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一個月很難嚐到肉味 賀龍部隊每人每月可吃三斤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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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一個月很難嚐到肉味　賀龍部隊每人每月可吃三斤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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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抗日戰爭最艱難的歲月，毛澤東讓他去理財，擔任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兼財辦主任，他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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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的一生，常會遇到許多意想不到的事。

　　正當賀龍安下心來，在晉綏根據地幹得起勁的時候，毛澤東把他調到了延安，讓他當陝甘寧晉綏五省聯防軍司令，也就是西北地區八路軍的最高軍事長官，顧名思義，是統率陝甘寧和晉綏根據地軍事力量的。

　　但奇怪的是，毛澤東卻給了他三項任務：

　　第一項，“統一晉西北與陝甘寧兩個區的軍事指揮及軍事建設”；

　　第二項，“統一兩個區的財政經濟建設”；

　　第三項，“統一兩個區的黨政軍民領導”。

　　這三項任務中，第一項無容置疑，乃聯防軍司令員之本職；第三項，從賀龍作為西北地區八路軍最高軍事領導人，參加中共中央西北局的領導來說，也是可以理解的。

　　唯獨這第二項，是賀龍來延安時沒有想到的。讓一個帶了一輩子兵的人來理財，而且是在根據地經濟最困難的歲月，這是為什麽？人們不知道毛澤東是怎麽想的。

　　調賀龍來延安，肯定是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深思熟慮後的決定。從賀龍來延安後，中共中央讓他參預的一些活動來分析，毛澤東調他來延安至少有兩個原因：

　　一是，借助他的威望來解決陝甘寧邊區當時存在的軍隊與地方黨和政府的關係問題。

　　據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寫的朱德《年譜》記載，朱德在中共中央軍委檢查留守兵團工作的會議上作結論時，肯定了留守兵團工作成績，同時提出其缺點和錯誤，希望他們今後更好地服從中共中央西北局的領導，更加尊重陝甘寧邊區政府。

　　賀龍在陝甘寧邊區高級幹部會議上所作的《關於整軍問題》的報告中說：“過去在部隊某些幹部中，對西北中央局的領導不夠尊重，有個別的隻說擁護黨中央，不說擁護邊區政府。認為1939年以前的政府是好的，1939年以後的政府是不好的。”

　　這年10月，中共中央又將留守兵團並入聯防軍，兵團司令肖勁光當了聯防軍副司令。從這些跡象來分析，當時的留守兵團與中共中央西北局、邊區政府之間顯然存在一些矛盾和問題，毛澤東需要一個威望高的人來解決這些矛盾，賀龍是一個合適的人選。

　　因而，賀龍到延安後的頭一件事，就是讓他參加由朱德、王稼祥領導的軍委考察團，檢查留守兵團的工作，不久，中共中央便把留守兵團納入了聯防軍。

　　二是，1942年由於國民黨的嚴重封鎖，陝甘寧邊區財政經濟權為困難。

　　毛澤東在回顧1940年和1941年的經濟困難時說：“我們曾經弄得幾乎沒有衣穿，沒有飯吃，沒有紙，沒有菜，戰士們沒有鞋襪，工作人員在冬天沒有被蓋。國民黨用停發經費和經濟封鎖來對待我們，企圖把我們困死；我們的困難真是大極了。”

　　他把經濟困難比做“抗日航部今後的暗礁”。

　　解決如此嚴重的經濟困難，單靠陝甘寧邊區的力量顯得太單薄了，必須借助外力，最可行的是與毗連的晉綏根據地聯係起來，這自然需要賀龍的參領。

　　除此之外，毛澤東對於賀龍理財的能力也略知一二，因為，賀龍已在治理晉西北經濟困難上初露鋒芒。

　　1932年12月，閻錫山製造“晉西事變”。國民黨軍對晉西北作了一次洗劫，把飽受戰爭摧殘，連年天災的晉西北，搞得經濟極其困難。

　　據調查，1940年初，晉西北的農業勞動力比抗戰前減少了三分之一，騾驢等大牲畜減少了十分之八；許多土地荒蕪，耕地麵積僅達戰前的百分之八十四。糧食產量降低三分之一以上，棉花總產量隻及戰前的百分之三。本來不發達的手工紡織業百分之百地停頓了。吃飯、穿衣成為最嚴重的問題。

　　糧食的缺乏極為驚人，部隊籌措不到食用穀物，隻能以黑豆充饑。

　　這種黑豆，本來是用來喂牲口的，現在卻成了人們的主糧，而且，就連這種黑豆也供應不足。

　　部隊、機關每天隻能喝黑豆煮的稀飯。賀龍、關向應他們稍好一些。他們把黑豆的皮去掉，將其碾成小顆粒，煮成平飯，其味苦澀，當地人把這種做法叫做“黑豆滲滲飯”。

　　副官怕賀龍、關向應天天吃黑豆影響身體，想法給他們從別處弄來點白麵和小米。賀龍生氣了。他說：“你們這是幹什麽？大家能吃，為什麽我們不能吃？拿走！”副官隻得照辦。

　　在財政上困難更大。晉西北原來使用的是閻錫山發行的鈔票。蔣介石是不準各省自行發行紙幣的。

　　1939年，閻錫山一麵向中央政府要錢，一麵私自發行鈔票，坑害百姓。閻錫山以晉興出版社作掩護，在山溝裏秘密印製他的紙幣。由於印刷質量不佳，人們把這種紙幣叫做“大花臉”“二花臉”。

　　初發行時，每一無可買小麥三斤，兩年後，一元錢買不到一斤。閻錫山在晉西北留下了幾千萬元“大花臉”。

　　“晉西事變”以後，閻軍逃往晉西南，這種鈔票一夜之間成了廢紙。賀龍、關向應向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報告說：“我軍保存的大多是‘大花臉’，故‘大花臉’打倒給了我們以嚴重打擊。”弄得抗日政府一貧如洗。

　　為了擺脫如此嚴重的財政經濟困難，賀龍親自擔任了晉西區黨委財經委員會書記，想方設法，用盡心血，克服困難。

　　第一件事是解決金融問題。首先急需籌措資金，以應急需。可是到哪裏去弄錢呢？

　　開始他派一二０師的正副供給部長分別到晉中和晉北去籌款，結果，收效甚微。

　　後來，他想出了一個辦法：做生意。他派師供給部副部長範子瑜到綏遠大青山遊擊根據地籌集土特產，然後，賣到敵占區和國民黨統治區去，換回晉西北所需的資金。這個辦法很見效。

　　第一次，範子瑜將從大青山籌集來的土特產變賣以後，帶回來三四十萬塊銀元。賀龍很高興，這三四十萬塊銀元至少可以應付眼前的急需。

　　可是，一天以後，新任軍委參謀長葉劍英和軍委後勤部長葉季壯打電報給他，說中央經濟困難，特向他求援。賀龍拿著電報，把兩位供給部長找來，問道：“你們看這事怎麽辦？”

　　兩位部長心想，好不容易弄來的這一點錢，還不夠晉西北用的呢！他們怎麽表態？可司令員問他們，又不能不說。供給部長陳希雲機靈，他說：“一切請老總裁定！”
　　得，他把賀龍踢來的皮球又踢了回去。

　　賀龍一笑。他明白下級的心思，便問道：“你們從大青山帶回來多少錢？”

　　“三十萬塊銀元。”副部長範子瑜回答。

　　周士第、甘泗淇估計，不給是通不過的，所以，他們說：“老總，你決定個數，送走吧！”

　　賀龍沉思了片刻說：“你們從中拿出三分之二，連夜送到延安去。”

　　三分之二？我的媽，留下來的錢還好幹什麽呢？陳希雲真急了，馬上說：“老總，我們部隊還沒有棉衣過冬呢？”他反映的是晉西北的實際情況。

　　哪知，賀龍把臉一沉，說：“你要頭，還是要身子？”

　　好一個賀龍，這是一種什麽樣的胸懷？在他看來，支援中央，支援延安，義不容辭。沒有延安，晉西北也不複存在。晉西北再窮也首先要保證延安之所需，它是“頭”啊！

　　在整個抗日戰爭時期，晉西北到底向延安送過多少錢？筆者曾向管過錢的老同誌詢問。他們笑著說：“那多了，誰說得清？”

　　籌措資金隻能是一種臨時的應急辦法，更重要的是要有自己的金融機構。

　　他和區黨委協商以後，把晉西北紳士劉少白清出來籌建自己的銀行。讓一個名士紳出來主持共產黨的銀行，這事也真新鮮。不少人不理解賀龍是怎麽想的。賀龍心裏是有數的。

　　劉少白畢業於山西大學法律係預科，當過河北省建設廳廳長、天津市商品檢驗局的科長，雖是晉西北有名的紳士，但是位不公開身份的共產黨員。他熟悉金融財政，了解晉西北的情況，將他請出來自然是最合適不過的。

　　劉少白不辱使命，籌建了西北農民銀行，發行了晉西北根據地的貨幣——西北農幣，使得晉西北有了一個可以運用有效機製，穩定物價，發展生產，溝通城鄉物資交流，保證供給的金融機構。

　　賀龍做事一步一個腳印。請出劉少白以後，他就去抓生產。

　　生產是解決經濟困境的根本呀！他親自召開了晉西北財經會議，把發展生產尤其是農業生產作為中心任務，為此，他親自動員黨政軍機關和群眾團體聯合起來，組成晉西北春耕委員會，統一領導全區黨政軍民開展大規模的生產運動。

　　在抓糧食生產的同時，他又發動部隊多種棉花，建設了河西被服廠；又要求部隊建立油榨房、粉房；晉西北煤多，又動員各部隊抽出人力開礦挖煤，用以解決部隊、政府和群眾急需的燃料。

　　賀龍是個很有經濟頭腦和市場意識的人，他懂得隻抓生產，不搞流通，經濟無法活躍，人民群眾供給也得不到保證，因此，他同時指示各部隊開辦商店，開拓物資流通、活躍經濟的渠道。

　　半年內，晉西北各部隊在發展生產基礎上開辦了十六個商店，贏利法幣七十萬元、農幣六十萬元，方便了群眾，改善了部隊生活。

　　在賀龍這位財經委員會書記的領導下，到1943年他離開晉西北時，經濟狀況已有了顯著的改善。

　　這些，毛澤東心裏自然十分明白，因此，才點名讓這位老總來陝北理財。

　　1942年6月8日，西北財經委員會成立，委員由陝甘寧和晉西北兩區域主要負責人和從事財經工作的負責幹部共十九人組成。林伯渠任主任，賀龍任副主任。

　　晉西北高級幹部會議後，又成立了西北財經辦事處，作為財經委員會的辦事機構，負責管理邊區財經工作。賀龍以財委副主任身份兼任財經辦公室主任。

　　當時，陝甘寧邊區財政經濟中突出問題是政府收支不平衡，入不敷出，邊區政府窮得無法負擔必要的開支。

　　賀龍上任後的頭一斧頭，就是采取了一項臨時應急措施，解決邊區政府的困境。
　　
　　他的辦法是：給邊區各軍分區撥款五百萬元，讓軍分區自行包幹本區的經濟支出，也就是說，讓軍隊來負擔政府的開支。這當然加重了軍隊的負擔，軍隊幹部能想得通嗎？不少人意見紛紛。

　　賀龍把軍分區的領導找來，對他們說：

　　“過去，水是順流的，由上往下。43年，要由下往上流，上麵向下麵要飯吃，因為你們有生產力量啊！不找你們找誰？”

　　“從我們延安來看，北門外住的是中央、軍委，南門外住的是邊區政府、西北局，他們有什麽東西？而我們軍隊卻開了許多商店，有西北商店、河口商店、恒豐商店、金隆客棧、大生客棧，等等。所以，靠上頭是沒有辦法的，相反，要靠你們養活，靠你們吃飯，因為，

　　第一、你們有地盤，隴東、關中、綏德和直屬區等；

　　第二、你們能掙錢；

　　第三、你們有群眾；

　　第四、有槍杆子；

　　第五、有商店；

　　第六、有工廠；

　　第七、有幾百個騾馬大店；

　　第八、有運輸站；

　　第九、你們也有錢。

　　這些東西都在你們手裏。還要上頭來養活你們，從道理上也講不通。”

　　他指出，我的包幹辦法，就是“你們軍隊吃什麽，地方幹部吃什麽；你們穿什麽，地方幹部穿什麽；地方上沒有飯吃，沒有衣穿，沒有辦公紙張就向你們要。

　　上麵總共補助五百萬元，其餘的要軍隊來負擔。過去，上麵養活你們，現在有困難，你們要挑這付擔子，而且要排好。”

　　他指出，各分區要成立個財經委員會，統一領導軍隊、地方的財經工作，集中財力，分區包幹，渡過難關。

　　你也別說，他用行政命令搞的這個財經“包幹”，的確起了相當作用。雖然加重了軍隊的負擔，但也提高了他們發展全區生產和解決本區財經困難的責任感。

　　不過，賀龍心裏明白，這隻能是一種應付困難的權宜之計，並非長遠之策。根本的問題，一是要設法增加邊區政府的收入，二是要發展生產。

　　來延之後，他深入實際，廣為調查，發現邊區政府入不敷出的原因，在於收人沒有保證。

　　陝甘寧和晉西北根據地當時最主要的收入來源，是向國民黨統治區輸出食鹽和別的各種土特產品。

　　但是，這幾年來，由於領導不統一，管理不科學和各自為政，各做各的生意，隻管自己小單位贏利，不管政府受損，政府得不到應有的收益。

　　因此，賀龍向財經委員會建議，成立邊區政府物資局，統一領導境外貿易，對食鹽和土特產實行統銷政策。這樣一來，邊區政府的收入逐漸有了保證。

　　發展生產，一直是賀龍大力提倡的。

　　1942年12月，毛澤東親自出馬，對陝甘寧根據地的財政經濟作了一番調查，寫出了一份曆史文獻《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提出了著名的“發展經濟，保證供給”的方針。毛澤東想聽取更多的意見，委托賀龍向正在召開的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級幹部會議進行傳達，以期展開討論。

　　賀龍在傳達發言中說，毛澤東“把發展生產看成是解決一切問題的中心環節”“我想，他這個想法很正確。如果不生產，讓天上往下落嗎？天上也落不下來，落下來的是雨，而雨有時候也不落。靠我們的國家？國家一個餉也不發，子彈也不發，什麽也不發。那靠什麽？就靠自己。我們邊區政府是窮的，隻有靠自己生產。”

　　他在會上說；“你要是對生產取消極、輕視、忽視態度，就是違反抗戰與革命的利益。”

　　他特地表揚了五位對邊區發展生產作出貢獻的知識分子，並大聲疾呼：“他們是堅決抗戰的，這些人對我們邊區有這樣大的幫助，自己搬機器來，埋頭苦幹，什麽話也不講，隻要工作，我們對這樣的人應當尊敬他們。”

　　這種表揚，應該說，是很震動人心的。

　　要知道，那可是1942年底。整風運動正在深入開展，批判丁玲、王實味鬧得知識分子人心惶然，接著來的，又是“搶救失足者”運動，更多的厄運已降臨到知識分子頭上。

　　在這樣的時刻，我們這位元帥敢於表揚幾位從國統區來的知識分子，其膽略也夠可以的了。

　　但是，發展生產僅口頭號召是不行的，要有錢，要資金投入。邊區銀行因為資金有限，不敢放手發放農業貸款。他們嚴格規定，農業貸款不論軍隊、政府還是群眾，都必須有一定抵押，沒東西抵押，就不能得到貸款，這叫做抵押貸款。

　　邊區本來就窮，哪來東西抵押？別說一般農戶，就連開展生產運動較早的軍隊和政府機關，也是一無金銀財寶，二無房屋田產，用什麽來抵押？

　　因此，銀行的大部分資金到不了基層生產單位和農民手上。

　　賀龍認為，銀行有銀行的道理，不能算錯，但是，銀行大部分資金應當用於發展生產，這是最根本的。你把錢鎖在錢櫃裏，你銀行還有什麽作用？生產發展不起來，貿易就無法進行，政府也不可能增加收入。銀行資金也不會充裕，這怎麽行呢？他去找邊區銀行行長朱理治，同他作徹夜長談。

　　賀龍對他說：“今天的問題是要發展生產，你應當把銀行的票子投到生產上去，你說對不對？”

　　朱理治說：“老總，我們銀行是抵押貸款，沒有抵押品，放出去的資金就收不回來，這可麻煩了。”

　　“你不給他票子，他沒有資金來擴大生產，兩手空空，拿什麽給你做抵押？他用人做抵押，你要嗎？你幫他發展了生產，他就能有錢，有了錢就可以還你，你也有利可收，政府收入也有保證。你把錢放在那裏，是死錢，既不利於發展生產，也不利於銀行業務的開展，你說對不對？我看，我們改一改，搞信用貸款怎麽樣？你怕發放了貸款，銀行沒資金？那好辦，我給你從晉西北調。”

　　朱理治終於同意了賀龍的意見。銀行從1943年起向生產單位發放信貸。

　　賀龍為了支持銀行，從晉西北調集了數百萬元的法幣。

　　1943年，邊區銀行向機關、部隊的生產投資比1942年增長了三十八倍；向農民發放的農貸，增長了十多倍，在農業生產上發揮了積極作用。

　　賀龍在1944年總結1943年財政金融問題時說：“如果沒有這筆資金投下去，沒有這批馬蘭草票子，那我們去年，生產成績是不會這麽大的。”

　　陝甘寧邊區銀行發行的鈔票，叫達幣。是用邊區的一種叫馬蘭草作原料製造的紙張印刷的，所以，賀龍稱之為馬蘭草票子。

　　在組織生產中，賀龍特別重視邊區部隊的生產。

　　戰爭年代，過的是軍事共產主義生活，軍隊的一舉一動，舉足輕重。邊區部隊的生產，不僅能起到帶頭作用，推動整個地區的生產，而且可以大大減輕邊區政府和人民群眾的負擔，這對於整個財政經濟的好轉作用很大。

　　毛澤東早就看到了這一點。他和朱德提出過“屯田政策”，“南泥灣政策”，就是要八路軍發展生產，自給自足。

　　三五九旅七一八團，就是根據這個指示，開到荒涼的南泥灣開展生產運動的。

　　他們一年內就開荒播種一萬二千二百畝，糧食、蔬菜的自給率占百分之八十以上。賀龍曾親赴南泥灣考察，並在1942年12月西北局高級幹部會上，詳細介紹過三五九旅從事農業生產的經驗。

　　1942年11月底，他在作整軍問題總結時說：“我們要下最大的決心，努力完成明年的生產任務，並爭取到1944年，不但不向政府部門要錢，做到吃的糧食、穿的衣服完全達到自給自足，而且還能抽出一部分糧食、副食和錢上交政府。”這個指標是不低的。

　　在他的領導和推動下，邊區部隊的生產運動搞得轟轟烈烈，他們“一手拿槍，一手拿鋤”開展了生產大競賽。

　　1943年，開荒二十餘萬畝，占全邊區開墾荒地總數的三分之一，共收細糧三萬石。

　　南泥灣生產部隊做到了糧食自給自足，其他部隊也做到了大部自給。

　　邊區部隊養豬一萬餘頭，羊一萬五千隻，每人每月可吃三斤肉。

　　你別笑這個數字，這在當時可是個了不起的大事，連毛澤東他們一個月也很難嚐到肉味的。

　　他們還建立了十一個紡織廠，年產四十萬匹粗布和許多毛毯、毛巾，不僅做到了毛澤東提倡的‘咱己動手，豐衣足食”，減輕了政府和人民的負擔，而且有力地支援了政府和群眾。

　　經過一年的努力，到1944年春，邊區的財政經濟狀況開始好轉。

　　這一年，陝甘寧邊區擴大耕地麵積一千萬畝，增產細糧十六萬石，運銷鹽和土特產三十萬馱（指一頭騾子可馱的重量），種棉花十五萬畝，織布十萬匹，公營和私營的工商業也有了不小的發展。延安的市場上日漸繁榮，人民生活得到了普遍改善。

　　抗日根據地雖然又麵臨一些新的矛盾和問題，等待賀龍去解決，但已經渡過了最艱難的歲月。

　　賀龍理財行嗎？事實給了肯定的回答。毛澤東不愧是一個知人善任的領袖。

　　這一年，對賀龍個人來說，也發生了一些變化。

　　賀龍來延安不久，由於雙方感情長期不合，他的夫人騫先任與他離了婚。賀龍過起了單身生活。熱心人到處都有。延安有些人忙著給賀龍當“紅娘”。西北局組織部長陳正人，把中共延安縣委組織部長薛明介紹給了賀龍。

　　薛明，河北霸縣人。抗日戰爭爆發以後，她隨平津學生請願團來到南京，要求政府積極抗日，宣傳抗日救亡，後來輾轉到了江西，經中共地下黨組織介紹，來到延安，先後在中共中央黨校、婦女大學學習。畢業後，到清澗縣工作。由於工作成績突出，被選為縣參議員。後來，調任中共延安縣委任組織部長，是中共中央西北局著意培養的婦女幹部。

　　1942年春末夏初的一天，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高崗陪著賀龍來到延安縣委。縣委書記和薛明接待了他們。

　　高崗向賀龍介紹說：“這位就是薛明同誌。”

　　賀龍同薛明握了握手，彼此寒暄之後，賀龍問薛明說：“薛明同誌，你認識葉群嗎？”

　　“認識呀！”薛明回答說。

　　賀龍點點頭說：“今天是星期天，同高書記到這兒來轉轉，問點情況。我知道你同葉群是朋友。葉群在馬列學院把林彪同誌給她寫的信拿出來給同學們看，這很不好。談戀愛嘛，你要是不同意就算了，為什麽把林彪同誌的信拿給別人看呢？你倆很熟悉，你是不是可以跟她說，不要這樣做。”

　　葉群是同薛明一起到南京的，彼此是熟悉的。她也聽說，林彪在追求葉群。她覺得賀龍的態度很誠懇，是關心同誌的。葉群也大可不必那樣做，所以，點頭說：“賀老總，我可以跟她去說。”

　　賀龍高興了，說：“那好啊，朋友嘛，就要這個樣子，互相關心嘛！你認為怎麽樣？”

　　薛明說：“我同意賀老總的意見，這件事找可以去辦。”

　　賀龍說：“那好，我要說的話就這麽多。我知道你在清澗工作得很不錯。”

　　薛明微微一笑說：“老總你過獎了。”

　　臨走時，賀龍突然問道：“薛明同誌，聽說你是天津人？”

　　“離天津不遠，霸縣。”

　　“哦。”賀龍笑了一下，似乎有點抱歉，情況沒有弄準確。他說：“我有個廚師，會做天津包子。我覺得很好，你可以去嚐嚐，看象不象。以後有空，請到我那兒去玩。”

　　說完，也不等薛明回答，啣著煙鬥，拉起高崗，甩開大步，直下了山坡。

　　這次會麵，給彼此印象都不錯。在賀龍看來，這位女同誌很成熟，待人接物頗有分寸。薛明覺得，這位老總誠懇豪爽，大約是位很好相處的人。從此，兩個人開始了交往，而且感情日深。

　　不過，彼此都不無有所顧慮，那就是年齡相差稍大一點。

　　這年，賀龍四十六歲，已到知天命之年；薛明二十六歲，正是青春年華。一個覺得，對方比自己小那麽多，人家恐怕不會同意，所以，一直沒有開口；一個在想，對方人品的確不錯，可是，彼此在年齡上相差大了一些，有些猶豫。所以，都不願對今後的發展有所想法。西北局的“紅娘”們看出了這一點，都設法來做工作。

　　中共中央北方局書記彭真從晉察冀來延安。他是賀龍的老朋友。他找薛明談話說：“人們相愛，年齡並不是主要的，關鍵在於雙方感情的發展。如果把年齡的大小看成彼此結合的主要因素，那就不叫愛情了。其實，人們相交，能否結合，在於彼此思想一致，追求一致，感情專一。”彭真的談話起了作用，打動了薛明的心。

　　1942年8月1日，是賀龍參加南昌起義十五周年紀念日，他與薛明結婚了。

　　這一天，賀龍住的窯洞裏高朋滿座，歡聲笑語。任弼時、林伯渠來了，高崗、張邦英、陳正人等西北局的領導人來了，賀龍的老部下王震、李井泉也來了。

　　林伯渠舉著一杯酒，指著陳正人說：“你這個紅娘做得不錯啊！他們同意結婚，我就來喝喜酒。老賀，祝賀你，我先敬你一杯。”

　　薛明曾聽賀龍的一位部屬告訴她，賀老總有胃病，不宜飲酒。她一伸手接過了林老手中的酒杯，一飲而盡，於是，大家都衝著薛明開起玩笑來了。窯洞裏洋溢著洋洋喜氣。

　　過了幾天，一二０師戰鬥籃球隊在賀龍住處等待毛澤東的接見。隻見毛澤東與賀龍邊談邊走，瀟灑而來。

　　薛明是第一次同毛澤東直接見麵，有點兒羞怯。毛澤東卻大步走了過來，對著薛明拱了拱手，說：“薛明同誌，好呀！恭喜恭喜！”

　　薛明隻是輕輕地說了一聲：“主席！”

　　賀龍在一旁微笑著，那麽開心，那麽甜美。在漫長的人生之路上，他有過幾位夫人。有的去世了，有的失蹤了，有的分開了，現在，他終於有了一位伴隨他終生的伴侶了。此時此刻，元帥的心境也許是頗為複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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