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毛澤東“管家”講述毛澤東家庭財產真相(組圖)

(2008-09-20 02:27:40) 下一個

毛澤東“管家”講述毛澤東家庭財產真相(組圖)

發表時間: 2008年07月30日 11時05分        
本文地址: http://qzone.qq.com/blog/303169848-1217387141

        毛澤東“管家”講述毛澤東家庭財產真相

                    

                            毛澤東與管家吳連登合影


    劉 暢 采訪

    近期,社會上關於“毛澤東留有億元遺產”的消息炒得沸沸揚揚,毛澤東的稿費數量也由100多萬被逐漸炒至7582萬,甚至1.3121億,徒增了100多倍!更有捕風捉影者稱:“抗震救災中,就用了毛主席留下的稿費”。各種猜測一時風起,從毛澤東的稿費數量,一直蔓延到毛澤東的財產來源、家庭開支。

消息傳到毛澤東當年的工作人員那裏,他們義憤填膺。“毛主席的子女不方便出來講話,如果我們也保持沉默,太對不起主席了!”這些年事已高,早已是深居簡出的老人,決定一起出麵,“還毛主席一個清白!”

    在北京南長街,有一個名叫“澤園酒家”的餐廳,其名字是為紀念毛澤東曾居住生活過的豐澤園而起的,酒家的老板也是當年毛澤東身邊的工作人員。

 
 “澤園酒家”規模不大,掛滿了毛主席的珍貴曆史照片,這裏更像是毛主席的一個小型紀念館,每逢毛澤東誕辰,毛主席的親屬都會和主席身邊的工作人員到此,一起追思。
 

    見到毛澤東的管家吳連登,便是在“澤園”。

 從1964年到1976年毛澤東逝世,吳連登為毛澤東管理家政長達12年。在毛主席身邊的工作人員中,吳連登算是較為年輕的一位,也是“保養”得最好的一位。他說自己68歲,但說他48歲也有人相信。人們猜測,吳老是在毛主席身邊學到了“養生秘籍”,他也不否認,還笑稱,“是學了那麽點”。 

    吳連登告訴記者,關於毛主席遺產的問題,之所以謠言四起,還是因為一些人對毛主席不夠了解,“包括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的同誌也常找我,讓我給他們談毛主席的生活。他們說對毛主席的理論思想掌握得很多,但對主席的生活,知道的還是不夠。如果大家了解毛主席平時是怎麽過日子的,這些謠言不攻自破!”

 

吳連登近照   

    平板三輪帶我入中南海

    吳連登是江蘇鹽城人,1941年出生在一個“常年為地主當長工”的窮苦家庭。很多人好奇,這個和毛澤東遠隔萬裏的窮小子,為何能走進中南海,走進毛家?他又憑什麽本事,深得毛主席信任,掌握毛主席一家的財政大權? 

 如今回想,吳連登自己都覺得“像夢一般”。
 
 1958
年,吳連登小學沒畢業,就來到鹽城農機廠當雜工。不久,他考取了鹽城地委招待所,成為服務員。

  “都是打掃衛生,都是端茶送水,我的動作總比別人快一步。我一趟能拿10個暖水瓶,一手提4個,兩個胳膊再各夾一個。招待所離打水的地方一趟500米,我每天5點起床,就這麽來回跑,一個人負責整整一棟樓。” 

    1959年,北京人民大會堂建成,開始從全國各地挑選服務員。吳連登所在的鹽城隻有一個名額。領導挑遍了7個縣城,最後注意到了吳連登,開始默默觀察他。

 “突然有一天,領導把我叫進去,告訴我被選中去北京當服務員。北京在哪裏?有多遠?有多大?我都搞不清楚。” 

    吳連登就這樣“稀裏糊塗”地來到了北京,被分配到人民大會堂餐廳當服務員。來到如此繁華的首都,吳連登“傻了”,他還沒有回過神,嚴格的訓練開始了:“現在的服務員和我們沒法比。我們一個托盤裏要放菜盤、湯盆、各類酒,然後讓我們端著跑,如果掉下來,你就不能進餐廳服務。”

 不僅如此,吳連登還要學習各種知識,“了解每位中央首長的生活習慣,要眼勤手快,能從領導細微的表情動作,體會到他們的需求。” 

 吳連登哪曾想,剛剛熟悉了人民大會堂的環境,自己又被“盯上了”。 

 19615月,中南海服務科科長來到人民大會堂,要從近千名服務員中選拔兩名進入中南海。“他們在我們那裏守了幾天,看每個人的資料,從周邊了解情況,暗中觀察每個人領導在與不在的表現有無差別。”

 吳連登又被選中了,他永遠忘不了走進中南海的那一天。“中南海派了一輛平板三輪車來接我們,周圍擠滿了來看熱鬧的同事,我倆把行李放在車上,跟在三輪車後麵,一步步走進了中南海。” 

    進入中南海的吳連登“熱血沸騰,覺得什麽都新鮮,什麽都沒見過”。

 “我們的第一項任務,是熟悉中南海的地理情況、每位首長的情況、首長夫人和孩子的情況、每個活動場所的崗哨情況……用很短的時間,全部熟悉,全背下來。” 

    不久,吳連登在中南海頤年堂,第一次見到了毛主席。“毛主席有個習慣,開會他基本上是第一個到,他要和陸續進來的人,有麵對麵交流的機會。”

 這天,毛主席來後,吳連登被派去給毛主席上茶。平常業務熟練的吳連登,手抖得厲害,等走到毛主席麵前,茶已經灑出了一半。 

    “毛主席有個習慣,凡是第一次見到的人,他都會盯著你看,問你的情況。

 主席問我:‘你是新來的吧,叫什麽名字?’我說我叫吳連登。主席問我的名字是誰起的,我說是一個和尚。主席笑著說,‘一聽就不是父母給起的,這個名字好’。主席又問我是哪裏人,我說是江蘇鹽城來的。他說,‘奧,鹹城來的’。我說‘不對,是鹽城。’主席笑了,‘唉,那不就是鹹城嗎?”毛主席這麽幽默,我就沒那麽緊張了。” 

    此後的3年,毛主席接見外賓、開會,吳連登服務過多回,但毛主席再也沒有問過他一句話。 

     1964年國慶節那天,22歲的吳連登正在天安門城樓上服務,毛主席身邊的護士長找到他,“大登,主席叫你呢!”

 吳連登有點發愣,不敢相信。“來到主席身邊,主席堅持讓我坐在他旁邊的沙發上。主席說,‘你不就是那個鹹城人嗎?我可記得你喲。’我有些惶恐,又介紹了自己的姓名。主席說:‘我要和你商量點兒事,想請你到我家去工作。因為我身邊有許多事情,家裏也有許多事情,都沒有人做,我想請你,能不能給我幫幫忙?’當時,我既緊張又感動,主席竟然這麽客氣,請我幫忙。我激動地說‘好!’,就這樣我進了毛主席的家。”



毛主席在中南海禮品庫的上繳清單之一


            主席倉庫裏的“遺產”

    來到毛主席家,吳連登最初的工作是負責處理雜務,搞衛生、整理庫房、幫助打水送飯。

 “主席的房子是一個大概200多平米的四合院。家裏還住著江青、李敏、李訥,以及江青的姐姐和她的女兒。” 

    吳連登說,毛主席家的倉庫大約有十五六平方米,房子很破,一直沒有維修過。倉庫裏有6個木製的舊櫃子,主席3個,江青2個,還有一個小的放著毛岸英的東西。

 “現在想起來,我都想流淚。很多東西是從延安帶過來的,有主席穿的大棉襖,破的不能補的衣服,換下來的毛巾、襪子、襯衣……還有一些主席的毛衣和毛褲。他進城後身體發胖不能穿了,就讓我們想辦法拿到毛衣廠去加邊改肥。連他在延安時期剩的毛衣線頭、補衣服的補丁,兩個大包裹,全都帶回來了。我們不敢扔掉哪怕一點,後來給主席補毛巾被、補內衣什麽的,就從這裏翻著用。” 


    吳連登還記得毛主席蓋的毛巾被,最多打過73個補丁。“補丁全是用的舊毛巾。連襪子也補。我們補的針腳大,就動員主席買新的,要不接見外賓,一拉褲腿,針腳就露出來了,但是主席不同意。還記得主席去世後,1993年我來到韶山,又去看主席的遺物,當看到主席的衣服,我忍不住哭了,都是舊的,這就是一個國家的主席啊!”

 吳連登在毛主席家的倉庫裏,既沒有看到過值錢的用品,也沒有發現一件禮品,更別說是金銀首飾了。 

    “豐澤園的院子年久失修,牆皮脫落得厲害,有一次,工作人員沒跟主席說就修了,主席知道後非常生氣:‘花錢的地方太多了,怎麽花在這個上麵?’主席抽煙多,火柴用的多,我跟他12年,沒見他用過一個打火機。他講禮貌,從不衝著別人劃火柴,都是朝裏劃,火柴盒這邊劃完了,再劃那邊。開始我們把舊火柴盒扔了,他一看換成新的就問:“舊的哪兒去了?那盒子還是好的嘛。”

 我們就明白了,去買散裝的火柴放到裏麵,再用毛筆把磷刷上。他一看:“哎,這好!”他吃飯時,飯掉在桌上,他揀起來放在嘴裏,我親眼看到的。他說:‘農民們現在很苦。’主席一直惦記著人民,直到70多歲生病時,他還派人到門頭溝去了解煤礦工人是不是工作條件好了,矽肺病是不是少了。” 

    吳連登給毛主席收拾房間,一般都在晚上九、十點鍾。“主席隻有到這時候,才出屋換換空氣或者是去中南海遊泳,這是我最忙碌的時候。”

 吳連登最費心的,就是收拾床鋪。

 “主席的臥室基本也是辦公室。他的床上堆滿了書,有的夾著紙條,有的翻在某一頁,橫放、豎放的都有。一定要記住,無論換床單還是擦灰,原來書是怎麽放的,在什麽位置,絕不能變,絕對要保持原樣。絕不能出現因為做了清理,而讓主席找不到書的情況。”

 有時到外地出差,吳連登要把主席帶的書打包,但吳連登能做到:主席在外地的床上和在家中的床上,物品的擺放一模一樣,絲毫不差。 

 這就是吳連登的本事。1968年,吳連登被正式任命為管理員,毛澤東將自己的工資、家中的各項財政支出,都交給他全權管理。



毛主席的臥室幾乎就是他的工作室


          毛主席和江青AA

      給毛主席當“管家”,吳連登遇到的最大難題就是:主席的工資總不夠用。

 “很多人不信,國家主席還這麽緊張?毛主席的工資404.80元,每月的固定開銷:黨費10元;主席的房屋包括家具全是租用的,一月費用84元;兩個孩子的學費,原來每人15元,隨著物價上漲,提高到每人30元,這些錢都由毛主席負擔;江青還有一個姐姐住在這裏,每月生活費30元,也由主席支給;冬天還要取暖費30多元。大約固定花銷為200多元。” 

 江青的工資,也由吳連登管理。“江青的工資是243元,工資領回來我就記到賬上。她的個人花銷由她自己負擔。主席的賬我叫一號賬,江青的賬我叫二號賬,他們都是各花各的錢,這是主席交代的,就是通常所說的AA製。所有的采購花銷由我來辦,然後晚上回來記賬,從牙膏、手紙到菜錢,都要詳細記錄。每個月原中央辦公廳副主任張耀祠要簽字,定期給主席看。”
 

 吳連登算著毛主席的幾大開支:“主席吃飯每月100元左右,哪怕是從中南海供應科拿回的一棵菜,也要付錢。主席還有很多民主黨派的朋友,請黃培炎、章士釗他們,也是主席自己掏錢。

 另一個開支是抽煙,每個月將近100元,還要有幾十元的茶葉。主席在外麵開會,我總要帶著茶葉去;如果沒帶茶,就算是在大民大會堂開會喝一杯茶,臨走主席就要付給他們一杯2角錢,這對主席家來說,也是不小的開支。” 

 吳連登說,原本毛主席領取的是國家一級工資,總數是610元。1958年後,國家遇到了困難,他帶頭將自己的工資從一級降到了三級,404.80元。“一直到主席臨終的時候,這個數目再也沒變過。” 

 毛主席沒有其他方麵的補貼嗎?”記者問。

 吳連登肯定地回答:“沒有。主席還不如我們工作人員,我們出差和加班還有補貼,但是主席除了工資,沒有任何一點額外收入。他說他不能開這個頭。”

 吳連登有時也很為難,“我們去外地出差,人們認為能請主席吃頓飯,是莫大的榮幸,但是過後我都會去把飯錢補上,這是主席的硬規定,沒人敢違反!他說,如果他走到哪裏都付帳,下麵的人誰也不敢不付。”


 毛主席還有一筆開支,經常有湖南老家來人,有的是經濟困難,有的是來看病,他們的交通食宿和走時帶的一點生活費,也都由毛主席負擔。

 “所以錢很緊張,我說這個家不好當。錢不夠用時,我隻能為難地去找毛主席。每一次我都拿著賬本,先給他逐一匯報這個月的開銷,主席一看我的架勢,就會問‘錢又不夠用了?’然後我要自己打報告,後麵附上賬單,一筆筆,清清楚楚,主席簽上字,我才能到中央特別會計室去領主席的稿費。但也不能月月如此,那就是我管家的失職,所以主席家的錢最難管。” 

 
   至於江青這一邊,吳連登說,江青最大的支出可能是購買攝影器材和衝洗膠卷。

 “江青自己不摸錢,毫不誇張地告訴你,甚至有一次,她讓我拿三元麵值的人民幣給她,我們國家哪裏發行過這種錢?女同誌需要打扮,她經常讓我去給她改一些衣服,或者購置一些東西;沒錢的時候,她也會把白色的衣服染成灰色,再過段時間又染成黑色來穿。有人說江青拿牛奶洗澡,這個在毛主席家裏是沒有的,我負責采購,沒有買過那麽多牛奶。江青當年生活上用過的比較奢侈的東西,就是發膠。當時我不知道這叫什麽名字,噴在頭發上有泡沫的那種,非常難買,隻有友誼商店可以買到,每次都是我去。”
 

    吳連登記得,江青的開支也很緊張。“總之整個毛家每個月都過得緊巴巴的。江青喜歡京劇,常叫一些京劇界的朋友來開會。但她每次都是中午十一點散會,下午接著開,讓他們都回去吃飯,減少開支。後來,江青因為錢不夠花,還曾欠過新華社8000塊錢。” 

 10塊金表和31.5公斤燕窩

     吳連登“管家”的範圍,還包括管理毛主席的禮品。“外賓來訪贈送的禮品,再珍貴的主席都要交到禮品庫,從不據為己有。他說,這些東西不是送給我的,是送給中國人民的,如果你吳連登在這個位置上,人家也會送給你的。” 

    這些禮品中,珍珠瑪瑙、金銀翡翠都有。“送給主席的金表我就收過10塊,都是外賓來訪贈送的瑞士、羅馬的高級貨。但這些重要的禮品,主席一律要我送到中南海禮品庫登記、備案。禮品如果要用,要打借條。” 

    吳連登和毛主席的禮品對賬,都是晚上主席在院子裏散步時進行。“我按慣例把禮品擺在藤椅上,逐個給主席匯報。一般吃的東西主席就讓拿到食堂去賣,再把錢寄還給人家(送禮的人)。數量少就送給司機班,或是別的地方。沒有一次聽說是給李敏、李訥的。他的孩子偶然好奇的拿起來看一看,然後就放回去了,從沒有一個孩子要過。” 

    吳連登說,1945年以前,毛主席沒有手表,重慶談判時,一下飛機,郭沫若發現了。“為了讓主席掌握好談判的時間,他就把自己的表從腕子上摘下來,主席欣然接受,這塊表一直用到1969年。表越走越慢,有一天主席說:‘我這個表要拿去修修了。’我就向禮品庫借了一塊表給主席暫用,汪東興從禮品庫中拿了塊金表,主席說:‘借東西要打個借條,這塊表修好了再還回去。’主席借用了金表兩個月,我就還回去了。” 

    吳連登還記得,幾乎每年,金日成主席都會給毛主席送來幾十箱乃至上百箱的蘋果、梨和無籽西瓜,“大的西瓜重達五六十斤,退回去肯定不合適,他就讓秘書開一個名單,將水果分送中央各位領導人。”

 “1964年前後,印度尼西亞掀起了迫害我國僑胞的浪潮,政府義不容辭地出麵保護了他們。僑胞們為了表達感激之情,給毛主席送來了重達31.5公斤的燕窩。那種極品燕窩,現在真是難得一見,且不說今天每斤需萬元以上,就是在當時,也得四五百元一斤。” 

    毛澤東毫不猶豫地指示:“把它們全部送到人民大會堂招待外國人。”秘書徐業夫試探地說:“主席,是不是家裏留點……”毛澤東擺擺手,打斷了他的話:“一點都不用留,全部送走。”於是,這31.5公斤燕窩一克不少地送到了人民大會堂。

 10多後的1975年,吳連登看到年邁的毛主席行動不便,咳嗽哮喘,外加心力漸漸衰竭,身體非常不好。他就向張耀祠提出要給毛主席增加營養,最好能弄點燕窩燉湯。“張耀祠找到了人民大會堂黨委書記劉劍,這才發現當年的燕窩尚有7兩。經汪東興批準,我打了收條才取回中南海。我每次瞞著毛主席在湯裏加一點,直到他去世,他也不知道他自己終於享用了那31.5公斤燕窩中的7兩。” 

 吳連登大概估算了一下,他管賬的12年裏,主席買書共花去8000元,家裏的錢一直比較緊張。 
 
 為了節約開支,毛主席的飯也是和江青以及孩子們分開的。“主席有個小灶,他對家裏人說,小灶是人民給我安排的,你們都無權享用。他的女兒都和我們一樣到中南海的食堂排隊打飯,全家一個星期團聚一次,在周六晚上。”

 吳連登感慨,毛澤東的子女都不是好當的,“主席對他們要求非常嚴格。每次周末吃飯,孩子在社會上聽到什麽要講給爸爸聽,讀了什麽書也要講出來,如果毛主席有看法就交流一下,緊接著布置任務,還要讀什麽書,下個禮拜再來講。這頓飯一般吃的時間比較長。” 

    吳連登對毛主席的孩子印象特別好,“他們不霸道”。“主席對他的孩子們說,‘在我身邊工作的都是我的同事,是你們的叔叔阿姨’。李訥比我大,現在還叫我叔叔,我說快別叫了。她堅持說,‘那不行,這是我爸立下的規矩,不能變。’” 

 毛主席的兩難

    除了管錢難,吳連登所有的心思都用在了改善主席的夥食上。

 “主席的正餐一般是四菜一湯,一個葷菜,一個魚,一個半葷半素,一個全素。每天的食譜、菜品采購,都由我來定。我的責任重大,如果主席因為吃不好而生病,我沒法向全國人民交待。”

 讓吳連登感到苦惱的是,毛主席從來不對飯菜發表任何意見,也從來不主動說想吃什麽。

 “有時我們說,‘主席,加點菜吧。’主席就說,‘吃這個很好了,很多人還吃不飽飯哩。’他說中國不缺我毛澤東吃的,但如果我拿了國家的錢,部長們、省長們、村長們都可以拿。他用自己的行為培養了廉政的作風。” 

 
   吳連登說,毛主席有兩難,吃飯難、睡覺難。不提醒他吃飯、睡覺,他的文件永遠看不完。

 “毛主席的作息時間和我們普通人完全不同,他每天要工作20個小時,常常是中午才吃早飯。到了晚年,如果不用安眠藥,主席幾天都毫無睡意,腦子裏全裝著各種事情。”

 按照護士的吩咐,每次毛主席吃完安眠藥後,吳連登都要給主席準備一餐,避免對身體造成損害。“有時候用了一次藥,主席沒反應,幾個小時後還要再用一次,有時用三回都不管用。” 

    讓吳連登驚訝的是,後來護士給毛主席開了一種強烈控製神經的藥物叫“水化氯醛”,毛主席就靠它入睡。

 一次去武漢開會,累得幾天沒合眼的吳連登,將主席杯底剩的一小口催眠藥喝了下去,“我當時立刻就失去了知覺,不省人事。如果要是用主席那麽大的量,我估計都醒不過來了,可見主席的工作強度。” 

    為了避免等候主席吃飯,飯菜涼得快,吳連登專門訂做了瓷碗。“後來有人傳言,說主席有專用的瓷器,其實不是。

 主席原來用的碗是景德鎮的,有一次他說:‘我們湖南臨澧,那個地方的瓷器很不錯。’我很快訂了臨澧的瓷器,讓最好的工匠來製作,一個碗重124克,很輕很薄。主席第一次拿這個碗很高興:‘這好啊!鄉情啊!’”

 吳連登說,主席的胃口隨著國內外形勢的變化而變化,“我們每天翻大參考,一有大事,就要以素食為主——這時主席吃不下飯,葷的肯定不行。” 

    除了四菜一湯,吳連登還準備了四個小碟。“一碟蒜泥,一碟辣椒,這是每餐必備的。還有兩碟是兩道其他的菜,如果主席吃了,我心裏就有譜了,明天就做給主席吃。因為主席不允許剩菜,做的不可口浪費了,決不允許。” 

    吳連登糾正外麵的傳言,“有人說毛主席愛吃紅燒肉,但他絕不是天天吃、每周吃,我們安排一個月吃兩三次。主席平時吃雜糧、青菜比較多,幾乎每天要吃一個紅薯,一個玉米。中南海以前在玉泉山有個地窖,每年會存放這些東西,我就是從那裏買回來的,一年四季不斷。” 

    吳連登說,毛主席喜歡吃魚頭,如果中南海打了大魚,他就去買來,把魚頭弄下來。“但剩下的魚身子,卻不能留下給孩子們吃,要再去賣給食堂。我還要用賣來的錢,給主席購置其他的蔬菜。家裏就是這麽緊張,一點不假。”

 吳連登說主席從沒有補過鈣,但他有個好習慣,愛吃小魚小蝦,愛吃肉皮,這可能也是主席長壽的秘訣。 

    吳連登說,毛主席一生吃、穿、用都沒有講究;主席的家裏也沒有一件擺設,更別說是什麽古董玉器了。

 主席唯一在生活上有要求的,就是煙和茶。

 “茶葉,主席一直喝龍井。但抽煙,卻讓我們費盡了心思。”

 吳連登介紹,主席戰爭年代抽過旱煙,抽過從國民黨繳獲的紙煙和其他雜牌煙。解放後,還抽了幾年的三五牌香煙,也抽過中華、熊貓。但1969年,主席對雪茄產生了興趣。

 “有一次,主席在遊泳池召集領導們開會,旁邊坐著李先念,他抽著雪茄煙。主席總是看他,眼巴巴地看著。一般開會沒人給主席遞煙,李先念那天給了主席一根。主席接了過來,他說,‘先念啊,你抽這麽好的煙,也不告訴我。’

    從這之後,吳連登開始四處打聽李先念抽的雪茄。

 “它不是國外進口的,是成都一個老師傅自己卷的。我們把他請到了北京,專門給主席卷煙。這個雪茄煙有個缺點,抽了容易引起咳嗽。為此,我們在裏麵加了一些止咳化痰的中草藥。我們還考慮,主席畢竟年齡大了,又有煙不離手的習慣,為了保證安全,不引起火災,這個煙加了一個特殊的工藝,在30秒之內不抽,它就會自動熄滅。”

 吳連登感慨地說:“如果非要說主席有什麽特權,享受了什麽生活。那麽這個抽煙,就是主席唯一的一點要求和喜好。主席去世後,我坦誠地講,家裏沒有剩一分錢存款。”
…… 
  
 采訪進行了6個小時,吳連登絲毫沒有倦意,每每提起主席,他總是情緒激動。

 “我尊敬主席,也崇拜主席。我一個小小的管理員,不敢全麵評價毛主席,但我希望能通過這些微小的側麵,讓大家了解中國的偉大領袖!”

  吳連登將自己多年的情感,寫成了一首短詩,“推倒三山填苦海,肅清五毒滌汙塵,領袖家中無私產,古今中外第一人。”  
    

(記者 劉暢)
[ 打印 ]
[ 編輯 ]
[ 刪除 ]
閱讀 ()評論 (0)
評論
博主已隱藏評論
博主已關閉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