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前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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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樹達的屈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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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樹達是中國著名的語言文字學家。他在專業上的成就在同時代的學者中被公認是最好的，陳寅恪、錢玄同、黃侃等均對他的成就表示過讚譽。
新中國成立，65歲的楊樹達走進了新的時代。此前，他是1948年中央研究院人文和社會科學組的院士，在新的環境裏，他的學術地位同樣得到尊重，他是第一屆中國科學院的學部委員。
楊樹達是懷著十分喜悅的心情走進新時代的。
1949年9月，聽到政協開會的消息，他曾寫下這樣的話：“辛亥以後，國事擾攘，將四十年，國民望治甚殷，終歸失望。人民軍紀律嚴明，行動穩健切實。衰暮之年，或可及見升平，是餘之幸也。”（《積微翁回憶錄·積微翁詩文鈔》第293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11月版，下引該書隻注頁碼）
作為學者的楊樹達，在滿懷信心迎接太平盛世。以他在當時中國學術界的地位，他在生活上受到了很好的待遇，而且他和毛澤東有特殊的關係。
當年毛澤東在長沙時曾聽過楊樹達的課。“1920年驅張一役，餘與毛公同事，故有違教一語也。”（345頁）
50年代初期，毛澤東每次回湖南，都要見楊樹達，後來楊樹達每有不順心之事，也常給毛澤東寫信。
以楊樹達這樣的背景，他在學術上本來應該是心情舒暢，自由自在的，然而事實上，
50年代初期，楊樹達在學術上卻極不順心，他的遭遇是同時代著名學者不適應的另一種典型。
楊樹達的專業與政治毫無關係，他又和毛有交情。
50年代的任何政治運動對像他這樣年老的著名學者，已不會有很大的影響。但他同樣陷於一種困境中，他的不適應和他同兩個人的關係有關，而這兩個人大體是新時代學術的典型代表，在新的學術環境中，楊樹達已感覺不到他在過去的自由平靜，而是處處要受人製約，這兩個人，一個是郭沫若，一個是楊榮國。
先說郭沫若。
郭沫若在專業上和楊樹達有相同之處，但在過去公認楊的學術地位要高於郭。40年代初，楊樹達對郭沫若的《兩周金文辭大係》就說過：“覺可商榷處頗多。”（167頁）
而郭對楊卻是極尊敬的。1940年12月25日，郭沫若致楊樹達的信中說：，“就整個言之，我兄於文字方法體會既深，涉曆複博，故所論列均證據確鑿，左右逢源，不蔓不枝，恰如其分，至佩至佩。”（黃淳浩編《郭沫若書信集》上486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此後郭楊之間時有信函往返、從論學的內容和行文的謙恭，能看出郭沫若對楊樹達的學問是很欽佩的。
但令人沉思的是隨著兩個學者地位的轉移，郭沫若對楊樹達的態度也發生了變化。以楊樹達在中國學術界的地位，他的學術成果的問世，已經很少有什麽阻礙。但不知什麽原因，後來楊樹達的學術成果問世，卻需要由科學院來審查。
先是李亞農審查他的《金文說》，評價不高，還有唐蘭，頗有微詞。
不管怎麽說，李亞農、唐蘭總還是學者。使楊樹達不能容忍的是當時的科學院竟讓根本不懂學術的人來審查他的著作。
對此，楊樹達在回憶錄中說：“科學院對於審查稿件輕視之，信任諸少年不學者妄為評涉，餘籲請再審《小學述林》時，曾予以諷戒。院中不省，前感於《金文煉說》妄評事，憤不能忍，故上書主席言之。今日得毛公複雲，已將餘緘交院，請其注意。明知此事將開罪於人，然若院人稍有天良，必當力圖改進，公審查之責於天下人，則餘雖為人疾視，為學術計，仍所甚願也。”（400頁）
楊樹達當時還隻是就事論事，沒往別處想，沒有想到是什麽原因使學術環境很快成為這樣的。
楊樹達的學術地位，公平地說，在新環境裏並未被漠視，當時有關的專業學術權威機構，均給楊樹達留有位置，郭沫若也曾請楊樹達回北京做研究工作，楊樹達以年齡為由婉辭了。
但讀郭沫若1950年以後給楊樹達的信，明顯不同於以前。
1953年8月郭沫若在一封信中說：“今世著書立說，當對讀者負責。出版發行尤當對讀者負責。此乃國家事業，故不能輕率從事。往複磋商，應是好事，望勿為此悵惘。”（《書信集》上501頁）
當時楊樹達每有論著寄郭，幾乎都不順利，總要被刪去許多。
對此，楊樹達曾說：“得郭沫若複書，告已讀餘《甲文說》，囑餘汰去若幹首再寄去，當囑編譯局出版雲。”（366頁）
雖然這樣，楊樹達對郭沫若的文字學水平仍有極高評價，認為“非一般淺學後生所能及也”（367頁）。而且楊樹達曾將郭沫若和王國維相提並論，可見其學者的風度。
但他對郭沫若的學術品質也有批評。他在回憶錄中說：“此又可證郭沫若之粗心輕信也，蓋心有成見，必欲推翻餘說，遇有可為之助者，乃急不暇擇也。餘往言：做學問必須誠意正心，信也。”（387頁）。
可以說，從50年代以來，楊樹達即對郭沫若有看法，先是感覺他太熱心政治，“郭鼎堂忙於政務，匆匆不能審思耳”（319頁）。
在回憶錄中，還有對郭沫若更嚴厲的批評：“前以《金文餘說》寄請郭沫若審定，渠隻讀書序退還，雲事忙未能全讀，乞諒雲雲。既不延請學較裕之人置院中審查稿件，己又藉口事忙不審，虛負院長之名矣。”（396頁）
另外，楊樹達對郭沫若的學術品質也很不以為然。因為郭沫若曾就一學術問題在給楊樹達的信中說過：“董某妄人耳，其說未可盡信也。”（《書信集》上503頁）
這是郭沫若批評董作賓的。
而楊樹達卻說：“記《卜辭通纂》曾言讀董斷代研究例，拍案叫絕，今乃斥為妄人，鼎堂真妙人哉。”（373頁）
從楊樹達的回憶錄中，大體可以看出一代學者的無所適從，而當時，楊樹達還未能采取像他的好友陳寅恪那樣的處世態度。
他在回憶錄中說：“且謂寅老不滿意於科院，謂解放數年，絕不重視史學，至此老成凋謝之際，乃臨時抱佛腳，已有接氣不上之象雲雲。”（382頁）
再說楊榮國。
楊榮國這樣的學者，今日已成為學者的一個教訓。因為他以學術為政治服務來治學術，已完全背離了學術精神。但像他這樣的學者在新環境裏，卻處處如魚得水，在楊樹達、陳寅恪、顧頡剛這些學者不適應的時候，楊榮國這樣的學者正是喜氣洋洋的時候。他當時是湖南大學文學院院長兼曆史係主任。
1951年，楊樹達在回憶錄中有一段記載：“本校文學院長楊榮國發布文字於《新建設》雜誌，引金文、甲文錯誤百出。”然後一一指出其錯來。
為此，楊樹達不僅寫文質疑，而且給毛澤東寫了信。
毛澤東曾將楊樹達的信給李達看過。
但令人感慨的是，後來有人轉告楊樹達：“今日教授當以思想為主。自悔孟浪。”（345頁）
但楊樹達並未甘休，又給當時的教育部長馬敘倫寫信：“言湖大文學院院長楊榮國學識低劣，萬不可任之為師範學院院長。”（359頁）
其實像楊樹達這樣的學者，在50年代初，他們的學術地位並不是消失了，而是其他學術欠佳的人很快和他們等量齊觀。
當時湖南大學評了10名教授，最高為6級，對於楊樹達，大家公認為第一，而且認為應再加一級。
但對楊樹達來說，他當時的感覺是：“譚丕謨並《中蘇條約》極淺之文字看不通，亦評六級。餘提議應減，無人見信也。平心論之，餘評最高級，決不為少；而與楊榮國、譚丕謨同級，則認為一種侮辱也。”（352頁）
然而盡管楊樹達有此責言，事情並沒有什麽改變，越到後來，他認為不可能的事早已習以為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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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成立，65歲的楊樹達走進了新的時代。此前，他是1948年中央研究院人文和社會科學組的院士，在新的環境裏，他的學術地位同樣得到尊重，他是第一屆中國科學院的學部委員。
楊樹達是懷著十分喜悅的心情走進新時代的。
1949年9月，聽到政協開會的消息，他曾寫下這樣的話：“辛亥以後，國事擾攘，將四十年，國民望治甚殷，終歸失望。人民軍紀律嚴明，行動穩健切實。衰暮之年，或可及見升平，是餘之幸也。”（《積微翁回憶錄·積微翁詩文鈔》第293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11月版，下引該書隻注頁碼）
作為學者的楊樹達，在滿懷信心迎接太平盛世。以他在當時中國學術界的地位，他在生活上受到了很好的待遇，而且他和毛澤東有特殊的關係。
當年毛澤東在長沙時曾聽過楊樹達的課。“1920年驅張一役，餘與毛公同事，故有違教一語也。”（345頁）
50年代初期，毛澤東每次回湖南，都要見楊樹達，後來楊樹達每有不順心之事，也常給毛澤東寫信。
以楊樹達這樣的背景，他在學術上本來應該是心情舒暢，自由自在的，然而事實上，
50年代初期，楊樹達在學術上卻極不順心，他的遭遇是同時代著名學者不適應的另一種典型。
楊樹達的專業與政治毫無關係，他又和毛有交情。
50年代的任何政治運動對像他這樣年老的著名學者，已不會有很大的影響。但他同樣陷於一種困境中，他的不適應和他同兩個人的關係有關，而這兩個人大體是新時代學術的典型代表，在新的學術環境中，楊樹達已感覺不到他在過去的自由平靜，而是處處要受人製約，這兩個人，一個是郭沫若，一個是楊榮國。
先說郭沫若。
郭沫若在專業上和楊樹達有相同之處，但在過去公認楊的學術地位要高於郭。40年代初，楊樹達對郭沫若的《兩周金文辭大係》就說過：“覺可商榷處頗多。”（167頁）
而郭對楊卻是極尊敬的。1940年12月25日，郭沫若致楊樹達的信中說：，“就整個言之，我兄於文字方法體會既深，涉曆複博，故所論列均證據確鑿，左右逢源，不蔓不枝，恰如其分，至佩至佩。”（黃淳浩編《郭沫若書信集》上486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此後郭楊之間時有信函往返、從論學的內容和行文的謙恭，能看出郭沫若對楊樹達的學問是很欽佩的。
但令人沉思的是隨著兩個學者地位的轉移，郭沫若對楊樹達的態度也發生了變化。以楊樹達在中國學術界的地位，他的學術成果的問世，已經很少有什麽阻礙。但不知什麽原因，後來楊樹達的學術成果問世，卻需要由科學院來審查。
先是李亞農審查他的《金文說》，評價不高，還有唐蘭，頗有微詞。
不管怎麽說，李亞農、唐蘭總還是學者。使楊樹達不能容忍的是當時的科學院竟讓根本不懂學術的人來審查他的著作。
對此，楊樹達在回憶錄中說：“科學院對於審查稿件輕視之，信任諸少年不學者妄為評涉，餘籲請再審《小學述林》時，曾予以諷戒。院中不省，前感於《金文煉說》妄評事，憤不能忍，故上書主席言之。今日得毛公複雲，已將餘緘交院，請其注意。明知此事將開罪於人，然若院人稍有天良，必當力圖改進，公審查之責於天下人，則餘雖為人疾視，為學術計，仍所甚願也。”（400頁）
楊樹達當時還隻是就事論事，沒往別處想，沒有想到是什麽原因使學術環境很快成為這樣的。
楊樹達的學術地位，公平地說，在新環境裏並未被漠視，當時有關的專業學術權威機構，均給楊樹達留有位置，郭沫若也曾請楊樹達回北京做研究工作，楊樹達以年齡為由婉辭了。
但讀郭沫若1950年以後給楊樹達的信，明顯不同於以前。
1953年8月郭沫若在一封信中說：“今世著書立說，當對讀者負責。出版發行尤當對讀者負責。此乃國家事業，故不能輕率從事。往複磋商，應是好事，望勿為此悵惘。”（《書信集》上501頁）
當時楊樹達每有論著寄郭，幾乎都不順利，總要被刪去許多。
對此，楊樹達曾說：“得郭沫若複書，告已讀餘《甲文說》，囑餘汰去若幹首再寄去，當囑編譯局出版雲。”（366頁）
雖然這樣，楊樹達對郭沫若的文字學水平仍有極高評價，認為“非一般淺學後生所能及也”（367頁）。而且楊樹達曾將郭沫若和王國維相提並論，可見其學者的風度。
但他對郭沫若的學術品質也有批評。他在回憶錄中說：“此又可證郭沫若之粗心輕信也，蓋心有成見，必欲推翻餘說，遇有可為之助者，乃急不暇擇也。餘往言：做學問必須誠意正心，信也。”（387頁）。
可以說，從50年代以來，楊樹達即對郭沫若有看法，先是感覺他太熱心政治，“郭鼎堂忙於政務，匆匆不能審思耳”（319頁）。
在回憶錄中，還有對郭沫若更嚴厲的批評：“前以《金文餘說》寄請郭沫若審定，渠隻讀書序退還，雲事忙未能全讀，乞諒雲雲。既不延請學較裕之人置院中審查稿件，己又藉口事忙不審，虛負院長之名矣。”（396頁）
另外，楊樹達對郭沫若的學術品質也很不以為然。因為郭沫若曾就一學術問題在給楊樹達的信中說過：“董某妄人耳，其說未可盡信也。”（《書信集》上503頁）
這是郭沫若批評董作賓的。
而楊樹達卻說：“記《卜辭通纂》曾言讀董斷代研究例，拍案叫絕，今乃斥為妄人，鼎堂真妙人哉。”（373頁）
從楊樹達的回憶錄中，大體可以看出一代學者的無所適從，而當時，楊樹達還未能采取像他的好友陳寅恪那樣的處世態度。
他在回憶錄中說：“且謂寅老不滿意於科院，謂解放數年，絕不重視史學，至此老成凋謝之際，乃臨時抱佛腳，已有接氣不上之象雲雲。”（382頁）
再說楊榮國。
楊榮國這樣的學者，今日已成為學者的一個教訓。因為他以學術為政治服務來治學術，已完全背離了學術精神。但像他這樣的學者在新環境裏，卻處處如魚得水，在楊樹達、陳寅恪、顧頡剛這些學者不適應的時候，楊榮國這樣的學者正是喜氣洋洋的時候。他當時是湖南大學文學院院長兼曆史係主任。
1951年，楊樹達在回憶錄中有一段記載：“本校文學院長楊榮國發布文字於《新建設》雜誌，引金文、甲文錯誤百出。”然後一一指出其錯來。
為此，楊樹達不僅寫文質疑，而且給毛澤東寫了信。
毛澤東曾將楊樹達的信給李達看過。
但令人感慨的是，後來有人轉告楊樹達：“今日教授當以思想為主。自悔孟浪。”（345頁）
但楊樹達並未甘休，又給當時的教育部長馬敘倫寫信：“言湖大文學院院長楊榮國學識低劣，萬不可任之為師範學院院長。”（359頁）
其實像楊樹達這樣的學者，在50年代初，他們的學術地位並不是消失了，而是其他學術欠佳的人很快和他們等量齊觀。
當時湖南大學評了10名教授，最高為6級，對於楊樹達，大家公認為第一，而且認為應再加一級。
但對楊樹達來說，他當時的感覺是：“譚丕謨並《中蘇條約》極淺之文字看不通，亦評六級。餘提議應減，無人見信也。平心論之，餘評最高級，決不為少；而與楊榮國、譚丕謨同級，則認為一種侮辱也。”（352頁）
然而盡管楊樹達有此責言，事情並沒有什麽改變，越到後來，他認為不可能的事早已習以為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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