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必武臨終:有一個人,我想在生前見他一麵.周恩來問:誰啊?

董必武臨終:有一個人,我想在生前見他一麵.周恩來問:誰啊?

董必武和他長征路上的兒子

董必武同誌是中國法製建設的主要奠基人之一。青年時他考入東京私立日本大學攻讀法律，在日本就追隨孫中山先生革命。

後來他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中共一大代表。在“大革命”時期就關注黨和國家的法製建設。

在長征前，他就任當時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最高法庭主席、最高法院院長。新中國成立前夕，他主持起草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為我國的立法事業奠定了基石。

新中國成立後，他當選為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副總理、政治法律委員會主任，還當選過最高法院院長，全身心地投入到新中國的法律事務上，曾參與製定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和1954年新中國第一部憲法。

後來還當選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直到任國家副主席、代主席，一直為我國的法製建設嘔心瀝血、鞠躬盡瘁。

我這裏要講述的，則是董必武同誌一段鮮為人知的故事。

在長征途中，他曾認下了一個幹兒子，解放後，這個幹兒子給他寫過信，有了聯係，董必武曾長年接濟他的生活。

但直到董必武主席臨終時，他也不曾與這個兒子見麵。

這個兒子叫曾凱旋，江西吉安縣官田鄉人，1928年參加革命，先後在吉安西區遊擊隊、吉安縣紅色獨立營當戰士、班長，以後又調到湘贛省蘇維埃保衛局工作。

1933年冬，湘贛省蘇維埃調派他去瑞金中央黨校學習。

1934年10月，紅軍長征，曾凱旋隨董必武任校長的中央黨校編入紅軍隊伍，參加長征。

董必武參加長征時，已經有50歲高齡，他的一隻腳長期潰爛，一直沒有完全治好。

當紅軍過草地時，董必武原來那隻潰爛的腳再度發炎，連騎馬都很困難，隻能拄著拐杖在草地上拖。

曾凱旋看在眼裏，疼在心裏，多次對董必武說：“校長，讓我背你走吧！”董必武深知草地行軍困難，為難地說：“你能背得動？”“能！”曾凱旋大聲應了一聲，蹲下身子讓董必武上來。董必武就趴在了曾凱旋結實的背上。曾凱旋背起董必武，一直跟隨著紅軍隊伍行進。

背了一天又一天，一直背到第28天，終於把董必武背出了草地。

但董必武的那隻爛腳，由於途中沒得到治療，潰爛得越來越厲害，疼痛難忍，一天下午竟疼得他昏了過去。

大家焦急萬分，醫師歎息道：“要是有吸筒吸去膿血，再敷上消炎藥就不至於這樣了。可現在，什麽都沒有啊！”

正當大家無可奈何的時候，曾凱旋偶然聽說附近有一種叫“鑽地蜈蚣”的草藥，他忙去拔了幾株，告訴大家，這種草能消炎止痛，治瘡毒有療效。

可是，董必武的腳已經潰爛化膿，不把膿排幹淨，草藥也沒法敷上去。

曾凱旋想了想，把董必武的爛腳抱在自己的胸前，俯下身子用嘴去吸出爛腳的膿血。

一口一口，把爛腳上的膿血吸幹淨了，然後敷上“鑽地蜈蚣”。大家看著曾凱旋舍己救人的壯舉，熱淚盈眶，非常感動。

當董必武蘇醒過來，發現醫師、護士一個個淚眼汪汪，不知為何。聽了大家的述說後，董必武感動不已。

他一把把曾凱旋拉到自己懷裏，心疼地說：“凱旋，你不該這樣蠻幹，會中毒的。你背我走了幾十天，吃盡了苦頭，如今又這樣待我，我怎麽感謝你啊！”

曾凱旋說：“校長，這是我該做的事……我父親早逝，看到您就像看到父親一樣。”

董必武握著曾凱旋的手說：“凱旋，你就是我的兒子！”

曾凱旋雙膝一跪，拜在董必武膝下，要向他磕頭，董必武忙扶起他：“起來，起來！從今以後，我們父子共同為革命事業奮鬥！”

就這樣，董必武認曾凱旋做了幹兒子。

過草地不久，曾凱旋突然病倒，病情一天比一天嚴重，醫生們都認為沒有治好的可能，他的死亡隻是時間問題。董必武開始還找人用擔架抬著他，後來實在是絕望了，流著眼淚把他寄放在一個貧農家裏，無可奈何地留下八十塊銀元，委托那位好心的農民幫他料理曾凱旋的後事。

部隊走後，曾凱旋奇跡般地漸漸康複了。病愈後他便去追趕部隊，不幸被國民黨軍隊抓住，嚴刑拷打之下，曾凱旋咬緊牙關，沒有暴露自己的身份，也沒有泄露黨和紅軍的任何秘密。無奈之中，國民黨軍隊隻好把他押回原籍。

回到原籍後，曾凱旋多次想和黨組織聯係，但沒有任何線索。時間一長，更是聯係不上了。這樣一來，他與黨組織完全失去了聯係，又重新成了一個普通的農民。

新中國成立後，曾凱旋從報紙上看到了董必武的消息，高興極了，立即寫了一封長信寄給董必武。

董必武原以為長征途中那場大病奪去了曾凱旋的生命，心裏總是結著個疙瘩。如今突然接到他的來信，喜出望外，立即親筆寫了回信，要他來北京一敘“父子”之情。

曾凱旋曾當過紅軍的消息，這時也在吉安當地傳開了。但在當時的政治形勢下，他當過紅軍的曆史，沒有給他帶來任何好處，反而成了所謂的“曆史問題”。在後來的一次次“運動”中，總有人想要他交代許許多多的問題……

這讓曾凱旋有了疑慮：他如果去見董必武，會不會給他添麻煩？自己現在的身份，合適去嗎？

正在猶豫不決的時候，曾凱旋又病倒了，他以生病為理由，始終沒有成行。

而在後來的曆次“運動”和“文化大革命”的險惡環境中，曾凱旋更是小心翼翼，生怕因為自己給董必武惹來什麽麻煩。他曾救過董必武的命，但他從沒想過圖什麽回報，而是時時處處仍替董必武著想。雖然是一個普普通通的農民，但他的品格風範，真是值得人們崇敬。

和曾凱旋同樣遭遇的其實還有一批人，都是在長征途中因為種種原因脫離紅軍回到家鄉的。在解放後他們一直沒有得到公正的對待，直到上世紀80年代，他們中的少數還存活於世的人，革命功績終於得到了承認，也享受到了每月幾百塊錢的待遇，但曾凱旋並沒有等到這一天。

盡管沒有謀麵，但董必武一直沒有忘記他。國家經濟困難的那幾年，每年春節前夕，董必武都要給他寄去五六百元錢過年。平時隻要曾凱旋在信中提到病尚未好，董必武便要寄錢給他治病。

1962年，董必武上井岡山路過吉安，打電話到曾凱旋的家鄉官田公社約他到吉安市會晤。曾凱旋又說，他病重臥床，無法相見。

董必武不死心，你不來，幹脆我去。從井岡山下來後，他驅車去曾凱旋家探望，誰料離官田幾十裏就不能通車了。他想徒步走到那裏去，隨從人員急忙勸阻他，幾十裏的山路，他76歲的高齡，怎麽能走著去？如果當時董必武向當地政府要個吉普車，也許就能去，但董必武一生都對自己要求極為嚴格，怎麽能為自己的私事去麻煩地方政府呢？他隻得怏怏離去。

1975年春，董必武一病不起，更加思念自己的親人。周總理去看望他，董必武喘息著說：“這次我可能要離開你們了！但有一個人，我想在生前見他一麵。”周總理問：“誰啊？”董必武說：“曾——凱——旋！”

提起曾凱旋，周總理自然知道他在長征中與董必武的“父子”關係，便安慰他說：“一定想辦法盡快通知曾凱旋來京。”周恩來總理當即用自己的名義，給曾凱旋發了加急電報。

3月27日這天，曾凱旋重病在床。官田公社黨委書記匆匆趕到陽陂頭他家說：“董必武代主席病危，周總理邀你去北京一見。”

曾凱旋一聽，掙紮著坐起來，披了件衣服，踉踉蹌蹌就要去北京，剛一邁步便跌倒在地昏了過去。當家人把他抬到病床上，他喃喃訴說：“爸爸，你為孩兒操了許多心，我沒有報答你的恩情……”

4月1日下午，董必武知道自己不行了，便留下遺囑：“我死後，必須電告曾凱旋，他是我的兒子！”

第二天，董必武與世長辭。4月4日上午，曾凱旋收到國務院辦公廳電話訃告，他痛不欲生地哭喊著：“爸爸……”便昏厥過去。不久，他也與世長辭了。曾凱旋走了，也許是去追趕父親董必武，告知人生旅途的艱辛，敘說父子之情……在九泉之下，他們終於見麵了。

一個國家代主席，一個普普通通的農民，一段純潔而又深厚的感情。

作者：本刊記者 李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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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必武在長征中

　　董必武有一個異姓兒子叫曾凱旋，是他在長征途中認下的。

　　曾凱旋，江西吉安縣官田鄉人。1928年，曾山發動吉安縣有名的官田“四九暴動”時，16歲的曾凱旋便參加了暴動隊伍，先後在吉安西區遊擊隊、吉安縣紅色獨立營當戰士、班長，以後又調湘贛省蘇維埃保衛局工作。1933年冬，湘贛省蘇維埃政府調派他去瑞金中央黨校學習。1934年10月，紅軍長征出發時，曾凱旋隨董必武任副校長的中央黨校編入紅軍隊伍，參加長征。

　　當紅軍過草地時，董必武原來那隻潰爛的腳再度發炎，連騎馬都很困難，隻能拄著拐杖在汙泥草地上拖。曾凱旋早就看在眼裏，疼在心裏，多次對董必武說：“校長，讓我背你走吧！”董必武深知草地行軍困難，為難地說：“你能背得動？”

　　“能！”曾凱旋大聲應了一聲，蹲下身子讓董必武上來。

　　董必武看著曾凱旋高大結實的身子，便點了點頭。

　　曾凱旋背起董必武，一直跟隨著紅軍隊伍行進。背了一天，又背了一天，當背到第28天時，終於把董必武背出了草地。

　　但董必武的那隻爛腳，由於途中沒得到治療，潰爛越來越嚴重，疼痛難忍，一天下午，竟痛得昏了過去。大家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卻又毫無辦法，醫師歎著氣說：“要是有吸筒吸去膿血，再敷上消炎藥就不至於如此了。可現在，什麽都沒有！”

　　正在大家一籌莫展的時候，曾凱旋忽然發現附近有一種叫“鑽地蜈蚣”的草藥，他急忙拔了幾株，告訴大家，這種草能消炎止痛，治瘡毒有療效。

　　然後，他毫不猶豫地把董必武的爛腳抱在自己的胸前，俯下身子用嘴吸出爛腳上的膿血，一口一口，直到吸幹淨為止，然後敷上“鑽地蜈蚣”。

　　大家看著曾凱旋舍己救人的壯舉，熱淚盈眶，非常感動。

　　當董必武蘇醒過來時，發現醫師、護士一個個淚眼汪汪，不知為何。

　　一聽大家對他說的情況之後，董必武萬分感動。他把曾凱旋拉到自己身旁，心疼地說：“凱旋，你不該這樣蠻幹，會中毒的。你背我走了幾十天，吃盡了苦頭，如今又這樣待我，我怎麽感謝你啊！”

　　曾凱旋說：“校長，這是我該做的事……我父親早逝，看到你就像看到父親一樣。”

　　董必武感動地握著曾凱旋的手說：“凱旋，你就是我的兒子。”

　　曾凱旋馬上雙膝一跪，拜在董必武膝下，要向他磕頭，董必武忙扶起他：“起來！起來！從今以後，我們父子共同為革命事業奮鬥！” 就這樣，董必武高興地認曾凱旋做了幹兒子。

　　過草地不久，曾凱旋突然病倒，奄奄一息。

　　董必武心急如焚，心疼不已，但又無計可施、無可奈何，而且身為特殊連隊黨總支書記、婦女隊隊長的他必須顧全大局地馬上帶隊繼續前進。於是，隻好留下80塊銀元，揮淚把曾凱旋寄放在一個貧民家裏，委托那位好心人為他料理後事。

　　也幸老天有眼，部隊走後，曾凱旋卻奇跡般地漸漸康複了。病愈後，他便去追趕部隊，不幸被國民黨軍隊抓住，押回原籍。

　　新中國成立後，曾凱旋從報紙上看到董必武的消息，他非常高興，立即寫了一封長信寄給董必武。

　　董必武一直以為長征途中那場大病奪去了曾凱旋的生命，心裏總結著個疙瘩。如今突然接到他的來信，欣喜萬分，立即親筆寫了回信，要他來北京一敘“父子”之情。

　　不料，曾凱旋卻因病始終未能成行。在國家經濟困難那幾年，每年春節前夕，董必武都要給他寄去五六百元錢過年。

　　平時，隻要曾凱旋在信中提到病尚未好，董必武便寄錢給他治病。

　　1962年，董必武上井岡山路過吉安，打電話到曾凱旋的家鄉官田公社約他到吉安市會晤，不巧曾凱旋又病重臥床，未能相見。董必武下山後，驅車去曾凱旋家探望，誰料離官田幾十裏就不能通車了。年老體弱的董必武欲徒步行走，後在隨從人員的執意勸阻下，隻得怏怏離去。

　　1975年春，董必武一病不起，就更思念起自己的親人了。周恩來去看望他，董必武喘息著說：“這次我可能要離開你們了！但有一個人，我想在生前見他一麵。”周恩來問：“誰啊？”董必武說：“曾……凱……旋！”

　　提起曾凱旋，周恩來自然知道他在長征中與董必武的“父子”關係，便安慰董必武說：“一定想辦法盡快通知曾凱旋來京。”

　　周恩來當即用自己的名義，給曾凱旋發了加急電報。

　　3月27日這天，曾凱旋還病在床上。

　　官田公社黨委書記匆匆趕到陽陂頭他家說：“董必武代主席病危，周總理邀你去北京一見。”

　　曾凱旋一聽，掙紮著坐起來，披了件衣服，踉踉蹌蹌就要去北京，剛一邁步便跌倒在地，昏了過去。當家人把他抬到病床上後，他喃喃訴說：“爸爸，你為孩兒操了許多心，我沒有報答你的恩情……”

　　4月1日下午，董必武知道自己行將辭世，便留下遺囑：“我死後，必須電告曾凱旋，他是我的兒子！”

　　翌日，董必武與世長辭。

　　4月4日上午，曾凱旋收到國務院辦公廳電話訃告，他痛不欲生地哭喊著：“爸爸……”便昏厥過去。

　　不久，他也與世長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