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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鉞先生與“魏晉封建說”
更新時間 2006-8-25 9:58:55 打印此文 點擊數 120
一、中國古史分期的爭論與八種“封建說”
1919年以後，中國學者開始運用唯物史觀探討中國曆史的發展，由此構築了中國古史 分期論辯的基礎與前提。從20世紀30年代到80年代中期，古史分期的論辯大體經曆了三 個時期：即30年代、50年代至60年代初、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
1927年大革命失敗以後，由關於中國社會性質問題的爭論引發了中國社會史問題的論 戰。論戰大體圍繞亞細亞生產方式、中國曆史是否存在奴隸社會、秦漢以後中國社會性 質等三大主要論題展開，參加論戰的代表人物有馬克思主義史學家郭沫若、呂振羽等， 有新生派陶希聖、梅思平等，還有托派李季、陳邦國、胡秋原、王宜昌、杜畏之等。呂 振羽、郭沫若馬克思主義社會經濟形態理論，論證了中國曆史上的奴隸社會，分別肯定 殷商、西周為奴隸製社會，西周、戰國以後為封建社會，而托派人物則否認中國社會曆 史曾經過奴隸製階段，認為“沒有劃然的奴隸社會一階段”，“在氏族的丘墟上產生了 封建社會”[1]。對於秦漢以後的社會性質，或曰“前資本主義生產方法時代”[2]，或 曰“商業資本主義社會”[3]，或曰“前資本主義時期”[4]。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社會 史論戰，揭開了中國古史分期問題大論辯的序幕。
新中國成立後，關於古史分期的論辯，烽煙再起，導火索為郭寶鈞於1950年3月19日在 《光明日報》發表的《記殷周殉人之史實》。此文結合安陽殷墟墓葬發掘，揭示了殷代 集體殉葬之史實，並對殉人的身份，作了不確定的推測，曰：“所殉之人，是否皆奴隸 ，是否皆從事生產之奴隸，作者未敢進一步推斷。”郭沫若看到這篇文章後，撰寫《讀 了＜記殷周殉人之史實＞》(刊於《光明日報》1950年3月21日)一文，指出：“這些人毫 無人身自由，甚至連保全首領的自由都沒有的殉葬者，除掉可能少數近親者之外，必然 是一大群奴隸”，“因此，這一段史實，正說明殷代是奴隸社會。”此說既出，引來眾 說紛壇，由殉人身份的論斷，掀起了新一輪的古史分期論辨。這場論辨一直持續到20世 紀60年代初，大體形成了三個回合：1950年至1953年為第一個回合，兩軍對壘主要是“ 西周封建論”和“戰國封建論”。第二個回合時在1954年至1956年，由兩軍對壘演變成 多方對陣，“西周封建論”、“戰國封建論”、“秦漢封建論”、“魏晉封建論”相互 角力，特別後兩者，形成辨壇勁旅。至此，古史分期的論辨已達到高峰。《曆史研究》 編輯部從數以百計的論辨文章中，選出42篇代表作，編成《中國的奴隸製與封建製分期 問題論文選集》和《中國古代史分期問題討論集》二書，由三聯書店(1956、1957年)出 版，算是對前兩個回合作了一個小結。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形成第三個回合，這一回 合較之前兩者，激烈程度漸趨緩和，並呈現出二個明顯的特點：一是論辨更加理性化， 盡量從問題的全麵和思想深層去考慮自己的學術觀點，如郭沫若的《關於中國古代史研 究中的兩個問題》(刊於《曆史研究》1959年第6期)，圍繞“中國奴隸社會的基本特征 ”和“中國古代史分期的標準”兩個問題，概括了50年代分期爭論的內容，雖仍申明堅 持“戰國封建論”，但對其它學說也顯示了寬容；二是結合中國通史的撰著，各派均從 理論闡述到史料解釋，對自己的學術觀點進行了充實和完善。
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中斷了學術界關於古史分期問題的討論。1978年10 月，《曆史研究》雜誌社和《社會科學戰線》雜誌社在吉林省長春市聯合召開中國古代 史分期問題學術討論會。“會開得很熱鬧，知識分子沉寂了多年，開始又能暢所欲言。 而且這是一個熱門話題，無不踴躍發言，各抒己見……‘文化大革命’中，中國古代史 分期已定下用郭老(沫若)的說法，中國古代社會和封建社會的分期在春秋戰國之際。長 春會上又把這個問題翻出來，西周封建說和魏晉封建說重有人提。會下就有一位與會的 教授說：‘現在是西周封建說東山再起，魏晉封建說卷土重來。’”[5]1979年後，全 國各大報刊陸續發表了許多關於古史分期的學術論文，出現了“春秋封建說”、“秦統 一封建說”、“東漢封建說”和“東晉封建說”等，論辨又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直到 80年代中期，論爭的熱度才逐漸冷卻下來。
中國古史分期論辨最為紛擾的是奴隸社會與封建社會的斷限，各派雖均以馬克思主義 社會形態理論為依據，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為準則，但由於使用的尺度不一 ，或以生產工具為矩，或以生產方式、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為規，因此會得出不同的結論 ，先後出現八種“封建說”，爭奇鬥豔，讓人眼花繚亂，學術魅力也引人入勝：
1.西周封建說
首倡此說者為呂振羽(注：見呂振羽：《西周時代的中國社會》，刊於《中山文化教育 館季刊》第2卷第1期，1935年。呂氏又著：《論西周社會形勢發展的過渡性和不平衡性 ——關於中國社會完成從奴隸製到封建製的過渡問題的探討》，刊於《新建設》1959年 第9期，對“西周封建說”作了進一步的論證。)，讚同並主張此說者有吳玉章、翦伯讚 、範文瀾、楊向奎、徐仲舒、王玉哲、王亞南、楊翼驤、束世@①、李埏等。代表作為 ：翦伯讚的《中國史綱》(五十年代出版社1943年版)、範文瀾《中國通史簡編》(1942 年延安出版)和《關於中國曆史上的一些問題》(《中國科學院曆史研究所第三所集刊》 1954年第1集)、楊向奎《關於西周的社會性質問題》(《文史哲》1952年第5期)、王玉 哲《有關西周社會性質的幾個問題》(《曆史研究》1957年第5期)、王亞南《西周領主 經濟封建社會的形成及“亞細亞生產方式”諸特點在地主經濟封建社會的殘留》(載於 《中國地主經濟封建製度論綱》，華東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束世@①《關於西周封建 製形成的若幹問題》(《華東師範大學學報》1955年第1期)、李埏《試論殷商奴隸製向 西周封建製的過渡問題》(《曆史研究》1961年第3期)。楊翼驤在南開大學曆史係為博 士生授課，一再申明“西周封建說”。無產階級革命家、曆史學家吳玉章在一些講話中 ，也表示主張此說。
2.春秋封建說
此說由李亞農於20世紀50年代初提出，曰：“周宣王以後，中國的曆史翻開了新的一 頁，走進了典型的封建製社會。”[6]主張此說者有唐蘭、祝瑞開、吳慧等。代表作有 ：唐蘭《春秋戰國是封建割據時代》(《中華文史論叢》第3輯，1963年。《光明日報》 1962年5月10日刊逯立達《唐蘭論中國古代史的分期問題》，對其“春秋封建說”作了 較為詳細的介紹)、祝瑞開《春秋初中期齊晉楚的封建主革命》(《西北大學學報》1979 年第1期)、吳慧《西周的奴隸製及其向封建製的演變》(《社會科學戰線》1980年第2期 )。
3.戰國封建說
倡導此說的主要代表人的是郭沫若，主張此說者有楊寬、吳大琨、田昌五等。代表作 有郭沫若的《奴隸製時代》(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楊寬《戰國時代社會性質的討論》 (《文史哲》1952年第5期)、吳大琨《論地租與中國曆史分期及封建社會的長期阻滯性 問題》(《文史哲》1953年第2期)、田昌五《中國奴隸製向封建製過渡的問題》(《社會 科學戰線》1979年第2期)。
4.秦統一封建說
主張此說者有黃子通、夏甄陶、白壽彝、金景芳等。代表作有黃子通、夏甄陶《春秋 戰國時代的奴隸製》(《曆史研究》1956年第6期)、白壽彝《關於中國封建社會的幾個 問題》(1977年講話，收入《白壽彝史學論集》上，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和《 中國曆史年代：一百七十萬年和三千六百年》(《北京師範大學學報》1978年第6期)、 金景芳《中國古代史分期商榷》(《曆史研究》1979年第2、3期)。白壽彝認為春秋戰國 是由奴隸製向封建製過渡的時期，秦統一，標誌著封建社會確立。這一看法，在很大程 度上沿承了他的導師黃子通的學術觀點。田居儉《中國奴隸社會與封建社會分期討論三 十年》(載於《建國以來史學理論問題討論舉要》，齊魯書社1983年版)，將白壽彝列入 “戰國封建論”者，並不確切，應為“秦統一封建論”者。
5.西漢封建說
侯外廬首先提出此說，趙錫元對這一觀點作了進一步的論述。代表作為侯外廬的《論 中國封建製的形成及其法典化》(《曆史研究》1956年第8期)、趙錫元《試論中國奴隸 製形成和消亡的具體途徑》(《吉林大學學報》1979年第1、2期)。
6.東漢封建說
20世紀50年代，周穀城提出此說，70年代末，鄭昌淦對此進行了係統論證。代表作是 周穀城的《中國奴隸社會論》(《文匯報》1950年7月27日)、鄭昌淦《井田製的破壞和 農民的分化》(《曆史研究》1979年第7期)。
7.魏晉封建說
主張此說者有陶希聖、尚鉞、王仲犖、何茲全、唐長孺、王思治、日知、趙儷生等。 代表作有陶希聖的《中國社會形式發達過程的新估定》(《中國社會史論戰》第2輯)、 尚鉞主編《中國曆史綱要》(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和《關於中國古代史分期問題》(《 曆史研究》1979年第3期)、王仲犖《關於中國奴隸社會的瓦解及封建關係的形成問題》 (《文史哲》1956年第3、4、5期)、何茲全《中國古代社會》(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和《漢魏之際封建說》(《曆史研究》1979年第1期)、王思治《三論漢代是奴隸社會》 和《兩漢社會性質問題及其它》(三聯書店1980年版)、日知《中國古代史分期問題的關 鍵何在》(《曆史研究》1957年第8期)、趙儷生《從階級關係和階級鬥爭角度來看我國 古史的分期》(《蘭州大學學報》1957年第1期)。唐長孺晚年也主張“魏晉封建說”， 其關於古史分期的學術觀點於《魏晉南北朝隋唐史三論》(武漢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已 有詳細論述。
8.東晉封建說
此說由梁作幹提出，代表作為梁作幹的《世界曆史的重大轉折點：西晉帝國與西羅馬 帝國的滅亡》(《暨南大學學報》1982年第2期)
二、尚鉞先生的“魏晉封建說”
在八種“封建說”，西周、戰國、魏晉等三說為最強，“三強”之中，以“魏晉說” 最為豐富、係統，不僅成果多，隊伍壯，而且還架構起較完整的理論體係，並顯示出強 勁的發展勢頭。“魏晉說”之所以能有這樣的局麵，這自然與尚鉞先生的研究和倡導是 分不開的。
尚鉞先生的“魏晉封建說”是由他的古史分期討論而建立起來的。它曾將其古史分期 理論歸納為七點：第一，生產關係和生產力的相互關係。即“一定的生產關係總是和一 定的生產力相適應的。隻有當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高度時，才能引起新的生產關係的發生 和發展；而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也必然會引起生產關係的某些變化。反過來，生產關係 也會對生產力發生作用和影響。”[7](P354)第二，人類社會五種形態所經曆的時間“ 越古越長”[7](P355)。第三，除社會主義外，新的生產關係總是在舊社會內部開始產 生的。“在古代階級社會中，不會存在著某種單純的生產關係，而且相反，經常是許多 不同的生產關係同時並存，前行生產關係的殘留和後起的生產關係的萌芽，與現實的主 導的生產關係，經常交織在一起。”[7](P295)第四，相似的曆史現象因社會發展階段 和生產力發展水平不同，會產生本質完全不同的結果，家庭公社、農村公社與農奴製大 莊園解體，均出現大量自耕小農，小農分化、破產，“前者為奴隸製提供大量的奴隸新 來源；後者則為資本主義的發展輸送了廣大的產業後備軍。”[7](P355-356)第五，古 代商品生產發展，商人、高利貸者日益活躍，他們一方麵兼並小農，占有大量奴隸；一 方麵腐蝕貴族奴隸主，與諸侯王“分庭抗禮”，這是奴隸製經濟發展所出現的矛盾；第 六，奴隸製社會的矛盾，除奴隸與奴隸主、平民與貴族的矛盾外還有新興奴隸主與氏族 貴族奴隸主的矛盾，三家分晉、田氏篡齊、吳起改革、商鞅變法等，即屬於這類矛盾， “其間並沒有什麽進行封建改革的意義。”[7](P356)漢武帝“算緡錢”是貴族奴隸主 與商人奴隸主爭奪財富的矛盾爆發。第七，關於法律，周文王“有亡荒閱”的規定、晉 鑄刑鼎、子產作刑書，“既是針對奴隸的，同時也是保證新興的富有奴隸主的利益。” [7](P356)
按照這樣的理論和標準，尚鉞先生將奴隸製與封建製的劃分，確定在漢魏之際。為了 支持他的“魏晉封建說”，他對“西周封建說”、“戰國封建說”和“兩漢封建說”進 行了辯駁。認為“西周主要的農具基本上仍然是使用木器、石器和蚌器……由於沒有鐵 器，農業技術上的重大進步如牛耕、深耕細作等在西周時代也不存在。”[7](P340)再 就土地所有製形態來看，西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土地王有”，土地私有權沒有 完全或最後形成，農業生產由農村公社和家庭公社組織進行，公社內的“私田”僅歸私 人使用，但不可以自由買賣；再次，世襲貴族通過“授民授疆土”，占有大量土地和勞 動者。基於這樣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是無法構成封建的剝削性質的。關於“戰國封建 說”，他指出：“不論是資料或理論上，都不能使人構成一個象社會曆史巨大變革的印 象……頭腦中連一個簡單的形式邏輯係統也未能建立起來，相反地，從整個曆史發展線 索來看，從商周到春秋戰國，不僅看不見如奴隸製經濟形態的解體現象，反而構成了一 種生產方式從低級到高級發展的合理線索。”[7](P340)“兩漢封建說”者的主要依據 是漢代已有租佃關係和小農經濟的存在。尚鉞先生說：“小農經濟和租佃關係發生的時 代，是在原始公社解體時期。因此，僅憑這些現象是不能作為論證封建社會存在的決定 性證據的，因為這些小農和租佃關係是封建社會的或是奴隸社會的，還必須深入研究當 時的生產力和生產技術，特別是當時整個經濟基礎，才能比較明確的認識到這種小農和 租佃關係屬於什麽性質的社會。”[7](P342)漢代生產工具落後，技術原始，生產率低 下，而貴族生活又“是那樣的奢侈，兼並土地和掠奪奴隸是那樣的厲害”，小農無法維 持再生產，不得不“把土地交給豪民而為他耕作”，通過“見稅什五”苛刻的租佃關係 “尋得一種保護”，這“正是奴隸製度下的小農的生產與生活向奴隸命運沉淪變化的步 驟。”因此，“說漢代是封建社會，實在難以另人信服。”[7](P343)
對於古史分期討論，尚鉞先生指出：“不僅要從橫的方麵，即生產力、生產關係、階 級鬥爭和上層建築各個方夏商，下及兩晉南北朝。”[7](P346)自先秦兩漢至魏晉南北朝，他列舉了 四方麵的變化：第一，由商品經濟到自然經濟的變化。他說：“從戰國到漢代，雖然基 本上仍是自然經濟的社會，但在其中，商品生產和流通卻不斷發展，且呈現某種程度的 活躍，甚至連貴金屬也成為貸幣；而到了兩晉南北朝朝代，自然經濟卻占了絕對的統治 地位，前一階段頗為活躍的商品貨幣關係卻長時期地(不是短暫地)極度衰落了，物物交 換成為主要形態。”[7](P346)第二，農奴製勞役製的變化。曰：“主張西周是封建社 會的同誌認為，西周時，農奴製和勞役經濟占主要地位……而主張戰國秦漢是初期封建 社會的同誌們，往往把‘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解釋為占主導地位的封建租佃關 係，對於兩晉南北朝大量存在的‘免奴為客’的現象，也將作如何解釋呢?”[7](P346- 347)對於這一變化，何茲全先生歸納為“由自由民、奴隸到部曲、客”[5]。第三，官 私手工業中奴隸製關係的變化。曰：“從戰國到兩漢，在官私手工業中，奴隸製關係都 不斷發展，直到兩晉以後，才沒落下去。把不斷發展的奴隸製手工業，解釋為封建社會 中的奴隸製殘餘，也很難另人信服。”[7](P341)第四，學術思想的變化。曰：“戰國 時代學術思想中產生了‘百家爭鳴’，漢武帝時雖‘獨崇儒術，罷黜百家’，但在西漢 後期至東漢，實際上占統治地位的是‘天人感應’到陰陽五行的讖緯的宗教思想。佛教 也在這時起傳入。東漢末作為宗教的道教又形成為一種社會勢力；另方麵，東漢初又產 生了以王充為代表反對迷信和讖緯說的樸素唯物論思想。此外，文藝、科學都有進一步 的高漲。對於這些現象又將怎樣解釋呢?適應什麽社會要求產生這些上層建築呢?這些上 層建築的基礎又是什麽呢?”[7](P347)他所總結的這些曆史變化與問題，均是其“魏晉 封建說”的重要論據。
此外，尚鉞先生還提出通過經濟現象揭示階級對立關係；從人身隸屬關係和剝削方式 的變化，觀察封建社會產生、發展、停滯、倒退的線索，再由這個線索追尋社會發展的 規律性；土地製度的變化、商品生產與貨幣流通的發展對生產關係的影響；官營手工業 的變化對封建社會發展影響等方麵，考察中國封建經濟關係。(注：見尚鉞：《＜中國封 建經濟關係的若幹問題＞序言》，載於《尚鉞史學論文選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這些也是其“魏晉封建說”的內容。
三、“魏晉封建說”的形成與尚鉞先生的學術貢獻
“魏晉封建說”的首倡者應該說是陶希聖。20世紀30年代社會史論戰，陶希聖在經過 一段搖擺不定之後，終於將中國封建社會的確立斷在魏晉，他的這一學術觀點影響了何 茲全先生。何先生曾回憶他於1932年至1936年在北大讀書時，說：“北大四年，予我影 響最大之人莫過於陶希聖，他開的兩門課：中國社會史、中國政治思想史，我都選修過 ；我治中國經濟史，主要受他的影響。”[5](P14-15)何先生的“漢魏之際封建說”“ 萌芽於20世紀30年代，在《中古時代之中國佛教寺院》一文中已見端倪。”[8]而此文 的撰寫又是受了陶希聖的“啟發”。對於陶希聖的學術思想，何先生也有比較公允的評 價。他說：“當時北大史學係的教授依學術思想淵源，大體可分為三個流派：一個是可 由錢穆教授代表的，以乾嘉為主導的學派，孟森教授、蒙文通教授可劃在這一派裏；一 個是乾嘉加西方新史學的學派，以胡適、傅斯年教授為代表；一個是乾嘉加點辨證唯物 論，這派的代表人物可以舉出陶希聖。要說明的是，我是從學術觀點的角度說陶希聖有 點辨證唯物論，在政治組織上他是國民黨的改組派。他讀過馬克思、恩格斯、考茨基等 人的著作，受他們的影響而標榜唯物史觀、辯證法，這使他成名，在學術上有高人之處 。陶希聖的史觀是不純的，他不是一個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者。”[5]
正因為陶希聖等人的史觀不純，所以有學者將20世紀30年代“中國社會史論戰”所涉 及的古史分期討論，排除在學術之外。田居儉說：“當年那場討論，嚴格地說，還算不 上真正的學術討論，因為它是和關係中國革命性質、任務、動力、前途的政治論戰緊密 交織在一起的。由於國民黨反動派豢養的禦用文人和各種偽馬克思派的掣肘，使得馬克 思主義史學家不得不把主要精力用於批駁形形色色的反革命輿論上，因而不能全力以赴 從學術上進行科學的研討。所以說，對這個問題真正從學術角度開展廣泛的討論，還是 全國解放以後三十多年的事情。”[9]按照這樣的看法，陶希聖對於“魏晉封建論”僅 僅是提出而已，而對此說予以正確論證，則是新中國成立以後。
1954年，尚鉞主編的《中國曆史綱要》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在這本書裏，他第一次向 學術界表明了其“魏晉封建說”。《中國曆史綱要》的撰著始於1951年，這說明起碼在 此時尚鉞先生的“封建說”已有了成熟的考慮。而且本書在出版前，還征求了尹達、侯 外廬、張政ｌǎｎｇ@②、唐長孺等先生的意見，張政ｌǎｎｇ@②先生親為本書選擇插 圖，這都表明了本書的學術地位。
尚鉞先生的“封建說”是以他的古史分期理論為基礎的，而其古史分期理論又是建立 在“生產力與生產關係”學說基礎上的。他運用“生產力與生產關係”學說分析中國古 代社會的變革，起碼在20世紀40年代就已經相當成熟了。1944年，他在《中山文化季刊 》(第2卷第2期)上發表了《釋@③——從中國古代農具發展探討古代社會》認為社會製 度的演變，起主導作用的是生產工具，社會關係則是第二等的因素。“主要的變革，還 是由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來決定的，同時社會製度的變革也隻有從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中才 能找到正確的線索和說明。”[7](P294)這可以說是其“封建說”的端倪。至50年代初 ，其“封建說”形成。
1955年以後，是尚鉞先生“封建說”的發展時期，他先後撰寫了《先秦生產形態之探 討》、《中國奴隸製經濟形態的片斷探討·序言》、《中國封建經濟關係的若幹問題· 序言》、《關於中國古代史分期問題》等論文，對其“封建說”作了係統的論證。他的 論證基本上是循著“奴隸社會怎樣崩潰，封建社會又是如何產生”這樣一個思路進行的 。因此，他先從先秦生產形態著手，探討早期奴隸製下氏族公社與農村公社的變化。他 將奴隸社會分為兩個時期：“大約在舜、禹之時，古代社會從母係氏族向父係氏族轉變 ，在父係氏族時期奴隸製已經產生，到殷商形成了最早的奴隸製國家——從西周到春秋 ，中國社會還沒有完全脫離原始公社的臍帶。當時的基本生產關係是‘以家長製公社為 基本的早期奴隸製的關係’。從戰國到西漢，是中國奴隸製從發展到沒落的階級。”[1 0]封建的生產關係孕育於奴隸製的發展與沒落階段。“西漢初期就已產生了封建關係的 萌芽，直到魏晉，中國才進入封建社會。”[10]
魏晉南北朝是中國封建社會的早期，“唐代是中國封建社會的昌盛時代，乃至說是中 國封建社會的分水嶺。”[7](P352)宋、元是封建社會的進一步發展時期，明至鴉片戰 爭為封建社會末期。20世紀50年代，尚鉞撰著《中國通史講義》(即《尚氏中國古代通 史》上、下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將奴隸製、封建製的發展演變過程具體劃 分為四個階段：早期奴隸製度的形成與發展——西周到春秋戰國，中國奴隸製的崩解與 封建製度的形成——秦兩漢到南北朝，封建製度的發展——隋唐五代，封建主義最高階 段與資本主義的萌芽——宋、元、明、清。按照“魏晉封建說”，構建了他的古史係統 。從尚鉞先生關於古史分期研究的總體情況看，他對奴隸製的興衰，研究得較為充分， 而對封建製度形成的探討，略顯薄弱。
奴隸製如何瓦解?封建關係又是如何形成的呢?對此問題給予較為充分說明的是王仲犖 先生。他於1956年在《文史哲》(第3、4、5期)發表名篇《關於中國奴隸社會的瓦解及 封建關係的形成問題》，以生產關係的變化為線索，以依附民(即農奴)階層的形成為標 誌，描述了奴隸製與封建製的衰與興的過程。認為夏至戰國為原始奴隸製；戰國初至東 漢，較發展的奴隸製占統治地位；自漢武帝時，大量“流民”出現，至東漢末，黃巾起 義，埋葬了奴隸製，引起了封建關係的急劇發展，舊的奴隸與奴隸主的生產關係，不得 不讓位於新的依附民與封建主的生產關係，至魏晉，形成了封建製；封建土地所有者與 依附民“部曲”、“佃客”構成了封建社會初期的基本階級；魏晉時，封建製的優越性 並未立即顯露出來，到了南北朝，封建生產方式中的生產力有了較為充分的發展，為唐 代的昌盛作了準備。王仲犖先生的研究不僅豐富了尚鉞先生有關研究的薄弱之處，而且 沿著尚先生的學術思路，將“魏晉封建說”的研究大大向前推進了一步。
稍後，何茲全先生發表了《關於中國古代社會的幾個問題》(《文史哲》1956年第8期) ，1979年何先生又發表了《漢魏之際封建說》(《曆史研究》1979年第1期)具體闡述了 戰國秦漢到魏晉南北朝社會變化的四個方麵：即由城市交換經濟到農村自然經濟；由自 由民、奴隸到部曲、客；由土地兼並到人口爭奪；由民流到地著。十分清晰地描繪了中 國曆史由奴隸製到封建製的發展線索。1991年何先生出版了《中國古代社會》(河南人 民出版社出版)一書，不僅構建了“魏晉封建說”的理論體係，還將“魏晉封建說”的 研究作了一係統的總結。
這樣，在“魏晉封建說”的形成與發展過程中，出現了三位裏程碑式的人物：即尚鉞 、王仲犖、何茲全。尚鉞對“魏晉封建說”具有開創之功，王仲犖則有開拓之力，何茲 全有集大成之勞。對於尚鉞的開創之功，王仲犖在尚先生逝世之後，曾賦《挽尚鉞同誌 》詩，概括了尚先生的學術貢獻，曰：
三千桃李列門牆，老樹婆娑撲鼻香。
若問門人誰最健，中國粲粲扶餘王。
古史自今開草昧，萌芽何必諱清初。
從來學術難定論，且繼前賢要著書。
“古史自今開草昧”注曰：“尚鉞同誌主張魏晉封建論。”[11]充分肯定了尚先生在 古史分期方麵的學術貢獻和地位。
1959年，尚鉞先生的“封建說”受到批判，翦伯讚先生將尚鉞的學術觀點與“食貨派 ”聯係起來。何茲全先生說：“史學界開始批判尚鉞教授和他的魏晉封建說，而我也執 這一說，認為漢魏之際中國才進入封建社會。我倆雖無深交，但學術思想是有共鳴的。 翦伯讚教授曾著文說：尚鉞同誌是共產黨員，但和共產黨的同誌走得不近，而和《食貨 》餘孽倒似一夥。”[5](P90)從材料反映的情況看，沒有跡象表明尚鉞先生與陶希聖在 學術上有任何淵源關係。雖然何茲全先生早年曾受陶希聖的影響，但其以後的學術思想 與陶氏有著本質的區別，而與尚鉞先生較為接近，同屬馬克思主義史學。因此，翦伯讚 先生的看法並不符合實際。
對於尚鉞先生的“封建說”及由此所遭受的磨難，戴逸先生曾作了這樣的評價，曰：
他具有許多哲人常常具有的那種創造精神和執著性格。他提出了魏晉封建論和資本主 義萌芽說，體係最完備，論述最詳盡，旗幟最鮮明，在學術界產生了很大影響，與範文 瀾的西周封建論、郭沫若的戰國封建論並稱為古代史分期鼎足而立的三大學派。他對自 己的學術主張，極為堅持，雖然碰到萬鈞壓力而毫不動搖。回想那時，學術研究的環境 太嚴酷了，有的情況簡直到了可悲又可笑的地步。由於《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書 中提到過一句：中國的封建製度“自周秦以來一直延續了三千年左右”，因此持魏晉封 建論的同誌碰到了越來越多的麻煩，開始尚是一般的詰辯非難，逐漸地上綱上線，成了 反黨反毛澤東思想的異端邪說，甚至扣上托派的帽子。領導命令不準在課堂上講授魏晉 封建論，其帽子之大，壓力之重，令人惶惶然……從50年代中期，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 ，長長的二十多年內每一次政治運動，他都首當其衝，無數篇的批判文章，排山倒海， 洶湧而來。服勞役、蹲牛棚，直到家破人亡。尚鉞同誌遭受的坎坷經曆，一言難盡，非 一般人所能承受。但他一直鎮靜自若，處之泰然，堅持自己的學術觀點，爭取保留自由 研究的權利。他對自己認定的真理，執著追求，表現出“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的大無 畏氣慨。閱讀他的遺著，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觀點，可以挑揀他在論證和運用史料中的疏 失，但你不能不佩服他那種在逆境中堅持真理的勇氣，那種“威武不能移”的錚錚鐵骨 ，那種對馬克思主義堅定不渝的信念和樂觀主義精神。[12]
每讀尚鉞先生的書及戴逸先生的評論，不禁對尚鉞先生的學術精神肅然起敬。
收稿日期：2002-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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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戴逸.尚氏中國古代通史·序[M].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徵去彳換氵
@②原字左火右良
@③原字插去扌
@④原字左山右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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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國古史分期的爭論與八種“封建說”
1919年以後，中國學者開始運用唯物史觀探討中國曆史的發展，由此構築了中國古史 分期論辯的基礎與前提。從20世紀30年代到80年代中期，古史分期的論辯大體經曆了三 個時期：即30年代、50年代至60年代初、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
1927年大革命失敗以後，由關於中國社會性質問題的爭論引發了中國社會史問題的論 戰。論戰大體圍繞亞細亞生產方式、中國曆史是否存在奴隸社會、秦漢以後中國社會性 質等三大主要論題展開，參加論戰的代表人物有馬克思主義史學家郭沫若、呂振羽等， 有新生派陶希聖、梅思平等，還有托派李季、陳邦國、胡秋原、王宜昌、杜畏之等。呂 振羽、郭沫若馬克思主義社會經濟形態理論，論證了中國曆史上的奴隸社會，分別肯定 殷商、西周為奴隸製社會，西周、戰國以後為封建社會，而托派人物則否認中國社會曆 史曾經過奴隸製階段，認為“沒有劃然的奴隸社會一階段”，“在氏族的丘墟上產生了 封建社會”[1]。對於秦漢以後的社會性質，或曰“前資本主義生產方法時代”[2]，或 曰“商業資本主義社會”[3]，或曰“前資本主義時期”[4]。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社會 史論戰，揭開了中國古史分期問題大論辯的序幕。
新中國成立後，關於古史分期的論辯，烽煙再起，導火索為郭寶鈞於1950年3月19日在 《光明日報》發表的《記殷周殉人之史實》。此文結合安陽殷墟墓葬發掘，揭示了殷代 集體殉葬之史實，並對殉人的身份，作了不確定的推測，曰：“所殉之人，是否皆奴隸 ，是否皆從事生產之奴隸，作者未敢進一步推斷。”郭沫若看到這篇文章後，撰寫《讀 了＜記殷周殉人之史實＞》(刊於《光明日報》1950年3月21日)一文，指出：“這些人毫 無人身自由，甚至連保全首領的自由都沒有的殉葬者，除掉可能少數近親者之外，必然 是一大群奴隸”，“因此，這一段史實，正說明殷代是奴隸社會。”此說既出，引來眾 說紛壇，由殉人身份的論斷，掀起了新一輪的古史分期論辨。這場論辨一直持續到20世 紀60年代初，大體形成了三個回合：1950年至1953年為第一個回合，兩軍對壘主要是“ 西周封建論”和“戰國封建論”。第二個回合時在1954年至1956年，由兩軍對壘演變成 多方對陣，“西周封建論”、“戰國封建論”、“秦漢封建論”、“魏晉封建論”相互 角力，特別後兩者，形成辨壇勁旅。至此，古史分期的論辨已達到高峰。《曆史研究》 編輯部從數以百計的論辨文章中，選出42篇代表作，編成《中國的奴隸製與封建製分期 問題論文選集》和《中國古代史分期問題討論集》二書，由三聯書店(1956、1957年)出 版，算是對前兩個回合作了一個小結。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形成第三個回合，這一回 合較之前兩者，激烈程度漸趨緩和，並呈現出二個明顯的特點：一是論辨更加理性化， 盡量從問題的全麵和思想深層去考慮自己的學術觀點，如郭沫若的《關於中國古代史研 究中的兩個問題》(刊於《曆史研究》1959年第6期)，圍繞“中國奴隸社會的基本特征 ”和“中國古代史分期的標準”兩個問題，概括了50年代分期爭論的內容，雖仍申明堅 持“戰國封建論”，但對其它學說也顯示了寬容；二是結合中國通史的撰著，各派均從 理論闡述到史料解釋，對自己的學術觀點進行了充實和完善。
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中斷了學術界關於古史分期問題的討論。1978年10 月，《曆史研究》雜誌社和《社會科學戰線》雜誌社在吉林省長春市聯合召開中國古代 史分期問題學術討論會。“會開得很熱鬧，知識分子沉寂了多年，開始又能暢所欲言。 而且這是一個熱門話題，無不踴躍發言，各抒己見……‘文化大革命’中，中國古代史 分期已定下用郭老(沫若)的說法，中國古代社會和封建社會的分期在春秋戰國之際。長 春會上又把這個問題翻出來，西周封建說和魏晉封建說重有人提。會下就有一位與會的 教授說：‘現在是西周封建說東山再起，魏晉封建說卷土重來。’”[5]1979年後，全 國各大報刊陸續發表了許多關於古史分期的學術論文，出現了“春秋封建說”、“秦統 一封建說”、“東漢封建說”和“東晉封建說”等，論辨又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直到 80年代中期，論爭的熱度才逐漸冷卻下來。
中國古史分期論辨最為紛擾的是奴隸社會與封建社會的斷限，各派雖均以馬克思主義 社會形態理論為依據，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為準則，但由於使用的尺度不一 ，或以生產工具為矩，或以生產方式、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為規，因此會得出不同的結論 ，先後出現八種“封建說”，爭奇鬥豔，讓人眼花繚亂，學術魅力也引人入勝：
1.西周封建說
首倡此說者為呂振羽(注：見呂振羽：《西周時代的中國社會》，刊於《中山文化教育 館季刊》第2卷第1期，1935年。呂氏又著：《論西周社會形勢發展的過渡性和不平衡性 ——關於中國社會完成從奴隸製到封建製的過渡問題的探討》，刊於《新建設》1959年 第9期，對“西周封建說”作了進一步的論證。)，讚同並主張此說者有吳玉章、翦伯讚 、範文瀾、楊向奎、徐仲舒、王玉哲、王亞南、楊翼驤、束世@①、李埏等。代表作為 ：翦伯讚的《中國史綱》(五十年代出版社1943年版)、範文瀾《中國通史簡編》(1942 年延安出版)和《關於中國曆史上的一些問題》(《中國科學院曆史研究所第三所集刊》 1954年第1集)、楊向奎《關於西周的社會性質問題》(《文史哲》1952年第5期)、王玉 哲《有關西周社會性質的幾個問題》(《曆史研究》1957年第5期)、王亞南《西周領主 經濟封建社會的形成及“亞細亞生產方式”諸特點在地主經濟封建社會的殘留》(載於 《中國地主經濟封建製度論綱》，華東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束世@①《關於西周封建 製形成的若幹問題》(《華東師範大學學報》1955年第1期)、李埏《試論殷商奴隸製向 西周封建製的過渡問題》(《曆史研究》1961年第3期)。楊翼驤在南開大學曆史係為博 士生授課，一再申明“西周封建說”。無產階級革命家、曆史學家吳玉章在一些講話中 ，也表示主張此說。
2.春秋封建說
此說由李亞農於20世紀50年代初提出，曰：“周宣王以後，中國的曆史翻開了新的一 頁，走進了典型的封建製社會。”[6]主張此說者有唐蘭、祝瑞開、吳慧等。代表作有 ：唐蘭《春秋戰國是封建割據時代》(《中華文史論叢》第3輯，1963年。《光明日報》 1962年5月10日刊逯立達《唐蘭論中國古代史的分期問題》，對其“春秋封建說”作了 較為詳細的介紹)、祝瑞開《春秋初中期齊晉楚的封建主革命》(《西北大學學報》1979 年第1期)、吳慧《西周的奴隸製及其向封建製的演變》(《社會科學戰線》1980年第2期 )。
3.戰國封建說
倡導此說的主要代表人的是郭沫若，主張此說者有楊寬、吳大琨、田昌五等。代表作 有郭沫若的《奴隸製時代》(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楊寬《戰國時代社會性質的討論》 (《文史哲》1952年第5期)、吳大琨《論地租與中國曆史分期及封建社會的長期阻滯性 問題》(《文史哲》1953年第2期)、田昌五《中國奴隸製向封建製過渡的問題》(《社會 科學戰線》1979年第2期)。
4.秦統一封建說
主張此說者有黃子通、夏甄陶、白壽彝、金景芳等。代表作有黃子通、夏甄陶《春秋 戰國時代的奴隸製》(《曆史研究》1956年第6期)、白壽彝《關於中國封建社會的幾個 問題》(1977年講話，收入《白壽彝史學論集》上，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和《 中國曆史年代：一百七十萬年和三千六百年》(《北京師範大學學報》1978年第6期)、 金景芳《中國古代史分期商榷》(《曆史研究》1979年第2、3期)。白壽彝認為春秋戰國 是由奴隸製向封建製過渡的時期，秦統一，標誌著封建社會確立。這一看法，在很大程 度上沿承了他的導師黃子通的學術觀點。田居儉《中國奴隸社會與封建社會分期討論三 十年》(載於《建國以來史學理論問題討論舉要》，齊魯書社1983年版)，將白壽彝列入 “戰國封建論”者，並不確切，應為“秦統一封建論”者。
5.西漢封建說
侯外廬首先提出此說，趙錫元對這一觀點作了進一步的論述。代表作為侯外廬的《論 中國封建製的形成及其法典化》(《曆史研究》1956年第8期)、趙錫元《試論中國奴隸 製形成和消亡的具體途徑》(《吉林大學學報》1979年第1、2期)。
6.東漢封建說
20世紀50年代，周穀城提出此說，70年代末，鄭昌淦對此進行了係統論證。代表作是 周穀城的《中國奴隸社會論》(《文匯報》1950年7月27日)、鄭昌淦《井田製的破壞和 農民的分化》(《曆史研究》1979年第7期)。
7.魏晉封建說
主張此說者有陶希聖、尚鉞、王仲犖、何茲全、唐長孺、王思治、日知、趙儷生等。 代表作有陶希聖的《中國社會形式發達過程的新估定》(《中國社會史論戰》第2輯)、 尚鉞主編《中國曆史綱要》(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和《關於中國古代史分期問題》(《 曆史研究》1979年第3期)、王仲犖《關於中國奴隸社會的瓦解及封建關係的形成問題》 (《文史哲》1956年第3、4、5期)、何茲全《中國古代社會》(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和《漢魏之際封建說》(《曆史研究》1979年第1期)、王思治《三論漢代是奴隸社會》 和《兩漢社會性質問題及其它》(三聯書店1980年版)、日知《中國古代史分期問題的關 鍵何在》(《曆史研究》1957年第8期)、趙儷生《從階級關係和階級鬥爭角度來看我國 古史的分期》(《蘭州大學學報》1957年第1期)。唐長孺晚年也主張“魏晉封建說”， 其關於古史分期的學術觀點於《魏晉南北朝隋唐史三論》(武漢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已 有詳細論述。
8.東晉封建說
此說由梁作幹提出，代表作為梁作幹的《世界曆史的重大轉折點：西晉帝國與西羅馬 帝國的滅亡》(《暨南大學學報》1982年第2期)
二、尚鉞先生的“魏晉封建說”
在八種“封建說”，西周、戰國、魏晉等三說為最強，“三強”之中，以“魏晉說” 最為豐富、係統，不僅成果多，隊伍壯，而且還架構起較完整的理論體係，並顯示出強 勁的發展勢頭。“魏晉說”之所以能有這樣的局麵，這自然與尚鉞先生的研究和倡導是 分不開的。
尚鉞先生的“魏晉封建說”是由他的古史分期討論而建立起來的。它曾將其古史分期 理論歸納為七點：第一，生產關係和生產力的相互關係。即“一定的生產關係總是和一 定的生產力相適應的。隻有當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高度時，才能引起新的生產關係的發生 和發展；而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也必然會引起生產關係的某些變化。反過來，生產關係 也會對生產力發生作用和影響。”[7](P354)第二，人類社會五種形態所經曆的時間“ 越古越長”[7](P355)。第三，除社會主義外，新的生產關係總是在舊社會內部開始產 生的。“在古代階級社會中，不會存在著某種單純的生產關係，而且相反，經常是許多 不同的生產關係同時並存，前行生產關係的殘留和後起的生產關係的萌芽，與現實的主 導的生產關係，經常交織在一起。”[7](P295)第四，相似的曆史現象因社會發展階段 和生產力發展水平不同，會產生本質完全不同的結果，家庭公社、農村公社與農奴製大 莊園解體，均出現大量自耕小農，小農分化、破產，“前者為奴隸製提供大量的奴隸新 來源；後者則為資本主義的發展輸送了廣大的產業後備軍。”[7](P355-356)第五，古 代商品生產發展，商人、高利貸者日益活躍，他們一方麵兼並小農，占有大量奴隸；一 方麵腐蝕貴族奴隸主，與諸侯王“分庭抗禮”，這是奴隸製經濟發展所出現的矛盾；第 六，奴隸製社會的矛盾，除奴隸與奴隸主、平民與貴族的矛盾外還有新興奴隸主與氏族 貴族奴隸主的矛盾，三家分晉、田氏篡齊、吳起改革、商鞅變法等，即屬於這類矛盾， “其間並沒有什麽進行封建改革的意義。”[7](P356)漢武帝“算緡錢”是貴族奴隸主 與商人奴隸主爭奪財富的矛盾爆發。第七，關於法律，周文王“有亡荒閱”的規定、晉 鑄刑鼎、子產作刑書，“既是針對奴隸的，同時也是保證新興的富有奴隸主的利益。” [7](P356)
按照這樣的理論和標準，尚鉞先生將奴隸製與封建製的劃分，確定在漢魏之際。為了 支持他的“魏晉封建說”，他對“西周封建說”、“戰國封建說”和“兩漢封建說”進 行了辯駁。認為“西周主要的農具基本上仍然是使用木器、石器和蚌器……由於沒有鐵 器，農業技術上的重大進步如牛耕、深耕細作等在西周時代也不存在。”[7](P340)再 就土地所有製形態來看，西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土地王有”，土地私有權沒有 完全或最後形成，農業生產由農村公社和家庭公社組織進行，公社內的“私田”僅歸私 人使用，但不可以自由買賣；再次，世襲貴族通過“授民授疆土”，占有大量土地和勞 動者。基於這樣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是無法構成封建的剝削性質的。關於“戰國封建 說”，他指出：“不論是資料或理論上，都不能使人構成一個象社會曆史巨大變革的印 象……頭腦中連一個簡單的形式邏輯係統也未能建立起來，相反地，從整個曆史發展線 索來看，從商周到春秋戰國，不僅看不見如奴隸製經濟形態的解體現象，反而構成了一 種生產方式從低級到高級發展的合理線索。”[7](P340)“兩漢封建說”者的主要依據 是漢代已有租佃關係和小農經濟的存在。尚鉞先生說：“小農經濟和租佃關係發生的時 代，是在原始公社解體時期。因此，僅憑這些現象是不能作為論證封建社會存在的決定 性證據的，因為這些小農和租佃關係是封建社會的或是奴隸社會的，還必須深入研究當 時的生產力和生產技術，特別是當時整個經濟基礎，才能比較明確的認識到這種小農和 租佃關係屬於什麽性質的社會。”[7](P342)漢代生產工具落後，技術原始，生產率低 下，而貴族生活又“是那樣的奢侈，兼並土地和掠奪奴隸是那樣的厲害”，小農無法維 持再生產，不得不“把土地交給豪民而為他耕作”，通過“見稅什五”苛刻的租佃關係 “尋得一種保護”，這“正是奴隸製度下的小農的生產與生活向奴隸命運沉淪變化的步 驟。”因此，“說漢代是封建社會，實在難以另人信服。”[7](P343)
對於古史分期討論，尚鉞先生指出：“不僅要從橫的方麵，即生產力、生產關係、階 級鬥爭和上層建築各個方夏商，下及兩晉南北朝。”[7](P346)自先秦兩漢至魏晉南北朝，他列舉了 四方麵的變化：第一，由商品經濟到自然經濟的變化。他說：“從戰國到漢代，雖然基 本上仍是自然經濟的社會，但在其中，商品生產和流通卻不斷發展，且呈現某種程度的 活躍，甚至連貴金屬也成為貸幣；而到了兩晉南北朝朝代，自然經濟卻占了絕對的統治 地位，前一階段頗為活躍的商品貨幣關係卻長時期地(不是短暫地)極度衰落了，物物交 換成為主要形態。”[7](P346)第二，農奴製勞役製的變化。曰：“主張西周是封建社 會的同誌認為，西周時，農奴製和勞役經濟占主要地位……而主張戰國秦漢是初期封建 社會的同誌們，往往把‘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解釋為占主導地位的封建租佃關 係，對於兩晉南北朝大量存在的‘免奴為客’的現象，也將作如何解釋呢?”[7](P346- 347)對於這一變化，何茲全先生歸納為“由自由民、奴隸到部曲、客”[5]。第三，官 私手工業中奴隸製關係的變化。曰：“從戰國到兩漢，在官私手工業中，奴隸製關係都 不斷發展，直到兩晉以後，才沒落下去。把不斷發展的奴隸製手工業，解釋為封建社會 中的奴隸製殘餘，也很難另人信服。”[7](P341)第四，學術思想的變化。曰：“戰國 時代學術思想中產生了‘百家爭鳴’，漢武帝時雖‘獨崇儒術，罷黜百家’，但在西漢 後期至東漢，實際上占統治地位的是‘天人感應’到陰陽五行的讖緯的宗教思想。佛教 也在這時起傳入。東漢末作為宗教的道教又形成為一種社會勢力；另方麵，東漢初又產 生了以王充為代表反對迷信和讖緯說的樸素唯物論思想。此外，文藝、科學都有進一步 的高漲。對於這些現象又將怎樣解釋呢?適應什麽社會要求產生這些上層建築呢?這些上 層建築的基礎又是什麽呢?”[7](P347)他所總結的這些曆史變化與問題，均是其“魏晉 封建說”的重要論據。
此外，尚鉞先生還提出通過經濟現象揭示階級對立關係；從人身隸屬關係和剝削方式 的變化，觀察封建社會產生、發展、停滯、倒退的線索，再由這個線索追尋社會發展的 規律性；土地製度的變化、商品生產與貨幣流通的發展對生產關係的影響；官營手工業 的變化對封建社會發展影響等方麵，考察中國封建經濟關係。(注：見尚鉞：《＜中國封 建經濟關係的若幹問題＞序言》，載於《尚鉞史學論文選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這些也是其“魏晉封建說”的內容。
三、“魏晉封建說”的形成與尚鉞先生的學術貢獻
“魏晉封建說”的首倡者應該說是陶希聖。20世紀30年代社會史論戰，陶希聖在經過 一段搖擺不定之後，終於將中國封建社會的確立斷在魏晉，他的這一學術觀點影響了何 茲全先生。何先生曾回憶他於1932年至1936年在北大讀書時，說：“北大四年，予我影 響最大之人莫過於陶希聖，他開的兩門課：中國社會史、中國政治思想史，我都選修過 ；我治中國經濟史，主要受他的影響。”[5](P14-15)何先生的“漢魏之際封建說”“ 萌芽於20世紀30年代，在《中古時代之中國佛教寺院》一文中已見端倪。”[8]而此文 的撰寫又是受了陶希聖的“啟發”。對於陶希聖的學術思想，何先生也有比較公允的評 價。他說：“當時北大史學係的教授依學術思想淵源，大體可分為三個流派：一個是可 由錢穆教授代表的，以乾嘉為主導的學派，孟森教授、蒙文通教授可劃在這一派裏；一 個是乾嘉加西方新史學的學派，以胡適、傅斯年教授為代表；一個是乾嘉加點辨證唯物 論，這派的代表人物可以舉出陶希聖。要說明的是，我是從學術觀點的角度說陶希聖有 點辨證唯物論，在政治組織上他是國民黨的改組派。他讀過馬克思、恩格斯、考茨基等 人的著作，受他們的影響而標榜唯物史觀、辯證法，這使他成名，在學術上有高人之處 。陶希聖的史觀是不純的，他不是一個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者。”[5]
正因為陶希聖等人的史觀不純，所以有學者將20世紀30年代“中國社會史論戰”所涉 及的古史分期討論，排除在學術之外。田居儉說：“當年那場討論，嚴格地說，還算不 上真正的學術討論，因為它是和關係中國革命性質、任務、動力、前途的政治論戰緊密 交織在一起的。由於國民黨反動派豢養的禦用文人和各種偽馬克思派的掣肘，使得馬克 思主義史學家不得不把主要精力用於批駁形形色色的反革命輿論上，因而不能全力以赴 從學術上進行科學的研討。所以說，對這個問題真正從學術角度開展廣泛的討論，還是 全國解放以後三十多年的事情。”[9]按照這樣的看法，陶希聖對於“魏晉封建論”僅 僅是提出而已，而對此說予以正確論證，則是新中國成立以後。
1954年，尚鉞主編的《中國曆史綱要》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在這本書裏，他第一次向 學術界表明了其“魏晉封建說”。《中國曆史綱要》的撰著始於1951年，這說明起碼在 此時尚鉞先生的“封建說”已有了成熟的考慮。而且本書在出版前，還征求了尹達、侯 外廬、張政ｌǎｎｇ@②、唐長孺等先生的意見，張政ｌǎｎｇ@②先生親為本書選擇插 圖，這都表明了本書的學術地位。
尚鉞先生的“封建說”是以他的古史分期理論為基礎的，而其古史分期理論又是建立 在“生產力與生產關係”學說基礎上的。他運用“生產力與生產關係”學說分析中國古 代社會的變革，起碼在20世紀40年代就已經相當成熟了。1944年，他在《中山文化季刊 》(第2卷第2期)上發表了《釋@③——從中國古代農具發展探討古代社會》認為社會製 度的演變，起主導作用的是生產工具，社會關係則是第二等的因素。“主要的變革，還 是由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來決定的，同時社會製度的變革也隻有從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中才 能找到正確的線索和說明。”[7](P294)這可以說是其“封建說”的端倪。至50年代初 ，其“封建說”形成。
1955年以後，是尚鉞先生“封建說”的發展時期，他先後撰寫了《先秦生產形態之探 討》、《中國奴隸製經濟形態的片斷探討·序言》、《中國封建經濟關係的若幹問題· 序言》、《關於中國古代史分期問題》等論文，對其“封建說”作了係統的論證。他的 論證基本上是循著“奴隸社會怎樣崩潰，封建社會又是如何產生”這樣一個思路進行的 。因此，他先從先秦生產形態著手，探討早期奴隸製下氏族公社與農村公社的變化。他 將奴隸社會分為兩個時期：“大約在舜、禹之時，古代社會從母係氏族向父係氏族轉變 ，在父係氏族時期奴隸製已經產生，到殷商形成了最早的奴隸製國家——從西周到春秋 ，中國社會還沒有完全脫離原始公社的臍帶。當時的基本生產關係是‘以家長製公社為 基本的早期奴隸製的關係’。從戰國到西漢，是中國奴隸製從發展到沒落的階級。”[1 0]封建的生產關係孕育於奴隸製的發展與沒落階段。“西漢初期就已產生了封建關係的 萌芽，直到魏晉，中國才進入封建社會。”[10]
魏晉南北朝是中國封建社會的早期，“唐代是中國封建社會的昌盛時代，乃至說是中 國封建社會的分水嶺。”[7](P352)宋、元是封建社會的進一步發展時期，明至鴉片戰 爭為封建社會末期。20世紀50年代，尚鉞撰著《中國通史講義》(即《尚氏中國古代通 史》上、下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將奴隸製、封建製的發展演變過程具體劃 分為四個階段：早期奴隸製度的形成與發展——西周到春秋戰國，中國奴隸製的崩解與 封建製度的形成——秦兩漢到南北朝，封建製度的發展——隋唐五代，封建主義最高階 段與資本主義的萌芽——宋、元、明、清。按照“魏晉封建說”，構建了他的古史係統 。從尚鉞先生關於古史分期研究的總體情況看，他對奴隸製的興衰，研究得較為充分， 而對封建製度形成的探討，略顯薄弱。
奴隸製如何瓦解?封建關係又是如何形成的呢?對此問題給予較為充分說明的是王仲犖 先生。他於1956年在《文史哲》(第3、4、5期)發表名篇《關於中國奴隸社會的瓦解及 封建關係的形成問題》，以生產關係的變化為線索，以依附民(即農奴)階層的形成為標 誌，描述了奴隸製與封建製的衰與興的過程。認為夏至戰國為原始奴隸製；戰國初至東 漢，較發展的奴隸製占統治地位；自漢武帝時，大量“流民”出現，至東漢末，黃巾起 義，埋葬了奴隸製，引起了封建關係的急劇發展，舊的奴隸與奴隸主的生產關係，不得 不讓位於新的依附民與封建主的生產關係，至魏晉，形成了封建製；封建土地所有者與 依附民“部曲”、“佃客”構成了封建社會初期的基本階級；魏晉時，封建製的優越性 並未立即顯露出來，到了南北朝，封建生產方式中的生產力有了較為充分的發展，為唐 代的昌盛作了準備。王仲犖先生的研究不僅豐富了尚鉞先生有關研究的薄弱之處，而且 沿著尚先生的學術思路，將“魏晉封建說”的研究大大向前推進了一步。
稍後，何茲全先生發表了《關於中國古代社會的幾個問題》(《文史哲》1956年第8期) ，1979年何先生又發表了《漢魏之際封建說》(《曆史研究》1979年第1期)具體闡述了 戰國秦漢到魏晉南北朝社會變化的四個方麵：即由城市交換經濟到農村自然經濟；由自 由民、奴隸到部曲、客；由土地兼並到人口爭奪；由民流到地著。十分清晰地描繪了中 國曆史由奴隸製到封建製的發展線索。1991年何先生出版了《中國古代社會》(河南人 民出版社出版)一書，不僅構建了“魏晉封建說”的理論體係，還將“魏晉封建說”的 研究作了一係統的總結。
這樣，在“魏晉封建說”的形成與發展過程中，出現了三位裏程碑式的人物：即尚鉞 、王仲犖、何茲全。尚鉞對“魏晉封建說”具有開創之功，王仲犖則有開拓之力，何茲 全有集大成之勞。對於尚鉞的開創之功，王仲犖在尚先生逝世之後，曾賦《挽尚鉞同誌 》詩，概括了尚先生的學術貢獻，曰：
三千桃李列門牆，老樹婆娑撲鼻香。
若問門人誰最健，中國粲粲扶餘王。
古史自今開草昧，萌芽何必諱清初。
從來學術難定論，且繼前賢要著書。
“古史自今開草昧”注曰：“尚鉞同誌主張魏晉封建論。”[11]充分肯定了尚先生在 古史分期方麵的學術貢獻和地位。
1959年，尚鉞先生的“封建說”受到批判，翦伯讚先生將尚鉞的學術觀點與“食貨派 ”聯係起來。何茲全先生說：“史學界開始批判尚鉞教授和他的魏晉封建說，而我也執 這一說，認為漢魏之際中國才進入封建社會。我倆雖無深交，但學術思想是有共鳴的。 翦伯讚教授曾著文說：尚鉞同誌是共產黨員，但和共產黨的同誌走得不近，而和《食貨 》餘孽倒似一夥。”[5](P90)從材料反映的情況看，沒有跡象表明尚鉞先生與陶希聖在 學術上有任何淵源關係。雖然何茲全先生早年曾受陶希聖的影響，但其以後的學術思想 與陶氏有著本質的區別，而與尚鉞先生較為接近，同屬馬克思主義史學。因此，翦伯讚 先生的看法並不符合實際。
對於尚鉞先生的“封建說”及由此所遭受的磨難，戴逸先生曾作了這樣的評價，曰：
他具有許多哲人常常具有的那種創造精神和執著性格。他提出了魏晉封建論和資本主 義萌芽說，體係最完備，論述最詳盡，旗幟最鮮明，在學術界產生了很大影響，與範文 瀾的西周封建論、郭沫若的戰國封建論並稱為古代史分期鼎足而立的三大學派。他對自 己的學術主張，極為堅持，雖然碰到萬鈞壓力而毫不動搖。回想那時，學術研究的環境 太嚴酷了，有的情況簡直到了可悲又可笑的地步。由於《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書 中提到過一句：中國的封建製度“自周秦以來一直延續了三千年左右”，因此持魏晉封 建論的同誌碰到了越來越多的麻煩，開始尚是一般的詰辯非難，逐漸地上綱上線，成了 反黨反毛澤東思想的異端邪說，甚至扣上托派的帽子。領導命令不準在課堂上講授魏晉 封建論，其帽子之大，壓力之重，令人惶惶然……從50年代中期，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 ，長長的二十多年內每一次政治運動，他都首當其衝，無數篇的批判文章，排山倒海， 洶湧而來。服勞役、蹲牛棚，直到家破人亡。尚鉞同誌遭受的坎坷經曆，一言難盡，非 一般人所能承受。但他一直鎮靜自若，處之泰然，堅持自己的學術觀點，爭取保留自由 研究的權利。他對自己認定的真理，執著追求，表現出“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的大無 畏氣慨。閱讀他的遺著，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觀點，可以挑揀他在論證和運用史料中的疏 失，但你不能不佩服他那種在逆境中堅持真理的勇氣，那種“威武不能移”的錚錚鐵骨 ，那種對馬克思主義堅定不渝的信念和樂觀主義精神。[12]
每讀尚鉞先生的書及戴逸先生的評論，不禁對尚鉞先生的學術精神肅然起敬。
收稿日期：2002-12-04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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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王仲犖.@④華山館叢稿續編[M].山東大學出版社，1995.482.
[12]戴逸.尚氏中國古代通史·序[M].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徵去彳換氵
@②原字左火右良
@③原字插去扌
@④原字左山右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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