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進藏艱難路——打通雀兒山 (圖)

回首進藏艱難路——打通雀兒山

　　川藏公路原名康藏公路，因為當時還有西康省，簡稱康，省會是雅安。最初它的起點是從雅安算起的，止於拉薩，共2，255公裏。1955年10月1日，國務院撤銷了西康省的建製，交通部決定康藏公路以成都為起點，改稱川藏公路，全長2，416公裏。大家叫了多年的“康藏公路”，也就隨之被“川藏公路”所取代了。

　　康藏公路的修築與全線通車，震驚中外，是發生在世界屋脊上的奇跡。因為在人類公路史上，它占了“五個最”，那就是：最高（在它之前最高的公路在蘇聯的高加索，海拔3，600米）、最險、最長、工程量最大、修建的速度最快。

　　康藏公路翻越了二郎山、折多山、雀兒山、獨木嶺、矮拉、雪奇拉、宗義拉、格拉、甲皮拉、達馬拉、葉拉、年拉、浪拉、初次拉、安久拉、色霽拉、米拉等大小山嶺；跨越了羌江、大渡河、鮮水河、雅窘江、金沙江、紮曲、昂曲、井河、烏曲、沃曲、怒江、冷曲、鬆宗河、卡達河、東久河、易貢河、巴河、尼洋河、拉薩河等大小江河；穿越了覺雍草原、邦達草原和安錯湖森林、波密森林、貢布區森林，還有叫“古”的冰川泥石流地帶。

　　康藏公路經過的地方，那地形地貌的多樣與奇特，那高原氣候的多變與寒暖，那自然風景的多彩與壯闊，是一般人難得見到和難以想象的。更令人終生感懷的是那些英雄的戰士、可愛的藏胞、古老的文化。淳樸的生活。

文章來源: 《修築川藏公路親曆記》
作者: 高平

打通雀兒山

　　公路路麵，海拔5，047米——我同雀兒山最熟，感情最深——我的筆記中響著他們的聲音——築路英雄張福林

　　1952年的築路目標非常明確——打通馬昌段，就是從馬尼幹戈修通到昌都的路，全程450公裏。在重修康青路的過程中，隻打通過二郎山和折多山兩座大山，而在馬昌段，則要征服雀兒山、獨木嶺、矮拉、宗義拉、育吉拉、甲皮拉、達馬拉等多座大山，其中海拔最高的是雀兒山。它藏語叫巧拉，拉是山，巧拉的意思是鐵山，“雀兒”是漢族取其與藏語“巧拉”讀音近似的叫法。它的主峰高達6，168米，終年積雪不化。公路通過點的山埡口最高處是5，047米，每年隻有三個月左右的時間沒有積雪。

　　康藏公路所穿越的14座大山中，我同雀兒山最熟，感情最深。我熟悉它的雪峰，如同熟悉白發祖母的麵容；我熟悉它的身形，如同熟悉自己的家門。1951年4月18日，我在步行人藏的途中第一次翻越過它，並在它的峰頂的雪窩中搭起帳篷宿營。同年9月，我第M次騎馬翻越它時，它已經打破了千古的沉寂，因為馬昌段的公路已經於5月28日動工，我看見技工大隊已經在山上擺開了戰場。到了11月份，修完了甘孜機場的部隊也陸續開上山來投入施工。我們文工團到山上來給他們演出，演完以後就擠著睡在卡車的車廂裏。當時最受歡迎並立刻廣為傳唱的是我創作的歌曲《打通雀兒山》：

　　　　　　提起雀兒山，自古少人煙，
　　　　　　飛鳥也難上山頂，終年雪不斷。
　　　　　　地凍三尺深，亂石把路攔，
　　　　　　開辟康藏交通線，這是一道關。
　　　　　　人民解放軍，個個是英雄，
　　　　　　雀兒山上紮下營，要把山打通。
　　　　　　雀兒山再高，沒有咱信。C高；
　　　　　　雀兒山石頭再堅硬，沒有咱意誌堅。
　　　　　　山坡架帳篷，睡在雲霧中，
　　　　　　樹枝鋪在雪地上，好像鋼絲床。
　　　　　　早起晚下工，熱血擋冷風，
　　　　　　沒有水喝化雪吃，煮飯風味濃。
　　　　　　山高坡又陡，做工沒處站，
　　　　　　繩子掛在腰中間，懸空打炮眼。
　　　　　　滿山炸藥響，碎石四下崩，
　　　　　　鐵山也要劈兩半，不通也要通。

　　這首歌是我在1951年隆冬的一個夜晚，坐在蒙著篷布的卡車車廂裏寫的，記不得是點的蠟燭還是打著手電筒了。鋼筆裏的墨水也凍得結了冰，用嘴哈一陣，才寫出一兩個字就又凍住了。為了能及時拿去演唱，我先選定一首陝北民歌的曲調稍加改編，按曲填詞。我身在車廂，心卻在雀兒山上，我的眼前顯現的是那些積雪的山峰和築路的英雄。我哈著筆尖寫著寫著，一直到戰友給我送來棉被時，我才發現外麵下起了大雪。

　　這首歌隻是比較精煉地道出了築路部隊的革命英雄主義和革命樂觀主義精神，但是還遠沒有寫盡當時的艱苦情景。譬如，雀兒山本在雪線以上，部隊上山又在冬季，氣溫常在零下30度，光是那個冷勁兒，就夠人受的。吃飯的時候，一碗飯才吃了一半，另一半就凍成冰疙瘩了。有的戰士清早起不了床，因為頭發凍結在地上了。起了床，腳穿不進毛皮鞋，因為鞋凍得硬邦邦的變了形啦。

　　18軍築路部隊，在雀兒山上（以及在修築康藏公路的全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精神麵貌，感人至深，可歌可泣。那種建設西藏的積極性，那種與大自然、與自身病痛頑強拚搏的精神，足可同萬仞雪山永矗千古。譬如，戰士得了雪盲，眼睛紅腫得睜不開也不肯休息，硬是要堅持出工。有的用小木棒將眼皮撐起；有的按照挖土與倒土之間的距離，在自己的腰裏掛一根繩子，隻要摸著倒土時不至於掉到崖下去，就照樣幹活。

　　一位師副參謀長，在玉隆休整時，曾對我描述過他們在雀兒山築路的情景：

　　“山頂上，5分鍾天氣變化兩三次。因為我們預先所做準備工作不夠，平均每人害病6次，平均每天死亡一人，多為感冒轉肺炎，醫生對此也沒有醫療經驗。我們上山後兩天就開始施工，每天工作10個小時，要過星期天需要經過師部批準。天氣使工效大減，挖下去五六公尺還是凍土，燒八百斤柴也不過化開兩寸深。”

　　時任53師副政委的洪流同誌向我介紹情況時，對這些戰士的疼愛之情溢於言表：

　　“全師5個團，最大的困難是缺乏營養，患營養不良症的占95％。心髒病患者俱增，這是在高空劇烈勞動所致。表麵上看，築路部隊軍容不整，但他們是西南部隊中‘最可愛的人’。要愛護他們，不能宣揚勞動強度，要把勞動熱情引導到發明創造上來，否則即等於殺害戰士。”

　　而戰士們是如何平靜地，甚至是自豪地對待這種生活的呢？下麵是戰士們的一些零星描述：

　　“在雀兒山上，我被分到一個小山溝裏工作，一天最多隻有3個小時能見到太陽。”

　　“氣候冷到零下沒有度了，咱們的寒暑表做得太短了。”

　　“大家對下雪都已經失去了感覺。”

　　“附近的雪吃沒了，就提著麻袋到山頂去裝雪。”

　　“我們團俱樂部想在山上編個落後轉變的劇，結果找不到一個落後的。”

　　“石頭都是花崗岩，成渝路上有個專門打炮眼的工人，在四川一天能打4米，到了雀兒山頂，隻能打1米多了。”

　　“在山上容易得病，咳嗽的人很多，連裏規定要戴口罩。因為空氣稀薄，本來就呼吸困難，我們經常偷著在口罩裏麵支上一根小棍兒。”

　　“除了黨團員，不知道是星期幾。”（按：因為黨團員要在規定的日子裏過組織生活。）

　　戰士們的頑強精神是同聰明才智結合在一起的。他們把在戰爭中積累的經驗，也用來對付自然。譬如雀兒山上有一塊64立方、重三四萬斤的巨石，橫在路基上，兩個連的戰士拉斷了繩子也拉不動，他們用轟碉堡的辦法，從路旁挖到石頭底下去，掏了個藥室，隻用了七個工，裝了四斤半炸藥，就把它轟倒了。（按：上級規定一斤藥炸五方石頭，打裝一公斤藥的炮眼是六個工。）

　　雀兒山終於在1952年l月17日被打通了，大隊汽車像不見首尾的長龍蜿蜒於雪海的白浪之中，它是那樣壯觀、那樣奇特；它感動著別人，也感動著我們自己。

　　隻有實實在在的業績，才能夠提高人的精神境界，才能讓世界美好、充實。

　　人們往往把艱苦和痛苦看做是一回事，在二者之間簡單地劃上等號。僅從肉體的感覺方麵講，也許是這樣的，但人的思想認識決定著精神麵貌八 軍的將士普遍以苦為榮，以苦為樂，確是鐵的事實。他們曾經風趣地形容在雀兒山上的築路生活：

　　“住地是5000米的高度，睡覺是斜坡30度，開水是沸點70度，氣溫是寒暑表零下不夠度，我們的熱血沸騰到了100度，智慧和力量沒限度。”

　　在重慶，陳明義和穰明德向賀龍匯報時，說到在雀兒山上修路的戰士，住宿在雪地裏，睡在從山下砍來的鬆樹枝上，高興地叫它“鋼絲床”。賀老總聽了哈哈大笑起來。這笑聲，是對築路戰士的讚美，是為他們感到自豪，是向革命樂觀主義打出的一串驚歎號。

　　腳踩著世界屋脊，麵對著艱苦和犧牲，收起武器拿起工具的18軍戰士們，充分展現出人民軍隊的本色。在犧牲的許多戰士中間，張福林可以算是一位典型的代表。

　　張福林生前是53師159團3連炮班的班長。他的墓就建在雀兒山西麓，若幹年裏，不知有多少過往行人前去憑吊。第十四世達賴喇嘛路過此地時，也曾經下車到墓前獻花。

　　張福林的事跡已經有不少人做過介紹，西藏的文藝工作者為他編寫過歌劇（我也參加過後期的修改）和河南墜子。他的名宇在當時的18軍軍中是無人不知的，而內地的人們，尤其是現在的青年一代，大概並不曉得。下麵是我在打馬洞所做的張福林事跡的詳細記錄，是在他生前所在部隊所得到的第一手的原始材料。時間是1952年6月3日。現將原文抄錄幹下：

　　1951年12月10日，在搶修雀兒山的施工中，張福林同誌正在負責檢查裝藥爆破。12點鍾，炊事班給他送飯時，他正手拿著雷管檢查炮眼。忽然，有一塊兩方大的固石從他頭上滾下來。這塊石頭，過去曾被撬過，因為凍住了撬不動，於是放了安全哨。中午化凍了，它掉了下來。哨兵喊時，他已經躲不及了。他的右臂被砸成了三段，石棱把小腹砸了一個洞，腿也斷了。當時他就昏了過去，渾身的青筋都跳了起來，血流得很多。大家立刻用撬杠把石頭撬開。幾分鍾後，他蘇醒了。

　　他沒有呻吟，也沒流一滴眼淚。他麵色蒼白，很莊嚴。第一句話是叫“指導員！”（指導員名叫尹守信，曾是戰鬥英雄。）他說：“我負傷很重，不行了，我不能再為人民服務了，我還有四萬五千元（按：舊幣，合現在四元五角）作為最後的黨費。”說完，又昏了過去。他再次醒來後，對連長馬雲清說：“我給三連丟了人，我沒做到人員安全。我們連從修機場以後沒有傷過人，這都怨我。希望連長把我的教訓用來教育全連。”這時，衛生員跑來給他打針，他說：“我已經不行了，打針也沒用了，給國家節省這一針藥。巴。”他看見同誌們都圍著他，就說：“同誌們，不要看我了，別耽誤幹活，要提前搶通雀兒山。”

　　他說話時，還有些話隻說了半句，有許多話沒說出來。他一直沒表示過痛苦。最疼的時候，隻是咬咬牙。他就這樣犧牲了。

　　他是河南扶溝縣人。生於1926年，貧農出身，家鄉被蔣介石放了黃河水淹沒以後，出外逃荒。15歲就是種地的好把式。被賣給閻錫山當兵，解放過來以後，經過訴苦運動，覺悟提高很快，在解放大原的戰役中，他當機槍射手，閻軍組織女學生喊話，汙蔑我軍，他生氣了，他把機槍架好，將廣播筒伸在槍眼外，向對方宣傳我軍的本質和政策，說明自己曾經受騙在國民黨某某部隊當兵。敵人用機槍封鎖他，他還是一直喊了三天。後來，他曾呆過的那個班，果然過來投誠了。敵人反擊時，他的機槍出了故障，敵人撲了上來，他跳入戰壕，沉著地點著了五公斤炸藥拋出去，敵人血肉橫飛，不敢向前。我軍增援後，全殲了敵人。他被手榴彈炸傷了大腿，住了醫院。

　　大西南進軍中，打秦嶺戰役，他包教新同誌郭玉風，和他訂了戰鬥互助合同。後來，郭玉風也成了有名的機槍射手。他打機槍，五百米以內敵人不見即傷。他的特點是苦學苦練，練兵時，天不亮就起來瞄山頭。

　　在川西剿匪時，他的班是剿匪模範班。他們發動群眾，以匪治匪。他們給老鄉做工作，感動了一位老頭兒（老人曾認為解放軍像流水，土匪卻是本地人）密告了匪情，使我們捉住了一個匪首。

　　他大小經曆過20多次戰鬥。他曾要求到朝鮮去參戰，但未被批準。

　　在搶修雀兒山的第二階段工程裏，要把一千多方石頭劈為兩半，需要放大炮，工八團來了個排長做技術指導，張福林說：“你隻要指盧、就行，我來做。”頭一次裝了50公斤炸藥，炸了570方，一個小山頭下來了。排長走了以後，全由他一個人幹。他裝了40公斤炸藥，炸了470方。他的爆破技術出了名，都來向他學習。一營的裝炮技術就是從他那裏學去的。他不但教別人原理，還注意讓別人動手做。他很虛心，每天下了工還要到工兵團去學習，從駐地走小路有92道彎，因為天黑了才回來，有一次滾下來，手腳都摔破了。他曾在日記本上寫著：“祖國需要我，步兵變工兵。”他非常善於鑽研，他的日記本中寫有在秦嶺戰役中學的關千炸藥的用診、愛國計劃、工程筆記等。他的炮班是技術班，負責打全連的炮眼，一放了衝天炮，他就發急；“這給國家帶來多大損失！”每次炮班裝了炮眼，不管是20個或者30個，他總是親自檢查一遍，而且幫助別的連隊。在犧牲的前幾天他還發著瘧疾，連長發現以後，他笑著說：“誌願軍輕傷不下火線，我這不過是慢性的舊病。”

　　他曾和同誌們說：“蔣介石在的時候，我哪有國和家？他隻會用黃河水淹我。現在我和大家一樣，分了地，有了國，也有了幸福的家。”

　　他死後，在他的包袱裏還發現有從內地帶來的白菜、菠菜種子。這些菜籽，由他班裏的戰士種下了地，已經長大了。

　　同誌們在他犧牲處刻了“永垂不朽”四個字，給他立了碑。連裏開了追悼會，炮班開了回憶會。

　　師黨委追認他為模範共產黨員，一等功臣。1952年7月25日，師黨委任命他班為“張福林班”，並授獎旗。

　　他是195二年8月入黨的，11月轉正，轉正後即做黨的三排小組長。

張福林的犧牲當然是十分不幸的，令人痛心的。想開來看，也是必然中的偶然。

　　在修築康藏公路的全過程中，平均每一公裏都要倒下一位同誌。

　　但是由此引發的兩個爭論，卻應當在這裏說一說。

　　有些同誌認為：如果公路不走雀兒山，如果不是在冬季的高山上施工，張福林也許不會犧牲。而這兩點都不是不可避免的。

那麽，公路的路線究竟可不可以避開雀兒山？又可不可以避免在冬季去打通它呢？還是讓我引用一些我保存的當年的談話記錄吧。

在康藏公路修建司令部，甘城道工程師對我談起這方麵的問題時說：

　　“當時連一張正確的地圖都沒有。山上的路沒有測設，聽說有的地方是一個汽車駕駛員在指揮修路。

　　我們遂即派出了一個踏勘隊，這個踏勘隊工作得不好，造成了路線的錯誤。

　　首先，可以不過雀兒山，由馬尼幹戈直下到崗托，（按：崗托是金沙江西岸的咽喉之地。）並且可以縮短４０公裏，海拔也低。

　　第二是公路可由妥壩直下到昌都，可避免走兩座大山。（按：指海拔均在４８００米以上的甲皮拉和達馬拉。）

　　錯誤的原因是踏勘隊人員不夠，隊裏的人選也差；領導認識也不夠。他們隻是順著犛牛路跑了一趟。……

　　１９５１年，由於修了機場，部隊１１月才上山，結果造成在冰天雪地裏劈雀兒山。也使雀兒山成了馳名的山。

　　其實，如果路選得好，根本沒有雀兒山；如果施工布置得好，也不至於到冬天才打通雀兒山。“

　　陳明義司令員也對我說明過當時的情況：

　　“為了確保５２年通車昌都，我給部隊下達了命令：不打通雀兒山不準過年！即使工程艱險，氣候不好也要打通。從領導思想上說十分堅定，是當戰役來進行的。政治工作的口號是：艱苦就是光榮，頑強就是勝利。大家都拚著命幹，解放軍的特色表現得很突出。有的部隊到一月八號還在山上。

　　有問題沒有呢？有！

　　有人認為工程大，太嚴寒，不可能在當年完成任務。

　　有人認為，山是打通了，部隊傷亡太大了，太苦了，對不起戰士。

　　第三種說法是，在工程上是冒險的。這是領導幹部的思想，我們適當的進行了解釋和批評。”

穰明德政委則肯定地說：“雀兒山上吃的苦，死的人，完全是領導政策的錯誤。事實證明，先修公路是對的。”

　　在另一次談話中，他說得更加肯定，態度也更加嚴厲，他說：“雀兒山，矮拉山，達馬拉，甲皮拉都修了冤枉路。雀兒山是痛心的錯誤，路線可以不走這座山；施工也犯了錯誤，好修的時候讓部隊休整，１２月下雪了，再號召打通雀兒山後過新年。張福林的死是冤枉的。”

　　建司的杜斌科長對我說：“自從１９５１年在雀兒山挖凍土取得教訓以後，決定先在夏季搶修雪線以上的工程，以避免不做凍土或少做凍土，不然，按部就班地幹，工程就會加大一倍。”

杜斌所說的這個做法，主要貫徹在１９５２年修通昌都的作業中，兩座海拔僅次於雀兒山的大山——達馬拉和甲皮拉——距離昌都最近，按說應當在最後才能修到那裏，那就到了年底，又是冬天了。

　　建司決定在夏季打通它是對的，但是又產生了新問題，由於部隊是遠程超越汽車運輸終點去施工，大大增加了糧草供給的難度，運輸問題就成了關鍵。

　　後來的實踐證明，雀兒山，達馬拉，甲皮拉在康藏公路的線路上不是不可以避開的。

　　現在的川藏公路已經改了道，在康定就與原來的線路分了手，直接西去，經過理塘，巴塘，芒康，進入邦達草原後才使用了康藏公路原來的路線。大大縮短了路程，降低了海拔。

　　人生在世，要做成點事，總要克服點困難；幹的事業越大，付出的代價越大。有些時候，由於主客觀的原因，決策錯了，造成了本可避免的犧牲，任你痛心也罷，問罪也好，也隻落得教訓二字了。有些事情，總體上錯了，但在局部的人的精神上，是可歌可泣的，也足以流芳百世。

　　康藏公路上的事，當然更不會一帆風順，圓滿無憾。也有許多值得事後探討和反複思考的問題。

　　不管怎麽說，康藏公路都是一個罕見的壯舉，一個世界的奇跡，一條英雄的道路，一部不朽的史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