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不清道不明的那場大饑荒

綏德德漢《轉自王銘三老師的博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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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不清道不明的那場大饑荒（1）2008-08-29 16:49

前言

每當我參加飯局，看到有些人一邊用牙簽剔著牙，一邊瀟灑地說“不要主食了”的時候；看到滿桌子剩下的飯菜，被服務員倒到盆子裏的時候；看到東道主有人要打包，有人不耐煩地催促：“算了吧，就這，至於嗎？”的時候；看到大學生食堂的垃圾桶裏一堆多半個饅頭的時候；看到姑娘們在痛苦地減肥的時候……

我就不由得想起了五六十年代的那場大饑荒。

◆ ◆ ◆ ◆

那是一場說不清楚，道不明白的大饑荒。不要說沒有經過那場大饑荒的年輕人鬧不明白，就是經曆過那場大饑荒的老年人，也有許多事情沒有鬧明白。

難怪現在有些年輕人對那場大饑荒不理解，甚至懷疑那場大饑荒的真實存在；也難怪經常有些年輕人各拿各的材料爭論不休，甚至到了互相攻擊的地步。

因為經過那場大饑荒的老年人，他們不能用現在青年人的思維邏輯說明那場大饑荒，他們不能解釋現在青年人對那場大饑荒的疑問，甚至他們自己對那場大饑荒的許多事情也都百思不得其解。

◆ ◆ ◆ ◆

前些日子，有兩撥人在煞有介事地辯論，那場大饑荒是不是餓死了3000萬人，辯論的結果自然是不了了之，因為這本來就是一場毫無意義的辯論。

請大家想一想：

在第一個層麵——事實上：假如我們把一個人鎖在一個有溪水的山洞裏，不給他一點飯吃，若幹天後我們再去看他，發現他已經死了，那時我們誰都可以肯定地說：“他是餓死的”。

假如我們把一個人鎖在我們身邊的一個籠子裏，供給他足夠的水，就是不給飯吃，過幾天他發燒了，我們就給他打針吃藥，幾天以後，他還是死了。那時我們就會有人說他是病死的，因為醫生一直在給他打針吃藥；有人說他是餓死的，因為饑餓把他的抵抗力破壞到了零。

所以，你可以說他是餓死的，也可以說他是病死的，因為他是起於餓而終於病。

在第二個層麵——證據上：在中國，能夠出具死亡證明的，隻有兩家，一家是醫院，一家是公安局。

不要說在那個年代，沒有人有膽量敢給人開出“饑餓死亡”的證明，就是醫學上，也沒有“饑餓死亡”這麽一個名詞呀，所以，“餓死”就成了查無實據的事了。

連餓死人都說不清楚了，還能說清楚餓死了多少人嗎？

在第三個層麵——結論：如果我們在“餓死”還是“病死”，餓死三千萬還是二十萬上糾纏不休，就永遠也得不出什麽結論，所以我們滿可以不談“死”，而隻談“餓”，這總可以了吧？

一、大饑荒的信號

1965年，北京大學有一個班的學生到四川營山縣搞四清，按照當時的程序，先要由苦大仇深的老貧農作憶苦思甜報告，對大學生進行階級鬥爭教育。一位老貧農站在台上，剛剛說了一句“提起我在舊社會受的苦，那是三天三夜也說不完哪！”就開始哽咽起來，一會，突然出人意料地蹦出來一句：“五八年哪，把老子餓慘嘍”。

這是我的一位同事他們鄰村的事，他是在1970年給我們講的。當然後來這樣的傳說聽得多了就真偽難辨了，但是它說明了饑餓是從1958年冬天開始的。因為有三個旁證：

一是1965年到1966年，我們單位在四川招收了四批工人，在談話中經常聽到這樣的問答：“你父母都在吧？”“我父（母）親五八年沒過關”。後來我才弄明白，所謂的“沒過關”就是沒有過糧食關。

二是廬山會議反右傾是1959年，那時已經有了“青壯煉鋼鐵，收禾童與姑”的詩。

說不清道不明的那場大饑荒（2）

2008-08-29 16:50

三是我自己的親曆——凍土豆給了一個饑荒的信號。

1958年秋，我們北京39中和低壓電器廠實行“廠校合一”，我們初三年級的學生就成了“半工半讀”的試驗品，穿工作服背書包，到職工食堂吃免費餐，就成了我們既不同於學生也不同於工人的特殊標誌。

冬天到了，食堂裏來了一批凍土豆，廠裏開了大會，號召大家要把吃凍土豆當成一項政治任務。

凍了的土豆，永遠不會爛，永遠帶苦頭，不知是誰的發明，切成塊炸著吃，當你還沉浸在油炸的芳香中的時候，又苦又硬的凍土豆就已經糊裏糊塗地咽到了沒有味覺的肚子裏了。後來這個經驗還得到推廣，北京的凍土豆大多是經過油炸以後吃掉的。

回到家以後，就沒了凍土豆。因為在單位食堂吃飯時，是革命職工，有幫助國家分憂解難的義務，而回到家中就成了革命群眾，所以就受照顧和保護了。

街道也開會告訴居民，因為郊區農民為了大煉鋼鐵，影響了秋收，把土豆凍在底裏了，我們今冬就必須吃凍土豆了。

但是單位必須按照分配的數量買凍土豆，而老百姓則是自願買凍土豆，大家都在單位吃過了，誰還再買呀？所以我們晚上回家以後，還是可以吃到新鮮菜的。

那時，學生食堂是不吃凍土豆的，隻有我們半工半讀的學生因為是在職工食堂吃飯，才吃上了凍土豆。

參加工作以後，聽農村的同事說，五八年是豐而不收的一年，年景確實是比一般年好得多，但是勞動力都上山煉鋼鐵和修水利去了，等這些勞動力回來以後，莊稼已經都爛在地裏了。

但是，北京五八年還沒有挨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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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九年的暑假，北京街頭上出現了一景：一到九、十點鍾，小飯館門口就有中年婦女在排隊，等著吃中午飯，三、四點以後又排上了。原來她們都是郊區的農民，出來吃一天再帶回去一些，家裏一天就能省一斤多糧食。

等到職工下班以後來吃飯了，前麵早已排上了長長的大隊，好不容易捱到了，已經是有菜無飯了，因為農民很少買菜。

後來經過層層向上反映，從1959年秋，北京的飯館開始收糧票了，而且是先交錢和糧票，然後才給你上飯，這個辦法一直延續到改革開放。

我考上了地處遠郊區的一個中專，學校管飯，而且是“大夥”，就是菜定量，一桌一瓢，有臉盆的四分之一，十個人分，主食就隨便吃了。十五、六歲的小夥子，趕上改善生活，吃包子、油餅什麽的，一頓吃二斤的都不希奇。

那一年，可以說是最舒服的一年，離家在外沒了拘束，又猛吃猛喝，再加上不斷的勞動鍛煉，身體都得到了有益的發展。

凍土豆和飯館門口排隊吃飯的婦女，根本就沒有使北京人產生饑荒將臨的預感，不知愁滋味的豈止是少年，我看應該說是城裏人吧，他們錯過了許多存糧的機會。

說不清道不明的那場大饑荒（3）

2008-08-29 16:51

二、大饑荒突然來了

1960年的11月，一年級新生剛剛吃了兩個月的大鍋飯，學校就號召大家節約糧食了，熱血青年以為這是一場運動、一場考驗，大家都按照平時的飯量紛紛報出自願減定量的斤數，最多的竟減了15斤。最後班主任老師宣布男女生都從原來的36斤減到33斤，個別的大個男生34斤。後來才知道，北京市基本上都是定量壓縮3斤。

“節約糧食”、“壓縮定量”剛剛完成，天就開始冷了，我們好象從一個世界，突然來到了另一個世界。商場的貨架子上已經沒有多少可買的東西了，隻有顏色非常令人討厭而又價格不菲的毛凡爾丁的女褲在那裏值班；宿舍裏的暖氣怎麽燒也是溫都爾汗，據說是煤裏矸子太多了；“進口貨”都憑票了，水果也隻有工藝美術櫃台裏才有蠟做的蘋果、香蕉、大鴨梨。前幾天還繁榮得一塌糊塗，今天就突然一片肅殺，清冷的大街上隻有冰棍，冬天賣冰棍就是從1960年開始的。

學校當時實行的政策是，每人每月發一張飯卡，每天9兩，早上2兩，中午4兩，晚上3兩，這部分稱為“固定糧”。餘下的定量就發飯票，稱為“機動糧”。這也是為了保證學生能夠正常生活的積極措施，無論是你計劃不周還是不慎遺失，即使你沒有了“機動糧”，每天總還有9兩的“固定糧”保證你能吃上飯。

參加工作以後，走的地方多了，接觸的人多了，這才知道，在北京，我們這些學生是受照顧的，在全國，北京又是受照顧的。我們的定量，在那個時候，也許是全國最高的了。長沙鐵道學院的學生才27斤，我們單位的技術員才24斤，我都餓成那個樣，他們就可想而知了。

餓是什麽滋味，實在是不好描述，但是我要告訴大家的是，饑餓能夠產生火氣。所以剛開始餓的時候，有一兩個月的時間，吵架的特別多。因為我餓得心裏煩，看什麽都別扭，尤其在我麵前吃喝，最容易勾起我肚子的哀鳴，一股子火就竄上來，朝著那個正在吃喝的同學宣泄過去，那個同學也正有氣沒處撒，於是就由吵到罵再到打。

後來大家都吸收了經驗，隻要你不打算與大家共同分享，就自己找一個沒人的地方，偷偷地吃去吧，有一個同學說：我現在可知道饑民造反為什麽有那麽大力氣了。就是他的話提醒了大家。

學習的後山上，有許多的黑棗樹，我們就到樹下揀黑棗，誰知那東西吃多了上麵冒酸水，下麵大便幹燥，不少同學為此坐下了脫肛的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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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學校衛生室門前，一到下課的時候，總有一些女生在瑟瑟的寒風中排隊，說話嘀嘀咕咕，表情神神秘秘，動作偷偷摸摸，好象有什麽不可告人的秘密。男生要到衛生室去，總要受人多勢眾的女生們的排擠，於是男生們就齊心協力要獲取女生的秘密。

後來知道了，是衛生室在向她們發煮豬肝，用天平秤好每人一份，而且要求必須當時吃完，不能帶出去。這下子男生不幹了，要求學生會主席去找校長討個說法，問他為什麽不能對男女生一視同仁？

校長樂嗬嗬地告訴麵前的這些男同學，因為饑餓的原因，女同學營養不良，已經沒有月經了，北京市衛生係統統一向女學生發煮豬肝，又怕她們不舍得吃，所以就規定必須由醫生監督她們。等到同學周末回家時，就聽朋友說他們學校的女生也在偷偷地吃煮豬肝，於是這個風波就過去了。

就在大家饑餓難耐的時候，發現新上任的食堂管理員長胖了，不由得對食堂的分量提出了新一輪的質疑，就在紛紛攘攘之際，管理員老師住院了，說是得了浮腫病。後來，得浮腫的人多了起來，隻要得到醫生的確認，就可以從食堂領出一斤黃豆，二斤帶魚來，於是就有了“浮腫豆”、“浮腫魚”的叫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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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糧食少的情況下，還要吃得飽，於是各家都使出了自己的高招。有的就把晚飯全部改成喝粥，而且裏麵摻了不少的菜葉；有的在麵條煮熟了以後，放在涼水裏多泡一會。

報紙上也介紹了不少的方法，我記得最奇妙的是“雙蒸法”，好象是把玉米麵或大米，先在鍋裏幹蒸一遍，晾涼了以後加水再蒸。

我們家試過幾次，蒸出的米飯、窩頭確實是顯得個大、量多，就是不抗時候，餓得更快。後來報紙又說，它膨脹了體積，可損失了營養，以後就沒有人采用了。

沒有多久，玉米麵就見不到了，窩頭變成了深棕色，因為當時塑料工業剛剛發展，塑料涼鞋都是那種深棕色的，所以大家都把這樣的窩頭叫“塑料”。這種窩頭涼的時候很硬又很有彈性，可在熱時卻很軟很粘，於是又改稱為“膩子”，一直叫到畢業。後來聽說這是燕麥磨的麵，因為蘇聯逼我們還債，拿燕麥換我們的小麥，所以我們吃燕麥，就是反對蘇聯修正主義的具體表現。現在，燕麥是糖尿病人的優秀食品了。

後來又吃“麩子麵饅頭”，也叫“全麥粉”。那時的標準粉是八五粉，就是100斤麥子出85斤麵，“全麥粉”就是把那準備喂雞的15斤麩子全放進去了，所以蒸出來的饅頭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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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郊區悄悄出現了無形的“黑市”，0,11元一斤玉米麵賣2.00元，近20倍，而且還要人托人地悄悄買賣，因為被抓到了對三方都沒有好處。那時的大學生實習定職以後的工資是55.5元，也就能買28斤玉米麵，所以能夠經常用“黑市糧”充饑，那簡直是不可能的。

這一年冬天，北京有兩個普遍的現象，一是家家都要買秤，以便按照定量下米麵，由於製秤的馬口鐵不夠了，後來的秤盤有用鋁飯盒做的，也有用搪瓷盤子做的。二是家家都把大家拆成一個個小家，以便分灶吃飯，即使是不能分灶的也往往是分飯，一人蒸一碗飯，自己吃自己的那一份。

三、1961年，人還有什麽不能吃嗎？

1961年的春天到了，饑餓了一冬的人們開始還陽了。

柳樹發芽了，我們就到街上掐柳樹葉，後來就到西郊飛機場去挖野菜，星期天馱一麻袋野菜回來，那是我在家最牛的時候。

北京人不吃海魚，嫌腥。但是在那個年代，他們開始吃帶魚了。

我的同學是回民，他父親是貧窮的守財奴，就連老伴花5分錢看場露天電影，他都心疼得罵半天。平時隻吃暴醃的蔬菜，連炒菜都不舍得吃，在那個年頭他竟開始吃肉了。

內蒙古大草原打來的黃羊，很重的腥膻味，可是也都慢慢地吃下去了。

受餓的驅使，人已經沒有什麽不可以吃的了。隻不過有人亂吃得食物中毒了，後來才收斂了些。

四、1962年，蘿卜白菜渡我出苦海

1962年冬天，北京的蘿卜大白菜豐收了，豐收得沒有地方放了，於是就儲菜於民。政府規定，把派購的定量買完以後，再每買100斤，就獎勵糧票、油票、肉票，於是家家開始吃起了大菜團子，我們家嫌包得費事，就熬菜，每人沒頓兩大碗蘿卜，再吃一二兩飯就夠了。這下子大家都吃飽了，饑荒就算是過去了。

女人可能是天生的反映遲鈍，這時他們的餓勁才上來，才知道兩年前的男生是什麽滋味。幸虧蘿卜白菜豐收得及時，如果是男女同時挨額，不知會惹出什麽大亂子來。

說不清道不明的那場大饑荒（4）

2008-08-29 16:55

五、我對那場大饑荒的理解

1．為什麽餓？

人吃的是食物的總和，而不單單是糧食。當時人們的生活水平比較低，肚子裏沒有油水墊底，完全靠價格最便宜的糧食充饑，遇到改善生活的時候，男生一個人至少都吃8兩，最多的可以吃2斤，所以當副食和零食沒有而隻靠糧食的時候，一個年輕人一天吃2斤是非常正常的，我工作後實習勞動時，幹的就是現在民工的活，定量是54斤呢。

從1956年搞統購統銷以後，就有了糧食定量，但是那時買糕點和熟食都不用糧票，而且你還可以到居委會再要糧票，朋友也可以支援你些；而到了1960年的時候，買豆腐、紅薯都要糧票了，而且定量的蔬菜也比平時的少了。

還有一個重要的心理因素，就是饑餓、蕭條的氛圍，大家都在喊餓，你自然就覺得哦了。

我現在得了糖尿病，每天隻能吃6兩，一開始也有回到饑荒年的感覺，但是我還可以吃牛肉，吃小米麵、蕎麥麵和燕麥，可以吃大量的蔬菜，習慣了多吃副食少吃主食以後，就沒有饑餓感了。

2．餓死人了嗎？

說實話，我沒有看到餓死的人，而且聽說撐死人的事。

1960年冬天，據說是為了貨幣回籠，商店出現了5元一斤的高級點心、高級糖。聽說王府井的百貨大樓早上一開門，售貨員發現地上躺著一個中年人，他說是昨天晚上藏起來的，隻吃了三斤點心，到了辦公室一喝水，就撐死了。

但是，我從來不否認外地，尤其是四川有餓死人的事，因為我們學校在報告會上校長就說，我們要感謝李井泉，他克服困難給北京調來了糧食，幫助我們渡饑荒。

後來工作到了四川，聽同事說他們那裏餓死了許多人。又聽朋友說李井泉在文革的時候，全家都讓造反派鬥死了，活該！

他為了討好中央，把那麽多的糧食都送北京了，四川死了那麽多的人，這是報應！我雖然沒有見過餓死人的事，但是我必須承認四川餓死了不少的人，不承認就是喪良心。

3．為什麽穩定？

那場大饑荒的社會穩定是不爭的事實，我認為有個四原因：

一是饑餓是普遍的現象，鬧也鬧不出結果來；

二是幹部和群眾一樣餓，大家都在餓，你找誰鬧去；

三是那時隻有兩種人享受了特殊的照顧，一個是老紅軍，一個是高級知識分子，人數很少，而且待遇又不是太高，就是一個月多一斤油、二斤雞蛋而已，大家隻有羨慕沒有反對的；

四是大家都能按時得到自己的那一份，所以都心安理得地過自己的日子。我們學校的校長是紅軍，但是他的定量隻有30斤，和老師一樣，比我們還少3斤。在工廠，工人的定量比幹部多十幾斤。

朋友，關於那場大饑荒，我就說這些吧，這是一個北京青年學生的真實回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