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為什麽這片地方的西式建築，會出現這樣獨特的風貌呢？我覺得，根源在曆史。天津和上海一樣，晚清之前，都不是大都邑，近代的崛起，得益於“對外開放”，成為“十裏洋場”。上海，有道是“上海灘”；天津呢？ 老話叫“天津衛”。“津”者，渡口也，天子渡河的地方，據說是明代燕王朱棣靖難之變，起兵南下渡河而來的典故。這個“衛”字呢，明代“衛所”，駐軍的地方，就象英文裏麵“fort，跟“威海衛”“金山衛”的衛字，來曆相同。
駐軍的地方麽，軍人居多，“九河下梢”地居要衝，但本不是什麽大城。大家聽過天津方言的，都知道天津話跟北京話，河北話的腔調，相去甚遠。天津話，倒是跟安徽話在很多發言吐字方麵很象。據說，那是因為近代，李鴻章手下大批淮軍駐紮天津，所以天津話受安徽話影響不小。
清季以降，一個天津，一個上海，一個廣州，得益那個時代的“對外開放”甚多，太後老佛爺腳下的北京城，怎麽能隨便開放呢？天津因為離京城近，又靠近海港，海陸運輸都方便，就開放給了洋人，讓除開使團以外的洋人，都住到天津去。20世紀前期那段時間，天津是北方的經濟中心，又有九國租界，很多名人寄居於此，尤其是那些政壇失意的名公巨卿，晚清的遺老遺少，往往都在離開京城不遠的天津租界，蓋棟住宅當寓公。這裏進可以就近觀望京城政局，以圖東山再起，退可以托庇於洋人租界的治外法權，社會秩序比較穩定。另一方麵，當時天津的經濟中心地位，也聚集了很多民族資本家，和文化名人定居於此。這些都是有錢有勢的人物，他們所建的樓院，往往在設計上從心所欲，有很多西洋建築風格，但又不拘泥於純正的建築風格，而是實行“拿來主義”，自出新裁。從正統建築藝術角度來看，很多都可算是不倫不類，可久而久之，也形成了五大道獨特的建築風貌。
說到下野政客，在天津被政敵刺殺的，這是河北路（威靈頓路）334號馬場道口的民國總理張紹增舊宅。
它跟天津外語學院遙遙相對，和我家也就一個路口。當年這裏是第五中藥廠，現在是貴賓樓飯莊。我記得小時候這裏有圍牆，還有一個特別高的大鐵門，門口是4路公共汽車站。鐵門平時緊閉，除了上下班時間進出的工人，和撲鼻的藥香之外，裏麵什麽也看不到。現在圍牆全拆了，隔著花園和噴泉，從街上就能看見這棟磚木結構二層小樓，我想，這樓大概可以算是巴羅克風格吧。
張紹曾，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畢業，北洋係裏的將軍，當過幾任陸軍總長，1922年黎元洪總統時當了半年內閣總理，曹錕時代張下野後寓居天津英租界。他在這兒當了六年寓公，可從來也沒閑著，1927年北伐軍興，張紹曾積極聯絡政壇人物，準備響應北伐，被北洋政府的張作霖所忌，1928年張作霖派人刺殺張紹曾，那是當年天津英租界轟動一時的大案。
說完了下野政客，咱們再說遺老遺少。溥儀搬出故宮之後，潛逃東北當滿洲國傀儡皇帝之前，在天津住過的張園和靜園，在日租界的海光寺鞍山道，不在五大道這一片。這是重慶道（以前劍橋道）55號的慶王府，1922年太監小德張蓋的宅子（小德張真名叫張祥齋），1923年小德張把它賣給了第四代慶親王載振。我初中時候去上學，有時候走重慶路，會路過它。現在是天津市政府的外事辦公室。
這棟房子門廳很大，從門口拍照拍不全，不過天津外事辦有時候會開放給遊人參觀內部。主入口進去以後，裏麵又有一個四圍的空間，是中空到頂、麵積350平方米的長方形大廳，大罩棚式廳頂。一、二層房間沿大廳周圍環繞設置，二樓大廳四周設有列柱式回廊。樓房為磚木桔構，局部三層，平屋頂，帶地下室。整棟樓據說是小德張親自設計的，隻有局部三層的八間房，是載振加蓋上去，專做祭祀和供奉先祖的影堂。樓東是花園，建有傳統的六角涼亭。我覺得整體風格算是中西合璧。
也並非所有的洋樓主人都是中國人，畢竟是英租界，也有少數外國人的房子。
這棟房子在重慶道慶王府的斜對過，主人叫Eric Liddell, 中文名李愛銳，是個了不起的英國友人。他1902年生於天津，1924年第8屆巴黎奧運會上，打破四百米世界紀錄並奪得金牌。1981年奧斯卡最佳影片《火之戰車》Chariots of Fire裏的主人公之一就是他。獲得奧運金牌以後，Liddell回到中國，在天津做了二十年中學教師，（他教書的學校叫做新學中學，現在是十七中）。1943年作為敵僑，被抓進日軍集中營，1945年病死於濰坊的日軍集中營。
在睦南道東端，頗有幾棟真正的豪宅，現在都是政府機關所在地。這是孫殿英的宅子，現在是長蘆鹽務局辦公樓。為什麽孫殿英那麽有錢，蓋這麽大的房子？這是1930年建的，1928年，孫殿英剛剛炸開了太後老佛爺和乾隆爺的墳。盜墓賊，有錢唄。
孫殿英原先在張宗昌的直魯軍裏當師長和軍長，北伐時倒戈投蔣，1928年駐守薊縣時盜掘清東陵，1930年中原大戰，他站在馮閻一邊，失敗後被老蔣改編。後來馮玉祥吉鴻昌搞抗日同盟軍，孫殿英的隊伍，正好和同盟軍的地盤毗鄰。蔣不放心，下調令讓他率所部去青海，可青海是馬家的地盤啊，所以老蔣這是個坐山觀虎鬥的妙計。孫殿英在向青海進軍途中，被馬家軍擊潰，再被閻錫山出兵斷了退路，於是下野隱居到太原，後來投靠北平的宋哲元。抗戰軍興，1938年孫殿英在河北敵後招兵，成立新五軍，1943年被日寇圍困，投敵當了。戰後仍然帶兵。1947年在河南湯陰被解放軍俘虜，年底病死。這棟豪宅建於1930年，整體上，大致算巴羅克風格吧，我覺得牆上的裝飾柱有點意思：科林斯式柱頭，柱身是絞股繩式的。
孫殿英舊宅隔壁，是民國總理，外交家顏惠慶的舊居。後來，還作過偽滿洲國領事館。
顏惠慶是清光緒年間的留學生，畢業於美國弗吉尼亞大學----那時候的中國留學生，還留辮子吧？顏學成回國後，隨伍廷芳出使美國任二等參讚，又在喬治華盛頓大學進修國際法和外交。辛亥革命以後，顏惠慶出任北洋政府的外交部次長，總長，幾次兼任或代理國務總理。1926年辭職退居天津。1931年九一八事變以後，出任中國駐國聯代表，爭取國際輿論，向日本施加壓力，做了大量外交努力。但弱國無外交，又兼當時國聯的地位本就軟弱，雖然中國獲得了國際社會的廣泛同情，又於事何補呢？1950年顏惠慶病逝於上海。這棟房子，抗戰時期被占用作偽滿洲國駐天津的領事館。
在孫殿英舊居的斜對過，睦南道香港路口，是座真正的深宅大院，張作霖送給三姨太許氏的宅子，院子很大，樓房是大坡頂，我覺得這個算是少見的，比較典型的風格建築，象是英國十九世紀浪漫主義時期，新哥特-維多利亞式鄉村別墅的式樣。
這三棟樓，孫殿英的，顏惠慶的，和許氏舊宅，坐落在我初中時期步行上學的必經之路上，天天要經過四遍。我記得許氏舊宅，中學時候好像是共青團天津市委和市學聯。
我們再回頭來說五大道的建築風格。因為這些宅子的主人，多數不是洋人，而是政商兩界的大佬，下野軍閥，遺老遺少，他們所蓋的住宅，肯定要強調私密性，所以當年基本都采用不透風的院牆，或者茂密的綠樹和爬藤植物，隔開路上行人的視線，起碼不讓街上行人看出宅子有多豪華。那個時代不太平哦，有錢人家更不能炫富，蓋的房子也要低調。這也是五大道洋樓建築的一個顯著特色。
就象這棟樓，是我們南開大學的兩位創辦人之一，嚴修嚴範孫先生的舊宅，確切地說，隻是住宅外牆。
嚴修當過清朝學部侍郎。張伯苓先生，曾是他家的西席。後來嚴範孫和張伯苓兩位，合作創辦南開係列學校。嚴修當年特別賞識周恩來，大力資助周恩來留日留法。我見過未經證實的說法，講嚴修曾有意把女兒許配給周恩來，算是野史吧。周恩來去歐洲時，帶了大筆嚴修給他的錢，倒是事實。到達歐洲以後，周恩來一直與嚴修書信往還，保持密切聯係。嚴為資助周恩來，特地在嚴家賬目上為周立了戶頭。除第一年的用款是他交給周本人以支票攜走以外，以後周恩來在歐洲的3年，都是他讓人轉寄的，每半年一次，準時不誤。斯諾在《西行漫記》中說：“與其他中國學生不同，周在法國時，除短期在雷諾廠研究勞動組織外（可能是指工會，labor union），並未參加體力勞動。他從一位私人教師學習法語一年後，即以全部時間從事政治活動。”
扯遠了。再回頭繼續講住宅的私密性。這是另一處私密性設計的經典，長沙道（加的夫道）和重慶道（倫敦道）交口的民園大樓，就在關麟征舊宅對麵，由奧地利建築師蓋苓設計，1937年建成。
這是棟當年的高級公寓樓，為什麽它是私密性設計的經典？因為它的外牆是百葉窗式，看似是鏤空的方孔，其實有兩層錯落開，從外麵根本看不見裏麵。
看了那麽多五大道建築的照片，現在看出來了吧？五大道的洋樓建築，真正的風貌，都是用圍牆與街道隔開的。“庭院深深深幾許，楊柳堆煙，簾幕無重數”。五大道這裏不是公共建築展覽館，不象天津的解放北路，更不象上海的外灘，這是特權階層的住宅區，要強調私密性。不但是民國時代，就連解放以後，也是這樣。
比如說，這是大理道上，雲南路和桂林路之間的和平賓館，解放前是民族資本家孫震方的宅子，意大利風格。解放以後，改成和平賓館，屬於市委機關，五六十年代，中央政治局委員以上的那些領導人來天津，一般都住在這裏，包括毛澤東，周恩來，鄧穎超等人，也下榻於此。
這所和平賓館，也是深宅大院，以很高的圍牆與外界隔絕。從前那些領導人住在這兒，本就是圖這個地區清靜幽雅。
除了國家領導人下榻的和平賓館，這棟睦南道雲南路口上的小樓，也不是一般人可以住進去的。
多少年來，我隻知道這裏叫做市委第二招待所，門檻很高，不接待一般旅客，必須有市委介紹信，有一定的關係和級別，才能住在這裏。現在不知道是不是仍然如此。
由此又有一些議論：現在很多人在批評社會醜惡現象，比如腐敗，比如權錢色交易，比如貧富分化，但有些人，尤其是一些自封的左派，走到了另一個極端，開始懷念改革之前的社會，甚至文革期間，似乎那時候人人平等，不存在腐敗現象，貧富差別，是個幹淨的社會。
幹淨嗎？
幹淨才怪！
“過去的總是好的”而已。
如果說現在的社會是金錢本位，那麽當時的社會是官本位。現在是權錢交易，權力可以換成金錢，而過去，金錢倒是沒有多少用處，權力本身就是一切，直接就等於享受。一般的平民大家都窮，倒是人人平等了，做官的高高在上，誰跟你平等啊？那時候一般平民不知道，“高幹”們是怎樣生活的而已。那時候就沒有拉關係走後門？沒有兩極分化？沒有才怪，分化得更厲害。文革末期倒是搞過“批判走後門”的政治運動，你知道背景是什麽？其實是中央裏麵以四個人為首的某一派係，想借此搞臭一批利用地位把子女安排進軍隊的高級將領，葉帥首當其衝。其實他們自己就不利用特權了？結果，偉大領袖一個“最高指示”：走後門進來的也有好人，不走後門進來的也有壞人，為以權謀私提供了最硬的後台和理論依據，連形式上的“反對走後門”都不了了之。奇怪嗎？一點都不奇怪，因為發布“最高指示”的這位，他自己屁股就不幹淨，否則毛遠新怎麽坐直升飛機上來的？
我父親當時是部隊政治處的幹事，二十年後退休之前，也升到了很高的級別。這麽說吧，按規定是部隊副師和地方副廳局級以上享受高幹待遇，他則絕對不是這種“入門級”的高幹。當然，那是後話了。在我小時候，家裏也有長輩親戚，是天津警備區和66軍的首腦，住的是五大道地區中心獨門獨院的小樓，現在門口還掛“曆史文化風貌建築”的牌子呢。（現在軍級的待遇沒有那麽好了，可是70年代末的省軍級幹部和普通百姓的差別那是不得了的），所以小時候，什麽叫“地位”，“關係”,“路子”，高幹家庭是什麽生活狀態，我沒吃過豬肉，但看過足夠多的豬在跑。
個人認為，那時候的腐敗，和現在的區別，是門檻的高低：比如現在你想自己一家住一棟這樣的別墅，沒問題，有足夠的錢就能買，至於怎麽弄這些錢，有人誠實經商可以賺很多錢，也有歪門邪道比如當官的搞權錢交易，做生意的偷稅漏稅，做醫生的收紅包，反正很多人都能弄到錢。在當時，唯有達到某一個級別，才能搞一棟這樣的別墅。我不想為今日社會的醜惡現象找借口，但三十多年前的社會兩極分化，未必就比今天的好多少，這也是事實。而且那時候人們改變自己命運的機會更少。
扯遠了，拉回來再接著說五大道的建築私密性。
（未完待續）
駐軍的地方麽，軍人居多，“九河下梢”地居要衝，但本不是什麽大城。大家聽過天津方言的，都知道天津話跟北京話，河北話的腔調，相去甚遠。天津話，倒是跟安徽話在很多發言吐字方麵很象。據說，那是因為近代，李鴻章手下大批淮軍駐紮天津，所以天津話受安徽話影響不小。
清季以降，一個天津，一個上海，一個廣州，得益那個時代的“對外開放”甚多，太後老佛爺腳下的北京城，怎麽能隨便開放呢？天津因為離京城近，又靠近海港，海陸運輸都方便，就開放給了洋人，讓除開使團以外的洋人，都住到天津去。20世紀前期那段時間，天津是北方的經濟中心，又有九國租界，很多名人寄居於此，尤其是那些政壇失意的名公巨卿，晚清的遺老遺少，往往都在離開京城不遠的天津租界，蓋棟住宅當寓公。這裏進可以就近觀望京城政局，以圖東山再起，退可以托庇於洋人租界的治外法權，社會秩序比較穩定。另一方麵，當時天津的經濟中心地位，也聚集了很多民族資本家，和文化名人定居於此。這些都是有錢有勢的人物，他們所建的樓院，往往在設計上從心所欲，有很多西洋建築風格，但又不拘泥於純正的建築風格，而是實行“拿來主義”，自出新裁。從正統建築藝術角度來看，很多都可算是不倫不類，可久而久之，也形成了五大道獨特的建築風貌。
說到下野政客，在天津被政敵刺殺的，這是河北路（威靈頓路）334號馬場道口的民國總理張紹增舊宅。
它跟天津外語學院遙遙相對，和我家也就一個路口。當年這裏是第五中藥廠，現在是貴賓樓飯莊。我記得小時候這裏有圍牆，還有一個特別高的大鐵門，門口是4路公共汽車站。鐵門平時緊閉，除了上下班時間進出的工人，和撲鼻的藥香之外，裏麵什麽也看不到。現在圍牆全拆了，隔著花園和噴泉，從街上就能看見這棟磚木結構二層小樓，我想，這樓大概可以算是巴羅克風格吧。
張紹曾，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畢業，北洋係裏的將軍，當過幾任陸軍總長，1922年黎元洪總統時當了半年內閣總理，曹錕時代張下野後寓居天津英租界。他在這兒當了六年寓公，可從來也沒閑著，1927年北伐軍興，張紹曾積極聯絡政壇人物，準備響應北伐，被北洋政府的張作霖所忌，1928年張作霖派人刺殺張紹曾，那是當年天津英租界轟動一時的大案。
說完了下野政客，咱們再說遺老遺少。溥儀搬出故宮之後，潛逃東北當滿洲國傀儡皇帝之前，在天津住過的張園和靜園，在日租界的海光寺鞍山道，不在五大道這一片。這是重慶道（以前劍橋道）55號的慶王府，1922年太監小德張蓋的宅子（小德張真名叫張祥齋），1923年小德張把它賣給了第四代慶親王載振。我初中時候去上學，有時候走重慶路，會路過它。現在是天津市政府的外事辦公室。
這棟房子門廳很大，從門口拍照拍不全，不過天津外事辦有時候會開放給遊人參觀內部。主入口進去以後，裏麵又有一個四圍的空間，是中空到頂、麵積350平方米的長方形大廳，大罩棚式廳頂。一、二層房間沿大廳周圍環繞設置，二樓大廳四周設有列柱式回廊。樓房為磚木桔構，局部三層，平屋頂，帶地下室。整棟樓據說是小德張親自設計的，隻有局部三層的八間房，是載振加蓋上去，專做祭祀和供奉先祖的影堂。樓東是花園，建有傳統的六角涼亭。我覺得整體風格算是中西合璧。
也並非所有的洋樓主人都是中國人，畢竟是英租界，也有少數外國人的房子。
這棟房子在重慶道慶王府的斜對過，主人叫Eric Liddell, 中文名李愛銳，是個了不起的英國友人。他1902年生於天津，1924年第8屆巴黎奧運會上，打破四百米世界紀錄並奪得金牌。1981年奧斯卡最佳影片《火之戰車》Chariots of Fire裏的主人公之一就是他。獲得奧運金牌以後，Liddell回到中國，在天津做了二十年中學教師，（他教書的學校叫做新學中學，現在是十七中）。1943年作為敵僑，被抓進日軍集中營，1945年病死於濰坊的日軍集中營。
在睦南道東端，頗有幾棟真正的豪宅，現在都是政府機關所在地。這是孫殿英的宅子，現在是長蘆鹽務局辦公樓。為什麽孫殿英那麽有錢，蓋這麽大的房子？這是1930年建的，1928年，孫殿英剛剛炸開了太後老佛爺和乾隆爺的墳。盜墓賊，有錢唄。
孫殿英原先在張宗昌的直魯軍裏當師長和軍長，北伐時倒戈投蔣，1928年駐守薊縣時盜掘清東陵，1930年中原大戰，他站在馮閻一邊，失敗後被老蔣改編。後來馮玉祥吉鴻昌搞抗日同盟軍，孫殿英的隊伍，正好和同盟軍的地盤毗鄰。蔣不放心，下調令讓他率所部去青海，可青海是馬家的地盤啊，所以老蔣這是個坐山觀虎鬥的妙計。孫殿英在向青海進軍途中，被馬家軍擊潰，再被閻錫山出兵斷了退路，於是下野隱居到太原，後來投靠北平的宋哲元。抗戰軍興，1938年孫殿英在河北敵後招兵，成立新五軍，1943年被日寇圍困，投敵當了。戰後仍然帶兵。1947年在河南湯陰被解放軍俘虜，年底病死。這棟豪宅建於1930年，整體上，大致算巴羅克風格吧，我覺得牆上的裝飾柱有點意思：科林斯式柱頭，柱身是絞股繩式的。
孫殿英舊宅隔壁，是民國總理，外交家顏惠慶的舊居。後來，還作過偽滿洲國領事館。
顏惠慶是清光緒年間的留學生，畢業於美國弗吉尼亞大學----那時候的中國留學生，還留辮子吧？顏學成回國後，隨伍廷芳出使美國任二等參讚，又在喬治華盛頓大學進修國際法和外交。辛亥革命以後，顏惠慶出任北洋政府的外交部次長，總長，幾次兼任或代理國務總理。1926年辭職退居天津。1931年九一八事變以後，出任中國駐國聯代表，爭取國際輿論，向日本施加壓力，做了大量外交努力。但弱國無外交，又兼當時國聯的地位本就軟弱，雖然中國獲得了國際社會的廣泛同情，又於事何補呢？1950年顏惠慶病逝於上海。這棟房子，抗戰時期被占用作偽滿洲國駐天津的領事館。
在孫殿英舊居的斜對過，睦南道香港路口，是座真正的深宅大院，張作霖送給三姨太許氏的宅子，院子很大，樓房是大坡頂，我覺得這個算是少見的，比較典型的風格建築，象是英國十九世紀浪漫主義時期，新哥特-維多利亞式鄉村別墅的式樣。
這三棟樓，孫殿英的，顏惠慶的，和許氏舊宅，坐落在我初中時期步行上學的必經之路上，天天要經過四遍。我記得許氏舊宅，中學時候好像是共青團天津市委和市學聯。
我們再回頭來說五大道的建築風格。因為這些宅子的主人，多數不是洋人，而是政商兩界的大佬，下野軍閥，遺老遺少，他們所蓋的住宅，肯定要強調私密性，所以當年基本都采用不透風的院牆，或者茂密的綠樹和爬藤植物，隔開路上行人的視線，起碼不讓街上行人看出宅子有多豪華。那個時代不太平哦，有錢人家更不能炫富，蓋的房子也要低調。這也是五大道洋樓建築的一個顯著特色。
就象這棟樓，是我們南開大學的兩位創辦人之一，嚴修嚴範孫先生的舊宅，確切地說，隻是住宅外牆。
嚴修當過清朝學部侍郎。張伯苓先生，曾是他家的西席。後來嚴範孫和張伯苓兩位，合作創辦南開係列學校。嚴修當年特別賞識周恩來，大力資助周恩來留日留法。我見過未經證實的說法，講嚴修曾有意把女兒許配給周恩來，算是野史吧。周恩來去歐洲時，帶了大筆嚴修給他的錢，倒是事實。到達歐洲以後，周恩來一直與嚴修書信往還，保持密切聯係。嚴為資助周恩來，特地在嚴家賬目上為周立了戶頭。除第一年的用款是他交給周本人以支票攜走以外，以後周恩來在歐洲的3年，都是他讓人轉寄的，每半年一次，準時不誤。斯諾在《西行漫記》中說：“與其他中國學生不同，周在法國時，除短期在雷諾廠研究勞動組織外（可能是指工會，labor union），並未參加體力勞動。他從一位私人教師學習法語一年後，即以全部時間從事政治活動。”
扯遠了。再回頭繼續講住宅的私密性。這是另一處私密性設計的經典，長沙道（加的夫道）和重慶道（倫敦道）交口的民園大樓，就在關麟征舊宅對麵，由奧地利建築師蓋苓設計，1937年建成。
這是棟當年的高級公寓樓，為什麽它是私密性設計的經典？因為它的外牆是百葉窗式，看似是鏤空的方孔，其實有兩層錯落開，從外麵根本看不見裏麵。
看了那麽多五大道建築的照片，現在看出來了吧？五大道的洋樓建築，真正的風貌，都是用圍牆與街道隔開的。“庭院深深深幾許，楊柳堆煙，簾幕無重數”。五大道這裏不是公共建築展覽館，不象天津的解放北路，更不象上海的外灘，這是特權階層的住宅區，要強調私密性。不但是民國時代，就連解放以後，也是這樣。
比如說，這是大理道上，雲南路和桂林路之間的和平賓館，解放前是民族資本家孫震方的宅子，意大利風格。解放以後，改成和平賓館，屬於市委機關，五六十年代，中央政治局委員以上的那些領導人來天津，一般都住在這裏，包括毛澤東，周恩來，鄧穎超等人，也下榻於此。
這所和平賓館，也是深宅大院，以很高的圍牆與外界隔絕。從前那些領導人住在這兒，本就是圖這個地區清靜幽雅。
除了國家領導人下榻的和平賓館，這棟睦南道雲南路口上的小樓，也不是一般人可以住進去的。
多少年來，我隻知道這裏叫做市委第二招待所，門檻很高，不接待一般旅客，必須有市委介紹信，有一定的關係和級別，才能住在這裏。現在不知道是不是仍然如此。
由此又有一些議論：現在很多人在批評社會醜惡現象，比如腐敗，比如權錢色交易，比如貧富分化，但有些人，尤其是一些自封的左派，走到了另一個極端，開始懷念改革之前的社會，甚至文革期間，似乎那時候人人平等，不存在腐敗現象，貧富差別，是個幹淨的社會。
幹淨嗎？
幹淨才怪！
“過去的總是好的”而已。
如果說現在的社會是金錢本位，那麽當時的社會是官本位。現在是權錢交易，權力可以換成金錢，而過去，金錢倒是沒有多少用處，權力本身就是一切，直接就等於享受。一般的平民大家都窮，倒是人人平等了，做官的高高在上，誰跟你平等啊？那時候一般平民不知道，“高幹”們是怎樣生活的而已。那時候就沒有拉關係走後門？沒有兩極分化？沒有才怪，分化得更厲害。文革末期倒是搞過“批判走後門”的政治運動，你知道背景是什麽？其實是中央裏麵以四個人為首的某一派係，想借此搞臭一批利用地位把子女安排進軍隊的高級將領，葉帥首當其衝。其實他們自己就不利用特權了？結果，偉大領袖一個“最高指示”：走後門進來的也有好人，不走後門進來的也有壞人，為以權謀私提供了最硬的後台和理論依據，連形式上的“反對走後門”都不了了之。奇怪嗎？一點都不奇怪，因為發布“最高指示”的這位，他自己屁股就不幹淨，否則毛遠新怎麽坐直升飛機上來的？
我父親當時是部隊政治處的幹事，二十年後退休之前，也升到了很高的級別。這麽說吧，按規定是部隊副師和地方副廳局級以上享受高幹待遇，他則絕對不是這種“入門級”的高幹。當然，那是後話了。在我小時候，家裏也有長輩親戚，是天津警備區和66軍的首腦，住的是五大道地區中心獨門獨院的小樓，現在門口還掛“曆史文化風貌建築”的牌子呢。（現在軍級的待遇沒有那麽好了，可是70年代末的省軍級幹部和普通百姓的差別那是不得了的），所以小時候，什麽叫“地位”，“關係”,“路子”，高幹家庭是什麽生活狀態，我沒吃過豬肉，但看過足夠多的豬在跑。
個人認為，那時候的腐敗，和現在的區別，是門檻的高低：比如現在你想自己一家住一棟這樣的別墅，沒問題，有足夠的錢就能買，至於怎麽弄這些錢，有人誠實經商可以賺很多錢，也有歪門邪道比如當官的搞權錢交易，做生意的偷稅漏稅，做醫生的收紅包，反正很多人都能弄到錢。在當時，唯有達到某一個級別，才能搞一棟這樣的別墅。我不想為今日社會的醜惡現象找借口，但三十多年前的社會兩極分化，未必就比今天的好多少，這也是事實。而且那時候人們改變自己命運的機會更少。
扯遠了，拉回來再接著說五大道的建築私密性。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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