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前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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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鐵群：對近代中國國情和根本問題的審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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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至1949年的中國社會是專製半殖民地社會而非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近代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專製主義和民主主義的矛盾；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主要任務是反對專製統治，實現公民自由民主；反對帝國主義侵略，實現中華民族獨立。從專製社會向民主社會轉變，從殖民地半殖民地社會向中華民族獨立轉變，是近代中國社會的根本問題。
一、近代中國是專製半殖民地社會
國情問題至關重要。毛澤東於1939年發表的《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強調：“我們已經明白了中國社會的性質，亦即中國的特殊國情，這是解決中國一切革命問題的最基本的根據。（《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毛澤東選集2卷1991年版646頁）
那麽，近代中國國情如何概括呢？
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中指出：“如果說，秦以前的一個時代是諸侯割據稱雄的封建國家，那麽，自秦始皇統一中國以後，就建立了專製主義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642頁）中國“封建製度，自周秦以來一直延續了三千年左右。”（623頁）
1940年毛澤東發表的《新民主主義論》又重申：“自周秦以來，中國是一個封建社會，其政治是封建的政治，其經濟是封建的經濟。而為這種政治經濟之反映的占統治地位的文化，則是封建的文化。”（664頁）
長時期以來，依據毛澤東關於“封建社會”的斷言，把秦始皇稱帝到1840年的曆史稱作“封建社會”，把1840年到1949年的曆史稱作“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這種說法不準確，其中“封建社會”和“半封建社會”之說，是中國史學的最大謬誤。
何謂“封建”？ 封，即分封，建即建國。“封邦建國”、“封土建藩”、“封爵建藩”，就是“封建的本意。“封建”一詞，較早見之於《左傳》：“故封建親戚，以藩屏周。”孔穎達疏：“故封立親戚為諸侯之君，以為藩籬，屏蔽周室。”從秦漢以降至晚清的中國傳統文獻，基本上沿用這個意義。按照“封建”的本意，我國周朝（前11-前3世紀）和歐洲中世紀，是典型的封建社會。
據《漢書地理誌》（主要作者班固，卒於公元92年）記載：“周爵五等，而土三等：公、侯百裏；伯七十裏；子、男五十裏。不滿為附庸，蓋千八百國。……周室既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轉相吞滅，數百年間，列國耗盡。至春秋時，尚有數十國，五伯迭興，總其盟會。陵夷至於戰國，天下分而為七，合從連衡，經數十年。”(中華書局版《漢書地理誌》第6冊，頁1542。)
可見，在西周時期，周天子將全國的土地分封給自己的親屬，大小分為三等的封建小國大致有1800多個，到春秋還剩數10個；到戰國隻剩7個。周天子把土地和庶民“封建”給諸侯，叫做“建國”；諸侯再把土地和庶民“封建”給卿、大夫，叫做“立家”（《大學》中所講“齊家治國平天下”，其中“家”是指大夫的封邑）；卿或大夫又將被封的土地分封給士。這樣天子、諸侯、卿或大夫、士形成了一套嚴密的“宗法封建製”。
歐洲中世紀也有類似的情況，英文叫做“Feudarsystem”或“Feudalism”。
近代日本學者在翻譯時，借用周朝的“封建”一詞，把它譯作“封建製度”、“封建主義”。
封建社會的最大特征是邦國林立、社會多元，各侯國有相當大的自主權和獨立性。
多元的社會力量相互製衡，整個社會有著很大的自由空間。世界各國的曆史表明，多個強大的獨立於政府以外的社會力量的存在，是民主、法治賴以運作的重要基礎，是公民自由的重要保證。一百多年來，人們一再問：為什麽中國的洋務運動和日本的明治維新同時起步，而結果迥異？很重要的一點是日本實行的是封建製度，日本幕府體製下的“封建製度”與中世紀西歐的Feudalism“酷似”，各藩有力量製約幕府。所以，封建社會容易演變成現代民主社會，多種力量相互牽製，才有自由，才有民主。正因為如此，有的學者指出，秦始皇之前，中國封建社會是人性之花開得最盛最美的時代，是中國人的個性最為高揚的時代。在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百花齊放，形成了一個名副其實的“思想解放運動”，孕育產生了東方文明最光輝燦爛的一頁，對世界文明的進步起了巨大作用。
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正並吞六國，結束了諸侯割據局麵，中國社會發生了根本性變化。
秦王采用傳說中的三皇五帝的尊號，宣布自己是這個國家的第一個皇帝，即“始皇帝”。與此同時，統一文字與度量衡，築弛道通往全國各地，從此，建立起一個以鹹陽為首都的大一統的專製主義國家。
那麽，秦始皇之前之後的中國有什麽本質變化呢？
最主要的區別有三點：
1、政治上由多元到一元。在封建製度下，中國各地區有眾多的統治者（多時到1800個），從天子到公侯伯子男大小貴族都是世襲的封建主。這些封君受封後，對上級主子要盡各種義務，如進貢、防邊，籌餉、力役等，但主子對他們則不能隨意任免或幹涉其內部管理事務。可見，各侯國有相當大的自主權和獨立性。
秦始皇則廢除了有近千年曆史的封建製度，改中華政體為“郡縣製”。秦始皇對中國曆史影響最大的政治舉措，是“廢封建，立郡縣”，他接受李斯建議，把全國分成36郡，後增至40餘郡。郡下設縣。郡縣是完全由中央控製的地方行政機構，郡守、縣令由中央定期任免，其職責隻行使行政管理權，管理人民，收取賦稅，征發兵役和徭役，而對土地和人口逐漸失去統治權。秦始皇之後2000多年，除了漢初有過若幹年分封諸王的反複外，中國郡縣製度基本沒有變化，如王夫之所說“郡縣之製垂2000年而弗能改矣。”
2.經濟上土地由公有到私有。在封建製度下，土地屬於天子或諸侯，他們的土地，大致都屬國有。大貴族可以把土地“封”給小貴族，但不得買賣，百姓更不得私有。
秦始皇對中國曆史影響最大的經濟舉措，是“廢井田，開阡陌。” 即化公為私，廢除土地公有製或國有製，實行土地私有製，原先的國有或公有土地任人私自耕種，自由買賣。土地私有製一沿兩千年，至20世紀50年代的“三大改造”才變為集體所有製。
3.文化上由百家爭鳴轉變為獨崇一術。在封建製度下，文化是百花齊放、多色多元的。秦自商鞅變法後，罷輟百家，一直以法家思想為統治思想。甚至為了達到思想控製，秦始皇不惜“焚書坑儒”。
這樣，從秦朝開始，中國由封建製變成大一統的帝國郡縣製，一延兩千年未變。秦漢至清代的中國社會是“皇權社會”或稱“中央集權”社會、專製主義社會。
“現代西方中國史學派”，以西方中古時期的歐洲封建來比較研究，也認為中國封建製盛於西周，衰於春秋，至戰國開始崩潰，最後為秦始皇帝全“廢”。在中國古代，代替封建而起的製度是一種“中央集權”的官僚體製。
現在，所謂“中國自秦始皇到1840年鴉片戰爭是2000年的封建社會”的說法，已經眾口一詞，積非成是。這一似是而非的說法，源於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當時中國學術界進行了一場“中國社會性質論戰”和“中國社會史論戰”，不管論戰各方在具體觀點上存在何種分歧，論戰者均“不同程度地信奉來自蘇俄及共產國際的\'社會形態共性論’。論戰諸方多迷信歐洲模式，以之裁量中國曆史。”（馮天瑜《“封建”考論》）以郭沫若為代表的研究者學習並運用唯物史觀，承襲列寧對現實中國“半封建國家”的認識，斯大林的“五階段論”（斯大林在《辮證唯物主義與曆史唯物主義》一文中，首次提出“人類社會的五階段論”。他說：“曆史上有五種基本生產關係：原始公社製的，奴隸製的，封建製的，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的。”《斯大林選集》下卷，第446頁）等，改變了中國傳統“封建”概念的本義，賦予了小農經濟、地主階級占有土地等新的含義。
上麵引述的毛澤東關於“封建社會“的文字最初並非出自毛澤東之手，而“是其他幾個同誌起草，經過毛澤東修改的。”（《毛澤東著作選讀》上，人民出版社1986年篇注）
據曆史學家馮天瑜推斷，這“幾個同誌”中應包括王學文、何幹之、艾思奇、範文瀾等人。
雖然具體為何人，有待考證，但不是毛澤東初創，則是可以肯定的。
毛澤東並非職業曆史學家，在革命和戰爭的殘酷環境中，沒有可能對古史分期問題進行過專門研究，對於中國何時進入封建社會，他隻能接受學者的觀點。
因此，毛澤東關於“封建社會”的斷言不能引為依據。
我國嚴肅的曆史學家從來都把秦始皇之前稱為封建時代，如在國學大師胡適、陳寅恪、錢穆、梁漱冥等的文集中，是找不到把秦始皇以後的中國社會稱作“封建社會”的。他們根據“封君建國”的定義，認為中國的“封建製”早在公元前三世紀已被秦始皇“廢封建、立郡縣”時廢掉了。
總之，“集權”與“封建”是兩個對立的概念，有“封建”就不可能“集權”；而高度“集權”就不可能出現“封建”。“專製”與“封建”亦然。因此，將“封建”與“專製”連用，實屬不倫不類。
明確了秦始皇之後兩千年的中國是專製主義社會很有意義。它使我們看到，兩千多年來，盡管中國發生了許多變化，但專製主義傳統依然原封未動，專製主義、奴隸主義的氣息幾乎彌漫在各色各樣的中國傳統文化之中，已經成為一種意識形態，決定和支配著中國人的行為、思想以至靈魂。“外國事物，一到中國，便如落在黑色染缸裏一樣，無不變了顏色”：民主變成“為民作主”，“以民為本”，法治變成“依法治國”。這裏的“為”“以”“依”的主體，是獨立於“民”“法”之外的主宰，又回到秦始皇去。總之，不管怎樣變，皇權神聖不可侵犯；不管如何變，民主自由也沒有空間。這就是中國社會腐敗墮落的根源。
既然秦始皇之後至1840年鴉片戰爭不是封建社會而是專製社會，那麽1840年鴉片戰爭至1949年也不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近代中國應是專製半殖民地社會。近代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專製主義和民主主義的矛盾，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近代中國社會的主要任務是反對專製統治，實現公民自由民主；反對帝國主義侵略，實現中華民族獨立。
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下匯聚著無數英靈，他們為何犧牲？不是為了別的什麽，正是為了中華民族的獨立和中國人的民主自由！
二、近代中國的根本問題
中國經過秦漢以來兩千多年的發展，創造了世界上最優秀的文明。
到1820年，中國3.8億人口，占世界的37％，2.3千億國民生產總值，占世界的33％（數據來源《世界經濟千年史》，[英]安格斯·麥迪森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11月第1版），中國經濟總量占世界第一。關於這個問題，再舉幾個依據：據荷蘭經濟史專家麥迪遜在《世界經濟二百年回顧》一書中統計，1820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占世界GDP的28.7%，大大高於英國GDP所占5.2%和日本GDP所占3.1%的份額；據美國史學家保羅·肯尼迪在《大國的興衰》一書中提供的數字，1830年中國製造業產量占世界製造業生產量的29.8%，略低於整個歐洲所占34.2%，但大大高於英國和日本分別所占9.5%和2.8%的份額。——《中國離發達國家有多遠?》
1799年全國耕地約為10.5億畝。據郭鬆義教授估算，鴉片戰爭前，全國平均畝產239市斤，糧食總產量2745.09億市斤，人均占有糧食653市斤。（《中國經濟通史清代經濟卷》緒論——清代前期的社會經濟有重大發展））
清代礦業手工業獲得了空前的發展。康熙十八年改變了礦業政策，準許各省百姓開銅、鉛、銀礦。對鐵、煤礦采取了比較放任的政策。銅礦乾隆盛時大約年產銅1500萬斤左右，鴉片戰爭前全國年產鐵5000萬斤以上。
集市貿易活躍。據許檀教授估計，明代農村集市在10000左右，清代中期發展到至少22000到25000個，清末超過30000個。（《中國經濟通史清代經濟卷》緒論——清代前期的社會經濟有重大發展））
19世紀初，全世界有10個擁有50萬人以上居民的城市，中國就有6個，即北京、南京、揚州、蘇州、杭州、廣州。
中國2000年專製社會所創造的輝煌和燦爛說明，獨裁專製政權是無礙與生產發展的，換句話說，不能以生產發展與否作為判斷一個政權好惡的依據，否則，就沒有理由推翻清王朝。
輝煌燦爛的天朝大國是從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墜入半殖民地深淵的，自此腐敗挨打，一蹶不振。
康乾盛世前後這種魔術般的巨變，令全世界的思想家、政治家以及有識之士大為震驚，百思不解。
大清王朝由世界領先到挨打受欺，主要的原因是什麽？
1644年滿清入關，占領北京，逐步建立起除元朝外中國曆史上疆域最大的帝國，清朝最盛時疆域達到1300萬平方公裏。上麵提到，清朝初年，中國整體實力在世界上仍然是處於領先地位，在康雍乾三朝，中國仍然有可能走上現代化的道路。但是，大清朝的專製統治，使中國喪失了現代化的機會。
所謂的康乾盛世，其實不過是專製社會的最後一次回光反照。在繁榮的光環下麵，大清王朝已經日益衰敗：
1.政權腐敗。大清帝國承襲的仍是專製製度，權力不存在任何實實在在的監督和製約，而不受監督製約的權力必然腐敗。雖然各專製王朝都存在腐敗問題，但清朝的腐敗十分嚴重。康熙時代，宰相明珠、索額圖所貪汙的錢財，遠遠超過號稱明朝最大的貪官——宰相嚴嵩數十倍；到乾隆中葉以後，官僚隊伍的腐敗更是一發不可收拾，“大抵為官長者廉恥都喪，貨利是趨”。深受皇帝信重的大學士和坤貪汙之巨可謂空前絕後。乾隆死後，嘉慶皇帝因痛恨和申專橫並曾反對過自己繼承皇位，便賜其自盡，並超沒其家產。經清點，其全部家產達8億兩白銀，相當當時數年的國庫收入。
政風好壞，從來都關係到朝代興亡，盛衰隆替。腐敗必然導致滅亡。在中國曆史上，引發盛衰之變，導致社會動蕩的根本原因隻有一個，那就是政治腐敗，而不可能是一些人所鼓吹的政治異己的煽動和策劃，或嚴重的自然災害。繁榮能維持多久，統治能否長期保持穩定，關鍵取決於政權自身的狀況。
2.拒絕開放，固守自然經濟。閉關自守妨礙了中國人學習世界先進的思想文化和科學技術，拉大了中西差距。雖說中國的落後不始於清朝，但說清朝統治者所推行的閉關政策加快了落後進程，加深了落後程度無論如何是不過分的。故當1793年英使馬戛爾尼來華時，他就敏銳地察覺到了清朝的衰落，將之視為“一艘破爛不堪的頭等戰艦”，大清帝國隻是保持了一個東方大國的虛假形象。果然，“康乾盛世”結束後不到半個世紀，鴉片戰爭就爆發了，中國隨之陷於喪權辱國的苦難深淵。在專製統治下，兩千年來中國一直推行重農抑商政策。中國的商業雖然有一定程度的繁榮，但到鴉片戰爭前夕，自然經濟仍然在社會經濟結構中占據統治地位。小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相結合，一家一戶的“男耕女織”，依舊是中國社會生產的主要形式。這種排斥社會分工和商品交換的自然經濟，頑強地阻礙著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嚴重地束縛著中國社會的進步。
3.嚴厲的思想禁錮。康雍乾三朝最殘酷的統治表現為文字獄。乾隆朝，被認為是康雍乾盛世的鼎盛時期，可是文字獄卻是最嚴重的，最厲害的。整個清朝文字獄大案160多起，其中在乾隆朝，有130多起，占80％，一不小心就會被處死。從秦始皇焚書坑儒開始，曆朝曆代，都有過類似文字獄的情況。但是像康雍乾三朝文字獄時間之長，處置之殘忍，那是曆朝曆代所沒有的。除文字獄外，清朝嚴禁言論出版自由。錢穆在《國史新論》中寫道，“清代六部尚書、侍郎都可單獨向皇帝講話，然而除此以外，不論什麽人，又都不許向皇帝講話。比起明代來，布衣也可直接向皇帝講話，這相差就太遠了。清製又不許民間有公開發言權。當時府學縣學都有明倫堂，清廷在每個明倫堂裏都置有一塊石碑，臥碑上鐫有幾條禁令。第一，生員不得言事；第二，不得立盟結社；第三，不得刊刻文字。這三條禁令，恰好是近代西方人所要爭取的言論自由，結社自由和出版自由。”（錢穆：《國史新論》，三聯書店2001年6月第一版）思想被禁錮，是社會墮落的重要原因。
在大清朝趨於衰落，似“日之將夕”之時，世界形勢卻發生了巨大變化，英、法、美為代表的西方民主國家蒸蒸日上。
曆史發展到滿清入關前4年，即1640年，英國爆發資產階級革命。1649年英國被宣布為共和國。之後曆經內戰、複辟等，在1688年的光榮革命中，確立了議會製，建立起穩定的君主立憲製度，形成了一個以保護公民自由為核心，以市場經濟為基礎，實行法治、民主、憲政的現代國家和現代社會，創造了體現人類現代文明的新的社會模式。
從疆域來說，英國本土很小，但它直到20世紀30年代仍是名副其實的世界大國。這有力地證明，所謂大國不是以疆域大小區分，主要指標是製度和綜合國力。隻要製度領先，經濟、軍事、學術、文化等領域也能著著領先，形成雄厚的綜合國力；即使國土不大，也能成為世界公認的大國；一旦與那些腐敗的巨型國家相遇，勢如摧枯拉朽。英國長期遙領世界風騷，其根源，正是它有了一個自由民主的新型政治製度。
繼資產階級革命成功後，英國於18世紀後半期又掀起了“工業革命”，生產力突飛猛進。到鴉片戰爭前夕，英國完成了工業革命，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與此同時，法國和美國也成為世界強國。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用讚賞的口吻說：“資本主義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時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
可見，清王朝由領先世界到挨打受欺，最根本的原因，是出現了一個比傳統中國社會更先進的社會製度。康有為說過：“諸歐治定功成，其新政新法新學新器，絕出前古，橫披全球。”這裏所說的“新政新法”，指的是民主共和製度，“新學新器”，指的是現代工商業。尤其是這種新型的民主政治製度，有力地限製了政府的不良行為，保障了公民的人人平等的權力，極大地煥發了人們生產的積極性，把西方社會迅速推進到一個更高的曆史發展階段。相形之下，中國社會依然停留在中世紀。長期的專製統治，不但養成了中國人深入骨髓的奴性，也製約了整個社會自我更新的能力，難以與時俱進，跟不上時代的發展。這樣一來，泱泱大國步履蹣跚，在西方先進國家進攻下，必然屢遭失敗，淪為半殖民地國家。可以說，清王朝由領先世界到挨打受欺，最根本的原因，是專製與民主抗衡、落後與先進較量、傳統文明與現代文明競爭的結果。
那麽，如何振興國家，恢複中華民族的尊嚴呢？答案隻有一個，就是盡快跟上世界潮流，實行全麵的充分的民主，使中國從專製社會轉變成民主社會（或者說從中世紀社會轉變成現代社會），從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變成民族獨立的國家。這就是近代中國的根本問題。
要解決這一根本問題，需要進行的主要工作是：
1、反抗帝國主義侵略，實現國家獨立。這是實現現代化的前提條件。
2、實現工業化和經濟市場化，化農業經濟為工商業經濟。或者說實現從傳統農業向現代工業轉變；從自然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
3、實現民主政治，化君權為民權。即廢除專製，實現司法獨立，輿論自由，權力競選，人權平等。
4、廢除思想控製，實現文化多元化。
上述四點，除第一點不具有普遍性外，都是現代社會的基本框架和普世性原則。
需要強調的是，中國要實現從中世紀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關鍵是第三點，即實現民主政治、擴展公民權。從專製社會向民主社會轉變之所以是近代中國的根本問題，是因為民主政治具有關鍵性。盧梭說過；“我已看出一切都歸源於政治，而且，無論我們作什麽樣的解釋，一個民族的麵貌完全是由它的政府的性質決定的。”諾貝爾獎金獲得者、印度學者阿馬蒂亞·森在《以自由看待發展》一書中說道：“擴展人類自由既是發展的首要目的，又是發展的主要手段。”李慎之說：“一個民族最主要的創造是政治製度，經濟、文化、國民性都由之決定。” 美國總統布什曾向中國網民發表談話。他說人類千萬年的曆史，最為珍貴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師們的經典著作，而是實現了讓統治者馴服，實現了把他們關在籠子裏的夢想。“我現在就是站在籠子裏向你們講話”。這段話的意思是說人類發展的關鍵在於民主政治。
近代中國的曆史，是從專製社會向民主社會轉變的曆史，是從殖民地半殖民地社會向中華民族獨立轉變的曆史。我們應該按照中國曆史的這一本來麵目去認識曆史，以自由民主和民族獨立為綱來認識近代中國，以社會民主化、民族獨立化的曆程為觀察和判斷一切曆史現象的基本線索。
明確近代中國的根本問題是從專製社會向民主社會轉變，從殖民地半殖民地社會向中華民族獨立轉變，會幫助我們認識到，國家民主化民族獨立化是中國近代社會的根本問題，是第一層次的問題，其他如變法改良、暴力革命、改革開放等，都是方法問題，屬於第二層次的問題。實現民族獨立和現代化是近代中國兩大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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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中指出：“如果說，秦以前的一個時代是諸侯割據稱雄的封建國家，那麽，自秦始皇統一中國以後，就建立了專製主義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642頁）中國“封建製度，自周秦以來一直延續了三千年左右。”（62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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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封建”？ 封，即分封，建即建國。“封邦建國”、“封土建藩”、“封爵建藩”，就是“封建的本意。“封建”一詞，較早見之於《左傳》：“故封建親戚，以藩屏周。”孔穎達疏：“故封立親戚為諸侯之君，以為藩籬，屏蔽周室。”從秦漢以降至晚清的中國傳統文獻，基本上沿用這個意義。按照“封建”的本意，我國周朝（前11-前3世紀）和歐洲中世紀，是典型的封建社會。
據《漢書地理誌》（主要作者班固，卒於公元92年）記載：“周爵五等，而土三等：公、侯百裏；伯七十裏；子、男五十裏。不滿為附庸，蓋千八百國。……周室既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轉相吞滅，數百年間，列國耗盡。至春秋時，尚有數十國，五伯迭興，總其盟會。陵夷至於戰國，天下分而為七，合從連衡，經數十年。”(中華書局版《漢書地理誌》第6冊，頁1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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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中世紀也有類似的情況，英文叫做“Feudarsystem”或“Feudalism”。
近代日本學者在翻譯時，借用周朝的“封建”一詞，把它譯作“封建製度”、“封建主義”。
封建社會的最大特征是邦國林立、社會多元，各侯國有相當大的自主權和獨立性。
多元的社會力量相互製衡，整個社會有著很大的自由空間。世界各國的曆史表明，多個強大的獨立於政府以外的社會力量的存在，是民主、法治賴以運作的重要基礎，是公民自由的重要保證。一百多年來，人們一再問：為什麽中國的洋務運動和日本的明治維新同時起步，而結果迥異？很重要的一點是日本實行的是封建製度，日本幕府體製下的“封建製度”與中世紀西歐的Feudalism“酷似”，各藩有力量製約幕府。所以，封建社會容易演變成現代民主社會，多種力量相互牽製，才有自由，才有民主。正因為如此，有的學者指出，秦始皇之前，中國封建社會是人性之花開得最盛最美的時代，是中國人的個性最為高揚的時代。在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百花齊放，形成了一個名副其實的“思想解放運動”，孕育產生了東方文明最光輝燦爛的一頁，對世界文明的進步起了巨大作用。
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正並吞六國，結束了諸侯割據局麵，中國社會發生了根本性變化。
秦王采用傳說中的三皇五帝的尊號，宣布自己是這個國家的第一個皇帝，即“始皇帝”。與此同時，統一文字與度量衡，築弛道通往全國各地，從此，建立起一個以鹹陽為首都的大一統的專製主義國家。
那麽，秦始皇之前之後的中國有什麽本質變化呢？
最主要的區別有三點：
1、政治上由多元到一元。在封建製度下，中國各地區有眾多的統治者（多時到1800個），從天子到公侯伯子男大小貴族都是世襲的封建主。這些封君受封後，對上級主子要盡各種義務，如進貢、防邊，籌餉、力役等，但主子對他們則不能隨意任免或幹涉其內部管理事務。可見，各侯國有相當大的自主權和獨立性。
秦始皇則廢除了有近千年曆史的封建製度，改中華政體為“郡縣製”。秦始皇對中國曆史影響最大的政治舉措，是“廢封建，立郡縣”，他接受李斯建議，把全國分成36郡，後增至40餘郡。郡下設縣。郡縣是完全由中央控製的地方行政機構，郡守、縣令由中央定期任免，其職責隻行使行政管理權，管理人民，收取賦稅，征發兵役和徭役，而對土地和人口逐漸失去統治權。秦始皇之後2000多年，除了漢初有過若幹年分封諸王的反複外，中國郡縣製度基本沒有變化，如王夫之所說“郡縣之製垂2000年而弗能改矣。”
2.經濟上土地由公有到私有。在封建製度下，土地屬於天子或諸侯，他們的土地，大致都屬國有。大貴族可以把土地“封”給小貴族，但不得買賣，百姓更不得私有。
秦始皇對中國曆史影響最大的經濟舉措，是“廢井田，開阡陌。” 即化公為私，廢除土地公有製或國有製，實行土地私有製，原先的國有或公有土地任人私自耕種，自由買賣。土地私有製一沿兩千年，至20世紀50年代的“三大改造”才變為集體所有製。
3.文化上由百家爭鳴轉變為獨崇一術。在封建製度下，文化是百花齊放、多色多元的。秦自商鞅變法後，罷輟百家，一直以法家思想為統治思想。甚至為了達到思想控製，秦始皇不惜“焚書坑儒”。
這樣，從秦朝開始，中國由封建製變成大一統的帝國郡縣製，一延兩千年未變。秦漢至清代的中國社會是“皇權社會”或稱“中央集權”社會、專製主義社會。
“現代西方中國史學派”，以西方中古時期的歐洲封建來比較研究，也認為中國封建製盛於西周，衰於春秋，至戰國開始崩潰，最後為秦始皇帝全“廢”。在中國古代，代替封建而起的製度是一種“中央集權”的官僚體製。
現在，所謂“中國自秦始皇到1840年鴉片戰爭是2000年的封建社會”的說法，已經眾口一詞，積非成是。這一似是而非的說法，源於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當時中國學術界進行了一場“中國社會性質論戰”和“中國社會史論戰”，不管論戰各方在具體觀點上存在何種分歧，論戰者均“不同程度地信奉來自蘇俄及共產國際的\'社會形態共性論’。論戰諸方多迷信歐洲模式，以之裁量中國曆史。”（馮天瑜《“封建”考論》）以郭沫若為代表的研究者學習並運用唯物史觀，承襲列寧對現實中國“半封建國家”的認識，斯大林的“五階段論”（斯大林在《辮證唯物主義與曆史唯物主義》一文中，首次提出“人類社會的五階段論”。他說：“曆史上有五種基本生產關係：原始公社製的，奴隸製的，封建製的，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的。”《斯大林選集》下卷，第446頁）等，改變了中國傳統“封建”概念的本義，賦予了小農經濟、地主階級占有土地等新的含義。
上麵引述的毛澤東關於“封建社會“的文字最初並非出自毛澤東之手，而“是其他幾個同誌起草，經過毛澤東修改的。”（《毛澤東著作選讀》上，人民出版社1986年篇注）
據曆史學家馮天瑜推斷，這“幾個同誌”中應包括王學文、何幹之、艾思奇、範文瀾等人。
雖然具體為何人，有待考證，但不是毛澤東初創，則是可以肯定的。
毛澤東並非職業曆史學家，在革命和戰爭的殘酷環境中，沒有可能對古史分期問題進行過專門研究，對於中國何時進入封建社會，他隻能接受學者的觀點。
因此，毛澤東關於“封建社會”的斷言不能引為依據。
我國嚴肅的曆史學家從來都把秦始皇之前稱為封建時代，如在國學大師胡適、陳寅恪、錢穆、梁漱冥等的文集中，是找不到把秦始皇以後的中國社會稱作“封建社會”的。他們根據“封君建國”的定義，認為中國的“封建製”早在公元前三世紀已被秦始皇“廢封建、立郡縣”時廢掉了。
總之，“集權”與“封建”是兩個對立的概念，有“封建”就不可能“集權”；而高度“集權”就不可能出現“封建”。“專製”與“封建”亦然。因此，將“封建”與“專製”連用，實屬不倫不類。
明確了秦始皇之後兩千年的中國是專製主義社會很有意義。它使我們看到，兩千多年來，盡管中國發生了許多變化，但專製主義傳統依然原封未動，專製主義、奴隸主義的氣息幾乎彌漫在各色各樣的中國傳統文化之中，已經成為一種意識形態，決定和支配著中國人的行為、思想以至靈魂。“外國事物，一到中國，便如落在黑色染缸裏一樣，無不變了顏色”：民主變成“為民作主”，“以民為本”，法治變成“依法治國”。這裏的“為”“以”“依”的主體，是獨立於“民”“法”之外的主宰，又回到秦始皇去。總之，不管怎樣變，皇權神聖不可侵犯；不管如何變，民主自由也沒有空間。這就是中國社會腐敗墮落的根源。
既然秦始皇之後至1840年鴉片戰爭不是封建社會而是專製社會，那麽1840年鴉片戰爭至1949年也不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近代中國應是專製半殖民地社會。近代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專製主義和民主主義的矛盾，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近代中國社會的主要任務是反對專製統治，實現公民自由民主；反對帝國主義侵略，實現中華民族獨立。
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下匯聚著無數英靈，他們為何犧牲？不是為了別的什麽，正是為了中華民族的獨立和中國人的民主自由！
二、近代中國的根本問題
中國經過秦漢以來兩千多年的發展，創造了世界上最優秀的文明。
到1820年，中國3.8億人口，占世界的37％，2.3千億國民生產總值，占世界的33％（數據來源《世界經濟千年史》，[英]安格斯·麥迪森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11月第1版），中國經濟總量占世界第一。關於這個問題，再舉幾個依據：據荷蘭經濟史專家麥迪遜在《世界經濟二百年回顧》一書中統計，1820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占世界GDP的28.7%，大大高於英國GDP所占5.2%和日本GDP所占3.1%的份額；據美國史學家保羅·肯尼迪在《大國的興衰》一書中提供的數字，1830年中國製造業產量占世界製造業生產量的29.8%，略低於整個歐洲所占34.2%，但大大高於英國和日本分別所占9.5%和2.8%的份額。——《中國離發達國家有多遠?》
1799年全國耕地約為10.5億畝。據郭鬆義教授估算，鴉片戰爭前，全國平均畝產239市斤，糧食總產量2745.09億市斤，人均占有糧食653市斤。（《中國經濟通史清代經濟卷》緒論——清代前期的社會經濟有重大發展））
清代礦業手工業獲得了空前的發展。康熙十八年改變了礦業政策，準許各省百姓開銅、鉛、銀礦。對鐵、煤礦采取了比較放任的政策。銅礦乾隆盛時大約年產銅1500萬斤左右，鴉片戰爭前全國年產鐵5000萬斤以上。
集市貿易活躍。據許檀教授估計，明代農村集市在10000左右，清代中期發展到至少22000到25000個，清末超過30000個。（《中國經濟通史清代經濟卷》緒論——清代前期的社會經濟有重大發展））
19世紀初，全世界有10個擁有50萬人以上居民的城市，中國就有6個，即北京、南京、揚州、蘇州、杭州、廣州。
中國2000年專製社會所創造的輝煌和燦爛說明，獨裁專製政權是無礙與生產發展的，換句話說，不能以生產發展與否作為判斷一個政權好惡的依據，否則，就沒有理由推翻清王朝。
輝煌燦爛的天朝大國是從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墜入半殖民地深淵的，自此腐敗挨打，一蹶不振。
康乾盛世前後這種魔術般的巨變，令全世界的思想家、政治家以及有識之士大為震驚，百思不解。
大清王朝由世界領先到挨打受欺，主要的原因是什麽？
1644年滿清入關，占領北京，逐步建立起除元朝外中國曆史上疆域最大的帝國，清朝最盛時疆域達到1300萬平方公裏。上麵提到，清朝初年，中國整體實力在世界上仍然是處於領先地位，在康雍乾三朝，中國仍然有可能走上現代化的道路。但是，大清朝的專製統治，使中國喪失了現代化的機會。
所謂的康乾盛世，其實不過是專製社會的最後一次回光反照。在繁榮的光環下麵，大清王朝已經日益衰敗：
1.政權腐敗。大清帝國承襲的仍是專製製度，權力不存在任何實實在在的監督和製約，而不受監督製約的權力必然腐敗。雖然各專製王朝都存在腐敗問題，但清朝的腐敗十分嚴重。康熙時代，宰相明珠、索額圖所貪汙的錢財，遠遠超過號稱明朝最大的貪官——宰相嚴嵩數十倍；到乾隆中葉以後，官僚隊伍的腐敗更是一發不可收拾，“大抵為官長者廉恥都喪，貨利是趨”。深受皇帝信重的大學士和坤貪汙之巨可謂空前絕後。乾隆死後，嘉慶皇帝因痛恨和申專橫並曾反對過自己繼承皇位，便賜其自盡，並超沒其家產。經清點，其全部家產達8億兩白銀，相當當時數年的國庫收入。
政風好壞，從來都關係到朝代興亡，盛衰隆替。腐敗必然導致滅亡。在中國曆史上，引發盛衰之變，導致社會動蕩的根本原因隻有一個，那就是政治腐敗，而不可能是一些人所鼓吹的政治異己的煽動和策劃，或嚴重的自然災害。繁榮能維持多久，統治能否長期保持穩定，關鍵取決於政權自身的狀況。
2.拒絕開放，固守自然經濟。閉關自守妨礙了中國人學習世界先進的思想文化和科學技術，拉大了中西差距。雖說中國的落後不始於清朝，但說清朝統治者所推行的閉關政策加快了落後進程，加深了落後程度無論如何是不過分的。故當1793年英使馬戛爾尼來華時，他就敏銳地察覺到了清朝的衰落，將之視為“一艘破爛不堪的頭等戰艦”，大清帝國隻是保持了一個東方大國的虛假形象。果然，“康乾盛世”結束後不到半個世紀，鴉片戰爭就爆發了，中國隨之陷於喪權辱國的苦難深淵。在專製統治下，兩千年來中國一直推行重農抑商政策。中國的商業雖然有一定程度的繁榮，但到鴉片戰爭前夕，自然經濟仍然在社會經濟結構中占據統治地位。小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相結合，一家一戶的“男耕女織”，依舊是中國社會生產的主要形式。這種排斥社會分工和商品交換的自然經濟，頑強地阻礙著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嚴重地束縛著中國社會的進步。
3.嚴厲的思想禁錮。康雍乾三朝最殘酷的統治表現為文字獄。乾隆朝，被認為是康雍乾盛世的鼎盛時期，可是文字獄卻是最嚴重的，最厲害的。整個清朝文字獄大案160多起，其中在乾隆朝，有130多起，占80％，一不小心就會被處死。從秦始皇焚書坑儒開始，曆朝曆代，都有過類似文字獄的情況。但是像康雍乾三朝文字獄時間之長，處置之殘忍，那是曆朝曆代所沒有的。除文字獄外，清朝嚴禁言論出版自由。錢穆在《國史新論》中寫道，“清代六部尚書、侍郎都可單獨向皇帝講話，然而除此以外，不論什麽人，又都不許向皇帝講話。比起明代來，布衣也可直接向皇帝講話，這相差就太遠了。清製又不許民間有公開發言權。當時府學縣學都有明倫堂，清廷在每個明倫堂裏都置有一塊石碑，臥碑上鐫有幾條禁令。第一，生員不得言事；第二，不得立盟結社；第三，不得刊刻文字。這三條禁令，恰好是近代西方人所要爭取的言論自由，結社自由和出版自由。”（錢穆：《國史新論》，三聯書店2001年6月第一版）思想被禁錮，是社會墮落的重要原因。
在大清朝趨於衰落，似“日之將夕”之時，世界形勢卻發生了巨大變化，英、法、美為代表的西方民主國家蒸蒸日上。
曆史發展到滿清入關前4年，即1640年，英國爆發資產階級革命。1649年英國被宣布為共和國。之後曆經內戰、複辟等，在1688年的光榮革命中，確立了議會製，建立起穩定的君主立憲製度，形成了一個以保護公民自由為核心，以市場經濟為基礎，實行法治、民主、憲政的現代國家和現代社會，創造了體現人類現代文明的新的社會模式。
從疆域來說，英國本土很小，但它直到20世紀30年代仍是名副其實的世界大國。這有力地證明，所謂大國不是以疆域大小區分，主要指標是製度和綜合國力。隻要製度領先，經濟、軍事、學術、文化等領域也能著著領先，形成雄厚的綜合國力；即使國土不大，也能成為世界公認的大國；一旦與那些腐敗的巨型國家相遇，勢如摧枯拉朽。英國長期遙領世界風騷，其根源，正是它有了一個自由民主的新型政治製度。
繼資產階級革命成功後，英國於18世紀後半期又掀起了“工業革命”，生產力突飛猛進。到鴉片戰爭前夕，英國完成了工業革命，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與此同時，法國和美國也成為世界強國。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用讚賞的口吻說：“資本主義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時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
可見，清王朝由領先世界到挨打受欺，最根本的原因，是出現了一個比傳統中國社會更先進的社會製度。康有為說過：“諸歐治定功成，其新政新法新學新器，絕出前古，橫披全球。”這裏所說的“新政新法”，指的是民主共和製度，“新學新器”，指的是現代工商業。尤其是這種新型的民主政治製度，有力地限製了政府的不良行為，保障了公民的人人平等的權力，極大地煥發了人們生產的積極性，把西方社會迅速推進到一個更高的曆史發展階段。相形之下，中國社會依然停留在中世紀。長期的專製統治，不但養成了中國人深入骨髓的奴性，也製約了整個社會自我更新的能力，難以與時俱進，跟不上時代的發展。這樣一來，泱泱大國步履蹣跚，在西方先進國家進攻下，必然屢遭失敗，淪為半殖民地國家。可以說，清王朝由領先世界到挨打受欺，最根本的原因，是專製與民主抗衡、落後與先進較量、傳統文明與現代文明競爭的結果。
那麽，如何振興國家，恢複中華民族的尊嚴呢？答案隻有一個，就是盡快跟上世界潮流，實行全麵的充分的民主，使中國從專製社會轉變成民主社會（或者說從中世紀社會轉變成現代社會），從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變成民族獨立的國家。這就是近代中國的根本問題。
要解決這一根本問題，需要進行的主要工作是：
1、反抗帝國主義侵略，實現國家獨立。這是實現現代化的前提條件。
2、實現工業化和經濟市場化，化農業經濟為工商業經濟。或者說實現從傳統農業向現代工業轉變；從自然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
3、實現民主政治，化君權為民權。即廢除專製，實現司法獨立，輿論自由，權力競選，人權平等。
4、廢除思想控製，實現文化多元化。
上述四點，除第一點不具有普遍性外，都是現代社會的基本框架和普世性原則。
需要強調的是，中國要實現從中世紀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關鍵是第三點，即實現民主政治、擴展公民權。從專製社會向民主社會轉變之所以是近代中國的根本問題，是因為民主政治具有關鍵性。盧梭說過；“我已看出一切都歸源於政治，而且，無論我們作什麽樣的解釋，一個民族的麵貌完全是由它的政府的性質決定的。”諾貝爾獎金獲得者、印度學者阿馬蒂亞·森在《以自由看待發展》一書中說道：“擴展人類自由既是發展的首要目的，又是發展的主要手段。”李慎之說：“一個民族最主要的創造是政治製度，經濟、文化、國民性都由之決定。” 美國總統布什曾向中國網民發表談話。他說人類千萬年的曆史，最為珍貴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師們的經典著作，而是實現了讓統治者馴服，實現了把他們關在籠子裏的夢想。“我現在就是站在籠子裏向你們講話”。這段話的意思是說人類發展的關鍵在於民主政治。
近代中國的曆史，是從專製社會向民主社會轉變的曆史，是從殖民地半殖民地社會向中華民族獨立轉變的曆史。我們應該按照中國曆史的這一本來麵目去認識曆史，以自由民主和民族獨立為綱來認識近代中國，以社會民主化、民族獨立化的曆程為觀察和判斷一切曆史現象的基本線索。
明確近代中國的根本問題是從專製社會向民主社會轉變，從殖民地半殖民地社會向中華民族獨立轉變，會幫助我們認識到，國家民主化民族獨立化是中國近代社會的根本問題，是第一層次的問題，其他如變法改良、暴力革命、改革開放等，都是方法問題，屬於第二層次的問題。實現民族獨立和現代化是近代中國兩大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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