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扯遠了，拉回來再接著說五大道的建築私密性。
真正原汁原味的五大道街景，是象下麵這張照片上，睦南道東段接近河北路口這樣的：幽靜的林蔭道，不透明的院牆裏麵有鬱鬱蔥蔥的樹木，往往還有爬藤植物，院子裏，隻露出小洋樓的尖頂。
到了最近十年，出於美化環境的目的，政府拆了不少原裝的圍牆，代之以花飾欄杆，讓普通人也能看到這些小洋樓和院落，可以說出發點可嘉，但那並不是這個地段原汁原味的風格。算是美化？算是破壞？這樣做利弊互見，我不好作評論。僅以我自己的好惡而言，我倒是也希望能從街上看到更多的小樓。至少不要象上文提到的張紹曾舊宅當年作為中藥五廠時那樣，鐵門緊閉，讓人誤以為裏麵是個保密單位。
再來看看這棟房子
嘿嘿，這不是曆史名人的，這是本人的舊居----1976年唐山大地震前後，我家就住這裏。當然，不可能是住整棟樓，我爸爸當時隻是部隊裏的普通軍官而已，這樓當時是我爸單位的家屬宿舍樓，好多戶合住。我家在三樓，右邊側麵的一個窗戶，另外地下室也有一間。
76年唐山地震的時候，天津也死了不少人，當時我還小，就在這棟樓裏，有了第一次死裏逃生的經曆。那天夜裏，我隻記得突然醒過來了，很倦，抬頭看見日光燈在來回晃。我從小就睡得特別好，象隻小豬，夜裏很少醒，所以醒過來也不知道發生了什麽事情。後來發生的事，都是聽大人們講的。當時奶奶抱著我往樓外麵跑，在樓門口，被倒下來的自行車絆了一下，跨過地上的自行車花了一些時間，就在這當口，三樓屋頂上麵的半堵牆塌下來，磚頭砸在門口。如果不是這些自行車阻了一阻，跑出去的時候，應該會被這些磚頭砸個正著。
後來，就在旁邊22中的操場上，搭地震棚。我們隔壁緊挨的這棟樓，還真是名人舊居，劉冠雄的舊宅。
劉冠雄曾參加過甲午海戰，是靖遠艦的幫統。北洋政府時在九屆內閣的14年時間裏，出任海軍總長，交通總長，1923年寓居天津。因為樓主是海軍將領，這座樓的造型很像雙筒望遠鏡，有羅曼風格的大屋頂，長長的大陽台，整體呈立麵對稱形狀。
這些是我後來查的資料。當時隻知道是隔壁的一棟房子而已，這棟房子，現在是天津財經學院的辦公樓，在我小時候，是22中學。我家的地震棚，就搭在22中的操場上。我記得餘震來的時候，看著這樓晃啊晃啊，也不倒。其實，劉冠雄的宅子總共有三棟樓，其他兩座，就在唐山大地震中，成為危房，被拆掉了。
後來我家又搬過幾次，但直到大學快畢業，總是不出睦南道和大理道這兩條街的範圍。
可能有朋友注意過我以前寫的文章，我曾經不止一次提到，自己是部隊大院裏長大的。現在又說從小住在這片英租界洋樓區，不是自相矛盾嗎？其實一點也不矛盾。這片地區，我至少能數出三處部隊大院來，另外有不少舊洋房，也都屬於部隊機關和宿舍樓。我家唐山大地震時候住的這棟樓，就是部隊的家屬宿舍。也有一些老房子，在地震以後作為危房拆了，蓋起了4-5層的住宅樓。象睦南道東段的兩個部隊大院，西段的友誼裏，團結裏，都是如此。我家在小學的時候，住過睦南道西端的友誼裏民房，中學和大學時期，一直在東邊的部隊家屬大院裏。這裏部隊大院的規模，當然沒法和京西的那些軍隊總部機關大院相比，但也是貨真價實的部隊大院啊。（北京西邊的部隊大院我也住過，中學時候有幾年我爸暫時調北京工作，我在寒暑假去那裏住過）。
這些部隊機關為什麽設在這裏呢？我聽老爸說，60年代初他剛從同濟畢業不久，分配在北京的軍隊機關，後來受領任務，來天津建立這個單位，當時這個區域的舊軍閥，資本家基本上都處於掃地出門的狀態，很多房子也空著，哪裏象現在，這塊地段寸土寸金？天津當地政府知道是總後勤部的直屬機關來這裏，也非常支持，這些小洋樓，當年簡直是要多少給多少，隨便劃撥的。我還記得，中學時候去我爸爸辦公室，他們辦公室也在一棟舊宅裏，明顯是解放前有錢人家的宅子，辦公室門楣和走廊裏，全都是繁複精美的木雕裝飾，有花有鳥，花開富貴，鬆鶴延年之類的圖案，院子裏有座牌樓，後來還把每一個部件編了號，整體拆遷到不知什麽地方去了。
現在回想起來，這個地段不但房子漂亮，而且學校真是非常出色，教育方麵，從小就讓我得益不少。
這是我的幼兒園，和平區第11幼，在長沙道上，對麵是關麟征舊宅，鄰居是民園大樓。我後來查了資料，11幼兒園的前身，是解放前的華北保育院。
貼一張露臉的大頭照吧：這是我幼兒園時期的畢業照。照片上總共就三個小男孩，猜猜看哪個是我？
答案：坐在第一排的那個男孩。
我的小學，昆明路小學是和平區最好的小學之一，我那時候家住友誼裏，走路過去隻需要3分鍾。我們當時的校長於秀媛，是相當著名的教育家，90年代訪問美國的時候，新澤西州政府還特為定了一天叫做“於秀媛日”。98年我從美國回來，還去於校長家探望，於校長居然記得我和我的幾個同班同學。
這是我的初中的主樓。二十中學，直到今天，都是天津市最好的初中。在我那個時候，重點中學不存在劃片入學這一說，都是憑分數考進去的。天津最好的中學，是所謂五大重點校，文革以後第一批公布的市級重點中學：南開，新華，實驗，一中，耀華（耀華我上小學的時候還叫作十六中），又稱“市五所”。五大重點校之後，第二批重點中學有十二所，當時是區重點，很快升格成市重點，所謂“市屬十二所”。我們二十中，第二南開（當時還叫作東方紅中學），河西區的海河中學，都屬於這一批。所以，二十中在整體上，比五大重點校應該還差一點。但是論到它的初中部，現在公認是天津最好的初中。當然，有人說現在一中，耀華這些學校，都已經是高中校了，根本沒有初中部。可我上中學的時候，耀華和一中都有初中的，到我高中時代，他們才改高中校，而河西區的實驗和新華中學，據我所知，直到我上大學，都還有初中。就算這樣，二十中的初中，和市五所相比，仍然毫不遜色。
我們二十中的這個主樓，也是五大道的文物保護建築，拍過不少電影，當年是為英國僑民開設的子弟學校，叫做“英國公學”。我剛進初一的時候就問過老師，這是什麽建築樣式，老師說是“飛機式”，現在回頭看來，應該說外觀有相當的新古典紀念建築的風格，正麵希臘神廟式的多裏克式柱廊入口，三樓正麵用的則是愛奧尼亞柱式，大樓梯直入二樓，這是經典的希臘神廟沒有的。相當地“新古典”。正門三樓上，當年是圖書館，現在不知道作什麽用了。二樓大樓梯入口以後是大禮堂，我當年沒少在那兒的舞台上現眼：講演，報告，致詞，主持，都有過。入口處的兩個平台，現在不知道早上還有沒有晨讀的學生了？
現在回憶起來，在二十中的這三年，是我成長過程中最重要的階段。一般來說，男孩子小時候要麽因為頑皮，要麽因為智力發育得晚，無論念書還是活動能力，都比女孩要差。直到中學，甚至進了大學，才顯露出優勢。我也是如此，小學時候並不突出，於校長之所以這麽多年以後還記得我，估計是因為我們當年那個班太優秀了，倒不是我自己有多麽令人印象深刻。我後來考上重點中學，也隻比分數線高了1.5分。要知道，那個時候男女生有差別待遇，男生的重點分數線比女生低2分，我要是女生，就上不了重點中學了。 等到進了二十中，第一年還馬馬虎虎，一上初二，不知為什麽，好像突然之間就“開竅”了，從此以後兩年，幾乎一直是全年級第一名，偶爾拿個年級第二或者第三，已經算是失敗。我到現在也不知道究竟為什麽，自己感覺沒什麽實質性變化啊，也不算特別用功，更絕對不會作弊，就是那兩年自信心爆棚，什麽演出，學科競賽，都敢往上衝。現在想起來小時候做的一些事情，很好笑，比如早晨在主樓大樓梯的平台上晨讀，那兩年也是我興起來的。在我之前之後，都肯定有人在那裏晨讀，隻是我沒見過，我上初二那年，突發奇想，早晨7點就去那裏念英語，寫作業。過了兩個星期，漸漸有些同班同年級的學生也學我在這兒念書，後來就各個年級都有了。其實我真的那麽用功嗎？絕對不是，每天下午3點半放學，我就一個人跑到附近的煙台道古籍書店，或者小白樓新華書店去，那時候剛開始開架售書，我就總站在那裏看閑書，也有時候去天津音樂廳，一個人看場電影，等到5點半快6點，估計爸爸媽媽快下班了，才回家裝模作樣地開始寫作業，爸媽看上去，好像我沒在看閑書，一直在用功一樣（上學的時候，爸媽一直反對我看閑書），實際上，從5點半才開始寫作業，最多1個來小時對付完，所以我的作業一向潦草，字跡也非常難看。（現在看來，我們那時的功課負擔真的不重）。有時候沒寫完的功課，就放第二天晨讀的時候補出來。那為什麽不在家或者在教室晨讀呢？嗬嗬，在那裏不是顯眼嗎，老師都看得到啊？大概我小時候就很會“裝”，很會討巧吧，知道老師喜歡看什麽，懂得投其所好。----可是我又隻念書，從來不做學生幹部。現在，即便過了二十年，偶爾再回學校看看，當年教過我的老師，無一例外都記得當年的我。
我家當時已經搬到睦南道東段的部隊家屬院裏了，從家走到二十中，路過上文提到的顏惠慶舊宅，孫殿英舊宅，總共12分鍾時間。高中再考進五大重點校之一的新華中學，新華屬於河西區，說起來跟我們還不是一個區，其實，和平區和河西區的分界線，就是馬場道，新華中學隻是在馬場道對過而已，走路5分鍾，比二十中學還要更近一半。
這是新華中學的老樓，我的高中二年級三年級，都在這棟樓裏。
很可以自豪的是，這些天津第一流的學校，除了幼兒園和小學沒有入學考試這一說之外，其餘都是我憑分數考進去的，家裏有些門路，但是我從來用不著，一次後門都沒走，家裏一分錢學費沒花----well，我們那個時候，也沒有交錢自費借讀這一說啊。
我從小在天津長大，從幼兒園到碩士都在天津，對天津的認同感，比上海原籍要強，一直覺得自己是天津人。可惜在家跟父母講上海話，部隊大院裏的孩子又來自五湖四海，互相之間也不說天津話，因此天津方言沒有怎麽學會，其實天津話挺俏皮的，隻是個人以為女孩子說天津方言，似乎並不好聽。
從中學直到大學這些年，爸媽都喜歡吃完晚飯出門散步，帶著我也天天跟著他們散步，一走就是兩個小時，十年幾乎天天如此。現在想起來也奇怪，我竟然從來沒有因為散步那麽長時間而耽誤過寫作業。一走上那些安靜的林蔭道，老爸老媽要麽談單位裏的事情，要麽就跟我嘮叨“好好學習，考個好名次”，我呢，就自己背書，想自己的心事，爸媽的諄諄教誨，小孩肯定是嫌煩的，我也不吭氣，就聽他們嘮叨，左耳進右耳出。每天的薄暮時分，在租界林蔭路上，那是個發呆的絕佳機會，能獨自麵對自己的心靈，和自己對話。用朱自清《荷塘月色》裏的話，叫做“什麽都可以想，什麽都可以不想，便覺是個自由的人”。
直到大學三年級搬離這個區域，現在回過頭來看，才覺得自己實在是非常非常幸福的，尤其是父母創造了這樣的條件。進這樣的幼兒園和小學，不容易呢。80年代後期，生活還很拮據的時候，就擠出錢來給我請家教，而且是當時看來超前的托福，英語口語和高等數學。結果，我中學6年有8個半學期從未休息過一個完整的周末，也從來都是頂尖的學生。上學以後，父母散步時一天到晚對我說“要做人上人”，還拿一中校長韋力先生的話提醒我“要想人前顯貴，必須人後受罪”。這才有後來自己也知道要上進，要努力。小時候總覺得父母怪煩的，可是一個人受家庭和父母的影響，其實是潛移默化的，常常在不知不覺之間，就已打上了人生的烙印。老爸老媽分別是五六十年代上海“三校”其中之二的學生(複旦，同濟，交大，這三個學校在外地的校友會常常是在一起的，一般合稱三校校友會)。父母是讀書人，自然對子女企望殷殷，希望兒子比自己要強，要有出息。拿現在話來說，他們給我從小灌輸的那些觀念，是中國傳統的讀書取仕加上西方個人奮鬥的路子，象“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要做人上人”之類，跟爸爸那個“軍人高幹老黨員”的身份，實在顯得不怎麽協調。其實他們的觀念，也不是受共產黨教育出來的，而是秉承中國傳統儒家的價值觀念，再有少許西化的東西，比如說愛出風頭，個人奮鬥，可能跟他們老上海的背景有關係吧。
人總要在長大以後，才能真的體會到父母的苦心，為自己所做的有多少，所付出的又有多少。現在想起來，比較欣慰的是，我小時候並不怎麽叛逆，起碼能讓父母省一點心吧。
（未完待續）
真正原汁原味的五大道街景，是象下麵這張照片上，睦南道東段接近河北路口這樣的：幽靜的林蔭道，不透明的院牆裏麵有鬱鬱蔥蔥的樹木，往往還有爬藤植物，院子裏，隻露出小洋樓的尖頂。
到了最近十年，出於美化環境的目的，政府拆了不少原裝的圍牆，代之以花飾欄杆，讓普通人也能看到這些小洋樓和院落，可以說出發點可嘉，但那並不是這個地段原汁原味的風格。算是美化？算是破壞？這樣做利弊互見，我不好作評論。僅以我自己的好惡而言，我倒是也希望能從街上看到更多的小樓。至少不要象上文提到的張紹曾舊宅當年作為中藥五廠時那樣，鐵門緊閉，讓人誤以為裏麵是個保密單位。
再來看看這棟房子
嘿嘿，這不是曆史名人的，這是本人的舊居----1976年唐山大地震前後，我家就住這裏。當然，不可能是住整棟樓，我爸爸當時隻是部隊裏的普通軍官而已，這樓當時是我爸單位的家屬宿舍樓，好多戶合住。我家在三樓，右邊側麵的一個窗戶，另外地下室也有一間。
76年唐山地震的時候，天津也死了不少人，當時我還小，就在這棟樓裏，有了第一次死裏逃生的經曆。那天夜裏，我隻記得突然醒過來了，很倦，抬頭看見日光燈在來回晃。我從小就睡得特別好，象隻小豬，夜裏很少醒，所以醒過來也不知道發生了什麽事情。後來發生的事，都是聽大人們講的。當時奶奶抱著我往樓外麵跑，在樓門口，被倒下來的自行車絆了一下，跨過地上的自行車花了一些時間，就在這當口，三樓屋頂上麵的半堵牆塌下來，磚頭砸在門口。如果不是這些自行車阻了一阻，跑出去的時候，應該會被這些磚頭砸個正著。
後來，就在旁邊22中的操場上，搭地震棚。我們隔壁緊挨的這棟樓，還真是名人舊居，劉冠雄的舊宅。
劉冠雄曾參加過甲午海戰，是靖遠艦的幫統。北洋政府時在九屆內閣的14年時間裏，出任海軍總長，交通總長，1923年寓居天津。因為樓主是海軍將領，這座樓的造型很像雙筒望遠鏡，有羅曼風格的大屋頂，長長的大陽台，整體呈立麵對稱形狀。
這些是我後來查的資料。當時隻知道是隔壁的一棟房子而已，這棟房子，現在是天津財經學院的辦公樓，在我小時候，是22中學。我家的地震棚，就搭在22中的操場上。我記得餘震來的時候，看著這樓晃啊晃啊，也不倒。其實，劉冠雄的宅子總共有三棟樓，其他兩座，就在唐山大地震中，成為危房，被拆掉了。
後來我家又搬過幾次，但直到大學快畢業，總是不出睦南道和大理道這兩條街的範圍。
可能有朋友注意過我以前寫的文章，我曾經不止一次提到，自己是部隊大院裏長大的。現在又說從小住在這片英租界洋樓區，不是自相矛盾嗎？其實一點也不矛盾。這片地區，我至少能數出三處部隊大院來，另外有不少舊洋房，也都屬於部隊機關和宿舍樓。我家唐山大地震時候住的這棟樓，就是部隊的家屬宿舍。也有一些老房子，在地震以後作為危房拆了，蓋起了4-5層的住宅樓。象睦南道東段的兩個部隊大院，西段的友誼裏，團結裏，都是如此。我家在小學的時候，住過睦南道西端的友誼裏民房，中學和大學時期，一直在東邊的部隊家屬大院裏。這裏部隊大院的規模，當然沒法和京西的那些軍隊總部機關大院相比，但也是貨真價實的部隊大院啊。（北京西邊的部隊大院我也住過，中學時候有幾年我爸暫時調北京工作，我在寒暑假去那裏住過）。
這些部隊機關為什麽設在這裏呢？我聽老爸說，60年代初他剛從同濟畢業不久，分配在北京的軍隊機關，後來受領任務，來天津建立這個單位，當時這個區域的舊軍閥，資本家基本上都處於掃地出門的狀態，很多房子也空著，哪裏象現在，這塊地段寸土寸金？天津當地政府知道是總後勤部的直屬機關來這裏，也非常支持，這些小洋樓，當年簡直是要多少給多少，隨便劃撥的。我還記得，中學時候去我爸爸辦公室，他們辦公室也在一棟舊宅裏，明顯是解放前有錢人家的宅子，辦公室門楣和走廊裏，全都是繁複精美的木雕裝飾，有花有鳥，花開富貴，鬆鶴延年之類的圖案，院子裏有座牌樓，後來還把每一個部件編了號，整體拆遷到不知什麽地方去了。
現在回想起來，這個地段不但房子漂亮，而且學校真是非常出色，教育方麵，從小就讓我得益不少。
這是我的幼兒園，和平區第11幼，在長沙道上，對麵是關麟征舊宅，鄰居是民園大樓。我後來查了資料，11幼兒園的前身，是解放前的華北保育院。
貼一張露臉的大頭照吧：這是我幼兒園時期的畢業照。照片上總共就三個小男孩，猜猜看哪個是我？
答案：坐在第一排的那個男孩。
我的小學，昆明路小學是和平區最好的小學之一，我那時候家住友誼裏，走路過去隻需要3分鍾。我們當時的校長於秀媛，是相當著名的教育家，90年代訪問美國的時候，新澤西州政府還特為定了一天叫做“於秀媛日”。98年我從美國回來，還去於校長家探望，於校長居然記得我和我的幾個同班同學。
這是我的初中的主樓。二十中學，直到今天，都是天津市最好的初中。在我那個時候，重點中學不存在劃片入學這一說，都是憑分數考進去的。天津最好的中學，是所謂五大重點校，文革以後第一批公布的市級重點中學：南開，新華，實驗，一中，耀華（耀華我上小學的時候還叫作十六中），又稱“市五所”。五大重點校之後，第二批重點中學有十二所，當時是區重點，很快升格成市重點，所謂“市屬十二所”。我們二十中，第二南開（當時還叫作東方紅中學），河西區的海河中學，都屬於這一批。所以，二十中在整體上，比五大重點校應該還差一點。但是論到它的初中部，現在公認是天津最好的初中。當然，有人說現在一中，耀華這些學校，都已經是高中校了，根本沒有初中部。可我上中學的時候，耀華和一中都有初中的，到我高中時代，他們才改高中校，而河西區的實驗和新華中學，據我所知，直到我上大學，都還有初中。就算這樣，二十中的初中，和市五所相比，仍然毫不遜色。
我們二十中的這個主樓，也是五大道的文物保護建築，拍過不少電影，當年是為英國僑民開設的子弟學校，叫做“英國公學”。我剛進初一的時候就問過老師，這是什麽建築樣式，老師說是“飛機式”，現在回頭看來，應該說外觀有相當的新古典紀念建築的風格，正麵希臘神廟式的多裏克式柱廊入口，三樓正麵用的則是愛奧尼亞柱式，大樓梯直入二樓，這是經典的希臘神廟沒有的。相當地“新古典”。正門三樓上，當年是圖書館，現在不知道作什麽用了。二樓大樓梯入口以後是大禮堂，我當年沒少在那兒的舞台上現眼：講演，報告，致詞，主持，都有過。入口處的兩個平台，現在不知道早上還有沒有晨讀的學生了？
現在回憶起來，在二十中的這三年，是我成長過程中最重要的階段。一般來說，男孩子小時候要麽因為頑皮，要麽因為智力發育得晚，無論念書還是活動能力，都比女孩要差。直到中學，甚至進了大學，才顯露出優勢。我也是如此，小學時候並不突出，於校長之所以這麽多年以後還記得我，估計是因為我們當年那個班太優秀了，倒不是我自己有多麽令人印象深刻。我後來考上重點中學，也隻比分數線高了1.5分。要知道，那個時候男女生有差別待遇，男生的重點分數線比女生低2分，我要是女生，就上不了重點中學了。 等到進了二十中，第一年還馬馬虎虎，一上初二，不知為什麽，好像突然之間就“開竅”了，從此以後兩年，幾乎一直是全年級第一名，偶爾拿個年級第二或者第三，已經算是失敗。我到現在也不知道究竟為什麽，自己感覺沒什麽實質性變化啊，也不算特別用功，更絕對不會作弊，就是那兩年自信心爆棚，什麽演出，學科競賽，都敢往上衝。現在想起來小時候做的一些事情，很好笑，比如早晨在主樓大樓梯的平台上晨讀，那兩年也是我興起來的。在我之前之後，都肯定有人在那裏晨讀，隻是我沒見過，我上初二那年，突發奇想，早晨7點就去那裏念英語，寫作業。過了兩個星期，漸漸有些同班同年級的學生也學我在這兒念書，後來就各個年級都有了。其實我真的那麽用功嗎？絕對不是，每天下午3點半放學，我就一個人跑到附近的煙台道古籍書店，或者小白樓新華書店去，那時候剛開始開架售書，我就總站在那裏看閑書，也有時候去天津音樂廳，一個人看場電影，等到5點半快6點，估計爸爸媽媽快下班了，才回家裝模作樣地開始寫作業，爸媽看上去，好像我沒在看閑書，一直在用功一樣（上學的時候，爸媽一直反對我看閑書），實際上，從5點半才開始寫作業，最多1個來小時對付完，所以我的作業一向潦草，字跡也非常難看。（現在看來，我們那時的功課負擔真的不重）。有時候沒寫完的功課，就放第二天晨讀的時候補出來。那為什麽不在家或者在教室晨讀呢？嗬嗬，在那裏不是顯眼嗎，老師都看得到啊？大概我小時候就很會“裝”，很會討巧吧，知道老師喜歡看什麽，懂得投其所好。----可是我又隻念書，從來不做學生幹部。現在，即便過了二十年，偶爾再回學校看看，當年教過我的老師，無一例外都記得當年的我。
我家當時已經搬到睦南道東段的部隊家屬院裏了，從家走到二十中，路過上文提到的顏惠慶舊宅，孫殿英舊宅，總共12分鍾時間。高中再考進五大重點校之一的新華中學，新華屬於河西區，說起來跟我們還不是一個區，其實，和平區和河西區的分界線，就是馬場道，新華中學隻是在馬場道對過而已，走路5分鍾，比二十中學還要更近一半。
這是新華中學的老樓，我的高中二年級三年級，都在這棟樓裏。
很可以自豪的是，這些天津第一流的學校，除了幼兒園和小學沒有入學考試這一說之外，其餘都是我憑分數考進去的，家裏有些門路，但是我從來用不著，一次後門都沒走，家裏一分錢學費沒花----well，我們那個時候，也沒有交錢自費借讀這一說啊。
我從小在天津長大，從幼兒園到碩士都在天津，對天津的認同感，比上海原籍要強，一直覺得自己是天津人。可惜在家跟父母講上海話，部隊大院裏的孩子又來自五湖四海，互相之間也不說天津話，因此天津方言沒有怎麽學會，其實天津話挺俏皮的，隻是個人以為女孩子說天津方言，似乎並不好聽。
從中學直到大學這些年，爸媽都喜歡吃完晚飯出門散步，帶著我也天天跟著他們散步，一走就是兩個小時，十年幾乎天天如此。現在想起來也奇怪，我竟然從來沒有因為散步那麽長時間而耽誤過寫作業。一走上那些安靜的林蔭道，老爸老媽要麽談單位裏的事情，要麽就跟我嘮叨“好好學習，考個好名次”，我呢，就自己背書，想自己的心事，爸媽的諄諄教誨，小孩肯定是嫌煩的，我也不吭氣，就聽他們嘮叨，左耳進右耳出。每天的薄暮時分，在租界林蔭路上，那是個發呆的絕佳機會，能獨自麵對自己的心靈，和自己對話。用朱自清《荷塘月色》裏的話，叫做“什麽都可以想，什麽都可以不想，便覺是個自由的人”。
直到大學三年級搬離這個區域，現在回過頭來看，才覺得自己實在是非常非常幸福的，尤其是父母創造了這樣的條件。進這樣的幼兒園和小學，不容易呢。80年代後期，生活還很拮據的時候，就擠出錢來給我請家教，而且是當時看來超前的托福，英語口語和高等數學。結果，我中學6年有8個半學期從未休息過一個完整的周末，也從來都是頂尖的學生。上學以後，父母散步時一天到晚對我說“要做人上人”，還拿一中校長韋力先生的話提醒我“要想人前顯貴，必須人後受罪”。這才有後來自己也知道要上進，要努力。小時候總覺得父母怪煩的，可是一個人受家庭和父母的影響，其實是潛移默化的，常常在不知不覺之間，就已打上了人生的烙印。老爸老媽分別是五六十年代上海“三校”其中之二的學生(複旦，同濟，交大，這三個學校在外地的校友會常常是在一起的，一般合稱三校校友會)。父母是讀書人，自然對子女企望殷殷，希望兒子比自己要強，要有出息。拿現在話來說，他們給我從小灌輸的那些觀念，是中國傳統的讀書取仕加上西方個人奮鬥的路子，象“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要做人上人”之類，跟爸爸那個“軍人高幹老黨員”的身份，實在顯得不怎麽協調。其實他們的觀念，也不是受共產黨教育出來的，而是秉承中國傳統儒家的價值觀念，再有少許西化的東西，比如說愛出風頭，個人奮鬥，可能跟他們老上海的背景有關係吧。
人總要在長大以後，才能真的體會到父母的苦心，為自己所做的有多少，所付出的又有多少。現在想起來，比較欣慰的是，我小時候並不怎麽叛逆，起碼能讓父母省一點心吧。
（未完待續）
讀你的故事算起來你應該比我高幾屆,地震那年我才一歲.我們也許認識? 當年我在昆小和二十中也是知名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