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家英命案探疑

陳小雅：田家英命案探疑

發表於: Wed Nov 21, 2007 9:37 am 發表主題: 陳小雅：田家英命案探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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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家英命案探疑（1）


　　陳小雅


田家英是被“四人幫”迫害致死，這早已成為“曆史的定論”。施害者為一場巨大政治陰謀掃清道路，當事人迫於一場大的政治運動來臨時形成的心理壓力，這總是第一原因。但是，隨著文革研究和對毛澤東責任追究的深入，這樁文革“第二大命案”又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

　　探究發生在毛澤東周圍的命案，不可能不注意到毛澤東的秘書——田家英之死。他死前，曾擔任毛的秘書長達18年之久。

　　田家英，1922年1月4日出生於四川成都一個藥材商人的家庭，原名曾正昌。1937年12月到達延安。1948年8月，經陳伯達推薦，成為毛澤東的秘書。先後掌管毛澤東與親屬的通信、交往，及群眾來信；掌管毛澤東的圖章、稿費和書籍；參與毛選與毛澤東詩詞選集的編輯工作；並直接秉承毛命，參與起草第一部憲法、起草毛在中共八大的開幕詞，以及從事基層調查研究工作。1966年，中共頒布發動文革的“五一六通知”後的第七天——5月23日，死於毛澤東的藏書室——中南海永福堂內。終年44歲。

眾說紛紜的“田家英之死”

　　田家英是被“四人幫”迫害致死，這早已成為“曆史的定論”。這個結論的正確性，來源於它的“概觀性”。不論這其中有多少曲折和公私原因，施害者為一場巨大政治陰謀掃清道路，當事人迫於一場大的政治運動來臨時形成的心理壓力，這總是第一原因。

　　但是，也正是由於這種“概觀性”，以及由此產生的具體事件描述的“模糊性”，並不能滿足公眾對重建曆史原貌的要求，隨著文革研究和對毛澤東責任追究的深入，這樁文革“第二大命案”自然會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

　　此事的最近起因，可以追溯到1989年12月中央文獻出版社《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的問世。這本書，是由田家英的妻子董邊和女兒曾自等主編的一本親友紀念文集。但據董邊在“編後記”中說，由於該文集把田家英的秘書、也就是後來《毛澤東傳》的主編者之一的逄先知的同名緬懷文章作為首篇、並收入毛澤東給田家英的25封信，所以該書被冠以今名。不論編者這個處理方式的主觀動機如何，它在客觀上給人的第一印象是，毛澤東的親密的秘書之死，與毛本人是無關的。

　　在這本書中，田的親友們關於田家英的死，是這樣敘述的：

　　【1966年5月，大動亂開始了，麵對陳伯達、江青這兩個掌握“文革”大權，長期藏在共產黨內的野心家、陰謀家的威脅，在被宣布“停職反省”的巨大衝擊下，田家英選擇了他的同誌和朋友不希望他選擇的道路。（逄先知《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載董邊、鐔德山、曾自編《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中央文獻出版社，1989年12月出版，第82頁）

　　王關戚一夥故意捏造罪名，5月22日，戚本禹、王力等三人以中央代表為名，宣布田家英的罪狀，逼迫家英遷出中南海。家英忍受不了對他的誣陷和侮辱，不得不在5月23日銜冤辭世。（胡喬木《我所知道的田家英》，同上書，第124頁）】

　　1994年報告文學作家葉永烈的《毛澤東的秘書們》在寫到田家英之死時，雖然有意糾正了一些大而化之的概念，盡可能還原了生活本身的豐富性與生動性，但在大的結論上，基本沿用了這個觀點。

　　也許是這種說法並不能令人滿意，2002年香港《動向》雜誌刊登出一篇羅冰的文章——《毛澤東涉暗殺田家英案》，對田家英之死又給出了新的說法：田不是自殺而亡，而是被汪東興的警衛開槍打死，並暗示，此事與毛澤東有關係。

　　自此，關於田家英的死亡，大致有了三種說法：

　　其一、用繩索上吊自盡；

　　其二、用五四型手槍自殺；

　　其三、被擊斃。

　　而關於田家英的死亡原因，也可以概括為三種說法：

　　其一、陳伯達、江青迫害致死；

　　其二、王力、關鋒、戚本禹迫害致死；

　　其三、毛澤東、汪東興謀殺致死。

　　而所謂“謀殺”論，據說又是以“三個懸疑”為依據的：

　　其一，田家英死後，為什麽沒有經過法定的“驗屍”程序？

　　其二，有關田家英問題的檔案資料為何失落？

　　其三，與汪東興一同前往，同田家英談話的警衛朱國華為何自殺？

　　據羅冰文章說，這三點懸疑，是在中共中央組織部1978年已經作出了關於田家英命案的調查結論之後，當時的黨和國家領導人胡耀邦、鄧小平、陳雲、彭真，於1980年4月，根據田的家屬來信要求，責成汪東興交代的。

　　但是，羅文的這一說法，並沒有得到1989年由田的親友、同事編纂的那本紀念文集的支持。而且，2002年12月的《明報》月刊又刊出一篇當事人戚本禹所寫《毛澤東秘書田家英被暗殺？自殺？——一宗至今未了的曆史要案》，全麵反駁了羅文的要點。不僅如此，還把本案的直接掌控者周恩來和安子文一派人物抖落出來。一時間，這樁本來看似塵埃落定的命案，又陷入眾說紛紜之中。

　　顯然，關於本案的爭論，已經不僅僅局限於事實的真相、黨紀國法、正義與非正義，而且牽扯到中共黨內的派係鬥爭。若要?清這樁曆史舊案，就必須分清事情的層次，才可能有公允之論。以下，是腦傷之後的筆者，於閱讀之餘暇，對事件過程及相關評論所作的一種“梳理”的嚐試，在此提出，希望就教於方家。

田家英究竟是怎麽死的？

　　綜合董邊、曾自、葉永烈、戚本禹、王力等人的文章提供的細節，我們大致可以對田家英死亡前發生的事情，有一個大致的了解。

　　1966年5月21日下午二時半，中聯部副部長王力、中央辦公廳信訪科科長、《紅旗》雜誌曆史部主任戚本禹接到時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安子文的電話，到中共中央組織部會合。安子文說，周恩來交代，馬上要找田家英談話，要他停職反省，由本禹接管他的工作，特別是毛澤東的手稿。之後，三人一同上了安子文的車，直奔田家英住的中南海永福堂。

　　三人到達田家時，隻有田的夫人董邊在家。三人略等了一會兒，田家英和他的秘書逄先知回來了。看見這三個人在家，田的臉上顯出焦灼的表情。安子文招呼田家英和逄先知坐下之後，對田說：

　　“我們是代表中央的三人小組，今天向你宣布：第一，中央認為你和楊尚昆關係不正常，楊尚昆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你要檢查；第二，中央認為你一貫右傾。

　　“現在，我們代表中央向你宣布：從即日起你停止工作，進行檢討。你的工作、文件，都交給戚本禹，等一會就辦交接手續。”

　　安子文還說，“你的問題多大，怎樣處理，要根據調查結果和你的態度決定，你要相信中央、相信主席，這幾天就在家裏反省，不要出去了。”

　　安子文講完以後，田家英問：“關於編輯‘毛選’的稿件是不是也要交了？”

　　安子文回答說：“統統交。”

　　這時，戚本禹像是在暗示田家英，問道：毛澤東關於《海瑞罷官》的講話記錄，是否在他那裏？

　　田家英的回答很乾脆：“沒有！”

　　戚本禹又問田，毛的手稿有多少？田家英回答說，毛的手稿都退回檔案館了，他這裏隻有《毛選》第五卷的排印件。

　　此時，戚本禹通過田家英處的“紅機子”（中央保密電話）撥通了給汪東興的電話，告訴他安子文與田家英談話的情況，要他派機要人員來協助清點文件。汪東興隨即派遣中共中央辦公廳機要室機要員王妙瓊到場，又指派中央警衛團政治部辦公室主任張純協助清點工作。

　　這以後，田家英問安子文，自己應當從哪些方麵開始檢查？安子文說：“你自己先想想，從廬山會議到現在，自己有哪些錯誤。”田表現出無奈而委屈，但並未多言。

　　下午四時左右，王妙瓊到場，同逄先知一起登記、清點田家英處的文件。安子文與王力先在旁觀看。大約五時以後，二人分別乘車返回。戚本禹則回到中央辦公廳甲樓向汪東興通報了情況。戚本禹對汪東興說，自己隻負責接管田家英的工作，永福堂的警衛、人員出入、田家英的安全要由他布置人管起來。汪東興說他早有安排。

　　田家英家吃晚飯時，清點文件的一行人尚未離開田的辦公室。他的一雙女兒曾通過門縫往裏張望，看見桌上、地上到處散落著文件和紙片，田家英站在桌邊，緊鎖雙眉。她們感覺，來人同爸爸說話的語氣很強硬。

　　大約在傍晚六時許，田家英處的文件清點完畢。

　　晚七時許，汪東興召開中南海各單位科級以上幹部會議，宣布田家英停職檢查，戚本禹接替工作。他在會上講了田家英的各種錯誤和他同田家英的鬥爭，還講了毛澤東對田家英的批評。

　　戚本禹走後，田家英像塑像一般，一動不動坐在那裏。董邊勸他吃晚飯，他也不吃。其間，田家英問董邊：“中央把我當人民內部矛盾還是敵我矛盾？我看是當成敵我矛盾了。”

　　夜深以後，田家英與戚本禹通了一個電話。戚本禹在那頭講完以後，田家英“啪”的一聲掛斷了電話。並滿臉怒色地對董邊說：“戚本禹是什麽東西?!”

　　又過了一會兒，田家英咬牙切齒地說：“我的問題是江青、陳伯達陷害的。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我不相信這些人有好下場!”

　　深夜12點，田家英要董邊去休息。此後，他獨自一人坐在書房裏。

　　不久，戚本禹帶王妙瓊再次來到田家英的書房。田家英開始向二人交代遺留的文件，因為文件交接要經過他的秘書，戚本禹便到永福堂東廂去找逄先知一起來。田家英見此機會，馬上跟過來，在衛生間的轉角處緊張地問戚：究竟出了什麽事，是誰在審他？戚感到，這是一種違反紀律的違規操作……

　　（《多維月刊》。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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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Sun Nov 25, 2007 12:18 pm 發表主題: 田家英命案探疑（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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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家英命案探疑（2）


　　陳小雅


田家英的自殺，與安子文、王力、戚本禹跟他進行的談話有直接的關係，但關於這場談話的時間，當事人就出現了兩種不同的說法：1966年5月21日和5月22日

　　（續前）5月23日，清晨5時，董邊醒來，發現圖書室裏的燈仍然亮著，田家英一夜未眠，未吃，依然呆呆地坐在那裏。

　　董邊按往常的作息時間，7點照常上班。去單位前，她去找了逄先知。

　　上午八、九時左右，田家英向他的勤務員陳義國布置了一大堆任務，如燙衣服、取衣服，買香煙和其它東西，把陳打發出了門，自己則走進永福堂西廂，即毛澤東的藏書室……

　　約十時許，勤務員陳義國從西單回來，發現田家英將自己反鎖在毛澤東藏書室內，叫門不開，繞道窗口，發現田家英的頭懸在一根拴在兩個書櫃之間的帶子裏，上吊死亡了。

　　陳義國驚恐地跑到中央辦公廳秘書室報告，王象乾和行政科負責人路輝等飛快跑到永福堂，從窗口跳進藏書室，急忙把田家英解下來，鬆開外衣，用人工呼吸和口對口吹氣進行搶救，但終因死亡時間過長，無法起死回生。於是，他們打電話到人民大會堂，向正在參加中央政治局會議的汪東興報告。汪等立即報告了會議主持人周恩來。隨後，安子文、王力、汪東興、戚本禹坐車趕回中南海觀察現場。安子文當時還通知了董邊，但董邊沒能趕來。

　　來人觀察田家英的遺體，舌頭外伸，脖子上有繩索印痕，明顯屬於自縊。在他身上沒有發現槍傷，在毛澤東藏書室或田家英的辦公室也沒有發現手槍和任何血跡。根據現場遺物判斷，田家英死前曾喝了一瓶茅台酒，並留下了遺書。

　　中央來人在觀察了現場之後，徴得家屬同意，決定由中央警衛局派人把田家英遺體送殯儀館火化。並安排安子文、戚本禹、汪東興分別向在京中央領導和在外地的毛澤東、江青等人匯報情況。江青回京後曾大罵汪東興，責備他們沒有早做防備，對田采取監護措施。

　　關於田家英“遺書”的內容，至今披露於世的是這樣一句話：

　　“相信黨會把問題搞清楚，相信不會冤沉海底！”（董邊《憶家英》，同上書，第273頁。原載《人物》1981年第五期。）

各種陳述的互相矛盾

以上，是筆者根據各種當事人敘述、作家對當事人的采訪所獲得的細節，根據時間邏輯拚綴而成的整個事件過程。但這個看似平滑的故事，是筆者在拚綴時，舍棄了大量互相矛盾和不合邏輯的說法——進行了“拋光”處理的結果。這些矛盾的幾個顯著之處如下：

　　一、時間敘述中的“24小時短缺”

　　田家英的自殺，與安子文、王力、戚本禹跟他進行的談話有直接的關係，但關於這場談話的進行時間，當事人就出現了兩種不同的說法：5月21日和5月22日。

　　持5月21日說的，是兩位談話的參加者，王力和戚本禹。

　　王力在《王力反思錄》一書中說：

　　【21日或是22日，安子文突然打電話通知我到他家裏去，坐他的車到田家英家裏。……這件事的時間，陸定一檢討完後，20日當天中午就開了常委擴大會，我記得是21日到田家的。（《王力反思錄》第594－595頁）】

　　戚本禹在《毛澤東秘書田家英被暗殺？自殺？——一宗至今未了的曆史要案》中，對於他們三人究竟是在何處匯合的，記憶稍有不同，但對於日期的記憶，卻是一致的。他說：

　　【1966年5月21日上午，安子文電話通知我，下午二時半去中共中央組織部，會合王力，一起去中南海找田家英談話。

　　我到組織部的時候，王力已在。安子文說，總理交代，馬上要找田家英談話，要他停職反省，由本禹同誌接管他的工作，特別是毛主席的手稿，不能出差錯。那時，安子文在黨內威信很高，他說什麽就是什麽，王力雖然也是中央部委的一個副部長，但對安部長的話，也是惟命是從。於是，我倆上了他的車，一起去中南海。】

　　但田家英的妻子董邊和女兒曾立卻記得，談話時間是5月22日。葉永烈在《毛澤東的秘書們》一書采訪董邊的記錄說：

　　【給了田家英沉重的一擊，那是在1966年5月22日——星期日。

　　中南海“永福堂”田家英門口，忽然來了一輛轎車。從車上下來三個人——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安子文、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副部長王力以及那個正在走紅的戚本禹。（葉永烈《毛澤東的秘書們》，第277頁）】

　　曾立在《爸爸教育我們的點滴記憶》一文中也說：

　　【那是1966年5月22日爸爸去世前一天的傍晚，吃過晚飯，我和妹妹來到爸爸的書房，剛一推門，就被聞聲趕來的媽媽攔住了。媽媽神情嚴肅，把我們拉到一邊說：“爸爸這裏有事，你們回自己房間去吧。”（載董邊、鐔德山、曾自編《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

　　王力、戚本禹關於5月21日的記憶均不是以日記為根據的，而是以事件的發生與之以前的重大決定的連續性為根據的。他們的根據是，1966年5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聽取了陸定一的檢查。陸檢查以後，當天中午，政治局開會討論了對彭真、陸定一、楊尚昆、田家英四個人的處理。據王力回憶，就在這一天，在劉少奇主持的政治局會議上，決定成立一個專門組織處理四個人的問題，組長是周恩來，下分四個分組，彭、陸、楊、田各一個分組。彭真組由周恩來親自負責，陸定一組由陳伯達負責，楊尚昆組由康生負責，田家英組由安子文負責。周恩來統一布置，召開會議，布置對四個人談話，收文件。安子文這個小組的組員是王力和戚本禹。王力參加了這個會議，但據他的記憶，他們這個分組事後並沒有開會。當天下午，他們三人就在安子文的召集下，去了田家英家裏。

　　據查有關文革“大事記”，陸的檢查確係在5月20日（星期五）作的。陸檢查之後，是政治局集體對他進行批判。因林彪分發葉群與自己結婚時是“處女”的證詞，會議開得並不十分嚴肅。此外，中央關於彭、羅、陸、楊的決定，是在5月23日（星期一、田家英自殺當天）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宣布的。所以，有關決定的出台，應該在此之前的5月21日（星期六）就已經完成。

　　持“21日”說的合理性在於，5月21日是星期六，一般星期天是不上班的，如果談話是在5月22日進行的，這一天是星期天，不僅三人小組是例外的“加班加點”，而且，“當晚”汪東興召集的中南海科級以上幹部會議宣布田家英的“罪狀”，也是在加班加點的狀態下進行的。即使在文革期間，中共黨和國家機關也沒有廢除這種休息製度，在文革剛剛開始時，就已經到了這種“開足馬力”的狀態，似不可思議。另外，讀者一定也注意到這個細節：在三人到達時，田不在家，而是和秘書外出了。筆者覺得，在一個好不容易到來的休息日，田不太可能會與自己朝夕相處的秘書外出。而且根據田的女兒的回憶，她們平時在學校住校，隻有到周末才回到家中。而這一天，放假在家的孩子們，不可能直到黃昏才發現家中的變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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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Tue Nov 27, 2007 12:20 pm 發表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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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家英命案探疑（3）


　　陳小雅


不知為何原因，中國國內所有回憶與敘述文章，均沒有提及汪東興在田家英案中的作為，而海外出版物又幾乎眾口一詞地指出，王力、戚本禹是受汪的派遣，逼迫田家英搬出中南海，並進行了“抄家”


關於“21日”說，田家英的好友、時任周恩來通訊秘書的梅行《對家英的一點紀念》也可以作為旁證：

　　【（“五一六通知”頒布）過後的第5天，即5月21日，那時還保密不準外傳，恰好我在一個開會的賓館結束工作，已經是晚上11點多，準備回家，忽然想起要給家英打個電話。當他知道我即將回家後，就說要同我見一麵。臨近12點，他到了我的住處。當時我還拿出從賓館買來的兩瓶茅台，很想讓他高興一下，消除一下心中的積鬱。但那天他似乎心情緊張，不想喝酒，很想談談當前的形勢。當我告訴他彭、羅、陸、楊都已被打成反黨集團後，他開始有點驚愕，說了幾句氣憤的話。接著他表示，他的曆史和社會關係是清清白白的，他參加革命後20多年的工作沒有出什麽錯，這些毛主席都很清楚，他沒有什麽可怕的。但他那時的心境已極不平靜，當我送他下樓的時候，他還喃喃地講他並沒有對不起黨的地方。當時，我確實沒有想到這是我們最後一次見麵，竟是我們的永訣。過了兩三天，我同他總是聯係不上，心中很是惶惑，但仍沒有想到他在我們見麵後的第2天，即5月23日，竟毫不留戀，毫無牽掛地離開了這個他曾經熱愛並獻出了大量心血的世界。（同上書，第136頁）】

　　從梅行的這段文字，我們可以看出，他本人在5月21日是已經知道了關於田案的安排的，所以，他會“忽然想起”要給田打電話，還想對田來一點安慰。雖然，在整段文字中，他也沒有說明，他們如何從談論彭、羅、陸、楊的問題轉向了田本人，但他這次擇機向田透露一點風聲的意圖，是很明顯的。但從田主動要求見梅，以及他們見麵時田表現出的“緊張”心情，可以判斷，這時——5月21日深夜至5月22日淩晨——田已經知道了對自己的處理，並且很可能已經與“三人小組”談過了話。可以想象，為了安慰田，梅行很可能將喝剩的一瓶茅台讓田帶了回去。而田，正是用這瓶茅台給自己餞行的！

　　細心的讀者一定已經發現，梅行所說的與田的見麵時間，與前述戚本禹夜半會麵的時間，已經形成衝突。如果我們相信，田家英沒有“分身術”——不可能在已經受到監控的條件下，在同一時間分別出現在兩個不同的地方的話，那麽，這一定是發生在兩天的事情。

　　但是，“21日說”的一個致命的弱點在於，如果談話和文件交割是在21日進行的，田家英是在5月23日自殺的，那麽，在5月22日——星期天——的整個白天，在田家英身邊發生了什麽事情呢？為何董邊和孩子們竟沒有關於這“24小時”的記憶？從胡喬木到逄先知，乃至葉永烈，為什麽都采取了“22日說”？

　　那麽，究竟發生了什麽事情，使人們的記憶出現了一個“24小時短缺”的故障呢？也許，王力記憶的談話時間並沒有錯誤，在三人談話之後，當天的文件並沒有交割完畢，而是拖到了第二天的白天。而三人談話後，董邊作為當事人的妻子，肯定會處在一個心煩意亂的狀態下，於是竟發生整整一天的記憶空缺。而戚本禹由於事後坐牢多年，記憶的重構，是依據其它人的回憶建立的，所以，出現了他的時間記憶既與王力的（21日）說法吻合，又從旁“證明”了董邊（22日）記憶的情況。

　　二、汪東興的涉案深淺？

　　此外，安子文在談話中是否談到要田“搬出中南海”？董邊經葉永烈的轉述是“有”，但王力、戚本禹的記憶均為“沒有”。

　　依筆者之見，安子文既然談到要田“這幾天就在家裏反省，不要出去”，他不可能同時又要田搬家；從角色分工來看，此事的確也不歸安子文管，而是歸汪東興管。但不知為何原因，中國國內所有回憶與敘述文章，均沒有提及汪東興在本案中的作為，而海外出版物又幾乎眾口一詞地指出，王力、戚本禹是受汪的派遣，逼迫田家英搬出中南海，並進行了“抄家”。請看李誌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

　　【嫻告訴我5月16日中央通過文化革命通知以後，汪東興按照周恩來的布置找田家英談過，並派戚本禹等人去田家英家清點接收田的文件——這是要批鬥的確定訊號。當晚田家英就上吊了。（注：中國資料來源顯示，汪東興在5月22日下午派王力和戚本禹去清點接受田的文件，搜查直到夜間才結束。據報田在5月23日清晨自殺。）（李誌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時報文化企業出版有限公司初版九刷，第450頁）】

　　這顯然是一個張冠李戴的錯誤，但這個“錯誤”是否恰好透露出一個信息，在那個“邏輯時間”的空缺，恰好是汪東興光顧田家的時間呢？

　　再看羅冰對此的說法：

　　【1980年4月4日，汪東興向中央辦公廳提交了對田家英死亡事件的交代報告。……

　　汪東興筆錄摘要如下：

　　我接主席指示，要我到田家英寓所能否跟田談一下，不要走到反的一方，不能自拔。5月23日上午十時，我和內衛到永福堂田家英寓所，向田傳達了主席的關懷，問他有什麽想法？田冷漠地笑了一下，說：18年了，我思想一貫右傾，一貫反馬克思主義，一貫和主席唱反調，一貫和彭德懷、彭真、楊尚昆搞在一起。主席為什麽留我在身邊？我問田：還有什麽想法？田說：不能違背事實講話了。彭德懷、彭真、楊尚昆，還有一批和主席南征北戰的領導同誌，他們怎麽會是反黨，反馬克思主義？讓曆史見證。我說：不要執迷不悟，否則下場比彭德懷、彭真、楊尚昆還要慘！田家英立即回答：請報告主席，我田家英對主席了解了，主席也會對我田家英了解。我接受還要慘的結局。說著，田家英把杯子用力朝地一摔，表達了他和主席的決裂。當時氣氛激烈，內衛失控，朝田家英開了一槍。我即招呼警衛上前一看，田家英已死，……（羅冰《汪東興交代毛澤東秘書田家英死亡真相》，原載《動向》2002年三月號）】

　　在同一篇文章中，羅冰還說：

　　【據中共中央組織部（外調1978－7－006612）號檔案記載：田家英接到中央要來人和他作最後一次挽救性談話的電話後，約一小時在寓所永福堂，用五四型手槍開槍自殺的。】

　　這篇文章雖然對田的死因給出了兩種說法，而且抖出了一個不存在的“朱國華”，但在汪東興與田談話的時間上，卻十分一致。雖然，在羅文指出的時間內，汪東興也不可能分身同時出現在人民大會堂和中南海永福堂，但是汪的談話，而不是安子文一行的談話，與田的死因關係更密切，卻是可以想象的。而且，田在這一天對汪所表示的“氣憤”，很可能就是他與梅行所說的內容。晚上已經講過一遍，白天再講一遍，思維無須飛躍，語言更加流暢。

　　目前，我們很難證實，汪東興是否在最後時刻，與田談過那些內容，但可以肯定的是，汪的光顧，肯定談到了搬家的問題。不然，董邊關於“搬家”的傷感記憶，也就成了無源之水。

　　據王力回憶，當時，汪東興的確以中南海要修馬路為由，統一布置了一批人搬出園外。這些人雖然並非都是涉案人員，但可以肯定，至少也是“失勢”的人。他們包括陸定一、楊尚昆、田家英、王稼祥、胡喬木、張際春、張子意、李卓然等。其中胡喬木在搬出中南海以後，在使館區東郊民巷找到一處不錯的獨院，雖然離“天子”遠了一點，但好處是可以放下很多的書。

　　但是，如此一來，如何解釋在董邊的記憶中，這個搬家的命令，是安子文傳達的“印象”呢？筆者認為，董邊所說“搬家”之事，很可能是5月21日晚中南海科級以上幹部傳達田家英問題會議以後，在董邊“失去記憶”的5月22日白天發生的。以後我們還將談到，作為一個經曆過延安整風的老黨員，董邊對黨內曆次鬥爭大概已經有了某種適應性；而作為一個與丈夫感情失和的妻子，此時對丈夫的處境並沒有抱以十分的在意，但作為一位天生對於住房問題具有特別敏感的“孵蛋族”，她很可能將這後一個——令她更刻骨銘心的——記憶，與前一天的消息一並“打包”庫存了。

　　當然，所有國內文章不見提到汪東興的緣由，很可能與黨的《曆史決議》有關，因為無論何時何地，汪東興的行為，與毛澤東的決定是分不開的。筆者認為，在這個問題上，已經代毛受過的王力和戚本禹可能倒是看開了，因而，其回憶的可參考性，甚至高於田的親人或好友們。在周恩來的主持下，作為劉少奇的親信組織部長，在中央沒有對一個幹部下結論之前，按照黨中央的一貫政策，安子文的談話隻可能限製在停止工作和閉門思過的範圍內。但主持過江西蘇區打“AB團”、延安“搶救運動”的毛派草寇出身的人整人，自有一套陰狠的不成文的辦法。那就是從冷凍、軟硬兼施到步步緊逼，最後把人逼到死角的“禦人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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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Sat Jan 19, 2008 9:47 am 發表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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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5月22日深夜，誰給誰打了電話？

　　在這個問題上，田家英、董邊與戚本禹的說法截然相反。田對董說，5月22日深夜，是戚本禹給他田家英打了電話，事由是要田到辦公室對文件清單簽字。董邊對葉永烈說：

　　夜深，電話鈴聲響了。是誰來電話？戚本禹！

　　“你到秘書室來一趟，在文件清單上簽字。”戚本禹仿佛一下子成了他的上司似的，對他頤指氣使。

　　啪的一聲，田家英掛斷了電話。

　　他，滿臉怒色，對董邊說：“戚本禹是什麽東西？！他早就是江青的走卒，我不去簽字！”

　　戚本禹是田家英提拔起來的，算是田的徒弟。以後我們還將談到，他擅自刪去毛澤東關於《海瑞罷官》談話的內容中，不僅有毛澤東表揚姚文元的內容，還有毛澤東表揚戚本禹的內容。以田家英的氣概，把自己的老師陳伯達都不放在眼裏，他當時能如此罵戚，是完全可信的。而且，據李銳在《廬山會議實錄》（增訂本）中透露，早在五十年代後期，田就“談到江青的生活作風及毛澤東周圍服務人員的某些情況，他很看不慣，很厭惡。”所以，他對江青不滿和厭惡，也肯定是存在的。但在文革尚未爆發的情況下，他對江青和戚本禹的關係就作出這種評價，則是不可信的。然而，更重要的是，既然早在“邏輯時間”前一天傍晚的“五、六點鍾”，他們的文件交割手續已經辦完（所謂 “手續”，就是雙方認定文件交割內容後，簽字確認），在一個星期天的深夜，戚本禹打這個電話，就顯得有些多餘了。退一步說，如果田真的尚未簽字，按照規定，他是應該補簽，而沒有理由因戚和江的關係，以及他本人和戚的個人恩怨，而拒絕簽字的。

　　對於這個與田家英之死至關重要的環節，戚本禹的回憶與上述董邊的回憶恰好相反：當晚，他確實與田家英通了電話，但這個電話不是他打給田的，而是田打給他的。戚本禹說：

　　這天深夜十—時許，田家英用紅機子給我打電話，說他又找到一些忘了登記的遺留文件要交給我。我說，那麽我派人來登記。他說，不，要親自給我交代一下。我說，那好，我馬上帶王妙瓊到那裏。王妙瓊是個勤於職守的女孩，她已經休息，但聽到召喚，即刻去田家英處。


　　我的辦公室離永福堂隻有二百米的路程，一會兒就到了。田家英看到我來了，就向我交代遺留的文件，因為文件交接要經過他的秘書，我便到永福堂東廂去找逄先知—起來。田家英見此機會，馬上跟過來，在衛生間的轉角處緊張地問我：究竟出了什麽事，是誰在審他？這是一種違反紀律的違規操作，他所以敢這樣做，是因為我們兩人有多年的交往。我從1950年進中南海起，就在他領導下工作，他很器重我，政治上、生活上都幫助過我。1957年“反右”時，我被中央直屬機關黨委打成反黨集團為首者，他與我們共患難。此案後來在毛澤東的幹預下徹底平反。這就是聞名全黨的“八司馬案”。因為有這層關係，所以他才敢大膽地、不顧紀律地進行違規操作。但由於我前幾天剛為田家英的問題挨了批評（“小資產階級溫情主義”），所以當時不敢說什麽話。

　　戚本禹的回憶，情節具體，也符合操作規程，並且可以有王妙瓊和逄先知作證，不太可能是胡說的。但如果是田家英主動給戚打電話，他為什麽又要怒氣衝衝地摔電話，而且把人罵了一通呢？這是否田的家人，為強調田與“四人幫及其走狗”的鬥爭性，在事後編造出來的情節呢？

　　筆者認為，如果田家英給戚本禹“轉交遺留”文件不過是個借口，向自己的這個“學徒”試探口風才是真意的話，當他聽到這個徒兒一定要公事公辦地把王妙瓊也一同叫到場——以示他們師徒二人私交已絕——的時候，他不摔電話才怪呢！

　　筆者認為，董邊之所以作出完全相反的敘述，並不是她在撒謊，而可能是她當時並不在場，所以，她並不知道這個電話，是自己的丈夫撥出去的，但在田家英摔電話的當口，她剛好進來，看見了這個情節，並聽見了田家英罵人。而當她問田何故發火時，田不便將原尾和盤托出，所以編造了一個戚打電話給他的事由。而且，筆者認為，董邊在聽完田的敘述20分鍾以內，便離開了田家英回到自己的臥室，否則，她不會不知道田、戚通話之後，還發生了戚本禹、王妙瓊、逄先知光顧的事情。

　　在正常情況下，丈夫的這點心思，應該是不會對妻子隱瞞的，但違反紀律的事，少一個人知道，就多一分安全。更何況，在田的命案中，確有許多事情，是不便與妻子分擔；有許多信息，是不便與妻子分享的。

　　不過，筆者認為，戚本禹的上述敘述，恐怕還有一點值得質疑之處。此處暫時按下，待我們討論“決定田家英生死的最後砝碼”時再展開。

　　此外，關於田家英死亡過程的各種敘述中，還存在其他的矛盾之處，譬如：救人者到底是撬門而入，放下屍體？還是跳窗而入，放下屍體？汪東興既已對田實施了嚴密“保衛”，為什麽沒有采取有效措施防止田的死亡？董邊為何不願意最後看一眼丈夫的屍體，並要求驗屍（注）？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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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Tue Jan 22, 2008 9:34 am 發表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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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毛的背向

　　根據田家英親友和同事，以及相關報告文學的記述，田家英命案的性質，首先是一個政治案件。與田家英同為毛的秘書，文革後曾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曆史決議》的起草者，文革開始時也被一同趕出中南海的胡喬木，對此過程有一個追述：

　　1965年11月，上海《文匯報》發表了姚文元的《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家英對吳晗此劇的寫作上演完全無關。硬要說有什麽關係，那就是1959年廬山會議上批評彭德懷的時候，曾有人說彭是以海瑞自居，而家英堅決反對這種捕風捉影之談。現在，這種捕風捉影之談竟在江青的指使下發表在報紙上，家英確實深惡痛絕。1966年初，毛澤東曾向家英等人談及姚文元的文章，談話的情況家英曾詳細告訴過我，當時我們十分不安，聯想到楊尚昆、羅瑞卿兩同誌分別在1965年11月和12月被撤職，感到政治風雲日益緊張險惡。家英對陳伯達、江青、張春橋、姚文元以及林彪夫婦雖深懷戒懼，對毛澤東始終敬愛忠誠。正因為這樣，他在回京後整理毛主席談話時，堅決不提《海瑞罷官》是吳晗用來影射彭德懷罷官的說法。王、關、戚一夥故意捏造罪名，5月22日，戚本禹、王力等三人以中央代表為名，宣布田家英的罪狀，逼迫田家英遷出中南海。家英忍受不了對他的誣陷和侮辱，不得不在5月23日銜冤辭世。（胡喬木《我所知道的田家英》，載《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第124頁。）

　　這說明，田家英的命案，雖然發生在文革初期，但根子卻在1959年廬山會議，這與毛澤東發動文革的根本原因也是一致的。

　　那麽，田家英在廬山上究竟發生了什麽事情呢？據李銳回憶，主要是田家英與他私下議論毛澤東的三條內容被別人捅了出去：

　　（家英說），他離開中南海的時候，準備向主人公提三條意見：一是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二是不要百年之後有人來議論（這是我們不止一次談論過的赫魯曉夫做秘密報告之事）；三是聽不得批評，別人很難進言。（李銳《廬山會議實錄》（增訂本），第34—35頁）

　　（廬山會議）在山上開“神仙會”階段，由於我的不謹慎，將這三條意見同一位有老交情的同誌談了，開大會時被捅了出來。此事當時雖被“掩蓋”過去，仍然影響到家英後來的處境，使我長期耿耿於懷。在山上時，我曾有過一種很悲觀的情緒，向家英流露過。開完會，回到北京之後，他特地跟我通過一次電話，其中講了這樣一句話，“我們是道義之交。”不幸被人聽見，幾天之後，我家中的電話就被拆除了。（李銳《懷念田家英》，載《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第145頁）

　　李銳的被打入“冷宮”，可能與他身兼毛澤東的通訊秘書，但卻依然替自己的“老主人”——陳雲說話有關。在廬山會議期間，他和田家英曾向毛建議“應當讓陳雲同誌重新主管財經工作”，這意味著他對毛的“大躍進”路線及所用一杆人馬的不同意見。自然會被毛認為是有“二心”的人。至於田家英，當時，毛澤東的確曾懷疑他與那個本來就子虛烏有的“彭、黃、張、周反黨集團”的聯係，還派人查過，因沒有實據，所以，針對李銳捅出的事情，毛僅用了一句“挑撥我們與秀才的關係”，“秀才還是我們的人”作了結論。

　　但是，既然田已經顯露出對於毛的極左路線的離心傾向，他的事情絕不會就此了結。1962年夏季的北戴河中共中央舉行工作會議批判“三自一包”政策時，主要批判陳雲、鄧子恢一派人馬的“包產到戶”觀點。期間，田根據自己前一年在浙江調查的觀感，也發表了附和的議論。這一次，毛澤東點名批評了田的“右傾”，使他成為那次會議上四個被點名的“右傾”分子之一。但據胡喬木所說，田的真正錯誤並不在此，而在“傳播中央還未作出結論以前的議論”。大概就是在這一次，毛澤東說，田家英是一個“沒有希望”的人了。毛澤東的此話，據說還“有文字記錄”。（參見胡喬木《我所知道的田家英》，同上書，第123頁；葉永烈《陳伯達傳》，作家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288頁）

　　田家英案中被認為最嚴重的政治問題，是1965年12月發生的所謂“篡改毛澤東語錄”事件。

　　1965年的寒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在上海舉行。這次會議的主題是解決羅瑞卿問題。當整個部署完成後，毛澤東把會議交給了周恩來和鄧小平，自己照例來到杭州越冬。12月21日這一天上午，毛召集五位“秀才”——陳伯達、田家英、胡繩、艾思奇、關鋒——繼續討論4月底在長沙談過的“全黨學習六本馬列經典著作”的問題。毛澤東要求五位秀才每人為一本馬列經典著作寫序，打算連同他自己的一篇在內，共湊六篇。席間，毛澤東突然話鋒一轉，扯到一個月前（1965年11月10日）《文匯報》所載姚文元的《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和剛剛發表在《紅旗》第13期上戚本禹的文章《為革命而研究曆史》。毛說：

　　“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點是沒有點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對戲劇界、曆史界、哲學界震動很大，缺點是沒有擊中要害。《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

　　事後，毛澤東的談話被要求整理成談話紀要。當時，關鋒和田家英作了筆記，整理的任務也就落到了兩個人身上。在田的推辭下，關鋒獨自一人連夜奮戰寫出了紀要，並把它交給了田家英。田家英看後，刪去了上麵這段話。關鋒知道後，擔心會給田家英帶來麻煩，曾提醒他：“主席的談話，恐怕不便於刪。”

　　田的回答是：“那幾句話是談文藝的，與整個談話關係不大……”（參見葉永烈《毛澤東的秘書們》，第275—27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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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Sun Jan 27, 2008 11:42 am 發表主題: 多維專稿：田家英命案探疑（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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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維專稿：田家英命案探疑（6）

陳小雅


能致田家英於死地的，除了毛澤東沒有別人。道理很簡單，如果毛澤東關於《海瑞罷官》的談話，真像人們所說，是“興之所至”的“聊閑篇”，那田家英必不會因刪掉那段話罹禍。但“舉重若輕”恰好是毛澤東慣用的策略。因此，田家英的被“廢”絕不是一個孤立的事件

　　1965年12月21日上午，毛召集五位“秀才”——陳伯達、田家英、胡繩、艾思奇、關鋒開會，中間毛話鋒一轉，扯到11月10日姚文元的《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和戚本禹的文章《為革命而研究曆史》：“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點是沒有點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對戲劇界、曆史界、哲學界震動很大，缺點是沒有擊中要害。《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

　　當時，關鋒和田家英作了筆記，關鋒獨自連夜奮戰寫出了紀要，交給田家英。田家英看後，刪去了上麵這段話。關鋒知道後，擔心會給田帶來麻煩：“主席的談話，恐怕不便於刪。”田回答：“那幾句話是談文藝的，與整個談話關係不大”（參見葉永烈《毛澤東的秘書們》，第275—276頁）。

　　另一位當事人胡繩的記憶，與上述經過稍有出入：

　　“文化大革命”開始時，有這樣一個說法（這說法好象是由康生發明的）：在搞紀要時有4個人在一起，這4個人中“一分為三，即以艾思奇和關鋒為一方，以家英和我為另一方，兩方在《海瑞罷官》問題上進行了“尖銳的鬥爭”。艾思奇同誌是參加談話的人中的一個，他雖和我們住在一起，但並沒有參加整理紀要，在從杭州回京後不久即因病逝世。5個人中，還有一個是陳伯達，他不和我們住在一起。關鋒是搞紀要時的執筆者。我應當據實說，當家英和我都以為不必記下有關《海瑞罷官》的話時，他並沒有說同意或不問意，隻是照辦了。搞好紀要後一天，他的確向我們提出過“不寫上這兒句話行不行”的問題，但因為我和家英都沒有理這個問題，他也就算了。

　在這件事情上，應該說，家英和我確實是缺乏政治敏感。我們沒想到，關於《海瑞罷官》的幾句話雖然是附帶提到的，然而分量很重，不可小視，而且後來這篇講話的真正要害恰恰是為我們刪去的話。……

　　這個刪掉了“海瑞罷官的要害”的紀要，成為家英的罪狀，也成為我的一個罪狀。再加上其它原因，家英在“文化大革命”剛一開始就受到了他所受不了的壓力。（胡繩《憶家英二三事》，載《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第133頁）

　　從這個記述我們可以看出，田家英和胡繩，是主張這個紀要不必包含毛的上述講話內容的。他們承認主張“刪掉”，而且事實上做出來的紀要上，也刪掉了這段話。而後來人們所謂田家英在這件事情上受人“陷害”的問題，實際上是關鋒整理出的初稿上原本有沒有毛的這段講話的問題；是田家英親手刪去了這段話，還是關鋒根據胡、田二人意見整理時就沒有這句話的問題。

　　這件事，大概是經由江青，被報告了毛澤東。在田的案卷中，確有一份“由陳伯達，江青呈送毛澤東的有關田家英刪掉毛澤東批判《海瑞罷官》指示的信件”。但具體是陳伯達發現紀要有“缺漏”，追查過後把事情捅給了江青？還是關鋒向陳伯達、江青報告後，二人商量的應對措施？目前還無法知曉。這大概就是國內悼念田家英的文章中，幾乎眾口一詞地指認田是被陳伯達、江青，或者王、關、戚“陷害”或“迫害”致死的原由。

　　其實，能致田家英於死地的，除了毛澤東沒有別人。因為道理很簡單，如果毛澤東關於《海瑞罷官》的談話，真像人們所說，是“興之所至”的“聊閑篇”，那田家英必不會因此罹禍。但“舉重若輕”恰好是毛澤東慣用的策略。他這樣做的意圖，一是可以探測周圍人的反應，如果阻力很大，他可以暫時擱置，或迂回進行；二是可以借此發現，誰是他未來重大戰略部署中隱藏的“敵人”。

　　因此，田家英的被“廢”絕不是一個孤立的事件。關於他的政治指控中，還有一個更嚴重的問題，那就是與當時已經被批鬥的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的“不正常關係”。

　　由於資料的缺乏，目前，我們很難確知當年對田的這一指控，究竟所指何事？流行的看法是，毛的這一猜忌並沒有多少理由，隻因為他要搬掉田，就利用了二人 “正常的上下級工作關係”。何況，田1961年被任命為中央辦公廳副主任，就由楊尚昆提議的。（見逄先知《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同前書，第83頁）但也有人說，楊曾在田的私生活問題上“包庇”過他。

　　田案與楊案的關係

　　在尚未接觸到楊、田之間更深一層關係之前，一個偶然的機會，筆者了解到，楊尚昆和田家英，至少在私人關係上是不錯的。

　　事情起始於筆者閱讀《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時，對於劉少奇與陳伯達關係的一個提問：在1970年廬山會議上“批陳”的時候，有人揭發：解放初期，劉少奇曾允諾，自己搬進新房子後，原來在中南海住過的舊房子陳伯達可以住。以此證明，陳與劉的關係非同一般。但了解的結果是，陳伯達其實並沒有住進這所房子，原因是當時的中辦主管楊尚昆對他說：“這個房子你不能住。”後來的結果，是楊自己住了進去。（《無所逃而待烹，勇於從而順令——陳曉農談父親陳伯達》，陳小雅采訪，載《多維》月刊2006年第5期）湊巧，後來筆者在李銳《懷念田家英》一文中看到，50年代，田也曾與他談到，陳伯達在中南海的房子住得很不錯了，但還想方設法翻修，“中央辦公廳的負責同誌硬不買帳”。（《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第143頁）但不知道田此處所說，與上述劉少奇舊宅的安排是否同一件事？如果是，可見田對楊的好感，足以使他持有待人論事的“雙重標準”；如果不是，則足見陳在處理個人事務方麵的窩囊。但無論如何，這顯然是一件令田感到“快意”的事情，不排除是楊尚昆替他“出氣”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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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Tue Jan 29, 2008 9:32 am 發表主題: 田家英命案探疑（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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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家英命案探疑（7）


陳小雅


楊尚昆回憶，毛的這筆錢存放在一個專門管理莊嚴黨產的“特別會計室”。開支歸田家英和楊尚昆分工管理。楊和田無可避免地處於毛的私生活秘聞世界的共享者地位。而曆史的荒謬在於，處於這樣一個危險地位的人們，並不懂得收斂自身的情感，相反地卻十分缺少“定力”。

　　（續前）上麵我們已經談到，李銳的文章還透露出，田曾私下與他議論過毛與周圍服務人員的關係。那麽，田又如何能知道這些內情呢？熟悉田家英史料的人都知道，田的一個重要職務，就是毛澤東稿費的主管。這個職務，在通常情況下，本是毛的“內掌櫃”——由中共中央正式任命的毛的“生活秘書”江青的份內事。但是，因為毛經常需要用這筆錢去安頓自己的女友，所以，他不可能讓妻子江青去管這筆錢，而是委托與自己有同好的田去發放。從田“平反”後楊尚昆的回憶中，我們則可以了解到，毛的這筆錢，是存放在一個專門管理莊嚴的黨產的、叫做“特別會計室”的地方。這個會計室分為兩個部分，由不同的人主管兩筆帳。第一部分管理遺留的黨產和黨員上交的黨費；另一部分“代管”毛的稿費。

　　關於這筆稿費的支取手續，楊尚昆說：

　　“他（毛澤東）的親戚故舊在生活上需要資助的，由他提出來，交特會室支付。比如楊開慧家屬、賀子珍以及毛的舊友等。中辦信訪局裏有個‘舊誼組’，專門處理毛主席親戚故舊的來信，歸田家英同誌管，需要經濟資助的，由毛主席簽字，賴祖烈的特會室支付。其它凡是要從特會室開支的，都由我簽字支付。”（《楊尚昆回憶錄》，第296頁）

　　根據這個情況，我們可知，楊尚昆和田家英無可避免地處於毛的私生活秘聞世界的“共享”者地位。而曆史的荒謬在於，處於這樣一個危險地位的人們，並不懂得收斂自身的情感，相反地卻十分缺少“定力”。根據李誌綏的回憶，楊尚昆（根據工作需要）給毛澤東安裝“竊聽器”事件的爆發點，恰好是一名隨侍毛澤東左右的“領袖言論”收錄者，對於毛同女服務員打情罵俏內容醋意的流露。這件事給毛帶來的“不安全感”，足以使他周圍的整個世界籠罩在一片黑暗中！

　　據戚本禹回憶，在中共中央處理田家英專案小組成立之前，其實，公安部已經介入了田案。在1966年5月21日晚中央辦公廳的傳達會議中，更是揭發出許多他“聞所未聞”的事情。請看戚本禹是怎麽說的：

　　此時由陳伯達，江青呈送毛澤東的有關田家英刪掉毛澤東批判《海瑞罷官》指示的信件和公安部關於田家英一個特殊問題的報告，已由毛澤東批交中央政治局各同誌處理。由於田家英作為主席秘書的特殊地位，中央政治局決定在彭、陸、楊審查組之外，再設一個審查小組，專門審查田家英的問題，組長由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安子文擔任，組員有新任中共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王力（原中共中央聯絡部副部長）和我（原《紅旗》雜誌曆史組長）。工作由周恩來直接領導。這之前，在一次中央政治局會議的中休時，周恩來總理通知我，主席意見，由你接替田家英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室主任的工作，中央各同誌均已同意。你即日把《紅旗》雜誌的工作交代一下，返回中央辦公廳。……在中央政治局決定成立三人小組時，總理還要我找公安部部長謝富治，要他配合中央三人小組工作。這是我第一次與謝富治打交道，是在他簡陋的寓所裏進行。

　　（21日晚）七點多，汪東興召開中南海各單位科級以上幹部會議，宣布田家英停職檢查，戚本禹接替工作。他在會上講了田家英的各種錯誤和他同田家英的鬥爭，還講了毛澤東對田家英的批評。他講話的有些內容是我知道的，但是許多內容是我不知道的，特別是我離開中南海的兩年間（1964——1966）的事情，更是我聞所未聞的。我很後悔沒有去參加這個會議。（戚本禹《毛澤東秘書田家英被暗殺？自殺？——一宗至今未了的曆史要案》，《明報》月刊2002年12月號）

　　關於這次傳達與眾人的批判“火力”，王力的回憶也有所透露：

　　安子文沒有叫田家英搬出中南海。據我所知，是汪東興統一布置叫一批人搬出中南海，……我當時聽說中辦的一些人說了些難聽的話，不象安子文說的那麽緩和，甚至說采取了相當粗暴的批鬥式的態度。不隻是汪東興一個人，還有些相當粗暴的人，當時是有相當的壓力。因為江青到毛主席那裏，把田家英的問題說成是敵我矛盾。田家英的一個哥哥在香港。（《王力反思錄》，第595頁）

　　毛把田的問題看作“敵我矛盾”，恐怕並不依賴於當時已不在“枕邊”的江青吹風，而是由於另一件事情的曝光。

　　葉永烈在《毛澤東的秘書們》一書中，談到田家英的婚姻狀況時，第一次向公眾透露出，田、董結合時，田的婚姻是“在婚”狀態。田的前妻劉成智，是他在成都讀中學時的同學。二人因在當地參加抗日救亡運動締結了感情，一齊私奔了延安，後在延安馬列學院正式結婚。但是，據葉永烈說，“婚後一年多，彼此的性格不融洽，感情產生了裂痕。劉成智主動提出與田家英離婚。”但知情人說，劉與田隻是暫時分居。分居的原因，是劉已經懷孕，準備生產。在那個艱苦而匱乏的時代，妻子懷孕或生產，如果得不到丈夫的照拂與諒解，已經解放了的女性大體都會像賀子珍那樣，選擇分居來維護自己的權利。這大概就是葉永烈所謂“感情裂痕”的由來。但是，他們並未正式離婚。所以，在劉得知田董結合以後，曾以“重婚罪”將事情告到了楊尚昆那裏，希望組織能夠為她“作主”。不過，這一次，楊並沒有像照顧李銳那樣，還夫於妻，甚至沒有給劉成智一個“說法”，而是將此事掩蓋了過去。在這位權勢者的庇蔭下，女方隻得忍氣吞聲。但到文革前夕，“竊聽器”事發東窗，楊尚昆被“雙規”以後，這個問題被再次揭發了出來……

　　也許正是因為有這個背景的存在，才會出現如葉永烈所說，董、田結合時有一個體現了“女權”的“約法三章”：

　　第一，一切為了進步。

　　第二，兩個人的事，由女方作主。

　　第三，不能因日後分開工作而“感情破裂”。（葉永烈《毛澤東的秘書們》，第253頁）

　　在董邊以後，盡管田又有過N個女友，並懷有子嗣（其中一個兒子，在得知自己的身世後，於田家英平反前夕自殺），但田畢竟遵守了與的董邊的“約法”。

　　對於這些事情，毛澤東早已了然於胸。所以，他也曾以婉轉的形式，對田進行過“敲打”：有一次，田家英出差，毛澤東特地囑咐他要帶上董邊。田家英則回答說：“我帶不動她。”（見逄先知《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同前書，第4頁）

　　毛之所以能夠長期容忍田在自己的身邊，從帝王的“禦臣術”來看，有兩種便利，其一，他有心把田作為一個“右派秘書”予以保留，通過他，可以掌握黨內外“右派”勢力的思想與動向；其二，身上有些小缺點的人，容易控製。在女人問題上，毛澤東與田也算“同病相憐”，故而能夠惺惺相惜。他說過，無產階級革命領袖尚且不是“清教徒”，更何況他的臣下呢？

　　但是，毛能“包容”一個人，並不意味著別人也可以“包庇”這個人。他的包容，是“施恩”，但楊尚昆包庇，就可能被視為“結黨營私”。正是這件事情的揭發，使毛澤東把楊、田的私人關係，與黨內鬥爭的錯綜複雜和毛澤東權力所麵臨的嚴峻形勢聯係起來。正如他會把田對陳雲經濟思想的讚同，聯想為“對另一個主席很尊敬”一樣（見羅冰《汪東興交代毛澤東秘書田家英死亡真相》），毛澤東最怕的就是黨內高層的人，尤其是軍人與政治家的“結盟”，中央官員與地方官員的結盟。他更害怕這些人與他身邊的人“結盟”。從子虛烏有的“高饒聯盟”、“彭黃張周反黨集團”，到所謂“劉少奇司令部”與“林陳反黨集團”等等的指控，在在反映出毛的這一心病。

　　在這種格局和心態中，毛反觀自己的心腹田家英，無異是一顆埋在身邊的“定時炸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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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冊時間: 2005-01-01
帖子: 2317

發表於: Sat Feb 02, 2008 8:37 am 發表主題: 田家英命案探疑（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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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家英命案探疑（8）


陳小雅


一個靠工資為生的人，家有兒女，田家英真有那麽多錢來“玩”文物嗎？有人替他算過一筆帳，平均每年也得購個100多件，平均每月得購個上十來件。田的支付能力，的確是很令人生疑的

　　目前，我們還不清楚，在“五一六”通知之前，在中共“三人小組”之外，公安部為田家英立有“特殊問題”的專案內容是什麽？但是，可以參照的是，這個“百忙”的專政部門曾因北京市委書記鄧拓與一位收藏家的私人文物交易，立有一個專案，並發過內部通報。而鄧拓與田家英一樣，都是在文革爆發時率先采取了“以死抗爭”的抉擇——在“五一六通知”頒發後的第二天，他在自己的寓所服安眠藥自殺身亡，比田隻早走了六天。此事使筆者產生一個聯想，公安部為田所立之“案”，是否也與田的文物斂藏癖有關呢？

　　愛“字”，是田家英的公開嗜好。他曾以“十年京兆一書生，愛書愛字不愛名”自況。但是，田的“愛字”並不是愛寫字、愛與人切磋書法，或者熱心於國家文化保護政策的製定。據說，田的字寫得並不算好，但他卻愛收藏書法作品，尤其是有目標地收藏國家文物部門尚無精力和財力顧及的清代人的書法，以及就近收集毛澤東的字跡。據逄先知稱，田曾將凡是能到手的每一張毛的字跡，都“精工裝裱”，平日秘不示人，隻有親朋好友來了，才與之分享。上麵我們已經提到，毛的這些手稿，在“三人談話”前，田已上交中央檔案館，所以，它肯定與在此之前已經成立的公安部“專案”有關。這筆帳由於清償得較早，也較為迅速，其中究竟有多少“寶貝”？外界很難得知。而另一筆——因田家英的死亡被抄沒的財富，直到田家英平反後全部發還給他的家人，才得以見天日。

　　這究竟是一筆怎樣的財富呢？據田家英的二女兒曾自說，八十年代田家英平反後，中央辦公廳退回的抄家物資中，光是書籍字畫就有一卡車。其中文物字畫有“一千幾百件”。這些“劫後餘生”的藏品，曾令當時的中國曆史博物館館長、全國文物鑒定委員會副主任史樹青都感到汗顏。他說：

　　“過去知道家英收藏清人墨跡，隻當是收收而已，想不到竟這樣齊全、係統，他的鑒賞能力之高，收藏之豐，令人佩服。……搞了一輩子文物鑒定，有些名家隻知其名，未見其字，這次從家英藏品中大飽了眼福。過去國家博物館徵集文物，注意力往往集中在年代久遠的文物，對離現在較近的清代的東西重視不夠，現在．要想再收集這樣係統齊全的清人墨跡，恐怕是不可能了。家英同誌在這件事上的眼光和作法早了我們整整30年。”（曾自《愛書愛字不愛名》，載《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第286頁。）

　　這些藏品，是田家英在中共建國後，到他去世前的16年時間中搜集的，比起那些世代書香、曆朝貴胄來說，他既沒有家藏的曆史，也沒有文化的傳承背景，更沒有雄厚的經濟資源，田家英究竟花了多大的心力來搜集這批文物，今天的我們已很難窺其全豹了。但從田的同事、朋友有限的回憶文字來看，他搜求文物字畫的足跡，的確是遍及大江南北，尤其是文化重鎮北京、上海和杭州。那裏的古舊書店、古玩店、文物商店和文物保管委員會，都是其稔熟之地。由於他身居“毛澤東秘書”的要職，又十分注意結交文化行政管理部門的官員，並將自己的嗜好、索求之物事先公告於人，地方上凡有動靜，就會有人與之通風報信。據曾自說，北京琉璃廠鬆古堂老板就“經常幫父親選購一些好書，有時還親自送到中南海門口”……

　　上海市文管會負責人方行在《書海文苑一知音》中，這樣記敘了他與田的交往：

　　我和家英同誌初次見麵，是在上海天平路市文物保管委員會內。那次，他因公來滬，順便到文管會鑒賞所藏的明清人書法，時間大概是1958或1959年。此後我們就常相往還。……

　　家英同誌在中央工作，有時去各省市進行調查，在繁忙之餘……搜集了大量清代學者和近代革命家的書法以及信劄之類。他有感於某些文物單位，以為清人去今未遠，不很介意，即使留意的也隻限於著名書家的作品；對並非以書法著稱的清代學者的墨跡，往往漠視。他卻認為這是研究清代學術史所不可或缺的，如不及時收集，就有被湮沒的危險。他身體力行，所到之處，總是利用閑隙隨時收集。

　　上海朵雲軒，是家英同誌每次來滬時常去的地方，我曾多次與他同往。他和該店的同誌很熟悉，不僅提供他看在門市部尚未擺出來的東西，還陪他到倉庫去揀選。從堆滿架上的卷軸，乃至塵封的殘帙，他無不看個明白，常常弄得滿身灰塵，兩手墨黑，他仍怡然自得，若是有所發現，更喜不自勝，連連稱道：“不虛此行”，“不虛此行”。（同上書，第231－232頁）

　　杭州的史莽在悼念田家英的文章中，也以大量的篇幅講述了他與田的這類交往。

　　【我認識家英大約是1963年，剛從諸暨楓橋搞社教回來。一天晚上，林乎加同誌（時任中共浙江省委副書記，主管文教）派人來邀我去玩。到了西泠賓館，隻見林乎加同誌與一位年紀和我相仿、滿口四川話的同誌在交談，一介紹，才知道這位四川同誌，就是久聞其名的田家英……

　　……談起“西泠八家，”家英忽然遺憾地說，八家中七家的字我都有，獨缺最重要的一家——丁敬。我告訴他，丁敬的字在杭州比較容易買到，因為丁是杭州人。他就托我為他覓一張。我答應到杭州書畫社去看看。家英於是問我是否收藏字畫，我告訴他，我不收藏字畫，隻買一些與工作有關的古籍和古代工藝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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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Fri Feb 08, 2008 9:41 am 發表主題: 田家英命案探疑（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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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家英命案探疑（9）


陳小雅


一個靠工資為生的人，家有兒女，田家英真有那麽多錢來“玩”文物嗎？有人替他算過一筆帳，平均每年也得購個100多件，平均每月得購個上十來件。田的支付能力，的確是很令人生疑的。便有人提出，他是否在監管毛澤東稿費的時候，有過“挪用”的問題？

　　（史莽繼續寫道：）過了幾天，徵得杭州市文化局負責同誌的同意，杭州書畫社把兩張內櫃出售的丁敬的字送去讓家英選購。一張是丁敬送人的立軸，寫得端正，裱得講究。另一張是丁敬的《豆腐詩》草稿，寫得隨便，印章也是後人補蓋的；但是內容好，字也天趣盎然。家英一時決定不下來，又邀我去幫他下決心。我力主買《豆腐詩》。他同意了，花了60塊錢。“詩、字都好，就是價格太貴了。”記得買下後我說了這樣一句話。因我總感到靠工資過活的我輩花這麽多錢買一張字，有些犯不著，雖然我有時也做類似的傻事。家英察覺到我在顧慮他的經濟負擔，就解釋說：“我沒有什麽嗜好，一個月的工資省出一點錢來買一、二張字，還是負擔得了的。”我沒有再說什麽，隻是心裏有些不安，因為此事是我促成的。

　　記不得過了幾天，一天晚上家英忽然來我家辭行，告訴我第二天就要返北京了。他的來訪，說實話，很出我的意外。這使我看出他與眾不同的風格：平等待人，看重同誌之間的情誼。那天晚上我們談得比較多。他告訴我，他專門收藏清朝人的字，現在已近千件，十幾年的工資，除了衣食以外，幾乎都花在這上麵。為什麽要孜孜不倦於此呢？記得他講了三層意思：一是欣賞祖國的這門古老藝術——書法。二是收集近三百年來的史料，如他曾收集到龔自珍的詩文、魯迅的書信、李大釗的文稿等。三是“人舍我取”一般人多欣賞繪畫而不看重書法，更不看重年代較近的清人的字，倘不及早收集，不少作者的作品有散失和泯滅的危險。

　　家英的話我是能夠理解的，因為深有同感。我告訴他，為了收集研究文學史和藝術史而用的古籍和實物資料，我也省衣節食，耗盡了十幾年微薄的工資，有時甚至斷炊、負債，做“舉鼎絕臏”的蠢事，被人當作傻瓜看待……（史莽《苟利國家生死以敢因禍福避趨之》，同上書，第197－199頁）】

　　從史莽的這段記敘，我們看出了他的不安，而且自責。這也是所有曾經同情和關心過田家英命運人士的不安，那就是，一個靠工資為生的人，家有兒女，他真有那麽多錢來“玩”文物嗎？有人替他算過一筆帳，即使他有條件把價格壓得很低，但在12年內（從1953年實行工資製開始算起），要購得1500多件文物，平均每年也得購個100多件，平均每月得購個上十來件（而不是像田對史莽所說“一、兩件”）。據載，1952年議定工資級別時，田家英的級別定為十級，每月工資約有200來元，後來，毛澤東帶頭為自己降低三級工資，全黨追隨學習，高級幹部紛紛自減一級到兩級不等，相信毛身邊的田家英也不會落人之後，這樣，即使他以每件文物十元的平均價格購入的話，也要花上他工資的一大半。如果排除六十年代“三年饑荒”的物價因素，以及在買字之外還要買書、抽煙、喝酒，還要請客吃飯等因素，田的支付能力，的確是很令人生疑的。

　　於是，便有人提出，這位田哥兒是否在監管毛澤東稿費的時候，有過“挪用”的問題？後來人也注意到，在葉永烈所講述的田家英的故事中，有這樣一些看來有趣的情節：

　　有時候，田家英手頭也有錢，顯得很“闊氣”——那錢是毛澤東給的，他替毛澤東到書店裏大批大批地買書。（葉永烈《毛澤東的秘書們》，第263頁）

　　毛澤東的書房裏，忽地掛起了一幅清朝書畫家鄭板橋（鄭燮）的手跡。鄭板橋乃“揚州八怪”之一，草書勁峭，體貌疏朗，自成一格。

　　在抽煙、喝茶的片刻，毛澤東踱了過去，歪著腦袋，細細欣賞著鄭板橋那豎長撇法運筆，有時甚至用手指頭在掌心比劃起來。

　　毛澤東喜歡書法。他的字，瀟灑豪放，無拘無束，如天馬行空，似蛟龍過海。閑暇時，端詳百家書法，是他的嗜好。

　　那幅鄭板橋的草書掛了幾天，忽地不見了，卻出現在田家英家中。

　　過了些日子，又一幅清朝書法家的手跡，出現在毛澤東書房。

　　幾天之後，卻又出現在田家英家中……（同上，第241頁）

　　這件事的確有些令人納悶：究竟是毛澤東用自己的稿費買了這些字畫，自己掛了一段，就命田家英收起來（田於是借去掛幾天）？還是田家英自己買了這些字畫，出於對毛的愛戴，先送毛欣賞呢？或者是精明的他，在資金周轉不開時，先放在毛那裏掛著，等到自己補上了漏洞後，再收歸己有？

　　而史莽的“不安”和自責，是否因為這位田哥兒曾不經意地向他透露過，毛的稿費可以為他濟急？而過後，自知失言的他，馬上又談到“工資”雲雲？由於中國文化有“為尊者諱”和“為賢者諱”的傳統，我們隻能從作者字裏行間的情感去揣測了……

　　葉永烈文中所說的那幅“清朝書法家手跡”，可能就是清代著名篆刻家、書法家，別號“完白山人”的鄧石如的一副對聯——海為龍世界，天是鶴家鄉。這副對聯給田家英生前帶來紛擾，至今未息。據田的二女婿陳烈說，這副字的來曆這樣的：

　　田曾多次隨毛到杭州小住，1961年，他又奉毛命到杭州搞“農村調查”，大概是由於“大躍進”和三年困難時期生活的拮據，不少人把祖傳的文物也拿出去賣了。所以，過去隻能從畫冊上看到照片的文物，這個時期卻可以在市麵上見到了。也就是在此時，田家英“意外”地發現了鄧石如的這副對聯，立即買了下來。據梅行、範用說，田回京後即把此物“送給毛澤東看”，毛澤東愛難割舍，“借”去掛了很長一段時間。（陳烈《“小莽蒼蒼齋”收藏軼事》，載《北京日報》2003年2月）陳伯達就是在毛處看到這副對聯，以後又發現此聯出現在田的家中，才對田家英收藏中是否有“貓匿”提出疑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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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Tue Feb 12, 2008 9:12 am 發表主題: 田家英命案探疑（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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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家英命案探疑（10）


陳小雅

田家英玩字雖說還沒有到“玩命”程度，但已經有幾分走火入魔了。作為一個身處危境、有政治抱負的人來說，他的確缺少應有的謹慎。但他是否會有意識地倚官仗勢、巧取豪奪，以非法手段搜斂民間和國家財富，以至於需要“專政機關”介入？

　　（續前）筆者在《中國“牛仔”》一書中，對這個故事也曾援引過，並認為，田肯定是以少於丁敬的那幅《豆腐詩》的價錢買下這副聯的，不然，他的家屬不會獨獨記得那一幅字的“昂貴”。並且，我認為，如果田用毛的稿費為自己買幾幅字，即使未經毛的同意（說不定毛還真的同意），也是情有可原的。因為田為毛著、毛詩注解所花的心力，足可以使他認為，毛的稿費中也有他的血汗結晶。毛的稿費來自於全國黨員的黨費，要說拿在手裏應該有些不安心的，應該是毛，而不是田。

　　但是，最近有幾篇網上文章，足以顛覆筆者的上述成見。其中《給董邊和田家英後人的一封公開呼籲信》中指稱，田手中的這副對聯，根本就是“借”去的！但在1964年出版的《鄧石如書法選集》中，這幅字卻蓋上了田的圖章。寫信人呼籲田家後人，還是將此件物歸原主——交西泠印社收藏為好。

　　網上的文章，我不敢都信。為核實這一事情經過，我耐心等待了兩個月，直到親自讀到呼籲信所引以為據的王佩智的《西泠印社舊事拾遺》（西泠印社2005年版），打開一看，第95－97頁果然有這樣一段敘述：

　　【西泠印社接受捐獻問題，這事的開始是1959年印社慶祝建國十周年辦展覽會向上海借展品時，王樹勳主任和我去張魯安家問哪家有東西，張魯安談到印社 30周年紀念會時陳列過一件“鄧王”，說你們要嗎？王樹勳同誌問我：“什麽叫鄧王？”我說：“是皖派篆刻的創始者鄧石如的書法中藝術性最高的一副草書對聯 ‘海為龍世界，天是鶴家鄉’。”王主任說：“好嘛。”張魯安說去聯係聯係看……第二次到上海去時，張魯安說你們下次來可去拿了，藏者是魏廷榮，已答應捐獻了，不受獎的。……我們送了魏廷榮一封感謝信和印章印泥。這副對聯的確是精品，是國內聞名的，立即帶回杭州交書畫社保管。過了兩天我到書畫社去，看見有幾位同誌情況很緊張，女營業員林桂芬（後調上海去了）在哭，怪了！王主任告訴我：“上海拿回來的那副對聯，林桂芬借出去，一同借出去的書法隻還來兩副，鄧石如一聯未還來，去大華飯店討了三次討不回來，一直驚動了市政府，也討不回來，怎麽辦?”我說：“我們要來的東西，首長愛它，總是說明這是件好東西了。”我記得那天傍晚，王主任問我意見怎樣，我說：首長定要拿去欣賞，取不回來，能有什麽辦法？我就建議不要聲張，以免影響今後吸收捐獻之件。這是西泠印社解放後接受捐獻的第一件作品，自此開始以西泠印社名義接受捐獻之件。（65年有人告訴我，此聯已在近年出版的鄧石如作品選集》印出來了，我未見過這本書）從這件事後，就接受了教訓，派專人保管捐獻物品，並建立了管理製度。每一個捐獻者專設一張卡片，記上時間數量，就是怕再借不還。】

　　書中還附上了鄧石如這幅名聯的照片，它雖然沒有點明那位“首長”的姓名，但從各種回憶材料所屬時間地點情節來看，這應該就是田家英的收藏故事中的那幅鄧石如聯了。

　　不過，筆者認為，單憑這段回憶，尚不足以說明質疑田據有此聯的合法性，因為它沒有說明西泠印社是否擁有田家英的親筆借據，也沒有說明田在事後（特別是如果公安局曾為此立案的話）是否補辦了購買的手續。在筆者接觸的田家英掌故中，確有一起涉及“有借無還”的事例，它來自於胡繩先生的回憶：

　　【我和家英最後一次見麵是在1966年3月。日子雖然說不準，但那時的情景宛然還在眼前。我在中南海西門附近的一座小樓裏看了些文件資料後，出來遇到了正經過這裏的家英。他是住在中南海裏麵的。記不得為什麽，我那時手裏正拿著一卷明人徐枋寫的條幅。他打開來看了。我們站著稍稍聊了一會兒。他把這卷條幅拿去，要和他所有的同一個人寫的字卷對照一下。

　　那已經是黑雲壓城的時候，但我們並不清楚將要來的是一場怎樣的風雨，更不知道這是我們最後的一次見麵。我們所談的竟是明朝人的字！兩個月後，家英就去世了！（胡繩《憶家英二三事》，同前書，第134頁）】

　　田去世後，他的全部收藏被沒收，這幅明人條幅，自然也就沒有了物歸原主的機會。胡繩對此事的難以忘懷，當然並不是因為對這件物品的留戀，而是對田在那種“刀已經架到脖子上”的時刻，仍如此沉迷於“字”的愛好，感到有一點不可思議！

　　不過，筆者認為，鄧石如的這件作品，既然在1964年出版《鄧石如書法選集》時被收入，說明西泠印社在田去世前，還是有機會索回它的。之所以沒有索回，恐怕在手續上是做了彌補的。

　　在這個問題上，方行的另一段回憶也可以作為參照：

　　【第二次我去家英同誌家是與高履芳同誌同去的……這時我向他又提了個建議，能否把李大釗同誌手抄的《素書》，由上海影印為文獻本。他隨即首肯，立時取出交我。他不以珍品自秘而爽朗的胸襟，更為難能可貴。於是，他就繼續把藏品展開來給我們看。他藏清代學者書法之富，雖不能說各家具備，但已可構成係統，我提出可把它輯為專集，影印出版，必為愛好者所歡迎。他隻是莞爾而笑，別未作答……（方行《書海文苑一知音》，同前書，第233頁）】

　　此處所說高履芳，是當時的國家文物局局長王冶秋的夫人，時任文物出版社社長。她的專駕蒞臨，恐怕與動員田家英這樣一位身份特殊的收藏家提供藏品的禮節不無關係。按照國家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地上、地下文物歸國家所有，私人收藏的文物歸個人所有；國家根據財力情況劃定一定曆史時期內的文物由國家收購或收藏，凡國家所有但決定暫不收藏的，必須在寫出有關研究報告或出版以後，方能上市流通。方行所說的李大釗真跡，可能就屬於國家決定暫不收藏，但仍未寫出研究報告或出版的文物，所以，盡管這件藏品已有過戶手續，但在國家法律的意義上，手續仍不能算完全。如國家文物出版部門決定出版，作為收藏者，田家英是有義務提供幫助的。在國家無力組織研究或暫無出版意願的情況下，私人購買這些文物，往往要以“打算研究”為條件，方能被準許。這就是田家英自己、他的家屬、朋友和同事都一再強調，田是為“研究”而收藏，而不是為“聚財”而收藏的原因所在。這樣，不但收藏者可以免責，介紹人也無過。

　　上文談到，方行和高履芳一行既然看到了田的清代書法藏品，想必也是看到了鄧石如的對聯的。而此後，這副對聯能為文物出版社出版《鄧石如書法選集》時收入其中，相信是後來持續動員的結果。而在田家英一方，敢於將這幅蓋上了自己圖章的“愛字”交與出版社拍攝製作，相信手續應該是完備的。

　　綜觀以上情況，田家英玩字雖說還沒有到“玩命”程度，但已經有幾分走火入魔了。作為一個身處危境、有政治抱負的人來說，他的確缺少應有的謹慎。但要說他會有意識地倚官仗勢、巧取豪奪，以非法手段搜斂民間和國家財富，以至於需要“專政機關”介入，這既不可思議，也是不正常的。這大概也是文革中不少群眾要求“砸爛公檢法”，外語學院紅衛兵到公安部搶檔案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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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Mon Feb 18, 2008 5:31 pm 發表主題: 田家英命案探疑（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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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家英命案探疑（11）


陳小雅


田家英曾埋怨毛澤東“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葉永烈已經一語道破，所謂“左右”者，就是毛澤東的近臣和“身邊的人”，實指陳伯達、江青之流也。田家英當過毛澤東的長子毛岸英的語文老師，這師生兩“英”有個更重要的共同點，就是看不慣江青

　　來自後宮的猜忌

　　如前所述，田家英曾埋怨毛澤東“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葉永烈已經一語道破，所謂“左右”者，就是毛澤東的近臣和“身邊的人”，實指陳伯達、江青之流也。

　　田家英對江青的不滿，早在50年代就有所流露。原因大概起於江青曾把田的臥房稱為“狗窩”。據逄先知說：

　　【江青以其特殊身份而自恃，頤指氣使，不可一世。生活養尊處優，為人心狠手辣。她的曆史，田早有所知，她的種種現實表現，他更是看不下去。田家英不趨炎附勢，更不掩飾自己的感情和態度，他對江青的憎惡和鄙視，不會不被她察覺。在江青的眼裏，田家英是一個難以折服的因而不能相容的人。她一有機會就會對他落井下石。1962年，田家英因主張包產到戶而受到批評，江青第一個（在當時也是唯一的一個）給田家英戴上“資產階級分子”的政治帽子。1966年春，關鋒告密，就是在江青的策劃下，采取詭秘的方式進行的。（逄先知《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同前書，第82頁）】

　　不過，從一個旁觀者的角度看，江田矛盾，應該還有更悠遠的原因。前麵我們已經談到，田所管轄的許多毛澤東的事務，與中共中央任命江青為毛澤東“生活秘書”的設職原意，的確可能會發生摩擦。譬如毛澤東的稿費管理，如果放在任何一個家庭中，當妻子的都會認為，那應該是自己的“分內”之事；又如毛澤東交女友，中央任命江青當生活秘書，不排除是對毛的“性自由”的一種約束，但田的介入，難免會傷害一個合法妻子的感情。

　　另外，田曾經當過毛澤東的長子毛岸英的語文老師。而據葉永烈描述，這對年齡相仿的“師徒”關係不錯：

　　【他選用魯迅的著作作為毛岸英的語文課本。至於曆史常識，則是他憑借自己肚子裏的學問講給毛岸英聽。他很認真地備課，很認真地教——雖然隻有一個學生。

　　毛岸英非常喜歡他的老師。這兩“英”簡直如影隨形，平時一起出去，一起散步，一起聊天，甚至連上廁所也一起去！師生如同兄弟。正因為這樣，當田家英從東北一回到西柏坡，聽說董邊在東柏坡，急急趕去，毛岸英也隨他一起去看董邊……（葉永烈《毛澤東的秘書們》，第258頁）】

　　而這對師生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共同點，那就是看不慣江青。據說，這位與“母後”接觸並不多的“太子”，曾出言尖銳地斥責江青：

　　“如果你不喜歡爸爸，你就走開！”

　　在專製製度下，太子與皇上近臣的這種關係，對於後宮來說，無疑是一個巨大的威脅。

　　對於以上種種，毛澤東不會沒有察覺，他之所以要這樣刻意安排，除了給自己提供便利外，還有一個更深刻的考慮，那就是“利用矛盾，互相製衡”。中國古代 “帝王術”的一條箴言便是：隻有當人人都感到不安全的時候，皇帝才是安全的。而當人人自危，人人都需要通過競相表示對皇帝的忠誠來穩固自身和壓倒對手時，帝王就可以利用他們去做一切他想做的事。所以，這正是毛澤東“高明”的“治左右”之術。田家英看不透毛澤東的本質，他也無法接受自己不能獲得毛的全部信任和專寵，而把仇恨集中在毛的“左右”身上，是他的終身悲劇。

　　從現有資料看，江青十分強調田有香港的社會關係，並刻意要把田的問題上升到“敵我關係”的高度來對待，除了田與五十年代後期依靠左的理論和文藝批評凝聚上升的“上海幫”核心文人集團的天然對立情勢之外，恐怕還有江青本人的一個舊病，那就是自他與毛澤東戀愛以來，一直圍繞著她從未散去的緋聞襲擊陰影。筆者在《中國“丈夫”》一書中已經描述過自1939年以來六次襲擊的狀況，其中有幾次，都與國統區媒體或香港媒體有關。（見陳小雅《中國“丈夫”——毛澤東的情事》第12章“《紅都女皇》——案中案”，香港共和出版公司2006年3月第二版）大概由於這些緣故，神經本來就不太正常的江，很可能把一切對之不友善的人，尤其是毛身邊的人，都看作埋藏在她和毛澤東之間的奸細了。

師徒反目——陳田矛盾的症結

　　據葉永烈《陳伯達傳》記載，先是1946年2月，毛澤東的長子毛岸英從蘇聯回到延安。毛澤東發覺，毛岸英在蘇聯多年，已經基本俄化，對於中國的文化曆史知識頗為欠缺。於是，毛澤東想請陳伯達當毛岸英的教師。可是，陳伯達正忙於自己的著述，便以自己的福建話毛岸英“聽不懂”為理由推脫了。不過，他還是向毛澤東推薦了自己的秘書田家英。（葉永烈《陳伯達傳》，作家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175頁）

　　田家英擔任毛岸英的老師，和毛澤東的接觸機會自然就多了起來，但還不是毛身邊的工作人員。他當上毛的秘書，是1948年的事情。據陳伯達晚年回憶，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

　　【毛主席到西柏坡以後，我仍常去他那裏商量工作，當時我住在西柏坡附近的李家溝村。中央決定辦新的黨校、即馬列學院以後，因劉少奇同誌還有其它許多工作，所以具體的辦校工作是由我承擔的。我首先請楊獻珍同誌擔任教務長，又請艾思奇主講哲學，王學文主講經濟學，何其芳主講文學。學校搬進北京以後，我又聘請郭大力講授《資本論》，請呂叔湘講授語言文字。

　　開始辦黨校，瑣碎事很多，我讓田家英當秘書，幫助做些須要跑腿張羅的工作。毛主席到西柏坡後，每天要看的文件報刊增多，他自己看不過來，讓我薦一個人幫看，從中選出重要的再交他看。我開始讓史敬棠去。一次我去主席那裏，他正忙，江青說史敬棠做事太拘謹，不合適，主席讓我另薦個人。我說：田家英教岸英中文時，已和主席認識了，就讓田家英來吧，和史敬棠對換一下。我回去把此事告訴田家英，他聽說要到毛主席那裏工作，像是身價突然高了，也不談談該注意的事，不久，毛主席要他上東北學習，他才又謙虛些，托我這樣那樣。直到後來要出版《毛澤東選集》時，我因為一個人顧不過來，需要有個人幫搞校對等事，我跟主席說，還是讓他回來，才又把他從東北調回來。（陳曉農編纂《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陽光環球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8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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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Sun Feb 24, 2008 9:37 pm 發表主題: 田家英命案探疑（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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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家英命案探疑（12）



陳小雅


（續前）如果這個陳述是準確的，那麽就是說，陳伯達曾三次向毛推薦田家英。不僅如此，在更早的時間裏，他還曾把胡喬木也推薦給了毛澤東。在葉永烈著《胡喬木》一書中，胡喬木的夫人穀羽證實了此事：

　　【筆者請穀羽回憶，胡喬木是怎樣來到毛澤東身邊的？穀羽指著坐在一側的女兒木英說道：

　　“木英是1941年1月23日出生的。我記得，在生下木英後半個多月，也就是2月上旬吧。那時，我們住在延安大砭溝的窯洞裏。澤東青年幹部學校就在大砭溝，中共中央宣傳部、中共中央組織部也在那裏。喬木當時已調到中共中央宣傳部工作。忽然，王若飛來窯洞看喬木，我也在場，所以知道他們談話的內容……”

　　王若飛，當時的中共中央秘書長。王若飛對胡喬木鄭重其事地說道：“毛主席那裏需要人，決定調你到他那裏做秘書工作。”

　　王若飛的話，完全出乎胡喬木的意料。他怎麽也不會想到，毛澤東會調他當秘書。

　　胡喬木思索了一下，說出了心中的顧慮：“給毛主席當秘書，我怕當不好。我從來沒有做過秘書工作。”

　　王若飛為了打消胡喬木的顧慮，說出了毛澤東“點將”的來曆：

　　“你發表在《中國青年》雜誌上紀念五四運動20周年的文章，陳伯達看了，很讚賞。他推薦給毛主席看了，毛主席說，‘喬木是個人才’。所以，毛主席很早就注意你。最近，毛主席那裏人手不夠，他點名調你去當秘書，你同時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秘書。”

　　那時，陳伯達擔任毛澤東的政治秘書，他跟胡喬木並不認識。（葉永烈著《胡喬木》，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4年2月第一版，第39－40頁）】

　　從這個過程看，陳伯達並不是像一些人渲染的那樣“忌賢妒能”。在早期便熟識陳田雙方的人那裏，一般都認為，陳比田大18歲，無論學曆還是革命資曆，在田的麵前都是長輩，本來是不可能構成一對矛盾的。長輩講晚輩的壞話、師傅拆自己推薦的學生的台，都是自毀名譽的事情，陳是一個飽讀儒家經典，而且極愛麵子的人，他不可能在這些小事上失了分寸。但這並不意味著，這個老師對學生可以不從嚴要求。

　　那麽，究竟是因為什麽原因，使陳伯達與田家英的關係逐漸惡化了呢？為探求本源、找到矛盾的症結，筆者不得不遍查田的親友回憶。發現很可能是由這件事開始的：

　　據逄先知回憶，在陳伯達任延安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期間（毛澤東任該室主任），他寫過幾本書。作為該室經濟組（後為政治組）研究員的田家英，曾幫助陳收集過不少資料。當時延安的條件很差，收集資料的工作十分困難。書寫出來以後，陳在洋洋得意的時候，卻問田家英：你做了什麽工作？據說，從此田家英對陳伯達感到了寒心。

　　陳對於田的這種態度，反映了在他的意識中，還存在嚴重的封建等級觀念的痕跡。按照舊社會的習慣，徒弟應該為師傅做一切事情，從白天打工，到夜晚打洗腳水；前台應酬顧客，後台幫著主人帶孩子；既是雇工，也是傭人。學徒幫師傅做一切事情都是應該的，而功勞歸功於師傅也是天經地義的。但這個“服務期”是有限的，三年徒滿，師傅就有義務幫徒弟自立門戶，於是，成為師傅的徒弟又對自己的徒弟以同禮待之……“三年的媳婦熬成婆”，一旦媳婦熬出頭以後，那就是另一種身價了。在中共黨內，雖說是已經“革命”了，但這種規則在很多人那裏並沒有改變。文革中，黨政機關、大專院校帶頭造“走資派”和“反動學術權威”反的首長的警衛、秘書，青年幹部或青年教師，大多數出身貧苦，有許多本是被當作“培養對象”來加以“磨煉”的。如果沒有文革，這種壓抑時間長了，自然也會發酵。

　　依田家英的性格，他是不能“吃暗虧”的人。受到委屈的他需要渲泄，而他的朋友，大多是同情他的。他多次與多人講，“陳有一副偽善的麵孔，裝得誠實、謙虛，其實作風霸道，心地偏狹，愛貪別人之功，又善於諉過於人，內心深處藏著野心”。他認為陳伯達“是偽君子，小人，野心家”，對自己所作的工作成績，以及在毛那裏得到表揚都“不能容忍”。並認為自己因長期受毛澤東重用，所以成了陳的“一塊心病”。（逄先知《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第81頁）

　　1955年，根據毛的提議，中共中央重新成立政治研究室，陳伯達為主任，胡繩、田家英為副主任。逄先知說，“陳對研究室的工作不聞不問，研究室的工作全靠胡田主持。1962年以後，毛澤東對田逐漸疏遠，陳伯達趁機向毛澤東‘告狀’，說田家英‘獨斷’，‘大權在握’，他陳伯達對研究室不能管，管不了，等等。”

　　田對陳的“不買帳”的情況，也為李銳所證實：

　　【家英最看不起的是，此人經常向他打聽“主席最近又讀了什麽書？”注意什麽問題之類。這種察顏觀色、探聽氣候以“投其所好”的作風，我們非常反感，也覺得是一種危險之事。果然，1958年11月的鄭州會議，這位“經濟學家”趕時髦，搶浪頭，發表不要商品生產、取消貨幣的謬論，遭到毛主席嚴厲的批評指責。摔了這個筋鬥，陳伯達痛苦之至，我們毫不同情。（李銳《懷念田家英》，同前書，第143頁。）】

　　關於此事，胡喬木也有同樣看法：

　　【家英和我還從日常接觸中察覺，陳在毛主席麵前從不敢說任何不同意見，有什麽問題他都盡量讓我們說。這裏也有兩個例外：第一，1956年，他在八大決議中塞進了一句“我們國內的主要矛盾……也就是先進的社會主義製度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事後大受指責，第二，1958年11月，他在第一次鄭州會議上提出“廢除商品生產，實行產品調撥”的主張，當時就被毛澤東加以痛斥，並被樹立為對立麵。這樣，我們就徹底認清了他的偽君子和假馬克思主義者的真麵目。（胡喬木《我所知道的田家英》，同前書，第123頁）】

　　陳伯達在中共黨的“八大”決議中鼓吹“唯生產力論”是否錯誤？在今天，這已不是一個問題。這個事實的“揭露”，與其說證明了陳伯達不常在雞零狗碎的問題上與毛澤東意見相左，不如說，他考慮的是屬於“治國路線”這個層次的問題。事實上，在起草中共“九大”政治報告時，陳伯達再次表現出了他的“倔強”——在高唱“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毛澤東麵前，重彈“轉向經濟建設”的老調。以至於毛澤東憤怒地痛斥，陳伯達在“重大的政治問題”上，從來沒有與他合作過！這從反麵證明，人們所說的陳善於察言觀色、揣摩毛澤東意圖，犧牲原則曲意逢迎毛的嗜好，至少是不全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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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Wed Feb 27, 2008 9:32 am 發表主題: 田家英命案探疑（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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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家英命案探疑（13）


陳小雅


毛澤東希望的就是左右不和，才能安心睡覺。他除了在王明和周恩來之間、在劉少奇和高崗之間、在鄧小平和林彪之間搞平衡之外，也在近臣葉子龍和汪東興之間、陳伯達和田家英之間搞平衡。田家英和陳伯達可能至死都沒想到，自己的喜怒哀樂，實際上有聲有色地活躍在毛設計的格局之中，一方將另一方仇恨到死


（續前）至於胡喬木列舉的“鄭州會議”事件，則是完全不真實的。據陳伯達晚年回憶，事情的經過是：

　　【1958年10月，毛主席寫信給我，要我與張春橋一起到河南省琅岈山衛星人民公社去看一看。……我們剛到時也弄不清其中奧妙。過了幾天，有一個老頭子悄悄告訴說，那塊麥地是有人在夜裏把其他田的麥子搬來堆成的……

　　“我們離開公社先到遂平縣城，當晚一些縣幹部和我們聊天，有一個會計說：“我們這裏出沙子，現在我們用沙子到武漢去換機器，大家說這是產品交換。”他的說法，我以前沒有聽說過。到鄭州後，我們幾個人一起去見毛主席。在正式匯報前，作為閑聊，我說了遂平縣那個會計把沙子交換機器叫做“產品交換”一事。毛主席一聽，馬上插上我的話說：“你主張產品交換，不要商品交換了？”

　　其實，我從來沒有主張過什麽“用產品交換代替商品交換”。我沒有說過一句這樣意思的話，更沒有寫過一句這樣意思的話。我隻是閑說了那個會計的說法，並沒有表示我主張什麽。可是不知怎的，毛主席當時對我說的話卻一傳十、十傳百，整個參加鄭州會議的人都傳遍了。我感到大家都怕和我接近。為了糾正一種錯誤傾向，就找出一個人做靶子，這種做法不好。我個人渺小得很，怎麽可能有能力造成那種普遍性的錯誤傾向呢？

　　我當時確實很生氣。沒有根據，就給扣上了帽子，我還不得不做檢查，真是有些“欲加之罪，何患無詞”的味道。

　　實際上，認為社會主義社會可以實行產品交換的，是馬克思本人。……毛主席是馬克思的學生，他在大躍進中的一些想法、做法，也有機械照搬馬克思的地方。他察覺了一些問題的時候，他無法責備馬克思，就找了我做靶子，想扭轉一下錯誤的風向。我後來也想通了，既然是不好批馬克思，拿我來當替罪羊，為了大局，我也不必計較。（《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第164頁）】

　　針對胡喬木的說法，陳伯達說，當時，胡喬木並不在場，所以，他隻是出於相信毛澤東而誤信了此事。故此，陳認為，胡對這種荒唐的說法也不必負責任。

　　問題是，是誰將毛的這個意圖“一傳十，十傳百”的呢？當時在場的，田家英大概是一個。他與毛澤東不同，並不一定想栽贓給陳伯達，但他顯然是樂意看到陳伯達倒黴的。

　　第二件最傷害陳田關係的一件事情，是毛澤東改讓田家英替他起草“八大”講話稿。據葉永烈記敘，事情的經過是：

　　【1956年9月15日，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隆重召開。在暴風雨般的掌聲中，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步上主席台。毛澤東從衣袋裏掏出開幕詞，抑揚頓挫地念了起來：“同誌們：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現在開幕了。……”

　　毛澤東的開幕詞很短，不過兩千多字。根據當時記錄，在毛澤東致開幕詞時，曾被34次熱烈的掌聲所打斷。其中有五次是“長時間的熱烈鼓掌”，足見開幕詞在代表心中引起極其強烈的反響。

　　開幕詞中的“華彩段落”，被人們作為“毛澤東格言”，反複引用：

　　“國無論大小，都各有長處和短處。即使我們的工作得到了極其偉大的成績，也沒有任何驕傲自大的理由。虛心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後，我們應當永遠記住這個真理。”

　　誰都以為，這篇充滿“毛澤東風格”的開幕詞，當然出自毛澤東手筆。

　　可是，當代表們讚許這篇開幕詞時，毛澤東卻坦誠地說道：“這不是我寫的，是一個少壯派，叫田家英，是我的秘書。”

　　……毛澤東是著作巨匠。毛澤東著作出自他的筆下。不過，在籌備中共“八大”的那些日子裏，毛澤東事忙，委托陳伯達起草開幕詞。

　　“陳老夫子”洋洋灑灑寫了一大篇。毛澤東一看，搖頭了。

　　可是，這時離開幕之日已經很近。

　　“田家英，你來寫吧。寫得短些，有力些。”毛澤東把起草開幕詞的任務，交給了田家英。

　　田家英幹了一個通宵，寫出來了。（葉永烈《毛澤東的秘書們》，第244頁）】

　　目前還不知道，毛澤東的這個舉動，是否和陳伯達在“八大”決議稿中提出與毛澤東路線相悖的“唯生產力論”有什麽關係，但可以想見，用一篇“學生”的稿子否定了“老師”的稿子，對於陳伯達這樣一個骨子裏頗為自負的人來說，是多麽大的一個打擊！但是，這正是毛澤東的風格。毛的這個行為，具有雙重的意義：他不僅打擊了陳伯達的傲氣，而且倡揚了他內心深處的那個夙願——學生不僅要超過老師，而且，可以“革”老師的“命”！

　　不知道毛澤東在宣揚自己的“八大”開幕詞捉刀人時，心中是否懷有替這位“小人物”出氣的意圖？但此事對於陳伯達和田家英的“身教”意義，實在太大了！不言而喻，陳田一對師徒，從此關係形同水火不能相容！

　　毛澤東不僅對這些事情熟視無睹，但是，他似乎從來沒有考慮過，要把二人調開，使這對革命的同誌不是把更多的精力用在“內耗”上，而是用在搞好工作，以便更快樂地生活之上……不，深通“矛盾”的毛知道，矛盾是永恒存在的，舊的矛盾解決了，還會出現新的矛盾。與其去了解、適應新的矛盾，不如駕輕就熟地維持舊矛盾的平衡。

　　同時，毛澤東對於自己這兩位秘書的“人性的弱點”也有著深刻的洞察，但他似乎也並沒有想任何辦法——譬如，通過他十分倡導的“批平與自我批評”，使他們警醒與改正，以達到互相尊重，精誠合作……不，如果他們改正了缺點，成為隻有優點沒有缺點的人，有缺點的毛就難辦了。在一個能以萬事萬物為己所用的人眼裏，人性的弱點恰好為他的控馭提供了一種“資源”。一個人的好壞，可能取決於他的優缺點的多少，但一個人的成敗，卻不係於身邊人物優缺點的多少，而在於能適當地利用和駕馭這些優缺點。

　　作為一個疑心極重的帝王，毛希望的就是左右的不和。那樣，他的左右可以自動自覺無須督促的實行“互相監督”與“互相牽製”之功能。如此，他才能夠安心地睡覺！所以，他除了在王明和周恩來之間搞平衡，在劉少奇和高崗之間搞平衡，在鄧小平和林彪之間搞平衡之外，他也在自己的近臣葉子龍和汪東興之間、陳伯達和田家英之間搞平衡。他信任田家英，但田終其一生連個中央委員都不是；而“老夫子”卻得享政治局常委的高位。他不讓任何一方得勢，也不讓任何一方徹底失敗。除非他決定拋棄一件舊的工具，有更大的事情要去做。

　　田家英和陳伯達可能至死都沒有想到，自己的喜怒哀樂，實際上一直有聲有色地活躍在毛澤東為其設計的“格局”之中。在這個格局中，一方將另一方仇恨到死，而且將仇恨延續到下一代……

　　當然，由於一個更大格局的變數，毛澤東最終沒有把這個平衡繼續玩下去。這一終止意味著，在本來平衡的兩方中，有一方必須出局。隻不過，毛決定保留的那一方暫時還不知道，在自己的利用價值完成之後，毛還是要卸磨殺驢的。而下麵我們還要講到，毛“殺”陳時，使用的正是田家英留下的“刀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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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Mon Mar 10, 2008 8:40 am 發表主題: 田家英命案探疑（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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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家英命案探疑（14）


陳小雅


這一係列的探問，實際上都是圍繞著一個核心，那就是：毛澤東是否知道對他的處理？毛澤東對他的態度究竟怎樣？

（續前）到此，我們已經可以探討一下前文提出的問題了：決定田家英生死的最後砝碼究竟是什麽？或者說，田家英是何時下決心結束自己的生命的？

決定田家英生死的最後砝碼

　　可以肯定，這種致田於死命的，是一種叫做“信息”的東西。不過，它不是一般的信息，而是一種足以導致他對前途、生命，對人絕望的信息。這種信息，也不是單獨從某一個時間的某一個事件、或者某一個人那裏獲得的，而是行為人根據他個人的“興趣”焦點，從眾多的信息中過濾、篩選出來的要點及其綜合判斷的結果。

　　在田死之前的至少48小時內，他出於自願、主動，甚至不惜冒“違犯紀律”的指控去做的，就是在搜集這種信息……

　　那麽，這是一種什麽信息呢？

　　早在中央專案組設立之前，公安部已經為他的某一“特殊問題”立案。這一事件，並沒有使田的生命信念發生過動搖，所以，作為一個單獨的因素，這件事是可以排除在外的。而在田去世前的兩天中，他也獲得了很多信息。譬如：

　　1、5月21日，安子文等三人向他宣布停職反省，交清文件，不得外出；

　　2、5月21日晚，汪東興向中南海科級以上幹部傳達了中央對田的決定，並曆數其錯誤，其中有許多是人們“聞所未聞”的事情；

　　3、5月21日半夜至5月22日淩晨，從與梅行的會見中獲得的信息；

　　4、5月22日，汪東興向他宣布搬出中南海；

　　5、5月22日晚，從與戚本禹接觸中獲得的信息；

　　6、5月23日上午，妻子董邊對一夜未眠的他既無安慰，也無擔憂，照常上班……

　　或者，他還從其他的渠道——譬如他的鄰居兼秘書逄先知或其家人處獲得的信息，隻是由於未見諸文字，外界尚且不知道罷了。

　　以往的研究者、作家，或田的親友一般認為，導致田自殺的信息有兩條：其一，是被人汙控“篡改毛主席語錄”；其二，是被勒令搬出中南海。

　　凡經曆過文革的讀者都知道，在那個充滿“紅色恐怖”的年代，“篡改毛主席語錄”無疑是一條足以致人以死命的“大罪”。但田家英自殺之時，文革才剛剛開始，恐怖形勢尚未形成，更何況，據胡繩回憶，所謂“刪除”之事，並不存在，田隻是提出了個人的意見。如果此事屬實，是完全可以從關鋒的底稿上看出的。所以，這是一個說得清的問題。在5月21日深夜田家英對梅行的談話中我們也可看出，他是堅信自己沒有做什麽對不起黨的事情的。此外，即便是田動手刪除了那段話，以田家英和毛澤東非同一般的關係，他也會有恃無恐，許多別人不敢說的話、不敢做的事情，他就敢說敢做。而且往往先斬後奏，有驚無險不乏其例。這裏僅舉一例。據逄先知回憶：

　　【當年，毛澤東寫的信大都經過秘書室登記後發出。為了保存毛的文稿，田家英指定辦信的同誌把信的全文抄錄一份以後，再發出去。有一次，辦信的同誌將毛親自封口的一封信也拆開來抄錄了。真是無巧不成書，恰恰毛要把這封信拿回去修改，拆信的事被發現了。他很生氣，說要處分人。秘書室立即寫檢討報告，並申訴抄錄存底的理由。毛看了檢討，覺得有道理，做了個批示，大意是：好，就這麽辦。並指示，今後凡是他寫的信，除個別特殊情況，統統拍照後再發出。就這樣，從50年代初一直延續到後來，毛澤東發出的信件全部都留有照片。這件事應當感謝田家英……（逄先知《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同前書，第11頁）】

　　毛澤東之所以要把抄寫改為拍照，自然是害怕日後有人夥同秘書們在抄件上做手腳。不過，此事讓筆者想起，如果逄先知所說的這個“規則”在田死後依然實行的話，那麽，在1972年“批林整風”運動時——也就是毛澤東最需要證實自己的“先見之明”時，他為何不拿出1966年7月8日《毛澤東給江青的信》的照片，而隻能提供秘書徐業夫的抄件呢？這是否證明，這一次，需要作假的不是別人，而是他本人了？

　　言歸正傳，田家英的敢作敢為、無法無天也由此可見一斑。

　　再則，田家英一貫對陳伯達、江青抱以鄙視態度，他明知是被“小人”汙控，卻反倒被“小人”亂了方寸，這在邏輯上是說不通的。這裏，也引用一段田的友人楊波的描述，我們可以從一個側麵看到田的自信：

　　【1962年8月中央在北戴河召開工作會議期間，陳伯達得知毛主席對國家計委的工作不滿意，就趁機寫材料攻擊國家計委，說計委工作不得力，……當時的副總理兼國家計委主任李富春同誌決定新成立部室，由陳伯達分管，把我從中央辦公廳調到國家計委工作。這一期間，陳伯達多次在我麵前談到他對田家英不滿，攻擊田家英同誌不買他的帳。……1966年春節過後，陳伯達到了成都，要我跟他一起在四川看“大三線”建設的情況。這是我與陳伯達一起工作的最後一次。工作結束時，陳伯達找我談話，又攻擊起家英同誌，誣蔑家英同誌沒有一點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應下放到農村人民公社去改造”。這次談話，我感到問題嚴重了，於是我回到北京以後，就去看望家英同誌，告訴他陳伯達要動手整他了，請他注意提防。當時，家英同誌正在編《毛澤東選集》的第五卷，聽了我說的情況，他並沒有在意，並且以鄙視的態度告訴我他多年來與陳伯達打交道的情況，以及他對這個偽君子的本質的認識。（楊波《益師良友》，載《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第154頁）】

　　那麽，被勒令搬出中南海是否足以讓田感到絕望呢？有人形容，這個命令使田家英感到奇恥大辱，“心如刀絞”，所以，他選擇了“以死抗爭”來維護自己的尊嚴。但是，這種觀點，並沒有事實根據。如李銳所述，早在50年代，田就對他說過，如果將來“離開中南海的時候，準備向主人公提三條意見”，這說明，田對於離開中南海，是早有心理準備的。隻是，他可能沒有料到，會被“逐出中南海”。

　　還有不少人認為，汪東興5月21日晚的傳達具有很大的殺傷力，因田在公私問題上牽扯矛盾太多，與其說不清、道不明，剪不斷、理還亂，不如一死了之，一了百了，既維護了個人的尊嚴，也保護了其他同誌……這，當然也是我們考慮諸如董邊那一天為何照常上班，同住一個院子的逄先知對田沒有絲毫“監督”，汪東興既已對田采取了有效的“保衛”措施，卻沒有能防止田的死亡……等等這些謎團的一個視角。

　　不過，這些都是旁觀者的猜測。筆者認為，一個人的死亡與失望有著必然的聯係，而一個人的失望，隻能從他曾經的希望中去尋找。真正能使田家英的生命根基發生動搖信息，必須從田在最後時刻努力探取的事情中去尋找。譬如：

　　在5月21日三人談話中，田家英曾向安子文提問：“關於編輯‘毛選’的稿件是不是也要交了？”安子文的回答是：“統統交。”

　　又譬如：田家英問安子文，自己應當從哪些方麵開始檢查？安子文說：“你自己先想想，從廬山會議到現在，自己有哪些錯誤。”

　　事後，田家英問董邊：中央是把他當“人民內部矛盾還是敵我矛盾”？

　　5月22日晚，他甚至主動給戚本禹打電話，想從自己的這個“徒兒”那裏探得更確切消息：“究竟出了什麽事，是誰在審他？”……

　　讀者一定發現，這一係列的探問，實際上都是圍繞著一個核心，那就是：毛澤東是否知道對他的處理？毛澤東對他的態度究竟怎樣？

　　顯然，當安子文要他交出文件時，他對這些“文件”是否包括他正在編輯的“毛選”還曾發生懷疑；當他聽說三人“代表中央”與他談話時，他對此事是否瞞著毛澤東也心存希冀。而當他被無情地告知，連“毛選”編輯工作也要交時，他知道，這至少是經過毛澤東同意的；當他得知檢查必須從1959年廬山會議起時，他便知道廬山上自己最致命的問題，無非是給毛的三條“建言”的被揭露。難道是毛澤東要和他算總帳了嗎？田家英自然不願意相信這一點。他願意相信的是，自己那些大大小小的問題，不論怎麽看，也隻能算作“人民內部矛盾”，他目前的處境，不過是受“小人陷害”罷了。但如果是小人陷害，為何會由周恩來和劉係大將安子文出麵主持？如果僅僅是小人陷害，為何一向倚仗毛的後盾，敢於與江青作對的汪東興也大打出手了？……

　　田是一個思維縝密，見解銳利的人。通過這一切跡象，他不會沒想到，這件事情的總後台，其實就是他——就是那個自己寄予過全部希望、並奉獻了青春、才智的，在某種程度上視之為“父親”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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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Wed Apr 02, 2008 8:14 pm 發表主題: 田家英命案探疑（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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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家英命案探疑（15）


陳小雅


（續前）田家英3歲喪父，12歲喪母，在讀中學時，兄長就切斷了對他的經濟援助，他從那時起，就不得不靠稿費維持學習與生活。這種“後天缺愛”的經曆，使得他必定要在生活中追求彌補。從與比他大三歲的董邊結合，得以彌補母愛的缺失；從甘當毛澤東的內外賢助，他也得償父愛的虧欠。據田家英在延安時代的同事楊述回憶，田在楊家嶺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時，就常常可以見到毛。在胡宗南進攻延安時，他們是隨同毛一同撤離的。當時的田家英“曾寫一首詩表示對於敬愛的領袖，願盡全力愛戴保護的意思。”他曾把這首詩抄給了楊。（楊述《一點往事的回憶》，載《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第236頁）

　田家英到毛澤東身邊工作時隻有26歲。據逄先知說，有一次，毛請他吃飯，本來很有酒量的田家英，這次隻喝了一點點酒就醉了。（逄先知《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同前書，第1－2頁）逄認為，由此可以看出田家英初任秘書時的緊張心情，但這也從側麵證明，他把此事當成一種多麽盛大的隆遇！

　　李銳在回憶中也談到類似情況：

　　【在延安時，我們是革命的晚輩，通過整風學習，更加認識到毛主席的偉大，深刻理解沒有毛澤東思想就不可能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我們對毛主席的敬仰、尊重，自信不比許多老同誌差。《毛澤東選集》四卷中所反映的毛澤東思想形成的過程，我們也不比陳伯達之流了解得差。尤其家英是《毛澤東選集》四卷注釋的主編，更是如此。由於各自有機會接觸過主席的一些手跡，早年不為人所知的史事，或者直接多年在身邊工作，我們對主席的不同凡響，棋高一著，比一般同誌可能感觸更深一些。（李銳《懷念田家英》，同前書，第144頁）】

　　逄先知則證明，“毛澤東很喜歡田家英，田家英也熱愛毛澤東”：

　　【在50年代，幾乎每天晚上，毛澤東都要找田家英去談話或交辦事情。毛的親友文運昌、毛澤連、王淑蘭（毛澤民夫人）、楊開智等人來見他，都是由田家英安排食宿和接待，然後毛再接見他們，並請他們吃飯。毛給親友的錢，都是從自己的稿費裏開支，都由田家英辦理。毛的表兄王季範病了，田受派前去探望。九十幾歲高齡的齊白石老人有心裏話要親自對毛訴說，田家英奉命登門聆聽。徐悲鴻去世了，毛特派田到北京大學向徐悲鴻夫人廖靜文表示慰問。毛澤東宴請民主人士，有時田家英也作陪。……（逄先知《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同前書，第11－12頁。）】

　　柳亞子在1949年5月的日記中寫道：“毛主席賜宴，客為餘等四人，陪客者毛夫人、毛小姐，朱總司令，田秘書，該宴極歡”。在5天以後的另一篇日記裏，柳亞子寫道：“田家英來談政治與詩，所見到頗深刻，意者受毛主席的影響歟？”（見《柳亞子文集》自傳、年譜、日記第363、365頁）

　　1951年的某日，田家英患了感冒，毛澤東還親往探視。因此，說毛把田當作自己的一個兒子看待、使用，是毫不為過的。毛曾有意讓他同賀子珍的女兒李敏管家，李敏沒有興趣，毛於是選擇了田。

　　田不僅政治思想和性格成長受毛的影響極大，而且與毛有著很多相同、相似的情趣和愛好。如喜歡讀中國古書，喜歡中國曆史、中國古典文學，特別是中國舊詩詞……當然，還有喜歡女人……用報告文學家葉永烈的話來說，田與毛的相處，堪稱“如切如磋，親密無間”！

　　這種“無間”的接觸，無疑培養出了田家英對於毛澤東一種超乎“革命同誌”的感情，超乎“學生對導師”的感情，“黨員對領袖”的感情。這，是一種“專私”的愛情！

　　這種專私，不要說容不下陳伯達這類“老朽”的窺探，就連毛的夫人也是排斥的。

　　這，就是田家英的“病”！

　　他愛他，所以為他的缺點而擔憂，他愛他，所以才急不擇言也認為對方能夠諒解；他為自己與他的思想分歧擔憂，為他們關係的疏遠擔憂。他從不懷疑毛對他的信任，出了問題，統統歸結與小人的離間……

　　在生命的最後關頭，他要求證的隻有這一點：“他還愛我嗎？還信任我嗎？”

　　下麵，讓我們來重溫戚本禹所說，田在最後時刻“鋌而走險”的那個情節：

　　【這天深夜11時許，田家英用紅機子給我打電話，說他又找到一些忘了登記的遺留文件要交給我。我說，那麽我派人來登記。他說，不，要親自給我交代一下。我說，那好，我馬上帶王妙瓊到那裏。王妙瓊是個勤於職守的女孩，她已經休息，但聽到召喚，即刻去田家英處。

　　我的辦公室離永福堂隻有二百米的路程，一會兒就到了。田家英看到我來了，就向我交代遺留的文件，因為文件交接要經過他的秘書，我便到永福堂東廂去找逄先知一起來。田家英見此機會，馬上跟過來，在衛生間的轉角處緊張地問我：究竟出了什麽事，是誰在審他？……】

　　這就是他需要最後確認的：誰？

　　盡管戚本禹說，他不敢違犯紀律，什麽也沒有說。但是，筆者認為，他肯定把這個意思傳達到了：

　　沒有毛澤東的同意，是誰也不能要他停職檢查的。（見戚本禹《毛澤東秘書田家英被暗殺？自殺？——一宗至今未了的曆史要案》）

　　田家英應該能想到這一點，而且當然想到了這一點，他隻是要確認一下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