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北京市公安局

“文革”中的北京市公安局

　　　　　　　　　　　　　　　　　　　蔡明忠

　　１９６６年５月，隨著對北京市委的公開批判，公安部部長謝富治派出了由４４人組成的華北局、公安部聯合工作組，進駐北京市公安局奪權。一個月以後，工作組的人數竟增加到３１３人。

　　６月５日．在北京體育館召開的５０００名公安幹警大會上，新上任的市委副書記吳德宣布了北京市公安局新領導班子的名單，同時宣布對前任局長馮基平、現任局長邢相生以及其他領導成員呂展、閔步瀛、閻塘隔離審查，張烈、李一平停職反省。謝富治在講話中說：“對一些反黨分子、壞人撤銷職務、停職反省，我們早有這個希望，今天終於實現了！”

　　１９６７年２月１１日，北京市公安局由軍隊接管，實行軍事管製。軍管會派軍代表接管各處、分（縣）局及基層科、隊、所。

　　１９６７年３月２４日，軍代表進駐公安局剛滿一個月的時間，軍管會的二號人物劉傳新就對市公安局作出了徹底否定的結論：“市公安局文化大革命前是個地地道道的黑窩子。一批黑幫長期為非作歹，作惡多端，在政治上與毛主席相對抗，千方百計反對毛澤東思想，實行資產階級專政，企圖資本主義複辟。”幾個月以後，在謝富治的授意下，軍管會先後炮製了《關於北京市公安局問題的匯報提綱》和《關於徹底改造舊北京市公安局的若幹問題》兩個材料，誣陷公安局“是彭真、劉仁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實行資產階級專政的工具”，“１０名正副局長、１１７名正副處長、分（縣）局長都是特務、叛徒、三反分子”，“全局有１０００多壞人”。

　　緊接著，劉傳新指使專案人員從市公安局的偵察案卷中搜集各級領導的審查批示，編寫了題為《關於羅瑞卿、劉仁、馮基平、邢相生等一夥反革命集團裏通外國的情況報告》，誣陷羅瑞卿、劉仁、馮基平、邢相生、焦昆、張烈、閔步瀛等３１名領導幹部“裏通外國”，是“供給敵人情報的批準人”。之後，又組織起從３００多人逐漸增加到２０００多人的班子，用一年多的時間，清查了全局各類主要檔案７７萬餘卷，零散材料１０５萬件，列出所謂“出賣情報”的材料８６２３件，“叛徒、特務、反革命線索”材料１５３３７４件，並將其中８５３４４件編印成１２２冊，轉發全國２９個省、市、自治區進行追查，嚴重失密，造成極其嚴重的惡果。專案組還在另一份《關於馮基平、邢相生、閔步瀛、張烈、焦昆為首的現行反革命集團內幕》的材料中，將馮基平定為“特務分子”，邢相生定為“特務嫌疑”，閔步瀛定為“京津鐵路局督察室特務”，焦昆定為“ＣＣ特務”，張烈定為“叛徒嫌疑”。更為滑稽的是，劉傳新一夥竟然輕信曾在汪偽時期充任開封六路軍中將副司令、遠東國際民主聯盟中央總局常務理事兼機要理事的宋××的謊言，認定從中央到地方有３９名領導幹部參加過日偽“遠東國際民主聯盟”特務組織，還有教授、幹部、職工等３００餘人是日偽“華北興亞民主同盟”的潛伏特務。這份假材料轉發全國各地後，僅在北京、天津、秦皇島、大同受此案牽連的就有１０５人，其中９１人長期背著“特務嫌疑”的黑鍋，３人被逼迫而自殺身死。

　　在康生、謝富治的親自授意下，劉傳新等人還捏造了北京市公安局“與帝、修、反特務勾結進行間諜特務活動的大量罪證”：“包庇、放走叛徒、特務、反革命１２２７人”，“放走帝、蔣重大特務間諜１０９名”，“送給美蔣特務機關和英、日、緬、印等國家各種核心機密情報１３４９項”，“供給敵人機密情報５６８９件”……一句話，北京市公安局“早已成了敵人的特務機關”！曆任公安局長羅瑞卿、馮基平、邢相生以及其他主要領導成員都是“裏通外國、罪大惡極的壞人”！

　　康生、謝富治等陰謀家對劉傳新提供的材料如獲至寶。康生在劉傳新的匯報材料上批示：“這對彭真、羅瑞卿、徐子榮、淩雲、劉仁、馮基平等人的反革命活動是有力的證據。”謝富治則煽動說：“公安機關如果不徹底改變，不把舊機器徹底打碎，要轉變過來是困難的。”

　　１９６８年８月１７日，劉傳新在北京體育館召開的８０００人“控訴批判大會”上，宣布對馮基平、邢相生等２４名公安局領導幹部“逮捕法辦”。

　　８月２３日，劉傳新將８１４名公安幹警定為“叛徒、特務、反革命分子”，集中到良鄉關押審查。

　　８月２９日，劉傳新將劉少奇、賀龍、葉劍英、彭真、李井泉、譚震林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子女７０人關進市局少管所，強令他們揭發其父母的“罪行”。

　　一陣“大拆大卸”之後，劉傳新得意洋洋地發表了聳人聽聞的講話：“軍管會把成千上萬的叛徒、特務、頑固不化的走資派、賣國賊、各種牛鬼蛇神揪了出來！”“公安局有問題的，定了１０８０人，還有４５９人待定案處理。”

　　風雨飄搖。北京市的無產階級專政機構的根基在一陣陣腥風血雨中抖動、搖晃……

　　毛澤東主席有所察覺。

　　周恩來總理憂心如焚。

　　早在１９６７年１２月，毛主席對劉傳新上報的誣陷材料就提出過質疑；“１０個局長都是壞的？處長都是壞的？１０００多人都是壞的？資產階級專政，我們還能蹲得住嗎？”周恩來一針見血地斥責謝富治、劉傳新的行動“是剜心戰術”。

　　然而，劉傳新自恃有後台為他撐腰，極力想維護他在公安局奪權後所竊取的統治地位，他不僅對毛主席的告誡置若罔聞，而且對周恩來的指示極為反感。在市公安局傳達、貫徹第１５次全國公安會議精神時，劉傳新繼續堅持說前１７年的公安工作執行的是一條“又粗、又黑、又深、又長的黑線”，“有人想借一分為二恢複老一套”。

　　為了討得主子的歡心，劉傳新按照“四人幫”的旨意，把社會上流傳江青等人的醜聞當作“反動謠言”來追查。僅從１９７５年底到１９７６年初，公安局共追查出所謂“謠言”１０００多起，涉及數萬人，其中不少人遭到拘留和審查。

　　劉傳新的這一係列表演，加深了“四人幫”對他的信任。他有幸作為親信提前從“四人幫”那裏領到了“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旨意，所以他的“批鄧”口號也比社會上早喊出了兩個多月。還在鄧小平同誌主持中央工作期間，劉傳新便在市委常委會上以《“多綱論”的反動實質》為題發言，指名道姓地攻擊鄧小平“一朝權在手，就來搞複辟”。緊接著，他又先後三次在市公安局的幹部會議上借題發揮，宣稱鄧小平“糾集了一個右傾翻案集團”，鄧小平是“社會上地富反壞右、新老反革命、資產階級向黨進攻的組織者、策劃者、煽動者”，是“地主資產階級的總代表”，是“全國資產階級的活聖母”。

　　１９７６年１月８日，敬愛的周總理與世長辭的噩耗使億萬中國人民悲痛欲絕。但是，與人民為敵的“四人幫”卻欣喜若狂。他們為了壓製群眾對周總理的無限哀思，竟下達了不準戴黑紗、不準戴白花、不準設靈堂，不準開追悼會、不準寫悼念文章等一道道禁令。還在為周總理治喪期間，他們便別有用心地炮製出了陰陽怪氣的文章《大辯論帶來大變化》，強奸民意，蹂躪黨心。緊接著，又公開把“反擊右傾翻案風”的矛頭，直指剛剛著手撥亂反正、整頓國民經濟的鄧小平同誌。

　　“四人幫”及其爪牙的卑劣伎倆，激起了首都人民的強烈義憤。４月２日，北京出現了第一支浩浩蕩蕩的遊行隊伍。４月４日是清明節，又恰逢星期天，天安門廣場的示威活動出現了更為壯烈的場麵。就在這天，“四人幫”下達了鎮壓的指令。於是，他們在公安部門的黨羽親自帶人到天安門廣場偷記汽車牌號，拍照詩詞，還派人在曆史博物館樓上用長焦鏡頭進行錄像偵察。公安局長劉傳新特地布置“把車輛準備好，拘留所、收容所做好準備”。

　　子夜時分，一隊隊民兵開進廣場，紀念碑東西兩側穿棉大衣的人群漸漸拉開了陣勢。廣場東側突然殺出一彪人馬，迅猛地衝向紀念碑，等候多時的民兵和警察趁機一齊撲了上去，幾個朗誦詩文的人很快被抓了。當一輛警車開過來，幾名警察衝向那個正在朗誦《請收下》的青年時，他們一邊不無揶揄地叫喊：“收下吧，收下吧，把你也收下！”一邊瘋狂地揪下那個青年，把他扔進警車裏。

　　緊接著，２００輛卡車開進廣場，２０００多個花圈被洗劫一空。

　　第二天淩晨，北京市公安局下屬各處的幹部和群眾緊急集合，接受處領導傳達市局的命令：根據上級指示，清明節已過，悼念活動已經結束。昨天夜間，天安門廣場的花圈已全部搬走。大家現在到廣場去的任務，是勸阻群眾不要再送花圈，不要再搞悼念活動，各自回本單位抓革命、促生產……

　　人們沒有被嚇退。９點以後，廣場上至少群集有十幾萬人，他們高喊“還我花圈，還我戰友”，推翻市公安局的廣播車，點燃了“聯合指揮部”的汽車。

　　就在天安門廣場熱血沸騰的時刻，“四人幫”及其爪牙也在策劃“反擊”。

　　他們在中山公園成立了新的民兵指揮點，在２８中學設立了公安局的西部指揮部。出動民兵５萬人，警察３千人、衛戍部隊５個營，分別駐紮在中山公園、午門、勞動人民文化宮、曆史博物館、２８中學、空軍招待所等處待命。

　　晚８點左右，臨時設在曆史博物館內的“聯合指揮部”通過電話落實各路隊伍的集合情況。

　　９點２９分，“聯合指揮部”下達了鎮壓的命令。待命已久的警察、民兵、部隊一齊出動，包圍了天安門廣場。廣場西側的數百名警察，首先衝到紀念碑附近，包圍了集中在紀念碑前的群眾。一時間，木棒、皮帶雨點般地落在手無寸鐵的群眾頭上、身上。紀念碑周圍，呼喊聲、怒罵聲、追打聲、慘叫聲混成一片。

　　一陣腥風血雨的鎮壓之後，２００多名被抓的群眾一個個被推進吉普車，開往關押的地方。

　　在劉傳新的指使下，清明節期間公安局在天安門廣場上偷記的１１５輛小汽車的號碼，涉及到中央、國家機關、部隊等８０多個單位，全部受到追查，一直追查到葉劍英、劉伯承等同誌身上。公安局還搜集了天安門廣場的詩詞原件５８３份，強迫群眾交出的詩詞抄件６．６萬多份，照片１０．８萬多張。從這些材料中，選出重點６００餘件，總計立案追查的１９８４件，先後拘捕與天安門事件有關的群眾３８８人。在公安局內部，幹警受到拘捕、隔離審查的１５人，受到各種方式追查的多達６００餘人。全市在“雙追”中涉及的群眾數以萬計，副部長和軍級以上的幹部被觸及的近３０名，包括葉劍英、鄧小平、徐向前、胡耀邦、廖承誌、餘秋裏等同誌。

　　劉傳新因為“雙追”有功，頗受“四人幫”的賞識，江青誇獎他“幹得好”。

　　在毛主席病重期間，“四人幫”加緊纂黨奪權的部署，劉傳新也及時地製定了北京市公安局的《應急方案》。他曾多次提出要注意“手中掌握一部分權力的黨內走資派”，要警惕“能調動車、馬、炮的人搞武裝暴亂”。毛主席逝世後，劉傳新立即按《應急方案》部署，在公安局組織了３３００多人的機動力量，準備槍支２４００多支，棍棒１０５０根，機動車２７０輛，還有大批電台、報話機等通訊器材，並繪製了作戰用的城區坐標圖，真可謂磨刀霍霍，隨時準備對人民實行法西斯專政。

　　積怨的火山總有一天要爆發。１９７６年１０月的一聲霹靂，炸開了中國上空漫天的雲霧。

　　１９７７年初，隨著社會上要求把被“四人幫”顛倒的曆史再顛倒過來的呼聲日益高漲，北京市公安局的大樓裏也爆出了公開向劉傳新宣戰的火花。在紀念周總理逝世一周年的日子裏，有人貼出了“慶父不死，魯難未已”的大字報，公開點名劉傳新是在北京市公安局內一手遮天的“慶父”，強烈要求清算劉傳新充當“四人幫”的劊子手屠殺人民群眾的罪行。

　　１９７７年１月２７日，經北京市委批準，劉傳新被免去市公安局長的職務，接受審查。

　　一貫神氣十足的劉傳新頓時像泄了氣的皮球，現出了政治賭棍滿盤皆輸後的原形。他毫不隱晦地發出了傷感：“我這輩子也算值了，什麽樣的場麵都見過了，什麽樣的高級飯店都吃遍了……”

　　的確，在“四人幫”的庇護下，劉傳新曾風光多時，不可一世。他在北京市公安局大權獨攬，每句話都落地有聲，誰敢說個“不”字，輕則受到批判，不予重用，重則下放、勞改，甚至被關進監牢。他還利用手中的職權，長期將北京市公安局某處級機關內的一名年輕貌美的女幹部拉在身邊，經常陪伴他出入高級飯店和其他場合。

　　劉傳新在接受審查期間，神經十分脆弱。５月１８日，當他接到北京市公安局第二天要召開“批判劉傳新大會”的通知時，臉色蒼白，一言不發。

　　５月１９日上午，北京市公安局的全體幹警都聚集在北京體育館內。人們不時地向主席台方向翹首觀望，一個小時過去了，大會仍然沒有開始的跡象。人們坐不住了，互相詢問。突然，不知從何處傳來一個令人驚愕的消息：劉傳新自殺了！

　　１９７７年７月，經黨中央批準，劉堅夫出任北京市公安局黨委書記、公安局長。９月，原北京市公安局局長邢相生出任黨委副書記、副局長。１１月，國務院、中央軍委發出《關於在公安部和北京市公安局工作的軍隊幹部調回部隊的通知》，軍管會時期留下的７９３名軍隊幹部全部撤離北京市公安局。

　　從此，北京市公安局結束了十年動亂的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