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誌和她的三個兒子

曾誌和她的三個兒子

轉貼說明：

此貼有兩篇文章，第二篇的內容，有明顯史實錯誤，敬請讀者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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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曾誌阿姨和她的孩子們

　　有一天，曾誌阿姨家從井岡山來了兩位客人，一位姓石的中年男子和一個十二、三歲的小女孩。他們大包、小包的帶來了不少的井岡山的土特產。

　　小女孩叫曾阿姨是奶奶，那個男子叫曾阿姨是媽媽，亮亮叫他是哥哥。

　　我頓時感到詫疑。

　　我知道陶鑄伯伯和曾阿姨隻有亮亮一個女兒，怎麽會冒出了一個叫她媽媽的人？

　　曾阿姨看出了我的疑惑，從書桌裏拿出了一本河北少兒出版社出版的《女革命家叢書——曾誌的故事》，她簽了名送給我。

　　我一口氣讀完了它，一步步地走進了她那跌遝起伏、光輝燦爛的不平凡的革命生涯。

　　曾誌阿姨原名曾昭學，1911年4月出生在湖南宜章。為了想當中國的現代花木蘭，1926年，她十五歲就毅然報考了衡陽農民運動講習所，這是繼毛澤東在廣州創辦農民運動講習所之後，第二個培養幹部的場所。招收的學員主要是青年學生，共有120名，其中有20名女生。她是年紀最小的學生。

　　她成為一位過著軍事生活的女兵，她的人生道路從這裏發生了急轉彎。同年她就參加了中國共產黨。農民運動講習所的教導主任夏明震代表黨委講了話。他說：“從今天起，你們就開始了新的生命——比肉身更重要的政治生命。要一生一世保持對黨的忠貞不渝！”她永遠地、深深地記住了這些話。

　　在曾誌同誌革命的初期啟蒙階段，夏明震是個很重要的人物。

　　夏明震出身於書香門第。兄妹五人都為革命而捐軀。

　　“砍頭不要緊，隻要主義真，殺了夏明翰，自有後來人。”這首鼓舞了無數革命者前赴後繼、勇往直前的革命詩篇的作者——夏明翰就是夏明震的哥哥。

　　曾誌入黨時，夏明震代表上級來祝賀；曾誌畢業後的第一項工作是擔任農協的婦女幹事，這樣她和夏明震長期的共事，終於結成了革命伴侶，當時曾誌隻有十六歲。
　　
　　就在他們新婚不久，尚處在幼年時期的中國共產黨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湖南省黨的特派員為了阻止國民黨軍隊的圍剿，提出了“兼壁清野，焦土政策”的極左口號，錯誤地認為，這樣就能讓進攻的敵人，無寸草禦寒，無粒米裹腹，不戰自垮。

　　這一極左盲動的作法，嚴重地損害了群眾的利益，反動勢力利用一部分農民群眾的抵觸情緒，發動了一場反革命的叛亂。

　　1928年3月22日，年僅21歲的夏明震和他的戰友被反革命分子殘忍地殺害了。曾誌忍受著新婚痛失丈夫的巨大悲痛到了井岡山。

　　後來在井岡山曾誌與蔡協民結為了夫妻。

　　蔡協民是朱德的部下、工農紅軍郴州第七師的黨代表。

　　1928年4月28日朱德和毛澤東在井岡山勝利的會師，郴州第七師正式編入了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

　　8月間，曾誌懷著七個月的身孕，參加了著名的“黃洋界保衛戰”。同年11月曾誌在井岡山生下了她的第一個孩子。

　　當時，戰爭的環境那麽艱苦，天天要行軍打仗，打的又是運動仗，根本無法帶著孩子和撫養孩子。

　　正好有位當年王佐部下的石連長的愛人來看曾誌。石連長是當地人，自己的孩子生下來不久就夭折了。曾誌隻好將在自己繈褓中呆了26天的兒子，托付給了石連長夫婦，取名石來發，植根井岡山。

　　一直到1952年，石來發24歲時才與親生的母親相會。

　　這些年來，他也多次一人或帶著兒女上北京與曾阿姨一家團聚，曾阿姨也兩次上井岡山去看望她的兒孫們，共享天倫之樂。

　　後來曾阿姨還關心她的孫女們，一位在北京旅遊學校讀書，一位在武漢湖北藝術學院讀書。她希望我爸爸和王家吉叔叔在武漢，就近能夠給孫女一些照顧。

　　在一天晚上納涼時，曾阿姨還告訴了我，她另一個兒子的傷心事。

　　她現在還有一個苦命的兒子——蔡春華，生下還沒滿十三天，就被送給了一位做地下工作的警官嬸嬸。

　　這位嬸嬸五十多歲，家境貧寒，膝下無子，收留了這個孩子後又交給了一個奶媽去喂養。這個奶媽自己有個兩歲的孩子還在吃奶，因為奶水不夠，隻好用稀飯饅頭來喂養這個可憐的嬰兒。這孩子從小營養不良，還患了全身淋巴結核和腎結核。後來做手術去掉了兩根肋骨和一個腎髒，並進行了髖關節的清創手術。命雖被保住了，但是一條腿卻比正常人短了三、四寸成了殘廢。

　　全國解放以後，曾阿姨就托當時任福建省副省長的方毅同誌，為她尋找這個兒子。1950年終於找到了他，回到了母親的身邊。曾阿姨回想起他們母子會麵的情景時，我第一次看到這位無比堅強的女革命家的眼裏滿含著閃爍欲滴的淚水，但是她很快地強忍著悲痛，控製住了自己的情緒，她用手比劃著他的這個苦命的兒子的個頭，告訴我他17歲的個頭隻有10歲孩子那樣高，像一個侏儒。

　　回到母親身邊後，他才開始上學。由於他的刻苦和努力，後來考取了西安化工工業技術學校，畢業後在東北長期從事黃色炸藥研製工作，後來才調到廣東樂昌任工程師。現在也成了三個孩子的父親。憑著勤勞和智慧的雙手，過著儉樸的自食其力的生活，從來沒有要求母親對他過去的遭遇做出任何的補償。

　　曾阿姨從此再不和我談起她兒子的事。

　　一直到我看完了《曾誌的故事》和她的回憶錄《一個革命的幸存者》後，我才知道曾阿姨還有一個由組織決定賣了100銀元作黨費用的兒子——鐵牛。

　　那是1931年生下的她和蔡協民的兒子。

　　原本，她是要將孩子送回外婆家撫養，外婆將盤纏都給準備好了，隻待曾誌同誌有時間就請假出發。

　　就在這時，廈門中心市委書記王海平找到了曾誌，結結巴巴地向她吐露了真情。因為廈門中心市委急缺經費，聽說曾誌又生了一個男孩，就由組織決定將這個孩子送給了一位有錢的醫生，換得了100塊銀元給組織應急。

　　這種事在今天來說，絕對是不可思議的。但是那時候，對共產黨人來說革命利益高於一切，除了自己的信仰外，一切都可以拋棄。

　　曾誌聽後隻說了一句：“既然組織上決定了，我堅決服從。”孩子就被送走了。走後由於孩子太小，小鐵牛又接二連三地患了可怕的傳染病，養父也沒能挽救這個年幼的小生命，去了一個月就夭折了。

　　就這樣曾誌為革命獻出了這個兒子。

　　也許這隱痛已經被曾誌阿姨深深地埋葬在心底了。她對誰都從不提及這個兒子。我也不敢問起，怕觸動她心底深處的傷痛。

　　曾阿姨在井岡山鬥爭時期，擔任小井紅軍醫院的黨支部書記。在一次她外出開會的時候，由於叛徒告密，敵人從小路偷襲了醫院，用機關槍將130多名傷病員，全部槍殺在了附近的稻田裏。曾阿姨去世後，囑咐後人將她的部分骨灰埋在小井的一個小山坡上。那裏為她立了一塊小小的石碑，上麵寫著“魂歸井崗”下麵寫著“紅軍女戰士曾誌”。她的英靈將永遠和她的戰友們在一起，永遠遊蕩在革命的搖籃——井岡山的崇山峻嶺中。

　　1941年在延安，曾誌三十歲時才為陶鑄生下了他們唯一的女兒亮亮。

　　亮亮如一縷清清的溪水淡泊、平靜、儒雅、大方。

　　正如人們形容的那樣，她的父親陶鑄熱烈得有如燃燒的火，她的母親曾誌則剛勁、文靜如冰。他們兩的相遇結合和當時特殊的環境，必然造就出了如水一般清純，溫婉的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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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個革命的幸存者：曾誌

《報刊薈萃》2006 年第 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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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誌(1911-1999),生於湖南宜章縣一個官僚地主家庭｡

1926年秋進湖南農民運動講習所,參加共產黨｡

1928年參加湘南暴動,隨後上了井岡山｡

1937年任湖北省委婦女委員會書記,

1945年到東北,任沈陽市委委員兼鐵西區委書記､地委組織部長｡

1954年後,任廣州市委工業書記｡

1967年陶鑄被打倒後,曾誌在中南海被禁｡

1969年10月到粵北翁源縣勞動｡

1973年回北京。

粉碎“四人幫”後,曾任中組部副部長等職｡

《一個革命的幸存者——曾誌回憶實錄》是曾誌晚年在病榻上以回憶錄的形式寫成的一部自傳｡

　　這部自傳與一般的回憶錄有很大區別,“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

　　在書中,她沒有隱諱什麽,也沒有矯飾什麽｡以親身經曆,從一個側麵,透視出中國共產黨曆史的一個剪影,記述了早期黨所犯的幼稚､盲動的“左”傾錯誤以及後來個人迷信時期的災難｡

　　書中對她的婚姻､情感經曆,也記述得極其坦誠和感人,使讀者觸摸到了一顆崇高而聖潔的靈魂｡

　　陶斯亮曾寫過一篇著名的祭父文《一封終於發出的信》,撼動全國｡

　　曾誌去世後,陶斯亮又寫了一篇祭母文｡她用詩的語言,準確地道出了曾誌的品格:“親愛的媽媽,您一生追求崇高,卻又甘於平凡;你從轟轟烈烈開始,卻又以平平淡淡結束;當年那灼灼銳氣已變為如水般的平靜;但惟獨對自己的信仰和忠誠不曾有絲毫退色,對革命的熱情不曾有絲毫減退｡你對物質生活的淡泊與您對精神信仰的執著形成巨大反差,這正是您品格上的最大特色｡”

與毛澤東

曾誌與毛澤東的關係是從井岡山開始的｡因此無論從私人交情還是從革命同誌關係來講,都是比較長的,毛澤東在“文革”中一直把曾誌當作井岡山的人加以保護,可見兩人關係不錯｡

在井岡山鬥爭時期,“朱毛會合”後,曾誌隨第七師直屬隊上了井岡山｡

1928年8月中旬的一天,曾誌和丈夫蔡協民在休息時,突然聽到門外有個洪亮的聲音在喊蔡協民,原來是毛澤東｡他走進屋,看了曾誌一眼,對蔡協民說:“嗬!金屋藏嬌嘛｡老蔡,好福氣哦｡”

這是曾誌第一次見到毛澤東,她當時就感到他是個熱情風趣､平易近人的人｡

在井岡山艱苦的歲月裏,同誌之間的關係是比較親密的,曾誌和毛澤東､賀子珍此後建立了比較深厚的感情｡

不久,曾誌離開井岡山到福建工作,與毛澤東等分別很多年之後,才在延安見麵｡

曾誌一到延安,就給毛澤東寫信,要求見麵｡2天之後,毛澤東就回信了:“曾誌同誌,接到你的來信,實是高興,你明天就來我這裏,我讓中組部派人接你來,見麵再長談｡”

第二天一見麵,毛澤東握住曾誌的手,高興地說:“你來了,很好,很好!”然後親自把曾誌迎進窯洞裏｡

毛澤東對她說:“這幾年上海那邊有人來延安,我都注意打聽你｡潘漢年來時我也向他問起你和蔡協民,這幾年你們在哪裏?蔡協民呢?你們還在一起嗎?”

毛澤東這樣細致地關心自己,使曾誌很感動,麵對兄長般的領袖,曾誌將幾年來的鬱悶委屈一股腦兒地倒了出來｡毛澤東則像兄長一樣傾聽著｡

最後曾誌向毛澤東說:“這次來延安準備進馬列學院學習,因為長期在白區工作,沒有條件係統學習過｡”

曾誌的要求得到毛澤東的讚同｡對她說:“很好,你有了實際工作經驗,再認真學習馬列主義理論,理論與實際相結合之後,就可以把經驗好好總結起來,自己才可能有真正的提高｡”

開飯時,毛澤東把江青喊出來｡毛澤東與江青結婚的事,曾誌很早就聽說了,對於江青,長期在白區工作的曾誌也不陌生｡

當時曾誌就想,毛澤東怎麽會和在上海灘聲名狼籍的一個電影演員結合呢?對於曾誌來講,她和賀子珍才有樸實而真摯的感情,才真正合得來｡江青出來見了曾誌,由於當時江青正懷孕在身,身體不太好,很少說話,對曾誌談不上熱情,也談不上不熱情,也就是客客氣氣的｡

由於曾誌與毛澤東之間從井岡山建立起來的革命友誼,因此後來毛澤東自己的一些事都拜托給曾誌｡

比如建國後有一次曾誌去見毛澤東,當時已是夏天了,毛澤東還穿著破得有許多洞的毛褲,曾誌當時就問:“這麽熱還穿毛褲,是不是腿有毛病?”毛澤東無奈地答道:“腿沒有毛病,隻因塊頭大,買不到現成的線褲｡”曾誌有點生氣地說:“那江青不會給你訂做嗎?”毛澤東搖搖頭說:“我生活上的事她從來不關心｡”曾誌於是主動說:“那我在廣州針織廠幫你訂做兩套好嗎?”毛澤東高興地說:“好呀,那就麻煩你了,我有稿費,我自己出錢｡”

1959年廬山會議期間,曾誌見到了住在南昌的賀子珍｡兩個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姐妹見了麵,感慨萬千｡兩人有說不完的話｡

回到廬山,曾誌把自己見到賀子珍的情況詳細向毛澤東作了匯報｡毛澤東十分關切地問起有關情況,當聽曾誌說:“我看她精神很正常,說話表情神態跟正常人一樣,記性也很好,過去的事情記得清清楚楚”時,毛澤東沉思片刻,然後對她說:“我想見見她,畢竟是10年的夫妻嘛!你跟汪東興同誌講一下,乘江青還沒上山之前,將賀子珍接來,晚上兩點,當值班時再來｡”

這種絕對個人的私事,能夠對曾誌講,可見毛澤東的信任程度｡

後來在汪東興的安排下,由朱旦華和水靜陪同賀子珍上廬山與毛澤東見了一麵｡

作為朋友,曾誌十分同情賀子珍的遭遇｡她多次去看望孤獨的賀子珍。

1965年在上海的時候,兩人經常見麵,談很多的往事｡

有一次賀子珍對曾誌說,毛主席不應該這樣去對待彭德懷｡可見賀子珍的思考是健全的,有獨立見解,政治水平也不低,不是有精神病的人｡

與陶鑄

曾誌的第一任丈夫是蔡協民,那時她隨彬州第七師機關一道轉移,在師長鄧允庭的撮合下,與蔡協民結為夫妻｡結婚不久曾誌臨產了｡

　　由於是第一胎,又是難產,她整整痛了3天才將孩子生下來｡孩子生下來後,曾誌的身體非常虛弱,好不容易經過中藥調理後,身體才逐漸有所好轉｡

　　曾誌的命雖然保住了,但喂養孩子的困難卻無情地擺在麵前｡

　　一天,一位姓石的副連長的妻子來看望曾誌,曾誌立即托她把孩子送給當地群眾撫養｡石副連長的妻子看著這個小男孩雖然有些瘦小,但活潑可愛,便想留給自己撫養｡

　　她答應曾誌說:“我嫂子剛生了個孩子,我請嫂子一道喂養｡”就這樣,出生才26天的兒子被抱走了｡望著自己的親生骨肉就這樣離開自己,堅強的曾誌淚流滿麵｡這個孩子被石副連長夫婦撫養大後,起名叫石來發,解放後一直生活在了井岡山革命老區農村｡

後來根據組織安排,曾誌和丈夫蔡協民離開井岡山,來到福建｡不久,被派去廈門一帶從事白區工作｡

在廈門,省委書記羅明接待了他們｡在這裏曾誌才和陶鑄認識｡

那是1930年10月的一天,省委書記羅明把陶鑄介紹給了她和蔡協民｡曾誌仔細一看,原來他就是指揮過震驚中外的“廈門劫獄”的陶鑄｡

曾誌又認真地打量了一下眼前的陶鑄,覺得他雖然不算英俊,但是穿著得體,舉止不凡,英氣逼人｡陶鑄以前也聽說過曾誌,在印象中她應該是一個很潑辣的婦女,沒想到眼前的曾誌令他大吃一驚,想象中風風火火的女性,竟然是一肩長長的秀發,白淨漂亮的姑娘｡

1932年10月下旬,曾誌突然接到廈門中心市委的通知,要求她與丈夫蔡協民速回廈門｡

期間,由於閩南黨內對蔡協民不公正的處分,加上工作原因導致二人感情不和,蔡協民和曾誌都感覺心灰意冷｡臨行前,她與蔡協民提出就此分手的想法,兩人的夫妻關係就此結束了｡

11月份,曾誌來到福州｡

到福州一月之後,福州市委讓她擔任福州中心市委秘書長,與陶鑄､謝飛等同誌住在機關｡

謝飛調回中央蘇區後,曾誌便與陶鑄以假夫妻相稱,建立了“家庭”｡

在福州工作的這段時間裏,曾誌與陶鑄生活和工作在一起,逐漸對陶鑄有了感情,自然地結合成一對真夫妻｡

然而,僅僅在租住的一間旅館裏度了10天的“蜜月”後,陶鑄被“左”傾中央撤職,被召到上海去由黨組織另行安排工作｡就此兩人由此分別｡

到延安後,曾誌與陶鑄終於團聚了,當時曾誌擔任中央婦女委員會秘書長,不久就生下了女兒陶斯亮｡

新中國成立初期,陶鑄由廣西奉調至廣東,擔任華南分局代理書記兼廣東省政府代理主席､中南局第一書記兼廣州軍區政委,工作基本固定下來｡在這之前的10多年裏,曾誌與他總是離多聚少,即使相聚,也隻是短短的幾天｡

作為一個女革命者,曾誌也想盡做妻子的義務,為此,她向組織要求,希望能調到廣東工作,和陶鑄在一起｡中南局領導同意曾誌這一想法。

1952年初,曾誌調至廣東,被任命為中南工業部副部長,兼任廣州電業局黨委書記｡

但曾誌畢竟是一個個性獨立的領導人,不是單純意義上的家庭婦女｡而在大男子主義較重的陶鑄眼裏,似乎又是把她當作自己的妻子｡因此有時也為了工作上的事鬧矛盾｡

比如1954年籌備第一屆人大時,曾誌被推薦為廣州市的代表,但名單報到陶鑄那裏,卻被他勾掉了,換上了另一位女同誌｡於是曾誌很氣憤,責問陶鑄｡作為中南局第一書記的陶鑄是從大局考慮問題,照顧另一位重要領導人｡但如果是別人他可能不會勾掉,因為曾誌是自己的妻子,就想當然地把她拿下來換了別人｡曾誌質問陶鑄:“你這是毫無原則,我是組織上推薦的,你為什麽否定了我的代表資格,我想不通!我有意見!”

在這個事情上,陶鑄確實沒有講原則,而是“大義滅親”｡後來曾誌還為此事給毛主席寫信,得到毛主席的安慰,當著陶鑄的麵說曾誌是“善馬任人騎,善人受人欺”,但陶鑄根本沒有理解其中背景,還傻嗬嗬地笑呢,曾誌看到這個樣子也忍不住發笑｡

1966年5月下旬,中央通知陶鑄去北京開會｡臨行前,陶鑄欲言又止,在午飯的時候,他終於開口對曾誌說:“中央要調我去北京工作!”曾誌簡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連忙追問了一句:“讓你做什麽?”“中宣部部長｡”陶鑄低聲回答道｡曾誌有些著急地說:“你做中宣部部長不太合適,宣傳部長要有很高的理論､文化和文字水平,你勝任不了｡”陶鑄點了點頭｡“那你還不向中央辭掉｡”“不行啊!我還要擔任中共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兼文辦主任,辭是辭不掉的｡為這事,我已經考慮了很久,也想了很多,不過中央既然已作決定,那就去吧!”陶鑄無奈地對曾誌解釋說｡

陶鑄獨自飛赴北京不久,獨自一人留在廣州養病的曾誌考慮到陶鑄一個人在北京,自己在廣州養病還不如到北京養病,兩人在一起也好互相照顧,於是9月10日,曾誌在省委的同意下,飛赴北京｡沒想到剛下飛機,陶鑄就在機場迎接她｡這是他們結婚30餘年來破天荒的第一次!因此令曾誌十分感動｡

但隨著“文革”的深入,厄運就接踵而來降臨到他們夫妻頭上,陶鑄被批判為推行劉鄧反革命路線,是劉鄧路線的代理人等等｡

有一天,陶鑄去“中央文革小組”開會,一進屋江青就責問他為什麽不宣布一個名叫吳傳啟造反派為“革命左派”｡素來正直坦率的陶鑄說:“吳傳啟的材料你已看過,確實有問題,不應去支持這樣一個有問題的人｡”孰料江青暴跳起來,指責陶鑄說:“你不也是國民黨嗎?”忍無可忍的陶鑄怒從心起,反駁江青說:“你也幹涉得太多了!管得太寬了!你什麽事情都要幹涉!”江青一聽,立即大哭大鬧起來,說陶鑄欺負她､鎮壓她,要和陶鑄算總賬!

自1967年1月4日夜晚開始,陶鑄就失去了自由｡在各種嚴酷的精神折磨和高度緊張的狀態下,國慶節前後,陶鑄終於倒下了,被檢查得了癌症｡盡管陶鑄的身體到了這種地步,江青一夥仍不放過｡

10月15日晚7時,曾誌得到指示要陶鑄疏散到合肥去,不許她一起去｡

臨別時,陶鑄沉思良久,毅然對曾誌說:“你千萬不要陪我去,我活不了多久了,你去了也幫不上忙,何苦再犧牲你?你要爭取和亮亮在一起,你們能在一起,我也就放心了,我們隻有她這一個女兒｡”

10月18日,陶鑄就被迫離開北京｡

11月30日,陶鑄在合肥悄然病逝,從與曾誌分別到逝世,隻有43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