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春橋: 文革就是改朝換代 (圖)

原國務院副總理張春橋因反革命集團案受審


張春橋: 文革就是改朝換代

審判四人幫原則: 凡毛澤東支持的事件都不定罪

作者: 王文正

來源: 網易 > 新聞中心 > 曆史 >

張春橋案審理原則：凡毛澤東支持的事件都不定罪


　　法庭上，張春橋為什麽從頭到尾一句話都不說？這個謎不但使許許多多的中國人感到困惑，也使許多的外國記者和朋友感到不解。

　　本文作者王文正是當年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特別法庭審判員，他認為，張春橋“是一個在事實麵前自認失敗的人”。

　　受寵時的張春橋

　　1958年夏天，毛澤東在北戴河親自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帶著一個人前來見毛澤東。

　　這個人便是張春橋。當時張春橋是中共上海市委委員兼柯慶施的政治秘書。

　　不久後的1959年1月，張春橋當上了中共上海市委常委，仍兼柯慶施的專職政治秘書。

　　1963年以後，張春橋任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

　　1965年，張春橋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處候補書記、書記一直到“文化大革命”開始。

　　中央文革小組成立後，張春橋任副組長，與江青平起平坐。以後，張春橋又先後任九屆中央政治局委員、十屆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等重要職務。

　　1966年11月11日夜，張春橋從北京回到上海，支持由王洪文等人把持的上海“工總司”是革命的合法組織。因為北上告狀而造成的“安亭事件”是革命行動。

　　1966年12月26日，是毛澤東主席73歲的生日。12月25日，毛澤東邀請張春橋、姚文元等幾位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成員到家裏做客，共同慶祝他的生日。

　　在這次小型的生日宴會上，毛澤東主席將張春橋拉到身邊坐下，並誇他是“紅色秀才”。

接著，毛澤東主席就說：“上海形勢大有希望，工人起來了，學生起來了，機關幹部起來了，‘內外有別’的框框可以打破。”

　　毛澤東為什麽要說這樣的話呢？

　　原來，1966年11月9日，王洪文等成立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簡稱“工總司”），發表“宣言”，誣陷上海市委。10日，王洪文一夥煽動大批不明真相的群眾，以進京“控告市委”為由，衝擊上海火車站，強行登車進京，在安亭受阻後，又攔列車，迫使滬寧鐵路中斷31個小時，搞得群眾怨聲載道，製造了“安亭事件”。30日，張春橋又支持紅衛兵和大專院校的造反派組織圍攻《解放日報》社，製造了文化大革命初期轟動上海的“《解放日報》事件”。從11月29日開始，王洪文一夥造反派調動隊伍，對上海《解放日報》實行了圍攻和衝擊，阻止報紙的正常發行，大搞打、砸、搶活動。

　　與此同時，張春橋還指使上海市委寫作班子裏的徐景賢、朱永嘉，要他們“後院起火”。12月18日，上海市委寫作班子的黨支部書記徐景賢帶領朱永嘉、王承龍等人和市委的一些人，造了市委的反，並在文化廣場召開“批判上海市委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奪了市委的權。同時揪鬥了陳丕顯、曹獲秋等市委領導，製造了“後院起火事件”。

　　就是在這樣一種情況下，上海逐漸地被“四人幫”控製，成了他們篡黨奪權的一個基地。上海的權力到手之後，他們又提出了“穩住上海，搞亂全國”的策略。

　　可是，通過法庭對張春橋的審判，人們不得不發出疑問，為什麽一直都沒有提到這三件事？

　　這裏麵有另外的一個原因。

　　通過預審，對張春橋提起公訴時，對於由他一手製造的“安亭事件”、“《解放日報》事件”和“後院起火”三件事，當時也是有爭議的。有人主張，這三件事情既然是張春橋專門回到上海去支持的，那麽就應該算在他的頭上，對其提起公訴。可是也有人不同意，認為這三件事情雖然都是張春橋一手操縱的，但事後得到了毛澤東的支持，應屬於工作中的錯誤，因此不能提起公訴。

　　我當時所持的是前一種態度。1980年7月，我到北京秦城監獄參加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10名主犯的預審前後，上海市委揭批“四人幫”運動辦公室確定“安亭事件”、“《解放日報》事件”、“後院起火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對此我是讚同的。

　　現在兩種意見發生了爭論，大家都從法律的角度提出自己的觀點，雙方相持不下。

　　後來，大家的意見都統一到一點上來，那就是作為特殊曆史時期的特別法庭，中央“兩案”審判指導委員會曾對此有過一個意見，凡是經過毛澤東支持和同意的事件，都不能定有關被告的罪。

　　我參加預審工作後，通過看材料和開會。才知道毛澤東主席對上述三件事都是支持的。

根據這樣的一條原則，最後決定這三件事情不對張春橋提起公訴。我當時雖然有些想不通，也隻好服從中央“兩案”指導委員會所規定的原則。

經過爭論和認真的研究，最後國家公安部和特別檢察廳都沒有將這三件事作為張春橋的犯罪行為提出起訴。

　　“文革”就是“改朝換代”

　　1975年4月1日，張春橋寫的《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麵專政》一文，經毛澤東主席同意，在全國的報刊上全文刊登或轉載，並印成單行本全國發行。

張春橋在這篇文章中提出了一個很奇怪、後又被一些人在講話或者寫文章時所反複引用的“觀點”，那就是所謂的“衛星上天，紅旗落地”。張春橋在這篇文章中的許多觀點都很片麵，他“隻講專政”而“不講民主”。

　　本來文章發表了，全國上下都學習也就算完了。可是唯有鄧小平明察秋毫，看出了張春橋文章中的問題。鄧小平於是找到毛澤東，就張春橋在文章中所提出的“反對經驗主義”請教毛主席，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鄧小平的看法得到了毛澤東的重視和支持。於是，毛澤東指示對於反對經驗主義的問題，請政治局議一議。隨後，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批評江青一夥“反經驗主義”的問題。

　　1975年5月3日，毛澤東親自主持召開在京政治局委員參加的政治局會議———這也是毛澤東政治生涯中最後一次親自主持召開的政治局會議。心憂國家而又身患重病的周恩來也從醫院趕來參加。

　　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特別強調“要安定團結”，“要搞馬克思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

會上，毛澤東再次對江青一夥反經驗主義、搞宗派主義等行為進行了批評。

同時他還作了自我批評。他說：我犯了錯誤，春橋的文章，我沒有看出來，隻看了一遍，講經驗主義的問題，被我放過了。

此外，毛澤東還說了對於張春橋我們過去不認識不了解之類的話。

　　此時，張春橋竟然打斷毛澤東主席的話，說“我們認識……在北戴河開會柯（慶施）介紹認識的。”

　　這是過去所有會議上從未有過的。過去開會，除彭德懷之外，沒有一個人敢從中打斷毛澤東的講話，張春橋之所以敢這麽做，一來說明他對於毛澤東對自己的看法是有數的，二來也可以看出此時張春橋的狂妄程度。

　　就在張春橋打斷毛澤東的講話之後，毛澤東接著就批評了江青一夥：“不要搞‘四人幫’，你們不要搞了，為什麽照樣搞呀？為什麽不和二百多位中央委員搞團結，搞少數人不好，曆來不好。”“我看批經驗主義的人，自己就是經驗主義，馬列主義不多……我看江青就是個小小的經驗主義者。”

　　我在參加秦城監獄預審的時候看了當時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會議記錄，認為這次會議基本上是毛澤東一個人講的。其他人很少說話或未說話，更沒有展開過討論。

會上，毛澤東雖然批評了江青等人，但沒有下定決心從根本上徹底解決“四人幫”的問題。他將這個問題一拖再拖，以至於在他身前都未能解決。

　　看過這份記錄後，我對沒有看到的同誌說要抓緊時間看一下，對於今後在法庭上和合議時區分罪和錯大有好處。不幾天，有人去調這份記錄看時，保管材料的同誌說，已被胡耀邦同誌調去了，並說這事知道就行了，不要看了。

　　由於毛澤東主席的這種態度，以及開始時對張春橋的某種信任，使張春橋認為文化大革命真是“改朝換代”的時候來到了。

1967年至1975年，張春橋多次宣稱，“文化大革命”就是“改朝換代”。

　　從此不再說話
　　
　　1980年11月27日，第一審判庭開庭審問張春橋。審判員王戰平問張春橋：“1967年9月，1968年3月，1975年11月你先後在上海、北京多次說‘文化大革命’就是‘改朝換代’一事，是不是事實？”

　　張春橋默不作聲。

　　法庭宣讀、出示了有關證詞。

　　徐景賢1980年7月11日的證詞說，1967年9月，張春橋在上海康平路小禮堂接見“工總司”的全體委員時說“文化大革命”就是“改朝換代”。

張春橋還說：“今天除徐景賢以外，舊市委的人一個也沒有，這才像個‘改朝換代’的樣子。”

馬天水1978年1月26日的證詞說，張春橋同他談話時，指責有些人“根本不知道文化大革命是改朝換代”。

　　法庭還傳原上海市委常委、市革委會工交組負責人黃濤出庭作證。黃濤說，1975年11月張春橋在北京釣魚台約他談話，曾說“文化大革命就是改朝換代”。

　　正是由於這樣的目的，張春橋開始大量迫害黨和國家領導人。

　　法庭還就起訴書指控張春橋在1966年12月18日，在中南海西門傳達室內接見清華大學學生蒯大富，指使蒯大富在北京組織遊行示威，公開煽動“打倒劉少奇”、“打倒鄧小平”一事進行調查。審判員問張春橋，他始終不語。

　　法庭宣讀和投影蒯大富1970年12月在清查“五一六”受審查時寫的交代提綱，裏麵有“1966年12月18日在中南海西門小屋子召見，號召反對劉少奇。12月25日打倒劉少奇大行動。”

接著法庭宣讀和投影蒯大富1971年1月15日寫給清華大學黨委的信，其中有：“春橋號召我們和劉少奇幹到底。”

法庭還宣讀和投影1967年1月1日《井岡山》報第五版《向劉鄧反動路線猛烈開火——記井岡山兵團12月25日大行動》一文的主要章節。

　　正是從“改朝換代”的思路出發，張春橋不但積極參加對劉少奇和鄧小平等人的迫害，還想方設法在中央和地方安插自己的親信。

　　原上海警備區師級幹部徐海濤，在張春橋等人奪權之後，曾擔任過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第一辦公室負責人，張春橋見他為人“忠實”，利用自己擔任總政治部主任之際，將他安插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保衛部任領導職務。

與此相類似的還有中共第十屆中央委員於會泳，由於對“四人幫”忠心耿耿，被張春橋、王洪文看中，就想法將其調到文化部，四屆人大會議上又任命他為文化部部長。

　　如果說徐海濤、於會泳迸京擔任重要職務與他們本身的專業和特長還有一點聯係的話，那麽周宏寶的進京任職，真有點風馬牛不相及了。周宏寶係在滬的中共十屆中央委員、上海民兵指揮部負責人之一，群眾都說此人在“文革”中除了打、砸、搶之外，不會幹別的事情。就是這樣一個人，張春橋、王洪文竟然將其調人北京，擔任了教育部的負責人之一。

　　1980年8月，公安部經過預審後認定，張春橋犯有利用手中的職權安插親信，以達到“改朝換代”目的的罪行。

　　可是，全國人民最後看到的特別法庭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刑事判決書，在張春橋的個人犯罪事實中，卻並沒有“安插親信”這一條。

　　這難道就是張春橋在法庭上一直不願開口的原因嗎？這件事情，不用張春橋開口，法庭自己給“辯護”掉了。

　　對於公安部和特別檢察廳起訴書中所提到的這件事情，在預審的討論中，我曾在會上提出，此項不應給張春橋、王洪文定罪起訴為好。

　　我的理由是：1974年的時候，王洪文已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張春橋已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他們兩個人都有合法的政治身份，利用職務上的便利，通過中央組織部到上海選調幹部到中央任職，並趁機安插親信到國務院和軍隊、人民群眾團體擔任部級領導職務，中央組織部也是同意了的，這也就是說，這些人都是通過合法的組織手續調到中央有關部門來的。

當然，張春橋、王洪文這樣做，實質就是在安插他們的親信，是有其野心和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的。

但我們在法律上不能將此作為篡奪了這些部門領導權的犯罪活動。這在當時是合法的，是合乎組織程序的。

　　經過認真的討論，最後起訴時采納了這個建議。

　　可以看出，對於張春橋這樣頑固不化的“四人幫”主犯，法庭同樣是公正的，是實事求是的。我想，這件事情張春橋自己心裏也是明白的。

　　但是，在法庭上他為什麽不說話呢？謎底原來在這裏。

　　張春橋被捕以後，在開始對其實行預審時，他還是肯講話的，隻是對一些重大問題設法回避。

在對於王洪文赴長沙告狀誣陷周恩來總理一事，張春橋一開始與王洪文、江青、姚文元一樣都是願意講的。

當問到為什麽要這樣做時，張春橋答：當時是周總理病得不行了，就要想法全力“阻止鄧小平出任第一副總理”。

審訊人員接著就問：“你們在搞掉周總理和鄧小平之後，想由誰來擔任第一副總理並在以後接任總理的職務呢？”

　　此時的張春橋說到了興頭上，根本就沒有防備，然後便回答：“他們的意思是讓我來。”

這裏的“他們”當然很明顯，就是“四人幫”的其他三個人。

張春橋此話一出，擔任審訊的人一陣興奮。在開始預審“四人幫”時，他們把一切問題都往毛澤東身上推，隻承認自已是認識上的偏差，是理解上的片麵，是執行上的錯誤，並用以來對抗審訊，使整個審訊進展遇到了困難。

這個困難的關健就是“四人幫”一夥的一些行動，究竟是毛澤東的指示，還是他們利用毛澤東的威信，在下麵搞自己一套“改朝換代”的把戲。

　　張春橋無意間說出的話，才完全暴露了他們一夥人的天機：他們所幹的一切，並不都是毛澤東的指示，而是有其一定的政治目的的。

　　“四人幫”一夥的罪惡目的終於弄清：篡黨奪權，改朝換代。

　　獨獨是這個一向以深思熟慮著稱的張春橋，在預審的時候就暴露了他們一夥人的野心。

從此，預審工作打開了一個突破口。老奸巨滑的張春橋很快發現自己這次對答有失。為了防止再次出現這種情況，張春橋從此便沉默不語了。這樣，張春橋的沉默就成了特別法庭的審判中一道令人費解的“風景”。

■摘自《縱橫》2005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