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前茶
雨前茶
| 劉詩昆 回憶非常歲月非常事 |
■ 劉 榮 |
付強：此文圖較多，13張圖，請像膠片那樣橫拉在3-4個頁麵的正中央或上、下欄。或者斟酌選幾張您認為效果好的圖排版亦可。您看著辦。多謝費心。/劉榮2007年6月25日
20世紀50年代，中國著名鋼琴家劉詩昆蜚聲世界樂壇，成為葉劍英的乘龍快婿；正當他風華正茂、光芒四射之際，卻因政治紛爭在文革中身陷囹圄，6年後才獲得自由。
1990年，在國內備受爭議的劉詩昆離開大陸，定居香港，開始了他人生的第二個春天。
2007年3月14日，“兩會”召開之際，作為第十屆全國政協委員，劉詩昆接受了本刊記者采訪，回憶非常歲月非常事非常人，為我們披露當年許多不為人知的細節與內幕。
非常歲月的“兩會”
我有幸作為第三、四、五、六、七屆全國人大代表和第九、十屆全國政協委員，親眼目睹了中國43年來的民主進程。
1964年，我作為文藝界的代表參加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當時已經有了“文革”的前兆。與會代表們在大會上的發言都謹小慎微，生怕因為講錯一句話就會給自己帶來災難，遠遠沒有今天這樣暢所欲言。
那時候，大會上實行舉手表決，“讚成的請舉手”，工作人員清點舉手人數，然後宣布“手放下”，其中間隔隻有幾秒鍾時間，很大程度上可以說是走形式。
說起來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是，記得有一次我因為走神，沒及時舉手，結果大會卻宣布全體通過。
過去的大會一般都不公布具體票數，隻是宣布通過法定人數與程序。而現在的“兩會”確實是越來越透明了。全國政協九屆一次會議時，我擔任計票員，在大會計票室裏，我親自感受了計票工作的真實可信。
受“文化大革命”的幹擾，第三屆全國人大隻舉行了那一次會議。10年之後的1975年1月，第四屆全國人大代表召開，那次會議我也參加了。回想起來，那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整個過程都顯得頗為神秘。
當時，與會代表多達2885位。我與部分代表被安排住在月壇附近的北京市委招待所。開會的那十多天時間裏，我們住的地方被采取嚴格隔離措施，封門、切斷電話線、裏外不允許通信，與會代表就跟“地老鼠”一樣被與世隔絕了——
每天早上，一輛輛車窗被簾子遮得嚴嚴實實的大客車把我們拉到當時中央軍委管轄的北京京西賓館院內，我們從樓內的地下通道步行走到軍博地鐵站，乘坐地鐵在前門地鐵站下車，然後穿過地下通道來到北京人民大會堂。
那次人大會議，周恩來總理的身體狀況已經非常不佳，那是他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所做的最後一次政府工作報告，發言時間並不長。
直至大會閉幕以後，才將有關消息公之於世。
那時候，全國人大、政協會議的召開時間都是不固定的，隨行性較強，不像現在這樣相對固定在每年的3月份。也沒有規範的提案。
比渣滓洞還殘酷的監獄
“文革”開始不久，1967年4月2日，江青指派她的親信到中央音樂學院召開批鬥大會，當場宣布：“劉詩昆是反黨、反革命分子，是埋在毛主席身邊的一顆定時炸彈。”
1967年4月5日晚上11時45分左右，我被限令離開北長街葉帥的家，到中央音樂學院接受勞動改造。
1967年9月3日下午，正當我背著籮筐打掃學校廁所的時候，來了幾個警察，不由分說地將我推進吉普車，拉到北京德勝門外的功德林監獄，從此開始了長達5年零9個月的監獄生活。
在監獄裏，我受盡了折磨，幾乎病得死去。對比起來，“文化大革命”時期的中國監獄，還不是二十世紀世界上最殘酷的監獄，還有更殘酷的，那就是納粹德國的集中營。
入獄後，我們被囚禁在一個個小單間裏，與世隔絕，飽受精神摧殘，每天與外界的惟一溝通就是閱讀《人民日報》和收聽監獄廣播。
記得在半步橋自新路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時，曾連續5個月不給放風。而人的精神活動是多麵的，如果思維隻是單一地針對自我，就很容易思維疲勞。所以很多在監獄裏呆過的人，出來以後變得癡呆、傻愣，甚至神經功能紊亂，患抑鬱症。
從1967年9月3日被關進監獄，到1973年5月3日被放出監獄，我的人生從28歲走到了34歲，這是一段令我一生難忘的歲月。因為營養不良，再加上精神抑鬱，出獄的時候，我的頭發都白了。
往事不堪回首。在監獄裏，每頓都吃不飽。一天兩頓飯，每頓兩個小窩頭加一碗菜湯。窩頭是餿麵做的，爛菜葉子或爛蘿卜頭做的菜湯。
到了夏天，菜湯表麵上經常漂著一層蟲。就是這樣，我們還是每天都吃了上頓盼下頓，一頓盼一頓。
如果三天不吃飯，人還可以忍受；可是如果讓你三年都吃不飽飯，那是怎樣的一種滋味？
與饑餓相伴的是口渴。因為鹽放得多，菜湯表麵總漂著一層白霜。飯後，口渴難耐，但是每天隻發兩碗水，根本就不夠喝。
更不用說洗澡了，一年也洗不上三四次澡。有一次，好不容易有洗澡的機會了，結果水燙得根本就沒法洗。
然後就是令人難以忍受的持續地受凍。
功德林監獄是清朝修建的監獄，囚室裏隻有一塊睡覺的木板和一床被子，沒有褥子。冬天沒有暖氣，木頭窗戶呼呼地漏風。
我是9月份就關進監獄的，沒帶棉服，監獄裏不給發棉衣，持續3個滴水成冰的冬天，隻有單衣、夾衣穿，冷得實在受不了了，就披著被子度日。
睡覺也變成一件令人痛苦的事情。晚上睡覺時，100瓦的大燈泡卻不準關。為了方便獄警夜查，還規定犯人睡覺時臉要朝外，不許翻身。
在監獄裏，我沒有坐“老虎凳”，但卻被施以變相刑罰。
記得在自新路看守所時，我曾經連續53天“向毛主席低頭認罪”。
早上，從囚室被帶到審訊室，麵朝牆上掛著的毛主席像，低頭90度，腿不許打彎，一打彎就被獄警腳踹。每天持續10小時左右，隻是在中午才被放回去吃一頓飯。到了晚上，腿腫得動都動不了。
類似種種磨難，有的人受不了，自殺了。但我不願就這樣死。我要保全自己的生命，熬到活著出獄的那一天。
出獄以後，我在《紅岩》中看到被稱為“活棺材”的重慶渣滓洞，相比起來，那裏的犯人待遇算是太好了，犯人不都是住單間，可以串聯、遞紙條，甚至還可以帶著腳鏈跳秧歌，隻有在犯人鬧事了以後才不給水喝，而我們卻是天天口渴，相比起藝術誇張的電影，我在“文革”中的囹圄生活更為誇張。
1972年12月，原鐵道部副部長劉建章的妻子劉淑清寫信給毛澤東，反映劉建章無辜被捕及其在獄中受到的種種迫害。
12月18日，毛澤東批示：“請總理辦。這些法西斯式的審查方式，是誰人規定的？應一律廢除。”凡屬毛主席指出的“這種法西斯式的審查方式”和虐待、毆打都須列舉出來，再一次宣布廢除，並當著在押犯人公布。當時，我在獄中也知道了這一消息。後來我們的待遇也得到了些許好轉。
一天，我在牆角處發現一張信紙那麽大的破報紙，馬上收起放入懷中。打了一夜的腹稿，然後從每天送來的報紙上用牙簽一樣大的掃帚條挖出六七個需要的字，吃飯的時候用口水和窩頭當漿糊，貼在那張破報紙上，幾個月後終於貼出了一封長達千字的“信”，藏在衣服的棉花裏，隻等伺機送出。
1973年3月的一天，獄警通知我說有人探監，我被帶到一間會議室，一看是我的前妻葉向真。（1967年4月，我被定為反黨反革命分子後，為不牽連家人，我與葉向真辦理了離婚手續。）乘獄警不留神之際，將那封信交給了葉向真。
信很快經由葉帥交給汪東興，轉交了周總理。周總理又把信交給了毛主席。毛主席下令：“立即釋放。”這樣，我突然間就被放出來了。
作為目擊證人為於桑洗脫“李震案”罪名
我的案子歸口中央審查小組第二辦公室（簡稱“中央專案二辦”，都是軍口的案子），與彭德懷、羅瑞卿、賀龍等人的案子列為一組，專案組的人企圖逼我以葉劍英親屬的身份揭發葉劍英。
我獲釋後，公安部成立了一個複查小組作了一個平反結論，給我和葉向真平反。
1973年10月，複查報告出來了。我和葉向真的案子被定性為：“林彪反黨集團製造的冤假錯案，其目的是妄圖打倒葉劍英同誌。”上麵有周恩來“擬同意”的親筆批示，並有葉劍英等10位國家領導人的親筆圈閱。
1973年10月21日，公安部副部長於桑找我和葉向真在北海旁邊的三座門（注：當時中央軍委辦公廳所在地）談話，詢問我們有無意見，如果沒有意見就簽字表示同意。巧合的是，就在我們細閱案子紀錄準備簽字時，中央軍委辦公廳的紅電話機突然響了。
當時，中央的紅電話機是保密機，這種電話是加密的，不能撥號，隻能接聽。紅電話機那邊稱：“公安部部長李震已經失蹤24小時了。”
於桑接了電話之後，立即就給平時與李震來往密切的陶魯笳等三人打電話。然後，就匆忙乘坐一輛灰色蘇聯產汽車走了。
後來我聽說1973年10月21日中午，在地下熱力管道的地道裏發現了李震的屍體。
李震死後，江青一夥咬定李震死於謀殺，想除掉於桑、劉複之。
10月23日至25日，政治局幾次分析李震死因，多數人認為李震是他殺。但是，為了有利於案件偵破工作的開展，對認為李震是“自殺”的於桑、劉複之兩位副部長采取保護性隔離審查措施。
當時主管中央政法委工作的是時任國務院副總理華國鋒。葉劍英將我和葉向真當天在三座門所目擊的情況告訴了華。
華後來找人在三座門召集我和葉向真談了兩個小時，反複追問我們於桑在接聽紅電話前後的反應以及當時的細節。
結果，於桑先獲釋。劉複之後來才獲解脫。
與江青之間的“交惡”
當時，對我的事情，毛主席發了三句話：你們要關心劉詩昆。要讓他搞些民族的鋼琴的東西。（注：這是原話，東西指的是鋼琴音樂作品。）要讓他繼續演出。
那時候，主席一句話就敲鑼打鼓，連夜遊行，連發三句指示可見規格之高了。作為主管文藝口工作的江青沒有一點表示怎麽說得過去？
1973年10月的一天下午，江青讓吳德（當時國務院文化組組長、中央政治局委員、北京市革委會主任）打電話給葉帥的秘書，說當天晚上在釣魚台接見我。在一旁的葉帥笑了笑，說：“看來這回是好意了”。
我被告知在三座門等候。吳德的司機開車拉我去釣魚台。實際上，在此之前，我是見過江青的。1964年，我在毛澤東駐地為他彈琴時，江青曾請我跳過舞。
當晚，專業演員出身的江青，在我麵前上演了一出政治戲。
我剛到大會議廳，江青就很熱情地迎了上來，說：“劉詩昆，我們都等著你。主席對你很關心。主席說，你們要關心劉詩昆，要讓他搞些民族的鋼琴的東西，要讓他繼續演出。你的案子都是整葉帥的，是林彪和四條漢子（注：指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他們搞的。他們不僅搞葉帥，還搞我呢，中央二辦很壞，他們不但給葉帥立專案，還給我立了兩個專案，我不怕。去年，我去看葉帥，見到牛妞（注：葉劍英的女兒葉向真的小名），都怪我不好，當時忘了問起你。”
說話間，她拿了一些白蘭花（注：花很小、很香的那種），交給一個穿軍衣的護士，讓她先放在冰箱裏，讓我走的時候帶給牛妞。
當天在座的有姚文元、王洪文、吳德、於會泳、浩亮、劉慶棠、李德倫、殷承宗，加上我和江青，共10個人。江青坐中間，我坐她右邊，姚文元坐她左邊。那天晚上，江青為我安排放映了一部電影《紅袖傾城》。（注：那時候不許看外國片，內部看電影是一種特權。這種特權一直延續到80年代中期。）
那是一部美國電影，講的是一個西班牙鬥牛士的故事。裏麵有很多彈鋼琴的鏡頭。江青很舒服地躺在椅子上，為表示親近，她讓我幫她拿著她的玻璃綴麵的大皮包。“文革”時期規定不許用皮包，一律都用軍挎包。
看完電影後，江青問我：“你認不認識一個叫徐誌婉的人？”
我說：“認得，她是我父親的同學。小時候，我還叫她徐姑姑。”徐誌婉是我父親當年在山東大學讀書時的同班同學，江青當時在山東大學圖書館當館員，與黃敬同居。徐、江二人一直有來往。
“那你父親現在哪裏？”江青問。
我說：“我父親現在還被關在上海的監獄裏。”在我被抓進監獄後不久，我的父親劉嘯東也在上海被抓，1973年還被關在監獄裏。
江青拖著腔調說：“真奇怪！”然後，她扯著嗓門喊“洪文！”王洪文立馬來到江青麵前。
江青用手指著王洪文的鼻子說，“你們上海怎麽搞的？劉詩昆的父親現在還關在你們上海？告訴春橋，就說我說的，立刻釋放！”
王洪文說：“是是是，我立刻傳達！”
幾天之後，我的父親就被釋放了。
文革後期，我曾整過三份揭發“四人幫”的材料。其中一份是揭發江青在大寨時期的講話的。那時候，農業學大寨、工業學大慶、全國學解放軍。
江青曾竄到大寨發表講話說：“宋江架空晁蓋，現在中央有人架空主席，你們知道這個宋江是誰嗎？” 到處散布類似這樣的風聲，來攻擊葉劍英、鄧小平、周恩來。新華社攝影部杜修賢因為工作關係，親耳聽到很多江青個人召開會議的講話，他將這些情況告訴了我。
另一份是吳祖強（注：第七、八、九、十屆全國政協常委，現中音樂學院名譽院長、中國音樂家協會名譽主席）告訴我的。當時。有一部美國電影《鴿子號》，講述一位美國青年獨自駕駛鴿子號環遊世界的故事。全片以孤舟航海為經，愛情波折為緯，突出勇氣可以克服一切困難的主題精神。其中有女主角不顧一切跳入海中，男女主角在水中擁抱的場麵。據說江青在看了《鴿子號》後說，如果是她，她也會跳進水裏撲向自己的愛人。
另外，還有王心剛告訴我的一個故事，我也把它整理成了一份材料。
我將這三份材料交給了葉帥，葉帥把它裝到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專用的牛皮紙信封裏，起筆寫上“專人專送鄧副總理”，警衛參謀馬西金立刻坐著汽車送去了。
一個星期後，鄧小平告訴葉劍英事情的結果是，張玉鳳告訴鄧小平說，“材料主席已經看了，主席很生氣。”我後來得知，當時鄧隻送了江青在大寨講話的材料。
結果後來鄧小平又挨批了。葉劍英被逼請假。中國的政治真是風雲莫測。當時我也很緊張，如果材料落到江青手裏，後果不堪設想。
巧的是，當時新華社的朱穆之也寫過一篇江青在大寨講話的材料，結果，當時就被打成反革命，而我則逃過了這一劫難，幸免二次入獄，恐怕直到江青集團覆滅也不知道當年毛主席看到的那份揭發江青的材料是我寫的。
人物資料：
劉詩昆，中國著名鋼琴家。1939年3月出生。3歲學鋼琴，17歲榮獲“李斯特國際鋼琴比賽”第三名，19歲在世界上最頂尖的國際音樂大賽──“第一屆柴可夫斯基國際鋼琴比賽”上榮獲亞軍。1990年定居香港。除繼續從事鋼琴演奏外，還在香港和內地多個城市開辦劉詩昆鋼琴藝術中心、音樂藝術幼兒園，至今已近80個。與此同時，創辦樂器公司生產鋼琴，集鋼琴演奏家、作曲家、音樂教育家和音樂企業家於一身。
1958年,前蘇聯在莫斯科舉行了第一屆柴可夫斯基鋼琴比賽，這是有史以來，迄今為止世界上所有的音樂比賽，包括鋼琴比賽最轟動的一次。
在莫斯科，劉詩昆克服了重重困難，戰勝了100多位世界各地的鋼琴好手，一舉奪得柴科夫斯基鋼琴比賽第三名。這也是當時華人在國際鋼琴比賽中級別最高的獎項。伴隨著劉詩昆事業上的一展鴻圖，一份特殊的愛情也不期而至。
下麵是最近鳳凰電視台記者曹可凡專訪劉詩昆時，劉詩昆披露了當年為何與葉劍英的女兒葉向真離婚的真相。
曹可凡：你那時候認識你的第一個妻子葉向真是不是也是因為你的鋼琴？
劉詩昆：也有原因吧。我和我的前妻葉向真認識是在得獎以後不到一年。我回國以後中國整個音樂界、文藝界正是強調所謂民族化的時候，強調民族化，音樂一定要和中國本民族相結合，那麽在這個政治概念的要求下，當時領導就給我指定一個任務：你創作一個民族化的鋼琴曲。因為過去鋼琴曲都是外國曲子，當時有些人寫了一些中國鋼琴曲也是很簡單的。後來我就想了個辦法，我就用我們中國民族的管旋樂隊，二胡、琵琶、古箏、三弦，全是民族樂器，把它們與西方交響樂團、交響樂隊這樣一個編製，這樣一個構造，完全按照那個東西做成樂隊。
曹可凡：就是後來的新鋼琴協奏曲。
劉詩昆：我是鋼琴主奏，用民族交響樂團代替西方的交響樂團來協奏。
曹可凡：在當時的音樂界是吹來一股清新之風。
劉詩昆：就象《梁祝》，當然《梁祝》還是西洋樂隊給小提琴伴奏，但是《梁祝》是用中國的題材，用中國紹興戲浙江越劇音調的題材，我呢，整個全部用中國的樂器給西洋的鋼琴樂曲協奏。
曹可凡：所以當時《梁祝》跟你這個《青年鋼琴協奏曲》被認為是兩個民族化的代表作。
劉詩昆：那麽我是因為這個曲子認識我的前妻的。我後來演奏這個曲子我前妻來看、來聽，聽了以後她還很感興趣，我前妻她很喜歡。當時她叫葉向真，她很喜歡音樂，也很喜歡文藝。有一次，她拉她的父親葉劍英就到音樂學院的禮堂聽我演奏這個曲子。
曹可凡：事先知道麽？
劉詩昆：事先不知道。後來我們倆就認識了，認識了以後她有時候就經常找我來，她因為很喜歡音樂和喜歡文藝。這樣我們就慢慢戀愛了，一直到1962年結的婚，生了一個大兒子，這個兒子已經44歲了。
曹可凡：按照現代的看法來說，很多女孩子結婚之前，老嶽父總是會找這個女婿談一次話，說一些諸如我的女兒將來就交給你之類的話。那麽當時葉帥有沒有跟你做過這樣的談話呢？
劉詩昆：沒有，沒有，這沒有。因為那時候結婚以前我已經是她們家的常客了，一天到晚在她家裏。
曹可凡：那你和葉帥的女兒談戀愛，有沒有思想上的壓力？
劉詩昆：當時沒有。那時的人們很簡單，就是大家愛了，也沒有因為她是元帥的女兒，我特別想高攀她，也沒有因為覺得她是這麽一個高幹的子女，有什麽顧忌。那時候就是兩人相愛了就相愛了，就很簡單。那時候不像今天，那時候我們年輕人沒有今天這麽多的想法。
曹可凡：那時候盡管你和葉帥是兩代人，而且你是他的女婿，你們其實像朋友一樣。
劉詩昆：葉帥這個人很有人情味，他平時在生活中，我覺得他在高級的領導人中是比較有人情味的。他不是說是平時整天講大道理講原則話，他平時很有家庭味，很有人情味。
曹可凡：那你還記得你當時在哪舉行的婚禮呢
劉詩昆：婚禮是在她家裏，葉帥的家裏。那時候是1962年的冬天，1962年的年底前。當時我們的婚禮陳毅還去了，聶榮臻去了，羅瑞卿去了，去了好多好多。
曹可凡：周總理還送了一個特別的禮物。
劉詩昆：周總理不是托人送，托人專門給我們祝賀，專門托他的秘書打來電話祝賀。後來不久我們見了周總理，周總理找了我們握了手，還給我們祝賀。
曹可凡：那時候葉帥是不是送你一個肖邦的紀念物是吧，背麵有他題的詩。
劉詩昆：你都知道這個事。那時候葉帥想送個禮品給我們，說實話那時候這些高級幹部真是相當的清廉，沒有什麽錢。也沒有什麽貴重的東西，也買不起什麽貴重的東西。後來想到什麽呢，他到波蘭的時候，訪問波蘭的時候，當時他作為軍事代表團的團長，波蘭人送給他一個盤子，一個鍍銀的這麽一個盤子，它也不是純銀的，那個盤子當中是一個肖邦的頭像。那他想這個跟我有關係，他就把這個盤子上麵找了外麵人刻了字，就是祝賀我們兩個新婚。就把這個盤子也作為葉向真的嫁妝就送給了我。
曹可凡：那現在的人很難想象，當時葉帥的家庭的生活其實也是非常緊張，因為那時候是供給製。
劉詩昆：其實這老一代的領導人啊，他們確實是很清廉的。葉帥，我具體說吧。他就是靠他的工資生活，當然他們有些，是有些優越條件，比如房子，當然要比一般老百姓居住條件好得多；出門有汽車，出外也可以坐專機，他到那個級別。但是他平常生活，特別是吃飯就指著他這個工資，而且房子他還要扣房費的，一個月也要扣幾十塊錢房費的，水電費等全得扣在裏麵，還有黨費，他要交幾十塊錢黨費。完了以後所有的生活，他有個管理員，專門給他做賬。一天油鹽醬醋全得算在他這點工資裏麵，包括葉向真的穿衣服。所以我和葉向真認識的時候，她跟我第一次見麵，就穿了一件藍布的中山裝，那時候女的屬於女式的中山裝，敞領的，那件中山裝洗得都發白了。後來我到她家去看，她就沒有什麽漂亮衣服，穿的是布鞋。那時候真是，當然街上也沒有什麽太好的衣服，但是確實也買不起。他們家子女也好幾個，確實生活挺緊張的。吃飯那時候真是沒有額外照顧，就是仗著那點工資去買。
曹可凡：葉帥是所有老帥當中很有文采的一位軍人，古詩詞作的非常好。
劉詩昆：古詩詞寫的非常好，那時候毛澤東跟我講，陳毅也很會寫詩嗎，毛澤東給陳毅信裏說，你要學詩，要向葉劍英，董必武兩人學習，說畢武善五律，劍英善七律。葉帥他也會彈一點簡單的鋼琴，還會拉點二胡。
曹可凡：所以跟你有共同語言。
一生戎馬生涯的葉劍英精通琴、棋、書、畫，而彈鋼琴的劉詩昆偏偏對軍事、曆史情有獨鍾。劉詩昆與葉向真的婚姻把他與葉帥的愛好緊密聯係在了一起。乘龍快婿與嶽丈間的默契和諧、與愛妻家庭生活的恩愛甜蜜，使劉詩昆的日子過得舒適平靜。然而，這種平靜並沒有能夠持續多久，一場災難悄然而至。
曹可凡：那你和葉向真結婚以後，這樣的平靜生活隻過了幾年？
劉詩昆：沒有幾年，文革一來一個大的波瀾。
曹可凡：那麽當時你對很多生活的想法有了很多改變。包括你跟葉向真的關係。
劉詩昆：對，不是改變。我們後來就商量，我說我們倆趕緊離婚。為什麽呢？我說，我不離婚，你的父親必須要受我的牽連，我已經定性了，我是反革命了。這個事就很麻煩了。所以當時我就在這三天，我跟我的前妻葉向真就辦了一個離婚手續。
曹可凡：就這麽三天時間。你們上哪辦的？
劉詩昆：當時就是北京也沒有地方辦離婚的，因為公檢法全砸爛了。結果就跑到北京衛戍區，就是北京的解放軍的最高管理機關，因為當時都軍管了。公檢法、公安局、法院檢查院都歸軍管。就跑到北京衛戍區，正好那衛戍區司令是傅崇弼，當時他也是站在葉帥這邊的一個老將軍，就找了他，說我們倆要辦離婚。他一聽說為什麽要辦離婚呢，我們說了這原因，他也覺得很理解，說那就辦了。就由北京衛戍區政治部給蓋了個大印，說我們倆離婚就這麽個印。
曹可凡：你還記得4月5號那個晚上，你離開家的時候跟葉向真的可以說是生離死別的那個場景麽？
劉詩昆：那個時候我們倆就說，這一生也可能還見得到，也可能見不到了。當時我就把我所有的一點東西全給她了，身上所有的錢，連糧票全部交給她。因為我當時有個孩子，那時候孩子不到三歲，我想讓她帶著孩子過，反正我這人就是將來隨著這樣一個曆史的波浪吧，可以說隨波逐流，衝到哪算哪，我當時個人是完全無能為力的。
曹可凡：當時4月5日晚上離開葉帥的家，被羈押在中央音樂學院裏邊，據說有一天晚上你特別想念葉向真，特別想念自己的孩子，趁著守衛不注意的時候，還翻牆又回到她們家。
劉詩昆：有一天，那時候我就非常想我兒子，因為當時我兒子才兩歲多，不到三歲。我也不知道葉向真的音訊，也不知道我兒子有沒有人管。有天晚上我就趁勞動的時候跳牆，因為牆很矮，出去看我那兒子。其實那時候葉向真已經帶我兒子離開了葉帥的住地，她單獨弄個小平房，小四合院住那兒，害怕牽連他父親。我看我兒子，兒子很小。他見了我說：“爸爸你(被)鬥了？”我回答說“鬥了。”他也不知道聽誰說的，就是你挨鬥了。後來我就看了看他，我非常心酸。與兒子這次相見，也不知道下回什麽時候再見了。(然後)我又回到中央音樂學院。
劉詩昆希望通過離婚來保全自己與家人。然而，1967年底，他仍然因為一場政治陰謀而被投入北京秦城監獄。劉詩昆在裏麵一關就是五年九個月，他被迫離開了自己鍾愛的鋼琴，與外界音信隔絕，人生跌至穀底……
曹可凡：那在監獄的時候，其實你始終有個信念，你希望能夠跟外界進行聯係，所以你製作了一封特別的信，最後通過葉向真送到了葉帥手裏，這是怎麽回事呢？
劉詩昆：我是與世隔絕的，我一個人關在牢房裏，一天就是麵對四壁，或者是麵對六壁，四麵牆，一個地麵一個天花板，全是水泥的，地下一個木板，就睡那個木板上，那麽我根本就不知道外界的情況，那時候監獄裏也沒有紙，也沒有筆，根本不能跟外界聯係，你根本外麵的人都見不到。每天有一本毛主席語錄，一本毛主席的著作，每天要看，還有就是每天下午，每個牢房，那時候都是政治犯，發一份《人民日報》。發給你，下午發了，晚上收回去。這個報紙是發了晚上要收回去的。不能留下一片紙在牢房裏。
曹可凡：《人民日報》是你當時唯一能和外界溝通的渠道。
劉詩昆：我就有一個唯一的一個想法，一個願望，一個信念就是說，我總要挺著，爭取能夠活著出去。我一定要留點字跡在身上，就是我死了我在遺體上能夠有個字跡，說明他們根本就知道我不是間諜。
曹可凡：那你沒有紙筆怎麽寫信呢？
劉詩昆：有一天換了一個新的牢房，這個牢房裏任何紙筆沒有，但是換別的牢房，不是每天發報紙嗎？也不知道怎麽，那天在地上遺留一張殘存的爛報紙，半張爛報紙，可能他們沒注意，當時人也不知怎麽的人變得一下子那麽智慧，我說這東西能救我說不定，我就如獲至寶把它疊起來把它藏在身上。你知道那個時候每天發報紙，晚上收回來。每個牢房有一把掃把每天均要拿它來清潔衛生。這個掃把掃地時接觸地麵那麵是軟的，但是掃把根那邊是尖的，非常尖。像個針一樣這麽堅硬。後來我就把掃把撅下一根棍，那麽我就在腦子裏構思了一封信稿。你知道報上任何字都有的，拿任何一張報紙，你可以找到你想要的任何一個字。
曹可凡：你等於是在牢房裏做一個排字工人。
劉詩昆：這樣我就每天把我已經構好詞的信稿，我今天正好想到要這個張字，就拿掃把的根摳個字。報紙的字非常小，在上麵一個小小的眼兒，一個洞眼，當然也不能摳多，摳多就象一個蜜蜂窩，馬蜂窩一樣的，那也不行，每天就摳個十個八個字。那時候報紙都是紙很次的，很軟的，看完了的報紙軟軟扁扁的，誰也不會說裏麵有幾個小洞眼，誰也不會注意，這樣摳。我就拿原來得到的那半張報紙作一個底版，就把這新摳的字貼上。當然沒漿糊，但是我們那時候每天吃飯吃什麽，就一天兩頓飯，每頓飯有兩個小窩頭，恰好那個棒子麵粘粘糊糊的，把它粘上，正好跟漿糊一樣。我就拿那個小字摳下來，比方說十個字，八個字，正好貼在那張半拉報紙上。經過幾個月的時間，貼了一封信。
著名鋼琴家劉詩昆是我國第一個在國際比賽中榮獲大獎的演奏家。因為音樂，他與葉劍英的女兒葉向真結緣，成為葉帥的乘龍快婿。正當他事業有成、婚姻美滿之際，一場“文革”劫難卻使他婚姻離散，並且深餡囹圄。在獄中，他用報紙粘了一封揭露真相的家書。那麽，這封家書能遞出牢房嗎？今天，就讓我們繼續劉詩昆的愛琴人生。
曹可凡：那在監獄的時候，其實你始終有一個信念，你希望能夠跟外界進行聯係，所以你製作了一封特別的信，最後通過了葉向真送到了葉帥手裏。
劉詩昆；到了1973年的4月，春天，葉向真就非常想來探監，她已經放出來了，她父親又有了一定權了。她非要來探監，經過一些周折，就不能不讓她來探了。當時葉向真探訪我是在秦城監獄一個接待室裏。當時告知說你的前妻葉向真要來看你了，要探訪你，什麽時間，當時專案審查人員說，我們給你規定一條紀律，你見她的時候，隻準談一些私生活的事情，不準談任何涉連到你的案件案情審查的事情。如果你一講，我們立刻就把你給帶走，而且要加重對你的懲治。那麽當然就不能跟她口述，因為口述我說第一句話，第二句話，他們就把我提著走了。幸好我早有備這封信。當時接見我的時候，有一個大長桌子，我坐在這個地方，她坐在這個角上，那邊幾個審查人員，看守全在那邊，離得比較遠一點，都盯著。當然我跟她表麵就說一點生活常識，問我兒子怎麽樣啊，他們當然無所謂，所以這時候我就把信從袖子裏麵的棉花裏麵掏出來，在桌子底下，偷偷地塞給她。葉向真當然也很機靈，手一拿，馬上意識到了就攥在手裏，若無其事地上邊跟我談著話，就把這東西揣在口袋裏。
曹可凡：這個鏡頭完全像電影裏的。
劉詩昆：這樣以後，後來我才知道，當然她回去以後，就把這東西給他父親看了。那麽葉有了這封信，葉就好辦了。立刻送到毛澤東的麵前，因為葉帥已經身居要職，掌管全國軍隊的日常總領導工作，掌握這樣重大的軍權了。後來毛主席一看這個，毛主席馬上“立刻釋放”四個字，口頭的。這樣不久我就突然間就被放出來了。所以放了以後呢，當時我的身體非常虛弱，我就被葉帥他們送到301醫院住院療養。就是解放軍總醫院住院療養。在這個期間毛澤東又對我表示了一個關心，想起我了，毛澤東發了三句話：一個叫你們要關心劉詩昆；第二句話要讓他搞些民族的鋼琴的東西。這是原話，東西就等於說是音樂作品──鋼琴作品。第三句話，要讓他繼續演出。
毛主席的指示，使劉詩昆在政治上獲得了新生，生活似乎又恢複平靜。然而，當人生經曆過如此巨大的風雨滄桑後，當年的鋼琴神童是否還能繼續輝煌？飽受摧殘的劉詩昆還能繼續他的愛情和鋼琴之夢嗎？
曹可凡：那你出獄以後第一次上台演出演的是《黃河》？
劉詩昆：不是，正式上台演出的是跟美國費城交響樂團。那麽第一次當人麵彈琴彈的是《黃河》。
曹可凡：可是這個曲子你根本就沒有彈過。
劉詩昆：當時因為我沒有單位了，就給我一下送到中央樂團了。我報到的時候，中央樂團全團人已經上下皆知。說劉詩昆要來了。大夥說都等在中央樂團的那個院裏，都聚滿了人了。我一進去，大夥就把我圍住了，圍在排練廳裏。當然這些也都是熟人，當時都是樂界的，文化大革命前都是很熟的。當時大家最關心的最好奇的一件事就是劉詩昆還能不能彈琴。因為我在文革當中，那時候我剛才跟你說了，我已經五年十個月關在單人牢房裏，就是五年十個月我沒有見過鋼琴，在這五年十個月之前的將近一年裏頭，我被關在勞改隊裏頭，那個時候也沒有彈過鋼琴。當然見還是見過，因為在音樂學院裏的時候，琴總還是在琴房裏放著嘛，就是沒有摸過。我出了監獄，又放出來以後，我又住了幾個月的醫院，這樣算起來就是說有五年十個月眼睛沒有見過鋼琴，有七年多手沒有碰過鋼琴的鍵盤。要一般的彈鋼琴的人，這包括鋼琴家，已經沒法再彈了。
曹可凡：手的機能肯定就退化了。
劉詩昆：退化機能，腦子也退化了。但是我因為學琴，不到三歲就學琴了，童子功很強的，學的很正規很紮實，這樣那天大家把我圍起來，看我能不能彈鋼琴。當時說實在的，我真是這麽多年，因為我剛從醫院出來，那時候我哪還顧得想著彈琴啊，把那些亂七八糟的事情都得料理掉。那麽大家說彈琴，非讓我彈，不得不彈啊。有幾百個人把我圍住了，可是彈什麽啊，當時沒的可彈，彈得不好又得倒黴了。因為我以前所彈的全部曲子，都是大、洋、古、封、資、修，都不能再彈，再彈就要犯政治錯誤了，當時隻有兩個鋼琴作品可以彈，一個就是鋼琴協奏曲《黃河》，再有一個鋼琴伴唱《紅燈記》。這個《紅燈記》也沒法單獨彈，是要跟著京劇唱一塊彈。可以單獨彈的，當然《黃河》也要有樂隊，但是沒有、離開樂隊，也可以單獨彈(的曲子)，隻有《黃河》。我就把鋼琴協奏曲黃河四個樂章從頭到尾給彈了一遍，彈了一遍以後大家聽得很入神。一看還能這樣完整把這個曲子(彈下來)。《黃河》協奏曲的曲子，說實話技術也有相當的難度的，我把它彈完以後，這時候有一個樂團的同事，一個團員就說：“劉詩昆，你這個曲子什麽時候練的？”這個話正問到點上了，因為《黃河》協奏曲創作的時候，我已經被關到監獄裏了。當時我放出監獄不久，大家知道我放了以後送了醫院，那麽大家說你是不是在醫院裏剛練了這個曲子。
曹可凡：因為這不可能在你逮捕之前就學會的。
劉詩昆：逮捕之前還沒有這個曲子。《黃河》協奏曲是根據《黃河大合唱》，原來是個合唱，冼星海的合唱。那個時候還沒有鋼琴曲，那麽我被關了以後，而且我已被關了一段時間，這個曲子才問世的，才創作的。
曹可凡：所以大家以為你是不是在監獄裏還能夠彈琴。
劉詩昆：如果你練一定是在監獄裏練的。
曹可凡：那條件還不錯。
劉詩昆：後來我說，我說我這個曲子不瞞你說，我說我這個曲子直到剛才給你們大家彈之前，我一遍都沒有彈過，一遍都沒有練過。大家說，那你怎麽會的呢？我說我關在監獄裏的牢房裏的時候，你知道文化大革命的時候，所有的機關、單位、團體，包括農村村子裏邊，都有很多高音喇叭，大喇叭整天就播送毛主席語錄啊，播送新聞，再就是播送樣板戲，革命樣板戲。所以《黃河》這個曲子那個時候，整天作為政治的一種宣傳，整天就播放。我在牢房裏的時候，遠處有順風的時候經常傳來《黃河》鋼琴協奏曲的琴聲。當時我也不知道是哪裏傳來的，因為那時候高音喇叭太多了，這個《黃河》我一聽我就知道，這是冼星海寫的《黃河大合唱》曲調，但是誰創作的，當時叫什麽名字也不知道，直到放出監獄後才知道有個《黃河》協奏曲，可是這樣聽聽我就聽會了。因為從小我父親給我練耳，就是他在鋼琴上彈，很多很多音，同時按下去，這音都不諧和的，我能把每一個音都分解得辯聽出來，說出每個音的音域。所以我聽像這樣多聲的鋼琴樂曲，因為鋼琴樂曲是多聲的，同時彈出，有很多聲音同時發出，那每一個聲音在我耳朵裏，就像X光透視一樣，裏麵都是立體的，都是分解的每個音，同時發出8個音，我每個音都知道，它8個音，每個音具體是哪個。不是光聽一個主旋律、主曲調，這樣我就都聽會了，這樣我就從頭到尾等於是我全是聽來的，我根本就沒有練過。那麽這個事兒，大家也覺得很奇特。你怎麽會沒練過這樣一個難的曲子。沒練過我會彈，這個就靠我小時候第一個是童子功，第二個就是靠我的耳頭對音樂的一個特別的(敏感)，對音高的辨聽力。
曹可凡：那當你從監獄裏麵出來，應該說是所有的生活恢複平靜了。那我一直不太明白就是說，當你從監獄裏出來之後，為什麽最後沒有跟葉向真複婚呢？
劉詩昆：因為那時候我們已經分開了，分開了大家在個人生活上已經有點疏遠了，覺得既然已經這樣了，幹脆也就不一定要複婚了。說實話，我跟葉向真兩個人，我們並不是打翻天鬧離婚，我們是非常平和地在那一個特定環境下(離婚)。後來我們決定也無所謂再複婚了，就分著過吧。我們分著過也是好朋友，我的兒子從來都沒有講過到底歸誰，兒子到現在40多歲了，我跟葉帥的全家現在都還像一家人一樣，大家親如一家。你說朋友也好，說一家人也好，因為我們，我和葉兩人都思想比較開通的。不是說要不就合要不就鬧得臉紅脖子粗。好像自然而然的，慢慢就離開了。大家好像隔了那麽久了，個人都有個人不同的生活。
曹可凡：那後來葉向真其實是在拍《原野》的時候找到了她的另一半是嗎？
劉詩昆：對對對。拍《原野》時候的攝影師，是一個很好的攝影師──羅丹。他的媽媽是錢壯飛的女兒，他是錢壯飛的外孫子。
曹可凡：那你認識現在的妻子蓋燕是什麽時候？
劉詩昆：上個世紀80年代，我到黑龍江齊齊哈爾演出，她做報幕。
曹可凡：也是主持人？
劉詩昆：對，也就是主持人嘛。
曹可凡：當時你們是怎麽相戀的呢？
劉詩昆：很自然地就認識了，後來她到北京，我們慢慢就認識了，認識了好多年才結的婚，一直到八九年才結的婚。我1990年去香港，1989年結的婚，完了一起去香港，生了一個孩子，現在的這個兒子8歲。
現在劉詩昆鋼琴音樂中心，包括劉詩昆的音樂藝術幼兒園，共有學生近萬名，已經成為一個龐大的連鎖企業了。
劉詩昆也成了一名企業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