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蹤英雄 一部電影和現實中的烈士尋訪行動 (圖)

第67預備醫院醫護人員和傷病員

<集結號>和現實中的烈士尋訪 發掘被忘卻的犧牲者


劉芳 馬戎戎

在沒有英雄的時代尋回英雄，而非製造英雄的替代品，這個任務可以從一部叫《集結號》的電影，或一次名為“信念之旅”的民間行動開始，但最終不能由它們完成。

在人的本原下梳理民族的記憶，是一個尋求複興的民族和政府的製度化使命，是社會體係自我修複與更新的核心動力。

銀幕故事

《集結號》

一個“英雄受委屈的故事”

每一個犧牲都永垂不朽

馮小剛離開了他“馮氏喜劇”的金字招牌，在《天下無賊》和《夜宴》之後又進行了一個“現成的新題材”嚐試。“每一個犧牲都是永垂不朽的”，這是這部電影寫在宣傳海報上的主旨。

馮小剛表示，《集結號》並非為了探討犧牲的價值和意義這種形而上的主題，在他心目中，這就是一個在漫長的歲月中不被人理解的“英雄受了委屈的故事”。

在2007年10月與韓國導演薑帝圭(代表作有《生死諜變》、《太極旗飄揚》等)對談時，馮小剛曾談及，中國電影常把人在戰爭麵前的脆弱與怯懦作為非常態，讓所有人麵對死亡都大義凜然，甚至渴望去死。他拍《集結號》則希望還原一個真實的戰爭，表現人們在死難麵前顯得不堪一擊，而裏麵又有一些普普通通的英雄出現。

“一個非常怕死的人為了別人的利益最後貢獻出自己的生命，這樣的人你才會覺得他非常的崇高。”在賀歲片領域縱橫十年的馮小剛直言，他要在中國電影史上塑造這樣的英雄。

1948年，淮海戰役。解放軍與國民黨軍隊的戰鬥空前慘烈。《集結號》的故事便發生於此。

穀子地是九連連長，他率領九連47個弟兄，奉上級命令去阻擊敵人。上級說，聽不見集結號，不許撤退。集結號一直沒響，九連的人全部戰死，隻活了他一個。

原著小說就從這裏寫起，老穀的後半生都用來尋找真相,最後，他找到的真相是，集結號根本沒響過，上級為了大部隊的轉移，犧牲了這支部隊。

《集結號》的故事來源於一篇名為《官司》的短篇小說，最早是演員張國立發現並推薦給馮小剛的，後者那時正在拍《天下無賊》。張國立本想自己拍這個故事，但覺得他的鐵哥們馮小剛對這種題材的駕馭能力更強。

那時張國立把小說名字記成了《報告團長》，馮小剛叫好多人找這個小說，翻遍了那兩年的文學刊物都沒有找到。後來天津《小說月報》的一位編輯找到馮小剛說，根據他們講的這個故事，應該是他經手的一篇叫做《官司》的小說。百般曲折，馮小剛終於找到了小說作者，在福建莆田政協工作的楊金遠。

“戰爭是無情、殘酷的，我塑造一個看上去什麽都不懂、跟戰爭較勁兒的人，想以此形成一個鮮明的反差。”楊金遠對記者說。

創作《官司》的靈感來自於楊金遠在電視上看到的一個紀錄片，講的就是老兵回憶當年沒有聽到軍號而戰友們全部犧牲的故事。他隻是瞄了幾分鍾，但印象深刻，隨後於2002年創作出這部短篇小說。

馮小剛找到楊金遠，後者很快答應了。他看過《天下無賊》和《夜宴》，覺得“很有思想，比如《夜宴》，有一種鬼氣在裏麵”。

楊金遠回憶，馮找他交流前，已經從軍事博物館借了服裝和道具之類來研究。“老實說這小說給誰拍都不一定能拍好，但我信任馮小剛，至少他是很認真的導演。”

“一根筋”的非傳統英雄

馮小剛請來著名編劇劉恒操刀，用一個月時間創作出劇本第一稿，又修改了七八個月才最終成型。劉恒曾擔綱《菊豆》、《秋菊打官司》、《張思德》等電影編劇，在此次創作之初他曾表示，有關一根筋討說法的故事他已在《秋菊打官司》裏說過，這次想換個角度。但《集結號》監製陳國富對此有不同意見。

“我倒覺得，這種一根筋的精神正是主角穀子地最吸引人的地方，不僅不應該回避，而且應該集中地描寫。”陳國富說，“穀子地不是傳統英雄，不是主旋律英雄，他是一個有血有肉、會膽怯也有私心的人，但大時代和他的性格塑造了這個史詩般的故事。”

“你可能在大街小巷遭遇類似穀子地的人，他可能像你我庸庸碌碌地過著日子，但當環境需要他奮起為自己爭個公道時，你會看到他那堅毅的核，這個核顯示的是，人除了活著還需要一點別的東西，比如尊嚴，比如贖罪感。這一點‘別的東西’，就是構成英雄的必要條件。”陳國富說。

隻想表達一個平凡人所煥發出的人性光輝

1億元的大製作，製作費用了8000萬元，大部分用在戰爭場麵上。在香港地區試映時，有很多人認為影片後半段穀子地找部隊的戲和前麵戰爭部分風格不符，但在馮小剛看來，後半段至關重要。因為“人的脆弱實際上是肉體的脆弱，肉體很容易被消滅，很容易像螞蟻一樣被開動起來的戰爭機器碾碎。成百上千的人會在一次轟炸中死去，毫無反抗的能力。人的勇敢來自人精神的升騰，這能夠彌補人肉體的脆弱”。他認為，後半段故事，是穀子地的自我救贖。

馮小剛說，他不想表達什麽反戰、對曆史思考這些與政治有關的東西。他隻是想關注主人公穀子地個人的命運，表達一個平凡人所煥發出的人性光輝。

對於這種人性的光輝如何表現，馮小剛第一個摒棄的就是傳統戰爭片的表現手法———一遇到上前線，所有戰士都舉手說，連長，我上！不讓上還鬧意見。他覺得，那樣的人大家不信，所以他第一要做的是讓大家相信。

“我要表達出人對戰爭的恐懼。”馮小剛說。王金存是這個想法的載體，他厭惡戰爭，見了血就嚇得發抖。“王金存是戰爭中的另一類人，他是比較普遍的，他那種一開始在戰爭中表現出來的膽怯，他到穀子地這個連隊之前所遭受的挫折，更能體現人在戰爭中那種內心的恐懼。我仍然認為人在戰爭麵前表現出的恐懼和懦弱都是可以原諒的，而且是一種常態。正因為這部電影裏表現了這些，所以我覺得這部電影是非常真實和有質感的。”

新影聯的總經理高軍看《集結號》，認為馮小剛最不同的地方在於，他讓英雄受了委屈:“穀子地在戰地醫院的經曆，體現出《集結號》與以往戰爭片的不同。戰爭勝利後，穀子地卻被置於一個戰俘的位置，在戰火紛飛的環境中，沒人有能力甄別一個老兵的真實身份。把英雄置於一個尷尬的境地裏，讓英雄受了委屈，這是馮小剛導演的精彩一筆。”

重溫簡樸道德

從幾年前大熱熒屏的《激情燃燒的歲月》裏那個固執的老頭石光榮，到最近全國熱播的電視劇《士兵突擊》中不撞南牆心不死的許三多，再到此次《集結號》中走南闖北討說法的老兵穀子地，“一根筋”的士兵似乎成為觀眾們最熱愛的形象。

這種往高處說叫做執著，往低處說叫做死板的品質，仿佛迎合了當代中國人的某種精神需求，在快速發展與高速消費的時代裏，讓人們重溫了一回簡樸道德的滋味。

在楊金遠看來，大家喜愛“一根筋”是因為它“怪”，因為現代社會裏極少有人再這麽執著，更少有人能把這樣的性格堅持一輩子。

而陳國富則說：“我們需要的是能切合時代精神的典範。”他認為，我們之所以會對戰爭片、動作片、甚至武俠片的主角產生認同，是因為我們時時需要一種典範，這個典範“有時化身成超人或變形金剛，有時是穀子地”。

“《集結號》雖然是過去的時空背景，但他追求的是一個鮮活的、現代的典範人物。這個典範要求的不是大家上戰場去盲目拚殺，不是先人後己，這些都不合時宜了，他描繪的是一個‘要求對得起自己’的英雄。這是很符合馮小剛精神的，這也是很符合現當代人精神需求的。許三多不也是這麽一回事嗎？”陳國富說。

“一部負責任的電影”

劉恒和馮小剛給影片找的主題是“犧牲”。為此，他們甚至拍攝了紀錄片《犧牲》，走訪了許多經曆過淮海戰役的老兵。在紀錄片裏，演員張涵予認為:“對於戰場上的士兵來說，永遠有比生命更重要的東西，從站上戰場那刻起，就隨時準備犧牲。”

“我們覺得所有的犧牲都應該得到尊重。犧牲有被動的犧牲和主動的犧牲，最高層次的犧牲是為了他人的利益而犧牲。曆史之所以能走到今天，都是不斷地有許許多多人為別人的利益做著犧牲。我們應該為這樣的犧牲賦予一種意義，犧牲和勇氣是聯係在一起的。”馮小剛說。

但是為什麽犧牲比生命更重要？犧牲的價值和意義在哪裏？紀錄片裏沒有繼續作探討，電影裏也沒有。那麽穀子地為什麽要執著地找部隊？

劉恒把這歸結為“素質問題”:“戰爭的後果，它帶給人的挫折、榮譽和痛苦都是正常的，這些都是戰爭必然的後果。作為生命，在這種狀態下，做出什麽樣的選擇和舉動，取決於一個人的素質。我在人物身上確立的最主要素質就是善良、利他，在炮火中，他們會選擇為了戰友獻出自己的生命，這甚至是一種毫不猶豫的選擇。在戰後也是一樣，穀子地為了讓戰友們得到安息，會為他們的尊嚴繼續尋找。”

但在其中接受采訪的一名老兵看來，犧牲，是因為這是士兵的職責。“穿上軍裝意味著什麽？就是職責。”這名老兵說。戲裏，“戰鬥至最後一人”的穀子地，在戰爭時期完成了作為士兵的職責，在和平時期完成了對47個兄弟身份確認的職責:“明明是烈士，怎麽就變成失蹤了呢？”戲外，扮演狙擊手的演員王寶強也把這部電影稱為:“一部負責任的電影。”

總製片人王中磊說:“我們希望《集結號》可以成為中國戰爭電影的裏程碑。”





民間行動

信念之旅

尋找140名失蹤烈士

他們在荒野裏躺了50年

2005年的那個秋天，餘法海在老營盤從一早轉到中午，又渴又累。歇了一會兒，他打算再走走就回村裏吃飯，“結果剛走了一百多米就看見那些墓碑。風吹草動，它們時隱時現的，就好像一個穿灰軍裝的加強連埋伏在那裏。”

餘法海查了查，一共142座墳墓，137塊墓碑。“後來知道，有兩個人的家屬在上世紀50年代把墓碑遷回老家了。剩下140個人在這荒野裏躺了50年。”

位於湖北赤壁老營盤的烈士墓群，今年剛用紅磚砌起來的圍牆沒有塗抹水泥，沒有大門，沒有紀念碑，沒有門衛室，施工時門口留下的小屋子裏借住著一個愛喝酒的“瘋老頭”。

墓地的來由很簡單：這裏曾有一座野戰醫院，收治解放戰爭、抗美援朝以及南方剿匪中負傷的戰士。不治犧牲者就近掩埋在山坡上。後來醫院撤銷，墓地被荒草掩埋，最終消失在人們的視線中。

2005年，為準備建軍80周年，赤壁市公安局幹部餘法海受“組織委托”來尋找這些墓碑，“縣裏一位領導說山裏有片烈士墓，但說不清具體地點和情況。”

墓地找到了，情況調查得清楚，卻不是預想中的“紅軍烈士墓”。當初找餘法海做調查的領導寫了一紙說明，稱自己單位經費困難，要公安局給餘法海報銷費用。

拿著“白條”，餘法海哭笑不得，他2003年換腎就是靠公安局、部隊捐款，現在公安局賬上還掛著他幾萬元欠款。

有個想法卻在他心裏萌動———為這些戰士寫書立傳。“都是外地人，客死赤壁，可憐呐。”找到第一批戰士家屬以後，餘法海才知道好多人參軍離家後，50多年與家人再沒聯係，“失蹤”了。

餘法海開始為所有埋在老營盤的戰士尋找親屬。一些大學生和媒體記者也參與其中。這可能是眼下最大規模的民間還原烈士身份活動。

直到2007年12月10日，餘法海他們一共找到了80名戰士的親屬。這場為了榮譽的旅程，還隻是開了個頭。

那些被默默埋葬的青年

第9排9號墓梁亮城，1951年3月在廣西宜州老家從軍時隻有19歲。家人最後得到的消息是梁亮成和戰友在十萬大山剿匪時被土匪包圍在山洞裏。

梁亮城的姐姐告訴餘法海，一同從軍的鄉親回來說，那一仗梁亮城的部隊斷糧後堅守了十多天，傷亡大半。援軍到來後，幸存的戰士因為在陰冷的山洞裏呆的時間過長，都得了關節風濕病，被抬出山洞。

然而，戰鬥過後就沒有人知道梁亮城的下落。當鄰裏迎回複員戰士、或者收到陣亡通知書的時候，“失蹤”二字帶來的種種不確定性，總讓梁家人有莫名的壓力。

墓碑上的記載顯示，53軍650團見習文教梁亮城於1953年6月21日犧牲在老營盤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第67預備醫院。

根據曆史資料，梁亮城在十萬大山被圍可能是戰友口誤，因為十萬大山剿匪在1951年2月就結束了。21兵團53軍217師650團於1951年4月進入桂西剿匪，梁亮城可能在桂西的戰鬥中受傷，或是1951年9月53軍番號取消前因傷病進入67預備醫院。

無論何種情況，老營盤墓碑上的寥寥數字，足以彰顯梁亮城本來擁有的榮譽。2007年4月27日，梁亮城的姐姐和妹妹趕到赤壁，跪在已經開始風化的墓碑前哭得說不出話來：“可找到你了!”

第9排1號墓傅華清，家裏兄弟4人，3人從軍，最後隻有大哥一人負傷回鄉，兩人不知所終。餘法海說，他們查詢家譜覓得了傅華清的名字，後麵有一句話，“意思是死無葬身之處”。

墓碑上說，21兵團司令部修械員傅華清於1952年11月1日犧牲。傅華清的侄子還在鄰縣找到了第11排9號墓龔喜財的家人。這位43軍380團戰士自1950年參軍後杳無音信。

60年來，第9排5號墓的孫興孝在家鄉湘西吉首連個革命軍人的身份都沒有。孫興孝的侄女說，1947年國民黨抓壯丁，孫興孝見她的父親已經成家有了兒女，就主動站了出去，此後音信全無。“我父親一輩子惦記這個事，臨死前要我們一定找到他，活要見人死要見屍。”

想念歸想念，解放後的幾十年裏，孫家總是抬不起頭，“別人家都是解放軍，就我們家小叔跟著國民黨走了。”目前已經無法查實孫興孝何時何地加入解放軍，但墓碑上清楚地顯示著他最後的身份：湖北大冶軍分區糧秣員，1952年7月20日犧牲。

所有這些人，最後都默默無聞地埋葬在老營盤的得勝山下。

“烈士”抱著自己的墓碑痛哭

榮譽的另一麵，是戰士們與家人之間扯不斷的親情。墓地附近村裏的老太太說，開始村民都跟著看烈士家屬去祭奠，後來就不去看了，“哭得讓人受不了，去一次就跟著哭一次。”

第8排12號墓的田炳義，1951年1月入伍時，女兒田茹妮還不到兩歲。田茹妮後來隨母改嫁，改名楊桂香。在田炳義墓前，養父一邊哭一邊對著墓碑說：“老田呀，我把姑娘拉扯大了。現在終於找到你了，還是讓姑娘跟著你姓吧!”

第10排10號墓的幕碑上刻著“胡金海，第12軍35師104團8連戰士，四川江津高歇鄉人。1953年犧牲，犧牲時22歲”。然而胡金海本人在當年治愈後返回了部隊。

2007年8月，華中科大的學生在重慶老家找到了胡金海。餘法海說，由於年紀太大，胡金海在電視台做節目時幾乎無法記住事先安排的台詞。但到了墓地門口，他還是推開女兒，慢慢走到每一座墓碑前，用了一個小時的時間，敬了142個軍禮。

參加過上甘嶺戰役的胡金海最後抱著刻著自己名字的墓碑，孩子一樣大哭起來，衝著墓碑連喊了三聲：“你到底是誰呀!”旁邊電視台女記者的眼淚“刷”地一下流了下來。

胡金海後來一直跟大家念叨著金城阻擊戰中犧牲的戰友：當時敵機扔下燃燒彈，幾名戰士在與他相隔幾米的地方被燒著，剛剛還商量著做飯的戰友全身著火掙紮翻滾著，直到最後倒在地上一動不動，麵目全非。掉到他身邊的炸彈卻是個“啞彈”。

“墓碑上那就是一個名字，我們要找他這個人到底是什麽樣子，有什麽故事。”餘法海說。

“摸”出來的烈士名單

赤壁市公安局幾乎人人都知道餘法海。2003年餘法海拖了十多年的腎病發作，他賣掉了房子、四處借錢，最終靠民警、部隊的捐款在廣州軍區武漢總醫院做了換腎手術。老公安餘法海從此對解放軍有了特殊感情，他毫不猶豫地答應去調查烈士墓。

餘法海自己也差點成為烈士。一次為了破獲涉及6省的犯罪集團，犯罪分子曾計劃將他沉到長江裏。餘法海繞道湖南才躲開堵截，最終獲得公安部一等功臣的稱號。

墓地所在的赤壁趙李橋鎮有83個村民小組，林地就有11萬畝，好在一些村民依稀記得這片不知名的墳墓。每天要吃五次藥的餘法海，揣著水瓶和藥瓶上了路，前兩次均不得要領。

2005年11月餘法海第三次去尋找，終於在趙李橋鎮羊樓洞村16組老營盤的茶山下找到了這片墓地。撥開半人多高的荒草，餘法海發現墓碑已經開始風化，勉強可以看到“誌願軍”、“抗美援朝”、“烈士”等字樣。他像摸麻將牌那樣，用手指感覺著墓碑上凹下去的碑文，發現碑文上刻有烈士的姓名、籍貫、部隊番號以及時間。

此後，餘法海三次坐著三輪車、拖拉機來“摸”墓碑，還用粉筆塗描，終於弄清了所有墓碑上的文字：埋在這裏的戰士中誌願軍占六成、解放軍占三成、公安軍占一成，來自當時全國的24省、118縣市，涉及21個軍、35個師、87個團。死者是根據時間順序按“回”字形埋葬的，其中甚至有一名來自台灣的戰士。

餘法海查詢了赤壁各個政府部門的存檔，最後隻在《赤壁民政誌》中找到了關於墓地的簡單記載。他根據這些材料找到當年67預備醫院的醫護人員，終於寫成了調查報告。

調查報告沒有打動上級。當初安排餘法海調查的部門，將烈士墓的有關工作從2006年的工作計劃要點中去掉了。

從一個人到一群人的尋找

餘法海將調查報告印了幾十份發到縣裏所有的政府部門，不久赤壁市武裝部部長孫金蘭把餘法海找了過去。2006年3月，赤壁市武裝部、公安局出資，給墓碑上所有有關的縣市民政部門發了公函，希望幫助查找，結果注明“查無此地”而退回的就有40多封信，“更多的連回複都沒有”。

對照墓碑上的記載，目前省名變更的有三個，同音不同字的18個，字跡不清的有40個。“許多隻有縣名，有九個墓碑上隻有省名，可能永遠都找不到了。”餘法海說，當初醫院的通知書就是按照這些地址寄出去的，加上行政區調整、部隊改編，所以許多人沒有收到通知。即使收到了，也不知道親人葬在何處。買了地名誌、地方誌，餘法海自己去了幾座城市，按照回函，用大約一年時間找到了八位戰士的親屬。

由於挪用了準備做檢查化驗的錢，盲目服藥使餘法海體內抗排異藥物濃度過高，副作用使他癱在床上將近三個月。借著兒媳買的一對拐杖，他才能勉強行動。

後來，有媒體把他的故事登在報紙上，尋找進度一下就加快了。

淩勝，網名“武林高手”，廣西北流生意人。“我們那個論壇過去經常資助貧困學生，大家就決定去找一找，別讓人們忘了他們。”“北流圭江論壇”的幾個網友騎摩托車找了三四次，按照墓碑上的地址幾番打聽，終於找到了5排7號墓劉東的弟弟劉盛初。

餘法海翻開自己的小本子，“大學生找到12個、熱心人找到7個，剩下的都是記者們找到的或者看了新聞自己找來的。”

“回來做交流，講自己尋訪到的故事，身高一米八的男生講著講著眼淚就掉了下來。”華中科技大學團委副書記劉鋼對於尋訪之旅唏噓不已，他稱其為“信念之旅”，“就是讀100本紅色書籍，可能也抵不上去找一次烈士家屬。

”作為“紅色教育”的一部分，華中科大的學生此前一直利用假期幫助山西老人王艾普投送陣亡烈士通知書。這位轉業老兵偶然在地攤上買到三本太原戰役陣亡烈士通知書，此後就散盡家財，和餘法海一樣要給烈士家屬一個“交代”。2006年底，外出尋訪歸來的餘法海又病倒了。他在病床上看到報紙上有關華中科大學生幫忙“投書”的報道，就聯係到學校。

這年冬天，華中科大新聞係賀秋爽和同鄉坐火車回湖南時，一路上都在談如何尋訪，“大家分工，有的去找媒體，有的去找民政部門，有的去找武裝部門。”在一家縣電視台，工作人員當晚就免費播出了“尋人啟事”。

然而學生們發現，他們有時很難從政府部門得到幫助。“有的態度特別不好，好像我們多管閑事。有的想幫忙卻沒有有關的文件記載。”能源係的李曉飛去河北一個縣尋找時，被告之因為民政局搬家，把上世紀80年代以前的材料都銷毀了。

湘西州民政局一位副局長曾親自帶隊去赤壁祭奠孫興孝，以湘西州人民政府、湘西州民政局的名義送了花圈。但吉首市民政局優撫股的工作人員告訴記者，由於材料缺失，還是無法給予孫興孝烈士名譽，“按照規定應該由當地一級政府出具證明材料，我們去了7個人進行核查，可什麽文書檔案都沒有了，無法認定任何東西。”

餘法海的“無奈”民政部門的苦水

2007年初，學生們找到胡金海後連忙給餘法海打電話，問他是不是記錯了，這“烈士”怎麽還活著。餘法海自己也著急起來。狠了狠心，他從櫃子裏拿了準備給孫子當壓歲錢的200元錢，包了輛車去老營盤。提起家人的態度，餘法海搖搖頭：“吵過多少次架了。”

對餘法海來說，認定墓碑上的名字是個嚴肅的事情。11月底，山東的民政部門幹部帶著家屬來祭奠，“他們說雖然材料不全，也破格給追認烈士。”

讓餘法海高興的是，大多數地方的民政部門都向他承諾，盡力恢複犧牲者的烈士身份。在邢台內丘縣的7排8號墓韓慶文家，與餘法海同行的當地幹部看到他弟媳生活窘迫，當場表示給予低保照顧。

不過，也有“蹊蹺”事發生。

2007年夏天，有一個中年人在墓地拍照後拿著照片找到老家的民政局，稱自己是一位戰士的兒子，要求補償18萬元烈士家屬待遇。民政局詳細核對照片發現：按照墓碑上記載的年齡，這個人出生時烈士還不到10歲。

一個來自廣東的電話說，可以做餘法海的經紀人，幫他搞紀念館賺錢，被餘法海一口回絕。

現在，56歲的餘法海每月吃藥仍要花兩千多元，已經沒有錢出門找戰士親屬。各地的記者們經常匯錢給他，在領家屬來赤壁祭奠前也盡量匯錢給他。餘法海的老伴已經習慣在家裏做飯接待來自全國各地的客人，“能省一點是一點。”

民政部門也有一肚子苦水。赤壁市民政局陵園管理所所長孫革新說，就他上任後這兩三個月，已經花了兩三萬元接待家屬。今年4月，赤壁成立了以市委副書記任組長的“羊樓洞烈士陵園修複和保護工作小組”，有4位副組長，14家單位負責人為領導小組成員。下設的辦公室有1名主任、5名副主任。文件上，餘法海是排名最後的一名副主任。

赤壁市公安局去年投資二十多萬元修了一條直通墓地的水泥路，民政局花三萬元修了圍牆，如今，餘法海就是希望能在墓地前建一個紀念碑。“我這病也沒幾年活頭了，建個碑，就是給他們一個交代。”

綜合《瞭望東方周刊》《三聯生活周刊》


第67預備醫院醫護人員和傷病員

發現“穀子地”

　　馮小剛的新電影《集結號》正在全國熱映。“每一個犧牲都是永垂不朽的”，是這部電影寫在宣傳海報上的主旨。

　　1948年，淮海戰役。解放軍與國民黨軍隊的戰鬥空前慘烈。《集結號》的故事便發生於此。

　　在影片中，解放軍某獨立團的九連連長穀子地接受了一項阻擊戰的任務，他與團長約定以集結號作為撤退的號令，隻要集結號不吹，全連必須堅持到最後一刻。但穀子地始終沒有聽到號響，眼睜睜看著戰友們在寡不敵眾的激烈戰爭中一個個死去。最終46名戰友全部犧牲，隻剩穀子地受傷後被解放軍當作敵軍士兵俘虜。在後方的醫院裏，穀子地得知，自己原來的部隊番號已經取消，他不僅難以證明自己的真實身份，甚至戰死的46個弟兄都將被視為失蹤者。為了找回戰友們應有的榮譽和自己的身份，穀子地設法加入解放軍炮兵部隊，跟隨隊伍的步伐南征北戰。

　　當他終於回到當年發生血戰的舊窯場，發現戰場遺址已因煤礦開采而麵目全非。除他之外，沒有人相信就在這個窯場下麵，躺著幾十名犧牲的戰士……

　　《集結號》的故事來源於一篇名為《官司》的短篇小說。小說作者是在福建莆田政協工作的楊金遠。創作靈感來自於楊金遠在電視上看到的一個紀錄片，講的就是老兵回憶當年沒有聽到軍號而戰友們全部犧牲的故事。

民間行動:尋找140名“失蹤”的烈士

　　2005年的那個秋天，餘法海在老營盤從早晨轉到中午，又渴又累。歇了一會兒，他打算再走走就回村裏吃飯，“結果剛走了100多米就看見那些墓碑。風吹草動，它們時隱時現的，就好像一個穿灰軍裝的加強連埋伏在那裏。”

　　餘法海查了查，一共142座墳墓，137塊墓碑。“後來知道，有兩個人的家屬在上世紀50年代把墓碑遷回老家了。剩下140個人在這荒野裏默默地躺了50年。”

　　墓地的來由很簡單：這裏曾有一座野戰醫院，收治解放戰爭、抗美援朝以及南方剿匪中負傷的戰士。不治犧牲者就近掩埋在山坡上。後來隨著醫院撤銷，墓地被荒草掩埋，最終消失在人們的視線中。

　　2005年，為準備紅軍建軍80周年，赤壁市公安局幹部餘法海受“組織委托”來尋找這些墓碑。

　　餘法海開始為所有埋在老營盤的戰士尋找親屬。一些大學生和媒體記者，也參與其中。這可能是眼下最大規模的民間還原烈士身份活動。

　　直到2007年12月10日，餘法海他們一共找到了80名戰士的親屬。這場為了榮譽的旅程，還隻是開了個頭。

　　9排9號墓梁亮城1951年3月在廣西宜州老家從軍時隻有19歲。家人最後得到的消息是梁亮城和戰友在十萬大山剿匪時被土匪包圍在山洞裏。

　　梁亮城的姐姐告訴餘法海，一同從軍的鄉親回來說，那一仗梁亮城的部隊斷糧後堅守了十多天，傷亡大半。援軍到來後，幸存的戰士因為在陰冷的山洞裏呆的時間過長，都得了關節風濕病，被抬出山洞。

　　然而，戰鬥過後就沒有人知道梁亮城的下落。當鄰裏迎回複員戰士、或者收到陣亡通知書的時候，“失蹤”二字帶來的種種不確定性，總讓梁家人有莫名的壓力。

　　墓碑上的記載顯示，53軍650團見習文教梁亮城於1953年6月21日犧牲在老營盤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第67預備醫院。

　　根據曆史資料，梁亮城在十萬大山被圍可能是戰友口誤，因為十萬大山剿匪在1951年2月就結束了。21兵團53軍217師650團於1951年4月進入桂西剿匪，梁亮城可能在桂西的戰鬥中受傷，或是1951年9月53軍番號取消前因傷病進入67預備醫院。

　　無論何種情況，老營盤墓碑上的寥寥數字，足以彰顯梁亮城本來擁有的榮譽。2007年4月27日，梁亮城的姐姐和妹妹趕到赤壁，跪在已經開始風化的墓碑前哭得說不出話來：“可找到你了！”

　　60年來，9排5號墓的孫興孝在家鄉湘西吉首連個革命軍人的身份都沒有。孫興孝的侄女說，1947年國民黨抓壯丁，孫興孝見她們的父親已經成家有了兒女，就主動站了出去，此後音信全無。解放後的幾十年裏，孫家總是抬不起頭，“別人家都是解放軍，就我們家小叔跟著國民黨走了。”目前已經無法查實孫興孝何時何地加入解放軍，但墓碑上清楚地顯示著他最後的身份：湖北大冶軍分區糧秣員，1952年7月20日犧牲。

　　第10排10號墓的幕碑上刻著“胡金海，第12軍35師104團8連戰士，四川江津高歇鄉人。1953年犧牲，犧牲時22歲”。然而胡金海本人在當年治愈後返回了部隊。

　　參加過上甘嶺戰役的胡金海抱著刻著自己名字的墓碑，孩子一樣大哭起來，衝著墓碑連喊了三聲：“你到底是誰呀！”

預備醫院裏的生死情意

　　1951年5月，不到20歲的海英傑由襄樊的部隊護校進入中國人民解放軍第67預備醫院工作，來到了位於湖北赤壁的老營盤。

　　1951年10月，醫院正式收治了從錦州轉來的297名誌願軍傷員。到1956年醫院撤銷，67預備醫院共收治各類傷員1200多名，其中近千名為誌願軍傷員。最終142名戰士在67預備醫院故去，既有普通戰士、衛生員、炊事員，也有班長、排長、連長、參謀、幹事等營團級幹部。“都是普通人，沒有什麽英雄人物。”年齡最大的52歲，最小的正好18歲。

　　67預備醫院曾大規模接收過6批傷病員，其中4批是來自東北的誌願軍傷病員。特別是1952年10月醫院接收了300多名直接由朝鮮戰地轉來的傷員。這批傷員隨“列車醫院”從朝鮮經東北一直開到南方，從南京繞道湖南，最後開到附近的趙李橋。護士王宗翰說，當時傷員從趙李橋火車站下車，就用馬車、擔架送到十幾裏外的67預備醫院。

　　每次有傷病員送到，醫院都會組織醫護人員和村民進行輸血。一些戰士跟敵人拚刺刀，被紮透了，在朝鮮隻能簡單包紮一下。送到赤壁後打開繃帶，腸液都已經把傷口的藥布浸透了。醫護人員回憶說，一些戰士手臂、腿腳受傷後，由於沒有得到及時治療，肢體壞死，送到67預備醫院後唯有即刻截肢。

　　1951年10月29日，由朝鮮戰場轉回的67軍199師516團1營3連戰士張敦林去世，成為第一位犧牲在67預備醫院的傷員。

　　自這天起至1955年2月4日，共有142名傷員在67預備醫院犧牲。醫院工作人員用附近得勝山上的樹木做棺材，花8元錢請石匠刻一塊碑，將他們全部安葬在附近的山坡上。

　　天津士兵王家蚴由廣州一個兵站轉到67預備醫院時還不到20歲。他在家鄉入伍後，跟隨南下工作團一路向南，由於疲勞和水土不服，在中南軍政大學工作時患上了肺結核。

　　“那個時候肺結核沒法治，到醫院隻能養著，命好就挺下來了，命不好就死掉了。”王家蚴說，那種生死未卜的感覺最折磨人了。

　　王家蚴同屋曾住了一個叫楊允正的文工團員，廣東人，會拉京胡，這在文化生活單調的野戰醫院裏很受大家歡迎，“他高興時就到病房門口拉幾個曲子，病友們就圍在他身邊聽。”楊允正去重病區前，還把一本《華南歌聲》送給了王家蚴，裏麵有一首他譜的曲子。

　　不到兩個月，王家蚴去重病區看楊時，楊允正已經身形消瘦，說話也沒力氣。楊讓他幫忙寫封家信，沒多久，楊就去世了。

　　死亡有時非常突然。剛剛還說笑的戰士，吐了幾口血就死掉了。身邊的病友一個一個轉入重病區和故去，王家蚴卻奇跡般地活了下來。他向家裏寫信時不敢說自己得了肺結核。病愈後回到天津，母親知道他患病的經曆後沉默了半天，最後說：“回來就好，能回來就是幸運了。”

“無名英雄”與民族記憶

　　提起老營盤的烈士墓，就勾起了湖北大學曆史文化學院教授任漢中的回憶——他曾是蒲圻師範附屬小學的學生。當地人講，蒲圻師範及附小使用的就是67預備醫院撤走後的房屋。

　　任漢中告訴記者，40多年前的清明，學校曾組織他們編花圈、打旗幟到烈士墓地去掃墓。他仍記得那些字跡模糊的碑文，“十分簡略，大多生卒年不詳，家鄉不詳。”

　　對於這些幾乎沒有記錄的戰士，任漢中說：“它暴露出我們民族記憶中存在的問題，檔案與記憶之間的關係也值得反省和深思。”找尋戰士家屬的活動在他看來，強化和補償了某種記憶。

　　老營盤的那片墓地，隻是淹沒在宏大曆史中的一個很小的實例。一直在檔案專業任教的任漢中回顧說，從鴉片戰爭到1949年，中國一直沒有正常的檔案工作體係，因此留下了許多記憶空白。新中國成立後不久，遭遇“文革”，後來由於受傳統思想觀念的影響，重官輕民，導致記憶在社會生活方麵的不完整和不全麵。”

　　對於曆史學者俞祖華來說，檔案和民族記憶在某些方麵的缺失，反映了局限的曆史觀和價值觀。這位魯東大學曆史與社會學院院長告訴記者，中國的曆史研究從來就隻關注“大人物”。比如中國的曆史書籍一直以“紀傳體”為主，“讀過《史記》的人都知道，紀是指‘本紀’，傳是指‘列傳’，非王侯將相是不能入紀、傳的。”

　　俞祖華相信，關注“小人物”、以人為本的曆史觀不僅會更加真實地還原曆史，還將使普通戰士、普通百姓以新穎的姿態出現在我們民族的記憶之中，“他們將真正顯示曆史創造者和推動者的光榮本色。”(《瞭望東方周刊》2007年第51期)劉芳　山旭　文　

來源：文摘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