行新經濟學理”。並結識李大釗，成為至交。

　　1916年2月28日，林伯渠受中華革命黨總部派遣回國參加反袁鬥爭。李大釗到江滬送行，並口占一絕相贈：“江別天涯未許愁，盡將離恨付東流。何當痛飲黃龍府，高築神州風雨樓”。

　　回國後，兩人書信往來頻繁，林伯渠開始接受馬克思主義。不久，他回湘出任湖南省政府財政廳長。

　　1920年，林伯渠出任孫中山元帥府參議。林氏兄弟二人在廣州創辦《革新評論》，傳播共產主義思想。

　　1921年1月，林伯渠經李大釗、陳獨秀介紹加入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繼續留在國民黨內工作。

　　由於林伯渠和孫中山關係密切，在推動孫中山的思想進步、改組國民黨和促進國共合作中起了很大作用。

　　1921年，共產國際的代表到桂林和孫中山會晤，就是由李大釗寫信給林伯渠從中介紹的，他本人還親自參與了會談；次年下半年，他又在上海和李大釗一起參加孫中山與蘇聯代表越飛的會談。

　　林伯渠參加國民黨第一、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當選為中央執委候補委員、委員、常務委員，兩任農民部長和武漢政府軍委會秘書長。

　　1926年3月20日，蔣介石製造“中山艦事件”後，林伯渠退出國民黨中央，出任國民革命軍第六軍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

　　1927年7月15日，寧漢合流，他赴江西參加南昌起義，兼任革命委員會財政委員會主席。

　　起義失敗後，受黨中央派遣，赴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他運用唯物史觀，研究中國的土地問題，於次年12月與吳玉章合作寫成數萬字論文《太平革命以前中國經濟社會政治分析》。

　　1933年冬，林伯渠由海參葳回國。翌年3月，進入江西中央蘇區，出任中華蘇維埃政府國民經濟部長、財政部長。

　　在長征途中，他擔任沒收征發委員會主任和總供給部長。

　　紅軍到達陝北後，他先任中央政府財政部長，繼任陝甘寧邊區政府主席。

　　他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領導邊區軍民積極貫徹中央的十大政策，建立三三製政權，實行精兵簡政，領導邊區開展大生產運動，進行經濟文化建設，把邊區建設成為模範抗日根據地。

　　1937年8月，被派常駐西安，任八路軍駐陝辦事處黨代表，集中精力從事統一戰線和對外聯絡工作，對推動第二次國共合作做出重大貢獻。

　　1945年4月，在黨的七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

　　全國解放前夕，受黨中央委托，前往東北迎接李濟深、沈鈞儒、譚平山、郭沫若等30多位民主人士到北京。為籌備新政協，建立新中國，殫精竭慮，辛勤工作。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林伯渠當選為中央人民政府秘書長，主持開國大典。

　　1954年9月，他當選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翌年5-6月，他到湖南視察，先後下到益陽、常德、臨澧等地，找基層幹部交談，開座談會。

　　在中期八屆一中全會上，林伯渠再次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

　　1957—1959年，他先後到廣東、浙江、江蘇等10多個省市自治區視察工作，逐漸覺察出一些問題。他在日記中寫下“腳踏實地，實事求是”、“留有餘地，力戒浮誇片麵”等一些針砭時弊的見解。

　　1959年7月參加廬山會議時，在自己準備的發言提綱中記有：“我們的不足，是既忽視客觀規律，又未能綜合(平衡)”。“其不足2_2，一部分是發展中的困難，一部分是我們的錯誤造成的，如‘刮共產風’，似乎一切都要翻一番，這是脫離群眾的。”

　　7月13日，林伯渠寫了一首《廬山即景》詩，抒發了對即將落在彭德懷頭上的厄運的憂鬱和憤懣之情，強調要尊重實事求是的規律，堅信曆史是由人民寫的：“五老峰頭氣象新，居高臨下一身輕。空中蝴蝶迷莊夢，大計熟籌間耦耕。花木怡然屬自我，陰陽終古影乾坤。規律客觀不可忽，自有群眾做結論”。

　　1960年5月29日，林伯渠病逝於北京，終年74歲。

　　林伯渠的著作有中央文獻研究室出版的《林伯渠文集》和《林伯渠同誌詩選》。他是一位熱情洋溢的詩人，陳毅稱“林老的詩情高韻美，可以傳世”。他寫的《夢返故鄉》被刻石嵌人中國常德詩牆。

　　在中共黨內，林伯渠、董必武、吳玉章、徐特立、謝覺哉被稱為“五老”。他們是最早入黨的一批中共黨員，終生為黨和人民的事業奮鬥，功勳卓著。林伯渠，這位中共“五老”之一，他的一生以忠誠和執著為後人書寫了許多鮮為人知的精彩故事。

　　在三個關鍵時刻，沒有走錯路

　　１９４５年３月，在邊區政府為林伯渠舉行的６０歲生日小型祝壽會上，應大家的要求，他回顧了自己的革命生涯。

他總結說，在三個關鍵時刻，他沒有走錯路：

第一次是辛亥革命失敗後，同盟會分裂了，在日本參加了孫中山組織領導的中華革命黨；

第二次是經李大釗等朋友的宣傳，受俄國十月革命的啟示，在１９２１年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前入了黨；

第三次是大革命失敗後，堅持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

　　林伯渠，名祖涵，號邃園，１８８６年３月２０日（陰曆２月１５日）出生於湖南臨澧。

１９０５年下半年，正在日本留學的林伯渠經黃興、宋教仁介紹加入了中國同盟會，從此踏上了中國民主主義革命的征程。

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爆發後，林伯渠在湖南做軍運工作，為推動湖南首先響應武昌起義，宣布獨立，作出了貢獻。辛亥革命失敗後，林伯渠參加了革命黨人武裝討袁的“二次革命”。

１９１４年７月，孫中山為了繼續革命，決定在東京改造國民黨為中華革命黨。當時規定，凡參加中華革命黨的黨員，都要打手印，宣誓效忠孫中山。

在許多老黨員對此表示反對的情況下，林伯渠為了革命能夠進行下去，同廖仲愷等少數同誌毅然打手印，宣誓追隨孫中山。隨後，他參加了反對北洋軍閥的護國運動和護法運動。

　　１９２０年底，正當林伯渠對舊民主主義革命道路益感困惑和絕望的時候，他得到了李大釗的幫助。在李大釗的介紹下，他在上海法租界環龍路漁陽裏二號和陳獨秀見了麵，並進行了多次談話。

次年１月，他加入了上海的共產主義小組，由一個舊民主主義者轉變成為一個新民主主義革命家。

對此，林伯渠後來在總結自己參加革命的曆史時說，“辛亥革命前覺得隻要把帝製推翻便可以天下太平，革命以後經過多少挫折，自己所追求的民主還是那樣的遙遠，於是慢慢地從痛苦的經驗中，發現了此路不通，終於走上了共產主義的道路。這不僅是一個人的經驗，在革命隊伍裏是不缺少這樣的人的。”

　　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之前，林伯渠按照黨的指示，前往廣州孫中山的總統府任職，他經常向孫中山宣傳、轉達中國共產黨的思想、主張，成為中國共產黨同孫中山聯係的一座橋梁。

１９２４年１月國民黨舉行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確立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完成了國民黨的改造。在這一過程中，林伯渠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他利用同孫中山的密切關係，安排李大釗、陳獨秀等同孫中山會晤。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同孫中山的會晤，就是由李大釗寫信給林伯渠作介紹，林伯渠居中聯係的。對此，吳玉章曾作詩讚揚：

　　十月光芒照萬方，聯俄聯共好主張。

　　中山改組國民黨，還仗伯渠作橋梁。

　　作為代表，林伯渠同李大釗、毛澤東等人參加了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他還被選為中央執行候補委員。１９２５年廖仲愷被刺後，林伯渠出任國民黨中執委和中央常委，直接參加國民黨中央的領導工作。

　　北伐戰爭期間，林伯渠擔任國民革命軍第六軍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他在軍內建立了共產黨的組織，注意提高部隊的政治覺悟和軍事素質，使六軍這支雜牌軍很快成為北伐戰爭中的一支勁旅。

１９２７年４月和７月，蔣介石、汪精衛相繼在上海和武漢發動“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變，瘋狂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轟轟烈烈的大革命中途夭折。

“七一五”反革命事變後，林伯渠的一位老友曾勸他登報宣布脫離共產黨，並表示願意保護他。對於這番“好意”，林伯渠“不經思索就毅然拒絕了”，並義正詞嚴地聲明：“要幹就幹到底，決不後悔，也不會計較將來個人的命運。”充分顯示了他堅定的革命立場和臨危不懼的革命精神。

隨後，他在南昌，參加了著名的南昌起義，向國民黨反動派打響了第一槍。

出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國民經濟部長和財政部長

　　１９２８年夏秋之交，林伯渠抵達蘇聯莫斯科，開始了為期４年的異國生活。

　　１９３３年春回到上海，輾轉來到中央蘇區，被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任命為國民經濟部部長。同年８月，兼任財政人民委員部部長。

　　此時的中央蘇區，雖然在軍事上剛剛取得第四次反“圍剿”的勝利，但在經濟上麵臨著嚴重的困難。

　　特別是糧食問題，由於國民黨的封鎖，加上中央蘇區上年遭受自然災害，糧食歉收，已經發展到十萬之眾的紅軍和根據地群眾麵臨著饑餓的威脅。

　　林伯渠采取積極辦法，除從穀米較多的地方采購外，號召大家用競賽的方法，在最近兩月每人要設法節約穀子一鬥賣給蘇維埃政府，支援革命戰爭。並開展以“倡辦糧食合作社”和“建造穀倉”為主的儲糧運動。在他的努力之下，蘇區的糧食儲量大大增加，對改善人民生活、支援革命戰爭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後，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被迫撤離中央革命根據地，開始長征，林伯渠隨軍出發。

　　在長征途中，林伯渠為保證紅軍部隊的給養，仍然擔負著籌糧籌款的重任。長時間的長途急行軍，林伯渠的麵容日益消瘦，臉色蠟黃，顴骨高高隆起，早已花白的頭發更加銀白，胡須也垂到了胸前。

　　麵對最艱苦的環境，他毫不畏懼，用自己的雙腳勝利走完了二萬五千裏的長征路。

　　“手舉馬燈照萬人”，他在長征中的光輝形象，隨著黃鎮畫筆下的《長征中的老英雄》而廣為傳誦。吳玉章讚曰：

　　回國參加蘇維埃，財經工作展宏才。

　　長征二萬五千裏，革命老人何壯哉！

　　陝甘寧邊區政府的“首腦”

　　抗戰爆發後，黨中央為了團結抗日，於１９３７年９月將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正式改稱為陝甘寧邊區政府，林伯渠任主席。

　　從這年開始，直到１９４８年，林伯渠一直擔任陝甘寧邊區政府主席，連任三屆。

　　林伯渠非常重視邊區的政權建設。１９４０年春，為調動一切力量進行抗日，毛澤東提出了在各抗日根據地實行“三三製”的政治主張。

　　陝甘寧邊區在林伯渠的領導下，從１９４１年開始在鄉、縣、邊區三級政權中進行了“三三製”的選舉。

　　剛開始，許多人對“三三製”不理解，特別是要把曾經被群眾打倒、但現在表示願意抗日的士紳吸收到政權中來表示不理解，甚至有的人還有抵觸情緒。

　　這時候，林伯渠就親自做幹部群眾的工作，向他們講清楚黨的抗日政策和實行“三三製”的意義，幫助他們打消了思想顧慮，促進了“三三製”政權的建設。

　　在１９４１年１１月召開的邊區第二屆參議會上，林伯渠再次當選為主席，陝北開明士紳李鼎銘當選為副主席。

　　１９４１年，麵對邊區出現的嚴重困難，林伯渠帶領邊區人民積極響應毛澤東提出的“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號召，開展了大規模的大生產運動。他親自帶頭參加邊區政府人員的生產活動，開荒種地，拾糞積肥，紡線種菜。

　　有個農民看見林伯渠每天起早拾糞，非常感動，就偏差兒子挑了兩擔糞倒在他的糞堆上，說：“您年紀大了，政府事情又多，以後我們就替您撿糞吧。”

　　林伯渠笑著說：“你們的好意我領了。我雖然年紀大些，在政府裏有工作，但大生產運動是黨中央的號召，我還要堅持拾糞，參加生產運動。我也是普通的老百姓嘛！”

　　在他的領導下，邊區軍民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把陝甘寧邊區建設成為模範的抗日民主根據地，建設成為新中國的“模型”。

　　林伯渠作為政府的“首腦”，在黨中央的領導下，勤勤懇懇，日夜不懈，為邊區的革命和建設，貢獻了全部的力量。

　　他十幾年如一日，以堅強的黨性、崇高的品質和大無畏的獻身精神，深得全邊區人民的愛戴和擁護。

　　著名的愛國將領續範亭曾賦詩讚譽：

　　林老奇逸人中龍，風流瀟灑有大度。

　　勝任愉快政多寬，不事吹求公令布。

　　童顏鶴發非導引，公餘且作長征賦。

　　漫天風雪巡洛郛，懷古不忘杜工部。

　　人人爭識林老頭，親切有如家人父。

　　燈前細談幾件事，米麵油鹽棉花布。

中共中央為他賀壽

　　１９４５年３月２８日，是陰曆的２月１５日，正好是林伯渠虛齡六十壽辰。為了表彰他在革命鬥爭中的功績，學習他高尚的革命品質，中共中央決定為他舉行祝壽活動，並致函祝賀。

　　同日《解放日報》發表了經毛澤東親自修改的中共中央為林伯渠壽辰獻的祝詞。祝詞稱讚說：“你是我國革命老戰士，自辛亥以來，在曆史進程中，你總站在革命的最前線。”“中國人民的解放快要勝利了，你的生日，將是中國人民最歡喜的一天。”

　　當天下午，中共中央辦公廳在楊家嶺中央大禮堂為林伯渠祝壽。毛澤東、朱德及黨中央、西北局、邊區政府的負責人都親臨祝賀。朱德、周恩來、張聞天的賀聯是：

　　鶴發童顏，老當益壯。

　　邊區政府副主席李鼎銘的祝詞是：

　　景運及三邊，喜四野回春，生產聲中宏教養；

　　壽星輝六甲，正百花生日，豔陽天裏競蒿呼。

　　林伯渠精神矍鑠，他在致辭中，以戰鬥的激情回顧了自己六十年的征程後，說：“在這條戰線上，我隻是一員戰士，一個老兵。如果說有什麽足以自慰的，那就是無論什麽時候，自己總是跟著進步的方向走，毫不顧惜地把那些注定了要衰亡的東西拋在後麵，同時在危難的關頭，總是和廣大人民站在一起，從他們中間吸取戰鬥的力量。這並不是個人有什麽值得誇耀的地方，是群眾教育了我，是黨培養了我，是革命實踐引導了我，才使我走上了今天這條道路。”他興奮地說：“今天大家在這裏替我祝壽，我在這裏給一切革命者祝壽，祝同誌們在鬥爭中鍛煉得更健康，為千百萬人民增添福壽和康寧。”

　　林伯渠作詩《六十自壽》一首：

　　我慚祖逖著先鞭，視息人間六十年。

　　不慣裝腔作樣子，相從奮鬥攢時賢。

　　握籌愧乏治平策，勵誌惟存馬列篇。

　　戰勝層冰與烈日，春風送暖入烏延。

　　開國大典的主持人

　　１９４８年１１月，為籌備新政協、建立新中國，中央決定調林伯渠到中央工作。林伯渠隨即告別了生活１４年之久的陝甘寧邊區，前往西柏坡。

　　１９４９年３月２３日，林伯渠和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等同誌，分乘汽車離開西柏坡，於２５日到達北平。

　　６月１５日至１９日，新政協籌備會在北平召開，林伯渠代理秘書長。

　　此時，林伯渠已經是六十三歲的高齡了，為籌備新政協，建立新中國，他不辭勞苦，有時連續工作２０多個小時。

　　他端端正正寫下了這樣兩句話：“為人民服務，為世界工作。”並鄭重蓋上自己的印章。

　　１０月１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林伯渠被推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秘書長。下午３點，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在天安門廣場隆重舉行。林伯渠主持開國大典，他以洪亮的聲音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禮開始！”

　　接著，毛澤東向全世界莊嚴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已於本日成立了！”軍樂聲中，毛澤東親自開啟電鈕，第一麵新國旗在新中國的首都冉冉升起。歡樂聲中，５４門禮炮齊鳴２８響。

　　麵對廣場上迎風招展的彩旗和歡樂的人群，站在毛澤東身後的林伯渠，靜靜地聽他用洪亮的聲音宣讀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從同盟會起走過漫長而曲折道路的林伯渠，滿懷激情，歡呼著新中國的誕生。

　　他高興地觀看了閱兵式和五彩繽紛的節日焰火，直到晚８點半才離開天安門。作為中央人民政府秘書長的他，立即投入到新中國建設之中，日理萬機，鞠躬盡瘁，為團結全國各族人民、恢複國民經濟、鞏固新生的人民共和國而操勞著。

　　他在第一、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當選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在中共八大上繼續當選為中央委員和中央政治局委員。

　　１９６０年５月６日，因嚴重的心肌梗塞，林伯渠住進北京醫院。數十年來養成的寫日記習慣，因病情嚴重惡化，在５月２５日寫下最後一頁日記後，再沒有力氣寫下去了。２９日與世長辭，享年７４歲。

　　來源：《黨史文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