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前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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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華初：回憶大伯毛澤東
2007年09月12日 08:08:34 來源：文匯報
“革命是艱難的苦差事”
我從湖南韶山到延安，第一次見到大伯毛澤東是在1938年7月的一天下午。
我遵照淑蘭媽媽的叮囑，一見大伯，叫了一聲“大伯”，行了90度的鞠躬禮。
當時，大伯正在伏案處理公文。他轉過身來，上下打量了一會兒我，笑著摸著我的頭說：“你這麽小也來了，還是回去吧。”
當時我真急了，便忙搶著說：“媽媽說這裏有書讀，我不回去。”
“這裏是有書讀，但不讓我們平平安安地讀書，還要打仗，日本帝國主義的飛機隨時都有可能轟炸延安。要跑飛機，要跑路。住的是窯洞，吃的是小米和窩頭，你在這裏吃得消嗎？”
我連忙毫不猶豫地說；“我不怕苦。我給地主放過牛，討過米，跟媽媽坐過牢，什麽苦都吃過，吃得消。”
這時大伯高興而又風趣地說：“啊！我還不知道，你原來吃過苦，那就打收條留下吧。”
一句話使我定下心來。接著大伯又嚴肅地說：“不過，要記住，你過去是吃過舊社會的苦，吃過地主壓迫農民的苦，那是階級苦。從今天起，你就要為革命吃苦了。你要知道，革命是一種艱難的苦差事。要經過較長時間的艱苦奮鬥，才能取得勝利。因此，你今後學習也好，將來工作也好，都要吃苦在先……”
陝北的初冬，河川已開始結冰。1941年初冬的一天，大伯在馬家溝參加中央會議後，返延安途中來看我們中央軍委二局同誌們。
大伯給我們講了國內外形勢，最後勉勵大家說：“同誌們，你們的工作很重要，是黨的耳目。黨中央和軍委很重視你們的工作。沒有你們提供確切的情報，我們就不能知己知彼，要指揮打勝仗是困難的。你們都是無名英雄。你們一個人能起到一個師的作用。”
接著他又詼諧地說：“我看一個人還是做無名英雄好，你們看，我因為有了一點名氣，就不自由了，敵人在算計我，警衛人員要管我，行動就不如你們那麽自由。所以，我說還是做一個無名英雄好。我們的事業要取得勝利，就需要各種各樣的無名英雄。”
一個夏日，我去見大伯，正巧遇到彭真、王若飛到訪。大伯向彭真和王若飛介紹我說：“他是一位烈士的後代，是一個孤兒，是澤民在家裏的愛人王淑蘭帶養的。他這麽小就做過工，討過米，坐過牢。所以，我說蔣介石是一個封建的法西斯獨裁者。在中國革命戰爭中我們犧牲了多少同誌啊！有多少這樣的孩子流落他鄉，無人照管啊！估計自鴉片戰爭以來，到處流落，包括已死的恐怕有兩千多萬到三千萬人。”
彭、王都說：“有兩千多萬。”接著大伯斬釘截鐵地說：“為了中華民族的解放，為了子孫後代的幸福，蔣家王朝非推翻不可。”
“棗園的每匹馬都有牌子”
日本帝國主義宣布投降後，大伯不顧個人安危，毅然決定親自赴重慶，以向全國人民表明中國共產黨和平團結、反對分裂的誠意。
1945年8月25日，在機場大伯右手取下灰白色的蓋帽，高高舉向天空，用地道的湖南家鄉口音說：“同誌們！我去重慶以後，大家要照樣工作。你們認為應該怎樣幹，就怎樣幹，絕不要顧及我的個人安危。”表現了安危置之度外的崇高品德。
一個多月過去了，蔣介石在戰場上失敗後，迫於全國人民反對內戰的壓力，才在10月簽訂了雙十協議。
十月的延安，陽光燦爛。我們的隊伍集合後，急行軍去機場迎接毛主席。當大伯走出機艙揮手問候“同誌們都好”時，雷鳴般的掌聲響徹了整個機場、山穀。
當天晚飯後，我跑到楊家嶺看望大伯。葉子龍說：“主席和首長正在陪客人吃飯。今晚禮堂有晚會，等一會我們一起去禮堂見吧。”
禮堂裏木炭火燒得溫暖如春，大伯和張治中先生並排坐在一起，談笑風生。我走向前敬了軍禮，問聲好後，便站在大伯的身旁。
這時張治中先生說：“我張治中迎送主席已是兩到延安，將來你們共產黨，可不要忘記了我張治中啊。”
大伯笑著說：“請你放心，我們共產黨對一切愛國將領、愛國民主人士，都不會忘記的。對你張治中先生更不會忘記。”大伯許下的諾言，僅四年後，便在北京成為現實。
1945年冬，我正在中央黨校二部學習。黨中央決定將在延安的幹部分往全國各地。我申請去東北。
一天下午4點多鍾，我高興地唱著歌兒，來到棗園，向大伯告別。我立正向大伯報告說：“組織上已批準我去東北，過幾天就出發。今天特來看望你老人家。”
大伯高興地說：“你要去東北工作，好！我讚成。”
我試探著提出能否給解決牲口問題。大伯嚴肅而溫和地教導說：“你想要一匹牲口？可是我們棗園的牲口，每匹馬都有一塊牌子，誰要拿去一匹都會知道，拿不得，公家的牲口不能給。”
我不敢再作聲了。
大伯又關切地說：“你要點錢嗎？可以從我的稿費裏給你一點錢。”
隨即他便叫警衛員取了兩萬元邊幣給我。臨別時，大伯起身送我至院門口，又叫警衛將他自己穿的一件藍棉大衣取來，交給我說：“現在天氣寒冷，你把這件大衣拿去，早晚可以披一披。”
這慈父愛子般的話，感動得我一時控製不住，兩眼的淚花直湧出來。大伯又伸出手緊緊握著我的手，親切地鼓勵我說：“去吧！到人民群眾中去，一切都要依靠黨，依靠群眾。”
毛華初：回憶大伯毛澤東
2007年09月12日 08:08:34 來源：文匯報
“看來公共食堂不能萬歲”
時光流逝得真快。從1945年冬離開延安至1955年冬到北京，又看望大伯，已是整整10年。這時我在湖南省林業廳擔任副廳長，到京參加林業工作會議。一個星期六的晚上9點鍾，車將我接到中南海的一個周末晚會上。
我向大伯匯報了到東北、南下回到湖南的工作過程後，大伯問我這次來京是做什麽來的。我說是參加林業部召開的林業工作會議。一提到林業，大伯興奮起來，一口氣說出了全國的森林覆蓋麵積、宜林荒山和荒山各占百分比數，一清二楚，真使我驚訝。
1961年3月組織上讓我陪同喬木同誌去韶山調查。
經過一個多月調查後，省委通知我回長沙參加黨委擴大會議，研究農村問題。
4月14日，我帶著喬木同誌給主席的信回到長沙。喬木同誌在信中說：“送上調查組關於解決食堂問題的報告一份，請審閱。另送上韶山公社討論六十條情況一份，韶西大隊楊家生產隊食堂分夥後情況一份，毛華初同誌訪問東塘生產隊材料一份。……關於韶山公社的一些情況，請毛華初同誌麵報。”
我回長沙後，寫了一張請求大伯接見的條子，和喬木同誌的信，一並交張平化轉交給大伯。
4月15日，大伯單獨召見我。大伯說：“喬木同誌的信和附來材料，我昨晚上都看過了。”
我當時想，既然大伯已將材料看過了，我隻應該抓急待解決的問題匯報。於是我匯報了群眾要求解散食堂的問題，說：“我陪喬木同誌在韶山調查，還到了湘潭縣和湘鄉縣等地聽取匯報。我們每到一處，群眾都圍上來，向我們訴說自己的意見。看來當前農村水腫病較嚴重，非正常死亡人數增加，影響了群眾的生產積極性，群眾迫切要求解散食堂，他們說食堂這個辦法要不得。”
大伯為了進一步探清問題的實質，又提問說：“公共食堂為什麽群眾不願意呢？”我說：“主要是吃不飽、不自由。”
大伯又追問說：“糧食都是那麽多，為什麽在食堂就吃不飽？”
我答：“主要是吃法不一樣，一家一戶大小人丁吃多吃少不一樣，誰多吃一口，少吃一口也就過去了，再加上小菜半年糧，主糧就省下來了。”
大伯理解地點了點頭，又問：“辦食堂為什麽破壞森林那麽嚴重？”
我說：“因為集中吃飯人多，用大鍋大灶蒸飯，茅柴不禁燒，火力小，而大柴火力大，又省事，所以樹都砍著燒了。”
大伯又發問說：“依你看食堂不辦為好？”
我說；“是的，群眾都不願辦。”
“你們的省委書記王延春同誌，在湖北是喊公共食堂萬歲的人，你主張解散食堂，那不是和你們的省委書記唱對台戲嗎？”
我說：“那也許是當時的認識吧。”
我們談的時間比較長。
護士進來請大伯休息，我忙站了起來。大伯搖了搖手，要我坐下，又關心地說：“唐家坨（主席外婆家）生產隊怎麽樣？”
我說：“唐家坨一個屋堂，基本上是一個生產小隊，生產一般，都是自家兄弟叔侄，團結性差。”
這時護士第二次來催大伯休息，我起身告辭，大伯卻又按了一下手，要我坐下，嚴肅地說：“看來公共食堂不能萬歲，但我一個人不能獨自決定，要經中央討論決定，因為這是關係到全國的問題。”
4月26日，中央將喬木的信及四個附件批轉到全國各省、市、自治區。公共食堂很快就解散了。
“開座談會的辦法最好”
1962年2月，我正忙於清點行李，移交工作，準備赴廣東中南局政策研究室報到，突然接到省公安廳長李強的電話：“毛主席來電，要你盡快去上海。”
14日我們到達上海後，大伯先後召見了我兩次。
15日下午林克來電話說：“主席請你現在過來。”
於是我急速來到九樓會客室。大伯高興地握了我的手說：“你總是這樣朝氣蓬勃。王淑蘭有你這樣一個兒子好啊。”
當我請示大伯今後調查工作的著重點時，大伯說：“現在已經有了六十條，規定了隊為基礎，三級所有，因此應以農村六十條為依據進行調查，看看有什麽問題。”
接著又指示說：“你到賀鳳生那個生產隊去一趟，調查一下他們那個隊現在情況怎麽樣。賀鳳生到北京來過一次談了一些問題，現在去看看解決得怎樣。你下去調查研究，找幾個知情的又敢說話的人，在一起開座談會的方式最好。我每次外出，每到一個地方，都要找幾個人來談心，會了解很多情況。開座談會的方法好。”
半個月後，大伯從上海來到湖南。一天下午，省委辦公廳來電話說：“毛主席今天請客，要你去參加，下午5點鍾你到蓉園四樓去。”
晚上5點前我高興地來到四號樓。早已在座的有程潛、周世釗、張平化、王延春、蘇鋼和汪東興等。
用餐時，菜很簡單，一條紅燒魚，一碗紅燒肉，幾樣葷素小菜。大伯用葡萄酒舉杯向程潛、周世釗敬酒，互祝健康。
汪東興說：“主席好久沒有吃紅燒肉了。”大家敬大伯吃紅燒肉。
在大家勸請下，大伯吃了兩大塊紅燒肉。自過苦日子以來，大伯一直不吃肉。這次訪客，也正是表明形勢已開始好轉，苦日子基本過去了。
（作者：，烈士後代，毛澤東弟媳的養子）
摘自《實話實說豐澤園》李靜 主編 中國青年出版社 2007年4月版。
毛華初：回憶大伯毛澤東
2007年09月12日 08:08:34 來源：文匯報
“革命是艱難的苦差事”
我從湖南韶山到延安，第一次見到大伯毛澤東是在1938年7月的一天下午。
我遵照淑蘭媽媽的叮囑，一見大伯，叫了一聲“大伯”，行了90度的鞠躬禮。
當時，大伯正在伏案處理公文。他轉過身來，上下打量了一會兒我，笑著摸著我的頭說：“你這麽小也來了，還是回去吧。”
當時我真急了，便忙搶著說：“媽媽說這裏有書讀，我不回去。”
“這裏是有書讀，但不讓我們平平安安地讀書，還要打仗，日本帝國主義的飛機隨時都有可能轟炸延安。要跑飛機，要跑路。住的是窯洞，吃的是小米和窩頭，你在這裏吃得消嗎？”
我連忙毫不猶豫地說；“我不怕苦。我給地主放過牛，討過米，跟媽媽坐過牢，什麽苦都吃過，吃得消。”
這時大伯高興而又風趣地說：“啊！我還不知道，你原來吃過苦，那就打收條留下吧。”
一句話使我定下心來。接著大伯又嚴肅地說：“不過，要記住，你過去是吃過舊社會的苦，吃過地主壓迫農民的苦，那是階級苦。從今天起，你就要為革命吃苦了。你要知道，革命是一種艱難的苦差事。要經過較長時間的艱苦奮鬥，才能取得勝利。因此，你今後學習也好，將來工作也好，都要吃苦在先……”
陝北的初冬，河川已開始結冰。1941年初冬的一天，大伯在馬家溝參加中央會議後，返延安途中來看我們中央軍委二局同誌們。
大伯給我們講了國內外形勢，最後勉勵大家說：“同誌們，你們的工作很重要，是黨的耳目。黨中央和軍委很重視你們的工作。沒有你們提供確切的情報，我們就不能知己知彼，要指揮打勝仗是困難的。你們都是無名英雄。你們一個人能起到一個師的作用。”
接著他又詼諧地說：“我看一個人還是做無名英雄好，你們看，我因為有了一點名氣，就不自由了，敵人在算計我，警衛人員要管我，行動就不如你們那麽自由。所以，我說還是做一個無名英雄好。我們的事業要取得勝利，就需要各種各樣的無名英雄。”
一個夏日，我去見大伯，正巧遇到彭真、王若飛到訪。大伯向彭真和王若飛介紹我說：“他是一位烈士的後代，是一個孤兒，是澤民在家裏的愛人王淑蘭帶養的。他這麽小就做過工，討過米，坐過牢。所以，我說蔣介石是一個封建的法西斯獨裁者。在中國革命戰爭中我們犧牲了多少同誌啊！有多少這樣的孩子流落他鄉，無人照管啊！估計自鴉片戰爭以來，到處流落，包括已死的恐怕有兩千多萬到三千萬人。”
彭、王都說：“有兩千多萬。”接著大伯斬釘截鐵地說：“為了中華民族的解放，為了子孫後代的幸福，蔣家王朝非推翻不可。”
“棗園的每匹馬都有牌子”
日本帝國主義宣布投降後，大伯不顧個人安危，毅然決定親自赴重慶，以向全國人民表明中國共產黨和平團結、反對分裂的誠意。
1945年8月25日，在機場大伯右手取下灰白色的蓋帽，高高舉向天空，用地道的湖南家鄉口音說：“同誌們！我去重慶以後，大家要照樣工作。你們認為應該怎樣幹，就怎樣幹，絕不要顧及我的個人安危。”表現了安危置之度外的崇高品德。
一個多月過去了，蔣介石在戰場上失敗後，迫於全國人民反對內戰的壓力，才在10月簽訂了雙十協議。
十月的延安，陽光燦爛。我們的隊伍集合後，急行軍去機場迎接毛主席。當大伯走出機艙揮手問候“同誌們都好”時，雷鳴般的掌聲響徹了整個機場、山穀。
當天晚飯後，我跑到楊家嶺看望大伯。葉子龍說：“主席和首長正在陪客人吃飯。今晚禮堂有晚會，等一會我們一起去禮堂見吧。”
禮堂裏木炭火燒得溫暖如春，大伯和張治中先生並排坐在一起，談笑風生。我走向前敬了軍禮，問聲好後，便站在大伯的身旁。
這時張治中先生說：“我張治中迎送主席已是兩到延安，將來你們共產黨，可不要忘記了我張治中啊。”
大伯笑著說：“請你放心，我們共產黨對一切愛國將領、愛國民主人士，都不會忘記的。對你張治中先生更不會忘記。”大伯許下的諾言，僅四年後，便在北京成為現實。
1945年冬，我正在中央黨校二部學習。黨中央決定將在延安的幹部分往全國各地。我申請去東北。
一天下午4點多鍾，我高興地唱著歌兒，來到棗園，向大伯告別。我立正向大伯報告說：“組織上已批準我去東北，過幾天就出發。今天特來看望你老人家。”
大伯高興地說：“你要去東北工作，好！我讚成。”
我試探著提出能否給解決牲口問題。大伯嚴肅而溫和地教導說：“你想要一匹牲口？可是我們棗園的牲口，每匹馬都有一塊牌子，誰要拿去一匹都會知道，拿不得，公家的牲口不能給。”
我不敢再作聲了。
大伯又關切地說：“你要點錢嗎？可以從我的稿費裏給你一點錢。”
隨即他便叫警衛員取了兩萬元邊幣給我。臨別時，大伯起身送我至院門口，又叫警衛將他自己穿的一件藍棉大衣取來，交給我說：“現在天氣寒冷，你把這件大衣拿去，早晚可以披一披。”
這慈父愛子般的話，感動得我一時控製不住，兩眼的淚花直湧出來。大伯又伸出手緊緊握著我的手，親切地鼓勵我說：“去吧！到人民群眾中去，一切都要依靠黨，依靠群眾。”
毛華初：回憶大伯毛澤東
2007年09月12日 08:08:34 來源：文匯報
“看來公共食堂不能萬歲”
時光流逝得真快。從1945年冬離開延安至1955年冬到北京，又看望大伯，已是整整10年。這時我在湖南省林業廳擔任副廳長，到京參加林業工作會議。一個星期六的晚上9點鍾，車將我接到中南海的一個周末晚會上。
我向大伯匯報了到東北、南下回到湖南的工作過程後，大伯問我這次來京是做什麽來的。我說是參加林業部召開的林業工作會議。一提到林業，大伯興奮起來，一口氣說出了全國的森林覆蓋麵積、宜林荒山和荒山各占百分比數，一清二楚，真使我驚訝。
1961年3月組織上讓我陪同喬木同誌去韶山調查。
經過一個多月調查後，省委通知我回長沙參加黨委擴大會議，研究農村問題。
4月14日，我帶著喬木同誌給主席的信回到長沙。喬木同誌在信中說：“送上調查組關於解決食堂問題的報告一份，請審閱。另送上韶山公社討論六十條情況一份，韶西大隊楊家生產隊食堂分夥後情況一份，毛華初同誌訪問東塘生產隊材料一份。……關於韶山公社的一些情況，請毛華初同誌麵報。”
我回長沙後，寫了一張請求大伯接見的條子，和喬木同誌的信，一並交張平化轉交給大伯。
4月15日，大伯單獨召見我。大伯說：“喬木同誌的信和附來材料，我昨晚上都看過了。”
我當時想，既然大伯已將材料看過了，我隻應該抓急待解決的問題匯報。於是我匯報了群眾要求解散食堂的問題，說：“我陪喬木同誌在韶山調查，還到了湘潭縣和湘鄉縣等地聽取匯報。我們每到一處，群眾都圍上來，向我們訴說自己的意見。看來當前農村水腫病較嚴重，非正常死亡人數增加，影響了群眾的生產積極性，群眾迫切要求解散食堂，他們說食堂這個辦法要不得。”
大伯為了進一步探清問題的實質，又提問說：“公共食堂為什麽群眾不願意呢？”我說：“主要是吃不飽、不自由。”
大伯又追問說：“糧食都是那麽多，為什麽在食堂就吃不飽？”
我答：“主要是吃法不一樣，一家一戶大小人丁吃多吃少不一樣，誰多吃一口，少吃一口也就過去了，再加上小菜半年糧，主糧就省下來了。”
大伯理解地點了點頭，又問：“辦食堂為什麽破壞森林那麽嚴重？”
我說：“因為集中吃飯人多，用大鍋大灶蒸飯，茅柴不禁燒，火力小，而大柴火力大，又省事，所以樹都砍著燒了。”
大伯又發問說：“依你看食堂不辦為好？”
我說；“是的，群眾都不願辦。”
“你們的省委書記王延春同誌，在湖北是喊公共食堂萬歲的人，你主張解散食堂，那不是和你們的省委書記唱對台戲嗎？”
我說：“那也許是當時的認識吧。”
我們談的時間比較長。
護士進來請大伯休息，我忙站了起來。大伯搖了搖手，要我坐下，又關心地說：“唐家坨（主席外婆家）生產隊怎麽樣？”
我說：“唐家坨一個屋堂，基本上是一個生產小隊，生產一般，都是自家兄弟叔侄，團結性差。”
這時護士第二次來催大伯休息，我起身告辭，大伯卻又按了一下手，要我坐下，嚴肅地說：“看來公共食堂不能萬歲，但我一個人不能獨自決定，要經中央討論決定，因為這是關係到全國的問題。”
4月26日，中央將喬木的信及四個附件批轉到全國各省、市、自治區。公共食堂很快就解散了。
“開座談會的辦法最好”
1962年2月，我正忙於清點行李，移交工作，準備赴廣東中南局政策研究室報到，突然接到省公安廳長李強的電話：“毛主席來電，要你盡快去上海。”
14日我們到達上海後，大伯先後召見了我兩次。
15日下午林克來電話說：“主席請你現在過來。”
於是我急速來到九樓會客室。大伯高興地握了我的手說：“你總是這樣朝氣蓬勃。王淑蘭有你這樣一個兒子好啊。”
當我請示大伯今後調查工作的著重點時，大伯說：“現在已經有了六十條，規定了隊為基礎，三級所有，因此應以農村六十條為依據進行調查，看看有什麽問題。”
接著又指示說：“你到賀鳳生那個生產隊去一趟，調查一下他們那個隊現在情況怎麽樣。賀鳳生到北京來過一次談了一些問題，現在去看看解決得怎樣。你下去調查研究，找幾個知情的又敢說話的人，在一起開座談會的方式最好。我每次外出，每到一個地方，都要找幾個人來談心，會了解很多情況。開座談會的方法好。”
半個月後，大伯從上海來到湖南。一天下午，省委辦公廳來電話說：“毛主席今天請客，要你去參加，下午5點鍾你到蓉園四樓去。”
晚上5點前我高興地來到四號樓。早已在座的有程潛、周世釗、張平化、王延春、蘇鋼和汪東興等。
用餐時，菜很簡單，一條紅燒魚，一碗紅燒肉，幾樣葷素小菜。大伯用葡萄酒舉杯向程潛、周世釗敬酒，互祝健康。
汪東興說：“主席好久沒有吃紅燒肉了。”大家敬大伯吃紅燒肉。
在大家勸請下，大伯吃了兩大塊紅燒肉。自過苦日子以來，大伯一直不吃肉。這次訪客，也正是表明形勢已開始好轉，苦日子基本過去了。
（作者：，烈士後代，毛澤東弟媳的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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