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殖民主義的辯護士——四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

新殖民主義的辯護士——四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

2008年3月11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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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殖民主義的辯護士
來源：人民網

（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二日）
《人民日報》編輯部
　　《紅旗》雜誌編輯部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地區出現了偉大的革命風暴。亞洲和非洲五十多個國家宣布了獨立，中國、越南、朝鮮和古巴四個國家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麵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如果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在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鎮壓下，曾經遭到嚴重的挫折，那麽，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情況，已經根本不同。帝國主義者再也不能撲滅民族解放運動的燎原大火。帝國主義的舊的殖民體係在迅速瓦解，帝國主義的後方變成了反對帝國主義鬥爭的烽火連天的前線。帝國主義對殖民地和附屬國的統治，在有些國家已經被推翻了，在其他一些國家也受到很大的打擊，搖搖欲墜了。這也就不可避免地削弱和動搖帝國主義在本國的統治。

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革命的勝利，同社會主義陣營的形成相互呼應，是我們時代的響徹雲霄的凱歌。

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革命的風暴，要求當代世界上的一切政治勢力都要表示自己的態度。在這個偉大的革命風暴麵前，帝國主義者和殖民主義者嚇得發抖，全世界的革命人民鼓掌歡呼。帝國主義者和殖民主義者說：“糟得很，糟得很”；全世界的革命人民說：“好得很，好得很”。帝國主義者和殖民主義者說：“這是造反，這是不許可的”；全世界的革命人民說：“這是革命，這是人民的權利，這是任何人都不能阻擋的曆史潮流”。

對這個當代世界政治的最尖銳問題采取什麽態度，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和現代修正主義者的一個重要的分水嶺。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堅定地站在被壓迫民族一邊，積極支持民族解放運動。現代修正主義者實際上站在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一邊，千方百計地否定和反對民族解放運動。

蘇共領導在口頭上，還不敢完全丟掉支持民族解放運動的旗號，有的時候，他們從自己的利害關係出發，也采取某些行動來裝潢一下門麵。但是，從主要的方麵來看，從他們多年來鼓吹的一係列論點和執行的一係列政策來看，他們對亞洲、非洲、拉丁美洲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鬥爭，采取的是消極、鄙視和否定的態度，他們充當了新殖民主義的辯護士。

蘇共中央七月十四日的公開信和蘇共同誌的許多文章和講話，在民族解放運動的問題上，花了很大力氣，為自己的錯誤觀點辯護，對中國共產黨進行攻擊。但是，所有這些，不過是進一步證明了蘇共領導在這個問題上的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和反對革命的立場。

現在，就讓我們來看一看蘇共領導在民族解放運動問題上的“理論”和實踐吧。

取消反對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鬥爭任務

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運動取得了具有曆史意義的偉大勝利。這一點，任何人都不能否認。但是，能不能說，擺在亞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麵前的反對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及其代理人的鬥爭任務，已經結束了呢？

我們認為，不能這樣說。這個鬥爭任務，還遠遠沒有結束。

但是，蘇共領導卻經常散布一種論調，好像在今天的世界上，殖民主義已經消失或者接近消失了。他們強調說，“地球上還有五千萬人口在殖民主義的統治下呻吟”，殖民主義製度隻是在非洲的葡屬安哥拉、莫三鼻給這些地方剩下一點殘餘，消滅殖民主義已經進入“完成階段”了。

事實究竟是怎麽樣呢？

先看一看亞洲和非洲的情形吧。這些地區的一係列國家宣布了獨立。可是，許多國家並沒有完全擺脫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控製和奴役，它們仍然是帝國主義掠奪和侵略的對象，仍然是新老殖民主義者角逐的場所。在有些國家，老殖民主義者搖身一變，成為新殖民主義者，通過他們所培養的代理人，繼續維持他們的殖民統治。在另外一些國家，前門走了狼，後門又進來虎，新的、更大的、更危險的美國殖民主義者代替了老殖民主義者。以美帝國主義為代表的新殖民主義的魔爪，嚴重地威脅著亞洲和非洲各國人民。

再聽一聽拉丁美洲人民的聲音吧。

第二個哈瓦那宣言說：“今天的拉丁美洲處在比西班牙殖民帝國更加具有獸性、更加強大得多、殘酷得多的帝國主義的桎梏下”。

又說：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美國的投資超過了一百億美元。拉丁美洲既是廉價原料的供應地，又是昂貴產品的購買者”。“金錢源源不斷地從拉丁美洲流向美國：一分鍾約四千美元，一天五百萬美元，一年二十億美元，五年就有一百億美元。每搶走我們的一千塊美元，就給我們留下一具死屍。一千塊美元一具死屍，這就是所謂帝國主義的價格。”

事實很清楚，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帝國主義絕沒有放棄殖民主義，而是采取新的方式，推行新的殖民主義。這種新殖民主義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帝國主義被迫改變直接的殖民統治的舊方式，采取通過他們所選擇和培養的代理人進行殖民統治和殖民剝削的新方式。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利用組織軍事集團，建立軍事基地，或者成立“聯邦”和“共同體”，扶植傀儡政權，把殖民地國家和已經宣布獨立的國家，置於他們的控製和奴役之下。他們利用經濟“援助”等等方式，繼續把這些國家作為他們的商品銷售市場、原料供應地和資本輸出的場所，掠奪這些國家的財富，榨取這些國家人民的血汗。他們還把聯合國作為一個重要工具，幹涉這些國家的內政，對這些國家進行軍事的、經濟的和文化的侵略。當他們不能用“和平”手段維持對這些國家的統治的時候，就在這些國家製造軍事政變，進行顛覆活動，以至對這些國家進行直接的武裝幹涉和武裝侵略。

在推行新殖民主義方麵，以美國最為積極，最為狡猾。美帝國主義用新殖民主義的武器，力圖把其他帝國主義的殖民地和勢力範圍攫為己有，建立自己的世界霸權。

這種新的殖民主義，是更陰險、更毒辣的殖民主義。

請問蘇共領導，在這種情況下，怎麽能說消滅殖民主義已經進入“完成階段”了呢？

蘇共領導為了給自己的謊言辯護，竟然想從一九六0年聲明中尋找幫助自己的借口。他們說，一九六0年聲明不是說過殖民體係迅速瓦解嗎？可是，聲明指出的舊的殖民製度迅速瓦解的論點，並不能給蘇共領導散布的殖民主義消失的論點幫什麽忙。聲明明確地揭露了：“美國是現代殖民主義的主要堡壘”，“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者，拚命用新的方法和新的形式，保持對原殖民地人民的殖民主義剝削”，他們“企圖在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國家把經濟控製和政治影響的命脈保持在自己手裏”。在這裏，聲明揭露的東西，恰恰是蘇共領導力圖掩飾的東西。

蘇共領導還製造了一個“理論”，說什麽民族解放運動進入了以所謂經濟任務為中心的“新的階段”。他們認為，“從前，鬥爭主要是在政治領域展開的”；現在，經濟問題已經成了“中心任務”和“進一步發展革命的基本環節”。

民族解放運動是進入了新的階段。但是，這個新階段絕不是像蘇共領導所說的那種“新階段”。在這個新階段中，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空前覺醒，革命運動空前高漲，迫切要求徹底肅清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在他們國家中的勢力，爭取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徹底獨立。這些國家麵臨的第一位的和最迫切的任務，仍然是進一步開展反對帝國主義和新老殖民主義及其走狗的鬥爭。這個鬥爭，仍然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思想以及其他領域內劇烈地進行著。這些各個領域內的鬥爭，仍然集中表現為政治鬥爭，並且往往在帝國主義進行直接的或者間接的武裝鎮壓的情況下，不可避免地發展成為武裝鬥爭。新獨立國家，發展獨立的民族經濟，是很重要的。但是，這個任務絕不能離開反對帝國主義和新老殖民主義及其走狗的鬥爭。

蘇共領導的這種所謂“新階段”論，同他們散布的所謂“殖民主義消失”論一樣，分明是粉飾以美國為代表的新殖民主義對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侵略和掠奪，掩蓋帝國主義同被壓迫民族的尖銳矛盾，企圖麻痹亞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革命鬥爭。

按照蘇共領導的“理論”，既然殖民主義已經接近消失了，既然現在民族解放運動的中心任務隻是發展經濟的問題了，那麽，當然也就沒有必要進行反對帝國主義和新老殖民主義及其走狗的鬥爭了。這樣一來，民族解放運動的任務，豈不是也就壓根兒取消了嗎？從這裏人們可以懂得，蘇共領導所說的以經濟任務為中心的“新階段”，原來就是不要反對帝國主義和新老殖民主義及其走狗的階段，也就是不要民族解放運動的階段。

取消被壓迫民族革命的藥方

蘇共領導根據他們的錯誤“理論”，給被壓迫民族精心設計了一套包治百病的藥方。現在就讓我們來看看這套藥方吧。

第一個藥方，叫做和平共處和和平競賽。

蘇共領導經常把戰後亞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民族解放運動的一係列偉大勝利，都歸功於他們所謂的“和平共處”和“和平競賽”。蘇共中央的公開信就是這樣說的：“在和平共處的情況下，最近幾年，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和各國人民爭取民族自由的鬥爭都取得了新的重大勝利，世界革命進程順利地發展著。”

他們還經常說，民族解放運動“是在不同社會製度國家和平共處的情況下，在兩個對立的社會體係經濟競賽的情況下開展的”，和平共處和和平競賽“促進各國人民擺脫外國壟斷組織的經濟統治的解放過程的發展”，能夠對“全部資本主義關係”給予“毀滅性的打擊”。

社會主義國家應當實行列寧主義關於不同社會製度的國家和平共處的政策。但是，和平共處和和平競賽，根本不能代替各國人民群眾的革命鬥爭。所有殖民地和附屬國要取得民族革命的勝利，首先必須依靠本國人民群眾自己的革命鬥爭，而不能由任何別的國家來代替。

在蘇共領導看來，民族解放革命的勝利，主要不是依靠各國人民群眾自己的革命鬥爭，不是人民群眾自己解放自己，而是要在和平共處和和平競賽中，等待帝國主義自然而然地垮台。這實際上是要被壓迫民族永遠忍受帝國主義的掠奪和奴役，不要起來反抗，不要起來革命。

第二個藥方，叫做援助落後國家。

蘇共領導把他們對新獨立國家的經濟援助的作用吹得天花亂墜。赫魯曉夫同誌說，這種援助可以使這些國家“避免新的奴役，推動它們的進步，促進內部過程的正常進行和加速，這些過程能夠把這些國家引上通向社會主義的社會發展的康莊大道”。

社會主義國家根據國際主義的原則，對新獨立國家給予經濟援助，是必要的，是具有重大意義的。但是，怎麽也不能說，這些國家的民族獨立和社會變革，主要不是依靠本國人民的革命鬥爭，而僅僅是依靠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援助。

而且，老實說，蘇共領導近幾年來對新獨立國家援助的政策和目的，是值得懷疑的。蘇共領導在援助新獨立國家的問題上，往往采取大國沙文主義和民族利己主義的態度，損害這些國家經濟的和政治的利益，因而敗壞了社會主義國家的名譽。至於蘇共領導對印度的援助，更是別有用心的。在蘇聯給新獨立國家的援助中，印度占第一位。這種援助，顯然是為了鼓勵尼赫魯政府的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國家的政策。連美帝國主義者也說，蘇聯這種援助“同我們的利益是很符合的”。

蘇共領導還公開主張同美帝國主義一道來“援助落後國家”。赫魯曉夫一九五九年九月在美國的一次演說中這樣說：“我們和你們的經濟成就將受到全世界的歡迎，整個世界都在期待我們兩大強國去幫助那些在經濟發展方麵落後了數世紀的人民更迅速地站起來。”

看，現代殖民主義的主要堡壘竟然能夠幫助被壓迫民族“迅速地站起來”!而蘇共領導竟然甘心與新殖民主義者為伍，而且引以為榮，這實在令人驚訝。

第三個藥方，叫做裁軍。

赫魯曉夫說：“裁軍就意味著裁減戰爭的力量，消除軍國主義，排除武裝幹涉任何國家內政，徹底和最後地消滅各種形式的殖民主義。”

赫魯曉夫又說：“裁軍會創造必要的條件來大大擴大對年輕的民族國家的援助。世界軍費總數為一千二百億美元，如果從中撥出百分之八到百分之十用於這個目的，那末在二十年內就可以消滅世界上貧困地區的饑饉、疾病和文盲狀態。”

為了揭露和反對帝國主義的擴軍備戰，我們一貫主張進行爭取普遍裁軍的鬥爭。但是，絕不能說可以通過裁軍來消滅殖民主義。

在這裏，赫魯曉夫簡直像一個神父在說教：全世界受苦受難的人們啊，你們有福了!等待著吧，等待著帝國主義放下武器，自由就會降臨在你們身上，等待著帝國主義大發慈悲，世界上的貧困地區就會變成流著奶和蜜的樂園了……。

這不僅是幻想，而且是麻醉人民的鴉片。

第四個藥方，叫做通過聯合國消滅殖民主義。

赫魯曉夫認為：聯合國如果采取措施徹底鏟除殖民主義製度，“目前身受外國統治所造成的侮辱之苦的各國人民，就會有擺脫外國桎梏獲得和平解放的光明近景”。

赫魯曉夫在一九六0年九月的聯合國大會上的演說中說：“不由聯合國來消除殖民主義管理製度，又由誰來消除呢？”

這句話問得實在離奇!在赫魯曉夫看來，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革命人民不應該也不可能消滅殖民主義，要消滅殖民主義，就得指望聯合國。

赫魯曉夫在這次耿合國大會上還說：“我們向西方各國人民的明智和遠見，向他們的政府和出席聯合國這次崇高的會議的代表發出呼籲：讓我們來協調旨在消滅殖民主義管理製度的步驟，從而加速這個合乎規律的曆史進程。”可是，赫魯曉夫所說的指望聯合國幫助，無非是指望帝國主義幫助的代名詞。事實證明，至今仍然操縱在帝國主義手中的聯合國，隻能維護和增強殖民主義的統治，而不能消滅任何殖民主義。

總歸一句話，蘇共領導給民族解放運動開的藥方，就是要人們相信帝國主義可以放棄殖民主義，可以把自由解放恩賜給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人民，因此，一切革命理論，一切革命主張，一切革命鬥爭，都過時了，都不需要了，都應當而且必須取消了。

反對民族解放戰爭

蘇共領導所以這樣千方百計地要亞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放棄革命鬥爭，這是因為，他們雖然口頭上說支持民族解放運動和民族解放戰爭，實際上他們在革命風暴麵前嚇得發抖。

蘇共領導有一個著名的“理論”，認為“一個小小的火星也能夠引起世界大戰”，而一打起世界大戰，就是熱核戰爭，就是人類毀滅。因此，赫魯曉夫大聲疾呼“在當代，‘區域性戰爭’是很危險的事”，“我們要頑強地努力，撲滅可能燃起戰火的小火星”。在這裏，赫魯曉夫根本不區別正義戰爭和非正義戰爭，背棄了共產黨人必須支持正義戰爭的立場。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十八年曆史證明，在帝國主義及其走狗依靠他們的刺刀進行殘暴統治和對被壓迫民族的革命進行武裝鎮壓的情況下，民族解放戰爭是不可避免的。這些大大小小的、連綿不斷的反對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革命戰爭，打擊了帝國主義戰爭勢力，加強了保衛世界和平的力量，有力地阻止了帝國主義發動世界戰爭的計劃。赫魯曉夫大喊大叫為了和平必須“撲滅”革命的星星之火，拆穿了說，是借維護和平之名，行反對革命之實。

正是從這樣的錯誤觀點和錯誤政策出發，蘇共領導不但要求一切被壓迫民族放棄爭取解放的革命鬥爭，要求他們同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和平共處”，而且同帝國主義站在一起，采取種種手段撲滅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革命的星星之火。

就拿阿爾及利亞人民的民族解放戰爭來說，蘇共領導不但長期不予支持，而且同法帝國主義站在一起。赫魯曉夫就曾經把阿爾及利亞民族獨立問題，當作是法國的“內政”。他在一九五五年十月三日談到阿爾及利亞問題時說：“我考慮到的首先是：蘇聯不幹涉其他國家的內政”。他在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七日接見法國《費加羅報》記者時又說：“我們不希望法國削弱，而希望它鞏固它的尊嚴”。

蘇共領導為了討好法帝國主義，長期不敢承認阿爾及利亞共和國臨時政府，一直到阿爾及利亞人民抗法戰爭的勝利已成定局，法國已經被迫同意阿爾及利亞獨立的時候，才慌慌忙忙地宣布承認。這種醜態，給社會主義國家丟了臉。而蘇共領導卻還要拿恥辱來進行誇耀，硬說阿爾及利亞人民流血犧牲得來的果實，也應該記在他們的那本所謂“和平共處”的功勞簿上。

再來看看蘇共領導在剛果問題上所扮演的角色。他們不但不去積極支持剛果人民反對殖民主義的武裝鬥爭，反而急於同美帝國主義“合作”去撲滅剛果的星星之火。

一九六0年七月十三日，蘇聯同美國一道投票讚成聯合國安全理事會關於派遣聯合國軍去剛果的決議，幫助美帝國主義利用聯合國旗幟，對剛果進行武裝幹涉。蘇聯並且為聯合國軍隊提供了運輸工具。七月十五日，赫魯曉夫在致卡薩武布和盧蒙巴的電報中竟然說，“聯合國安理會做了一件有益的事”。接著，蘇聯的報刊不斷地讚揚聯合國“幫助剛果共和國政府保衛國家的獨立和主權”，期待聯合國“采取堅決的措施”。一直到八月二十一日和九月十日，蘇聯政府兩次發表的聲明，還為鎮壓剛果人民的聯合國大肆吹捧。

一九六一年，蘇共領導又推動基讚加去參加在聯合國軍“保護”下召開的剛果議會和參加傀儡政府。蘇共領導當時竟然欺騙說，剛果議會的召開是“年輕共和國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民族力量的勝利”。

事實很清楚，蘇共領導的這些錯誤政策給美帝國主義侵略剛果幫了大忙。盧蒙巴被殺害，基讚加被拘禁，許多愛國者遭到迫害，剛果民族獨立鬥爭遇到挫折，對於這些，蘇共領導難道一點也不感到自己的責任嗎？

當代世界矛盾集中的地區

蘇共領導反對民族解放運動和民族解放戰爭的言行，遭到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革命人民的反對，是理所當然的。可是，蘇共領導並沒有從這裏得出必要的教訓，改變他們的錯誤路線和政策，反而老羞成怒，對中國共產黨和其他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進行一係列誣蔑和攻擊。

蘇共中央的公開信攻擊中國共產黨提出了一個“新理論”。公開信說，“根據這種理論，我們時代的基本矛盾竟然不是社會主義同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而是民族解放運動同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在中國同誌看來，反帝鬥爭的決定性力量不是世界社會主義體係，不是國際工人階級的鬥爭，而仍然是民族解放運動。”

首先，這是捏造。我們六月十四日的信件指出，當代世界基本矛盾是：社會主義陣營同帝國主義陣營的矛盾，資本主義國家內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被壓迫民族同帝國主義的矛盾，帝國主義國家同帝國主義國家之間、壟斷資本集團同壟斷資本集團之間的矛盾。

我們還指出，社會主義陣營同帝國主義陣營的矛盾，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根本不同社會製度的矛盾，這種矛盾毫無疑問是很尖銳的。但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不能把世界範圍內的矛盾，簡單地看成隻是社會主義陣營同帝國主義陣營的矛盾。

我們的觀點是清清楚楚的。

我們在六月十四日的信件中，論證了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革命形勢和民族解放運動的意義和作用。我們是這樣說的：

第一，“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廣大地區，是當代世界各種矛盾集中的地區，是帝國主義統治最薄弱的地區，是目前直接打擊帝國主義的世界革命風暴的主要地區。”

第二，“這些地區的民族民主革命運動，同國際社會主義革命運動，是當代的兩大曆史潮流。”

第三，“這些地區的民族民主革命，是當代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重要組成部分。”

第四，“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反對帝國主義的革命鬥爭，嚴重地打擊著和削弱著帝國主義和新老殖民主義的統治基礎，是當代保衛世界和平的強大力量。”

第五，“因此，在一定意義上說來，整個國際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終究要以占世界人口絕大多數的這些地區的人民革命鬥爭為轉移。”

第六，“因此，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反對帝國主義的革命鬥爭，絕不是一個區域性的問題，而是關係到整個國際無產階級世界革命事業的全局性的問題。”

這些都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論點，也都是從現時代的實際情況出發進行科學分析得出來的結論。

誰都不能否認，目前在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存在著大好的革命形勢。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革命，是當前最重要的直接打擊帝國主義的力量。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是世界矛盾集中的地區。

世界矛盾的集中點，世界政治鬥爭的集中點，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會隨著國際鬥爭和革命形勢的變化而轉移的。我們相信，在西歐和北美這些資本主義的發源地和帝國主義的心髒地區，由於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矛盾和鬥爭的發展，大搏鬥的偉大日子，終有一天會要到來。那時，西歐和北美無疑地將成為世界政治鬥爭的集中點，成為世界矛盾的集中點。

列寧在一九一三年曾經說過：“極大的世界風暴的新泉源已在亞洲湧現出來了。”“我們現在正處在這些風暴盛行及其反轉來影響歐洲的時代。”（《列寧全集》第十八卷，第五百八十三頁。）

斯大林在一九二五年說過：“殖民地國家是帝國主義的基本後方。這個後方的革命化不會不摧毀帝國主義，這不僅因為帝國主義將失去後方，而且因為東方的革命化必然會在促使西方革命危機尖銳化方麵起決定性的作用。”（《斯大林全集》第七卷，第一百九十二頁。）

難道列寧和斯大林的話都說錯了嗎？這些道理本來早已成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常識。顯然，當蘇共領導一心要貶低民族解放運動的時候，就連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起碼常識，連眼前的十分清楚的事實，都統統不顧了。

歪曲列寧主義關於革命的領導權思想

蘇共中央七月十四日的公開信還在無產階級在民族解放運動中的領導權問題上，攻擊中國共產黨的論點。公開信說：“中國同誌竟想‘糾正’列寧的思想，證明似乎不是工人階級，而是小資產階級或民族資產階級，甚至‘一部分愛國的王公貴族’，應當是全世界反帝鬥爭中的領導。”

這是對於中國共產黨的觀點的明目張膽的歪曲。

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的信件在提到民族解放運動中必須堅持無產階級領導權的時候說，曆史賦予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地區的無產階級政黨的光榮使命是：“高舉反對帝國主義、反對新老殖民主義、爭取民族獨立、爭取人民民主的旗幟，站在民族民主革命運動的最前列，爭取社會主義的前途。”“無產階級及其政黨應當在工農聯盟的基礎上，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階層，組織廣泛的反對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統一戰線。這個統一戰線的鞏固和發展，要求無產階級政黨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保持獨立性，堅持革命的領導權”。

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的信件在提到民族解放運動中必須建立廣泛的反帝統一戰線的時候說：“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人民，麵臨著反對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迫切任務。”“這些地區不願意受帝國主義奴役的人們是極其廣泛的，不僅有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小資產階級，也包括愛國的民族資產階級，甚至包括一部分愛國的王公貴族”。

我們的這些觀點，都是很清楚的。必須在民族解放運動中堅持無產階級的領導權，同時又必須建立廣泛的反帝統一戰線，這究竟有什麽不對呢？蘇共領導為什麽要歪曲和攻擊我們的這些正確觀點呢？

背棄了列寧關於無產階級的革命領導權思想的，不是我們，恰恰是蘇共領導。

按照蘇共領導的錯誤路線，根本取消了反對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鬥爭任務，根本反對進行民族解放戰爭，這就等於要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國家的無產階級和共產黨卷起反對帝國主義、爭取民族獨立的愛國旗幟，而把這個旗幟拱手送給別人。這樣，還談得上什麽反帝統一戰線呢？又談得上什麽無產階級的領導權呢？

蘇共領導還經常宣揚不管在什麽人的領導下，即使在像尼赫魯這樣的反動民族主義者的領導下，也可以建設社會主義。這就更是離開無產階級的領導權思想十萬八千裏了。

蘇共中央公開信把社會主義陣營和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運動同民族解放運動之間的相互支持的關係，說成民族解放運動應當由社會主義國家和宗主國的工人運動來“領導”。他們居然還硬說這是以列寧關於無產階級的領導權思想為“根據”的。這顯然是對於列寧思想的極大歪曲和篡改。這反映了蘇共領導是要把他們的取消革命的路線強加於被壓迫民族的革命運動。

民族主義和蛻化的道路

蘇共領導在七月十四日的公開信中，企圖給中國共產黨加上一個罪名，說中國同誌“使民族解放運動孤立於國際工人階級及其產物--世界社會主義體係之外”。他們還攻擊我們把民族解放運動同社會主義體係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運動“隔離”起來，“對立”起來。還有像法共領導人那樣的共產黨人，也摹仿蘇共領導的腔調，跟著大喊大叫。

可是，事實是怎樣的呢？把民族解放運動同社會主義陣營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運動對立起來的，不是別人，正是不支持和反對民族解放運動的蘇共領導及其追隨者自己。

中國共產黨一向認為，各國人民的革命鬥爭是互相支持的。我們一向從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立場出發，從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全局觀點出發，來看待民族解放運動。我們認為，民族解放革命的勝利發展，對於社會主義陣營，對於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運動，對於保衛世界和平事業，都有極其偉大的作用。

但是，蘇共領導及其追隨者卻不願意承認這種作用。他們隻講社會主義陣營對民族解放運動的支援作用，而否認民族解放運動對社會主義陣營的支援作用。他們隻講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運動對於打擊帝國主義的作用，而貶低和否認民族解放運動對於打擊帝國主義的作用。這種立場，是違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是不顧事實的，是錯誤的。

怎樣對待社會主義國家同被壓迫民族的革命的關係，怎樣對待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運動同被壓迫民族的革命的關係，這是一個要不要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重大原則問題。

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一切勝利了的社會主義國家，必須積極支持和援助被壓迫民族爭取解放的鬥爭。取得革命勝利的社會主義國家，必須成為支持和發展全世界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人民革命的根據地，必須同全世界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人民結成最親密的聯盟，把無產階級世界革命進行到底。

但是，蘇共領導卻把社會主義在一國或一部分國家的勝利，實際上看作是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結束。他們要求民族解放革命服從他們的所謂和平共處總路線，服從他們的一個國家的民族利益。

一九二五年，斯大林在同以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諾維也夫分子為代表的取消主義者進行鬥爭的時候指出，取消主義危險的特點之一，就是“不相信國際無產階級革命，不相信它會勝利；對殖民地和附屬國的民族解放運動抱懷疑態度……不了解國際主義的起碼要求，即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的勝利並不是目的本身，而是發展和支持其他國家革命的手段”。（《斯大林全集》第七卷，第一百四十頁。）

斯大林說，“這是民族主義和蛻化的道路，是完全取消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政策的道路，因為患這種病的人，不是把我們的國家看做被稱為世界革命運動的那一整體的一部分，而是把它看做這一運動的開始和結束，認為其他一切國家的利益都應當為我們國家的利益而犧牲。”（《斯大林全集》第七卷，第一百四十頁。）

斯大林描繪取消主義者的想法是：“支持中國的解放運動嗎？為什麽呢？不會有危險嗎？這不會使我們同其他國家發生糾紛嗎？我們同其他‘先進的’列強一起在中國確定‘勢力範圍’，從中國拿到一些有利於自己的東西豈不是更好嗎？這樣做既有好處，又沒有危險……如此等等。”（《斯大林全集》第七卷，第一百四十頁。）

斯大林的結論說，“這就是企圖取消十月革命的對外政策和正在培養銳化分子的新型的民族主義‘思想’。”（《斯大林全集》第七卷，第一百四十一頁。）

現在的蘇共領導，比起當時的取消主義者，真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他們自以為是聰明人，他們盡幹那些“既有好處，又沒有危險的事情”，他們非常害怕同帝國主義國家發生糾紛，因而一心一意地反對民族解放運動，他們迷戀於所謂兩個超級大國在全世界確定“勢力範圍”。

斯大林批評取消主義者的這番話，正好是對現在的蘇共領導的一幅畫像。他們正是這樣步取消主義者的後塵，取消十月革命的對外政策，走上民族主義和蛻化的道路。

斯大林當時警告說：“很明顯，隻有在徹底的國際主義的基礎上，隻有在十月革命的對外政策的基礎上，第一個獲得了勝利的國家才能保持住世界革命運動旗手的作用，而對外政策中阻力最小的和民族主義的道路，則是使第一個獲得了勝利的國家孤立和瓦解的道路。”（《斯大林全集》第七卷，第一百四十一頁。）斯大林的這個警告，對於今天的蘇共領導來說，仍然具有嚴重的現實意義。

社會沙文主義的一個典型

同樣的，根據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原則，壓迫民族的無產階級和共產黨人必須積極支持被壓迫民族的民族獨立的權利，支持他們的解放鬥爭。壓迫民族的無產階級革命，必須在被壓迫民族的援助下，才有更大的可能取得勝利。

列寧一針見血地指出：“如果歐美工人的反資本鬥爭不把被資本壓迫的億萬‘殖民地’奴隸充分地最緊密地聯合起來，那末，先進國家的革命運動事實上隻不過是一場騙局。”（《列寧全集》第三十一卷，第二百三十八頁。）

但是，有些自稱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的人，恰恰是在這個根本原則問題上，背棄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法共領導人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法共領導人長期以來，一方麵，放棄反對美帝國主義的鬥爭，對美帝國主義在政治、經濟、軍事方麵對法國的控製和束縛不進行堅決的反對，把法國反美的民族旗幟完全讓給戴高樂等人；另一方麵，卻用各種方法和借口維護法國帝國主義的殖民利益，不支持並且反對法屬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運動，特別是反對民族革命戰爭，他們墮入民族沙文主義的泥坑。

列寧說過，“歐洲人常常忘記殖民地人民也是民族，誰容忍這種‘健忘精神’，誰就是容忍沙文主義。”（《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五十八頁。）但是，以多列士同誌為代表的法共領導不僅僅容忍這種“健忘精神”，而且公然把法屬殖民地的人民統統看成是“非法國血統的法國人”，不承認他們有同法國分離的民族獨立的權利，並且公然支持法帝國主義的“民族同化”政策。

十幾年來法共領導人追隨法帝國主義的殖民政策，充當了法國壟斷資產階級的尾巴。一九四六年，當法國壟斷資本統治者玩弄新殖民主義的花招，提出建立法蘭西聯邦的時候，他們就跟著鼓吹：“我們一貫把法蘭西聯邦看作是自由人民的自由聯盟”，“建立法蘭西聯邦能夠在新的基礎上解決法國人民和過去隸屬於法國的海外各地人民的關係問題”。一九五八年，當法蘭西聯邦垮台，法國政府為了維護法國殖民體係，提出組成“法蘭西共同體”的時候，法共領導人又跟著鼓吹：“我們相信成立一個真正的共同體將是一件有積極意義的事件”。

不僅這樣，法共領導人為了反對法屬殖民地人民的民族獨立要求，竟然嚇唬法屬殖民地人民說：“脫離法蘭西聯邦的任何企圖，雖然可以博得徒有其名的暫時的虛偽的獨立，但是隻能導致帝國主義加強”。他們還公然說：“問題在於這個已成為不可避免的獨立，是通過法國來實現，還是不通過它並且反對它。我們國家的利益要求這個獨立經過法國來實現。”

在阿爾及利亞問題上，法共領導人更是采取民族沙文主義立場。最近，法共領導辯解說，他們多年以前就“承認阿爾及利亞人民對自由的正當要求”。可是，事實究竟是怎麽樣呢？

長期以來，法共領導人根本不承認阿爾及利亞的民族獨立的權利，他們跟著法國壟斷資產階級叫喊什麽“阿爾及利亞是法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叫喊法國“現在是而且將來也應該是一個偉大的非洲強國”。多列士等人最關心的是阿爾及利亞每年可以向法國提供“一百萬頭羊”和大量小麥，來解決法國“缺乏肉類”的問題和“補充穀物方麵的不足”。

請看，法共領導人的民族沙文主義是何等狂熱啊，在他們那裏哪有一絲一毫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影子呢？哪有一絲一毫無產階級革命者的影子呢？他們的這種民族沙文主義立場，背叛了國際無產階級的根本利益，也背叛了法國無產階級的根本利益和真正的法國民族利益。

駁“種族論”和“黃禍論”

蘇共領導反對民族解放運動的一切法寶都用盡了，隻好乞靈於帝國主義的最反動的種族論。他們把中國共產黨堅決支持民族解放運動的正確立場，說成是“建立種族和地理的藩籬”，“用種族觀點來代替階級觀點”，說成是“利用亞洲和非洲人民的民族主義的、甚至種族主義的偏見”。

要是世界上還沒有馬克思列寧主義，說這種謊話，倒還能夠騙一騙人。可惜，這種謊話的製造者們生不逢時，現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已經深入人心了。斯大林說得好：列寧主義已經“拆毀了橫在白種人和黑種人，歐洲人和亞洲人，帝國主義的‘文明’奴隸和‘不文明’奴隸之間的牆壁”。（《斯大林全集》第六卷，第一百二十二頁。）蘇共領導想要重建這道種族主義的牆壁，隻能是枉費心機。

當代的民族問題，歸根結底，是一個階級鬥爭問題，是一個反對帝國主義鬥爭的問題，現在，全世界白色、黑色、黃色、棕色等各色人種中的工人、農民、革命的知識分子、反帝愛國的資產階級分子和其他反帝愛國的開明人士，結成一條廣泛的反對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統一戰線。這條統一戰線，正在不斷鞏固和壯大。這裏根本不是站在白色人種一邊，還是站在有色人種一邊的問題，而是站在全世界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這一邊，還是站在一小撮帝國主義和反動派那一邊的問題。

被壓迫民族必須同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劃清界限，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階級觀點。模糊這個界限，才是為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服務的民族沙文主義的觀點。

列寧說過，“在社會民主黨的綱領中，中心問題應該是把民族區分為壓迫民族和被壓迫民族。這種區分構成帝國主義的本質，而社會沙文主義者和考茨基卻虛偽地避而不談”。（《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三百八十八頁。）現在蘇共領導誣蔑亞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在反帝鬥爭中的團結，是什麽“以地理和種族原則為基礎”的團結，這分明把自己放在社會沙文主義者和考茨基的地位。

蘇共領導販運“種族論”，把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運動說成是有色人種反對白種人的運動，顯然是為了在歐洲和北美洲的白種人中煽起種族主義的仇恨心理，轉移世界人民反對帝國主義鬥爭的目標，轉移國際工人運動反對現代修正主義鬥爭的目標。

蘇共領導到處大喊大叫，說什麽“黃禍”呀，“成吉思汗的威脅又來了”呀，這實在不值得一駁。在這篇文章裏，我們不準備評論成吉思汗的曆史作用，也不準備評論蒙古、俄羅斯、中國等民族發展和國家形成的過程。我們隻提醒蘇共領導一下，當你們造這種謠言的時候，溫習一下曆史還是必要的。成吉思汗是當時蒙古的汗，中國和俄國，都是遭受侵略的。成吉思汗在一二一五年侵入中國的西北和北方的一部分，一二二三年侵入俄羅斯。成吉思汗死了以後，他的繼承者在一二四0年征服了俄羅斯，過了三十幾年以後，一二七九年征服了全中國。

中國著名的文學家魯迅，在一九三四年寫的一篇文章中，講過一段關於成吉思汗的話，對你們可能有些用處。我們順手抄下，供給你們參考。

他說：他在二十歲的時候，“聽說‘我們’的成吉思汗征服歐洲，是‘我們’最闊氣的時代。到二十五歲，才知道所謂這‘我們’最闊氣的時代，其實是蒙古人征服了中國，我們做了奴才。直到今年八月裏，因為要查一點故事，翻了三部蒙古史，這才明白蒙古人的征服‘斡羅思’，侵入匈奧，還在征服全中國之前，那時的成吉思汗還不是我們的汗，倒是俄人被奴的資格比我們老，應該他們說‘我們的成吉思汗征服中國，是我們最闊氣的時代’的。”（《魯迅全集》第六卷，第一百零九頁。）

稍微懂得一點世界近代史常識的人，就會發現，蘇共領導喧嚷的一套“黃禍論”，不過是繼承了德國皇帝威廉第二的衣缽。早在半個世紀以前，威廉第二就宣布“朕為黃禍論者”。

德國的威廉皇帝宣揚“黃禍論”，是為了進一步瓜分中國，侵略亞洲，鎮壓亞洲的革命，轉移歐洲人民革命的視線，並且作為當時積極準備發動帝國主義世界大戰和爭奪世界霸權的煙幕。

威廉第二宣揚“黃禍論”的時候，正是歐洲資產階級處於極端腐朽和極端反動的時候，正是俄國一九0五年革命前後，民主革命席卷中國、土耳其、波斯，並且波及印度的時候。也正是在這個時候，列寧提出了“落後的歐洲和先進的亞洲”這一名言。

當時的威廉第二是赫赫一世的大人物，但是，他不過是陽光下的雪人。沒有過多久，這個反動頭目連同他製造的反動理論，都一古腦兒冰消瓦解了。而偉大的列寧連同他的光輝的思想，卻萬古長青。

時間過去了五十年，西歐和北美的帝國主義，更加腐朽了，更加反動了，壽命更加不長了。同時，席卷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革命風暴，比列寧在世的時候，不知宏大多少倍。就在這個時候，想不到還有人要扮演威廉第二這個角色，這實在是對曆史的嘲弄。

老修正主義的借屍還魂

蘇共領導在民族殖民地問題上所執行的政策，不是別的，正是破了產的第二國際修正主義的政策。它們之間的不同點僅僅是，第二國際修正主義是為帝國主義的老殖民主義服務的，而現代修正主義則是為帝國主義的新殖民主義服務的。

老修正主義是跟著老殖民主義的調子歌唱，赫魯曉夫是跟著新殖民主義的調子歌唱。

以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為代表的第二國際的英雄好漢們，曾經是帝國主義的老的殖民統治的辯護士。他們公然說：殖民統治是進步的，它給殖民地“帶來了高度的文明”，“發展了生產力”。他們甚至說，取消殖民地“意味著回到野蠻狀態”。

在這一點上，赫魯曉夫同老修正主義者有所不同，他是敢於咒罵老殖民主義製度的。

赫魯曉夫為什麽有這麽大的膽量呢？原來帝國主義的腔調已經改變了。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在社會主義革命和民族解放革命的雙重打擊下，帝國主義被迫認識到“如果西方國家企圖維持殖民主義的現狀，必然招來不可避免的暴力革命和失敗”。老殖民主義的統治形式，“反而很可能是個‘膿瘡’，會使國家的生命失去經濟上和道義上的活力”。因此，需要改變方式，實行新殖民主義。

正是因為這樣，所以赫魯曉夫就同新殖民主義者一唱一和，一方麵宣揚“殖民主義消失論”，掩飾新殖民主義；另一方麵勸導被壓迫民族接受新殖民主義。他十分賣力地宣揚被壓迫民族同文明的帝國主義實行所謂“和平共處”，就會使“民族經濟迅速發展”，“生產力增長”，被壓迫國家的“國內市場會無比地擴大”，“能夠撥出更多的為工業發達國家的經濟所需要的原料，各種產品和商品”。同時，還可以“大大提高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居民的生活水平”。

赫魯曉夫也沒有忘記從第二國際修正主義的武庫中，去搜集那些破爛不堪的武器。

例如：

老修正主義反對民族解放戰爭，主張民族問題“隻能通過國際協商的辦法解決”，“和平的方式邁進”。赫魯曉夫在這一方麵，更是繼承了第二國際修正主義者的衣缽，主張“平靜地埋葬殖民主義製度”。

老修正主義者攻擊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誹謗“布爾什維主義實際上是一種好戰的社會主義”，誹謗“共產國際幻想憑借百戰百勝的紅軍的刺刀就可以實現工人的解放，認為為了完成世界革命必須進行新的世界戰爭”，並且造謠說，這種局麵，“產生了新的世界戰爭的極大危險”。赫魯曉夫今天誹謗中國共產黨和其他馬克思列寧主義兄弟黨使用的語言，正是當年老修正主義者誹謗布爾什維克使用的那些語言。人們很難找到二者之間的區別。

應當說，赫魯曉夫在為帝國主義新殖民主義效勞方麵，比老修正主義在為帝國主義老殖民主義效勞方麵，做得並沒有絲毫遜色。

列寧指出，帝國主義的政策，使國際工人運動分裂為兩派，一派是革命派，一派是機會主義派。革命派站在被壓迫民族這一邊，反對帝國主義者和殖民主義者。同革命派相反，機會主義派依靠帝國主義者和殖民主義者壓榨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血汗，分得一杯殘羹剩飯，喂肥了自己。他們站在帝國主義者和殖民主義者一邊，反對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革命。

列寧指出的國際工人運動中的革命派和機會主義派的分野，現在不僅在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運動中出現了，而且在無產階級掌握政權的社會主義國家中也出現了。

曆史經驗證明，民族解放運動要取得徹底勝利，必須同革命的工人運動結成鞏固的同盟，也必須同那些為帝國主義、殖民主義效勞的修正主義派劃清界限，堅決肅清他們的影響。

曆史經驗證明，西歐和北美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運動，要取得徹底勝利，必須同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運動結成緊密的同盟，必須同修正主義派劃清界限，堅決肅清他們的影響。

修正主義者是混在國際工人運動隊伍中的帝國主義的代理人。列寧說：“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如果不同反對機會主義的鬥爭密切聯係起來，就是一句騙人的空話。”（《列寧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二百九十五頁。）那麽，今天反對帝國主義和新老殖民主義的鬥爭，不能不同反對新殖民主義辯護士的鬥爭密切聯係起來。

不管帝國主義怎樣偽裝，怎樣掙紮，也不管新殖民主義的辯護士怎樣粉飾，怎樣幫忙，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必然滅亡的命運，是無論如何逃脫不了的。民族解放革命的勝利是不可阻擋的。新殖民主義的辯護士是終究要徹底破產的。

全世界無產者同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

根據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二日

《人民日報》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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