蘆笛 野蠻的俄羅斯 （太長，慎入）

野蠻的俄羅斯“反世界”（一）

剛才在那邊看見老加不倫不類地吹噓老毛子，甚至歌頌列寧、斯大林的“西方文化”打敗了以曾國藩為代表的儒家文化，不由得喟然長歎：看來那俄奴黨在中國進行的殖民地奴化教育的痕跡已經無法鏟掉。過去有林思雲出來歌頌“十月革命失敗是金”，現在就連老加也出來歌頌列寧斯大林的“西方文化”，當真是令人哭笑不得。

老加連起碼的常識都沒有，無論是列寧還是斯大林，都不是什麽“西方人”，在歐洲人眼中看來都是亞洲人。斯大林按其民族出身來說是不折不扣的亞洲人，而列寧也有韃靼的血統。他最突出的相貌特征，便是蒙古人的細眼睛與突出的顴骨，這是幾乎每本列寧傳記都要提到的。

這倒不是搞種族主義，而是說，列寧斯大林搞的那套，根本不是什麽西方文化，而是毛子發明的邪惡的“反文化”。我過去多次說過，各民族對人類文明史的貢獻不一樣，有的作出了與幅員和人口毫不相稱的巨大貢獻，而有的則毫無貢獻，至於俄羅斯那種下流民族則做出了巨大的負貢獻。人類曆史上再也找不到哪個民族，給全人類帶來如此巨大、如此全麵、如此難以彌補的空前絕後的災難了。

而今加人卻出來告訴我們，列寧斯大林給我們帶來的，是先進的戰無不勝的西方文化！

我想告訴大家幾個簡單事實：第一，就文化而言，俄國不是歐洲國家。第二，俄國不是先進國家。第三，在十月革命前，俄國是一個基本未開化的野蠻國家，全民基本是文盲；在十月革命後，它以反人道手段極大地增加了軍事實力，並普及了國民教育，提高了全民平均文化水平，但仍然遠不是發達國家，反而墮為邪惡國家。第四，俄國是對中國造成最大傷害的鄰國。由於俄國人的民族自卑心理，它也是沙文主義與種族主義最嚴重的下爛國家。無論是在沙俄時代還是在共黨時代，俄國人民都普遍鄙視中國人，民間有無數侮辱嘲笑中國人的笑話。

基辛格曾在其回憶錄中比較過蘇中兩國的政客。他認為，俄國人因為沒有什麽文化，自卑心很強，因此隻懂實力一門語言，所理解的外交便是野蠻恫嚇，而中國領導人因為古老悠久的文明的積澱，養成了一種自信，這種自信心是在蘇聯領導人身上看不見的，雲雲。如所周知，基辛格被毛周迷得靈魂出竅，他對中共的評價談不上什麽客觀。但他對俄國人的評價倒是很準確。中國文明當然算不上先進文明，但比起白紙一張的俄國來說，中國人完全有資格無限自豪地睥睨那些吃人生番。

俄國在人類文明史上出現的很晚，在很長時間內，那廣袤的土地上一直沒有什麽國家形成，都是一夥吃人生番在fooling about。直到公元880年（亦即咱們的晚唐時代，大致是唐僖宗在位時），北歐海盜（the Vikings）流竄到現在的烏克蘭一帶，建立了個“基輔羅斯”（Kievan Rus），俄國才破天荒第一次建起了原始國家的雛形。公元10-11世紀，統治基輔羅斯的弗拉基米爾接受了東正教，頒布了第一部用東斯拉夫語寫成的法典，基輔羅斯才算變成了個初步有點法律的原始國家。

12世紀後半葉，蒙古人的入侵傾覆了基輔羅斯。從公元13-16世紀初，俄國一直處在蒙古金帳汗國（又稱欽察汗國）的統治下。14世紀中，莫斯科公國形成，成了金帳汗國的藩屬。15世紀末，金帳汗國發生內亂，莫斯科公國趁機崛起，開始擴張，最終推翻了蒙古人長達260多年的統治。1547年，伊凡大公加冕，自稱“沙皇”，開始大肆屠殺貴族和百姓並瘋狂進行軍事擴張，由此為下流老毛子奠定了其無限擴張的下流民族傳統。因為嗜殺成狂，這位俄國曆史上第一位沙皇被稱為“伊凡雷帝”（Ivan the Terrible），俄國畫家列賓的名作便是《伊凡雷帝殺子》。

因此，直到16世紀中葉，第一個統一的國家政權才在那下流土地上出現，而那相當於咱們明朝的嘉靖年代。您說俄國和非洲國家是不是50步與100步的區別？

伊凡雷帝建國時，其疆域大概也就相當於歐洲的中等國家吧，但他瘋狂開疆拓土，在任期間便使得俄國的幅員翻了一番。繼任的沙皇不管是哪個家族，都秉承了瘋狂擴張的特性，使得俄國的疆域跟發麵一般迅速膨脹。16世紀中，野蠻的哥薩克與俄國商人翻越過烏拉爾山，向亞洲滲透擴張，接著俄國軍隊便開始在廣袤的亞洲土地上建立要塞，最後一直推進到太平洋，使得俄國成了一個橫跨歐亞大陸的世界上最大的國家.

但這隻不過是軍事征服，隻證明了老毛子天性貪得無厭，叫花子進門得寸進尺。俄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國家，然而卻是個一窮二白的文盲大國。俄羅斯之所以有點文化，以致風魔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國識字分子，使得他們誤認為俄國是文明大國，全靠幾個明君意識到了自身的野蠻，在不同程度上發動了西化改革。

第一個這麽做的便是彼得大帝，這“大帝”的翻譯其實是迫不得已，英文是Peter the Great，意味“偉大的彼得”，並沒有“帝”的意思在內。上文提到的統治基輔羅斯的弗拉基米爾也被毛子稱為Vladimir the Great，然而他不過是個王子（Prince，通譯為“王公”，但這又與“國王”[king]相混淆），若翻譯成“弗拉基米爾大帝”豈非笑話？可歎的是某些無文化的文人不知道這“大帝”純屬洋貨，竟然照貓畫虎，弄出什麽“康熙大帝”、“乾隆大帝”等滑稽稱謂來。我在承德避暑山莊就曾見到“康熙大帝”的銅像，這也不在話下。

彼得大帝統治俄國的時間是1682-1725年。他秉承了既往沙皇武力擴張的下流傳統，在任上發動一係列戰爭，極大地擴張了俄國的幅員，還首次宣稱俄國是帝國（Empire），使得俄國成了個世界強國。但他與前任的不同，乃是意識到了俄國的野蠻落後，因而試圖從西方引入先進文化作為彌補。他到歐洲考察學習了18個月，與歐洲的政客、學者、商人、工匠等三教九流的人進行了廣泛接觸。回國後便仿照西方模式，對國家結構進行了改建，在俄國首先設省（中國人早在千年前就知道這麽幹了），成立元老院、參議會等議政機構，並終止了政教合一的做法。他還建立了彼得堡科學院，用重金禮聘歐洲學者到該院工作。著名瑞士數學家歐拉就是在彼得死後被禮聘到該院去的。此所以蘇聯人出的書都一律要稱歐拉為“彼得堡科學院院士”，讓不知底細的人還以為歐拉是俄國人。彼得大帝甚至推行西式服裝，命令臣民剪去引以為傲的大胡子，並禁止了包辦婚姻。

彼得的改革將科學與文化首次引入了俄國，因而培育出了俄國自己的學者，羅蒙諾索夫就是被毛子吹上天的“俄國文化之父”，他據說是物質不滅定律與能量守恒定律的發現人（其實能量守恒定律的確立是19世紀的事，涉及到多個領域內的科學家的共同貢獻），不過似乎國際上並不承認。但有點似乎不能抹殺，那就是羅的語文改革活動，他在1755年為俄國人首次製定了語法，並寫出了幾十首作為示範的頌詩（Odes），使得俄語成了一種比較現代的語言。

彼得大帝之後，葉卡捷琳娜女皇（在位期間1762-1796）算是第二位推動了俄國文化發展的明君。葉卡捷琳娜乃是個德國人，原名凱瑟琳，“葉卡捷琳娜”乃是俄國的等價人名。她來自一個先進國家，到了野蠻國家後自然會熱心提倡文化、藝術、科學與教育。在她的扶持與推動下，所謂“俄國啟蒙運動”（Russian Enlightenment）得以發生，野蠻的俄國在此期間建立了第一所大學，第一個圖書館，第一個戲院，第一個博物館，以及相對獨立的報刊。

亞曆山大二世（1855-1881在位）則在政治軍事文化教育方麵作了重大改革。在克裏米亞戰爭失敗後，他下令解放農奴；仿照西方模式設立地方自治議會與自治政府；按法國藍本改建司法製度；發展教育事業。改革軍製，仿照西方建立預備役與征兵製，劃分軍區，修建戰略鐵路。他的一係列開明改革打破了身份藩籬，讓原來地位低下的平民有了受教育的機會，其中的才俊之士得以脫穎而出，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便是列寧他爹靠勤奮努力爬上了四等文官的高位，躋身貴族之列。

最後一位改革家便是斯托雷平，此公曾在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手下任內政大臣（1904年-1905年）和首相（大臣會議主席，1906年-1911年），其改革頗有些像鄧小平的改革。

斯托雷平出任首相時，俄國剛剛爆發過革命，全國動蕩不安。老斯認識到 “發展才是硬道理”，俄國的進步隻能靠經濟繁榮實現。因此，他一麵加劇對革命亂黨的監控與鎮壓，一麵采取了若幹自由化措施以刺激經濟，兩手抓，兩手都要硬。他超過老鄧的地方是，他認識到，俄國的發展隻能靠中產階級的發育與壯大，為此進行了土地改革。

俄國的土地製度非常奇怪，大概是世上獨一無二的吧。除了貴族擁有大量地產之外，俄國農村並不實行土地私有製而是某種原始的公有製。村民們都屬於所謂的“村社”，所有的土地都為村社所有。村社再將土地均分給村民栽種。這種製度頗像咱們的“大包幹”，亦即農民有村社分給的份地的使用權，但並沒有所有權。

這種原始製度，妨礙了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這便是俄國為何有那麽多“社會主義革命家”，他們都覺得俄國國情與歐洲不同，早已在農村實行了集體化。因此，俄國可以不走西方的老路，繞過資本主義這個階段，直接進入“更高級”的社會主義社會。這一主張為當時許多革命政黨共有，並不光是布爾什維克黨人對社會主義感興趣。嚴格說來，參與二月革命的那些革命亂黨中，還真找不出右派來。就連被十月革命推翻的臨時政府的首腦克倫斯基，也是一個相當激進的社會革命黨人。

斯托雷平的土地改革規定，村社分配給農民的土地在法律上屬於使用者所有，因此農民有權退出村社，獨家經營，農民銀行必須扶持這些試圖脫離村社單幹的農民。1911年，也就是他被暗殺的那一年，政府還進一步公布了土地規劃條例，規定凡進行土地規劃的地方，村社份地均自動變為私產。斯托雷平的指望是，農民富裕起來後，便會變成現行製度的熱心支持者。出於類似考慮，他還在城市試圖改善工人階級的生活水平，為此增加了地方政府的權力。

斯托雷平的改革獲得了極大成功，俄國經濟在短期內便繁榮起來。據前蘇聯異議學者的研究，蘇聯後來的GDP增長率從未達到那個時期的水準。俄國的一點工業基礎，基本上就是那個時代鋪下的。正因為此，改革使得列寧極度恐慌。他生怕改革成功使得俄國能避免暴力革命。許多德國政客也擔心，俄國的成功的經濟改革若再進行幾十年，則德國在歐陸的霸主地位將會因之動搖。有的曆史學家因而懷疑，德國人發動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真正原因，就是想在俄國富強起來前先將之擊敗。在我看來，這種猜疑毫無證據，乃是陰謀論思維定式。

綜上所述，十月革命前的俄國，是一個窮兵黷武、擴張成性的野蠻國家，但它乃是典型的一窮二白的泥足巨人，無論是政治、經濟、工業、科技、文化藝術等各方麵都極度落後。它是一個標準的原始農業國，資本主義從未有機會發展起來。絕大部分俄國人民是文盲農民，實行的是一種無比原始落後的生活方式。它的文化完全是從西方斷斷續續引進的，並無原生文化，基本屬於占人口比例極小的貴族。俄羅斯的文化巨人諸如格林卡、普希金、萊蒙托夫、托爾斯泰、屠格涅夫等人都是從小接受歐化教育的貴族，他們的作品與俄國平民實在沒什麽相幹，並不為文盲大眾理解和欣賞。這和中國都還是兩回事，中國的文化基本還是平民而非貴族創造的。

這種本質上是舶來的俄羅斯文化，雖然達到了令人炫目的高度，但在時間上、地理上和人口上的分布都極度不均，可以說基本上是一種移植文化，並不曾深入宿主龐大的軀體深處。在時間上，俄國文化精品都是19世紀創作出來的，此前是一片蠻荒，俄國人的“古典作品”其實是近代作品。在地理上，革命前的俄國也就隻有彼得堡、莫斯科、基輔幾個文化中心，除此之外則是一片荒野。即使是在那幾個文化中心，文化也隻集中在一小撮人身上，與廣大百姓毫不相幹。真正的俄羅斯人的生活，還是《靜靜的頓河》、《頓河故事》上描寫的那些真實野獸風情，其中公公強奸兒媳成了標準常規。

這種奇特的文化風景，很像共黨後來搞的“櫥窗文化”，亦即隻開放北京、上海等地供好奇的外賓窺視，讓他們看到與內地大眾毫不相幹的幸福生活。雖然沙皇並未有意這麽做，然而俄羅斯文化在實際上也就是一種櫥窗文化。毛子那些不遜於歐洲任何一個大師的傑作，令中國讀者神迷心醉之餘，常常讓他們誤以為俄國是一個文化發達的國家。這說來也不足為奇。就連西方的力薄儒都還以為“四季青人民公社”社員們的幸福生活代表了全國農民，何況是沒到過俄國的中國讀者們？

野蠻的俄羅斯“反世界”（二）

前文貼出後，爭議頗大，若幹網友指出，俄羅斯文化燦爛輝煌，並不是我說的那麽不堪，不能將人家稱為野蠻國家，有的網友則引用秦暉教授關於斯托雷平改革的論述，認為斯托雷平的改革是“肮髒的進步”，似乎是後來革命爆發的主要原因。要答複這些問題，恐怕遠遠超出了我的學力。但不管怎樣，還是盡力而為吧，好在這兒不過是論壇，並非學術刊物，胡說八道是允許的，隻要不是太邪乎：）

關於“野蠻國家”之諡，我自覺已經在前文說明白了。其實諸位用不著來說服我俄羅斯文化是何等燦爛輝煌，那是我少年和青年時代唯一能接觸的東西。我不但看過所有翻譯過來的俄羅斯文學大師們的巨著，就連俄國在蠻荒時代（19世紀以前）寫的前文化作品，我也曾係統攻讀過。此所以我後來曾厚顏自吹，如果我的俄文好，完全可以去拿一個俄羅斯文學碩士學位。因此，在這點上我與諸位並無什麽分歧。

我想告訴諸位的，不過是一個事實：有兩個俄國，櫥窗俄國與農村俄國，而諸位隻看見了那個櫥窗裏的俄國。

在不列顛空戰期間，丘吉爾在國會發表演說，留下了世代傳頌的名言：

“Never in the field of human conflict has so much been owed by so many to so few.”

直譯是：

“在人類衝突的戰場上，從未有過這麽多的人欠了這麽少的人這麽多的情。”

有趣的是，若用英文表達，它一點都不蹩嘴，而用中文表達則成了繞口令。這是什麽原因？留待吳耐去研究吧。

這話是什麽意思涅？不列顛空戰是在英國上空爭奪製空權的戰爭。如果德國空軍摧毀英國空軍，則千軍萬馬就要跨過海洋，去解放台灣，而英國根本抵擋不住。因此，全民的一線生機，就係在一小撮空軍兒郎身上。這種先例在曆史上還從未有過。

我看俄羅斯文化也就是這麽回事，從未見過哪個別的文盲國家靠一小撮貴族創造出一種如此精致絕倫的文化來，以致它掩蓋了無邊的茫茫大荒，造成了普遍錯覺，使得人們普遍認為俄國是個文明國家。

實際上，走出彼得堡，莫斯科，基輔等幾個文化櫥窗，您見到的隻會是那個生活在中世紀的貧窮愚昧野蠻的農村俄國。它的社會基本組織方式非常像中國，然而比中國還落後萬倍，那就是村社（Мир）製度。

村社製度是從13世紀就傳下來的俄國民族遺產，是標準的俄國生產與生活方式，得到政治上兩極的一致喝彩，它不但被沙皇視為沙皇製度的柱石，而且被革命黨人視為俄國的特殊優越性與未來希望所在。這種“二律背反”的吊詭現象，在其他國家還似乎不曾有過。

那麽，村社是什麽玩意涅？俄國的土地分為私有與國有兩部分。私有土地屬於貴族大地主，大地主擁有大批農奴（稱為“靈魂”）替他們耕作。農奴和公社社員一樣，都沒有人身自由（不是說像苦役犯一樣戴著腳鐐手銬幹活，而是不能離開居住地），一生交給農奴主安排，栽種領主的土地，幹活所得的1/3要交給農奴主（好像比公社社員待遇優厚些）。其不如公社社員的地方，乃是不能自由婚嫁，婚姻必須由領主決定。農奴的子女世世代代是農奴，絕無希望變成自由人，這點與公社社員也一樣。

國有土地則有兩類，一類直接屬於沙皇，也由農奴耕種，另一類則由所謂村社耕種，實際上為集體所有。村社是農民的共同組織體，由德高望重的長老實行家族統治，決定社區內的一切公共事務，很像咱們的宗法統治。它與後者的區別，隻在於咱們的家族雖然也有共同的族產，但族人仍然可以自由購買田地。村社可完全不是這麽回事。它是一種原始社會的共耕組織。土地並不屬於個人而是屬於集體。村社把土地均分給每家農戶耕作，各家有土地使用權，但並無所有權。過上一段時間，村社就要把分給各戶的土地收回，重新分配，這目的是為了避免貧富分化，確保大夥兒一樣窮。

村社文化（或更準確地說，是無文化）的特點，乃是它驚人的穩定、封閉與保守。對絕大多數村民而言，村社就是整個世界，他們祖祖輩輩生活於其中，萬事不求人，根本沒有與社區外的人交通的必要，一切都自給自足。老幫菜大概還記得《列寧在1918》上那個去跟列寧找“農民的真理”的“富農”吧？記得他說：我們什麽都不需要城市供給，你們不給我們洋布我們穿土布，不給我們皮鞋我們穿草鞋，而我們若不給你們糧食你們就得餓死。於是伊裏奇大怒，質問道：難道你今天來，就是代表農民向我們宣戰麽？農民當然抵擋不住布爾什特（bullshit）的快槍，在餓死泰半後自然屈服了。

這位“宣戰”的老農說的其實就是俄國革命前的基本狀況，農民與古代中國農村一樣，穿的是自織的土布衣服，不過不是穿草鞋，而是野蠻毛子特有的用樺樹皮製成的樹皮鞋。村社有自己的鐵匠鋪，負責修理製造農具。農民用以物易物的原始方式互通有無，與市場經濟徹底絕緣。據說直至18世紀末，俄國還沒有麵包的交易。中國再落後，也不曾到這個地步吧？說這種國家是野蠻國家，哪有什麽誇張不實之處？當然，小衲他嶽父母那些前嬉皮士堅決不會同意：）

不誇張地說，村社就是俄羅斯之魂，它哺育出了俄國人的集體主義精神，徹底堵死了個性解放標新立異的一切空間，使得他們養成了崇拜並無條件服從尊長的天性。沙皇既是他們的大家長（所謂“小父親”——毛子用的昵稱），又是活在世間的上帝。這種原始集體主義生活方式，將俄國卓有成效地凍結在中世紀。

這兒順便解釋一下，所謂集體主義似乎被國人視為好東西，上次記不得是老哈還是老泉追究過這問題。集體主義價值觀，就是認定集體利益、國家利益至上，相對於國家和集體利益，個人利益渺不足道，完全可以而且必須無條件犧牲。被西方視為個人神聖不可侵犯的個體權利，在俄國、納粹德國、中國和日本等國百姓看來一錢不值。這就是專製製度乃至極權製度在這些國家盛行的基本原因，也是它們在英美毫無感召力的原因。

其實法西斯主義與共產主義，都是極端的集體主義，其共同點便是個人必須無條件服從集體，為了集體的長遠福利，獨裁者可以用國家的名義去對個人幹出一係列西方人認為是不能容忍的事情來。無論是中國還是如今的俄羅斯，集體主義仍然是主流價值觀。中國就不必說了，許多識字分子包括八九學運的參加者（如本區網友卡城老李）都堅定地認為，為了大多數人民的利益，就是可以殺掉一部分人。而如今的俄國青年也對著西方電視記者堅定地說，俄國恢複往昔的大國尊嚴才是最重要的事，個人的自由可以後一步解決。普京也承認：

“在俄羅斯，集體活動向來重於個人活動，這是事實；……大多數俄羅斯人不習慣於通過自己個人努力和奮鬥改善自己的狀況，……要改變這種習慣是很緩慢的。我們且不去回答這樣做是好還是壞。重要的是有這樣的情緒，而且它很盛行，因此不能不重視。”

俄國若沒有村社，中國若沒有宗法統治，很難設想兩國會形成如此執著持久的集體主義價值觀，也無法理解為何俄國人與中國人都有同樣的“社會主義熱情”。兩國人民心目中的理想社會都是“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的“大同世界”。這種相似似乎不是偶然的。

類似地，俄國人以“追求真理”為執拗傳統，但俄語的“真理” Пра?вда‎ 其實來源於基輔羅斯君主“偉大的弗拉基米爾”製定的第一部法典Правда Роусьская，因此並不是西方truth的等價物，而是一種由統治者主觀規定的行為規範，這與中國人的真理觀具有驚人的相似性。離開兩國共同的文化背景，似難解釋這種雷同現象。

其實沙皇與革命家讚揚村社都沒錯，他們看到的其實是同一個“優點”。村社文化訓練出來的個體毫無個性與自由，使得大多數國民養成了絕對服從權威的奴性，它們的確構成了沙皇專製統治的精神柱石。但反過來，國民的奴性也為一小撮意誌如鋼的革命家提供了廣闊的冒險天地。正如俄國第一個布爾什維克特卡喬夫準確觀察到的那樣，俄國的革命必須由一小撮精英使用恐怖手段驅趕奴性十足的大眾去進行。曆史的真實就是如此。布爾什維克黨人長期流亡國外，隻是在二月革命後才匆忙回國。在奪取政權後，他們在廣大基層完全沒有什麽根基，全靠那精英黨采用恐怖手段強迫廣大人民乖乖就範。這與中共革命完全是兩回事——我黨在奪取政權前，畢竟還在廣大華北農村實行了有效控製。

這種原始生活方式最大的優點，是為一個孤立係統提供高度的穩定性，正是陸放翁所謂“蕭鼓追隨春社近，衣冠簡樸古風存”。但若處在一個開放係統中，它立即就要因與其他製度比較而出現生存危機。因此，俄國在近代遇到的挑戰與危機，與中國非常之相似，而它的命運更是與中國相像到極點——兩者都是統治者改革找死。不改革，則無法與西方強國競爭；一改革，則打開了潘多拉盒子，把魔鬼從膽瓶中放出來，直接造成了專製君主的速死。它們留給後人的教訓，便是令人喪氣的“不改革可以苟活，改革則導致速死”。Believe me, I hate what I’ve just said, but that was what I observed。

網友貼出了秦暉教授的有關評論，我不是很同意，覺得秦教授有點“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的意思。當然他的苦衷可感，但似乎不能用這種實用主義的態度去穿鑿曆史。當然，我對俄國曆史遠不如秦教授及其夫人熟悉。不過據我的一點道聽途說，俄國的改革史似乎並不是如秦教授說的那樣黑白分明，一目了然。斯托雷平要比鄧小平、朱鎔基等同誌高得多。兩者之間似乎不是個簡單類比的關係。

前文已經介紹過，俄國近代的改革，是亞曆山大二世啟動的。在登基前，亞曆山大二世就曾到歐洲考察過，知道俄國與歐洲強國的巨大差距。1853-1856年，為爭奪巴爾幹半島的控製權，俄國與土耳其、英法等國開戰，是為“克裏米亞戰爭”。戰爭使得俄國體製的弱點暴露無遺，因而直接啟動了亞曆山大二世的內政改革。他不但將工業引入俄國，啟動了俄國的工業化，而且還察覺，農奴製度與資本主義不兼容，俄國若要富強，就必須走資，而要走資，就必須解放農奴。在這點上，這位改革皇帝的決心可謂前無古人——彼得大帝和葉卡捷琳娜女皇都知道農奴製度的落後，但都不敢動那俄羅斯的命脈，亞曆山大二世卻毅然動了，於1861年發布了農奴解放命令。

關於這場改革，至今在西方還各說不一，爭議很大，秦教授似乎持基本否定的態度，但我認為責之過苛。改革必然都是不徹底的，必然有著各種弊端，隻能看其大致走向是否符合國家進步的大方向。我個人認為，無論是亞曆山大二世的改革，還是斯托雷平的改革，都是俄國走資的前提。不進行這兩場改革，則俄國根本無望走上資本主義的康莊大道而迅速富強起來。俄國和晚清的區別是，俄國不改革也能苟安下去，隻是不能如意擴張，而晚清不改革就有淪為殖民地的危險。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亞曆山大二世的改革更有主動精神，更值得肯定。

亞曆山大二世的改革方案是，讓農奴既獲得人身自由，又能得到一份土地。這設想本身倒很周全，蓋兩者缺一不可，如果隻是給農奴以自由，卻不為他們提供生活手段，則解放的農奴隻會餓死。如果要把地主的土地強行分給他們，則不但侵犯了私人產權，還要引來貴族的強烈反抗，很可能引發大規模騷亂，到最後誰也沒好處。因此，他的方案是，農奴無條件地獲得公民權，變成自由人，從此可以自由安排婚姻大事，購置產業，有權去做買賣，等等，不必再一生交給黨安排，這就是說，農民不必交贖身費，就能從領主的財產免費變成自由人。這嚴格說來也是國家對私產的侵犯，不過是一種人道的侵犯。

但被解放的農奴要獲得一份地產，就必須靠自己買了。買的方法是，農奴個人交1/4的地價，由國家代付3/4。國家代付的款項，由農民以納稅方式，在49年內還本付息賠清。被解放的農奴被組織入村社，實行連環保。他們自己花錢買來的土地屬於村社。但他們可以將自己的份地賣給村社，到城裏去打工。

以上規定適用於私有農奴，亦即原來給領主種地的農奴，不適用於領主的家奴（所謂household serf），也就是那些不種地為領主幹家務的仆人。他們得到的隻是自由身，卻無權分到土地。1866年，為國家所有（也就是為沙皇所有）的農奴也得到了解放，他們分的地要比私有農奴的好得多，蓋沒有地主搗鬼。

這方案設計的初衷是好的。但如同一切改革一樣，它必然要被既得利益集團鑽空子而發生流弊。這流弊便是，地主當然隻會把壞地賣給農民，把好地留給自己。而且，他們怕農民成了自耕農後便不租種自己的土地，於是在賣地時便有意造成農民的地與自己的地犬牙交錯的狀況，迫使農民為了耕作方便，不能不向地主租地，使得自己的土地能連在一起。沙皇的農奴則沒有這種特殊問題，因此得到了較好的待遇。而最糟的則是那些不種地的家奴，他們得到的隻是自由身，卻沒有養活自己的生產資料。

許多人把這場改革視為地主對農民的赤裸裸的掠奪。我認為不是那麽簡單，事實上地主也沒得到什麽好處。這場改革的特點，是它得罪了所有的人。亞曆山大二世以為他這方案麵麵俱到，能同時獲得地主與農奴的感激，結果是兩麵不討好。從地主那邊來說，改革使得他失去了大量土地，換來的隻是國家支付的一堆債券（國家不用現金而是以國債方式作償還手段）。當他賣出那債券時，常常發現它們已經大幅度貶值了。為了維持原有的奢侈生活方式，地主便被迫出賣土地以彌補虧空。

從被解放的農奴那邊看來，他獲得的自由隻是一種潛能（potential）而不是實惠，而對習慣於作奴隸的人而言，實惠重於空洞的自由。更何況為了這抽象空洞的自由，被解放的農奴必須繳納沉重稅收，以償還地價。那地價明顯估計過高，因此常常使得農民在賣出穀物納稅後兩手空空。於是農民們當然要怨聲載道，油然而生“今不如昔”之感，覺得過去當農奴種的地比現在的還多還好，收入還高，解放倒把他們弄窮了。

因此，改革反而激起了廣大農民與地主對政府的不滿，騷亂時有發生。更嚴重的是，亞曆山大二世實行的開明政策打破了身份製度的藩籬，使得許多平民獲得了受教育的機會，有機會讀到過去無法看到的自由主義的讀物，於是便哺育出了一批平民革命分子，恐怖主義的祖宗。這些人的蠢動，逆轉了俄國的進步過程。亞曆山大二世本來已下定決心實行憲政，卻被民粹黨人暗殺在大街上。那其實也是他自己找死。殺手投擲的第一個炸彈隻是炸傷了他的衛兵，他不趕快逃跑，卻下車去察看衛兵傷勢，以示歐洲君主的膽量。哪知恐怖分子安排的是連環殺手，一擊不中再來一擊，於是老亞就被第二個炸彈炸上了西天。憲政也隨著他的死亡煙消雲散。

亞曆山大二世的改革有個弊病，那便是它並沒有解決村社那爛汙製度問題。斯托雷平的改革就是瞄準著這大鍋飯而去的。誰都看得出來，村社把農民捆死在一個封閉的中世紀原始世界中，使得市場經濟無可能產生，農民既不可能通過良性兼並土地變成資本家，也不可能因破產而流入城市去做無產階級。要在俄國發展資本主義，當然必須打破這實行了幾百年的大鍋飯製度。

斯托雷平的土改內容我已經在前文簡介過了。那主旨就是“允許土地私有，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秦暉教授引用斯托雷平本人的語錄“助強淩弱”，認為那是“肮髒的進步”，是國家對農民的赤裸裸的掠奪。我不這麽看。斯托雷平確實說過那話，但他的原意是要打破大鍋飯，意思是國家必須扶持有能力的人先富起來。為了鼓勵農民的創業精神，他規定農業銀行必須向那些退社單幹的農民發放他們能夠支付的貸款，鼓勵他們創辦大規模的現代農場，在農村引入純粹的經濟合作體——合作社，以取代村社那種宗教政治經濟合為一體的原始怪物，還提倡發展農業教育，引進新的農業技術。最主要的還是，他廢除了被解放的農奴欠下的國家代償債務，使得農民從不堪承受的重稅下解放出來。將這些改革措施視為類似朱鎔基實行的“改製”那種由權貴對普羅大眾的赤裸裸地搶奪，我認為有失公平。這兩者之間實在沒什麽可比性。
斯托雷平改革雖然引出了迅速的經濟繁榮，但他觸犯了俄國的命根：村社那個均窮主義（亦即一般所說的“共產主義”）象征，於是便走上了亞曆山大二世的道路，在基輔歌劇院身中兩槍。凶手伯格洛夫（Дмитрий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Богров）既是社會革命黨人，又是沙俄秘密警察局特務。這事實本身就說明了在俄國那種下流國家，改革派必然兩麵不是人。而俄國與中國之下流，正在於它們都容不得和平改革，要“一步到位”，最後鬧出個空前橫暴專製的極權製度來，從此天下太平，萬籟俱寂。

說到底，無論是俄國還是中國，都是謝德林寓言裏的那個池塘。

野蠻的俄羅斯“反世界”（三）

網友“秋風蕭瑟”引用恰達耶夫《哲學書簡》上對俄羅斯民族的批判，認為俄羅斯知識分子深具自省意識，說明這樣的民族已經開始脫離野蠻，走向文明。他這話說出了我青年時代的一個困惑：為什麽這樣一個深具自省意識的民族，還會成為世界上最邪惡的民族，給人類造成了史無前例的災難呢？

熟悉俄羅斯文學的讀者都知道，它最大的特點，是作者無比敏銳的良心與深重的社會責任感，尤以托爾斯泰為然。托爾斯泰深受盧梭《懺悔錄》的影響（他曾稱盧梭為“18世紀歐洲的良心”）。他創作的主人公列文與聶赫留道夫都有自己的影子，都時時在內心無情地剖析自己，並把內心深處的每個肮髒念頭公諸於世，似乎有一種內心的煎熬逼迫他們這麽做。列文曾在婚後把自己的日記交給吉蒂，後者讀後無比震驚與困惑。她滿麵淚痕地把日記交還給列文，說她不需要知道這些，請他不要再用這種事困擾她。在《童年•少年•青年》中，托爾斯泰甚至在親人去世的時刻也忘不了剖析自己，尖刻地指出自己即使在那種時刻，仍然怕在別人眼中顯得不夠沉痛，因此就連他的悲傷也有虛偽的成份！

這種內省，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手上，便成了一種心理分析。陀氏的書似乎可以視為心理分析的病例記錄，早在佛洛依德之前便開創了精神分析的先河。透過《被侮辱與被損害的》、《罪與罰》、《死屋手記》、《地下室手記》、《白吃》等巨著中那難以穿透的淒涼、絕望、陰鬱與沉重，讀者不難感受到他那為苦難磨銳了的良心與無比沉重的道德感，以及對一個健康的社會與人群的曲折的畸形的渴望。

總而言之，在我看來，俄羅斯文學似乎可以稱為“良心文學”，其共同特點是作家們對俄羅斯苦難的感同身受的敏銳，對建立一種更幹淨、更純潔、更道德的生活方式的熱望，對道德原則的執著，對功利的鄙棄，以及理想主義的近乎偏執的反複表現。大師們風格不同，描寫對象各異，然而都有著一種得到群體救贖的共同的執著的理想，透出了基督教的濃烈氣息。事實上，《白吃》的主角（梅特金公爵？記不得了）身上就頗有些耶穌基督的氣息，而且或多或少都流露了對革命的朦朧企盼。作為一個整體，俄國文學家們表達的不光是現實的醜惡，更集體訴說了對一種烏托邦生活方式的渴望。這理想生活方式在道德上是絕對純淨的，與世俗功利徹底絕緣。

這在世界文學史中是一種很獨特的現象，也是俄羅斯文學有別於19世紀所謂“批判現實主義”其他巨著的明顯特征。無論是法國還是英國的大師們留下的巨著，都缺乏那種獨特的俄國“良心氣息”。看一眼巴爾紮克、雨果、莫泊桑、福樓拜、司湯達、左拉、狄更斯等人的作品，您立即就會發現這一點。他們也暴露社會的醜惡，然而卻不曾向俄國大師們那樣整個靈魂都卷了進去，用自己的良心在充滿荊棘的荒野上赤足走一回，再將那斑斑血跡灑在作品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巨著，本本都是血淚凝成的。

我想，問題大概就出在這裏，也就是偉大領袖毛主席最愛說的“走向反麵”，或道家的“物極必反”。良心太過敏銳，道德感太發達，對集體救贖的理想太執著，太鄙視功利與理性，就難免墮落為宗教狂熱分子，把理想的實現看得高於一切，為此付出什麽代價都是心甘情願的，到最後便難免出現布爾什維克那種反文明怪物，為了一個無比崇高的理想，什麽道德代價人命代價都可以毫不猶豫地付出。

記得車爾尼雪夫斯基的“小說”《怎麽辦》上描繪了一個純潔的革命家。某日他的朋友去看他，發現他躺在血泊中奄奄一息。原來他為了砥礪自己的革命氣節，特地製作了一個釘床，然而毫不猶豫地脫去衣服，赤身露體地躺在那些尖銳鋒利的釘尖上。

這種自虐似乎很極端，然而我相信那是當時的革命家們普遍追求的理想行為規範。那就是為了崇高的革命理想，個人什麽犧牲都可以做出，什麽苦難都可以忍受，與那個偉大的理想比起來，革命者個人的安危福祉一錢不值，隨時隨地都可以而且應該為了集體救贖而犧牲。既然連革命家都如此，反革命乃至中立者的性命又何足道哉？

這結果便是我在《人高於神》中說的，把某種理想抬到無限的高度，便將個體的位置徹底擠了出去。革命本來是為了結束人民大眾的苦難，然而到後來受苦受難本身竟然變成了革命家們追求的目標，成了全民完成道德淨化的必需洗禮，阿•托爾斯泰的《苦難的曆程》的題記引用的俄國諺語就最有代表性：“在清水裏泡三次，在血水裏浴三次，在堿水裏煮三次，我們就幹淨了。”革命已經不再是一種理性決策，而成了一種至高無上的宗教聖戰，[此種宗教，是集體的宗教，實用的宗教，非自由的宗教。]革命引來的苦難則是人民大眾集體肉身成佛的必要條件。

總而言之，俄羅斯文學大師們流露的悲天憫人的人道情懷是在集體主義框架之內的，[我一點不覺得悲天憫人是人道主義，我認為同情心是萬惡之源，我鄙視悲天憫人，我欣賞冷嘲熱諷。]他們苦苦追求的“真理”乃是一種理想的集體生活方式。閱讀那些名著，您隻會感到深重的良心壓力，驅使您投入改變那醜惡的社會現實的革命鬥爭。它們可能會促使您養成內省習慣，完善自己的道德修養，然而卻不會促進你的自我權利意識覺醒，讓你感受到追求個性解放與個人自由的需求。19世紀是俄國文化的輝煌頂峰，然而它並不是歐洲中世紀的文藝複興運動，甚至也不是德國的“狂飆突進運動”，與肯定個人價值的人文主義（humanism）啟蒙無關。

在這點上，俄國與古代中國再一次表現出了相當程度的類似。中國的文學大師們也以表露悲天憫人的慈悲情懷著稱，最典型的便是杜甫的一係列傑作。[中國其實不大有俄國那種悲天憫人的作品，杜甫也不是。蘆笛老師肯定沒讀過杜詩。]而追求個人道德完善，在人世間建立一個符合聖賢們提出的道德原則的理想社會，更是中國讀書人的千年努力目標。兩國的文化裏缺乏的，都是由《獨立宣言》界定的個體權利觀念。兩者的區別隻在於，俄國文化裏的基督教成份使得良心家們更真誠，更狂熱，更執著，因而危害也就更大.

從這個背景來透視，不難看出毛子為何會對“共產主義天堂”的夢囈情有獨鍾，對“解放全人類”的“世界革命”如此煞有介事。即使是在勃列日涅夫時代，當所有當道者都蛻化為“犬儒”之後，“國際主義義務”仍然是執政者不敢隨便拋棄的基本教義，而那並不完全是為了在全球稱霸，確有濃重的意識形態成份在內。在本質上，國際共運是一種脫胎於基督教的國際宗教運動。它之所以在俄國首先勃興，恰是因為它迎合了俄國人民對彌賽亞帶來的集體救贖的渴望。

以上所說，當然隻是我個人對俄國文化乃至俄國知識分子的一點穿鑿，很可能不能成立。但舍此之外，我還真想不明白為何一個知識分子良心超發達的民族會墮落為給人類帶來最大災難的邪惡民族。

毛子的另一個問題為文化後進國家所共有，那就是深刻的民族自卑心理。在這種心理的刺激下，政客們勢必分為兩派：主張向先進文明學習的假洋鬼子與排外的阿Q，後者因為迎合庸眾的虛榮心，很容易便獲得廣大人民的支持，使得沙文主義成為社會的主旋律。這就是曆史上狂熱的所謂“民族主義國家”都是文化後進國家的基本原因，也是土產痞子斯大林為何輕易戰勝西化海龜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為了維護這種虛假的民族尊嚴，統治者必然要捏造神話，將自己的民族吹噓為人類文明的發明者。因此，羅蒙諾索夫發現了物質不滅與能量守恒定律，巴祖諾夫發明了蒸汽機，儒可夫斯基發明了飛機，波波夫發明了無線電，etc, etc。

也是出於這種深刻的自卑心理與“揚眉吐氣”的強烈感情需要，人民傾向於認同“國威重似泰山，民命輕於鴻毛”。隻要能讓祖國成為世界上說一不二的超級大國，全民就是死了一半也是劃算的。要贏得人民的歡心，政客們最簡便的手段便是花費大量的民脂民膏去搞各種各樣的“麵子工程”。斯大林最是這種高手，30年代人民生活在大清洗的恐怖中，然而同時也非常海皮，因為不斷有振奮人心的消息從報上傳來：人類曆史上第一次同溫層跳傘成功，第一次開破冰船到北極探險，國家派飛機營救北極探險人員成功，etc，etc。中國現在搞的這套名堂，完全是斯大林玩剩的。到最後竟然到了這種荒謬的地步，一場戰爭（如朝鮮戰爭）哪怕給國家帶來不可勝數的災難，但僅僅是因為它給了人民某種廉價快感，它就是值得打、應該打的偉大戰爭。

這種民族文化自卑心態的最大惡果，還是它很容易發展為全民的仇外心理，使得人民輕易進入“以一人敵天下”（此乃馬悲鳴的豪言壯語）的悲情角色而沉醉於其中，為野心勃勃的大獨裁者與文明世界為敵提供民意基礎。馬克思的“階級鬥爭”學說之所以有助於斯大林構建“反文明世界”，乃是因為共黨據此通知全民：蘇聯是全世界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為亡我之心不死的帝國主義豺狼包圍。蘇維埃國家乃是全球唯一的文明國家，代表著正義與光明，而世界的其他部分則由階級敵人統治，代表著邪惡與黑暗。全人類得救的希望，完全地曆史地落在蘇維埃人的雙肩之上。離開俄國的落後文化背景與強烈的民族自卑心理，很難設想與全人類為敵反而會喚起蘇聯人民無與倫比的自豪感。

當然，要將俄國的邪惡化歸結於俄羅斯文學良心的過份發達與民族進攻性的自卑心理，未免過於片麵與輕率。大概我們充其量隻能說，俄國文化裏先天缺乏抵抗極權製度的傳統，卻有著深厚的“社會主義”土壤，有著與人類文明為敵的潛能（potentials）。然而如果不是機緣湊巧，毛子也未必會墮落為大眾熟知的世上最邪惡的民族。

毛子的墮落，始於沙皇被推翻，而這基本是尼古拉二世的過錯，並不是什麽“曆史潮流”決定的必然。

如前文所述，沙皇在毛子百姓心目中，既是慈祥仁厚果決的大家長，又相當於活在世間的上帝或起碼是宗教聖徒。毛子的宗教遊行舉的不但有聖像，也有沙皇的畫像，兩者其實是一回事。在愚昧的毛子百姓心目當中，沙皇幾乎相當於達賴喇嘛，其權威根本就是無從動搖的。此所以毛子的“農民起義”與中國的不同，普加喬夫隻能冒充被葉卡捷琳娜大帝謀殺的彼得三世，他的“起義”才能得到大批人民的擁護，以致幾乎顛覆了葉卡捷琳娜的統治.

然而1905年那個“血腥的星期天”發生的屠殺，卻在沙皇這個傳統形象上戳了個大窟窿。是年1月22日，彼得堡的百姓在“社會主義教士”喬治•加蓬的帶領下，到冬宮向沙皇集體請願。他們高舉著聖像、沙皇的畫像，唱著宗教讚美詩與沙俄國歌，和平地向冬宮進發，卻在冬宮前遭到拱衛該宮殿的哥薩克騎兵的萬槍轟擊，當場死傷多人。據官方事後發表的數據是死亡92人，受傷數百名。然而這數字卻在口口相傳中被放大了多倍。

這事件與六四的區別，在於它不是當局事前精心策劃的謀殺，而是示威群眾試圖進入冬宮，使得軍隊因恐慌而開槍，說起來是一樁未經預謀的不幸事故。沙皇事前雖然批準了部下建議，同意加強治安的措施，但並未預見到事故的發生，更未蓄意策劃謀殺示威民眾。事發時他根本不在冬宮，事後他深感震驚與痛惜，在日記中寫下了他真實的感情。

然而百姓可不會這麽看，經此一舉，沙皇那“至公至正為民做主”的傳統青天形象遭到了毀滅性打擊，在俄國百姓中引起了強烈的幻滅心理，因而加劇了原來就動蕩不安的局勢，使得全國各地先後爆發騷亂，釀成1905年的革命。

在這期間，俄國知識分子以及上層社會反複提出實行憲政的要求，尼古拉二世一度表示讓步，然而卻不肯真的放權。相反，他重用斯托雷平，實行鐵腕統治，一度解散了匆匆成立的國家杜馬（俄國的準國會），鎮壓民間反對派，與此同時實行經濟改革，造成了俄國經濟的迅速繁榮。

這段曆史呈現出與晚清乃至現代中國的相似性，兩者麵臨的都是我在舊作中說過的“放狼難題”。對統治者來說，把人民的權利還給人民是一種風險很大的勾當，弄不好就會失控而事與願違。統治者必須采取主動，最好能在“狼”覺醒前便開始解放他們，最忌諱的便是在“狼”的威逼下被迫還給他們權利。當革命行將發生或甚至已經發生之後，再放狼便來不及了，那隻會導致全局失控。清廷的傾覆就是證明。尼古拉的錯誤，是他在危機過後未能吸取教訓，兌現原來的放狼諾言，更不該不知俄國脆弱，輕率地把俄國投入戰禍。

斯托雷平的改革果然使得朝廷轉危為安。經濟繁榮掩蓋了深重的社會危機，百姓似乎忘記了尼古拉二世欠下的血債，國家杜馬也被斯托雷平嫻熟的政治技能馴服了。當保守派占了多數的第四屆國家杜馬集會時，尼古拉二世對它相當滿意。看來一切都很如意，尼古拉二世可以高枕無憂了。

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戰卻爆發了，色便青年在薩拉熱窩暗殺了奧國王儲斐迪南大公，奧國因此對塞爾維亞宣戰。同為斯拉夫人，老毛子認為自己是色便人的庇護者，於是便下令動員，這反過來又刺激奧國的盟國德國下動員令。當時歐洲列強給鎖死在所謂“集體安全”的多種雙邊或多邊條約中，又沒有一個國聯或聯合國式的國際組織提供溝通平台，及時化解危機，於是各國君主一齊進入惡性互動的怪圈，在毫無精神準備的情況下紛紛向對方宣戰，一次世界大戰由此爆發。

俄國宣戰後，俄國為沙文主義狂潮席卷，尼古拉二世的聲望如日中天，達到了最高峰。成千上萬的民眾自發湧向皇宮，高唱國歌，山呼萬歲。尼古拉二世多次出現在陽台上向革命群眾親切揮手致意，更是使得大眾的愛國激情達到了沸點。

然而俄國根本沒有準備好打這場現代戰爭，它是道地的泥足巨人紙老虎，其重工業的規模小到可以忽略不計，鐵路密度還不如德國的十分之一，公路等基礎設施直到希特勒入侵時都還處於原始狀態，隻是莫斯科附近有點柏油路，軍隊裝備和訓練都絕非德軍對手。德軍很快在東線便取得一係列輝煌勝利，俄軍遭到慘重傷亡，丟掉了波蘭（當時波蘭是俄羅斯帝國的神聖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給軍民的士氣帶來沉重打擊。更嚴重的是，脆弱的俄國經濟無法承受戰爭的重荷，大量機車損壞，鐵路運輸中斷，致使物價飛漲，供應困難，大城市缺乏燃料和食物供應，居民陷入饑寒交迫，整個國家麵臨著崩解危局。

更糟糕的是皇後亞曆山德拉還在雪上加霜。此人是嫁到俄國的德國人。這在歐洲皇室中很常見。事實上羅曼諾夫王朝就有著德國根，著名的葉卡捷琳娜二世（亦即葉卡捷琳娜大帝，俄國的改革明君之一）就是個純粹的德國人。她的俄國話是嫁到俄國後才現學的，跟嫁給尼古拉二世的亞曆山德拉一模一樣。然而此時兩國成了死敵，俄國人民便一致認定她是德國派來的奸細，俄國軍事上的失利以及民眾蒙受的戰禍都是她造成的。

這其實是不白之冤，亞曆山德拉哪會不做皇後，去當外國奸細？把俄國搞垮對她有何好處？然而這種陰謀論最能滿足愚民對替罪羊的迫切市場需求。別說是愚昧的俄國，就連英國王室（也是德國種，德國似乎專門為別國提供王室）都遭到百姓普遍猜疑，嚇得國王趕快公開聲明放棄德國姓氏，改用溫莎城堡的名稱作姓，這才算蒙混過關。

可惜俄國皇室與英國王家雖然是親戚，行事卻完全是兩種風格，絲毫不把民意當回事。亞曆山德拉不但不知韜晦，還和妖僧拉斯普丁（又譯為拉斯普京，後者發音更準確，不過不多見）不明不白地搞在一起，把宮廷變成了魏忠賢控製下的明廷。正是《四書》說的：“國之將亡，必有妖孽”，拉斯普丁的傳奇就是這警句的最好腳注。

好萊塢曾拍過這妖僧的電影，不知道同誌們是否看過。這妖僧原是西伯利亞的一個文盲爛人，因具有某種特異功能而迅速出名，得以混跡上流社會。尼古拉二世的獨兒子從他外婆英國維多利亞女皇那兒遺傳了血友病，血液沒有凝結能力，因此若稍微受傷，哪怕是創口再小也罷，都會流血直到流幹為止。皇儲的這種致命遺傳病，成了尼古拉二世和皇後最大的心事。過去小王子幾次病危，都被拉斯普丁以特異功能救活（有次竟然是通過發電報實行的遠距離治療）。亞曆山德拉因此對老拉至為感激崇拜，敬之若神明，於是拉斯普丁便以國師爺的身份在宮廷行走，把它變成了一個醜聲四溢的豬圈。

據拉斯普丁女兒的回憶錄，老拉生具異稟，跟秦始皇他媽的男寵嫪毐一般，那話兒特別長。根據時人的回憶，他還對女人具有某種特殊的精神控製力，能讓原來憎惡鄙視他的貴族女子變成忠實的性奴，跪在他麵前，脫掉他的樹皮鞋，為他洗散發著惡臭的髒腳。老拉充分利用了這種特異功能，把彼得堡的貴族沙龍變成了廣交會。據他說，放縱自己的罪孽其實是得到救贖的捷徑。所以，他不是放蕩墮落，而是實行某種奇特的道德升華。

這結果，便是民間流傳著無數亞曆山德拉與妖僧之間的風流佳話。據現代學者考證，那些謠傳都是子虛烏有，蓋亞曆山德拉深愛自己的丈夫。然而謠言是否屬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大眾普遍相信它。更重要的是，亞曆山德拉完全處在妖僧的控製之下，對之言聽計從。她聽從妖僧的勸告，說服沙皇解除了富有經驗的出色將領尼古拉大公的總司令職務，由沙皇本人自任總司令，駐節在千裏之外的統帥部，而把朝政留給亞曆山德拉打理。

據西方學者分析，這是個致命錯誤。尼古拉二世從此失去超然地位，必須為一切戰事失利承擔直接責任，使得自己變成民憤焦點。人斯大林就充分吸取了這一教訓。如赫魯曉夫在其秘密報告中指出的，在蘇德戰爭初期，斯大林從來不敢在戰爭命令與文告上簽名，直到戰局開始好轉，“最高統帥斯大林”的名字才出現在此類文件上。

此舉的另一致命惡果，是尼古拉跑到遠離俄國政治中心的統帥部去（位於白俄羅斯東部的小城莫吉廖夫），從而割斷了自己與俄國政治脈動的聯係，失去了對全局的把握，因而在危機到來時還蒙在鼓裏，不能及時采取有效應變措施。而他留下的事實上的“攝政”卻是那個被妖僧牢牢控製的德國蠢婦人。她忠實執行妖僧的最高指示，按他的意願提拔那些行賄者，貶斥忠貞耿亮之士，弄得朝政日非，國將不國。

目睹此情此景，以尤蘇波夫親王為首的幾個貴族便挺身出來挽救危亡。據說拉斯普丁早就在垂涎尤蘇波夫的妻子。小尤也心中有數，便以此誘騙妖僧到他家做客，將他請入地下室，給他吃了含有大量氰化鉀的點心與葡萄酒，那劑量大到足可毒死五個人。妖僧來者不拒，把三鹿奶粉吃喝得精光，卻一點沒事，令小尤大為駭然。他跑到樓上去找出左輪槍，跑回地下室，朝著妖僧的後背就是一槍。妖僧應聲倒地。小尤便回去穿大衣，準備把妖僧的屍體扔到外麵去。等到小尤返回地下室去察看妖僧時，妖僧卻突然睜開眼睛，喃喃罵道“你這個壞孩子”，一把扼住小尤的脖子，扼得他如同《瞎子領路人》上的那個流浪兒一般，看見了銀河係的全部星星。幸虧小尤的同謀此時也來了，見狀立即向妖僧開槍。妖僧背上連中三槍，才頹然倒下。密謀者們上前查看，發現他竟然還活著，正想掙紮起來，於是立即棍棒齊下，還用啞鈴猛擊他的太陽穴，這才總算把他打昏過去。密謀者們把他的生殖器割下，把他包在床單裏，扔進了結冰的涅瓦河。三天後，警察發現了他的屍體，作了解剖，大夫們無限驚駭地發現，盡管妖僧服了大量毒藥，連中四槍，被人用啞鈴猛擊太陽穴，被活活閹割，又被扔下了冰河，然而他入水後竟然沒死，還試圖從河裏爬出。隻是河被冰層封住，他沒能找到當初把他扔下去的那個冰洞，給困在冰層下麵，才最終被淹死了。您說這到底是什麽怪物？

妖僧雖死，國祚已移，俄軍在前線接連失利，國民經濟近乎崩潰，人民再也不能忍耐了。1917年2月間，二月革命在彼得堡自動爆發，彼得堡要塞駐防軍相繼嘩變，國家杜馬成立了臨時政府，彼得堡還成立了平行的第二政權蘇維埃。兩個臨時政權都要求沙皇退位，沙皇的將軍們也如是勸他。沙皇鑒於妻兒落在了造反派手裏，更怕他的抵抗將引發內戰，讓德軍輕而易舉地征服俄國，於是便聽從了部下的勸告，放棄抵抗，乖乖退位，潘多拉盒子從此打開，全世界都為此承擔了血的後果。

下流毛子留給後人的教訓，與中國近現代史的教訓差不多，那就是統治者和人民雙方都不知進退，雙方都是得寸進尺，不知道見好就收，及時達成有利於雙方的妥協，最後是誰都沒有好下場。人民可以推翻優柔寡斷、顧慮重重的懦弱無能的老統治者，卻以暴力革命造成了一種強大的逆向篩選場，使得心狠手辣的殺人狂得以勝出，從此再不可能指望統治者發善心，對人民作出起碼的讓步。

比較一下布爾什維克黨人與尼古拉二世對危機的處理方式，便能立即看出兩者的本質差別：尼古拉二世怕妻兒受人折磨，怕內戰爆發讓德國坐收漁人之利，最後的結果是全家被謀殺在西伯利亞，而列寧則能毫不猶豫地接受德國人的巨額金錢資助，以搞垮俄國政府、促成俄國失敗為革命者至高無上的道德責任，此後又毫不猶豫地簽訂俄國曆史上第一個賣國條約——布列斯特和約，把俄國四分之一的領土割讓給德國、奧國、土耳其等國，還同意向德國支付60億馬克的巨額戰爭賠款，為的不過是能集中全力打內戰，保住僥幸搶到手的政權。這種毫無任何底線、毫無道德約束的超級下流統治者，難道還會如亞曆山大二世那樣，采取主動措施，促進俄國的進步甚至準備實行憲政。

 

野蠻的俄羅斯“反世界”（四）

二月革命乃是人類曆史上最大的攪S運動，我之所以這麽說，乃是因為它把膽瓶打開，把魔鬼放了出來，在客觀上造成了一種“誰最下流誰就能勝出”的逆向競爭平台，誰不擇手段，誰最不要臉，誰最心狠手毒，誰最不講信義，誰最敢不顧大局，不怕魚死網破，誰最能跟傳統道德徹底決裂，誰就能最終勝出。布爾什維克黨人就是這種優勝者，在掌握政權後把俄羅斯成功地改造為反文明世界。

基督教有所謂“反基督”一說，這科學預言是否有道理，我不知道。我知道的就是布爾什維主義確實代表反文明。從這個角度來看，國際共運雖然毫無疑義脫胎於基督教，但它推出的不是耶穌基督而是反基督列寧，大概可以算是一種鏡像對稱吧。

網友問我，什麽是文明？我早就說過了，文明就是遠離叢林，就是揚棄獸性。所謂文明，說到底不過是一堆做人行事治國的規矩。人類要締結成可以和諧運轉的社會，就必須壓製人類的獸性，遵守一整套為全社會公認的規矩，這就叫體麵，這就叫文明。不管社會處於何種狀態，是奴隸社會也好，封建社會也好，資本主義社會也好，隻要是人類社會，就一定有共通的永恒的行為準則，例如誠實、守信、廉潔、慈悲、仁愛、顧全大局等等。無論時代怎麽變化，它們都是被人類普遍肯定的基本文明原則，都是做人做事從政的起碼規矩。蔑視踐踏拋棄這些全人類承認並行之幾千年的規矩，就必然回歸獸性，建立起一個魔鬼世界來，而這就是十月革命的光輝道路。

列寧主義的最突出的特點，就是它敢於並善於與這些傳統文明觀念徹底決裂。列寧主義隻有一個原則：“為達目的不擇手段。”隻有一個是非標準：“能否達到目的。”而革命的根本目的就是奪取政權。隻要能達到這個目的，就無論什麽下作手段都是正義的，無論何等可怕的血的代價都是合理支出。

根據瓦列恩基諾夫（Nicholai Valentinov）的證詞，列寧曾對他說：“當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並不隻意味著記住馬克思主義的公式，連一個鸚鵡都能做到這點。要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你必須具備合適的心態，也就是人們說的雅各賓主義……雅各賓主義意味著，為了達到你的目標，必須無所畏懼地采用一切堅定的行動去戰鬥……不是帶著白手套去戰鬥……不要害怕使用斷頭台……對雅各賓主義的態度的區別正是將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劃分為兩個陣營——革命者與修正主義者的分水嶺。”

無獨有偶，前段俄國披露的《普列漢諾夫的政治遺囑》也說：

“列寧是20世紀的羅伯斯比爾。但是如果說羅伯斯比爾砍掉了幾百個無辜者的腦袋，那麽列寧將砍掉幾百萬人的腦袋。我因此想起了我同列寧最初會見中的一次，我想那是1895 年夏天在蘭多爾特咖啡館裏的的一次會見。我們談起雅各賓黨專政垮台的原因。我開玩笑說，這個專政垮台是因為斬首機砍的腦袋太多了。列寧抬起眉毛，十分嚴肅地反駁說：‘雅各賓黨共和國垮台，是因為斬首機砍的腦袋太少了。革命應該善於自我保衛！於是我們（在場的有保•拉法格、茹•蓋得，好像還有沙•龍格 ）隻是對烏裏揚諾夫先生的極端言論付之一笑 。但是未來卻表明，這不是年輕和急躁的表現，而是反映了他的策略觀點，這些觀點他當時已經明確形成了。”

 

同一份文獻還指出：

“列寧……為了達到眼前的目的，可以向策略的祭壇獻上一切：良心、全人類道德、俄國的利益。”

“我不想充當未卜先知的卡珊德拉，但我仍要說，布爾什維克政權將演變如下：列寧的無產階級專政將迅速變為一黨專政，黨的專政將變為黨的領袖的專政，維持領袖權力的起先是階級恐怖，後來是全麵的全國恐怖。布爾什維克不能給人民以民主和自由，因為他們一實施民主和自由，馬上就會喪失政權。列寧很清楚這一點。既然如此，布爾什維克除了恐怖、欺騙、恐嚇和強製，就別無道路可走。但是通過恐怖、欺騙、恐嚇和強製能否迅速發展生產力和建成公正的社會呢?當然不能！這隻有在民主的條件下，在自由的、自覺的和結合個人利益的勞動的基礎上才能做到。但布爾什維克在半年不到的時間裏查封的報紙雜誌比沙皇當局在整個羅曼諾夫皇朝時代查封的還要多，還有什麽民主可言呢? 實行了‘糧食專賣’，提出了勞動義務製和勞動軍的問題，還有什麽勞動自由和結合個人利益可言呢?”

（蘆按：老普死早了，所以隻看到布黨半年內查封的雜誌超過整個羅曼諾夫皇朝的總和，沒能看到在布黨當國之後短短五年中，契卡處決了至少20萬人，而沙皇政權在垮台前的50年內，也才處決了一共１萬４千人。）

“列寧為了把一半俄國人趕進幸福的社會主義未來中去能夠殺光另一半俄國人。他為了達到既定目標什麽都幹得出來，如果有必要他甚至可以同魔鬼結盟。”

普列漢諾夫是俄國馬克思主義之父，是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創建人，也是列寧的恩師。雖然我對《遺囑》的真實性存疑，但不能不承認它對列寧以及列寧主義的觀察實在是入木三分，而這就是列寧主義的強大戰鬥力所在。二月革命之所以是人類曆史上最大的攪S運動，便是它為列寧主義提供了充分的用武之地，讓它的戰鬥力得以充分發揮出來，這攪S的總司令，便是臨時政府首腦克倫斯基。

前文說到，二月革命發生後，沙皇聽從將軍們的勸告退位。他先想把皇位傳給12歲的太子阿列克賽，但旋即改了主意，覺得讓那血友病患者離開家庭的照料去打理國事，隻會迅速送命，於是他發布了第二份詔書，宣布傳位給禦弟米海爾大公（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Рома?нов）。根據俄國的《基本法》（第一部事實憲法），米海爾於尼古拉退位當天，便自動變成新沙皇米海爾二世。新成立的臨時政府接受了皇上這一決定，並將這一消息在軍隊和某些城市中作了傳達。

但米海爾次日卻發表了一份聲明，宣稱必須實行普選，由選出來的代表召開立憲會議，由該會議製定憲法，決定國體，建立政府。隻有當人民願意他執掌最高權力時，他才會登基。

這就是說，俄國是采用君主立憲製，還是民主共和國，完全由通過普選選出來的立憲會議決定。隻有人民要米海爾當皇帝，他才肯當。如果人民願意采用共和國體，那他也樂意做一個普通公民。在舉行普選前，臨時政府隻是一個過渡權力機構，等到立憲會議選出正式政府之後，它也就壽終正寢了。

在這點上，二月革命頗有點像咱們的辛亥革命，滿清是“讓國”，沙皇也是“讓國”。從法理來說，兩國新政府的權力都是舊統治者轉贈的。臨時政府的首腦頗有點像中華民國的“臨時大總統”。兩者都不是民選出來的，都是名不正言不順的僭主。俄國的情勢更微妙：米海爾並沒有正式放棄皇冠，也沒有決定國體，而是把一切都留給人民去決定。因此，最後的政府是否合法，端看它是不是製憲會議選出來的。

米海爾的這一決定，大出趕去遊說他的克倫斯基的意外，老克盛讚他這一行動非常高尚。的確如此，製憲與政府民選一直是俄國知識分子的夢。老米這一決定反映了民意。

1905年革命期間，知識分子的一個要求就是召開製憲會議，實行君主立憲。尼古拉二世一度讓步，簽署了《十月宣言》，保證賦予俄國人民以公民的基本權利，諸如人身安全、言論、集會、結社、宗教信仰自由等，沙皇還保證擴大杜馬的代表性、試行男性公民普選，並宣布法律若未經杜馬批準即無效。但等危機過後，尼古拉又不願放權了。在選出來的第一屆國家杜馬召開前夕，他匆忙地發布了《基本法》，規定任何新法律若未經國家杜馬、上院（國家杜馬是下院，上院稱為“國務院”——State Council，其組成比英國上院還民主，隻有一半成員由沙皇指定）和皇帝的批準均為無效，還為《十月宣言》規定的公民的基本權利加上了限製，那就是必須符合帝國的法律。

 

這樣，國家杜馬雖然有立法功能，沙皇卻擁有否決權。而且行政內閣由沙皇指定，國家杜馬無權幹預閣員任命。因此，就其功能而言，國家杜馬主要還是一個谘詢顧問機構，其立法權力有限，而且毫無行政權力。

但即使如此，與後來的蘇俄相比，尼古拉治下的沙俄可算自由的樂園了。連革命亂黨都能在國家杜馬中擁有席位：布爾什維克在第三屆國家杜馬中擁有19席，在第四屆中擁有15席；社會革命黨人在第二屆國家杜馬中竟然擁有37席。在此後兩屆中雖無席位，但那是因為該黨抵製國家杜馬造成的，並不是沙皇不許他們參加。

您說這是何等濫好人？無論是布爾什維克還是社會革命黨人，都以推翻政府為目的，都以暴力甚至恐怖行動作為革命方式，都有大量的刑事犯罪，而這種職業犯罪家，居然也能堂而皇之地坐在國會裏，利用議員的豁免權，大發反政府議論，大力鼓吹推翻政府的暴力革命！

不管怎樣，和羨慕西方先進文明的中國人一樣，憲政是俄國知識分子的永久的夢與永久的痛。因此，不能不說米海爾大公這一決定非常高尚，而這就決定了他的悲劇結局。1918年6月12日，根據列寧的命令，契卡的皮夾克同誌們秘密逮捕了米海爾大公和他的英國秘書，把他們綁架到郊外槍斃了。他比他哥尼古拉二世還不如，屍骨至今都未找到。

“高尚者最倒黴，卑鄙者最成功”，這就是列寧開創的反文明世界的第一條原則。我黨最熱衷向學童宣講的《農夫和蛇》、《東郭先生和狼》，其實都是他們自己的逼真寫照。無論在蘇聯還是在中國，老統治者都是農夫和東郭先生，而蘇共和中共都是列寧同誌哺育出來的毒蛇與惡狼。

野蠻的俄羅斯“反世界”（五）

二月革命是群眾的自發革命，惟其如此，它就一定隻會是緣木求魚的蠢動，其最大特點是訴求與手段截然相反。二月革命之所以發生，並不是因為人民大眾不堪沙皇的壓迫剝削，而是因為一次世界大戰與既往所有的戰爭都不同，是全麵比拚內力（尤其是工業生產力與運輸能力）的所謂“總體戰”，俄國落後的經濟以及原始的基礎設施無法承受這一重荷，國民經濟脆弱的脊梁被壓斷了，人民再也無法承受戰爭帶來的艱難困苦，因此最先垮了下來（第二個垮掉的是次弱的奧匈帝國，接著是德國）。所以，人民之所以要起來造反，其根本動機是為了結束戰禍，與追求自由民主什麽的毫不相幹。

在這點上，二月革命與辛亥革命再次表現出了相似性。已經反複講過了，辛亥時中國最大的危機，是外患而不是內憂，解決那危機的辦法隻能是實行內政改革，把中國迅速改建為一個真正實現了中央集權、能有效動員全國人力物力資源去抵禦外侮的現代國防國家。隻有世界幾百年、中國幾千年才出一個的白吃如孫文者，才會反其道而行之，提出“以革命止瓜分”的神妙主張，以使國家陷入無窮內亂、徹底喪失起碼的國防能力來解決對外民族危機。

二月革命也與此相類似，它在強敵壓境、前線節節失利的嚴峻時刻，不失時機地在國內開辟了“第二戰場”，正是革命歌曲《到敵人後方去》唱的“兩路夾攻才能打得贏”。在這種情況下，俄國便徹底失去了戰勝德國的希望，唯一的出路是單方麵媾和，集中精力先把內部問題料理妥當再說。然而既然爆發了宏大內訌，俄國也就失去了謀求體麵和平的全部籌碼，隻能接受德國單向強加的苛刻條件，簽訂屈辱的城下之盟，以割地賠款的方式退出戰爭，而這就是列寧後來幹的事。

但毛子虛矯的民族自尊心決定了俄羅斯人民沒有承受這種失敗的心理能力。每次俄國對外戰爭失敗，都要引起國內強烈反彈。如前文所述，亞曆山大二世1861年的改革，是俄國在克裏米亞戰爭中失敗直接刺激出來的。而1905年之所以爆發革命，也是因為俄國輸掉了日俄戰爭。

這就是臨時政府鑽不出來的困境：欲戰不能，欲和不敢。臨時政府最先通過的法令中，就有一個是廢除以死刑懲罰逃兵與嘩變部隊的。這使得軍隊徹底失去了紀律約束，成千上萬的士兵逃亡回家。在奢談“平等”的革命氣氛下，臨時政府還剝奪了軍官的權威，代之以“民主選舉”的“士兵委員會”決定一切。這使得大批的軍官被士兵槍斃與私刑處死，軍隊徹底喪失了戰鬥力。

然而在這種絕望的情形下，臨時政府還想打下去。這就是上文說過的負篩選的問題：越是decent的政治家便越被動，越是毫無底線的流氓便越是擁有主動權。一個講究責任倫理的政治家，必然要考慮到他的決策給國家利益的影響，因而不願意割地賠款，即使要和，也必須是不割地不賠款的體麵的和平；他也必然要講究政府的國際信義，努力遵守對盟國的義務；更要顧忌到民意的反彈，不敢罔顧民意一意孤行……。這許許多多顧慮，限製了他們的決策空間，使得他們不可能像列寧那樣，作一個徹底的無所畏懼的唯物主義者，不受任何道德觀念約束，不遵守任何文明規矩，敢於並善於無視全民的反對，敢想敢說敢幹，具有無限的行動自由。

 

說白了，列寧主義的強大戰鬥力，和敢於和善於自傷的舊社會天津混混也差不多。此所以它總是在國家民族遇到重大危難時出來大顯神通。毛澤東趁抗戰崛起，大打內戰，而老蔣不敢聲張，隻能吃啞巴虧，靠的完全就是這一無賴優勢：老毛不怕亡國，隨便怎麽折騰都毫不在乎，而老蔣最怕的就是亡國，因此不能不忍辱負重，顧全大局。

除了這些，臨時政府還有一個考慮：俄國的經濟已經瀕臨崩潰，急需盟國援助。如果俄國撕毀當初向盟國作出的諾言，單方麵與德國媾和，必然要引來協約國的經濟製裁，使得俄國經濟雪上加霜。這就是為何臨時政府成立後不久便向盟國保證，新政府將繼續承擔它的國際義務，將戰爭進行到底。
列寧可沒這些“阿克琉斯足踵”，相反，早在大戰爆發之初，他就提出失敗主義（defeatism）的偉大號召，主張各國革命家應該盡一切努力促成自己的國家戰敗，化外戰為內戰，化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階級戰爭。這種毫無起碼底線的爛汙號召，就連當時的絕大多數馬克思主義者都不能容忍，列寧因此與第二國際決裂，反出了教門。

然而德國政府的態度則完全兩樣，他們無限欣慰地看到列寧的主張非常符合帝國的利益，從此開始秘密資助他。據克倫斯基披露，列寧與柏林參謀本部之間的關係開始於一九一五年底。這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德國外交部的機密檔案中有詳細記載。這批檔案資料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落入英國政府手中。負責與列寧打交道的德國諜報機關的大間諜自稱巴伏斯，眞名是希爾芬博士。他全力支持列寧，是列寧一切活動的幕後牽線人。巴伏斯與當時的德國駐丹麥大使蘭佐伯爵合作，擬了一項分化俄國的計劃，其主要內容是支持布爾什維克成為俄國國內的一股強大勢力，使得他們能把德俄之間的“帝國主義國際戰爭”變為俄國內部的“階級戰爭”。

二月革命爆發時，列寧正在瑞士居住，無法回國。德國政府為把列寧這WMD（大規模殺傷武器）放回俄國去搗亂，想出了個掩耳盜鈴的辦法——把他的專列從外麵封起來（亦即著名的“sealed train”）。火車從瑞士出發，穿越德國到瑞典，再經芬蘭到達彼得格勒。列寧不負“德望”，下車後第一個演說便主張立即與德國媾和，提出三個響亮的口號：“麵包，和平與土地”，可惜他忘記告訴大家這三樣東西該怎麽去爭取，代價又是什麽。

據說，本人“特別有文革才”，為了證明這一點，請允許我引用偉大導師、偉大領袖、偉大統帥、偉大舵手溫斯頓•丘吉爾首相同誌當時在英國國會的光輝演說：

“Lenin was sent into Russia … in the same way that you might send a vial containing a culture of typhoid or of cholera to be poured into the water supply of a great city, and it worked with amazing accuracy. No sooner did Lenin arrive than he began beckoning a finger here and a finger there to obscure persons in sheltered retreats in New York, Glasgow, in Berne, and other countries, and he gathered together the leading spirits of a formidable sect, the most formidable sect in the world … With these spirits around him he set to work with demoniacal ability to tear to pieces every institution on which the Russian State depended.”

硬譯如下：
“以與運送一個含有傷寒或霍亂病菌培養物的試管，以投入某個大城市的水源相同的方式，列寧被送回俄國去了，其作用是驚人的準確。他一到之後，便開始召喚那些隱蔽在紐約、格拉斯哥、伯爾尼以及其他國家的曖昧人物，將這個世界上最可畏的派別的領導精英們聚集於麾下。他依靠周圍的精英們，以一種魔鬼的能力，將俄國賴以立國的所有機構都撕成碎片。”

無論讀者政治立場如何，大概都不能不承認老邱這話說得非常形象生動而且客觀準確——就靠那麽一小撮人，列寧便輕易撕碎了俄國賴以立國的所有文明硬件與軟件，而且更在此後砸毀了若幹國家賴以立國的所有文明硬件與軟件。人類曆史上還從未有過這種與一切既有文明觀念對著幹的嶄新的革命。

完成這奇跡當然也離不開德國人的慷慨資助。據克倫斯基披露，在十月革命前後，列寧一共從德國人那兒領取了高達八千萬馬克的援助，其中四千萬是幫助他奪取政權的，四千萬則用於幫助他鞏固布爾什維克政府。這些錢由德國人存入斯德哥爾摩一家瑞典銀行，再匯到俄國的西伯利亞銀行，該行在俄國各地都有分行，布爾什維克可以毫不費事地提款，拿去創辦刊物，發展組織，準備暴動。

克倫斯基說的款項似乎太高，然而似乎也不是太離譜。2007年12月，德國《明鏡》周刊發表了《皇帝陛下的革命家》（Revolutionaer seiner Majestaet）一文。該文根據德國學者對德國檔案的調查，披露了德皇政府對布爾什維克的秘密資助，網頁如下：

http://wissen.spiegel.de/wissen/dokument/dokument-druck.html?id=54230885&top=SPIEGEL

可歎本人不懂德文，能做的便是把該文拷貝下來，用google翻譯成英文（若翻譯成中文便成了天書，渾不可解）。好在本區有的是德文高手，逼迫“期譯”的責任曆史地落在了老穆的雙肩之上。即使無法逼師爺翻譯，Stefan 那兒總能逼出來吧？他似乎也是德語高手。當然，本人隻負責指認受害人，具體施暴的可不是我，請大家一定要把仇恨集中在副統帥頭上，謝謝！

愛你喂，透過翻譯機器的強大噪音，我的朦朧理解是，截至 1917 年年底，德國外交部至少給列寧提供了兩千六百萬金馬克，相當於今天七千五百萬歐元。作者認為，沒有德皇威廉二世的慷慨援助，就不會有十月革命，同樣地，沒有德國的支持，布爾什維克黨也就無法在奪權之後最關鍵的第一年內維持統治，蘇聯、“社會主義陣營”乃至古拉格中那千百萬無辜冤魂，很可能也就不會出現。

這結論與克倫斯基的完全一致，他在接見記者時曾說：“當時隻要有辦法截斷列寧從德國手中獲取的援助及大量金錢，就有可能製止布爾什維克革命的爆發。”而他之所以沒有這麽做，是因為他一點都不知道列寧與德國人的勾結。直到布爾什維克黨人發動七月政變失敗後，列寧逃亡芬蘭，臨時政府搜查了他在彼得格勒的住所 ，查獲了許多重要文件，包括列寧他與西伯利亞銀行的銀錢往來關係，以及布爾什維克暴動的組織計劃，等等，這才知道列寧與德國人的秘密勾結。

克倫斯基在此撒謊了，他早就得知了列寧與德國人的肮髒交易。根據拉津斯基的《斯大林傳》，早在布爾什維克黨人試圖發動7月政變之前，臨時政府就對此事作了秘密調查，而且那調查是由克倫斯基親自掌握的。這是因為某個葉甫蓋尼•葉爾莫連科（Evgeny Yermolenko）穿過戰線歸來，向臨時政府舉報，德國人曾試圖招募他在俄國後方煽動和平運動。據他所知，列寧也被德國人招募了，同意盡一切努力動搖人民對臨時政府的信心。根據這一情報，最高統帥部軍情處對列寧進行了秘密監視，截獲的電報表明，列寧的確從國外接收了大量的金錢。

作為臨時政府的重要人物（時任戰爭部長），克倫斯基最先得知這情報，但他對之作了嚴密封鎖，企圖把這醜聞捂住。他是社會革命黨人，本人是左派，一向把右派（諸如保皇黨人）視為最大的敵人。過去他鼓吹“左派中無敵人”，蓄意縱容扶持布爾什維克黨人的急劇擴張。當他得知這秘密後，立即決定嚴加封鎖，以免被軍隊或保守派利用，使得整個左派陣營遭到毀滅性打擊。他甚至連他自己的黨以及盟友孟什維克都不曾通知。直到7月間，布爾什維克黨人推翻臨時政府奪權的密謀暴露，媒體又把列寧是德國間諜的消息捅了出去，他才不得不決定通緝逮捕列寧等布黨黨魁。因此，嚴格來說，他也是列寧的共犯。

野蠻的俄羅斯“反世界”（六）

 

克倫斯基這麽做，倒也不是想幫助德國人征服自己的國家，他不過是在最關鍵的曆史時刻被不幸推到最關鍵的地位上去的最無能的領袖罷了。從本質來說，他的性格很像屠格涅夫筆下的羅亭，貌似非常聰明，能說會寫，口才一流，恰是斯大林的反麵。若是在常態民主國家，他一定會變成一個非常成功的議會政治家，然而在那個大動亂的時代，他卻缺乏鐵血人物的fibre ，注定隻能惹出大亂子來。

湊巧的是，克倫斯基與他的對手列寧同誌有通家之誼。他老爹是列寧的中學校長，兩家非常熟識，經常互相走動。與列寧一樣，克倫斯基也是個外省的明星學生。後來他考入彼得堡大學，畢業後成了律師。這點也和列寧一樣，當然他的大學比列寧的喀山大學好多了，而且列寧實際是蒙沙皇看在他死去的老爹的麵上給予特殊恩賜，以同等學力參加畢業考試的。此後老克被選入國家杜馬，在政壇上一直很活躍，是社會革命黨黨魁，二月革命後便成了臨時政府的司法部長。

當時首都有兩個政權並立，一個是國家杜馬成立的臨時政府（最先是臨時委員會），從法理上來說更具備統治資格，那是因為它一是國會選出來的，二有米海爾大公的授權。前文已經說過，本來尼古拉二世的退位詔書是把大位傳給米海爾，但米海爾毅然“讓國”，決定由臨時政府暫時掌管，正式的國體以及政府須待普選產生的立憲大會決定。因為這兩重關係，臨時政府更具備統治全俄的資格，起碼在立憲會議召開之前是這樣。

初期的臨時政府比較具備代表性，首相是無黨派的李沃夫親王（Георгий Евгеньевич Львов），閣員主要由憲政民主黨、十月黨和進步黨人組成，是個聯合政府，基本政治傾向中庸溫和，應該是一個比較理想的民主政府的架構，然而在那個非常時代，這也就決定了它在無情競爭中的劣勢地位。

另一個政權則是彼得堡的工兵代表蘇維埃，它完全是個革命政權，既不具備法統上的延續性，也不是人民選出來的。它基本由社會革命黨人與孟什維克控製，是個左派政權，但不如布爾什維克那樣極端，反對列寧的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主張實行民主。一開頭布爾什維克隻有兩個蘇維埃執行委員：斯大林與加米涅夫。因此，雖然有著德國人的雄厚的金錢資助，布爾什維克黨人實際上沒有什麽影響力，在臨時政府中毫無席位，在蘇維埃則是絕對少數。

列寧回國後不久，便在黨內提出了《四月提綱》，主張立即發動社會主義革命，把政權從“資產階級”手中奪過來。黨內同誌都覺得他的主張太冒險。列寧急於找到同道，便去與號稱freelance revolutionary的托洛茨基結盟。老托與布爾什維克毫無淵源，過去還曾和列寧打過筆仗，互相惡毒辱罵，然而因為他鼓吹“不斷革命論”（其實也就是偉大領袖毛主席的“繼續革命論”），正符合列寧發動二次革命的激進主張，為人又極有才幹，因此老托從美國回來後不久，老列便不惜前去移樽就教，杯酒言歡，盡釋前嫌，把他拉入布黨，成了自己的有力臂援。

這種兩個政權並立的局麵很反常。克倫斯基如果有點眼光，就該迅速結束這反常局麵，然而他因為社會革命黨在蘇維埃中占據了統治地位，他本人還兼任蘇維埃的副主席，便聽任這兩個政權同時存在，全然無視蘇維埃既不是國會，也不是政府，整個是個四不象。

列寧目光敏銳，看到了蘇維埃的利用價值。雖然布黨在其中的勢力無足重輕，但總還是有幾個代表，不像臨時政府連腳都插不進去。他據此製定了奪權的戰略，那便是把蘇維埃當成奪權的跳板，用它的名義將權力從臨時政府手中奪過來，成立布爾什維克政府，再把蘇維埃當橡皮圖章加以背書。他提出的第一個行動口號，便是“一切權力歸蘇維埃”。

Meanwhile，臨時政府不斷陷入政府危機。4月間，外交部長米留科夫給各盟國發了照會，保證把戰爭進行到底。布黨迅即抓住這搗亂時機，在彼得堡發動了盛大的工兵抗議示威，要求外長下台。外長和戰爭部長隻好辭職。內閣改組，克倫斯基變為戰爭部長，社會革命黨人的勢力得到加強。因為克倫斯基想以蘇維埃作為他的權力基礎，兩家政權並立的反常局麵仍未結束，而且臨時政府內部還因為劇烈的派鬥喪失了實際執政能力。

克倫斯基當上戰爭部長後，便不得不處理戰爭問題。上街遊行的庸眾缺乏人類常識，不知道外戰可不是自己想停就能停下來的，德國人並不會因為俄國爆發革命便停止進攻。何況當時因為動亂，大批企業關閉，俄國經濟一塌糊塗，一線希望全在於盟國支援。而要獲得盟國援助，就必須在東線作出點戰績來。

於是克倫斯基上任伊始，便親曆前線，把他天花亂墜的口才使出來，到處視察部隊，發表演說，激勵官兵的士氣。他昏庸到不知道，因為廢除了軍官的權威，凡事都由所謂“士兵委員會”決定，又廢除了對逃兵與嘩變者的死刑懲罰，俄國軍隊已經不再是什麽戰爭機器。原來就不是德國人的對手，何況現在處於這種烏煙瘴氣的混亂狀態中？

這種倒行逆施當時就備受軍官們的嘲笑，他由此得到了“總說服”的諢名（persuader-in-chief vs commander-in-chief）。這諷刺的意味很難翻譯過來，軍官們的意思是，指揮打戰不是搞政治，不能隻靠口才去說服部下，而克倫斯基那個名義上的總司令卻不懂這個起碼的常識，把總說服當成了總指揮。

然而總說服同誌卻毅然於六月間發動了所謂“克倫斯基攻勢”，攻勢一開頭還頗順利，然而德軍和奧軍旋即發動大規模反攻，俄軍一敗塗地，遭受了慘重損失。克倫斯基見勢不妙，又下令恢複在前線執行死刑，然而已經太晚了。

這災難觸發了臨時政府的又一輪危機，首相李沃夫親王辭職，憲政民主黨人也退出了臨時政府，克倫斯基當上了首相，閣員主要由社會革命黨人與孟什維克充任，基本上成了個左派政府，其實和蘇維埃的組成也無太大區別了。

七月間，布爾什維克黨人開始了第一次奪權努力，組織了士兵的武裝“和平”示威。彼得堡外圍有個名叫喀琅施塔得（Кроншта?дт）的海軍要塞，乃是彼得大帝修建的，其戰略作用是從海上拱衛彼得堡。二月革命期間，駐防該要塞的水兵嘩變起到了關鍵作用，被譽為“革命元勳”。革命後布爾什維克黨人迅即滲透入該要塞，影響和控製了水兵們。

舊曆（儒略曆）7月3日，在基層布爾什維克組織的煽動下，喀琅施塔得要塞的水兵準備到彼得堡舉行和平示威。他們去請示《真理報》主編斯大林，是帶還是不帶武器。斯大林圓滑地說：我是個記者，筆就是我的武器，我上哪兒去都帶著它，你們呢？於是次日水兵們便全副武裝上了船，一共1萬2千餘人，每人發了5到10粒子彈。他們坐船到了彼得堡市區，上街遊行示威，高喊列寧的口號：“一切權力歸蘇維埃！”他們先後去見了些大人物，包括列寧在內，還一度幾乎逮捕了社會革命黨黨魁切爾諾夫。

下午3點左右，當示威隊伍快要走到潘傑列蒙諾夫斯卡亞大街時，有人從路旁的樓上向他們開槍，整個殺氣騰騰的遊行隊伍立即陷入恐慌。水兵們從未上過前線打過仗，那是他們第一次“戰鬥洗禮”，於是紛紛扔下手中的槍支，抱著頭到處躲藏，過後他們又因為恐慌，向路旁的樓上窗戶胡亂開槍，打死打傷大約幾百人。過後示威者發了聲明，對發生的不幸事件表示遺憾，但解釋那不是他們的錯，而是某些用心惡毒的挑釁者引發的。到底是誰在樓上開槍，引發了這事件，真相一直未能查明。但此事卻被布黨在掌權後歪曲得麵目全非，聲稱那是臨時政府派兵鎮壓，就連維基百科都收入了這虛假信息（此段根據Kronstadt 1917-1921: The Fate of a Soviet Democracy，by Israel Getzler,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臨時政府倒確實在當天便從前線調回了軍隊以維持首都治安。調來的大兵們對從未上過前線一直躲在後方的水兵滿懷恨意，巴不得無情收拾他們。軍隊包圍了水兵們占據的某個大廈以及著名的彼得與保羅要塞，準備武力解決裏麵的“德國間諜們”。全靠扮演溫和派的蘇維埃執行委員斯大林同誌出來打躬作揖，施展他的外交才幹，請求政府千萬不要製造流血事件，說服水兵們放棄無望的抵抗，水兵們才乖乖繳械，撤出他們占據的地方，返回喀琅施塔得要塞。

同日，司法部長宣布，政府正在調查列寧以及布爾什維克黨人與德國的秘密聯係，並初步公布了一些情況。斯大林趕快去找他的格魯吉亞老鄉，某位對臨時政府頗有影響的著名的孟什維克黨人（懶得打他那奇怪的格魯吉亞名字了），請他禁止媒體在調查完畢之前發表報道，那老鄉同意了，但某家報紙《活世界》（LivingWorld）卻不聽中宣部招呼，發表了兩位老革命家（其中一位曾是列寧的戰友）的公開信，譴責列寧和他的同誌們都是德國間諜。

7月6日，臨時政府簽發了逮捕列寧、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與盧那察爾斯基的命令。托洛茨基、加米涅夫與盧那察爾斯基都被抓進了監獄，列寧和季諾維也夫卻逃走了，成功地轉入地下。

 

俄國革命黨人的傳統，乃是“且把刑場當戰場，暢談革命斥賊黨，揭謊言，明真相，驅迷霧，迎曙光，驅迷霧，迎曙光，將火種布向那萬裏山鄉”（Oh，God, how I love this splendid revolutionary Peking Opera as well as the heroine Yang Chunxia!）。

每個真正的革命家，都應該盼望而不是逃避法庭審判，在那兒慷慨陳詞，揭穿敵人的誣陷，證明自己無罪，如保加利亞共產黨人季米特洛夫後來在“國會縱火案”審判中做的那樣，使得萊比錫法庭不能不宣布他無罪，當庭釋放。通過這一壯舉，季米特洛夫不但洗清了自己的名字，也保衛了德國共產黨人乃至國際共運。

伊裏奇深知這傳統，更知道作為革命領袖，在黨的聲譽遭受毀滅性打擊時他該怎麽做，可惜他有個小小的弱點：怕死。據俄國作家拉津斯基分析，這與他的兄長因參與暗殺沙皇的密謀被處決有關。他於是想出了個絕妙的高招，請格魯吉亞布爾什維克奧爾忠尼啟則去向蘇維埃打聽，伊裏奇能指望在監獄裏得到什麽樣的待遇。斯大林一聽就說：決不能讓列寧同誌去蹲牢！伊裏奇還走不到監牢，德國人半道上就會把他幹掉的！俄共中央委員會於是便通過一項決定：“鑒於列寧的生命遇到危險，他不能出庭受審。”於是列寧同誌便與季諾維也夫一道，名正言順地奉黨的命令逃命，逃到芬蘭去了。

列寧雖然逃走了，布黨卻潰不成軍。按臨時政府秘密調查所獲證據以及搜查列寧住宅查獲的大量證據，臨時政府完全可以提起公訴，查明案情，依法嚴懲敵軍間諜托洛茨基等人。據拉津斯基說，布黨所有的黨魁都與德國金馬克脫不了幹係，唯一抓不到把柄的隻有斯大林同誌。因此，若間諜案審判完畢，大概隻有斯大林能逃脫懲罰，其他同誌不是被處決便是終生流亡國外，那也就沒有幾個月後的十月革命了。

然而在這關鍵時刻，“總說服”卻變成了“總攪S”，於是事態急轉直下，布爾什維克鹹魚翻生，曆史便於此拐點飛流直下，再也無法挽回了。

野蠻的俄羅斯“反世界”（七）

二月革命也與辛亥革命一樣，促成了國家解體，少數民族地區鬧起了獨立運動。烏克蘭的脫離直接導致了第一屆臨時政府垮台，首相李沃夫與憲政民主黨閣員一道辭職，新政府折騰了好多天才組成。它也落入了革命前沙皇麵臨的困境：遲遲不能帶給人民和平，也遲遲不能開展土地改革，無法及時滿足農民的要求。比沙皇的處境更糟的是，如今到處有著布爾什維克拿著德國金馬克到處煽動搗亂（據當時人的回憶，布黨甚至像發傳單一樣給過路人塞硬幣，動員他們去參加布黨集會），煽起工人士兵對政府的仇恨。布黨行將發動暴動的流言甚至登在報刊上，人民惴惴不安，社會秩序日益惡化。更糟的是，德軍攻占了拉脫維亞首都裏加，成千上萬的難民湧進首都，使得秩序更混亂了。

目睹此情此景，俄軍總司令科爾尼洛夫（Лавр Гео?ргиевич Корни?лов）將軍覺得軍隊有責任恢複首都和後方的治安，粉碎布黨的奪權陰謀，於是便請求克倫斯基授權讓他恢複前線和後方的秩序。克倫斯基開頭持讚同態度，希望軍隊能幫他維持臨時政府的統治，平定亂局，但他給科爾尼洛夫的命令卻含混不明。科爾尼洛夫以為得到了他的同意，便於9月初命令克裏莫夫將軍率第三騎兵軍團向彼得堡進發，去恢複首都治安，並嚴懲布黨那些德國間諜。

這反過來卻又嚇壞了克倫斯基那總攪S，他生怕演出“董卓進京”那一幕來，大軍一進京都，他就得靠邊站。盡管戰爭部副部長鮑裏斯•薩文科夫（Борис Викторович Савинков）曾提醒他，這當中可能有誤會，還是先查明情況再說，然而克倫斯基置若罔聞。他公開譴責科爾尼洛夫發動了旨在建立軍人獨裁的叛亂，宣布解除科爾尼洛夫的總司令職務，由他本人自任俄軍總司令，還號召“所有的民主力量”包括布爾什維克黨人在內，都起來抵抗科爾尼洛夫“叛軍”，保衛革命。

躲藏在芬蘭的列寧立即抓住這千載難逢之機，慷慨地向克倫斯基承諾提供援助。克倫斯基竟然答應了。他召集布爾什維克黨人去保衛冬宮，給他們發了軍火。布黨趁機將全城的黨徒都武裝起來。在克倫斯基的同意下，他們還派出大批鼓動人員滲透到前線軍隊中去。當“叛亂”最終被“製止”後，克倫斯基還把托洛茨基、加米涅夫、盧那察爾斯基等布黨領袖從監牢裏放了出來，讓他們及時回到顛覆臨時政府的重要工作崗位上去。

 

然而這所謂“叛變”，乃是克倫斯基蓄意跟自己過不去的自驚自嚇。克裏莫夫率領騎兵第三軍團走到彼得格勒附近的盧加，就收到克倫斯基要他立即停止前進的電報，當即遵命止步，克裏莫夫甚至自殺了。科爾尼洛夫卻以為首都發生了政變，克倫斯基已淪為布爾什維克的階下囚，他發布的命令是被迫作出的，於是便號召全民起來拯救垂危的祖國，同時親自率軍向彼得堡進發。然而彼得堡蘇維埃派出的代表很快就來到了軍中，他們告訴士兵們科爾尼洛夫正在利用他們去鎮壓革命。士兵們被說服了，科爾尼洛夫和其他幾個軍官被捕。十月革命後，科爾尼洛夫從監獄中逃出，後來活躍在內戰戰場上，成了頓河流域“誌願軍”總司令，在內戰中陣亡。其屍體被得勝的布爾什維克從墳墓裏刨出來，在垃圾堆上焚骨揚灰。

人類曆史上還真難見到第二例如此愚蠢的自傷蠢動。總攪S克倫斯基被他想象的敵人嚇得去向致命的死敵求救，不但是飲鴆止渴，而且是直接動用政府權力大批量生產毒藥。經他這一蠢動，布黨不但獲得了大量武裝，而且其勢力惡性急劇膨脹，既在工人和士兵們中間贏得了大批的支持者，又在蘇維埃中崛起。托洛茨基爬上了彼得格勒蘇維埃主席的職位。布黨在蘇維埃中再不是當初那無足輕重的政治勢力了。

那麽，到底科爾尼洛夫有沒有發動叛亂？在1919年出版的回憶錄中，克倫斯基仍然堅持“叛亂”說，指責科爾尼洛夫試圖逼宮，甚至暗示該事件是英國人的陰謀。然而他還是不得不承認，當初他確實同意從前線調一支部隊到首都來供臨時政府差遣，以便在彼得格勒實行軍管，那是因為裏加陷落使得彼得格勒更靠近前線，難民大量湧入，他正在考慮把政府機構搬遷到莫斯科去。不過他說，臨時政府曾特地指明不許調高加索的“野蠻師”來，因為政府認為該師不可靠，而且不許克裏莫夫指揮該軍。據他說，科爾尼洛夫完全同意了這些要求，然而在勤王軍出發後，臨時政府才發現克裏莫夫正是向京師進發的第三騎兵兵團的指揮，而那高加索“野蠻師”恰是該軍的先鋒，這才下令該軍立即停止前進。他說，因為第三騎兵軍團在整個叛亂密謀中起關鍵作用，所以科爾尼洛夫在聽說克裏莫夫自殺後，才決定放棄冒險活動，雲雲。

這段介紹實在太離奇，連傻子恐怕都蒙不過去：如果克裏莫夫乃是政府忌諱的危險人物，而他率領的又是一支與政府作對的野蠻部隊，那他為什麽還會在彼得格勒的大門口乖乖聽命停下來，甚至因此自殺？真要是叛將叛軍，豈會被克倫斯基一封電報擋住，而不一鼓作氣殺入京師？克裏莫夫真要那麽幹，克倫斯基又有何本事去抵擋？

但老克在晚年畢竟還是說了實話。在回答記者采訪中，他承認經過50多年的反複思考，他“發覺在處理柯尼洛夫‘叛變’案中鑄下了大錯。柯尼洛夫事件也許是我的政府的致命傷。”那事件之所以發生，乃是因為“臨時政府中的許多人疑神疑鬼，以為軍事政變已迫在眉睫”。他還承認“柯尼洛夫毫無抗拒地交出兵權，並與另外幾名涉嫌參與反革命政變的軍官一起鋃鐺入獄”，該事件“對士兵們、彼得格勒的工人以及各社會黨的領袖們造成了重大的心理影響，他們對臨時政府的信心降低了，因而使政府的地位更為削弱”。

克倫斯基沒有解釋，該事件為何會降低了人們對臨時政府的信心，削弱了政府的地位。這在他來說也是自然的遮醜之舉。事實上，當時許多人都知道科爾尼洛夫的軍隊是克倫斯基召來的。與克倫斯基過從甚密的詩人季娜依達•吉皮烏斯（Зинаи?да Никола?евна Ги?ппиус）就曾指出，當時大家都知道布爾什維克隨時可能暴動，有必要把軍隊從前線調回來，“我幾乎可以肯定，那些師是為了克倫斯基開來的，是根據他的一個非正式的命令，他完全知道這事。”

然而克倫斯基卻臨事而懼，出爾反爾，反過來說奉旨勤王的軍隊是叛軍，把總司令抓進大牢裏去！幹出這種爛事來之後，他怎麽還可能指望軍隊下次還會幫他的忙？十月革命爆發後，克倫斯基占著身子骨滑溜，隻身逃出彼得格勒，呼籲軍隊迅速出動，鎮壓叛軍，卻應者寥寥。我想那大概也就是他首次反思這一致命錯誤的痛苦時刻吧。

布黨充分利用了這一事件。據克倫斯基在1919年出版的回憶錄中披露，布黨到處宣傳那“叛亂”乃是臨時政府中的右派們與科爾尼洛夫共同炮製的，然而克倫斯基卻背叛了他們。據克倫斯基說，這宣傳如同炸彈一樣，在幾天內便摧毀了士兵們對臨時政府的信心，使得軍紀徹底瓦解。

 

到此地步，克倫斯基還嫌不夠，竟然在9月15日宣布俄國為共和國，使得他徹底成了孤家寡人。二月革命之所以沒像十月革命那樣引起內戰，右派政客、將軍們乃至保皇黨人都接受臨時政府的統治，沒有起來叛亂，乃是因為米海爾大公主動“讓國”，聲明俄國的前途完全由普選產生的立憲會議決定。這就給了保皇黨人、君主立憲派等右翼一個希望——將來全民選出的立憲會議仍有可能決定保留沙皇，將國家改建為君主立憲製。即使立憲會議決定未來的俄國是民主共和國，那也是全民的決定，他們無話可說。然而如今克倫斯基未經全民同意，竟然擅自宣布更改俄國的國體，這就使得他們完全對臨時政府失去了信任，在它滅頂之際隻會隔岸觀火。

無恥的是，克倫斯基在晚年答記者問時，還說什麽：“這（臨時政府）是一個溫和的政府，有意建立君主立憲製，仍保持王位，但必須有一個比較開明的人擔任國王。”給人的印象是，他作為臨時政府的首腦，也是“有意建立君主立憲製”的！

形勢一天比一天惡化，德軍攻占了波羅的海中若幹島嶼，喀琅施塔得要塞和彼得格勒隨時都可能遭到攻擊，臨時政府準備疏散彼得格勒的居民，遷都到莫斯科去。城裏的治安崩潰了，到處發生搶劫。亞曆山大•米海爾洛維奇大公的宮殿、安德烈•弗拉基米爾諾維奇大公的宮殿、皇室居住地亞曆山大宮等都遭到洗劫。金銀珠寶鑽石瓷器等贓物公開在市場上出售。

與此同時，布爾什維克黨人抓緊每一分鍾大發國難財。他們開始在各地的蘇維埃奪權。從牢裏放出來的托洛茨基當上了彼得格勒蘇維埃主席。他抓住彼得格勒衛戍區防務空虛的良機，在蘇維埃中成立了個革命軍事委員會，說那是為了動員軍民去“保衛彼得格勒不受德軍入侵，抵抗科爾尼洛夫分子和其他反動派的進攻”，卻把它變成了準備布爾什維克暴動的合法的參謀部。

10月10日，布黨秘密召開了中央委員會會議，仍然潛伏在地下的列寧出席了會議，告訴大家武裝起義不可避免，而且時機已經成熟，黨必須立即發動武裝起義。大多數中央委員開頭不免猶豫，但被列寧的滔滔雄辯說服，投票讚成了列寧的主張。但季諾維也夫與加米涅夫反對暴動，說它必然要失敗。他倆對7月間布黨第一次試圖奪權招來的重挫記憶猶新，不想再蹈覆轍。10月18日，加米涅夫在高爾基主辦的報紙《新生活》發表了聲明，說他和季諾維也夫都反對武裝暴動，認為那必然要失敗。列寧大怒，立即寫信給中央委員會，指控他倆出賣了黨的機密，要求中央把他們驅逐出黨。季諾維也夫為此寫信給斯大林主編的《真理報》（當時改名為《工人之路》，因《真理報》在7月間被政府查封了），聲稱他和列寧並沒有什麽根本分歧，那事不過是個誤會。有趣的是，斯大林不但發表了他那封信，還加了個編者按，對季諾維也夫表示支持，甚至輕微地責備了列寧。

據當代學者研究，當時布黨要暴動已經是路人皆知的公開秘密，加米涅夫那聲明根本算不上什麽泄密。耐人尋味的是斯大林為何要出來保護他們。據多位學者猜測（隻能說是猜測，因為並無證據），斯大林這麽做，一是為了聯合這兩個老布爾什維克對付新來的強人托洛茨基，二是為了給自己留下後路——萬一暴動失敗，他可以像七月間那樣再次滑脫，盡管他在中央全會上也投了讚成票。據說，這就是他基本沒有參加十月革命的武裝暴動的原因。據說列寧也同意這麽做，以防暴動失敗後黨魁被一網打盡。若是斯大林以清白麵目出場，他便可以如在七月間那樣，作為二線隊伍保留下來。

列寧決定暴動必須在10月25日前發動，這是因為全俄第二屆蘇維埃代表大會預定在那天召開，列寧必須先從臨時政府那兒把權奪過來，造成既成事實，再迫使蘇維埃代表大會承認。更糟糕的是，形勢已經開始對發動武裝暴亂不利。10月24日，國家杜馬通過了一項決議，對克倫斯基表示不信任，決定立即與德國媾和，並將地主土地分給農民。一旦這項法案生效後，列寧就失去了號召群眾的理由，因此他必須趁著克倫斯基還在台上，臨時政府處於威信最低點時起事。10月25日，暴動終於發動了。

暴動由托洛茨基領導的蘇維埃革命軍事委員會組織進行，總部設在斯莫爾尼宮。該地原來是一所貴族女子中學，此時卻成了暴亂大本營。托洛茨基受到革命老前輩王希哲在2004年陳水扁再次當選時向全台灣人民發出武裝起義的莊嚴號召的啟發，派出“紅衛兵”（當時翻譯為“赤衛隊”，由水兵、士兵和工人組成），分頭出發去攻占電報局、火車站、軍火倉庫等要害部門（這就是王希哲2004年向台灣人民發布的命令，隻是我至今不知道他的台灣紅衛兵在哪裏。這麽大的年紀還出這種醜，你說這人到底有什麽毛病？那陣子他來本網站《罕見奇談》發命令時，我請教他這個問題，他還很不耐煩地斥道：我有無數軍機大事急待處理，沒空跟你說廢話！）。

十月革命的真實情景與無數黨電影黨小說描寫的完全不一樣，暴亂進展得相當順利，基本沒有受到什麽抵抗。王希哲指定的戰略目標都被紅衛兵們兵不血刃地一一占領，電報局小姐們也不曾如《列寧在十月》上描寫的那樣昏過去。到了下午，除了冬宮以外，全城都落在亂黨手裏。然而負責前線指揮沒有王司令的膽氣，第一不敢下令槍斃火線臨敵投降者，第二不敢立即開始攻打冬宮，卻準備長圍久困，讓裏麵的守軍自動投降。

全俄第二屆蘇維埃代表大會原訂於當天下午2時召開，代表們齊集會場，然而列寧決定要等攻下冬宮來才開會，於是布爾什維克黨人便托詞拖延。列寧暴跳如雷，催促立即發動對冬宮的進攻，然而革命軍事委員會的負責同誌不為所動，認為克倫斯基已經逃走，孤零零的冬宮並不構成什麽威脅，不妨繼續圍困，直到守軍逃走或投降為止。

到了夜裏10點半，大會實在無法再拖延下去了，於是大會主席宣布開會。盡管布爾什維克黨人在過去得到了急劇擴張，代表人數仍然不過半（大會代表共670人，布黨代表300人）。因此，列寧操控該大會的唯一希望，是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的代表為表示抗議離開會場。但他很謹慎，一直沒在會上露麵，而是讓副統帥托洛茨基同誌去率領布黨代表團。

大會開始後，孟什維克國際派黨魁馬爾托夫提出緊急動議，要求立即開始談判，以期迅速結束當天發生的危機。大會代表紛紛讚同這動議。可惜此後社會革命黨人、孟什維克黨人以及猶太社區代表等等相繼發言，強烈譴責布爾什維克黨人在城中的暴行。罵到興起，社會革命黨人便如列寧期望的那樣，集體退場表示抗議。這當然也可能是因為他們沒吃晚飯，大多數代表又如老蘆一般害了醫不好的胃潰瘍，覺得有如在那會場裏捂著腹部冒著虛汗吵架，還不如回家去喝傑米楊的湯。馬爾托夫一看人數眾多的社會革命黨人都走了，其他黨派也紛紛跟著離去，光他那個派別已經無法扭轉大局，按他的計劃逼迫布黨迅速停火，和平解決危機，於是隻好長歎一聲，也率部下忿然離場，回家喝傑米楊的湯去了。於是會場便如列寧所願，成了清一色的布黨天下。

Meanwhile，攻擊冬宮的行動終於開始了。晚上9點45分，著名的阿芙樂爾巡洋艦發射了一枚空包彈，作為開始攻擊的信號，這就是偉大領袖毛主席說的“給我們送來了馬列主義”的“十月革命一聲炮響”，彼得與保羅要塞也發了幾炮，但都沒有造成什麽大的損害。隻是從參謀總部拱門發射的一枚炮彈損害了冬宮的山牆。

盡管守衛冬宮的隻有婦女營和寥寥幾個士官生（不要命的色鬼？待考），然而地麵進攻卻出奇地緩慢，直到26日淩晨1點50分，冬宮才被最終占領。婦女營的軍士長瑪麗雅•波查爾尼科娃事後忿忿地說：“布爾什維克那晚取得的勝利是對女人的勝利。”

英勇地戰勝女人的抵抗之後，總指揮弗拉基米爾•安東諾夫-沃夫謝延科從口袋裏掏出小梳子來，按江總書記的模式梳了梳頭，然後吹吹梳子，對大廳裏的臨時政府的部長們說：“先生們，你們的公事完了，永遠地完了。”（此處根據經典電影《列寧在十月》）

那部紅色經典忘記提的是，部長們被送去彼得與保羅要塞去關押。當他們被押到院子裏時，看到紅衛兵們正在忠實執行偉大導師列寧同誌的教導：“革命是人民群眾的盛大節日。”他們紛紛將宮殿的珍貴物品搬出來（據那部經典電影，有位同誌在宮殿的大理石樓梯上指著旁邊的雕像告訴大家：“同誌們，這是愛神。”原話可能是：“同誌們，這玩意難以搬運，又沒法賣錢，還是去搶小巧貴重的玩意吧。”）。許多人衝進地窖，把酒桶、火腿等等搬到廣場上，當場開懷痛飲，還有許多人不嫌麻煩，竟然把酒桶拖過了路障，大概是準備拿回家去作為酒店開張的原始投資吧。

據那位瑪麗雅•波查爾尼科娃說，婦女營的同誌們運氣一開頭還行，被俘後並沒有被強奸，隻有一位同誌被打死，其餘的人都被解除了武裝，被命令各自回家。不幸的是，她們解散後各自回家，手中沒有武器，許多人便在路上遭到了喝醉了的士兵和水兵的襲擊。他們強奸了她們之後，便把她們從高樓上扔到大街上去活活摔死（典型的毛子風格，後來蘇聯紅色強奸犯大軍奸遍了整個東歐占領區以及中國的東北。難道這種下流國家竟然能稱為文明國家？）。波查爾尼科娃雖然僥幸逃過了這厄運，後來卻在內戰中被紅軍抓住槍斃了。因為她沒能活下來寫她最後的經曆，因此她生前是否受過毛子獸兵的侮辱，便是永遠無法查知的秘密了。

野蠻的俄羅斯“反世界”（八）

列寧同誌沒有參加暴動的組織與指揮，一直潛伏在地下，整個事件都在副統帥托洛茨基同誌領導下進行。列寧同誌這種“諸葛一生唯謹慎”很有個人特色，蓋他從來是個大膽的冒險家與賭博家，從回國以來一直在極不耐煩地鞭策催促全黨趕快發動武裝暴亂。然而當事涉他本人的安全時，他卻再謹慎也不覺得過分。自所謂科爾尼洛夫“叛亂”後，因為克倫斯基的亂命，布黨又恢複了合法地位，所有的黨魁都在大搖大擺公開活動，隻有列寧同誌從未浮出水麵，一直潛伏在彼得格勒市區。他剃去了胡子，戴上了假發，那易容術之高明，即使他親娘見了也未必能認出來。

布爾什維克黨人的暴動計劃相當周密，事先安排好了失敗的退路：如果暴動總部斯莫爾尼宮被攻占，則他們還有個二線總部設在彼得與保羅要塞裏，可以接替指揮。類似地，他們還在三個地方設了前敵指揮部，若一個被攻占還可以轉移到另一個去。

伊裏奇則一直潛藏在彼得格勒某個住宅裏，通過斯大林與托洛茨基保持聯係。萬一暴動失敗，則他就按斯大林早就安排好的逃路再度逃出國去。但到了10月24日夜間，他再也無法忍耐了，便在頭上紮了個手絹，遮住麵頰，裝成牙痛病人的樣子，偷偷溜到斯莫爾尼宮去。他在那兒起到的作用便是給部下加壓，催促他們迅速把冬宮打下來。據托洛茨基說，即使是在那兒，他也不敢拿掉偽裝，還是戴著那眼鏡，紮著手絹，生怕被人認出來。據俄國曆史學家拉津斯基介紹，直到冬宮被攻下的消息傳來，他才除去偽裝，拿下了假發。即使如此，據英國曆史學家Robert Service介紹，當某位孟什維克領袖偶然聽到他演說時，在很長時間內還是沒能認出那剃光了胡子的禿頭是誰，最後是從他的語調中認出了他，可見伊裏奇的易容術是何等高明。此後他便學梅蘭芳蓄須明誌，直到他的山羊胡子商標長出來後，才許記者拍照。

當天深夜，布黨中央在斯莫爾尼宮開會，敲定了新政府人選。列寧和托洛茨基模仿法國大革命模式，將新政府命名為“人民委員會”，各部部長稱為“人民委員”。列寧假意推舉托洛茨基出任人民委員會主席（相當於總理），托洛茨基立即推辭，說他是猶太人，不便擔任此職，請伊裏奇出任，於是也有猶太血統的伊裏奇便當仁不讓了。托洛茨基成了外交人民委員，而斯大林任民族委員（通譯“民族事務人民委員”，那是因為他是個格魯吉亞人）。名義上的國家元首——全俄蘇維埃執行主席則由加米涅夫出任。這名單在次日的蘇維埃代表大會上得到通過，布黨政府就這樣被“選舉”出來了。

上任伊始，列寧便簽發了一係列法令。其中最有名的是《和平法令》與《土地法令》。和平法令向參戰各國提出立即停火，停火期不得少於三個月，以使各國能完成必要的談判，而各國人民得以在此期間組成代表民意的會議（assemblies of popular representatives of all countries），最終批準和平的條件。

這法令是什麽意思涅？列寧使用他的“科學世界觀”，英明地預見到歐洲社會主義革命行將爆發，而俄國的十月革命不過是個導火索。他無數次向同誌們擔保，說世界革命即將到來，萬事俱備，隻欠東風，隻要俄國人先動手，德、奧、英、法等國的無產階級立即就會跟上，而世界大戰也就會立即結束，這就叫“戰爭引起革命，革命製止戰爭”。他還多次告訴同誌們，敵人並不會抵抗，革命一定會成功。他之所以能說服半心半意的同誌們發動暴動，靠的全是這些“科學預言”。

現在俄國革命既然成功了，大家自然都在期待歐洲階級兄弟立即跟上來。世界革命如果不是幾小時內的事，那也是幾天內的事，最多不過幾個月，但絕不需要等上幾年。伊裏奇從不缺乏自信，他本人就最堅定地相信他的“科學預見”。

這和平法令表達的其實就是伊裏奇本人的夢囈。他使用了春秋筆法，隱晦地號召全世界工人階級起來，推翻各國的資產階級政府，組成“代表民意的會議”，結束戰爭，實現世界和平。任何一個智力正常的同誌想來都能看出它的可笑：它不是某個國家政府發布的法令，而是某個夢幻中的“世界政府”給世界各國（還是所有的國家，並不光是歐洲國家）政府與人民發布的命令。

《土地法令》則是最能體現“模糊治國”的經典。它隻是宣布廢除地主、皇室、教會擁有的土地的產權，但“基層農民”（rank-and-file peasants）的土地產權則不受侵犯。虧列寧同誌還當過律師，竟然寫出這種集模糊語言之大成的經典作品來，他第一沒有規定到底是哪個機構去負責沒收並均分土地；第二沒有界定何謂“基層農民”，劃定標準是什麽。

這法令隻起到兩個作用：第一，它為一直在農村中發生的農民自動沒收並瓜分地主的土地作了合法性背書。因為沒有指定沒收和分配土地的機構，它其實是號召或鼓勵農民去自行沒收並瓜分地主的財產。村社曆來是俄國農村唯一有效的權威，於是地主的土地和財產的沒收與分割都是在村社主持下進行的。因此，俄國的土改在兩點上與中國的不同：首先，它不是由布黨領導而是由村社主持進行的自發土改。其次，從理論上說，是村社而不是農民獲得了地主的土地。土地並不由農民私有而是由村社共有。這是對斯托雷平改革的一個反動。第二，它促進了俄軍的徹底瓦解。俄國士兵基本是由農民組成的，當這些穿上軍裝的農民聽說老家正在打土豪分田地時，哄的一聲便作鳥獸散，成群結隊地坐上火車，回家 “分田分地真忙”去了。這結果便是後來德國再度發動攻勢時如入無人之境，根本沒有軍隊去抵抗。

另一個法令就不是那麽廣為人知了，而正是它顯示了新政權與既往一切政權截然不同的特點。10月27日發布的言論法令規定實行言論檢查製度，任何報刊如果“煽動對人民委員會的抵抗”，或是“通過明顯的誹謗性的歪曲事實而傳播混亂的種子”都要被查封。該法令還規定由國家壟斷一切由媒體發布的公共信息與通訊。從此以後，俄國人民便隻有了一個消息來源：官方通訊社。

那麽，什麽是 “通過明顯的誹謗性的歪曲事實而傳播混亂的種子”涅？社會革命黨的報紙發表了作家紮米亞金的諷刺小品，說某位“烏裏揚·彼得洛維奇”的兒子前去視察某個爆發了霍亂的村莊，當即宣布禁止霍亂，凡是患病者都要施以肉刑懲罰。可惜不久全村村民都“反政府”地死了，於是該法令便未能執行。此文一出，報紙立刻被查封，印刷廠被搗毀。不久後，全國報紙便隻剩下了兩家：《真理報》與高爾基的《新生活》。俄國人民從此隻能從《真理報》上找真理，《消息報》上找消息（此乃前蘇聯政治笑話：《真理報》上無真理，《消息報》上無消息）。而就在幾個月以前，布爾什維克還在嚷嚷言論自由，說他們是民主自由的捍衛者。

首都居民對新政權采取了普遍的消極抵抗。新政權成立後，所有的公務員都罷工回家，郵局和銀行職員也如此。雖然列寧宣布銀行全部國有化，然而新政權卻無法從罷工的銀行中提出款來。與此同時，隻身逃出彼得堡的克倫斯基跑到了第三騎兵軍團（也就是那個他曾懷疑前來逼宮的勤王軍），找到了中將師長克拉斯諾夫，封其為俄軍總司令，請他率部前去平叛。克拉斯諾夫是個保皇黨人，對克倫斯基極度鄙視，但他覺得布爾什維克更糟糕，於是便率軍向彼得格勒挺進。

更糟的是，“工人階級說話了”。前文已經介紹過，布爾什維克並不是唯一的主張社會主義的政黨，社會革命黨與孟什維克都是社會主義政黨，而十月革命卻造出了一個一黨專製的政權。全俄鐵路工會執行委員會警告新政權：如果不迅速形成一個包括所有社會主義政黨在內的新政府，則他們就要舉行全國罷工。加米涅夫和其他布黨溫和領袖為此與鐵路工會以及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開展了談判，同意成立包括全部社會主義政黨在內的聯合政府。而且，準備成立的新政府成員名單中竟然沒有列寧和托洛茨基！

處在內外交困的逆境中，列寧忍住沒有發作，直到戰場捷報傳來，他才開始報複。克倫斯基與克拉斯諾夫率領的哥薩克騎兵開向彼得格勒途中，萬能的布黨鼓動者們便大量滲入。他們告訴哥薩克騎兵們，這是俄羅斯人之間的糾紛，跟哥薩克人沒什麽關係，犯不上為俄羅斯人當槍使（這種宣傳策略倒很像美國人在獨立戰爭期間用過的，當時美國人也告訴印第安土著居民，獨立戰爭乃是白人自家兄弟的糾紛，跟他們沒什麽事）。哥薩克騎兵們的士氣因此瓦解。當軍隊前進到彼得格勒附近的普爾科沃時，便被布黨控製的軍隊擊敗。克拉斯諾夫作了俘虜，但那身子骨極度滑溜的克倫斯基又再度逃脫了。他在國內躲了幾個星期後，終於逃到了法國，把自己的祖國留在他一手製造的糞坑之中。鑒於他犯下的重大罪孽，紐約東正教會在他死後拒絕讓他埋骨教會墓地乃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時的。

等前線危險過去後，伊裏奇判斷全俄鐵路工會並沒有準備好發動全國罷工，他便全力出擊了。在托洛茨基的全力支持下，他逼得加米涅夫和其他四位布黨領袖從黨中央與政府中辭職。加米涅夫辭去了全俄蘇維埃執行主席的職務，由斯維爾德洛夫接任。幾位人民委員也或是辭職，或是宣布他們不讚成列寧反對成立由全體社會主義政黨組成的聯合政府。

列寧解決這危機的方式，是把左派社會革命黨人拉入內閣，充任不重要的職位，以裝點“聯合政府”的門麵，但他絕不同意與社會革命黨人以及孟什維克鹹與維新。自始至終，他打的都是一黨專政的主意，絕不容許他人分享自己奪來的政權。

左派社會革命黨人本是社會革命黨的左翼，一夥極端分子，在十月革命爆發前後已經和社會革命黨的主流分道揚鑣，準備另外成立一個政黨。他們之所以能暫時充當布黨的小嘍囉，為後者裝點“聯合門麵”，乃是他們也喜歡由國家機器製造的恐怖統治。出任司法人民委員的左派社會革命黨人施騰堡（Исаак Нахман Штейнберг）曾對列寧說：“我們何必有什麽司法委員會？幹脆管它叫‘社會消滅委員會’（Commissariat for Social Annihilation ），那樣大家都能參加進來。”列寧答道：“說得好！……正該如此，但這不能由我們先開始。”可笑的是這位施騰堡同誌作法自斃，等到後來布黨與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翻臉，他麵臨被暗殺的危險，隻好逃出國外。

所以，列寧心目中的社會主義天堂，就是一個實行社會消滅的機器。隻有無情消滅了一切文明殘餘，新天堂才能建立起來（這就是偉大領袖“不破不立”的來源）。但要進行大規模的社會殲滅，必須是偉大領袖擅長的“後發製人”，在動手大規模殺人之前，布黨必須有個借口。

不過，所謂“後發製人”也隻是理論上說說而已。12月間，列寧命令建立臭名昭著的秘密警察組織契卡，由波蘭人捷爾任斯基任主席。作為“革命的懲罰之劍”，契卡超越於法律之上，不受任何約束，甚至連中央都未必能控製，它隻聽命於黨領袖個人。契卡把各種各樣的“顛覆者”抓進彼得與保羅要塞的大牢裏去，在施刑室中毒打貴族、官員和罷工的公務員們。最惡劣的是，契卡把女貴族或官員們的妻女也投入女牢，與妓女、小偷等關在一起。罪犯們花點錢便能在半夜被放進女牢，盡情享用過去如同天仙一般可望不可即的貴婦人們。這就是俄國版的“天仙配”。

布黨的“社會消滅”戰略並不是變態心理的集體爆發，也不能簡單歸結為群體犯罪，它是基於深思熟慮的冷靜地製定的“科學戰略”，顯示了“階級鬥爭”理論家們對人性弱點的深刻把握，托洛茨基把這點說得很清楚：

“所有這些小資產階級的窩囊廢……一旦認識了我們的政權的強大之後，就會跟我們在一起……當我們在彼得格勒郊區粉碎了克拉斯諾夫的進攻後，第二天就出現了大量的同情者。小資產階級尋找的是能讓他們俯首帖耳的強權。誰要不懂這點，就什麽都不懂。”

托洛茨基在此再準確不過地總結了列寧主義的要旨。那就是，一個革命政權必須充分利用賤民心理，首先必須讓百姓嚇得靈魂出竅，然後才能談得上贏得他們的效忠。

這一套果顯神效，公務員的罷工停止了，一度癱瘓的服務部門重新開始運轉。工會再也不敢如在沙皇時代那樣動輒罷工，因為列寧簽署了法令，建立了人類曆史上第一個集中營，把所有的罷工工人悉數投入勞改營。人類曆史上第一個工人沒有罷工權利的“工人階級樂園”便這樣建立起來了。

列寧主義在俄國和中國取得的輝煌勝利，似乎證明了這兩國的百姓基本是賤民。正如托洛斯基指出的，他們尋找的是能讓他們俯首帖耳的強權，崇拜的是敢於果敢屠民的血腥強人，鄙視的是溫良恭儉讓的統治者。誰殺人越多，誰就越會被捧為人民救星，而不敢毫無顧忌地殺人的統治者則一無例外地被譴責為屠夫，無論是俄國的尼古拉二世還是咱們的蔣光頭，都因此被拋進了曆史垃圾堆。

 

野蠻的俄羅斯“反世界”（九）

列寧接下來便收拾了立憲會議。前文已經介紹過，憲政是俄國自由知識分子的永恒的夢與永恒的痛。1905年革命的一個主要要求就是實行憲政，沙皇當時也讓了步，簽發了《十月宣言》，賦予公民一係列基本人權，但在危機過後，他又推出了《基本法》作為俄國的第一部憲法，不但繼續壟斷行政權，而且把新成立的國家杜馬擁有的立法權也置於自己的控製之下。那當然也是憲政，但不是自由知識分子們心目中的民主憲政，而是類似戰前日本的憲政，其憲法的前提是忠於皇室。

二月革命發生後，沙皇退位，接位的米海爾大公順應民意，推遲就任，提出讓臨時政府暫時接管，但臨時政府必須在全國開展普選，選出代表，召開立憲會議，再由這個唯一的最高權威來製定憲法，決定國體，選出正式政府。這一決定得到了臨時政府以及蘇維埃的讚同，可謂為左中右各派一致接受的社會共識。此所以臨時政府要自稱“臨時”，那意思就是他們隻是在立憲會議召開前代拆代行，當立憲會議選出正式政府來之後，他們的曆史使命也就終結了。

然而在9月間，攪S大王克倫斯基竟然撕毀君子協議，悍然宣布俄國為共和國，這使得他同時被政治上各派唾棄。保皇黨人認為他言而無信，布黨則認為他藉此增加個人威望，試圖向蘇維埃奪權。布黨為此發動了聲勢浩大的宣傳攻勢，攻擊臨時政府遲遲不召開全國立憲會議。這甚至成了列寧用以說服全黨必須立即奪權的理由。9月間，他在給布黨中央的信說，他們不能再坐等立憲會議召開，因為克倫斯基等人總能推遲它的召開。“我們黨在獨自奪取權力後，就能確保立憲會議召開，然後黨便能指控其他黨派延宕（立憲會議的召開），並能充實這種指控。”

哪怕在布黨奪權成功後，11月5日，他還在《對農民問題的回答》的文告中宣布，布黨建立的是一個“工農臨時政府”，“縣和省的農民代表蘇維埃在等待立憲會議召開期間，享有地方政府的全部權威”（譯自英文版《列寧全集》第26卷，300頁）。

所以，連布黨自己都承認，他們奪權，奪的隻不過是臨時政府的權，並沒有永久性奪權，成立的是一個暫時掌管權力的過渡政府，正式政府必須待立憲會議選出。

然而不久後列寧便開始反悔。他敏銳地察覺，雖然俄羅斯各地的蘇維埃相繼承認了他在彼得格勒建立的“臨時工農政府”是中央政府，自己是地方政府，布爾什維克也贏得了大城市多數工人的支持，然而在農村卻沒有什麽支持者。在全國範圍內，布黨不過是少數人。如果真要按原計劃實行普選，選出立憲會議來，則布黨必然要被選下台。於是他便試圖說服黨內同誌不要召開立憲會議，但同誌們都覺得布黨過去在這上頭作的宣傳太多，不便公開反悔，於是選舉便在11月份舉行了。這是蘇聯解體前俄國首次也是最後一次相對自由的普選，據說有60%以上的俄國公民參與投票，考慮到當時俄國若幹地區被德軍占領，這已經是很了不起的了。

如列寧所期，布黨確實不為多數民意支持，隻獲得了175席，而社會革命黨人獲得最多的選票，取得了370席，孟什維克16席，憲政民主黨17席。按人口比例算，布爾什維克獲得了25%左右的選民支持，社會革命黨獲得58%選民支持，成了多數黨，如果再加上他們與其他社會主義黨派的聯盟，則他們獲得了62%選民的支持，成了未來國會的決定性勢力。

這說明什麽捏？說明俄國人民確實如偉大領袖毛主席說的那樣：“人民群眾中蘊藏著極大的社會主義積極性。”這在當時中國那小農經濟的汪洋大海或許是屁話，但在俄羅斯則絕對是真理。社會革命黨獲得最多的選票乃是最好的民意測驗，生動地反映了俄國人民的政治取向。

在我看來，這社會革命黨其實也不是什麽好東西，他們是所謂民粹黨人的傳人，主張實行所謂“農業社會主義”，亦即利用俄羅斯村社的“優越性”，在農村實行土地的集體所有製，跳過資本主義的罪惡階段，一步進入社會主義。這是他們的革命訴求，其革命手段則是暗殺一類恐怖活動。他們與布爾什維克的區別，在於他們畢竟還是願意實行西式民主，反對實行所謂“無產階級專政”的恐怖統治。與布黨不同，他們的工作重點放在農村而不是城市的所謂“無產階級”，主張的是土地集體所有（也就是村社所有），而布黨按照馬克思留下的公式，認定土地不能是商品，隻能收歸國有。

正因為社會革命黨的政綱深符廣大農民伯伯的意願，而農民又占俄國人口的絕大多數，因此社會革命黨人才會輕鬆愉快地勝出。這也就是布爾什維克黨人後來何以如此痛恨農民，必欲對之實行三光政策的緣故。

這是俄國革命和中國革命不相似之處，中國是著名的“農村包圍城市”，而俄國則是“城市征服農村”，農民從來是布爾什維克黨的最大的敵人與持續的鎮壓對象。列寧斯大林的所謂“階級戰爭”，其實主要是工人與農民兩大階級的生死大搏鬥。這戰爭一直進行到30年代的所謂“集體化”，在農民遭受了空前的genocide，僥幸活下來的人不得不屈服之後，才以布爾什維克的全麵勝利告終。此後蘇聯的廣大農村便成了帝國的殖民地，讓城市主子們任意榨取血汗，工農差別完全成了梁漱溟說的“九天九地”之別。

總而言之，蘇共和中共的黨徽都是錘子鐮刀，但其實多畫了一件東西：蘇共隻有錘子（重慶話），中共則隻有鐮刀。當然無論是錘子還是鐮刀，在兩黨上台後都不過是圖案點綴而已，但至少在早期是這樣。

從這個難得的民意調查還能看出，即使布黨不奪權，二月革命也未必能在俄國實現西式民主。作為所謂“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二月革命如同咱們的辛亥革命一樣，是一種時代的偶然逼出來的“早產的民主革命”。它必然要經曆一個負篩選過程，回落到一個比較極端的政治結構上去，不是變左便是變右，才能再度進入穩態。

這個趨勢早在十月革命發生前便已顯示出來了，看一眼曆屆臨時政府的組成便能洞見這點。第一屆臨時政府乃是最理想的西式民主政府架構，它的閣員主要由憲政民主黨、進步黨、十月黨組成，社會革命亂黨隻有一席，就是克倫斯基那超級攪屎棒。前三個黨都比較溫和，憲政民主黨和進步黨主要由知識分子與力薄儒組成，而十月黨則主張君主立憲。用西方眼光來看，此乃比較理想的政府結構，然而它卻因為缺乏民意依托，既無法靠民主手段勝出，又尊重遊戲規則，不能像布黨那樣以下流手段奪權，於是便隻能被淘汰。等到最後一屆臨時政府成立時，憲政民主黨隻剩一席，其他閣員完全由社會革命黨與孟什維克包辦。

普選結果也表明，憲政民主黨作為最能體認西式民主價值的最理想的民主勢力，反而最不受人民歡迎，隻得了少得可憐的17席。它是最先被布黨取締的民主政黨，其罪名竟然是大而無當的“人民的敵人”，然而它被鎮壓卻沒有引起民眾的強烈反彈。

不僅如此，同樣是馬克思主義政黨，溫和人道的孟什維克的得票數要遠遠小於激進的布爾什維克黨。這是為什麽？因為孟什維克有所不為，對文明規則有所尊重，因而不能為工人群眾提供無法無天的“解放感”。隻有在布什維克的領導下，工人階級才能充分體驗“當家做主”的巨大快感。至於後來他們淪落到連起碼罷工權利都被剝奪，僅僅因被指責為“怠工”或“遊手好閑”就會被送到北極圈內的勞改營裏去，那時他們可還沒那特異功能預見到這悲慘前景呢。

選舉結果出來後，布黨內部才再次發現偉大導師列寧同誌的高瞻遠矚，一致同意“我們不理睬他”（此處據英國曆史學家Robert Service，有的學者則認為布黨內部仍有溫和派，主張還是按期召開立憲會議，他們還一度占了上風，隻是在最後才被列寧說服）。11月28日，布黨政府取締了憲政民主黨，逮捕了該黨的領袖，宣布延期召開立憲會議。

12月26日，列寧出爾反爾，推出《論立憲會議》的爛文章，宣稱蘇維埃是更高的民主形式，立憲會議選出的代表並不真正代表民意，“這次革命的利益高於立憲會議的正式權利”。“任何直接或間接地從正式的法律的角度、在普通的資產階級的民主框架內考慮立憲會議的問題，無視階級鬥爭和內戰，都是對無產階級事業的背叛，都采取了資產階級的立場。”（譯自英文版《列寧全集》卷26）

請注意，列寧的謬論的出發點完全是馬克思階級鬥爭那一套，既然徹底否定了“資產階級民主框架”，認為從正式的法律的角度考慮這種重大國事問題是犯罪，那還有什麽共同話語係統？還能有什麽文明遊戲規則？在任何文明國家，這種爛人都隻會被立即踢出局去。然而這一套無恥話語之所以能堂而皇之地端出來in the first place，恰是因為布黨的政敵也是社會主義者，也同樣反對“資產階級”，隻不過是比較溫和罷了。

1918年1月5日，立憲會議終於在彼得格勒的塔夫裏切斯基宮殿（Таврический дворец）召開了。

布黨控製了彼得格勒衛戍區的部隊（主要是拉脫維亞步槍團以及喀琅施塔得的水兵們），當即把這些部隊派去團團圍住該宮殿。每條街上都站滿了忠於布黨的大兵。支持立憲會議的和平示威群眾試圖靠近宮殿，當即遭到士兵們的無情射擊。

下午4點鍾，大會終於召開了。觀眾席上坐滿了布黨的大兵，保留下來的錄音顯示，他們的任務便是在觀眾席裏高喊，盡情侮辱民意代表們。布爾什維克代表首先提出動議，要會議承認布爾什維克政府。這一動議被大會以多數票否決。類似地，大會還以多數票選出社會革命黨黨魁切爾諾夫作為會議主席。

布黨眼看控製不了會議，便與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召開了政府會議，決定解散立憲會議。於是布黨的海軍委員在會上宣讀了一個聲明，隨即率本黨代表團與左派社會革命黨代表團退出會場。列寧在走前指示道：用不著把會議驅散，讓他們去講個夠好了，他們總要散會的。等到他們明天回來時，我們不讓任何一個人進場就行了。

民意代表們做夢也想不到列寧會布置下如此下流的勾當，還在會場裏盡情奢談國事。會議一直開到次日淩晨4點鍾左右。負責“保衛”會議的衛隊長捷聯茲尼雅科夫（Zheleznyakov）走上台去，拍了拍會議主席的肩膀，留下了曆史性的話語：“衛兵們都累了，回家吧。”

會議主席切爾諾夫不疑有他，覺得時間也確實不早了，於是便匆匆念了該黨擬的“土地法”和其他重要決議草案，代表們決定當日（1月6日）下午5點再度集會，討論這些議案，於是便紛紛打道回府睡覺。等到下午5點鍾再去，surprise！宮殿給鎖上了，門口貼著布爾什維克政府解散立憲會議的布告。窮凶極惡的大兵守在門口，不許他們靠近。政治家們正是秀才遇上了兵，再滔滔雄辯的千言萬語也沒有刺刀鋒利。於是俄國知識分子盼望了十多年的立憲會議，就隻活了13個小時便在超級流氓的刺刀下夭折了。

此後民意代表們很是折騰了一陣子，卻無限痛苦地發現俄國之大，竟然找不到一個聚會場所。他們甚至在內戰期間流亡到西伯利亞去，試圖在那兒完成被暴力打斷的曆史使命，最後卻發現自己如孫中山一般，不過是這個或那個軍閥的招牌門麵而已。內戰結束後，他們逃亡到了巴黎，成立了個流亡議會，然而那對俄國的政治現實已經毫無影響了，最後隻能無疾而終。嚴格說來，從誕生那天起，俄國立憲會議就不曾對俄國現實起到過絲毫影響。

Meanwhile，列寧通過他控製的蘇維埃代表會議，對布爾什維克政府的非法行徑作了背書，他的政府再也不是“臨時政府”了，它由一種“更高級的民主形式”——橡皮圖章“議會”——賦予了“合法性”與“永久性”。隻是就連對這“更高級的民主形式” ，列寧也踐踏了他當初許下的諾言。當年他爭辯說，蘇維埃代表會議之所以是更高級的民主形式，乃是因為代表們可以隨時被選民撤換，而資產階級議會的代表選出來後要幾年後才能撤換。他倒是確實隨時“撤換”了大批屬於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的中央和地方的蘇維埃委員們，可惜是用契卡的槍杆子去撤換的。這兩個黨都控製了許多地方蘇維埃，都被列寧動用武力無情地鎮壓了。

這就是列寧主義的重要原則：“強權即公理”，也就是老金總結的“軍刀說了算”，其國產版乃是“槍杆子裏麵出政權”。同樣是革命亂黨，社會革命黨還講究點規矩，不敢使用下流手段踢翻賭桌，讓誰都玩不成文明博弈。活在那個“誰的拳頭大誰有理”的亂世，他們在吃足苦頭後還不知道要抓武裝，還要去跟共黨玩“議會道路”，為此在立憲會議被取締後又重返蘇維埃，指望靠合法手段勝出，或起碼能與共黨分一杯羹，那當然隻有自取滅亡了。

野蠻的俄羅斯“反世界”（十）

前文已經說過，列寧說服全黨發動武裝暴亂的理由，是假定俄國革命必然引發世界革命，隻要俄國人打響第一槍，歐洲兄弟立馬就會跟上來。不僅他自己這麽真誠地相信，而且全黨也都對此堅信不移。列寧和他的戰友們從未設想過“社會主義在一國內勝利”，蓋馬克思曾經特地作過論證，證明社會主義革命隻有在全世界爆發才能獲得勝利。而且，根據所謂“唯物史觀”，隻有資本主義生產力發展到飽和狀態時，社會主義革命才會爆發。當時俄國乃是歐洲最落後的國家，怎麽也輪不到它來幹社會主義革命。列寧本人就對俄國極度鄙視，他認為，論文明的發展程度，德國第一，英法次之，美國更次，其次是瑞典，再次是芬蘭，然後才是俄國。他本人從來也就沒想過由他看不起的落後的俄國獨立建成社會主義天堂，而是“寄大的希望”於歐洲文明國家特別是德國的階級兄弟們。俄國革命不過是個引發歐洲地雷連爆的導火索罷了。“無產階級隻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後解放自己”，俄國革命成功的希望全在於隔壁先進的德國老大哥拉一把。

正因為布黨上下沉浸在這種幻覺中，托洛茨基才會認為他出掌的外交人民委員部是最不重要的部門。他認為，反正世界革命馬上就要爆發了，到時全球便成立“世界蘇維埃聯邦共和國”，哪裏還有什麽外交工作可言？外交作為資產階級國家機器的職能之一，馬上就要消亡。

對常備軍，布黨也同樣采取了這種常人無從想象的浪漫態度。列寧在《國家與革命》裏說的很清楚，無產階級革命勝利後，國家機器包括常備軍在內就要消亡。因此，麵對俄軍的全麵自動瓦解，布黨非但沒有阻止反而樂觀其成。

可惜世界革命並沒有按列寧的指望立即爆發，德國人的進攻倒是來了。1918年1月，托洛茨基前往布列斯特和德國人談判，火車快到站時，代表團副團長拉狄克從車窗中探出身來，向窗外狂扔革命傳單，呼籲德軍弟兄起來推翻他們的資產階級老爺，實現世界大同。談判開始後，托洛茨基給德國官員們作了一場雄辯的革命講演，宣布帝國主義的末日業已來臨。德國官員們耐心地聽完那講課，然後遞給他一份最後通牒，通知他如果俄國政府不按上麵的要求乖乖簽字，則德軍就要發動大規模進攻。

托洛茨基帶著那份通牒回到彼得格勒，列寧憑他的政客本能，立刻就看出他們別無選擇，隻有乖乖簽字。如果不簽字，德國人肯定要發動攻勢，那時條件就更苛刻了。托洛茨基不同意，提出了“不戰不和”的高招，說那可以盡量拖延時間，在此期間，德國革命就會爆發。布哈林等人則提出，俄國應該為了世界革命作出犧牲，奮起開展對帝國主義的革命戰爭。列寧則告訴大家，“不戰不和”戰略絕不會奏效，而“革命戰爭”論隻能招來災難，因為他們連軍隊都沒有。當然，革命必然要在德國爆發，這點毫無疑義，但那還在懷孕狀態。在這種情況下，發動革命自衛戰爭隻能將德國革命胎兒扼殺在母腹中。

As always，伊裏奇不興論證，因此我到現在也不明白為何蘇俄發動對德自衛戰爭不會促成德國革命爆發，反而會把那寶貝嬰兒扼殺在母腹中。倒是斯大林腦袋比較清醒，插話說，世界革命隻是一種潛能，不能把潛能當成資本。這話刺痛了堅信世界革命必然爆發的伊裏奇，他狠狠地訓了斯大林幾句，於是斯大林便很明智地閉嘴了。

大多數中央委員們同意了托副統帥的“不戰不和”高招，於是老托便返回布列斯特，再度給德國官員們開了一次政治課。官員們再度耐心地聽完他的滔滔雄辯，接著遞給他又一份最後通牒，敦促他立即簽字，否則德軍就要發動進攻。托洛茨基當即起立宣布，俄國單方麵退出這場戰爭，接著率團傲然退場，讓德方代表麵麵相覷，不知道遇上了什麽怪物。

老托回到彼得格勒後，布黨中央再次卷入白熱化的爭論。列寧直截了當地告訴大家，他們必須簽字，不然德軍就會前來把他們的政府掃在一邊，跟另外一個政府簽字。然而這簡單的常識卻說服不了眾人。Meanwhile，德軍發動了大規模攻勢，如入無人之境，然後停下來，又給布黨政府下了一份最後通牒，不出列寧的預料，這次要價更高了。

彼得格勒危在旦夕，布黨大員們還在爭論不休。列寧發出警告：“這些條款必須立即簽字。如果你們不簽，那你們就是簽發了革命政權三周內的死亡狀”。到最後他甚至威脅如果再不簽字，他就要辭職，於是總算獲得了多數，布黨代表乖乖地在臭名昭著的布列斯特和約上簽了字。

條約使得俄國放棄了波蘭、芬蘭、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白俄羅斯和烏克蘭的主權，“這些地區的未來當由德國和奧匈帝國在當地人民的同意後決定”，從阿達罕（Ardakhan）、卡爾斯（Kars）、巴圖米（Batumi）等地撤出，並保證以後不得幹涉這些地區的事務，這些地區未來的歸屬必須由當地人民在取得土耳其的同意後決定。條約使得俄國失去了一半工農業資源和三分之一的人口。而且，德國因此能將大量部隊從東線抽調到西線，發動了淩厲攻勢。看來，德國參謀總部當初千方百計把列寧送回國，又不惜重金扶持，還真是做了個有利的投資。

因為這事實在太醜，誰都不願在那賣國條約上簽字，最後竟然是由財政人民委員索科裏尼科夫（Григорий Яковлевич Сокольников）去簽的字。

無可否認，布黨中央薈萃了一群人才，為什麽他們會連人類常識都沒有，幹出這種難以想象的蠢事來？如果布黨領袖不搞垮自己的軍隊，那好歹還跟德國人有點討價還價的籌碼。即使要搞垮自家軍隊也罷，當德國人第一次下最後通牒時便簽字，不也能減小損失？俄國曆史學家拉津斯基認為，托洛茨基的“不戰不和”戰略其實是演戲，其目的是證明布黨與德國人並無勾結，他引用了托洛茨基的話作為證據：“我認為，在我們簽訂合約之前，必須不惜一切代價向歐洲工人提供清楚的證據，以證明我們和德國統治者處於敵對狀態。”換言之，整個事件不過是安排出來證明布黨是在德國人的刺刀下被迫簽字的。

然而就連拉津斯基本人都承認，列寧雖然獲取了大量德國人的秘密資助，他並不真是一般意義上的德國間諜。列寧領取大量的德國金馬克顛覆自己的國家，促使本國打敗，化外戰為內戰，完全是出自他無比高尚的革命理想。那理想之崇高，使得一切文明原則、道德底線都渺小得微不足道。他之所以出賣大量的國家土地與資源換取政權的苟延殘喘，其理由他已經向同誌們解釋清楚了：和約隻是為蘇維埃政權換取喘息時間。隻要布黨能靠賣國生存下來，挨到世界革命爆發，德國的階級兄弟掌了權，暫時的損失就能得到彌補。

如果托洛茨基的“不戰不和”政策真是列寧策劃的作秀，那布黨內部就不會有嚴重的爭論，甚至激烈到列寧非得以揚言辭職來壓服布哈林的“左翼反對派”。而且，這種作秀能否起到托洛茨基說的作用，我深表懷疑。在我看來，托洛茨基不過是為自己幹的蠢事文過飾非罷了。他們當時確實是生活在世界革命立即就要爆發的群體夢幻中，而就是這一群體夢遊使得極度狡詐的布黨黨魁們竟然統統失去了庸人都有的判斷力。

說到底，馬列主義理論家們的可笑，在於他們都是科盲，因而是人類曆史上罕見的不可救藥的科學教徒，堅定不移地深信他們的理論真是“科學”，而他們確有科學家的預見力。直到1919年3月間，在一戰結束、各國革命風潮也陸續平息之後，列寧還在夢中預言曆史走向：

“法國正準備撲到意大利身上去，他們沒有分享到（一戰的）戰利品。日本正準備武力對付美國……巴黎、倫敦和紐約的工人階級已經把‘蘇維埃’這個詞翻譯成了自己的語言……我們不久就會看到世界蘇維埃聯邦共和國的誕生。”

總而言之，德國人與布黨之間不過是互相利用，雙方都認為智勝了對方，把對方玩弄於小指間。這頗像共軍過江前以金條收買江陰要塞炮台的指揮官，讓他在共軍過江時不要開炮。那指揮官便如約行事。待到大軍過了江，首長在接見他時笑著問：那金條該還給我們了吧？

當然，拉津斯基還是說對了件事：德國人確實不希望布黨政府垮台。據他披露，德國駐蘇俄大使米爾巴赫男爵（Baron Mirbach）在給德皇的密件中提到德國給俄國的金錢援助，說他不認為布黨政權能長期維持下去，有鑒於此，他想得到對下列問題的指示：“使用大量的金錢符合我們自己的利益嗎？如果布爾什維克堅持不下去，我們該支持哪種勢力？”柏林的回答是：“布爾什維克能維持政權最符合我們自己的利益。”

據此，拉津斯基說，布黨用不著嚇得遷都到莫斯科去，其實德國人根本不希望布黨垮台，被一個民族主義政府取代，領導俄國人民與德國人打持久戰。確實如此，德國人把這點看得很清楚，因此在此後還在延續對布黨的金錢資助。也不能說德國人被布黨耍了，在這上頭幹了蠢事。雖然後來的曆史發展表明因為德國戰敗，布黨趁機毀約，收回了大部分失地，但那並不證明列寧的“理論”真有科學預見力。相反，那與德國乃至全歐的階級兄弟毫無關係，不是列寧預言的世界革命爆發的結果，而是英法美等帝國主義國家使用槍炮坦克作出的偉大貢獻。

布列斯特和約在國內造成了很壞的影響，雖然布黨壟斷了信息來源，控製了一切輿論工具，得以在人類曆史上成功首創黑箱外交、秘密賣國的嶄新篇章，並將它變成了一切共黨國家的優秀傳統，使得人民大眾根本不知道祖國喪失了那麽多的土地和資源，但這消息畢竟瞞不了“聯合政府”中的左派社會革命黨小兄弟。作為所謂“農業社會主義者”，他們本來就對列寧的“餘糧征集製”不滿。待到簽訂了布列斯特和約，他們就更懷疑布黨確實是德國間諜。1918年7月6日，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布留姆金（Яков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Блюмкин）拿著契卡的通行證（他本人就是契卡的一個特務），進入莫斯科德國大使館（當時布黨生怕德國人不守和約，遷都到了莫斯科），槍殺了德國大使，企圖引起兩國戰火複燃。

列寧聞訊後，立即趕往德國大使館表示沉痛哀悼，同時下令逮捕所有的左派社會革命黨中央委員，並責成捷尓任斯基負責此事。奇怪而有趣的是，左派社會革命黨人也參加了契卡，其黨部是由該黨的契卡人員守衛的。捷尓任斯基趕去逮捕該黨中央委員會，卻自投羅網，反被守衛黨部的左派社會革命黨契卡部隊抓了起來。

列寧立即派出布黨的忠實部隊拉脫維亞步槍團去攻擊左派社會革命黨總部。該團在次日順利完成任務，把該黨所有的中央委員都投入大牢，還成功地救出了捷尓任斯基。盡管捷尓任斯基毫發無損，而且也無證據表明左派社會革命黨中央確實涉嫌卷入了德國大使暗殺案，列寧和捷尓任斯基還是決定槍斃該黨的一個中央委員，以向德國人表示布黨不惜一切代價維護布列斯特和約的決心。7月9日，捷尓任斯基本人完成了列寧交給他的重要任務，親手槍斃了左派社會革命黨中央委員亞曆山大洛維奇。

蹊蹺的是，左派社會革命黨領袖們被一網打盡，悉數抓進了大牢，而那個闖下大禍的殺手布留姆金卻神奇地逃出了莫斯科，跑到了烏克蘭，加入左派社會革命黨人設在基輔的契卡，試圖暗殺烏克蘭民族解放運動領袖。此後他又投向布爾什維克，不但得到了捷尓任斯基的赦免，而且還被派去暗殺白軍總司令海軍上將高爾察克。此後他又加入了紅軍的反間諜組織，在多個國家繼續冒險生涯，直到1929年底，他才被斯大林當成托洛茨基分子槍斃。

這傳奇簡直是神奇到了令人難以置信的地步。難怪拉津斯基認為，布留姆金乃是布黨的provocateur，這個詞在中文裏沒有對應物，通譯為“奸細、坐探、內奸”，但都不能表達原意。這麽說吧，30年代主張“抗日”的共黨、馮玉祥、張學良、李宗仁等等，不管真實動機如何，在客觀效果上就是日本人的provocateur，也就是以故意挑釁引發有利於己的事變。斯大林就是這麽看張學良的，應該說他一點都沒看錯。

愛你喂，拉津斯基認為，列寧深知刺殺德國大使並不會誘發戰爭，因為德國利益需要布黨政權挺下來，而此舉能給他一個一舉除掉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的借口。這當然是沒有直接證據的陰謀論，然而布留姆金的傳奇遭遇，卻提示它確實是一個有相當可能性的合理猜測。

 

野蠻的俄羅斯“反世界”（十一）

從政府成立那天，布黨便顯示出了與眾不同的鐵腕。1917年12月，彼得格勒的印刷廠發生罷工，列寧當即下令，罷工工人應作流氓處理。如果罷工繼續下去，就該逮捕他們。他責備蘇維埃政權太軟弱了，下令對公民實行係統的“登記與監督”，以刑罰作為威懾手段，強迫所有的人勞動：

“這個登記與監督製度的目的很清楚也通俗易懂：每個人都應當有麵包，有像樣的衣著鞋襪能讓他到處走動，有個溫暖的住處，應當自覺地工作；無賴（包括任何想逃避工作的人）都不得閑逛而應該關在監牢裏，或是以從事最沉重的強製勞動服滿刑期；這些無賴的命運也理所當然是富人的命運——所有試圖規避社會主義規定與法律的富人都該有同樣下場。”

在1918年4月出版的《蘇維埃權力目前的任務》中，他強調指出：“專政是鐵的權威，在鎮壓剝削者以及流氓的時刻，它必須具有革命的大膽、迅速與無情。”“任何工廠、農場、企業中一切違反勞動紀律的人都對饑餓與失業負有罪責”，“必須學會怎樣發現這些有罪的人，將其送交法庭，予以無情懲罰。”當工人遵循多年來的傳統，不顧布黨禁令，在5月的“聖尼古拉節”休息而不來上班時，他拒絕向傳統屈服，命令：“與‘尼古拉’ 節妥協是愚蠢的。我們應該讓契卡全部出動，槍斃那些因為‘尼古拉’節而不來上班的人。”他還要求，類似的“預防性暴力”也該在聖誕節和新年前準備好。

對工人如此，對農民又如何？由於布黨對糧食購銷實行國家壟斷，農民不願以賤價出售糧食，城裏出現糧荒，列寧便於1918年1月14日下令派出武裝搶糧隊到農村去搶奪糧食：

“（人民委員會）向全俄糧食供應委員會以及糧食供應人民委員部提出：加緊派出政治委員們以及人數眾多的武裝工作隊，采取最革命的措施，進行運載、征集和分配穀物等的運動；加強與投機倒把者的無情鬥爭，直接向地方蘇維埃提出就地槍決抓到的投機倒把分子與破壞分子。”

列寧還命令在農村成立所謂的“貧農委員會”，由所謂“貧農”作臥底，領著“餘糧征集隊”去搶劫村裏的“富農”。餘糧征集隊再把搶來的糧食分一點給那些所謂“貧農”，作為對他們的獎賞。

當時俄國農村已經搞過土改，地主階級已不複存在。土地由村社均分給村民，每戶農家都有自己的份地。因此，農村的貧富差別是勤勞與否造成的，所謂“富農”其實是勤農；而所謂“貧農”則是惰農。布黨卻依靠這些遊手好閑、好吃懶做的鄉村二流子去搶奪勤勞苦幹的農民，列寧甚至鬧出理論笑話來，硬把“富農”說成是“農村的資產階級”，這完全是對馬克思階級劃分理論的放肆嘲弄，與毛澤東異曲同工。與中國的痞子運動相似，俄國農村的“貧協”成了個藏垢納汙的去處，鄉村二流子們仗恃政府的武力撐腰，在村裏作威作福，魚肉鄉民，不但敲詐所謂“富農”，而且敲詐到中農頭上去，醜聞頻出，連布黨內部都嘖有煩言。列寧隻好在這政策實行了大約一年後下令解散農村的“貧農委員會”。但他對農村“富農”們的莫名其妙的仇恨並未消散。

布黨的暴政激起了農民的反抗。1918年8月5日，奔薩地區的農民不堪布黨強搶穀物，起來武裝反抗，起義迅速蔓延到周邊地區。布黨派出部隊血腥鎮壓了起義。在此期間，列寧向奔薩地區領導發了幾份電報。蘇聯解體後，這些電報被英國史學家Robert Service從秘檔中刨出來公諸於世。

8月11日列寧發的電報如下：

“同誌們！應無情鎮壓五個富農地區發生的暴亂。整個革命的利益需要這麽做，這是因為與富農的‘最後的決戰’現在正在各地展開，必須為此樹立個榜樣。

1、吊死（確保人民都能充分看到絞刑的執行）至少100個已知的地主、富人和吸血鬼。

2、公布他們的名字。

3、搶走他們的全部穀物。

4、根據昨天的電報指定人質。

此事應辦得讓周圍幾百公裏的人民都能看見、顫抖、知道、喊叫：‘那些吸血的富農們，他們正在被絞死，並將窒息而死。’

收到電報後回電告知並報告執行情況。

你的，

列寧

找到一些真正堅強的人”

8月19日，列寧又發電催促：

“古別爾尼亞執行委員會
奔薩
抄送古別爾尼亞共產黨委員會

關於你們最後到底采取了什麽嚴厲措施，去無情鎮壓五個區的富農並沒收他們的穀物，我至今毫無所聞，對此我極端憤怒。你們的無所作為是犯罪。應將所有的努力集中於一個區，將該區的所有剩餘穀物都搶光。任務完成後電複。”

本人的翻譯水平太差，無法傳達出原文的神韻來，例如上述第一份電報中那段話，英文譯稿是：

“Do it in such a fashion that for hundreds of kilometres around the people might see, tremble, know, shout: ‘they are strangling, and will strangle to death, the bloodsucking kulaks.’”

其中的sadist的語氣，似乎根本不是中文能傳達出來的，起碼我這票友沒本事傳達。尤其是人民顫抖著喊出來的話，無論怎麽挑選字眼，都無法再現列寧想象中的那種恐懼入骨的呐喊，更無從表現出伊裏奇在字裏行間流露出來的強烈欣快感。

值得注意的另外一點是列寧完全顛倒了的價值觀，在他看來，處死無辜人質不是犯罪，不這麽做才是犯罪行為。這恰是國際共運的最本質特點，它顛倒了文明世界的一切價值觀。他的名言是：“專政就是直接依賴於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權力。”（Dictatorship is the power relying directly on the power unbound by any laws）

這話其實說得不完整，“無產階級專政”豈止不受任何法律約束？它同樣也不受任何傳統道德觀念與一切文明原則的約束。正如斯大林在其讀書眉批中指出的那樣：“軟弱、懶惰與愚蠢是惡德，除這三者外，其他一切都是美德。”因此，為文明世界一致譴責的殘暴、嗜殺、狠毒無情、欺騙、狡詐、背信棄義等等，隻要符合革命需要，就都是布爾什維克黨人激賞的美德，而慈悲、善良、仁愛、富於同情心、憐憫心等等，都被布黨視為“軟弱”，乃是最大的惡德。

托洛茨基和斯大林都是列寧最好的學生，都深得“革命堅定性”的要旨，是列寧要找的那種“真正堅強的人”，因此都臨危受命，去完成最困難的任務，兩人的解決問題的手段一模一樣——殺人殺到“階級敵人”魂飛膽裂，再不敢反抗，乖乖屈服為止。

為解決糧食供應問題，列寧在1918年6月間把斯大林派到伏爾加流域的察裏津去，那兒是俄國的傳統糧倉。斯大林到那兒後立即開始大規模處決在黑市上抓到的做買賣的人、“反革命分子”、社會革命黨人、無政府主義者、保皇黨人，等等。

法國小說家、俄共黨員Henri Barbusse 當時跟斯大林在一起，他回憶道：“沒有一天當地的契卡總部不槍斃人。”夜裏，卡車的引擎持續空轉，好讓引擎的轟鳴壓下槍聲和受害人的尖叫聲。死者被裝進麻袋，在月光下被掩埋。次日受難者的親屬們便到處尋找掩埋的痕跡，把親人們刨出來重新安葬。

斯大林確實做到了他在給列寧的電報中作出的保證：“請放心好了，我們的手不會顫抖”。不久後，大批糧食便源源不絕地運往莫斯科。

托洛茨基也是個“真正堅強的人”。內戰爆發後，他出任革命軍事人民委員，受命組建紅軍，去鎮壓白黨的武裝反抗。當時沙俄的軍隊早已不複存在，布黨控製的一點武裝鎮壓手無寸鐵的百姓猶可，要去與白軍作戰則根本沒用。托洛茨基於是把沙皇軍隊的舊軍官們找來，稱之為“軍事專家”，把他們的家屬當成人質扣押起來，派他們上前線去指揮作戰。他還發明了政委製度，給每個軍事指揮官派了個政委，規定任何命令沒有政委的副署就無效。於是具有戰鬥力的紅軍就這麽從無到有地組建起來了。

這些都還在正常範圍內。在整頓軍紀中，托洛茨基才流露出了他“真正堅強”的本色。他規定，對於脫逃、不守軍紀以及怯懦，其懲罰都是槍斃。他強調指出：“訓練我們的軍隊的最重要的原則之一，就是任何過錯都不能不懲罰，犯錯之後必須立即懲罰。”他甚至引入了古羅馬軍隊的“什一懲罰製”，在打了敗仗的部隊中每十人裏挑出一個來槍斃。政委的職責之一就是負責斃人。如果他本人被上麵發現不夠盡力，就連他也要被槍斃。因為槍斃了許多政治委員，托洛茨基得罪了老布爾什維克們，但列寧堅定地站在他一邊。

因此，從布黨上天那天起，紅色恐怖實際上就已經開始了，它本身就是布爾什維克政權的存在前提，正如秘密警察頭子捷爾任斯基在1918年7月14日回答記者采訪時說的那樣：

“我們主張有組織的恐怖，這點應該坦率地承認。在革命時代，恐怖是絕對必要的。我們的目標是與蘇維埃政府的敵人作鬥爭，建立新的生活秩序。我們判案很快，在大多數情況下，在逮捕罪犯與作出判決之間隻需一天。在幾乎所有的案件中，當罪犯麵對證據時就坦白認罪了。有什麽爭辯還能比罪犯自己的坦白更有份量？”

但布黨公開宣布要在全國實行“大規模的紅色恐怖”，還是1918年9月1日的事，其借口是兩樁暗殺案。

1918年8月30日，列寧到莫斯科一家工廠去向工人演講。演講結束後，他走向自己的豪華轎車，卻被一個女人叫住了。那女人在距他三步之處向他連開三槍，有兩槍打中了他。殺手被該廠的工人製服，交給了契卡，而列寧的司機則把伊裏奇拉回了克裏姆林宮。因為害怕再度遭到暗殺。列寧沒到醫院去，而是把大夫召進宮來作了治療。這就是老幫菜在《列寧在1918》上看到的官方版本。

那殺手名叫卡普蘭，是社會革命黨人，也是個老革命。社會革命黨人幹革命的方式，便是搞暗殺。這卡普蘭當年就曾因謀刺沙皇政府的高級官員而被判終身苦役，坐了11年的牢，才因二月革命獲釋。她在牢裏搞壞了眼睛，幾乎等於個盲人。然而她被捕後卻把事情全攬在自己身上，說那是她一人幹的，與他人無關，而且拒絕說出手槍是誰給的。就連神通廣大的契卡都無法粉碎她的堅強意誌，逼她供出同夥來，隻好在三天後把她槍斃了。這案件到現在也有爭論，因為卡普蘭幾乎是個盲人，要完成暗殺任務簡直就沒有可能。然而也有學者認為就是她幹的，說正因為她幾乎是盲人，才會在距離三步之處開槍還無法殺死列寧。本人覺得這似乎不太有說服力：既然幾乎是盲人，她還怎麽能認出誰是列寧？但此事與主題無關，按下不表。

同日，彼得格勒的契卡頭子烏裏茨基被一位青年士官生暗殺。那殺手是為了他的朋友和軍官被無辜處決而複仇。這兩件暗殺案，便成了布黨公開推行“紅色恐怖”的借口。

從這點上最能看出新舊政權的本質區別來。前文介紹過，1881年，俄國的改革明君亞曆山大二世被民粹黨人炸死。當時大臣們極度悲憤，曾考慮過是否實行連坐法，以後不管哪個革命黨人犯罪，都要讓所有的革命黨人負責，但他們畢竟有所不為，最後還是沒敢這麽做。

革命政府可就完全不一樣了。1918年9月1日，布黨的報紙《紅色公報》宣布將在全國實行大規模紅色恐怖，並向全國人民發出了莊嚴誓言：

“我們將把自己的心化為鋼，讓它在自由戰士的苦難和血液的烈火中得到鍛煉。我們將讓我們的心變得殘忍、堅硬與不可感動，使得憐憫無法進入我們的心髒，使得它們在見到敵人的血海時絕不發抖。我們將打開那血海的閘門，絕不憐憫，絕不饒恕，我們將成百成千地殺死敵人。讓他們在自己的血裏淹死。為了列寧以及烏裏茨基、季諾維也夫和弗洛達爾斯基的鮮血（蘆注：弗洛達爾斯基是《紅色公報》的主編，於是年6月底被社會革命黨人暗殺，但季諾維也夫一直活到30年代才被斯大林槍斃，不知此處為何以他的鮮血作借口），讓資產階級的鮮血流成洪水——更多的鮮血，盡可能多的鮮血。”

這可不是虛聲恫嚇。共產黨人曆來是“說得到，做得到，全心全意為了人民立功勞”。早在納粹出世之前，他們就發明了人質製度，並大規模槍斃人質。烏裏茨基被刺案發生後，契卡立即槍決了500名人質，他們的全部罪責就是“被推翻的階級的代表人”，還在喀琅施塔德槍決了400名前軍官。同月，根據列寧開出的名單，25名沙皇政府的部長和高高官， 765 名沙俄軍官在莫斯科被槍決。內務人民委員別特洛夫斯基（Григо?рий Ива?нович Петро?вский）在其著名的《關於人質的命令》中規定：

“必須將大量的資產階級分子抓為人質，在遇到抵抗的情況下，必須集體槍決這些人質。……不要為因實施恐怖而猶豫。”

據俄國學者拉津斯基披露，各地的契卡競相比賽殺人。當時最常見的告示是：“隻要有反革命活動的任何輕微跡象，下列人將立即被槍決”，接下來的就是長長的人質名單。他從秘檔中找到的一份《契卡周報》中說：“在許多城鎮中，大規模處決人質（mass executions of hostages）已經得到執行。這很好。在這種問題上，不徹底的措施是最糟的，它隻能惹惱而不能削弱敵人。”據拉津斯基說，契卡當時流行的做法，便是將某個丈夫抓來作人質，等他的妻子上門來用自己的肉體贖回丈夫的性命。此時喝得爛醉的契卡官員便把那丈夫叫來，請他參加他們與那妻子的狂歡。

列寧本人就是這種訛詐恐嚇的高手，深具這方麵的才能。在內戰期間，當外高加索的石油城巴庫有受到白軍攻擊的危險時，他向巴庫當局下令：“立即準備好一切，在有受到進攻的危險時，就將巴庫燒成平地”。他還讓當局將這決定寫成告示，在城內到處張貼，以嚇阻城內敢於與白軍合作的人。

當白軍將領尤登尼奇威脅著彼得格勒時，列寧下令：

“必須逮捕全體憲政民主黨黨員以及他們的支持者，以先發製人地打擊密謀。他們——整個一群人——有能力幫助密謀者。不逮捕他們就是犯罪。讓幾十幾百個知識分子在牢裏服刑要比一萬人挨打更好。哦，哦！更好！”（注：著重號是原有的）

“非常重要的是幹掉尤登尼奇（說的就是幹掉：給他一個徹底的打擊）。如果（他的）攻勢已經開始，能否動員2萬工人和一萬資產階級分子，將大炮放在他們後麵，槍斃數百人，以此給尤登尼奇一個巨大的衝擊？” （注：著重號是原有的）

這些文獻因為內容實在敏感，一直到蘇聯解體才終於曝光。同時曝光的，還有列寧就如何鎮壓Shuia發生的僧侶反抗事件，於1922年3月19日寫給政治局的信。列寧本人也知道那內容見不得人，因此特地在信的開頭說明隻許政治局委員傳閱，不得以任何理由複製。委員們若有什麽評論就直接寫在那份文件上。這文件的英文本就放在網上，任何人都可以查閱，這兒摘譯兩段：

“因此，我得出了以下不容置疑的結論：現在我們必須最決絕地、最無情地粉碎黑色僧侶百人團（ the Black Hundreds clergy），必須以如此的殘暴鎮壓他們的一切抵抗，以致他們幾十年內都不會忘記。”

“在這次事件中，我們槍斃的反動僧侶代表和反動資產階級分子的數量越多越好，因為以這種方式，我們將給這些‘聽眾’準確地上一堂課，使得他們在幾十年內都不敢夢想任何形式的抵抗。”

因此，風傳老鄧在六四前說“殺二十萬人保二十年平安”。如果傳聞是真，那小平同誌確實是真正的列寧主義者。

這就是捷爾任斯基同誌說的“有組織的恐怖”，它的目的是嚇得一切膽敢持異議的人肝膽俱裂，終生不敢抵抗，隻敢乖乖臣服。必須承認，這套手段確實行之而有奇效，它也就是所謂“無產階級專政”的真實涵義，而這就是為何共黨國家都要把“無產階級專政”視為國家政權的柱石。離開有組織的恐怖，共黨政府連一天都無法維持下去。

紅色恐怖的功能並不限於此。托洛茨基在解釋為何要謀殺沙皇一家時，說：“它能向我們的隊伍擊一猛掌，告訴他們再也沒有了回頭路。前麵不是全麵勝利，就是全麵災難。”因此，紅色恐怖的另一個功能，就是咱們水泊梁山早就有的“投名狀”戰略——逼著或誘導大家都去犯罪，最後就斷了眾人的回頭路，隻有跟黨幹到底。

如同在中國戡亂戰爭（我黨所謂“解放戰爭”）中後來發生的那樣，這投名狀戰略是一種惡性互動的罪犯戰略，一旦一方開始有組織的恐怖，必然引來對方以眼還眼，以牙還牙，因而刺激出雙方的深仇大恨，使得獸行越來越瘋狂。

在俄國內戰中，白軍也照樣搞白色恐怖，照樣大規模槍斃、活埋戰俘，甚至使用諸如挖眼、斷肢、割生殖器等毒刑折磨戰俘，使得本來就是野蠻世界的俄羅斯徹底淪為中世紀殺戮場。但白軍有著個致命的弱點：他們不懂“階級鬥爭”學說，總覺得對方是自己的同胞，下不了手，因此總是把仇恨發泄在猶太人身上（因為當時俄共領袖中有許多猶太人）。而布爾什維克則根本不管是同族還是異族，隻要不是“階級兄弟”，那就是根本不是人，而是活該被屠宰野獸，被無情掃除的垃圾。

總而言之，俄國內戰是人類曆史上相當殘暴血腥的一章，凡是看過《靜靜的頓河》的讀者都該有點印象。哪怕從高爾基的小說中都能看出俄國普羅大眾的野蠻獸性來。當這種沉睡的獸性被布黨政府有意識地激發出來並加以嫻熟的駕馭與利用，那就隻能造出一個人間地獄來。

直到內戰臨近結束，這種大規模的genocide與atrocities都還在持續。那位後來成了蘇聯第一批元帥之一、至今還被歌頌為蘇聯軍事天才的圖哈切夫斯基殺起平民和戰俘來也同樣能幹。在鎮壓塔姆波夫暴動中，他命令：

“被擊潰的匪幫的殘餘現在聚集在森林中。……我在此命令你用毒氣肅清這些森林，使用毒氣時，必須能確保它能散開並殺死一切藏在那兒的人。”

為此目的，他給負責指揮的軍官送去了250桶氯氣。在整個戰役中，圖哈切夫斯基動用了4萬5千名士兵，706挺重機槍，鐵甲列車，以及18架飛機，用毒氣與大火使得塔姆波夫地區的一大片土地成了無人區。

野蠻的俄羅斯“反世界”（十二）

斯大林時代：一個人的革命

西方曆史學界以及若幹當代俄國曆史學家一致公認，布爾什維克黨人雖然同意了列寧的主張，發動了十月革命，但對這冒險是否能成功，他們開頭也心中無數。用黨魁們自己的話來說，他們那時是“坐在手提箱上”，隨時準備向國外逃亡。據俄國曆史學家拉津斯基的研究，契卡謀殺了沙皇全家後（他的孩子們先被刺刀捅，後被契卡人員用槍頂住腦勺槍斃），把他們身上價值連城的珠寶搜刮一空，由負責指揮行刑的契卡頭子帶到莫斯科去，交給全俄蘇維埃中央執行主席斯維爾德洛夫，用作布黨黨魁在萬一失敗、逃亡國外時的生活費。

布黨之所以硬著頭皮死撐下去，乃是因為他們深信自己在創造曆史，為人類的美好未來指明方向，新政權哪怕隻能堅持一天，都能像巴黎公社那樣永垂史冊。一旦上了這賊船，那就開弓再無回頭箭了，麵對全國“階級敵人”的洶洶反撲，他們別無選擇，隻能如困獸一般拚死血戰到底，什麽冷血手段都能毫不猶豫地使出來。

1918年，內戰在全國爆發，沙俄的軍官們在列強支持下，組建了各式各樣的“白軍”，狼煙四起，布黨控製的地域迅即縮小到當年莫斯科大公國的版圖。然而出乎所有西方觀察家的預料，一支匆匆建立起來的紅軍，在托洛茨基的領導下，竟然擊敗了由沙俄將軍們率領的訓練有素、裝備精良的正規軍，不但殲滅了白軍，把白黨領袖們趕出國去，而且無情鎮壓了烏克蘭和其他新獨立國家的民族解放戰爭，再度占領業已丟掉的烏克蘭、白俄羅斯、外高加索諸共和國，使得版圖恢複到接近革命前水平（除波蘭、芬蘭與波羅的海沿岸三國外。列寧在內戰結束後想搶回波蘭，但紅軍在華沙城下吃了敗仗，隻好同意媾和。斯大林在30年代想搶回芬蘭，同樣吃了敗仗，隻好同意媾和。波羅的海沿岸三國則在30年代由斯大林經希特勒同意後派兵占領）。

這是為什麽？已有學者作過大量分析。俄國學者拉津斯基認為，首先是因為白黨的倒行逆施，他們想恢複革命前的秩序，把農民分掉的土地搶回來，再度騎在百姓頭上當老爺，因而失去了農民的支持；其次是白軍軍紀敗壞；第三則是白軍將領彼此爭風吃醋，勾心鬥角，互不策應；第四則是他們總覺得對方也是“自己人”，內戰是兄弟相殘，並不是殺外族。屠殺同胞的念頭總是在他們心底引起無從抑製的厭惡與恐懼，因而下不了辣手。而布爾什維克則用“黨性”徹底取代了人性，用“階級仇恨”消解了同族情。隻要是“階級敵人”，那就是理應被無情屠宰的妖魔。不殺光他們，勞苦大眾就永遠沒有好日子過，紅軍將士因而把濫殺同胞當成了神聖的宗教義務。

在我看來，紅黨取勝的根本原因，還是他們的主觀優勢。所謂“白軍”，其實是個大雜燴，反革命陣營裏雲集著根本無法調和的各派勢力：保皇黨人、自由派、民族解放運動誌士、社會革命黨人、孟什維克、左派社會革命黨人……他們是被布黨的無情鎮壓趕到一起去的，如果沒有布黨，他們本身就要自相殘殺——保皇黨人豈會與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共事？即使是在麵臨共同的死敵時，他們仍然不可能團結起來共同對敵，仍然要大打出手，例如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就無法容忍烏克蘭獨立運動，要千方百計去暗殺該運動的領導人。這種各懷異誌、四分五裂的大雜燴，當然隻會被布黨各個擊破。

反過來，布黨則是高度團結的宗教軍隊，它有著崇高的革命理想、堅定的必勝信念與強烈的曆史使命感，能鼓勵基層戰士為之獻身；它奉行鐵的紀律，由中央那個神經中樞如臂使手一般實行統一指揮；它由一群業已破釜沉舟、義無反顧的意誌如鋼、目標明確、百折不撓、心狠手毒的職業革命家領導。人類曆史上還從未見過這種可怕的“先鋒隊”。論主觀優勢，它確實是無敵於天下。

在我看來，這才是共黨取勝的真正秘訣所在，就是那個革命前俄國社會主義政黨中最小的黨，那支在二月革命初期無足輕重的政治勢力，竟然出乎所有人的預料勝出的原因。布爾什維克的勝利不是“庶民的勝利”，而是職業革命家們意誌的勝利，說穿了就是唯意誌論的勝利，乃是對所謂“唯物史觀”的無情嘲弄。納粹自吹他們的勝利是“意誌的勝利”（Triumph des Willens），這在布黨麵前可謂關雲長麵前舞大刀——和列寧、托洛茨基、斯大林等人比起來，希特勒、戈林、希姆萊等人絕對是意誌軟骨病患者。

革命成功了，奇跡創造出來了，內戰結束了，那又該怎麽辦？用西方學者的話來說，列寧對馬克思理論的獨特貢獻，乃是“把列寧主義的馬車放在馬克思主義的馬的前麵”。馬克思的所謂“唯物史觀”認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而這構成了列寧與正統馬克思主義者的爭論焦點。孟什維克黨人認為，俄國是個資本主義極不發達的落後國家，並無社會主義革命的經濟基礎，列寧也同意這點，然而他認為那毫不是問題，先把政權搶過來，再動用權力把那經濟基礎補上不就行了麽？這就叫“自上而下的革命”（Revolution from above）。

這些學術爭論都是在革命前進行的，等內戰結束後，列寧才發現他征服的是一個殘破的國家，工農業都飽受戰禍，經濟一蹶不振，建設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比革命前更薄弱了。於是他別無選擇，隻好宣布放棄所謂“戰時共產主義”的搶奪製度，改行所謂“新經濟政策”，也就是靠走資來救命，贏得喘息空間。

我在回憶錄中說，咱們的社會主義每逢搞到破產之時，就隻能靠走資來救命。這種事我黨一共幹過兩次，第一次是大饑荒後的“三自一包”，第二次則是文革後老鄧的改革開放。沒說的是，這其實也是從老大哥那兒學來的。列寧的“新經濟政策”與老鄧的改革開放也差不多：廢除穀物強行征集製，代之以農業稅，開放自由市場，允許農民進城“投機倒把”，允許私有企業存在，與西方做生意，等等。

這突兀的政策U轉，贏得了淺薄的西方觀察家們的好評，我記得連胡適都稱讚過。一廂情願盼望共黨恢複人性的海外白俄更是心花怒放，烏斯特裏亞洛夫教授（Никола?й Васи?льевич Устря?лов）盛讚“那個遼闊的農民國家”終於恢複了常識，歡呼：“列寧是我們中的一個。列寧是俄羅斯真正的兒子。列寧是民族英雄。”

列寧公開保證，新經濟政策要長期執行下去，然而他卻在給克拉辛（我在《斯大林生父之謎及其他》介紹過此公）的信中說：“以為新經濟政策意味著結束恐怖是非常嚴重的錯誤。我們將再度依靠恐怖，而且要依靠經濟恐怖。外國人正在賄買我們的官員。……我親愛的先生們，當時機到來時，我將為此吊死你們。”

盡管直到列寧死時，新經濟政策都沒有廢除，然而那是遲早的事，隻有盲人才看不出來。其理由有兩條：

第一，如時任地方小官的赫魯曉夫觀察到的，不管他們怎麽努力，國營企業根本無法與個體企業競爭。新經濟政策確能創造奇跡，讓俄國經濟特別是農業在短期內便起死回生，然而那隻能導致私有企業的繁榮，並不可能自動造出社會主義經濟來。相反，它越繁榮，國有企業便越沒前途。布黨決不能容忍這種事發生，遲早要動用權力“破私立公”，用暴力把一切私有企業幹掉，讓人為扶植的國營企業獨霸天下。

第二，新經濟政策導致的經濟繁榮是按經濟規律發展的，它隻會製造出一個均衡發展的經濟體係來，不可能單科獨進，在短期內使得俄國變成一個軍火工業大國，而這正是斯大林追求的戰略目標。從伊凡雷帝起，老毛子便自命東羅馬帝國的傳人，以“解放全世界”特別是“解放歐洲”的拯救者自居，野心勃勃地要征服全世界。馬列主義的“世界革命”學說為俄國人的這種民族病提供了時髦“科學包裝”。作為少數民族出身的克裏姆林宮新沙皇，斯大林害的這種民族病比正宗俄羅斯人還嚴重。這就是他何以一麵強烈認同伊凡雷帝與彼得大帝（identified himself as them）， 一麵卻自稱是馬克思主義者。在這點上，他與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的毛澤東如出一轍。

既然要解放全人類，那手裏當然得有幹貨。斯大林和毛澤東的一大區別就在這裏。我在舊作中說過，革命戰爭與權力鬥爭篩選出來的贏家，一定是權術天才，是控製人與傷害人的高手，然而這種人是否有治國才能，就全得靠撞大運了。蘇聯和中國的區別，乃是斯大林不但是毫無人性的犯罪天才，而且具有出眾的組織能力、治國才能與外交才能，不愧是政治戰略與外交戰略的大師，而毛澤東雖然是權術高手，不幸卻是治國白吃。因為深信從中國古書中能找到一切現實問題的答案，他毫無現代常識，也拒絕學會任何現代常識，因而對世界大勢一無所知，連“沒有那個肚，別喝那碗醋”的民間諺語都不曾聽說過，手中沒有幹貨，還想作全世界人民的領袖，那就是畫虎不成反類犬了。

斯大林可是完全兩樣，他敏銳地把握了世界發展的大趨勢，知道從一戰開始，戰爭便成了所謂total war，比拚的不光是傳統戰爭那些指標，諸如兵力、訓練、戰略戰術、統帥與將領的指揮能力等等，更是國家的工業生產力（特別是重工業生產力）、運輸能力、能源供給、科技水平等等。如果不讓俄國的工業實現一個“量子躍遷”（也就是毛說的大躍進），在最短的期間實現工業化，則俄國根本無法維持原有的軍事強國地位。事實上，從19世紀下半葉起，俄國的軍事實力就一直在走下坡路，根本原因就是這個。

在那段廣為國人引用而又不知其來源的著名語錄中，他把這心事說得清清楚楚：

“放慢（工業化的）步驟意味著落後，而落後者就要挨打。舊俄國的曆史顯示，因為她的落後，她一直在挨打：被蒙古大汗、被土耳其酋長、被瑞典封建貴族、被波蘭－立陶宛士紳、被英法資產階級打。挨打是因為落後——軍事、文化、政治、工業和農業的落後……你們記得詩人的詩句：‘你貧窮而又富有，你強大而又無助，俄羅斯母親。”

……我們比先進國家落後50年到一百年。我們必須在十年內趕上。要麽我們做到這點，要麽他們粉碎我們。”

粗知俄國曆史的人都知道，斯大林在這兒歪曲了曆史，俄國打人的次數，要遠遠超過它被打的次數，因此它的幅員才會高達世界領土的六分之一。無論是蒙古大汗，是土耳其酋長，是瑞典貴族，還是波蘭－立陶宛士紳，最後都被俄國打得落花流水，有的國家甚至變成了俄國的一部分。所以，“舊俄國”根本不是斯大林為了刺激俄羅斯沙文主義驕傲感而特地打扮出來的可憐巴巴的樣子。

但斯大林也確實把他的心事說得清清楚楚：因為受到文明世界理所當然的一致敵視，蘇共一直生活在外國武裝幹涉或入侵的恐懼中，又飽受“解放全人類”的野心煎熬。因此，無論是從自保的角度來看，還是從實現經過“馬克思科學包裝”的征服世界野心來看，蘇聯都必須在十年內實現工業化，獲得強大的現代國防能力。悠悠萬事，唯此為大。

他這話是在1931年講的，1941年6月22日，納粹德國入侵蘇聯，恰在他開出來的時間表內，這預言之準確令人駭然。而正是在這十年內，蘇聯基本完成了工業化，靠龐大的軍火工業建立起了一支強大的軍隊，這才最終贏得了二戰那“引擎的戰爭”。如果蘇聯不曾這麽幹，那必然要如他說的那樣，被納粹粉碎了。

這就是斯大林的“一個人自上而下的革命”，蘭博不可能發動“一個人的戰爭”（One man’s war），而斯大林憑著他天生的毫無人性，憑著他鋼鐵一般的意誌，倒確實以一人之力進行了一場自上而下的革命戰爭，不但徹底粉碎了俄國傳統民間社會殘餘，而且砸爛了舊有的黨國機器，把黨國改塑為隻有一個意誌、隻有一種想法、隻有一個大腦的軍隊式組織。這代價就是無邊的血海，俄羅斯人民因此遭受的浩劫，恐怕要遠遠超過被納粹征服。

當然，這並不是斯大林一個人的貢獻。他本是革命之子，是列寧同誌的好學生，其國策處處閃耀著列寧主義的光輝。列寧以及其他布黨理論家都是科盲，惟其如此，他們才秉承了19世紀的“拜科學教”的優良傳統，個個是死硬的科學教徒。

所謂科學教，指的是用科學取代上帝，以“鐵的客觀規律”代替“上帝的旨意”（在中國則是“天命”）。這種淺薄思潮在19世紀頗為盛行，馬克思就是在這大背景下大言不慚地將他的理論命名為“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

列寧和斯大林那倆科盲奉行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有個觸目的特點，沒有“人”的位置。在他們看來，人不過是“鐵的客觀規律”行使自身時使用的工具。因此，人的存在價值，隻由他與“客觀規律”的互動關係而決定。如果他的存在有利於“客觀規律”發揮作用，那他就獲得了存在價值。如果他的存在不利於“客觀規律”發揮作用，則他就理應被無情消滅。把他幹掉其實是客觀規律自己在起作用，並不屬於謀殺。因此，如果客觀規律決定必須犧牲一半公民去換取社會進步，那順應客觀規律的先知先覺們就應該毫不猶豫地去除掉那一半生靈。這就是偉大領袖毛主席1957年在莫斯科全世界共產黨工人黨會議上指出的光輝真理：如果全人類死了三分之一，換來社會主義在全球的勝利，那還是合算的。

這就是蘇式“理性共產主義”令人不寒而栗的特點：它極度 “理性”，絕對不受人類七情六欲的羈絆，超冷靜地把人看成了類似磚石泥瓦的東西。斯大林的名言將這點說得清清楚楚：“我們革命隊伍裏的一切人，都不過是革命機器上的齒輪和螺絲釘。”這不是什麽比喻，在徹底的唯物主義者看來，人與機器零件、生產原料等並無區別，是否需要某人存在，完全看他對那機器運轉的作用如何。

據此，到了30年代，斯大林超冷靜的理性判定，無論是老布爾什維克，是廣大農民，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都是妨礙俄國完成其曆史使命的絆腳石，都該搬走和砸碎，於是上千萬生靈便為了俄國的騰飛，以令人發指的方式付出了自己的性命。

野蠻的俄羅斯“反世界”（十三）

簡短截說，斯大林的曆史功績，就是把一個人類社會改造成一台功能單一的龐大機器，為此對全社會實行了程映虹女士所謂“原子化”。

在蘇聯問世之前，不管是哪種類型的人類社會，總是由許多自然形成的民間社會組成的。所謂“民間社會”，就是把某種特定的人群組織於其中，實行自我管理的社會自治單元。例如歐洲從中世紀起就有各種各樣的行會，把各行業的工匠、商人們組織於其中，行會領袖則代表整個團體對外爭利。中國則實行所謂“宗法統治”，整個家族組織在一起，實施自我管理。

舊式統治者一般都通過這些民間社會來間接實施對國民的統治。官府充其量隻能管理控製民間社會的頭目，而民間社會內部則實行自治。官府一般並沒有能力直接去幹涉民間社會內部的事務，更不可能實行對每一個社會成員的直接控製。

這種民間社會對社會成員的影響控製力，要遠遠超過浮在社會頂端的朝廷或政府，其生存力也遠遠超過朝代的壽命。“人世幾回傷往事，山形依舊枕寒流”，君王們來了又去了，如同走馬燈一般更換，然而江流石不轉，自然形成的民間社會（包括黑社會）卻永世長存。哪怕是異族入主也無法打破草根社會的自治。滿族入主中原，雖能強迫人民變發易服，卻不可能廢除各個家族奉行了幾千年的宗法自治，更不可能改變或廢除他們業已奉行幾千年的行為規範（亦即“四舊”，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

斯大林卻締造出了一個與一切過往人類社會截然不同的嶄新“國家機器”（光這用語都能看出馬列的機械腦袋。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最突出的特點，就是絲毫不考慮人性，居然把人當成一種可以再生產的商品，可以化為符號，代入數學運算，整個忽略了人在從事經濟活動時各種各樣的複雜動機，堪稱人類曆史上“隧道眼思維”之最）。在這種機器中再也沒有了各式各樣的民間社會，隻有一個人腦，那就是國家領袖的，以及無數忠實的導線，將領袖的大腦與所有的“齒輪和螺絲釘”連接起來。

為了建成這史無前例的新機器，斯大林便不能不毀黨造黨，毀國造國，毀民造民，徹底粉碎俄國的一切民間社會，把人與人之間的傳統紐帶統統切斷，把殺剩下來的人改造為處在黨組織全麵監控之下、隻與黨導線連接的“齒輪和螺絲釘”。

如前文所述，列寧對馬克思主義的最大貢獻，是他發明了革命黨這個威力無窮的奪權武器，而斯大林對馬克思主義的最大貢獻，則是把這個革命黨改建成了一個強大的統治機器，這個機器不但控製了一切物質資源和精神資源，全麵控製了每一個社會成員，而且絕對沒有自己的initiatives、立場和想法，唯一的功能就是絕對忠實地執行上麵傳下來的每一個指令，比科幻小說中的機器人還更“機械化”些。

這個毀黨造黨的偉大任務是分兩步完成的。第一步是把黨變成真正的權力中樞。斯大林在擔任了總書記之後，不動聲色地把權力逐漸集中在黨的手中，讓自己的心腹當上各級黨組織負責人，使得黨組織不但主宰了國家命運，而且成了他個人的權力基礎。靠這個強大的表決機器，他輕而易舉地先後擊敗了托洛茨基、拉狄克、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越飛、布哈林、托姆斯基、李可夫等眾多的競爭對手，把他們趕出了黨中央。

在這個階段，他動用的是“合法手段”，亦即列寧收拾立憲會議的那一手。當年立憲會議開會時，觀眾席裏坐的全是布黨派去的丘八和工人們，不管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說什麽，他們都在下麵鼓噪喝倒彩。後來斯大林在與老布爾什維克領袖們形成的反對派在中央全會或黨代會上辯論時，中央委員或黨代表們根本就不給反對派領袖發言機會。隻要那些人往台上一站，下麵就罵成一片：“滾下去！”“住嘴！”以及層出不窮的毛子下流話。說起來，斯大林在這方麵還比列寧體麵些，蓋那些人還不是旁聽者，都是有表決權的與會者。

但這種“合法手段”並不是“人已死，心不在”的徹底革命，因此他的第二步便是炮製基洛夫暗殺案，以此為借口大興冤獄，舉行了一場又一場的公開審判，槍斃了所有反對派領袖，成功地幹掉了列寧所有的老戰友，隻留下莫洛托夫、伏羅希洛夫那種當年的小角色作點綴。此後他更把冤獄擴大到各級黨組織，先用內務部（NKVD，克格勃前身）大殺黨官們，再依靠黨組織大殺內務部的秘密警察，把全國變成了一個血淋淋的絞肉機。然後再把十月革命後才入黨的新進提上來充任各級高官。

根據赫魯曉夫秘密報告，蘇共17大有表決權和發言權的1966名代表中，1108人被控犯有反革命罪行被捕，占總數56％，選出的139名正式和候補中央委員中，98人在1937—1938年被槍決，占總數70％。經過這場血淋淋的大換血，列寧黨便變成了斯大林黨。兩個黨在人員組成上根本就沒有什麽延續關係，與今日俄國共產黨與20年代的蘇共也差不多。

列寧黨的特點是，第一，它是個“群雄黨”。列寧隻是最高領袖，下麵還有眾多領袖。這些人對治國有自己一套看法，當意見與列寧不同時還能在黨的會議上提出來，形成光明正大的反對派。列寧雖然在晚年有取締這種“黨內民主”的跡象，通過了禁止黨內派別活動的決議，但終他之世，那種群雄並起的局麵並未終結，左派反對派與右派反對派一直延續到大清洗之前。第二，除了黨領袖之外，大部分地方黨組織負責人都是文盲或準文盲，不具備實行“技術治國”的能力。

斯大林黨則完全不同。首先，它是個“一人黨”，奉行的是“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一個大腦，一個意誌，一種主張，一個聲音”。第二，它的主要負責人都是受過點技術訓練的技術官僚。

這第二點之所以能實現，乃是斯大林開展“文化革命”的結果。這文化革命不是我國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跟“文化”倒確實有點相幹。斯大林把那些參加過內戰的青年大老粗送到技術學院去，加以打磨拋光。其宗旨便是，第一，樹立對斯大林本人的絕對忠誠。第二，讓他們獲得點起碼的科技知識，能作個稱職的技術官僚。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等人都是這種“文化革命”的產物。

不過這“文化革命”跟“文化”雖有點相幹，但基本是負相幹，因為它忽略了文化最重要的部分：人文情懷。相反，學生們接受的是反文明訓練，被灌輸的乃是與文明世界完全顛倒的價值觀，例如將殘忍視為堅強，將狡詐視為機智，將善良視為軟弱，將慈愛視為偽善，將背叛視為忠誠，將忠誠視為背叛，將告密視為光榮，等等，等等。如俄國學者拉津斯基指出的那樣，蘇聯是人類曆史上第一個國家，在其中秘密警察竟然成了無數文藝作品歌頌的英雄好漢，而大批公民都以背叛親友、向官府告密為榮，如當時的報刊驕傲地宣稱的那樣：“我們每個人都是契卡戰士”。

這其中最典型的，大概當數少年英雄巴維爾•莫羅佐夫（Па?вел Трофи?мович Моро?зов）的故事。把英文維基百科的有關介紹翻譯如下：

關於巴維爾•莫羅佐夫的最常見的說法如下：他出生於葉卡捷琳娜堡（當時稱為“斯維爾德洛夫斯克”）東北350公裏的小村莊傑拉希莫夫卡的一個貧農家庭，是一個忠誠的共產主義者，學校少先隊的領導，也是斯大林集體化的支持者。1932年，13歲的莫羅佐夫向政治警察（格伯烏，蘆注，即契卡後身，NKVD和克格勃的前身）報告了他的父親。他父親特洛費姆•莫羅佐夫是村蘇維埃主席，據說“一直在偽造文件並賣給土匪以及蘇維埃國家的敵人”。特洛費姆被判處十年勞改，後被處決。巴維爾的家庭不能容忍他的行為。同年9月3日，他叔叔、祖父、奶奶和一個堂兄弟謀殺了他和他弟弟。除了他叔父之外，所有的人都被格伯烏抓了起來，被判采用“最高級的社會防衛措施”——以行刑隊槍決。

從蘇聯各地發出的幾千份電報敦促法官不要對殺害巴維爾的凶手心存憐憫。蘇聯政府宣告巴維爾•莫羅佐夫為被反動派謀害的光榮的烈士。蘇聯各地豎起了他的塑像，許多學校和青年團體以他的名字命名，為歌頌他寫出了一部歌劇和許多歌曲。他上過的傑拉希莫夫卡學校變成了聖地，蘇聯各地的兒童在學校外出旅遊時前往該地參觀。

在特洛費姆•莫羅佐夫案件調查過程中，他的妻子、巴維爾之母塔嘉娜•莫羅佐娃說，特洛費姆•莫羅佐夫經常打她，還把出售偽造文件得到的貴重物品帶回家來。巴維爾那時才13歲，隻不過是證實了他媽給出的證據。

蘇聯解體後，關於虛構巴維爾•莫羅佐夫一事出現了證據。

80年代中期，被蘇聯作協開除的異議作家尤裏•朱日尼科夫（Yuri Druzhnikov）進行了調查，采訪了還活著的目擊證人，寫了一部關於巴維爾的記實書籍。……英譯本首次出現於1996年，書名是《1號告密者：巴維爾•莫羅佐夫神話》。在書中，朱日尼科夫全麵駁斥了關於巴維爾一生的官方說法。例如對巴維爾的年齡、被殺害的日期，不同來源的蘇聯文學有不同的說法；蘇聯教科書上的巴維爾的不同照片顯示那是幾個不同的男孩；巴維爾被殺時不是少先隊員；根據官方說法，巴維爾的祖父應對謀殺巴維爾負責。但朱日尼科夫說，他祖父因巴維爾之死而心碎，當那男孩失蹤時組織了尋找，在審判中一直堅稱自己無罪。盡管沒有直說，朱日尼科夫暗示巴維爾是被一個格伯烏官員殺害的，朱日尼科夫在作調查時還見到了那個人。

卡特裏奧娜•凱利（Catriona Kelly）在她於2005年出版的《巴維爾同誌：一個蘇聯少年英雄的興衰》中同意朱日尼科夫的說法，認為官方說法幾乎全是虛構的，證據粗略，絕大部分基於自稱是證人的第二手報告。她說，巴維爾並沒有告發父母，而是在一場無聊吵鬧中被謀殺。凱利還指出，官方版本的重點隨著時間轉移，以符合當時的宣傳路線：在某些說法中，巴維爾之父的罪行並不是偽造文件，而是囤積穀物；在其他說法中，他不是被報告給秘密警察，而是被報告給學校老師。在某些說法中，巴維爾被害的方式是用鋸子鋸下了頭顱。他留下來的一張照片顯示了一個營養不良的孩子，跟雕像以及兒童教科書上的照片幾乎一點都不像。還有人說，他幾乎是個文盲，是在他父親拋棄了家庭後，被他母親威逼著告發父親的。

凱利能夠接觸該案的官方檔案，她說，朱日尼科夫關於格伯烏殺害了巴維爾的說法不太可能（unlikely，not impossible。中文完全無法區分這二者）。朱日尼科夫指控凱利大量抄襲了他的書，還說凱利“依賴於那些讓她接觸檔案的人”，也就是格伯烏後身FSB的雇員們。

根據最近的調查，在蘇聯媒體中，傑拉希莫夫卡被描述為“富農窩”，那是因為在農業集體化運動中，該村全體村民都拒絕加入由國家控製的集體農莊。當鄰居幹了什麽錯事時，包括他父親為了另一個女人離開了家庭，巴維爾就告發他們。盡管巴維爾想加入少先隊，但他不是隊員。沒有證據顯示他的家庭參與了謀殺他的罪行。那事可能是一群挺能傑兒們幹的，他們為一支槍與巴維爾發生了爭吵。

熟悉我黨宣傳的同誌不難立即認出少年英雄劉文學的原型是哪兒來的。中國人缺乏原創力，什麽都得從國外進口。蘇聯有卓婭，咱們就有劉胡蘭；蘇聯有用胸膛擋機槍的馬特洛索夫，咱們就有一模一樣的黃繼光。黃繼光的英雄形象已被穆正新先生捅了個大窟窿，劉文學同誌的真情如何，還有待史學家們去調查。

野蠻的俄羅斯“反世界”（十四）

從官方對兒童莫羅佐夫的表彰不難看出，斯大林締造的新社會隻有一個美德，那就是無限忠於他本人。隻要做到這一點，則父兄可弑，親人可賣，師友可誣，為一切其他形式的人類社會所強烈譴責的傷天害理的爛事都成了聖行。人類曆史上第一次，“背叛家庭”居然成了一種由政府公開提倡表彰獎勵的美德，這種“新人類”真正實行了與人性的徹底決裂。

俄國學者拉津斯基指出，斯大林那位前神學院學生的靈感來自於《馬太福音》：“愛父母過於愛我的，不配作我的門徒；愛兒女過於愛我的，不配作我的門徒。”在我看來，斯大林把這段經文改成了“愛我之所愛，恨我之所恨。我讓你愛誰你就愛誰，讓你恨誰你就恨誰。你的全部思想感情都隻能由我主宰。”領袖不但能任意支配子民的身體，更要如上帝一樣，占有他們的全部靈魂。

在控製了一切宣傳工具與信息來源之後，要在廣大青少年中培養出這種邪惡的宗教情懷並不困難，然而對思想相對複雜、有機會接觸神本人的黨官特別是高官，光靠這種宗教忠誠顯然就不夠了。為解決這個問題，斯大林發明了一個史無前例的權貴階級，它的特殊之處在於：國家將控製或享受社會的一切物質與精神資源都精細量化為一種嚴格按職位分配的特權，其中甚至包括常態社會視為理所當然的公民基本權利（諸如對公共事務的知情權）。

在這種奇特的製度下，高官們過著類似西方億萬富翁的生活，擁有宮殿般豪華的住所與別墅，各式各樣的名車，龐大的奴仆隊伍與保鏢隊伍，對國內外時事能享受西方普通公民的知情權。然而這一切都是職位決定的。在名義上，高官們乃是地地道道的無產者。一旦失去職位，他們就變得比西方破產的資本家還不如，在瞬間內淪為一無所有的窮光蛋。卡岡諾維奇的孩子們在老爸被趕出中央後突然驚奇地發現，他們家連件家具都沒有，原有的一切奢華享受都是國家免費提供的。類似地，羅點點在其回憶錄中也說，所有在文革中倒黴的高官中就隻有劉少奇家還有家具，因為那是王光美娘家的私產，並不是由國家免費提供的。這就是林副統帥為何要說“有了權，就有了一切，喪失了政權，就喪失了一切。”

這種無比巧妙的設計，使得黨官僚們享受到的一切都完全來自於斯大林的個人恩惠，而且是隨時可以撤回的聖恩。西方政客和官員的權力與財富是分開的，丟掉權位並不會導致個人財產喪失，個人財務破產也不會影響擁有的權力。斯大林發明的新社會卻實行了權與財的一元化，將財富變成了權力的內容之一，而能否保有權力，則完全取決於斯大林的個人好惡。

這是胡蘿卜，大棒則是“革命的懲罰之劍”——秘密警察的監控與嚴懲。斯大林把列寧發明的以特務治國發展為以特務治黨，用特務機關去整肅黨政軍內一切他懷疑不夠忠誠或是有礙於革命事業的人。隻有在這個嶄新的社會裏，特務機關才超越了一切法規，淩駕於一切權力機構之上，獲得了在任何其他社會中無從想象的空前的權力，而且還變成了為全民一致歌頌感激的革命英雄。所有的高官都處在特務們的嚴密監控之下，談話都被監聽，私生活細節都存在格伯烏的秘密檔案中。據說特務頭子葉若夫甚至有斯大林的檔案。隻要斯大林示意，任何高官在任何時候都會於瞬間內淪為階下囚，不但失去全部家產，本人還要備受毒刑拷打，在公開審判中盡情糟蹋自己，歌頌斯大林，然後被槍決，其家人也常常被連坐，不是被槍決（如托洛茨基全家），就是死在勞改營裏。

這種製度確保了黨官僚們對斯大林個人的絕對忠誠，也哺育出了他們不惜一切代價維護現行製度的堅定決心，構成了整個國家機器的堅強支柱。斯大林不愧為傑出的政治發明家，其發明完全達到了原設計目的，黨機器的每個成員都隻有一個信念：作黨的馴服工具，一切按最高指示辦，保住既有權位，向上一級階梯攀登。為了使得這信念長存，斯大林還周期性地肉體消滅高官們，為野心勃勃的新進們製造晉升機會。

毀黨造黨工程取得了巨大成功，皮雅塔科夫（Гео?ргий Леони?дович Пятако?в）的個人經曆最能說明這一點。他原來是個托洛茨基分子，後來成了死硬的斯大林主義者。他的名言是：“為了黨的緣故，你能夠而且必須在接到通知後24小時之內，便改變你的全部信念，強迫你自己相信黑的就是白的。”Sadly，這表白並沒能救他於滅頂，1937年1月，他被判為外國間諜被槍斃。

斯大林的“毀民造民”的社會改建工程也同樣取得了輝煌勝利，所有的城市居民都給納入了無作不在的黨組織監控網，處在四麵八方的持續監控下。幾乎所有的公民都在不同程度上當了告密者，向特務機關告發親友鄰居的一切可疑言行。

改造的重點當然是知識分子。列寧還能容忍所謂“同路人”作家存在，那就是說，隻要謳歌布爾什維克及其革命，作家們尚保留了自由職業者身份，並不一定被納入黨組織的監控網。而且，隻要作品的大方向正確，作家們還可以嚐試不同的風格流派。到了斯大林手上，便“同路”也不準了，作家和藝術家們被統統編入作協和各種藝術家協會，不但自己成了官僚機構的配件，而且變成了 “人類靈魂工程師”，按黨下達的任務去批量製造“齒輪和螺絲釘”。

對科學家與工程技術人員，斯大林則采用了具有濃厚毛子特色的“限製利用改造”政策。他發明了“監獄研究所”，把富有才華的發明家和設計師們抓進監牢去，讓他們在裏麵潛心發明創造。著名的圖波列夫設計局就是開在監獄裏的，別特裏亞科夫（Влади?мир Миха?йлович Петляко?в）乃是該局的骨幹，他們一道設計出了蘇聯最優秀的戰術轟炸機圖-2。另一位有名的飛機設計師波裏加爾波夫（Никола?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Полика?рпов）甚至被判處過死刑。

斯大林的思路很簡單：把科學家和工程師們抓進大牢去，使得他們處於戴罪立功的惶恐處境，就必然會不遺餘力地為黨國殫精竭慮，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而且，他們給關在牢裏，就沒有家務的煩擾，沒有了任何私生活，可以全身心撲在工作上，還能日夜和同行在一起切磋，必然能發揮出最大的效益來。許多科學家和工程師都享受過這種特殊待遇。

有趣的是，斯大林一麵譴責他們是國家的敵人，甚至可以判他們的死刑，然而在他們做出成績來之後，又能為這些“人民的敵人”授勳，甚至把最高級的榮譽授給他們。例如“工業黨”的“要犯”拉姆辛（Леони?д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Рамзи?н）是莫斯科熱能技術研究所所長，在1930年的審判中被判槍決，旋即改為監禁，在牢裏繼續他的研究，兩年後獲釋，最終官複原職，並先後得到斯大林獎金、列寧勳章與紅旗勞動勳章。上麵提到的飛機設計師們也曾獲得類似榮譽。

這其實就是斯大林的整個治國戰略：讓國家持續處於類似對外交戰的緊急狀態中，以渲染國內外假想敵的威脅製造恐怖氣氛，使得每個人都有瞬間內被嚴懲的充分可能，因而處於戴罪立功的恐懼中，同時誘之以榮譽和物質獎勵，以最大限度地榨取他們的能量，將之用於建設。如果說推動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原動力是人的貪婪，那麽驅動斯大林式共產社會的動力就要複雜得多：宗教激情、因徹底缺乏人身安全感而產生的入骨的恐懼以及對榮譽與物質獎勵的渴求。

在“毀民造民”的社會工程中，斯大林麵對的最大挑戰，還是構成了人口的80%的俄國農民。

前文已經介紹過，有兩個俄國：櫥窗俄國與農村俄國。櫥窗俄國引入了西方文化，並由本國天才作了富有自己特色的發展。但這不過是點綴在茫茫大漠上的幾叢鮮花，除此之外更是農村俄國那無限廣闊的天地。這兩個俄國毫不相似，彼此並不搭界。生活在農村俄國那個完全不同的世界裏的村民們，實行的是從中世紀流傳下來的古老的生活方式。他們從未聽說過本國的文化巨人們，遑論讀過或欣賞過他們的傑作。農村俄國有自己的原始文化，奉行自己的風俗習慣，有自己的交流方式。櫥窗俄國對於他們來說完全是一個陌生世界。這與中國還不一樣。如所周知，許多中國傳統文化名人都來自於鄉紳之家。

最重要的是，農村俄國實際上是由村社統治的，那個村民自治體獨立於國家體製之外，其成員遊離於國家權力網絡之外，信奉獨立於國家機器之外的權威，不能被國家直接操控。對斯大林要構建的那個新式國家機器，它顯然構成了最大的障礙。

這就是斯大林發動“消滅富農”和集體化兩大運動的政治原因。一般學者隻注意到了它們的經濟原因，亦即使得農村淪為城市的殖民地，以瘋狂掠奪農民完成資本的原始積累，從而實現國家的工業化，獲得強大的軍事實力。這當然不錯，20年代蘇聯有個經濟學派，提出的就是這個主張，而斯大林完全接受了該理論。布哈林在與加米涅夫的密談中證實了這一點，他告訴加米涅夫：

“斯大林的路線是，資本主義是以犧牲殖民地為代價發展起來的。我們沒有殖民地，而且沒人會給我們貸款，因此，我們得靠勒索自己的農民。斯大林知道會遇到反抗，因此他的理論是隨著社會主義發展，對它的抵抗也就會越來越激烈。”

這話再次顯示了列寧和斯大林那種毫無人味的“超冷靜的理性思維方式”。令人驚訝地是，這種思維方式跟中國許多識字分子竟然不謀而合。盡管今日中國國情與當年蘇聯截然不同，中國已經成了吸納外資的強大黑洞，而且業已完成原始資本積累，經濟業已起飛，然而中國的“經濟學家”們卻一再獨立發現斯大林早在20年代便發現的“真理”。摩登帝師溫鐵軍限製農民入城的一個理由，便是發達國家之所以能避免貧富分化，乃是這些國家向殖民地輸出了貧民。而中國沒有殖民地，因此，為了避免城市出現像南美和印度那種貧民窟，必須把貧民留在農村，不許他們入城。而老金他們學校的那位經濟學家經過幾十年的獨立思考與反複求索，也得出斯大林的結論，主張必須堅決維護城鄉居民之間的製度性不平等，確保“低人權優勢”，以無情壓榨農村賤民來發展國民經濟，把“奴隸社會主義”做大做強。

這的確是斯大林對農村俄國宣戰的經濟原因。那思路也很明快直接：將農民悉數納入由國家控製的集體農場，使得國家能絕對控製糧食的流通，任意決定征糧數量，任意決定工農業產品的差價（所謂“剪刀差”），使得工農業產品的不等價交換變成製度，以國家暴力為後盾去有意 “穀賤傷農”，用這種製度性掠奪將農民的血汗悉數搜刮入國庫，換回外匯，購買工業起飛必需的設備，用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話來說便是：

“蘇聯的辦法是把農民挖得很苦。他們采取所謂義務交售製等項辦法，把農民生產的東西拿走太多，給的代價又極低，他們這樣來積累資金，使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受到極大的損害。你要母雞多生蛋，又不給它米吃，又要馬兒跑得好，又要馬兒不吃草。世界上哪有這樣的道理！ ”

連偉大領袖都知道，“蘇聯的糧食產量長期達不到革命前最高水平”。的確，直到斯大林死，蘇聯的糧食產量都一直未達到革命前的平均水平。在世界曆史上，除了“社會主義陣營”，還從未見過有哪個帝國主義國家如此肆無忌憚喪心病狂地掠奪殖民地，使得其農村全部破產。而這居然是對本國農民幹出來的！咱們的世界曆史教科書在津津樂道“羊吃人的西歐圈地運動”時，為何偏偏忘記了蘇聯和一係列衛星國的“黨吃人”運動？

比起基於政治原因的種族滅絕來，經濟上的掠奪溫柔得有如天鵝絨。這政治上的原因，國內學者似乎隻有秦暉教授看出來，他還沒能直截了當地說出，那就是，蘇聯的集體化運動其實是一場旨在徹底粉碎農村民間社會，建立黨對所有農民的直接監控的政治運動。在這個意義上，它相當於中國的暴力土改，兩者都是將農村“原子化”，粉碎既有的一切農村組織，並從根本上剝奪農民組織起來的可能，將整個農村納入黨撒下的天羅地網，使得農民徹底喪失主動或被動抵抗的能力。

如布哈林披露的那樣，斯大林預見到了這必然是場血腥的戰爭，為此甚至發明了“社會主義越前進，階級鬥爭就越激烈”的理論，作為發動這場戰爭的輿論準備。如他過去向列寧保證的那樣：“我們的手不會顫抖”。他無與倫比的鐵石心腸與超人的意誌，決定了他為達目的使出來的恐怖手段，將令革命後的紅色恐怖相形見絀，而廣袤的俄羅斯大地上則處處“血雨隨心翻作浪，白骨著意化為樵”。

野蠻的俄羅斯“反世界”（十五）

1929年11月7日，斯大林在《真理報》上發表文章《大轉變的一年》，向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布置了新的一年的任務：消滅富農階級，在一兩年內實現全國農業集體化。

農民們大吃一驚，他們還記得， 1925年4月14日的《真理報》發表了布哈林同誌的文章，對農民發出莊嚴號召：“致富吧，增加你們的財產，不要擔心它們會被人從你們那兒拿走。”那還僅僅是4年前的事。

而且，那不光是布哈林的主張，也得到了斯大林的全力支持。那陣子斯大林同誌為粉碎季諾維也夫與加米涅夫匪幫，與右派布哈林結盟，路線鬥爭的焦點之一就是季、加兩人主張實行農業集體化，而布、斯堅決反對。在激烈的論戰中，季、加被斯大林嘲笑得體無完膚。沒想到等兩人被打倒後，斯大林卻原模原樣地重複了季諾維也夫的話，把它當成了自己的政策主張。

這充分體現了斯大林同誌“隨機應變信如神”的高度的革命靈活性，與偉大領袖毛主席如出一轍。托洛茨基是提出結束“新經濟政策”、迅速實現國家工業化的第一人。他還提出了若幹設想，諸如修建第聶伯河水電站，卻遭到斯大林的無情嘲笑，說一個農業國把錢花在那上頭，猶如農民買部留聲機而不是買頭牛一般。然而在他擊敗托洛茨基後，最先搞的大項目就是請美國人來修建那個水電站。

布哈林明明見過這種把戲，然而還是要深感震驚，當他在1928年7月間得知斯大林作了那個“大轉變”之後，忍不住跟老斯大吵一架，然後去秘密會見他當初夥同斯大林打倒的加米涅夫，大罵：“斯大林是成吉思汗，是個為了掌權不惜犧牲一切的毫無顧忌的陰謀家……他根據下一步要搞掉誰而隨時改變理論。”並提出要與季、加聯手把斯大林搞下去。可惜加米涅夫知道斯大林的厲害，立即向斯大林告發，最後是誰都沒好下場，統統給斯大林槍斃了。當然這也不能怪老加，即使沒他告發，格伯烏（蘇聯特務機關，先後名稱為契卡－GPU－NKVD－KGB）也早把他們的秘密接觸查得清清楚楚了。

布哈林的垮台，意味著斯大林可以肆無忌憚地發動他對農民的革命戰爭了。那是一場四麵出擊的偉大的殲滅戰，同時在幾個戰線上展開：消滅富農；消滅宗教；消滅民族主義；消滅民間文化；徹底鏟除農村民間社會，代之以由黨操控的集體農莊；以及用人造大饑荒徹底粉碎農民的反抗意誌。

消滅富農貫穿了集體化運動的始終。在共黨國家生活過的人不難立即看出這偉大部署的多重目的：第一，它和中國的“土改”一樣，旨在煽起農村的“階級仇恨”，撕裂族群，以此鏟除農村的民間社會，實現農村“原子化”。第二，它能起到殺雞訓猴的作用，造成普遍的恐怖氣氛，使得農民因恐懼而“被自願”加入集體農莊。第三，它為無情鎮壓反抗者提供了方便的罪名，任何不願加入集體農莊的農民，不管富裕程度如何，瞬間內便能被貼上富農標簽而遭到整肅。正是為了這一點，斯大林有意采取“模糊治國”的高招，對什麽是富農（кула?к）從未給出明確劃分標準。

消滅富農與集體化由地方的三駕馬車領導進行（也就是咱們的“三結合”）：格伯烏、地方黨委、地方蘇維埃的一把手組成該地區的領導班子。除此之外，黨還動員了城市的大批積極分子，讓那些對農業一無所知的憤青們接受兩周的培訓，隨即派往農村參加消滅富農、組建集體農莊、搶奪穀物等一係列革命活動，最後便留下來作集體農莊主席。

消滅富農的具體過程是，先發動村子裏的貧農，讓他們監視富農，不許他們逃跑，然後再由格伯烏部隊以及工人積極分子將所有的富農抓起來，淨身出戶，連炊具衣物都不許帶，集中後押上運載牲口的貨車。車頂安裝了探照燈，車廂內有武裝哨兵，以防犯人逃跑。犯人們被火車拉到西伯利亞和中亞細亞的某個地方後，再被武裝押送步行到交通閉塞的不毛之地去，就此被扔在那兒，任其自生自滅。一位前德國共產黨人Wolfgang Leonhard曾遇到一位幸存者，後者描述了他們在哈薩克斯坦的“定居地”：

“地上釘了些樁子，上麵寫著：‘五號定居地’，‘六號定居地’，等等。農民被帶到這兒，被告知他們現在得自己照料自己了。於是他們隻好在地上掘洞（作為棲身之地）。大批的人在最初幾年內就死於饑寒交迫。”

這種土撥鼠式的穴居方式似乎深駭物議，然而在文明的俄羅斯並不罕見。二戰中大量民居被毀，許多resourceful的俄國人就住在這種洞穴裏。喜歡看《曆史頻道》的同誌應能在文獻片上看到這種鏡頭，我到現在也不明白外國記者是怎麽逃過特務機關無作不在的監視，把它拍下來的。

有的蘇聯經濟學家（大概就是想出“剪刀差”的無恥勾當的那夥人吧）覺得應該蘇維埃政權應該利用廢物，建議讓富農們去開墾處女地。這就是典型的“隻算經濟賬，不算政治賬”。他們不知道斯大林此舉根本不是出於經濟考慮，他要的是肉體消滅那群假想敵。後來他在與丘吉爾的會談裏坦率承認了這一點。

根據丘吉爾的回憶錄，他問斯大林，蘇德戰爭是不是與集體化一樣艱難。斯大林說：“不，集體化是一場可怕的鬥爭。”那意思就是集體化更可怕。丘吉爾說他也想到了這點，因為斯大林要對付的是幾百萬平民。斯大林糾正道：“是一千萬，真可怕，它持續了四年。但那對俄國是絕對必需的，如果我們想避免周期性饑荒，想用拖拉機耕地的話，我們必須實現農業機械化。如果我們把拖拉機交給農民，他們在幾個月內就會把它搞壞。隻有集體農莊的車間能使用拖拉機。我們花了很多麻煩去說服農民。但跟他們講理根本就沒用。等你對一個農民講完了所有的話後，他說他得回家問問老婆，問問他的牧人。等他和他們談完後，他總是回答說，他不想要集體農莊，不需要拖拉機。”

“這些人就是你們叫的富農麽？”丘吉爾問道。

“對”，過了一陣，斯大林說，“整件事都很壞，而且很難——但那是必要的。”

“那些人結果如何？”丘吉爾問道：

“嗯，”斯大林說，“他們中的許多人同意跟我們走。有些人在托姆斯克或是伊爾庫茨克省或是更北麵的地方分到了自己的耕地。但大部分人名聲太臭，被他們的雇工消滅了。”

對外國人，斯大林倒很痛快，直接承認所謂“富農”就是不願加入集體農莊的人，而說服動員對他們毫無用處，隻能采用暴力消滅。其實許多“富農”情願獻出所有的家產，隻求不要流放他們，然而當局毫不手軟。而且他還承認，大部分人都“被自己的雇工消滅了”。斯大林同誌忘記了，犯人怎麽還可能有雇工？丘吉爾想到千百萬男女老少死在西伯利亞冰冷的原野上，禁不住打了個冷顫。而負責翻譯這段對話的瓦列金•別列什科夫，盡管毫無證據，卻堅持說他們是被NKVD小分隊幹掉的。

其實何必煩勞特務們？借俄國嚴酷的大自然之手豈不更省事？這就是斯大林的原設計目的。無衣無食無住所無生產工具，被扔到暴風雪肆虐的曠野上去，隻有大羅金仙才能活下來。據曆史學家Allan Bullock的研究，若幹在北極圈內的“定居點”內的所有的人，連同看守他們的格伯烏警衛在內，都給活活凍死了。

消滅宗教的戰爭與消滅富農同時打響。大部分村莊的教堂都被關閉或索性被拆毀，屋頂上的十字架被敲了下來。修道院被關閉，僧侶們統統被捕。大量的珍貴文物和曆史建築就毀在這個時期。

消滅民族主義的主戰場則在烏克蘭。前文介紹過，俄國最早的國家雛形乃是公元880年建立的“基輔羅斯”，它要比莫斯科公國的成立早500多年，比伊凡雷帝建立的帝國早667年。因此，論曆史，烏克蘭比俄羅斯還悠久，而且一直是個獨立國家，直到18世紀才被俄國吞並。烏克蘭人乃是俄國第二大民族，有自己的文化、曆史、風俗習慣，而且民族意識很強烈，在內戰期間曾爭取過民族獨立。因此便被堅持大一統的克裏姆林宮新沙皇視為眼中釘，一直是他反複清洗的重點對象。那兒開展的集體化運動當然要以此為主要目的。

打擊的首要對象當然是民族精英，運動一開始，格伯烏便逮捕了5000多名烏克蘭知識分子，將該國的科學家、文學家、藝術家等等一網打盡，接下來便是消滅民間文化。烏克蘭一個重要民族文化遺產，就是它的大批的流浪民間藝人。這些人多是盲人，類似我們的說書先生，到處流浪，靠演唱民歌與民間史詩為生，歌頌烏克蘭英雄，將曆史以口述方式代代相傳，告訴人民他們作為獨立國家的光榮的過去。這些民間藝術家的存在，構成了烏克蘭的重要的民族認同，當然不能為社會帝國主義所容。於是幾百名盲人藝術家便被當局邀請去參加“全國代表大會”，去了後卻統統被捕，絕大多數被槍決。著名作曲家肖斯塔科維奇憤怒地譴責道：

“（流浪民間藝人保留下來的）所有那些歌，那些音樂，那些詩歌，是活的博物館，是國家活的曆史。然而他們卻幾乎全都被槍決了，那些可憐的盲人幾乎全被殺害了……傷害一個盲人——世上還有比這更卑鄙的事麽？”

最重要的任務，當然還是以集體農莊代替村社，實行公民的原子化。和毛澤東發動公社化時一模一樣，斯大林同樣隻號召組織“突擊隊”，發動集體化戰爭，但他卻不告訴下麵該怎麽去打這場仗。關於集體農莊如何組織，規模多大，如何結算，如何發工資等問題都未作具體規定，運動便這樣轟起來了。

集體化引來了農民的強烈抵抗，若幹地區的農民甚至揭竿而起，使得當局不得不動用正規軍鎮壓。當主動抵抗無效後，農民便采用消極抵抗，大肆宰殺牲畜。僅在1930年頭兩個月內，農民便宰掉了一千四百萬頭牛，占全國養牛總數的1/5，占總數1/3的豬和占總數1/4的山羊與綿羊。由此造成的損失，蘇聯在此後25年內都沒能恢複。

斯大林對死人毫不在乎，但損失國家財產可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他於是在《真理報》上發表了《勝利衝昏頭腦》，譴責下麵的幹部“過度熱心”，違反了“自願加入”的原則，搞強迫命令。他恩準農民可以自由退社，還讓格伯烏審判和槍決了若幹積極執行他的指示的積極分子們。

既然恩準退社，農民哪還會跟你客氣？立即就有許多農戶申請退出，可惜他們很快就發現，百姓是怎麽也玩不過共黨的。退給他們的土地並不是他們入社時被拿走的那些，而是邊遠的廢地，不是沼澤，就是荒地，而且牲畜和農具都不發還，種子糧也遲遲不發下來，政府派給他們的農業稅還特別重，單幹根本就活不下去，於是他們隻好再度“被煥發”極大的社會主義熱情，再度“被自願”加入農莊。

就這樣，到了1931年，斯大林規定的戰略目標業已基本完成：大部分農戶都入了社。然而根據他的“社會主義越進步，階級敵人的反抗也就越激烈，階級鬥爭也就越激烈” 的公式（這其實就是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光輝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偉大理論），階級鬥爭並沒有結束，形形色色的富農分子（他好像忘記那些人都死在極北苦寒之地了）、反革命、外國間諜、民族主義者滲透進了集體農莊乃至各級黨委，從內部破壞顛覆革命事業，抗糧抗捐，瞞產私分，企圖在城裏製造饑荒，迫使共黨屈服。於是他斷然決定給農民上一堂他們一輩子也忘不了的課，從此知道什麽叫“饑荒”。

時任政治局委員、烏克蘭第一書記的柯西沃爾（Станислав Викентьевич Косиор）在1930年夏季召開的積極分子會議上傳達了斯大林的指示：

“農民們采用了新戰術。他們拒絕收獲莊稼，想讓麥子爛在地裏，讓饑荒扼殺蘇維埃政府。但敵人估計錯了。我們將向他們顯示什麽是饑荒。你們的任務是製止富農破壞收獲，把最後一粒糧食收進來並立即交到交糧處。農民們沒在幹活，他們指望靠藏在地窖裏的舊糧為生。我們必須強迫他們打開那些地窖。”

這證詞得到了叛逃到西方去的克拉夫錢科（Виктор Андреевич Кравченко）的證實，據他說，當他被派到烏克蘭去開展集體化運動時，發現當地穀倉裏有大量的儲備糧，與此同時大量的農民卻在活活餓死。他於是違反黨的指示，借給農民一點糧食，中央委員哈達耶維奇卻帶著一夥人卻來找他，對他語重心長地說：

“你是個未來的工程師，也是個好黨員，但我不知道你是否明白現在正在發生什麽事。一場無情鬥爭正在農民和我們的政權之間進行。這是一場生死鬥爭。今年是對我們的力量和他們的耐受力的一場考驗。需要一場饑荒來告訴他們誰是這兒的主人。這饑荒已經使得數百萬人喪生，但集體農莊製度就是要在這兒存在下去。我們已經贏得了這場戰爭."

為了贏得這場戰爭，斯大林作了一係列嚴密的部署：調兵封鎖了烏克蘭－俄羅斯邊境，不許饑民流出，嚴禁外麵的人帶糧食進去；恢複了沙皇時代的“內部護照”亦即身份證，隻有城市居民可以擁有身份證，憑證獲得定量供應，而農民則沒有，因此隻能終生呆在出生地（其實也就是咱們的戶口製度）；派出工作隊去挖地三尺，把農民最後的一粒糧食搶走。一位後來懺悔了的工作隊員在《一個真正的信徒接受的教育》中回憶了他的一次搶劫經曆：

“我聽到孩子們在嗆咳、尖叫。我看到男人們的眼光：恐懼，哀求，充滿仇恨，遲鈍的冷漠，那仇恨或是會被絕望熄滅，或是會被半瘋狂的大膽的蠻力燃起。‘拿走吧，把所有的東西都拿走吧。爐子上還有一罐甜菜湯。它是素的，沒有肉，不過還有點甜菜、洋白菜和土豆在裏麵，還有鹽！公民同誌們，你們還是把它拿走吧！給你！等等，等我把鞋子脫了。這雙鞋補了又補，不過興許對無產階級，對我們親愛的蘇維埃還有點用處。’

看到和聽到這一切完全是酷刑折磨，參加這爛事就更糟糕了……我說服自己，向自己解釋：我不能心慈手軟，我們是在完成曆史的必然。我們必須盡到革命的職責，我們是為社會主義祖國獲取糧食……

我看到了‘全麵集體化’意味著什麽——他們怎麽把人定為富農又怎麽消滅，他們在1932-33年冬天怎麽無情地剝奪農民。我自己參加了這場運動，洗劫鄉村，到處尋找藏著的糧食，用鐵棒敲擊地麵去找埋著的糧食。與其他人在一起，我倒空了老人們的儲藏櫃，對孩子們的哭喊無動於衷……

在1933年那個可怕的春天，我看到人們因饑餓死去，我看到肚子膨脹的女人和孩子變成青色的，他們仍在呼吸，但目光空虛，了無生氣。還有那些死屍——穿著破爛的綿羊皮襖和廉價的氈靴的死屍；農舍裏的死屍；沃洛格達融雪裏的死屍；哈爾科夫橋下的死屍……我看到了這一切，但我並沒有發瘋。我也沒有詛咒那些人，他們在冬天派我去搶走農民穀物，在春天又派我去說服那些步履維艱、骨瘦如柴或是腫脹的人到地裏去，‘以突擊隊員的作風完成布爾什維克的播種計劃’。我也不曾失去我的信仰。就像過去一樣，我相信，因為我想相信。”

餓成那樣，為何不偷莊稼？斯大林同誌早就深謀遠慮地想到這點了。1932年7月間，他發布了法令，任何膽敢盜竊集體農莊財產的人都要被槍決或是判十年徒刑，而且不許被赦。這法令被農民稱為“五穗法”，意思就是隻要偷盜了五穗麥子就得被槍斃或是判處十年徒刑。這法令得到了雷厲風行的執行。光是哈爾科夫（烏克蘭當時的首府）一地，一個月內便判了1000多人的死刑。

於是農民不管怎麽餓得受不了，都隻敢吃自己的孩子而不敢去碰集體的糧食。當地蘇維埃為此印製了大量招貼，忠告農民：“吃自己的孩子是一種野蠻行為。”何等紅色幽默！原來，在無產階級領袖看來，俄國人民有吃自己的孩子的野蠻習慣，需要他們耐心教育，移風易俗！

不過這陳規陋俗還真難破除，二戰後烏克蘭再次發生饑荒。赫魯曉夫的下屬敖德薩黨委書記告訴他一個真實的故事：他下鄉視察，在一家農舍裏見到一位農婦把兒子的屍體放在桌上切，一邊忙活一邊聊天：“我們已經吃了馬涅契卡（女孩愛稱），現在我們要把萬涅契卡（男孩愛稱）醃起來，這能讓我們過上一陣子。”

國際社會聽到饑荒發生，主動組織援救。國家元首加裏寧和外長李維諾夫卻出來堅決否認饑荒存在，《真理報》連續發表集體農莊莊員們的決議，歌頌烏克蘭的大豐收，強烈譴責帝國主義分子的無恥誹謗，堅決拒絕帝國主義別有用心的援助。英國小說家蕭伯納被蘇聯政府請到烏克蘭去，訪問了一家“模範集體農莊”，回國後到處說所謂饑荒是造謠。然而仍有極少的外國人設法到了烏克蘭，報道說烏克蘭的萬裏良田完全成了長滿了雜草的荒地，那是因為農民餓得再不可能下地幹活了。

饑荒於1932-33年冬發生，於1933年5月到達高潮。但斯大林畢竟還是需要出口穀物掙外匯，而烏克蘭乃是全歐洲著名的糧倉。因此他一方麵將俄國的農民移居進去，以補充當地大量損耗的勞動力，一方麵從1933年2月底起便開始向烏克蘭發放種子糧。4月間，他批準發放一點儲備糧，讓農民恢複點體力去從事春播，5月間，他總算允許地方當局發放點救濟糧，為災民提供醫療救護，並為集體農莊提供牲口飼料，於是死剩的農民又逐漸從死亡邊緣掙紮回來。

不過烏克蘭人民似乎還是沒學會斯大林試圖教給他們的那一課，仍然夢想獨立，為此在二戰期間發動了大規模的民族解放戰爭，直到50年代初才最終被蘇軍鎮壓下去。幾十年後，他們終於如願以償，脫離了那個社會主義大家庭。

盡管其他一些地區也受了害，大饑荒主要發生在烏克蘭，於是世界曆史上在希特勒的Holocaust之外，又多出了個斯大林的Holodomor （烏克蘭語Голодомор）的專用名詞，那意思是“以饑餓手段進行的謀殺”。無可爭議的是，那饑荒不是歉收引起來的——1932年在烏克蘭是個豐收年。學界有爭議的是兩點，一是死亡人數。二是那到底是政府的工作失誤造成的，還是蓄意進行的冷血謀殺。

對死亡人數估計出入很大，最低為1百萬，最高為一千萬，多數采用的數字是7百萬。我個人認為這恐怕是個無法查清的問題，因為那年頭死亡原因實在是五花八門：餓死的，被政府槍決的，受酷刑扛不住死掉的，勞改死的，被流放到死亡地帶去凍餓而死的……誰有本事能查清光是餓死的究竟有多少人？能肯定的就是，斯大林親口承認流放了一千萬“富農”，而其中大部分都死掉了。但那是來自全國各地的富農，並不光是烏克蘭一國的，也不是在烏克蘭餓死的。

第二個問題也有爭論，即使是斯大林的辯護者，現在也不敢再否認烏克蘭發生過大饑荒，隻是把它說成工作失誤，猶如咱們的大饑荒一般（咱們的大饑荒之所以發生，乃是領袖是個驚天動地的白吃，倒不是蓄意謀殺，雖然客觀效果令烏克蘭的Holodomor黯然失色，但論主觀動機則跟斯大林的故意犯罪畢竟不同）。

烏克蘭的獨立使得這個問題脫出了單純的學術範疇：俄羅斯絕不會接受烏克蘭的指控，亦即那是斯大林故意進行的種族滅絕。普京同誌已經把這點說得很清楚了：一個國家不能糟蹋自己的過去，必須盡可能加以粉飾，否則就會把自己搞得灰溜溜的。

不管怎樣，2003年11月10日，25個國家包括俄國、烏克蘭與美國，在聯合國簽署了紀念Holodomore70周年的聯合聲明，其序言說：

“在前蘇聯，幾百萬（millions，英文數詞很模糊，此詞泛指從幾百萬到幾億，今姑譯為“幾百萬”）男女兒童作為犧牲者，倒在了極權政體的殘酷的行動與政策之下。1932-1933年在烏克蘭發生的大饑荒（Holodomor）奪去了7百萬到1千萬無辜生靈的性命，變成了烏克蘭人民的民族悲劇。為此，我們注意到紀念這場饑荒70周年的追思儀式，尤其是烏克蘭政府組織的儀式。

在追悼烏克蘭悲劇的七十周年之際，我們也紀念在伏爾加河地區、北高加索、哈薩克斯坦，以及前蘇聯的其他地方的死去的幾百萬（millions, 可以是幾千萬，無法準確翻譯）俄國人、哈薩克人以及其他民族的代表，他們因內戰和強迫性集體化而死去，在後來人的良心上留下了深刻的傷疤。”

最後一句話我難以同意：毛子有什麽良心？真有良心的民族，還會出列寧斯大林那種怪物麽？

2008年3月間，烏克蘭和其他19個國家的政府認定，蘇聯政府的行為是種族滅絕（genocide）。2008年10月23日，歐洲議會通過決議，認定Holodomore是反人道罪行。烏克蘭政府之所以要在國際舞台上折騰此事，乃是因為毛子政府最近賴賬，說那並不光是針對烏克蘭的，俄羅斯人也一樣餓死，因此說不上是種族滅絕。

我個人覺得，倒在那場大災荒的人雖然主要是烏克蘭人，但的確並不光是烏克蘭人，而“種族滅絕”是專門針對某個民族的滅絕性屠殺，因此毛子的強辯也有點道理，不過畢竟還是不能成立，否則希特勒搞的也不是種族滅絕了——他並不光殺猶太人，同樣也殺吉普賽人乃至本族的智障人士與精神病患者。

我覺得，爭論這類術語似乎沒太大意義，關鍵問題是必須確定，這場大饑荒是斯大林故意製造的，目的是大量餓死烏克蘭農民，使得他們從此喪失反抗的膽量。此乃布爾什維克黨人一以貫之的“有組織的恐怖”，為列寧同誌親自提倡，由捷尓任斯基同誌親切宣講，斯大林同誌不過是發揚革命傳統，爭取更大光榮，把大規模集體處決改為以饑荒殺人罷了。

必須承認，從設計構思來說，Holodomor要比Holocaust更巧妙百倍。它不但不需要繁難的技術，不需要任何硬件和交通設施，而且最大的優點是可以抵賴。這就是時至今日還有人在為他抵賴，說那饑荒不是故意製造的。的確，除非亮出他的手令來，否則誰也無法說他拿到了謀殺的真憑實據。而斯大林就是再傻，也絕不會去留下此類罪證。從這點來說，斯大林同誌真是比希特勒同誌高得多，是世上幾百年才出一個的罪犯天才。據布哈林說，斯大林同誌曾對他說：“你和我都是喜馬拉雅山，其他人什麽都不是。”在我看來，應該是斯大林對列寧同誌說：“你和我都是喜馬拉雅山，希特勒、墨索裏尼、東條英機諸小醜什麽都不是。”

即使如此，在我看來，他的殺人動機仍然是昭如天日，連盲人都能看見。上文列舉的證據不必說，隻需看看蘇共在此前此後發生的饑荒的應對措施就夠了。革命前俄國發生過的最惡劣的饑荒，是1888的旱災引發的，一共餓死了37.5－40萬人。這與布爾什維克無關，隻是給出來證明“新舊社會兩重天”。布黨執政後，1921年，伏爾加與烏拉爾地區發生大饑荒，估計餓死了五百萬人。饑荒原因是多重的：首先是長達六七年的戰禍，其次是列寧的“戰時共產主義”使得農村破產，最後是時斷時續的旱災。

饑荒發生後，蘇俄政府並未隱瞞，也未拒絕國際社會救助，因此饑荒的真實情況能被外國人報道出去，其可怕情景被拍了下來用作募捐廣告。

列寧當然也在救災中表現了共產黨人特有的冷血，例如最先提出援助的美國人要求自己能安排鐵路運輸，並能公平地將救濟物資發到所有需要的人手裏，列寧將此視為幹涉內政而斷然拒絕。但他後來還是同意接受國際紅十字會和其他慈善組織的援助，隻是布黨實在太下流，一麵接受國外運進來的救濟糧，一麵向國外出售穀物，使得國際救災糧化為蘇俄政府的外匯，國際慈善機構因此決定停止援助。但不管怎樣爛汙，列寧第一沒有故意製造那饑荒，這饑荒當然也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禍，但並不是蓄意製造的；第二不曾向國際社會隱瞞災情；第三不曾無條件拒絕國際援助；第四布黨政府雖然救災不力，甚至把這當成創匯機會，但畢竟沒有禁止他人救災。

在此之後烏克蘭也發生過饑荒，那就是上文提到的1946年因頭年幹旱導致的饑荒。斯大林將征購糧訂得很高，讓集體農莊連種子糧都沒能留下。赫魯曉夫眼看饑荒即將發生，冒死多次向斯大林進諫，請斯大林降低征糧定額，甚至還請斯大林批準向集體農莊莊員發放糧食定量卡。雖然他惹得斯大林龍顏大怒，被多次罵得狗血淋頭，但斯大林最後還是同意批給赫魯曉夫一些食物製品、種子糧和錢，讓他去烏克蘭開施粥廠（我這是借用傳統中國的救災方式，赫魯曉夫辦的是供應免費湯的食堂），因此僥幸避免了大饑荒再度發生。

1921年的饑荒還可以說是列寧當家。但1946年烏克蘭的起碼救荒措施卻是斯大林批準的，說明他那次並不想故意餓死烏克蘭人。因此，如果他真無殺人之意，地方長官犯顏直諫，讓他認識到後果的嚴重，他還是會采取點起碼救荒措施的。

然而1932-1933年發生的饑荒卻完全不是這麽回事。地方長官包括上麵說的那個烏克蘭共和國第一書記柯西沃爾與哈爾科夫區委第一書記捷列霍夫都曾向斯大林苦諫過，然而換來的卻是大清洗。整個烏克蘭共和國中，被撤換的地區書記高達237人，被撤換的地區執行委員會主席高達249人。就連柯西沃爾本人也在1938年被捕，於次年被槍決。

由此可見，斯大林對這兩次饑荒的態度完全不同。第二次不是他故意製造的，倒確實是高估了產量，低估了災情（據說是赫魯曉夫報喜不報憂的結果），因此他在得知了真相後，盡管老大不願意，畢竟還是同意救災了。而他對第一次饑荒的反應表明他完全知道實際情況（否則就不會派部隊封鎖烏俄邊境了），但不許別人說出真情，也不許國際社會援救，還堅持讓部下把農民的糧食搶光。直到他覺得把農民教訓得差不多了，才趕在春播前發放點種子糧，並發點糧食讓幸存的農民恢複體力。這good timing本身就說明了那是事前計劃得何等精密的冷血謀殺.

野蠻的俄羅斯“反世界”（十六）

首先更正前文的一個錯誤，在介紹斯大林與丘吉爾談論消滅富農的運動時，我說：

“丘吉爾想到千百萬男女老少死在西伯利亞冰冷的原野上，禁不住打了個冷顫。而負責翻譯這段對話的瓦列金•別列什科夫，盡管沒有出示證據，卻堅持說他們是被NKVD小分隊幹掉的。

其實何必煩勞特務們？借俄國嚴酷的大自然之手豈不更省事？這就是斯大林的原設計目的。無衣無食無住所無生產工具，被扔到暴風雪肆虐的曠野上去，隻有大羅金仙才能活下來。據曆史學家Allan Bullock的研究，若幹在北極圈內的‘定居點’內的所有的人，連同看守他們的格伯烏警衛在內，都給活活凍死了。”

後來我才發現自己忽略了 “消滅富農”的第二個步驟。那運動是分兩步走的，第一步是將全國的“富農” 流放到西伯利亞、哈薩克斯坦等不毛之地去。這一步據斯大林說花了四年功夫，那就是1930-1933年。在此期間，“富農”們的死亡主要是饑寒造成的，倒並不是直接被槍決。第二步則是肉體消滅與勞改。1937年7月 30日，NKVD發布 00447 號命令，下令在法外鎮壓“前富農分子”和其他“反蘇分子”。該命令將鎮壓分為兩類，第一類是槍決，第二類是關進勞改營，並為各地區給出了兩類鎮壓的指標，例如白俄羅斯預計將槍斃兩千人，勞改一萬人。然而這指標都被各地超額完成了。據統計，在1937年至1938年間，有669,929“前富農與反蘇分子”被捕，其中376,202 人被處決，其餘被勞改。

因此，我在前文說的不對，斯大林是以“多種經營”的方式來消滅“富農”的，既充分利用了俄國嚴酷的自然環境，又使用了所謂“專政工具”，先讓“富農們”凍餓而死，再將幸存下來或槍決，或是用苦役折磨致死。此外，為國人熟知的“按指標鎮反”、“按指標反右”的“計劃政治”的發明權也不屬於偉大領袖毛主席，而是屬於斯大林。

紅彤彤的新世界

斯大林一手發動的毀黨造黨、毀軍造軍、毀國造國、毀民造民、毀文造文的革命運動都取得了輝煌勝利，他終於用鐵腕在人類曆史上首次鍛造出了一個與一切已知文明社會截然不同的新世界。

論毀黨，所有的老布爾什維克，除了他的心腹莫洛托夫與伏羅希洛夫寥寥幾個當年的小角色，都被幹掉了。雖然出席蘇共17大的代表中有44％弱逃過了1937-1938年的大清洗，第17屆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中有不到30％的人幸存下來，但這些人基本都是在十月革命後才參加革命的。十月革命時除列寧外的六名黨領袖中，4名被處決，1名（托洛茨基）先被驅逐出境，後被斯大林派特工暗殺，活下來的隻有斯大林一人。從十月革命後到列寧逝世前，除列寧與斯大林之外的7名政治局委員中，4人被處決，1人自殺，活下來的隻有莫洛托夫和加裏寧。前文提到的那些老革命，諸如率領攻打冬宮的弗拉基米爾•安東諾夫-沃夫謝延科、驅散立憲會議的衛隊長捷聯茲尼雅科夫、指揮謀殺沙皇全家的契卡特務頭子等人，統統都在大清洗中給槍斃了。

總而言之，合全世界反動派之力，能殺掉的共產黨人恐怕還不如斯大林殺掉的十分之一。他肉體消滅了全部俄國的革命亂黨以及所有其他政黨，讓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社會革命黨人、孟什維克、立憲民主黨人、十月黨人、保皇黨人等等與他們昔日的死敵布爾什維克黨人在監獄裏大團圓，攜手同歸西天極樂世界，因而在俄國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一個毫無政治反對派（無論是黨外還是黨內的）的“大同世界”。“隻能服從，不能懷疑，更不能反對上級”從此成了俄國人民生死第一誡。

斯大林的造黨則包括兩方麵，一是經過技術學院研磨拋光的新秀們（諸如馬林科夫、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等人）提上去，取代被他幹掉的老布爾什維克大老粗。坐著火箭上去的新秀們都是蘇維埃掌權後才參加革命的。他們並不知道此前黨的曆史，對斯大林在十月革命中的作用一無所知。與老布爾什維克不同，他們對國事黨務並無獨立主張與見解，隻知狂熱效忠斯大林，完全成了斯大林個人的馴服工具。老布爾什維克們是革命家，新貴們則是狂熱虔誠的宗教信徒。隨著這更新換代，蘇共就徹底完成了向一神教教會的徹底轉變。奧林比亞山上諸神紛紛凋謝，讓位給斯大林那唯一的救世主。

此外，相對老布爾什維克那些文盲和半文盲而言，新貴們好歹受過點技術教育。這些人當權，使得蘇聯變成了世界上第一個實行“技術治國”的國家，也就是國政的決策絲毫不以民意為依歸，而以所謂“科學規律”為指針（也就是咱們今日說的“科學執政”）。在那個官僚集團手中，治理一個國家便如同擺弄一部機器，隻需按照操作規程即可，根本不用考慮“機器部件”們的主觀意願，此之謂“計劃管理”。

造黨的另一方麵，是斯大林完全拋棄了“無產階級”麵具，把黨官僚變成了曆史上從未有過的獨特的“新階級”。

在革命勝利初期，列寧及其戰友們還保留著革命者的清教徒作風與所謂“平民政治家”風度。盡管握有老統治者做夢也想不到的政治權力，但他們還講究點“艱苦奮鬥的生活作風”。列寧時常到工廠講演，衣著樸素，接待內外訪客也不講究排場，隨隨便便地就從書房裏走出來。斯大林的妻子在赫魯曉夫那個學院上學，和平民一樣擠公交車，而且還時常沒錢用，寫信跟斯大林要零用錢。看一眼革命領袖們留下來的照片，你就會發現那夥人完全是俺們公社裏走出來的隊幹部，渾身散發著馬廄的氣息，與沙皇和貴族們的包裝完全不同。

斯大林把老革命們統統槍斃後，便把黨官僚改造成了個權錢高度統一的新階級。新貴們在生活的一切方麵都擁有特殊待遇：有自己的豪華的宮殿與別墅、有外國進口的最高級名車、有龐大的保鏢與侍從隊伍，有外人不得涉足的商店、賓館、專列、專機、包廂等等，甚至壟斷性地占有轄區內最好的大夫與護士，享受轄境內最優秀的醫療保健，這是老統治者們做夢都不敢想的好事。斯大林猶嫌不足，還仿效資本家，給身邊的權貴發紅包。除了斯大林和接受者之外，誰也不知道那錢是多少，也從來不入賬。國庫直接成了斯大林個人的錢包。

然而在名義上，這些人仍然是“無產階級革命家”。那一切連西方億萬富翁都無從指望的奢華享受完全來自於其權位，在名義上屬於國家而非他們私人。而能否保有那權位則完全取決於斯大林對他們的好惡。一旦喪失權位，他們享有的一切財富便頓時化為烏有。這便造出了特殊的新階級的兩大特點：第一，權位高於性命。第二，深知“喪失政權便喪失一切”，無路可退，不能不背水一戰，將現行製度維持到底。這保證了他們在當初的革命理想幻滅之後，仍能保持對現製度特別是對斯大林的個人忠誠。

與老統治者截然不同的另一點是，新貴們驕奢淫逸的私生活完全籠罩厚厚的帷幕中。凡是與他們有關的一切信息都是“軍事絕密”，凡是他們居住的豪宅和度假別墅都是“軍事禁區”。曆史上還從未有過這種生活工作在“紅色保險箱”裏的統治集團，從國政到私生活都是民眾無從窺測的最高機密，就連涉及國家領土和權益的外交談判與條約的簽訂都是黑箱操作。

斯大林當國後，從未視察過一家工廠或集體農莊，遑論對工農作過一次演講。在蘇德戰爭中，他從未到前線去接見鼓勵過將士，隻是在戰事好轉後，在高度保密的情況下乘坐專列去前線某個指揮所呆了一晚，未接見任何人便回來了。那行動的唯一目的，是讓他能在給羅斯福的電報裏吹噓他必須時時視察前線。他還特地在克裏姆林宮的辦公室弄了一個房間，每到天黑便點上長明燈，讓莫斯科市民都知道那是斯大林在通宵辦公，卻根本不知道他自妻子自殺後便搬到莫斯科郊區的孔策沃別墅去居住了。

這種詭秘的躲在大牆後麵秘密運作的統治集團，在曆史上還從未有過先例。如果不是貝利亞在權力鬥爭中失敗了，那誰也不會知道他是個瘋狂的色狼，不但專門建了個內務部文工團作為他的後妃來源，而且竟然經常在街上開車遊獵，見到個美人就把她搶回去迷奸。據赫魯曉夫回憶錄，貝利亞被他們拿下後，馬林科夫的保鏢頭子立即向馬舉報，貝利亞曾經在街上見到他的繼女，那女孩當時才是七年級學生（蘇聯彼時實行九年一貫製教育，那孩子大概14歲吧），為其美貌打動，當即讓部下把她弄到貝利亞的住所去迷奸了。這種爛事，就連沙俄貴族都不敢幹出來。

有趣的是，哪怕是對共產主義有深入理性認識並對之深惡痛絕的保守派政客丘吉爾，對鐵幕後的生活方式仍然缺乏了解。他在回憶錄裏說，他首次訪蘇前，蘇軍兵敗如山，形勢極度嚴峻，因此他們以為莫斯科正在饑饉之中，為此特地帶了三明治，在飛機上吃飽了才下機前往克裏姆林宮。然而蘇方的盛大招待讓他們大吃一驚，斯大林流露出來的頑強意誌與必勝信念更給他留下深刻印象。他不知道，哪怕全蘇聯人民餓死了，克裏姆林宮內照樣能是酒池肉林。用英國統治者的作派去推測新沙皇，未免謬以萬裏。

待到二戰期間，新貴們便在外表上也完成了對舊統治者的奢華生活作風的回歸。這在蘇軍表現得最明顯。肩章和軍銜曾是投身十月革命的士兵們的憎恨對象，是舊製度的象征。然而斯大林在二戰前便恢複了軍銜製度，在二戰期間更是參照沙俄時代軍裝給部隊換裝，使得等級製度的森嚴外在化，象征帝製的近衛軍也恢複了。這就是喬治•奧威爾為何要在《動物農莊》的結尾讓豬玀們用後腳站起來，模仿人類跳探戈、倫拜與華爾茲。

毀軍造軍的主要成就是清洗了五大元帥中的三個（圖哈切夫斯基、葉戈羅夫、布留赫爾），15名集團軍司令中的13名，57名軍長中的50名，186名師長中的154名，16名集團軍政委的全部，28名軍政委中的25名，以及9名海軍上將（海軍最高軍銜）中的8名。幾乎整個紅軍的officer corps都被清洗了，沒有哪次國際戰爭能取得如此赫赫戰果。

對斯大林毀軍造軍運動，西方曆來給予負麵評價，認為它使得蘇軍喪失了戰鬥力，招致了蘇軍在蘇芬戰爭以及二戰初期的慘敗。然而近年有學者提出不同看法，認為斯大林清洗掉的高級將領們，除了個別人如圖哈切夫斯基外，都是恪守陳規的內戰英雄，根本沒有現代機械化戰爭的概念。如果那些人呆在指揮職位上，蘇軍反而要蒙受巨大挫敗。

我個人認為此說無法成立。斯大林並不是以將領的觀念是否陳舊，而是以個人忠誠度作為殺人標準的。他殺掉頭腦最新潮的軍事天才圖哈切夫斯基，乃是因為後者當年在波蘭戰役中與他有過節（在該戰役中，斯大林自行其是，拒絕服從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托洛茨基的命令，北上策應圖哈切夫斯基的部隊，致使後者在華沙城下潰敗）。羅科索夫斯基也曾在大清洗中被捕並被判死刑。在審訊期間，他的九個牙齒被打掉，三根肋骨被打斷，指甲被拔光，還被假槍斃了三次，在牢裏蹲了快三年，才因為準備對德戰爭而被釋放出獄。如果他死在牢裏，那蘇德戰爭中又少了一位名將。就連朱可夫都險些倒在屠刀下。據他自己說，他之所以逃過清洗，乃是適逢日本人在蒙滿邊境搞事，他給派去指揮那場戰役，立了大功才幸免於難。

反過來，內戰騎兵英雄布瓊尼與伏羅希洛夫腦袋僵化，才能低下，都頂多隻配指揮一個營，斯大林卻委以重任，先後招致蘇芬戰爭以及蘇德戰爭早期的慘敗，尤以二戰初期失敗最為慘痛——布瓊尼指揮的西南方麵軍在烏曼戰役和基輔戰役中被包圍全殲，150萬官兵陣亡或被俘。

因此，所謂毀軍反而能“吐故納新”、把具有現代戰爭觀念的將領提上來之說，竊以為無法成立。其實戰爭本身就有淘汰作用。統帥完全可以根據戰績撤換不稱職的將領。不分良莠亂殺一氣隻能毀掉軍隊的戰鬥力。斯大林的毀軍造軍運動完全是以對他的個人忠誠為出發點，以疑神疑鬼捕風捉影的變態心理為動力，乃是一種“為了確保個人權位不顧國家安危”的瘋狂自傷行為，實在找不出什麽理由來證明那舉動在功利上的合理性。

毀國造國則是指斯大林將落後的農業國強製性改造為工業國的蘇式“大躍進”。通過瘋狂掠奪壓榨農村殖民地，斯大林為工業化積累了足夠的原始資本，開始推行所謂五年計劃。

與農村集體化運動相比，工業化運動的人命代價與資源代價也不遑多讓，造成的人力物力資源浪費是驚人的。斯大林發揚光大了列寧同誌發明的勞改經濟，使之成為國民經濟的主要棟梁。如所周知，白海-波羅的海運河就是全靠無償的奴隸勞動完成的，投入的15萬勞改犯死得隻剩5萬人。伏爾加河-頓河運河也使用了10萬勞改犯，死亡人數不詳。勞改經濟構成了蘇維埃經濟的重要支柱，以致在1938年，當大清洗的狂潮消退後，最高蘇維埃討論是否提前釋放表現好的勞改犯，斯大林否決了這提議，說這從經濟上考慮很不明智，那樣隻會把最好的犯人放掉，留下來的都是壞人。翌年，他通過最高蘇維埃下了命令，規定所有的犯人都必須服滿刑期。

而且，與毛澤東一樣，斯大林也流露出了急不可待，巴不得一蹴而就的狂躁心理，製定的指標都是不可能完成的。這樣便逼著下屬弄虛作假，在紙上“放衛星”。然而它與咱們的土躍進有個根本區別：斯大林還有足夠常識，知道隻能靠建工廠去搞工業，不會蠢到發動全民修“土高爐”去煉鋼。這結果當然就完全不同了。毛的土躍進使得國民經濟全麵崩潰，而斯大林的洋躍進則基本實現了國家工業化。據西方學者Richard Overy提供的數據：

“在10年中，鋼產量從1928年的４百30萬噸增加到１千８百10萬噸。煤從３千５百萬噸增加到１億３千３百萬噸。卡車從微不足道的700輛增加到1938年的18萬２千輛。在1928年初，紅軍隻有92輛坦克，到了1935年１月便有了10,180架。1928年空軍隻有1394架不同種類的飛機，到1935年便有了6672架。從1930年到1934年，戰鬥機產量增加了５倍，轟炸機產量增長了４倍。” （Russia’s War, R. Overy, TV Books Inc, 1997）。

有的學者認為，蘇聯的統計數字是極大地誇張了，蘇聯在戰前的鋼產量並不超過1千萬噸，估計為7百萬噸左右。竊以為這似乎低估了蘇聯的工業實力。二戰就是對蘇聯重工業的嚴峻考驗，蘇聯在失去了一部分領土後，還能先後生產出5萬7千多部T-34坦克來，這事實本身就雄辯地證明了蘇聯當時的軍火工業實力。因此，個人認為，斯大林的工業化（準確來說是重工業化）雖然造成了天文數字的人力物力資源浪費，但基本是成功的。沒有它，蘇聯絕無可能在二戰中獲勝。

但斯大林製定的“優先發展重工業” 的發展模式也弊端無窮。它完全無視民生需要，以犧牲輕工業和第三產業的代價，單打一地發展軍火工業，使得蘇聯的輕工、化工、電子工業等行業遠遠落在西方國家甚至某些不發達國家的後麵。這種畸形發展的國家根本算不得真正的發達國家。直到蘇聯解體時，蘇聯人民還在被迫承受斯大林的沉重遺產，這才會有80年代末、90年代初大批中國“國際倒爺”把在中國滯銷的輕工業產品運到蘇聯去高價出售，居然還能引起搶購風潮。據那些同誌說，直到90年代初，蘇聯的電視機還在用電子管，別說是集成電路，就連晶體管都不曾引入。這種咄咄怪事在一個發達國家根本就不能想象。

工業化也帶來了城市化，農村人口大量進入城市，許多新城市誕生，這改變了傳統俄國的社會結構。

這發展趨勢當然也受到斯大林的視野的嚴重製約。他和列寧一樣，是“機械唯物主義”信徒，崇拜大規模，崇拜機器，崇拜煙囪，認為無論是工程還是企業，都越大越好。斯大林這毛病還傳染給了中國弟子，據梁漱溟回憶，建國初期，毛澤東站在天安門城樓上滿懷豪情地跟他說，將來在城樓上目之所及，視野中將全是一片煙囪，讓梁驚得失語。

因此，列寧斯大林理想中的俄國農村便是“農業城”，農民們搬到城市型的住宅去集中居住，使用拖拉機和其他農用機器幹農活。斯大林為此在農村各地建立了拖拉機站，使之成為剝削農民的利器——集體農莊必須交給拖拉機站極高的報酬，才能讓拖拉機來耕地。

這結果是“走向反麵”：集體農莊從未變成英美式以工業方式經營的農場，個體小生產反倒成了農業的棟梁。1937年，農民的自留地供應了多於全國產量一半的土豆、蔬菜與水果，高於70%的肉食與牛奶。這奇特狀況一直大致保持到蘇聯解體。然而這“農業城”之夢卻一直做到赫魯曉夫時代。赫魯曉夫的一個改革就是“集村並屯”建農業城。不用說，它再一次失敗了。直到蘇聯解體，該國一直是個農業殘廢、重工業畸形發達的跛腳鴨。

毀國造國當然也有光明麵，那就是至少城市居民享受了普遍的福利，諸如公費醫療、免費教育、帶薪度假等等。盡管特權階級奢侈腐化，但那是藏在大牆後麵的，草民無從得知，而舊社會上的貧富分化確實在表麵上給消除了，這也就構成了“蘇維埃新人”的快感的主要來源。

毀民造民的“毀民”，是指徹底摧毀一切民間社會，將社會“原子化”。這意味著殺掉一切民間社會領袖或是可能成為領袖的人，鐵腕整肅具有獨立思考能力的知識分子，使得人民徹底喪失形成獨立於政府的組織的可能，讓萬能的黨的觸角伸到全社會的每個角落，使得每個公民都處在四麵八方被持續監控的狀態裏，從而永久生活在恐懼之中。曆史上還從未有過這種“國進民退”，國家把每個子民都牢牢攢在手心裏的嶄新社會。

如所周知，民族主義乃是在一個多民族國家建立單一（homogeneous）生活方式的最大障礙，因此自然成了斯大林的鎮壓對象。他在人類曆史上首創了將某個民族全體流放的壯舉。伏爾加地區曆來有大量的日耳曼人居住，在1924年該地區還成立了個“伏爾加日耳曼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1941年德國入侵蘇聯後，斯大林怕該區的人民與入侵者裏應外合，便於是年8月28日解散了該共和國，把所有日耳曼居民流放到哈薩克斯坦與西伯利亞等地去，在離開該區約有1600至2000英裏之遙的窮鄉僻壤分散安置他們。39萬人因此被迫離開故土，遷移到不毛之地去。

北高加索的回族、卡爾梅克人以及克裏米亞的韃靼人（後兩者都是蒙古人）都享受過這種待遇。預定享受類似待遇的，還有境外芬蘭人以及境內的猶太人。斯大林曾在蘇芬戰爭前對部下說，芬蘭人口並不多，要全部移居該國人民並非難事。可惜紅軍未能打下芬蘭，於是這全國人民大搬家的壯舉終未實現。而蘇聯境內的全體猶太人之所以沒被流放到西伯利亞去，則全虧斯大林完全必要地、非常及時地死了。

毀民造民的“造民” ，則是說按統治者的意願來任意設計模塑新一代，也就是林思雲所謂“善意的思想改造”。斯大林把無法改造的老一輩知識分子或是殺掉或是投入大牢，然後用社會化大生產的方式製造出一代人來取代他們。這洗腦工程的前提又是一個史無前例的偉大創舉——封閉社會的發明。

蘇聯是人類曆史上第一個實行全麵信息封鎖與控製的國家。無論是對國外還是國內發生的事件，所有的公民都被剝奪了知情權，隻能獲得經過統治者精心挑選甚至編造的信息。黨領袖成了獨一無二的精神權威。黨更建立了以國家資源為後盾的宣傳機器，使用最現代的技術手段，通過人類攝入信息的一切渠道，將中宣部炮製出來的“傑米楊的湯”反複灌給青少年一代，其重點便是徹底消滅個人主義觀念甚至個人意識，以“集體觀念”代替之，使得受教育者徹底缺乏獨立思考能力與獨立的思想感情，隻允許他們有一種感情取向：黨讓愛誰便愛誰，黨讓恨誰便恨誰。最高的美德就是對斯大林和黨的無限熱愛無限忠誠無限敬仰無限崇拜無限感激，以及對階級敵人的深仇大恨。為了忠於斯大林那個活著的上帝，父兄可弑，親友可賣，無論犯下什麽為傳統道德強烈譴責的罪孽都是應該的。前文介紹的那個舉報父親的莫羅佐夫，就是為此目的樹立起來的少年英雄。

毀文造文運動構成了毀民造民運動的重要內容。斯大林對文化界與知識界發動了一輪又一輪的血腥整肅。20年代到30年代，兩千多名作家、知識分子與藝術家被逮捕囚禁，其中1500名死於監牢或勞改營。受害者包括大詩人奧西普•曼德爾施塔姆（О?сип Эми?льевич Мандельшта?м），大作家伊紮克•巴別爾（Исаа?к Эммануи?лович Ба?бель），作家鮑裏斯•皮裏尼亞克（Бори?с Пильня?к），戲劇家梅耶荷德（Всеволод Эмильевич Мейерхольд），詩人巴維爾•華西列夫（Pavel Vasiliev）。幾乎全部俄羅斯文化精英都倒在了屠刀下。

這些案例中，最能反映斯大林的性格的大概是哲學家Jan Sten（抱歉，我未能查到中文譯名和俄文原名）之死。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留下來的傳統，是革命領袖本人必須是理論家。可惜斯大林當學生時上的是外省的神學院，對哲學一無所知。為了充當領袖，他便如毛澤東一樣惡補了一番哲學，在1925 年到1928年期間特地請了Jan Sten去給他開小灶，每周上兩次課。然而他怎麽也無法理解黑格爾哲學的基本觀念，偏偏黑格爾哲學又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來源。在大清洗運動中，斯大林便幹脆槍決了他的西席老夫子，免得他智力上的缺陷為人得知。

盡管“毀文”運動也整肅了科學家與技術人員。然而斯大林的打擊重點還是在社會科學與文藝界。至於科技人員特別是那些對國防工業有用的人，即使被抓進大牢去，一般也未必會被殺害，而是在牢裏繼續搞他們的研究，這點已在上文做過介紹。例外的是1936年到1938年期間，有27名天文學家被處決，而早在此前的1933年，氣象局就因未能預報當年對農業生產有害的氣象而遭到血腥整肅。但這些人畢竟不是直接影響國防工業與技術的研究人員。由此可見斯大林的冷靜的“理性”。這一條也被中共學過來了。我當年之所以從未想過學文史，就是因為知道那種行當極不安全。

“造文”運動的內容則非常之多，首先是偽造曆史特別是黨史。大導演愛森斯坦在拍攝反映十月革命的影片後，得到斯大林同誌的親切接見。斯問愛，影片裏有沒有托洛茨基？愛答有，斯大林當即下令道：剪掉！愛於是乖乖照辦。從此，這位在十月革命中毫無貢獻的偉大領袖便成了十月革命的領導者與指揮者。

斯大林更主持編寫了《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將黨史改為“路線鬥爭史”，也就是斯大林戰勝一係列反動路線頭子諸如托洛斯基、拉狄克、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托姆斯基的破壞和顛覆，贏得革命勝利的曆史。據說沒有這一係列“路線鬥爭”，則布黨也就沒有可能奪權掌權，遑論在地球上建起“最自由的國家”來。據國內學者高華先生研究，這本書給了毛澤東極大的啟發，他一連看了四遍，是他發動延安整風的靈感之一。從此中共黨史也就變成了“路線鬥爭史”，所有的革命勝利都歸於一人，而所有的失敗都由反動路線頭子承擔。

據赫魯曉夫在秘密報告中披露，在1948年出版的《斯大林小傳》中，斯大林嫌作者吹捧他還不夠，親手加進了對自己的無恥諛稱，諸如“最偉大的領袖”、“一切時代與一切國家的卓越的戰略天才”，並親手寫下了連篇累牘的無恥自吹話語，這裏隻引兩段：

“斯大林同誌闡明了戰爭的理論，諸如關於決定戰爭的永久作用的因素，積極防禦和反攻和進攻的規律，現代戰爭一切部門與武器的協同配合，現代戰爭中大規模坦克集群與空軍的作用，以及作為戰爭中最可畏的力量的火炮的作用。在戰爭中的不同階段，斯大林的天才總是能找到考慮到形勢的一切方麵的正確的解決方案。”

“在進攻與防禦之中，斯大林都表現了軍事大師的才幹。斯大林的天才使得他識破敵人的計劃並擊敗他們。斯大林同誌指揮的蘇軍的戰役是行動中的軍事技術的輝煌範例。”

最幽默的還是他親手寫下的這段話：

“盡管斯大林以完美的技術完成了他作為黨和人民的領袖的任務，並獲得全體蘇維埃人民毫無保留的擁護，然而他決不容許他的工作被一絲一毫虛榮、自負與自吹自擂玷汙。”

黨史如此，國家的曆史自不待言。我中學時代學的乃是翻譯過來的蘇聯教科書，什麽都是俄國人發現或發明的：羅蒙諾索夫發現了物質不滅定律與能量守恒定律，巴祖諾夫發明了蒸汽機，波波夫發明了無線電，儒可夫斯基發明了飛機……。世界曆史更是惡心得看不下去：俄羅斯人從蒙古人手上拯救了歐洲，蘇軍從納粹鐵蹄下解放了歐洲，等等，等等。

造文的另一個重要內容是“文化革命”。盡管史學界一般認為蘇聯的文化革命是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展開的，曆時四年，亦即從1928年至1931年，但我認為這運動早就開始了。內戰結束後，布黨政府對國民基礎教育投注了大量的精力和金錢，開展了掃盲運動，派出所謂“文化列車”到各地巡回宣傳教育，並舉辦了大批掃盲班、訓練班與速成中學和速成學院。雖然這些教育一無例外是共產邪教教育，但它畢竟還是普遍提高了國民的文化水平。

到了1928年，斯大林發動了文化革命，其目的是整肅舊知識分子，培養一代可靠的新知識分子去取代他們。值得注意的是，斯大林還使用共青團憤青們組成的“文化軍”（這組織原來成立起來是為了給工農大眾掃盲），去衝擊“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諸如黨政機關、學校、劇院、文化展覽，還肆意襲擊並關閉教堂，等等。

與中國文革不同的是，斯大林並沒靠那些憤青去打倒老幹部，那任務留待幾年後由NKVD的槍杆子去解決。這一點充分顯示了斯大林的非人類的“冷靜理性”。和毛澤東不同，他能看到以後好幾步棋，知道憤青們並不能“打江山坐江山”，他們的搗亂破壞隻能起到製造普遍的恐怖氣氛、懾服舊知識分子的作用。因此憤青們在造出氣勢來後，便被斯大林收入袖筒裏了。某些積極分子還在運動後期遭到了懲辦。斯大林發動文革的重點，還是訓練出一批技術幹部來，去接替那些他準備在未來槍斃的老幹部。

為了這個目的，大批工農被送進各種技術學院培訓，畢業後便充當各級幹部。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超過一百五十萬從事體力勞動的工農進入了白領階層，15萬工農和黨員完成了高等教育。這批人便構成了未來新社會的權貴精英。

與此同時，蘇共還在工廠農村發動了廣泛的文化教育，讓野蠻的人民建立衛生習慣，注意在公眾場合的文明舉止，談吐優雅，穿著大方，保持優雅儀表，以及獲得對俄羅斯古典文學藝術的基本鑒賞力，等等。

客觀說來，這運動極大地提高了野蠻的俄羅斯人民的淺表文化素養。斯大林與毛澤東的最大區別，還是他沒搞蔑視踐踏一切既有文明成果的反智主義。布黨官員從不相信“外行能夠領導內行”，也不以“大老粗”為光榮頭銜。相反，他們始終保持了對文化的敬重，對科學采取一種宗教崇拜態度。馬林科夫和赫魯曉夫等人都力圖提高自己的文化素養，經常帶全家去看話劇、芭蕾舞等演出，還聘請私人教師去家裏教孩子學英語和其他外語。蘇聯的文化革命沒有全盤否定而是基本保留了俄羅斯文明成果，甚至還把這些成果吹噓到“兄弟國家”去，以致中國學生對俄羅斯文藝作品的熟悉程度甚至超過了對本國文化的了解。

從整體來看，蘇聯的“文化革命”起到了“削平補齊”的普及作用，改變了革命前“櫥窗俄國”與“原始俄國”的兩極分化狀態。國家實行了文化領域裏的“殺富濟貧”，把尖子削平了，把低的提上來，使得全民共享一個膚淺而普及的文化。在普及的意義上，這社會改造工程應該說取得了一定成果。

據赫魯曉夫回憶，十月革命初，他和工人們進駐了某個貴族的宮殿，直接就在裏麵拉屎撒尿，拉到超飽和程度，以致後來無人能在裏麵下腳。由此可見革命前的普羅大眾是何等的野蠻人，根本不是《列寧在十月》上攻打冬宮的那些赤衛隊員們小心翼翼地愛護宮內雕塑的情景。但經過“蘇維埃文化整容手術”後，蘇聯公民的外在文化修養得到了普遍提高。如今去俄羅斯遊覽的中國遊客，都對當地人在公眾場合的文明舉止留下深刻印象，諸如說話彬彬有禮，不隨地吐痰，尊重婦女特別是孕婦，女性特別注意儀表等等，因而誤以為俄國人民的素質真的比中國人高得多。

可惜這不過是“文化美容術”，掩蓋了內在的野蠻性。所謂“蘇維埃文化”少了一個最重要、最關鍵的內容——人文主義與人道主義精神（humanism and humanitarianism）。所謂“蘇維埃新人”缺的不是基本文化知識與技能，而是人的靈魂，他們不過是一部龐大機器的無生命的配件，對人的尊嚴、人的價值、人的基本權利一無所知，其公民覺悟還不如沙俄時代的城市居民。

之所以如此，乃是斯大林毀文造文的結果。他以一種工業家的態度來處理文化問題，將所有的藝術家分門別類編成各種衙門（諸如作協、美協、戲劇家協會等等），將所有的藝術家都納入組織網絡，嚴格控製了他們的糧道，以布置生產任務的方式，責令那些“人類靈魂的工程師”根據黨的中心任務，批量生產出文藝作品來，按斯大林的設計要求塑造一代新人的靈魂，更準確地說，是製造出一代又一代沒有靈魂、沒有個性、沒有屬於個人的良心、不受個人感情左右，隻知忠實執行上級指令的機器人。

這結果便是徹底毀掉了俄羅斯文化。除了因某種原因獲得斯大林的青睞或寬恕的寥寥幾名作家和藝術家，諸如阿•托爾斯泰、帕斯捷爾納克、肖洛霍夫、愛森斯坦、肖斯塔科維奇之外，在長達70多年的光陰裏，蘇聯再沒出過文化巨人。我記憶中的蘇聯文學作品，隻有肖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帕斯捷爾納克的《日瓦戈醫生》堪與俄羅斯文學傑作比肩，阿•托爾斯泰的《苦難的曆程》也勉強可算。其中《日瓦戈醫生》還無法在蘇聯境內出版，是偷運到西方出版的，出版後在國內被禁多年。影視作品中隻有丘赫萊伊的《士兵之歌》堪稱傑作。除此之外，我看過的蘇聯文藝作品基本是垃圾。而美術界長期停留在俄羅斯巡回展覽畫派的水平上，再未出過列賓、蘇裏科夫、列維坦那樣的大師。戲劇界則從此再無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文化藝術並不是唯一的重災區，整個社會科學都被斯大林連根拔除了。所謂“社會科學”成了“馬列主義”的同義語，而且那馬列主義還是僵死固化、不容討論、不容發展的教條，連中世紀經院哲學都不如，後者還能搞點宗教改革，對教義作出個人的詮釋，官定的馬列主義連這點彈性都沒有。

自然科學本是馬列崇拜的宗教，可惜去掉了靈魂的科學家也就喪失了創造的靈氣，何況頭上還有“辯證唯物主義”那個緊箍咒。除此之外，斯大林還造出了一種世界史上從未有過的科研與教學環境。分類學似乎是他的強項（不知道是否與神學院教育有關），因此他將大學和研究所分開，大學隻管教學，研究所隻管科研。大學又將理科、工科、醫學、農學分開，敲鑼賣糖，各管一行，老死不相往來。像牛津、劍橋那種提倡“遠親通婚”、將毫不相同的學科的學生混編在同一學院裏，住在一起彼此交流的教學方法，在他那如中藥鋪裝藥的格子一般分門別類的腦袋裏顯然找不到位置。

最出奇的是“蘇維埃科學體係”的構成方式，它的特點是“關起門來搞研究”，強調的是在一個封閉係統裏自成體係，決不能與整個國際科學界進行學術交流，否則科學家就有變成間諜坐牢殺頭之虞。捕捉國外科研最新動態、趕上國外先進水平的任務主要落在NKVD和後來的KGB（克格勃）間諜們的雙肩之上。這結果便是老金說的“西方資產階級能有的，東方無產階級照樣有，而西方資產階級沒有的，東方無產階級就不會有”，永遠在“趕超國際先進水平”的跑道上。若是間諜們的手腳慢了一點，則就連西方資產階級有的，東方無產階級也未必能有。晶體管和集成電路遲遲未能引入蘇聯，以致狐蝠式（米格25戰鬥機）上裝的還是電子管，我猜大概就是間諜們的疏懶所致。

這當然不是說蘇聯的科技就非常落後。Again，蘇維埃的科學技術發展很不平衡，與國防工業有關的物理學就相對其他學科要發達得多，但化學、生物學則相當落後。即使如此，老毛子的本事，是在一個封閉體係裏也能搞出自己的一套來。我記得當年玩電子管收音機，那電子管的命名方式就完全是蘇聯人自創的，什麽6П2П之類。他們甚至還在醫學中為肺結核作出了“蘇維埃病理分型”，那玩意一直傳到文革期間出版的《赤腳醫生手冊》上去。

總而言之，斯大林是人類曆史上從未有過的“社會工程師”，他用機械力學的辦法製造了一個與文明世界完全不同的獨立的自成一家的機器人社會，“蘇維埃新（機器）人”的特點是有技術無文化，有智力無智慧，有實力無靈魂，有榮譽感無良心。在毫無先例可供參考的情況下，斯大林獨立創作出了這種人類畸胎，並將之擴散到國外去，為１／３人類留下了可能是永久性的影響。從這個角度來說，斯大林應該是世界史上對人類影響最大的人。

普希金詩曰：“上天並沒有賜給我們幸福，習慣就是我們的滿足。”俄國學者拉津斯基指出，與西方人想象相反，“蘇維埃新人”雖然日日生活在恐懼中，但同樣也非常海皮。對鄰居的半夜失蹤，他們學會了視而不見，聽而不聞，聞而不議，仿佛那些事從未發生過。拉津斯基有個鄰居是個年輕的科學家，他全家五六口人就擠在一個房間裏。那科學家每天早上得去公廁門前排隊，手持一張登滿大好消息的報紙，一邊哼著歌，一邊非常海皮而耐心地等待輪到他的時刻到來，堅信他是幸運兒，得以降生在這樂園裏而不是水深火熱的資本主義世界。

作為過來人，我可以證實他觀察到的現象極度真實，它證明在一個封閉係統裏，人類幾乎是完全可塑的，而盧梭觀察到的人類一旦喪失自由之後，就再也不會感到它的可貴的確是真理。

野蠻的俄羅斯“反世界”（十六）

首先更正前文的一個錯誤，在介紹斯大林與丘吉爾談論消滅富農的運動時，我說：

“丘吉爾想到千百萬男女老少死在西伯利亞冰冷的原野上，禁不住打了個冷顫。而負責翻譯這段對話的瓦列金•別列什科夫，盡管沒有出示證據，卻堅持說他們是被NKVD小分隊幹掉的。

其實何必煩勞特務們？借俄國嚴酷的大自然之手豈不更省事？這就是斯大林的原設計目的。無衣無食無住所無生產工具，被扔到暴風雪肆虐的曠野上去，隻有大羅金仙才能活下來。據曆史學家Allan Bullock的研究，若幹在北極圈內的‘定居點’內的所有的人，連同看守他們的格伯烏警衛在內，都給活活凍死了。”

後來我才發現自己忽略了 “消滅富農”的第二個步驟。那運動是分兩步走的，第一步是將全國的“富農” 流放到西伯利亞、哈薩克斯坦等不毛之地去。這一步據斯大林說花了四年功夫，那就是1930-1933年。在此期間，“富農”們的死亡主要是饑寒造成的，倒並不是直接被槍決。第二步則是肉體消滅與勞改。1937年7月 30日，NKVD發布 00447 號命令，下令在法外鎮壓“前富農分子”和其他“反蘇分子”。該命令將鎮壓分為兩類，第一類是槍決，第二類是關進勞改營，並為各地區給出了兩類鎮壓的指標，例如白俄羅斯預計將槍斃兩千人，勞改一萬人。然而這指標都被各地超額完成了。據統計，在1937年至1938年間，有669,929“前富農與反蘇分子”被捕，其中376,202 人被處決，其餘被勞改。

因此，我在前文說的不對，斯大林是以“多種經營”的方式來消滅“富農”的，既充分利用了俄國嚴酷的自然環境，又使用了所謂“專政工具”，先讓“富農們”凍餓而死，再將幸存下來或槍決，或是用苦役折磨致死。此外，為國人熟知的“按指標鎮反”、“按指標反右”的“計劃政治”的發明權也不屬於偉大領袖毛主席，而是屬於斯大林。

紅彤彤的新世界

斯大林一手發動的毀黨造黨、毀軍造軍、毀國造國、毀民造民、毀文造文的革命運動都取得了輝煌勝利，他終於用鐵腕在人類曆史上首次鍛造出了一個與一切已知文明社會截然不同的新世界。

論毀黨，所有的老布爾什維克，除了他的心腹莫洛托夫與伏羅希洛夫寥寥幾個當年的小角色，都被幹掉了。雖然出席蘇共17大的代表中有44％弱逃過了1937-1938年的大清洗，第17屆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中有不到30％的人幸存下來，但這些人基本都是在十月革命後才參加革命的。十月革命時除列寧外的六名黨領袖中，4名被處決，1名（托洛茨基）先被驅逐出境，後被斯大林派特工暗殺，活下來的隻有斯大林一人。從十月革命後到列寧逝世前，除列寧與斯大林之外的7名政治局委員中，4人被處決，1人自殺，活下來的隻有莫洛托夫和加裏寧。前文提到的那些老革命，諸如率領攻打冬宮的弗拉基米爾•安東諾夫-沃夫謝延科、驅散立憲會議的衛隊長捷聯茲尼雅科夫、指揮謀殺沙皇全家的契卡特務頭子等人，統統都在大清洗中給槍斃了。

總而言之，合全世界反動派之力，能殺掉的共產黨人恐怕還不如斯大林殺掉的十分之一。他肉體消滅了全部俄國的革命亂黨以及所有其他政黨，讓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社會革命黨人、孟什維克、立憲民主黨人、十月黨人、保皇黨人等等與他們昔日的死敵布爾什維克黨人在監獄裏大團圓，攜手同歸西天極樂世界，因而在俄國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一個毫無政治反對派（無論是黨外還是黨內的）的“大同世界”。“隻能服從，不能懷疑，更不能反對上級”從此成了俄國人民生死第一誡。

斯大林的造黨則包括兩方麵，一是經過技術學院研磨拋光的新秀們（諸如馬林科夫、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等人）提上去，取代被他幹掉的老布爾什維克大老粗。坐著火箭上去的新秀們都是蘇維埃掌權後才參加革命的。他們並不知道此前黨的曆史，對斯大林在十月革命中的作用一無所知。與老布爾什維克不同，他們對國事黨務並無獨立主張與見解，隻知狂熱效忠斯大林，完全成了斯大林個人的馴服工具。老布爾什維克們是革命家，新貴們則是狂熱虔誠的宗教信徒。隨著這更新換代，蘇共就徹底完成了向一神教教會的徹底轉變。奧林比亞山上諸神紛紛凋謝，讓位給斯大林那唯一的救世主。

此外，相對老布爾什維克那些文盲和半文盲而言，新貴們好歹受過點技術教育。這些人當權，使得蘇聯變成了世界上第一個實行“技術治國”的國家，也就是國政的決策絲毫不以民意為依歸，而以所謂“科學規律”為指針（也就是咱們今日說的“科學執政”）。在那個官僚集團手中，治理一個國家便如同擺弄一部機器，隻需按照操作規程即可，根本不用考慮“機器部件”們的主觀意願，此之謂“計劃管理”。

造黨的另一方麵，是斯大林完全拋棄了“無產階級”麵具，把黨官僚變成了曆史上從未有過的獨特的“新階級”。

在革命勝利初期，列寧及其戰友們還保留著革命者的清教徒作風與所謂“平民政治家”風度。盡管握有老統治者做夢也想不到的政治權力，但他們還講究點“艱苦奮鬥的生活作風”。列寧時常到工廠講演，衣著樸素，接待內外訪客也不講究排場，隨隨便便地就從書房裏走出來。斯大林的妻子在赫魯曉夫那個學院上學，和平民一樣擠公交車，而且還時常沒錢用，寫信跟斯大林要零用錢。看一眼革命領袖們留下來的照片，你就會發現那夥人完全是俺們公社裏走出來的隊幹部，渾身散發著馬廄的氣息，與沙皇和貴族們的包裝完全不同。

斯大林把老革命們統統槍斃後，便把黨官僚改造成了個權錢高度統一的新階級。新貴們在生活的一切方麵都擁有特殊待遇：有自己的豪華的宮殿與別墅、有外國進口的最高級名車、有龐大的保鏢與侍從隊伍，有外人不得涉足的商店、賓館、專列、專機、包廂等等，甚至壟斷性地占有轄區內最好的大夫與護士，享受轄境內最優秀的醫療保健，這是老統治者們做夢都不敢想的好事。斯大林猶嫌不足，還仿效資本家，給身邊的權貴發紅包。除了斯大林和接受者之外，誰也不知道那錢是多少，也從來不入賬。國庫直接成了斯大林個人的錢包。

然而在名義上，這些人仍然是“無產階級革命家”。那一切連西方億萬富翁都無從指望的奢華享受完全來自於其權位，在名義上屬於國家而非他們私人。而能否保有那權位則完全取決於斯大林對他們的好惡。一旦喪失權位，他們享有的一切財富便頓時化為烏有。這便造出了特殊的新階級的兩大特點：第一，權位高於性命。第二，深知“喪失政權便喪失一切”，無路可退，不能不背水一戰，將現行製度維持到底。這保證了他們在當初的革命理想幻滅之後，仍能保持對現製度特別是對斯大林的個人忠誠。

與老統治者截然不同的另一點是，新貴們驕奢淫逸的私生活完全籠罩厚厚的帷幕中。凡是與他們有關的一切信息都是“軍事絕密”，凡是他們居住的豪宅和度假別墅都是“軍事禁區”。曆史上還從未有過這種生活工作在“紅色保險箱”裏的統治集團，從國政到私生活都是民眾無從窺測的最高機密，就連涉及國家領土和權益的外交談判與條約的簽訂都是黑箱操作。

斯大林當國後，從未視察過一家工廠或集體農莊，遑論對工農作過一次演講。在蘇德戰爭中，他從未到前線去接見鼓勵過將士，隻是在戰事好轉後，在高度保密的情況下乘坐專列去前線某個指揮所呆了一晚，未接見任何人便回來了。那行動的唯一目的，是讓他能在給羅斯福的電報裏吹噓他必須時時視察前線。他還特地在克裏姆林宮的辦公室弄了一個房間，每到天黑便點上長明燈，讓莫斯科市民都知道那是斯大林在通宵辦公，卻根本不知道他自妻子自殺後便搬到莫斯科郊區的孔策沃別墅去居住了。

這種詭秘的躲在大牆後麵秘密運作的統治集團，在曆史上還從未有過先例。如果不是貝利亞在權力鬥爭中失敗了，那誰也不會知道他是個瘋狂的色狼，不但專門建了個內務部文工團作為他的後妃來源，而且竟然經常在街上開車遊獵，見到個美人就把她搶回去迷奸。據赫魯曉夫回憶錄，貝利亞被他們拿下後，馬林科夫的保鏢頭子立即向馬舉報，貝利亞曾經在街上見到他的繼女，那女孩當時才是七年級學生（蘇聯彼時實行九年一貫製教育，那孩子大概14歲吧），為其美貌打動，當即讓部下把她弄到貝利亞的住所去迷奸了。這種爛事，就連沙俄貴族都不敢幹出來。

有趣的是，哪怕是對共產主義有深入理性認識並對之深惡痛絕的保守派政客丘吉爾，對鐵幕後的生活方式仍然缺乏了解。他在回憶錄裏說，他首次訪蘇前，蘇軍兵敗如山，形勢極度嚴峻，因此他們以為莫斯科正在饑饉之中，為此特地帶了三明治，在飛機上吃飽了才下機前往克裏姆林宮。然而蘇方的盛大招待讓他們大吃一驚，斯大林流露出來的頑強意誌與必勝信念更給他留下深刻印象。他不知道，哪怕全蘇聯人民餓死了，克裏姆林宮內照樣能是酒池肉林。用英國統治者的作派去推測新沙皇，未免謬以萬裏。

待到二戰期間，新貴們便在外表上也完成了對舊統治者的奢華生活作風的回歸。這在蘇軍表現得最明顯。肩章和軍銜曾是投身十月革命的士兵們的憎恨對象，是舊製度的象征。然而斯大林在二戰前便恢複了軍銜製度，在二戰期間更是參照沙俄時代軍裝給部隊換裝，使得等級製度的森嚴外在化，象征帝製的近衛軍也恢複了。這就是喬治•奧威爾為何要在《動物農莊》的結尾讓豬玀們用後腳站起來，模仿人類跳探戈、倫拜與華爾茲。

毀軍造軍的主要成就是清洗了五大元帥中的三個（圖哈切夫斯基、葉戈羅夫、布留赫爾），15名集團軍司令中的13名，57名軍長中的50名，186名師長中的154名，16名集團軍政委的全部，28名軍政委中的25名，以及9名海軍上將（海軍最高軍銜）中的8名。幾乎整個紅軍的officer corps都被清洗了，沒有哪次國際戰爭能取得如此赫赫戰果。

對斯大林毀軍造軍運動，西方曆來給予負麵評價，認為它使得蘇軍喪失了戰鬥力，招致了蘇軍在蘇芬戰爭以及二戰初期的慘敗。然而近年有學者提出不同看法，認為斯大林清洗掉的高級將領們，除了個別人如圖哈切夫斯基外，都是恪守陳規的內戰英雄，根本沒有現代機械化戰爭的概念。如果那些人呆在指揮職位上，蘇軍反而要蒙受巨大挫敗。

我個人認為此說無法成立。斯大林並不是以將領的觀念是否陳舊，而是以個人忠誠度作為殺人標準的。他殺掉頭腦最新潮的軍事天才圖哈切夫斯基，乃是因為後者當年在波蘭戰役中與他有過節（在該戰役中，斯大林自行其是，拒絕服從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托洛茨基的命令，北上策應圖哈切夫斯基的部隊，致使後者在華沙城下潰敗）。羅科索夫斯基也曾在大清洗中被捕並被判死刑。在審訊期間，他的九個牙齒被打掉，三根肋骨被打斷，指甲被拔光，還被假槍斃了三次，在牢裏蹲了快三年，才因為準備對德戰爭而被釋放出獄。如果他死在牢裏，那蘇德戰爭中又少了一位名將。就連朱可夫都險些倒在屠刀下。據他自己說，他之所以逃過清洗，乃是適逢日本人在蒙滿邊境搞事，他給派去指揮那場戰役，立了大功才幸免於難。

反過來，內戰騎兵英雄布瓊尼與伏羅希洛夫腦袋僵化，才能低下，都頂多隻配指揮一個營，斯大林卻委以重任，先後招致蘇芬戰爭以及蘇德戰爭早期的慘敗，尤以二戰初期失敗最為慘痛——布瓊尼指揮的西南方麵軍在烏曼戰役和基輔戰役中被包圍全殲，150萬官兵陣亡或被俘。

因此，所謂毀軍反而能“吐故納新”、把具有現代戰爭觀念的將領提上來之說，竊以為無法成立。其實戰爭本身就有淘汰作用。統帥完全可以根據戰績撤換不稱職的將領。不分良莠亂殺一氣隻能毀掉軍隊的戰鬥力。斯大林的毀軍造軍運動完全是以對他的個人忠誠為出發點，以疑神疑鬼捕風捉影的變態心理為動力，乃是一種“為了確保個人權位不顧國家安危”的瘋狂自傷行為，實在找不出什麽理由來證明那舉動在功利上的合理性。

毀國造國則是指斯大林將落後的農業國強製性改造為工業國的蘇式“大躍進”。通過瘋狂掠奪壓榨農村殖民地，斯大林為工業化積累了足夠的原始資本，開始推行所謂五年計劃。

與農村集體化運動相比，工業化運動的人命代價與資源代價也不遑多讓，造成的人力物力資源浪費是驚人的。斯大林發揚光大了列寧同誌發明的勞改經濟，使之成為國民經濟的主要棟梁。如所周知，白海-波羅的海運河就是全靠無償的奴隸勞動完成的，投入的15萬勞改犯死得隻剩5萬人。伏爾加河-頓河運河也使用了10萬勞改犯，死亡人數不詳。勞改經濟構成了蘇維埃經濟的重要支柱，以致在1938年，當大清洗的狂潮消退後，最高蘇維埃討論是否提前釋放表現好的勞改犯，斯大林否決了這提議，說這從經濟上考慮很不明智，那樣隻會把最好的犯人放掉，留下來的都是壞人。翌年，他通過最高蘇維埃下了命令，規定所有的犯人都必須服滿刑期。

而且，與毛澤東一樣，斯大林也流露出了急不可待，巴不得一蹴而就的狂躁心理，製定的指標都是不可能完成的。這樣便逼著下屬弄虛作假，在紙上“放衛星”。然而它與咱們的土躍進有個根本區別：斯大林還有足夠常識，知道隻能靠建工廠去搞工業，不會蠢到發動全民修“土高爐”去煉鋼。這結果當然就完全不同了。毛的土躍進使得國民經濟全麵崩潰，而斯大林的洋躍進則基本實現了國家工業化。據西方學者Richard Overy提供的數據：

“在10年中，鋼產量從1928年的４百30萬噸增加到１千８百10萬噸。煤從３千５百萬噸增加到１億３千３百萬噸。卡車從微不足道的700輛增加到1938年的18萬２千輛。在1928年初，紅軍隻有92輛坦克，到了1935年１月便有了10,180架。1928年空軍隻有1394架不同種類的飛機，到1935年便有了6672架。從1930年到1934年，戰鬥機產量增加了５倍，轟炸機產量增長了４倍。” （Russia’s War, R. Overy, TV Books Inc, 1997）。

有的學者認為，蘇聯的統計數字是極大地誇張了，蘇聯在戰前的鋼產量並不超過1千萬噸，估計為7百萬噸左右。竊以為這似乎低估了蘇聯的工業實力。二戰就是對蘇聯重工業的嚴峻考驗，蘇聯在失去了一部分領土後，還能先後生產出5萬7千多部T-34坦克來，這事實本身就雄辯地證明了蘇聯當時的軍火工業實力。因此，個人認為，斯大林的工業化（準確來說是重工業化）雖然造成了天文數字的人力物力資源浪費，但基本是成功的。沒有它，蘇聯絕無可能在二戰中獲勝。

但斯大林製定的“優先發展重工業” 的發展模式也弊端無窮。它完全無視民生需要，以犧牲輕工業和第三產業的代價，單打一地發展軍火工業，使得蘇聯的輕工、化工、電子工業等行業遠遠落在西方國家甚至某些不發達國家的後麵。這種畸形發展的國家根本算不得真正的發達國家。直到蘇聯解體時，蘇聯人民還在被迫承受斯大林的沉重遺產，這才會有80年代末、90年代初大批中國“國際倒爺”把在中國滯銷的輕工業產品運到蘇聯去高價出售，居然還能引起搶購風潮。據那些同誌說，直到90年代初，蘇聯的電視機還在用電子管，別說是集成電路，就連晶體管都不曾引入。這種咄咄怪事在一個發達國家根本就不能想象。

工業化也帶來了城市化，農村人口大量進入城市，許多新城市誕生，這改變了傳統俄國的社會結構。

這發展趨勢當然也受到斯大林的視野的嚴重製約。他和列寧一樣，是“機械唯物主義”信徒，崇拜大規模，崇拜機器，崇拜煙囪，認為無論是工程還是企業，都越大越好。斯大林這毛病還傳染給了中國弟子，據梁漱溟回憶，建國初期，毛澤東站在天安門城樓上滿懷豪情地跟他說，將來在城樓上目之所及，視野中將全是一片煙囪，讓梁驚得失語。

因此，列寧斯大林理想中的俄國農村便是“農業城”，農民們搬到城市型的住宅去集中居住，使用拖拉機和其他農用機器幹農活。斯大林為此在農村各地建立了拖拉機站，使之成為剝削農民的利器——集體農莊必須交給拖拉機站極高的報酬，才能讓拖拉機來耕地。

這結果是“走向反麵”：集體農莊從未變成英美式以工業方式經營的農場，個體小生產反倒成了農業的棟梁。1937年，農民的自留地供應了多於全國產量一半的土豆、蔬菜與水果，高於70%的肉食與牛奶。這奇特狀況一直大致保持到蘇聯解體。然而這“農業城”之夢卻一直做到赫魯曉夫時代。赫魯曉夫的一個改革就是“集村並屯”建農業城。不用說，它再一次失敗了。直到蘇聯解體，該國一直是個農業殘廢、重工業畸形發達的跛腳鴨。

毀國造國當然也有光明麵，那就是至少城市居民享受了普遍的福利，諸如公費醫療、免費教育、帶薪度假等等。盡管特權階級奢侈腐化，但那是藏在大牆後麵的，草民無從得知，而舊社會上的貧富分化確實在表麵上給消除了，這也就構成了“蘇維埃新人”的快感的主要來源。

毀民造民的“毀民”，是指徹底摧毀一切民間社會，將社會“原子化”。這意味著殺掉一切民間社會領袖或是可能成為領袖的人，鐵腕整肅具有獨立思考能力的知識分子，使得人民徹底喪失形成獨立於政府的組織的可能，讓萬能的黨的觸角伸到全社會的每個角落，使得每個公民都處在四麵八方被持續監控的狀態裏，從而永久生活在恐懼之中。曆史上還從未有過這種“國進民退”，國家把每個子民都牢牢攢在手心裏的嶄新社會。

如所周知，民族主義乃是在一個多民族國家建立單一（homogeneous）生活方式的最大障礙，因此自然成了斯大林的鎮壓對象。他在人類曆史上首創了將某個民族全體流放的壯舉。伏爾加地區曆來有大量的日耳曼人居住，在1924年該地區還成立了個“伏爾加日耳曼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1941年德國入侵蘇聯後，斯大林怕該區的人民與入侵者裏應外合，便於是年8月28日解散了該共和國，把所有日耳曼居民流放到哈薩克斯坦與西伯利亞等地去，在離開該區約有1600至2000英裏之遙的窮鄉僻壤分散安置他們。39萬人因此被迫離開故土，遷移到不毛之地去。

北高加索的回族、卡爾梅克人以及克裏米亞的韃靼人（後兩者都是蒙古人）都享受過這種待遇。預定享受類似待遇的，還有境外芬蘭人以及境內的猶太人。斯大林曾在蘇芬戰爭前對部下說，芬蘭人口並不多，要全部移居該國人民並非難事。可惜紅軍未能打下芬蘭，於是這全國人民大搬家的壯舉終未實現。而蘇聯境內的全體猶太人之所以沒被流放到西伯利亞去，則全虧斯大林完全必要地、非常及時地死了。

毀民造民的“造民” ，則是說按統治者的意願來任意設計模塑新一代，也就是林思雲所謂“善意的思想改造”。斯大林把無法改造的老一輩知識分子或是殺掉或是投入大牢，然後用社會化大生產的方式製造出一代人來取代他們。這洗腦工程的前提又是一個史無前例的偉大創舉——封閉社會的發明。

蘇聯是人類曆史上第一個實行全麵信息封鎖與控製的國家。無論是對國外還是國內發生的事件，所有的公民都被剝奪了知情權，隻能獲得經過統治者精心挑選甚至編造的信息。黨領袖成了獨一無二的精神權威。黨更建立了以國家資源為後盾的宣傳機器，使用最現代的技術手段，通過人類攝入信息的一切渠道，將中宣部炮製出來的“傑米楊的湯”反複灌給青少年一代，其重點便是徹底消滅個人主義觀念甚至個人意識，以“集體觀念”代替之，使得受教育者徹底缺乏獨立思考能力與獨立的思想感情，隻允許他們有一種感情取向：黨讓愛誰便愛誰，黨讓恨誰便恨誰。最高的美德就是對斯大林和黨的無限熱愛無限忠誠無限敬仰無限崇拜無限感激，以及對階級敵人的深仇大恨。為了忠於斯大林那個活著的上帝，父兄可弑，親友可賣，無論犯下什麽為傳統道德強烈譴責的罪孽都是應該的。前文介紹的那個舉報父親的莫羅佐夫，就是為此目的樹立起來的少年英雄。

毀文造文運動構成了毀民造民運動的重要內容。斯大林對文化界與知識界發動了一輪又一輪的血腥整肅。20年代到30年代，兩千多名作家、知識分子與藝術家被逮捕囚禁，其中1500名死於監牢或勞改營。受害者包括大詩人奧西普•曼德爾施塔姆（О?сип Эми?льевич Мандельшта?м），大作家伊紮克•巴別爾（Исаа?к Эммануи?лович Ба?бель），作家鮑裏斯•皮裏尼亞克（Бори?с Пильня?к），戲劇家梅耶荷德（Всеволод Эмильевич Мейерхольд），詩人巴維爾•華西列夫（Pavel Vasiliev）。幾乎全部俄羅斯文化精英都倒在了屠刀下。

這些案例中，最能反映斯大林的性格的大概是哲學家Jan Sten（抱歉，我未能查到中文譯名和俄文原名）之死。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留下來的傳統，是革命領袖本人必須是理論家。可惜斯大林當學生時上的是外省的神學院，對哲學一無所知。為了充當領袖，他便如毛澤東一樣惡補了一番哲學，在1925 年到1928年期間特地請了Jan Sten去給他開小灶，每周上兩次課。然而他怎麽也無法理解黑格爾哲學的基本觀念，偏偏黑格爾哲學又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來源。在大清洗運動中，斯大林便幹脆槍決了他的西席老夫子，免得他智力上的缺陷為人得知。

盡管“毀文”運動也整肅了科學家與技術人員。然而斯大林的打擊重點還是在社會科學與文藝界。至於科技人員特別是那些對國防工業有用的人，即使被抓進大牢去，一般也未必會被殺害，而是在牢裏繼續搞他們的研究，這點已在上文做過介紹。例外的是1936年到1938年期間，有27名天文學家被處決，而早在此前的1933年，氣象局就因未能預報當年對農業生產有害的氣象而遭到血腥整肅。但這些人畢竟不是直接影響國防工業與技術的研究人員。由此可見斯大林的冷靜的“理性”。這一條也被中共學過來了。我當年之所以從未想過學文史，就是因為知道那種行當極不安全。

“造文”運動的內容則非常之多，首先是偽造曆史特別是黨史。大導演愛森斯坦在拍攝反映十月革命的影片後，得到斯大林同誌的親切接見。斯問愛，影片裏有沒有托洛茨基？愛答有，斯大林當即下令道：剪掉！愛於是乖乖照辦。從此，這位在十月革命中毫無貢獻的偉大領袖便成了十月革命的領導者與指揮者。

斯大林更主持編寫了《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將黨史改為“路線鬥爭史”，也就是斯大林戰勝一係列反動路線頭子諸如托洛斯基、拉狄克、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托姆斯基的破壞和顛覆，贏得革命勝利的曆史。據說沒有這一係列“路線鬥爭”，則布黨也就沒有可能奪權掌權，遑論在地球上建起“最自由的國家”來。據國內學者高華先生研究，這本書給了毛澤東極大的啟發，他一連看了四遍，是他發動延安整風的靈感之一。從此中共黨史也就變成了“路線鬥爭史”，所有的革命勝利都歸於一人，而所有的失敗都由反動路線頭子承擔。

據赫魯曉夫在秘密報告中披露，在1948年出版的《斯大林小傳》中，斯大林嫌作者吹捧他還不夠，親手加進了對自己的無恥諛稱，諸如“最偉大的領袖”、“一切時代與一切國家的卓越的戰略天才”，並親手寫下了連篇累牘的無恥自吹話語，這裏隻引兩段：

“斯大林同誌闡明了戰爭的理論，諸如關於決定戰爭的永久作用的因素，積極防禦和反攻和進攻的規律，現代戰爭一切部門與武器的協同配合，現代戰爭中大規模坦克集群與空軍的作用，以及作為戰爭中最可畏的力量的火炮的作用。在戰爭中的不同階段，斯大林的天才總是能找到考慮到形勢的一切方麵的正確的解決方案。”

“在進攻與防禦之中，斯大林都表現了軍事大師的才幹。斯大林的天才使得他識破敵人的計劃並擊敗他們。斯大林同誌指揮的蘇軍的戰役是行動中的軍事技術的輝煌範例。”

最幽默的還是他親手寫下的這段話：

“盡管斯大林以完美的技術完成了他作為黨和人民的領袖的任務，並獲得全體蘇維埃人民毫無保留的擁護，然而他決不容許他的工作被一絲一毫虛榮、自負與自吹自擂玷汙。”

黨史如此，國家的曆史自不待言。我中學時代學的乃是翻譯過來的蘇聯教科書，什麽都是俄國人發現或發明的：羅蒙諾索夫發現了物質不滅定律與能量守恒定律，巴祖諾夫發明了蒸汽機，波波夫發明了無線電，儒可夫斯基發明了飛機……。世界曆史更是惡心得看不下去：俄羅斯人從蒙古人手上拯救了歐洲，蘇軍從納粹鐵蹄下解放了歐洲，等等，等等。

造文的另一個重要內容是“文化革命”。盡管史學界一般認為蘇聯的文化革命是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展開的，曆時四年，亦即從1928年至1931年，但我認為這運動早就開始了。內戰結束後，布黨政府對國民基礎教育投注了大量的精力和金錢，開展了掃盲運動，派出所謂“文化列車”到各地巡回宣傳教育，並舉辦了大批掃盲班、訓練班與速成中學和速成學院。雖然這些教育一無例外是共產邪教教育，但它畢竟還是普遍提高了國民的文化水平。

到了1928年，斯大林發動了文化革命，其目的是整肅舊知識分子，培養一代可靠的新知識分子去取代他們。值得注意的是，斯大林還使用共青團憤青們組成的“文化軍”（這組織原來成立起來是為了給工農大眾掃盲），去衝擊“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諸如黨政機關、學校、劇院、文化展覽，還肆意襲擊並關閉教堂，等等。

與中國文革不同的是，斯大林並沒靠那些憤青去打倒老幹部，那任務留待幾年後由NKVD的槍杆子去解決。這一點充分顯示了斯大林的非人類的“冷靜理性”。和毛澤東不同，他能看到以後好幾步棋，知道憤青們並不能“打江山坐江山”，他們的搗亂破壞隻能起到製造普遍的恐怖氣氛、懾服舊知識分子的作用。因此憤青們在造出氣勢來後，便被斯大林收入袖筒裏了。某些積極分子還在運動後期遭到了懲辦。斯大林發動文革的重點，還是訓練出一批技術幹部來，去接替那些他準備在未來槍斃的老幹部。

為了這個目的，大批工農被送進各種技術學院培訓，畢業後便充當各級幹部。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超過一百五十萬從事體力勞動的工農進入了白領階層，15萬工農和黨員完成了高等教育。這批人便構成了未來新社會的權貴精英。

與此同時，蘇共還在工廠農村發動了廣泛的文化教育，讓野蠻的人民建立衛生習慣，注意在公眾場合的文明舉止，談吐優雅，穿著大方，保持優雅儀表，以及獲得對俄羅斯古典文學藝術的基本鑒賞力，等等。

客觀說來，這運動極大地提高了野蠻的俄羅斯人民的淺表文化素養。斯大林與毛澤東的最大區別，還是他沒搞蔑視踐踏一切既有文明成果的反智主義。布黨官員從不相信“外行能夠領導內行”，也不以“大老粗”為光榮頭銜。相反，他們始終保持了對文化的敬重，對科學采取一種宗教崇拜態度。馬林科夫和赫魯曉夫等人都力圖提高自己的文化素養，經常帶全家去看話劇、芭蕾舞等演出，還聘請私人教師去家裏教孩子學英語和其他外語。蘇聯的文化革命沒有全盤否定而是基本保留了俄羅斯文明成果，甚至還把這些成果吹噓到“兄弟國家”去，以致中國學生對俄羅斯文藝作品的熟悉程度甚至超過了對本國文化的了解。

從整體來看，蘇聯的“文化革命”起到了“削平補齊”的普及作用，改變了革命前“櫥窗俄國”與“原始俄國”的兩極分化狀態。國家實行了文化領域裏的“殺富濟貧”，把尖子削平了，把低的提上來，使得全民共享一個膚淺而普及的文化。在普及的意義上，這社會改造工程應該說取得了一定成果。

據赫魯曉夫回憶，十月革命初，他和工人們進駐了某個貴族的宮殿，直接就在裏麵拉屎撒尿，拉到超飽和程度，以致後來無人能在裏麵下腳。由此可見革命前的普羅大眾是何等的野蠻人，根本不是《列寧在十月》上攻打冬宮的那些赤衛隊員們小心翼翼地愛護宮內雕塑的情景。但經過“蘇維埃文化整容手術”後，蘇聯公民的外在文化修養得到了普遍提高。如今去俄羅斯遊覽的中國遊客，都對當地人在公眾場合的文明舉止留下深刻印象，諸如說話彬彬有禮，不隨地吐痰，尊重婦女特別是孕婦，女性特別注意儀表等等，因而誤以為俄國人民的素質真的比中國人高得多。

可惜這不過是“文化美容術”，掩蓋了內在的野蠻性。所謂“蘇維埃文化”少了一個最重要、最關鍵的內容——人文主義與人道主義精神（humanism and humanitarianism）。所謂“蘇維埃新人”缺的不是基本文化知識與技能，而是人的靈魂，他們不過是一部龐大機器的無生命的配件，對人的尊嚴、人的價值、人的基本權利一無所知，其公民覺悟還不如沙俄時代的城市居民。

之所以如此，乃是斯大林毀文造文的結果。他以一種工業家的態度來處理文化問題，將所有的藝術家分門別類編成各種衙門（諸如作協、美協、戲劇家協會等等），將所有的藝術家都納入組織網絡，嚴格控製了他們的糧道，以布置生產任務的方式，責令那些“人類靈魂的工程師”根據黨的中心任務，批量生產出文藝作品來，按斯大林的設計要求塑造一代新人的靈魂，更準確地說，是製造出一代又一代沒有靈魂、沒有個性、沒有屬於個人的良心、不受個人感情左右，隻知忠實執行上級指令的機器人。

這結果便是徹底毀掉了俄羅斯文化。除了因某種原因獲得斯大林的青睞或寬恕的寥寥幾名作家和藝術家，諸如阿•托爾斯泰、帕斯捷爾納克、肖洛霍夫、愛森斯坦、肖斯塔科維奇之外，在長達70多年的光陰裏，蘇聯再沒出過文化巨人。我記憶中的蘇聯文學作品，隻有肖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帕斯捷爾納克的《日瓦戈醫生》堪與俄羅斯文學傑作比肩，阿•托爾斯泰的《苦難的曆程》也勉強可算。其中《日瓦戈醫生》還無法在蘇聯境內出版，是偷運到西方出版的，出版後在國內被禁多年。影視作品中隻有丘赫萊伊的《士兵之歌》堪稱傑作。除此之外，我看過的蘇聯文藝作品基本是垃圾。而美術界長期停留在俄羅斯巡回展覽畫派的水平上，再未出過列賓、蘇裏科夫、列維坦那樣的大師。戲劇界則從此再無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文化藝術並不是唯一的重災區，整個社會科學都被斯大林連根拔除了。所謂“社會科學”成了“馬列主義”的同義語，而且那馬列主義還是僵死固化、不容討論、不容發展的教條，連中世紀經院哲學都不如，後者還能搞點宗教改革，對教義作出個人的詮釋，官定的馬列主義連這點彈性都沒有。

自然科學本是馬列崇拜的宗教，可惜去掉了靈魂的科學家也就喪失了創造的靈氣，何況頭上還有“辯證唯物主義”那個緊箍咒。除此之外，斯大林還造出了一種世界史上從未有過的科研與教學環境。分類學似乎是他的強項（不知道是否與神學院教育有關），因此他將大學和研究所分開，大學隻管教學，研究所隻管科研。大學又將理科、工科、醫學、農學分開，敲鑼賣糖，各管一行，老死不相往來。像牛津、劍橋那種提倡“遠親通婚”、將毫不相同的學科的學生混編在同一學院裏，住在一起彼此交流的教學方法，在他那如中藥鋪裝藥的格子一般分門別類的腦袋裏顯然找不到位置。

最出奇的是“蘇維埃科學體係”的構成方式，它的特點是“關起門來搞研究”，強調的是在一個封閉係統裏自成體係，決不能與整個國際科學界進行學術交流，否則科學家就有變成間諜坐牢殺頭之虞。捕捉國外科研最新動態、趕上國外先進水平的任務主要落在NKVD和後來的KGB（克格勃）間諜們的雙肩之上。這結果便是老金說的“西方資產階級能有的，東方無產階級照樣有，而西方資產階級沒有的，東方無產階級就不會有”，永遠在“趕超國際先進水平”的跑道上。若是間諜們的手腳慢了一點，則就連西方資產階級有的，東方無產階級也未必能有。晶體管和集成電路遲遲未能引入蘇聯，以致狐蝠式（米格25戰鬥機）上裝的還是電子管，我猜大概就是間諜們的疏懶所致。

這當然不是說蘇聯的科技就非常落後。Again，蘇維埃的科學技術發展很不平衡，與國防工業有關的物理學就相對其他學科要發達得多，但化學、生物學則相當落後。即使如此，老毛子的本事，是在一個封閉體係裏也能搞出自己的一套來。我記得當年玩電子管收音機，那電子管的命名方式就完全是蘇聯人自創的，什麽6П2П之類。他們甚至還在醫學中為肺結核作出了“蘇維埃病理分型”，那玩意一直傳到文革期間出版的《赤腳醫生手冊》上去。

總而言之，斯大林是人類曆史上從未有過的“社會工程師”，他用機械力學的辦法製造了一個與文明世界完全不同的獨立的自成一家的機器人社會，“蘇維埃新（機器）人”的特點是有技術無文化，有智力無智慧，有實力無靈魂，有榮譽感無良心。在毫無先例可供參考的情況下，斯大林獨立創作出了這種人類畸胎，並將之擴散到國外去，為１／３人類留下了可能是永久性的影響。從這個角度來說，斯大林應該是世界史上對人類影響最大的人。

普希金詩曰：“上天並沒有賜給我們幸福，習慣就是我們的滿足。”俄國學者拉津斯基指出，與西方人想象相反，“蘇維埃新人”雖然日日生活在恐懼中，但同樣也非常海皮。對鄰居的半夜失蹤，他們學會了視而不見，聽而不聞，聞而不議，仿佛那些事從未發生過。拉津斯基有個鄰居是個年輕的科學家，他全家五六口人就擠在一個房間裏。那科學家每天早上得去公廁門前排隊，手持一張登滿大好消息的報紙，一邊哼著歌，一邊非常海皮而耐心地等待輪到他的時刻到來，堅信他是幸運兒，得以降生在這樂園裏而不是水深火熱的資本主義世界。

作為過來人，我可以證實他觀察到的現象極度真實，它證明在一個封閉係統裏，人類幾乎是完全可塑的，而盧梭觀察到的人類一旦喪失自由之後，就再也不會感到它的可貴的確是真理。

野蠻的俄羅斯“反世界”（十七）

蘇聯道路對全世界的感召

因為布爾什維克的革命信念顛覆了文明世界的基本原則，除了別有用心的德國人外，新生的革命政權理所當然地引起了西方的敵視。一戰結束後，西方列強對蘇俄組織了武裝幹涉，在幹涉失敗後又長期拒絕承認蘇俄政權。蘇俄一直處在文明世界的孤立和封鎖中。

但西方的敵視並不能消除蘇俄革命對不發達國家和地區的吸引力。革命多是社會弊病無法以和平手段解決，長期累積形成社會危機而觸發的。不發達國家多是爛汙國家，社會組織方式有著嚴重問題，而統治者一般都貪得無厭，鼠目寸光，不願意改革不合理的社會製度以化解危機，於是在這些國家中的淺薄知青心目中，革命自然便成了人民獲得解放的唯一出路。在他們看來，布爾什維克的勝利是“庶民的勝利”，共產黨人要建立的是一個消滅壓迫、消滅剝削、消滅階級與人世間一切不平等的地上樂園。這美好而崇高的理想自然會對他們有不可抵抗的強大吸引力。

一國內如此，全世界範圍內也如此。所謂“世界革命”之所以有可能發生，同樣也是因為國際社會政治結構中存在著重大問題。西方資本主義強國向不發達世界瘋狂擴張，引起了不同文明與生活方式之間的劇烈衝突。中國那愚弱的古老文明大國經不住西方文明的衝擊，麵臨著土崩瓦解的危險。在所謂“救亡”的熱潮中突然出現了一個嶄新的蘇俄。它同樣遭到列強的敵視與侵略，然而不但擊退了西方列強的武裝幹涉，還創造了一係列經濟奇跡，在短期內就實現了國家工業化，變成了軍事強國。從表麵上看來，十月革命的道路為落後國家趕超先進強國提供了一條誘人的捷徑，尤其這條路乃是咱們走熟了的輕車熟路——它並不需要建設性的智力以及曠日持久、滴水穿石的製度改革與建設，需要的隻是造反殺人與陰謀詭計，而這從來是中國的國技。

列寧那不世出的戰略家也看到了這一點。他把第三世界國家看作是蘇俄打破西方列強封鎖的天然同盟軍，拋出了“帝國主義與民族解放”理論。這理論徹底迷住了落後國家淺薄知青們，使他們更加向往那“人類的曙光”。張國燾在其回憶錄中將這理論的巨大“啟蒙作用”說得很清楚：在聽到那陰謀論之前，中國知青們還未喪失神智，並未把西方列強看成是一個整體，中外衝突都是作為個案來看待的。而且他們也知道“物必先腐，而後蟲生”的簡單道理。要爭取列強平等待我，就隻能如日本那樣自強起來。然而在學習了那陰謀論後，一切便在刹那間變得豁然開朗：原來帝國主義才是萬惡之源，本國統治者不過是他們扶植起來的走狗而已，要打倒本國反動派，首先必須打倒帝國主義，而要打倒帝國主義，就必須與蘇俄老大哥攜手奮鬥。

即使在發達國家，蘇俄對左派知識分子們也有著巨大的吸引力。當時資本主義恰如馬克思預言的那樣，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馬上就要垮台的樣子。最強烈的是兩次衝擊：第一次世界大戰與30年代大蕭條。

第一次世界大戰乃是工業國家首次傾全部經濟力以搏的total war，資本主義的機器大生產變成了機器大殺人，由此造成的巨額傷亡在曆史上見所未見，令人民目瞪口呆。

在1916年7月間進行的索姆河戰役中，英軍先以強大炮火轟擊德軍陣地，每日發炮10萬發，連續炮擊長達7天之久，向25英裏寬的陣地正麵傾瀉了70萬發高效炮彈。炮擊停止後，英軍指揮官對士兵們說，上去吧，你們連槍都不必放，走過去占領陣地就是了，德國人全都死光了。於是大兵們便上去了。不料狡猾的德寇執行了偉大領袖的教導：“深挖洞，廣積糧，要稱霸。”在極深的地下坑道中耐心等待著風暴過去。等到敵方炮火開始延伸射擊後，便一個個鑽了出來，用重機槍狂掃前來送死的英軍。發起攻擊的第一天（七一建黨節），英軍傷亡高達5萬8千人，開創了至今尚未被打破的戰爭單日傷亡最高紀錄。戰役持續了4個多月，直到11月18日才無結果而終。雙方傷亡約134萬人，其中英軍45萬餘人，法軍34萬餘人，德軍53.8萬人。英法軍取得的唯一戰果是將戰線推進了9.7公裏，平均每公裏消耗13.8萬人。

一戰給人類帶來了見所未見的巨額人命損失：1千6百萬人死亡，2千1百萬人負傷。參戰諸國打得五癆七傷。戰敗國不必說，就連戰勝國的人民也蒙受了巨大的犧牲。英國有許多村莊全村青年一道參軍，編在同一個部隊裏。戰後有的村莊竟然無一人生還。活下來的人也備受心理傷害，有的甚至是終生的。據戰後拍攝的醫用紀錄片，有的士兵在戰場上嚇破了膽，從此哆嗦不停，一有風吹草動立即就往桌子底下鑽，完全成了廢人。還有大批毒氣中毒的後遺症患者，或失明，或終身為病痛折磨。

大戰引起了歐洲知識界對西方文明的空前幻滅。此前知識界堅定地崇拜科學技術，認為那是社會進步的指針，然而科學技術的發展卻賦予了人類空前的自相殘殺的能力，使得許多知識分子開始反思西方文明特別是資本主義文明的弊病，左派隊伍空前壯大。有的人甚至重新審視原來為他們鄙視的東方文明，將東方文明理想化，向往消極平和的東方哲學。這讓某些中國知青很是自我陶醉了一番，我記得家裏有幾份舊書報的作者就曾因羅素盛讚中國而欣喜如狂。

大戰後，歐洲平靜了一些日子。到了20年代，經濟開始繁榮（破窗理論？負帕累托效應？）。可惜好景不長，1928年，因蘇聯大量出口木材，國際市場木材價格暴跌。1929年，加拿大小麥生產過剩，拉動美國農產品跌價。農業衰退迅速波及股票市場。1929年10月29日，華爾街股票暴跌，美國金融界崩潰。災難迅即波及至全世界，引起持續四年的世界性的大蕭條。1932年，美國失業人數高達1370萬，德國達560萬，英國280萬。整個資本主義世界陷入水深火熱之中。

然而蘇聯卻在危機中一枝獨秀，沒受到什麽影響，正當美國在1932年工業生產力降到不到1929年的一半時，蘇聯的工業產量卻直線上升。所有的這一切似乎都證明了資本主義製度沒落腐朽，而社會主義製度生機無限。

大蕭條的衝擊造成了“大動蕩，大分化，大改組”，公眾的政治立場大幅度兩極分化。民主政府在應對危機中顯示出來的無能，以及自由資本主義顯示出來的弊病，使得人們懷疑民主製度相對獨裁製度是否真有優越性，而“小政府、大社會”的自由資本主義製度又是否合理。一時間，民主製度與資本主義兩者看來都走到了窮途末路。自由主義知識分子（liberals）們紛紛變為馬克思主義者，而右派知識分子（conservatives）則為極右的法西斯主義吸引。這個趨勢在受大蕭條打擊最沉重的德國表現得最明顯。在大蕭條發生前，無論是德國共產黨還是納粹得到的選票都很少。大蕭條發生後，兩黨所獲的選票都急劇上升。這說明民眾普遍對軟弱無能的民主政府喪失信心，希望能選出一個強大的獨裁政府來結束災難。

英國作家威爾斯在1934年訪蘇會見斯大林時對斯大林說的話似乎反映了當時力薄儒們的普遍心態：

“我對美國的訪問刺激了我的腦筋。舊的金融世界正在崩潰，該國的經濟生活正在按新的路線重新組織。列寧曾說：‘我們必須學會做生意’，從資本家那兒學。今天，資本家們必須向你們學習，以掌握社會主義的精神。在我看來，美國正在發生的是一場深刻的重組，是創立計劃經濟亦即社會主義經濟。你和羅斯福從不同的起點開始，但華盛頓與莫斯科之間在想法上有無聯係或是想法上的親緣關係？我在華盛頓時，注意到他們在幹與這兒相同的事：他們在建辦公室，創立若幹新的國家調控機構，組織長期需要的公務員服務。他們需要的和你們一樣，都是指令的能力。”（筆者根據會談記錄譯出）

有趣的是，這似乎也是右派的感覺。無論左右都把大蕭條看成了民主資本主義的喪鍾，都把國家幹預經濟看成了解決危機以及避免危機再度發生的唯一途徑。個人認為，隻有在這個背景下，才能理解極右的法西斯主義何以在意大利、德國與日本勃興。作為世界上第一個極權國家，蘇俄向全世界展示了“舉國體製”應對危機的強大能力。這不但給意大利與德國的法西斯分子提供了靈感來源，也影響到善於捕捉西方動態並加以模仿的日本。據日本學者研究，同樣遭到大蕭條重創的日本對蘇俄以及後來的德國的政體表現出極大的興趣，必須強化國家統製資源的權力成了朝野共識。善於學習西方的日本把蘇俄和納粹的模式看成了世界大趨勢，認為未來的國際生產競爭就是搶奪資源的戰爭，而民主體製顯然不能勝任這任務，日本就此走上了軍國主義的不歸路。

因此，從意識形態的角度來看，似乎可以說，蘇俄的問世，啟迪催生了國際法西斯運動。

蘇俄的貢獻還不光是思路上的。斯大林在擊敗了黨內左右反對派之後，為共產國際製定了新方針。他把社會民主黨人當成了最危險的敵人，說社會民主黨其實是“社會法西斯黨人”，理論上是社會民主主義，實踐中卻是“社會法西斯主義”，並命令全世界共產黨人與這“最危險的敵人”作鬥爭。德國社會民主黨原是德國第一大黨，德共的選票也不少，如果兩黨聯合起來，完全可以在1932年的選舉中擊敗希特勒。然而德國共產黨奉命把社會民主黨當成了最危險的敵人，使得納粹在該次選舉中脫穎而出，變成了德國第一大黨。希特勒才能在次年被興登堡總統任命為總理。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希特勒上台後，最先遭到摧毀的就是德國共產黨。德共本是歐洲最大的共產黨，從此一蹶不振。

過去史家都把斯大林這一政策視為蠢動，認為斯大林把自己的死仇扶上了台，著名的《第三帝國的興亡》的作者夏伊勒就持此觀點。但近年俄國學者拉津斯基卻提出，斯大林並未失算，他的原意就是要犧牲德共讓希特勒上台，以打破西方對蘇聯的敵意與封鎖。此說沒有直接證據，但客觀效果似乎確實如此。納粹德國崛起後，引起了英法的擔憂。為避免戰爭再度爆發，英法都開始接近蘇聯。而蘇聯則一躍而為世界反法西斯的明星，成了“集體安全”體係的最熱心的鼓吹者。1934年，蘇聯加入國聯並成了常任理事國，還與法國和捷克斯洛伐克結成了盟國。

作為“國際反法西斯的旗手”，蘇聯的國際威望迅速上升，吸引了大批西方的自由知識分子。英國作家威爾斯、蕭伯納、法國作家羅曼羅蘭、紀德先後訪問了蘇聯。蕭伯納對蘇聯和斯大林讚揚備至。威爾斯雖不喜歡斯大林，但仍在回國後發表文章，說什麽：“我從未見過一個（比斯大林）更公道、更坦率、更誠實的人。”羅曼羅蘭雖然看出了底細，並把真實感受寫在日記裏，甚至在日記中憤怒地呼喊：

“這絕對是失控的專製製度，人類正義最神聖的法則，最基本的自由已無任何保障。我的內心在發出痛苦的呼號，我要反抗。我在抑製自己要說、要寫的欲望……”

但他卻規定那日記在50年內不得發表，就連片段都不行。不僅如此，當紀德從蘇聯回來後發表了《從蘇聯歸來》，說出了鐵幕後的真情之後，羅曼羅蘭還要罵他“喪盡良心”。羅曼羅蘭為什麽要這麽做？我想，那還是出於投鼠忌器的需要。當時蘇聯正扮演世界反法西斯的最堅定的旗手。在他眼中，納粹的威脅比蘇聯可怕多了，為了不影響世界反法西斯大業，當然隻好為蘇聯隱惡揚善了。

可惜臨近大戰爆發時，“反法西斯旗手”卻來了個U轉。1939年8月23日，蘇聯和納粹德國簽訂了互不侵犯條約，秘密瓜分了波蘭，納粹並承認愛沙尼亞與拉脫維亞兩國為蘇聯的勢力範圍。9月1日，納粹入侵波蘭，二戰爆發。蘇軍隨之入侵波蘭，於9月17日與德軍在布列斯特會師，共同完成了對波蘭的瓜分。

斯大林對此舉非常得意。當時蘇共宣傳部門給基層下發的宣傳資料上畫了兩個三角形，第一個三角形的頂端是英法，下麵兩個角分別為蘇聯和德國。圖樣下的解釋是：英法帝國主義想讓我們這樣，那意思就是想挑撥德國與蘇聯打起來，他們好坐山觀虎鬥。第二個三角形的頂端是蘇聯，下麵兩個角則分別為英法與德國。圖案下的解釋是：斯大林同誌把局勢變成了這樣，那意思就是斯大林略施小計，便讓英法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與德國打起來了，而蘇聯則可坐山觀虎鬥。

斯大林此舉，對蘇聯國家利益究竟是福是禍，還真難說清。但在當時，它使得蘇聯在西方的形象受到嚴重傷害。若幹原來親蘇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們對蘇聯感到幻滅，許多共產黨員因此脫黨。後來那個向尼克鬆檢舉蘇聯間諜希斯的錢伯斯，就是因為斯大林幹的這樁爛事才憤而脫黨的，此後便一直向聯邦政府檢舉國務院官員希斯是他在共黨內部的上司，也是莫斯科的間諜，但一直無人理睬，直到多年後找上了尼克鬆。

趁著英法向納粹宣戰，歐洲強國無暇旁騖，斯大林開始不動聲色地擴張領土。1939年11月30日，蘇聯大舉入侵芬蘭。一個龐然大物竟然去入侵一個蕞爾小國，引起了全世界的憤怒，1939年12月14日，蘇聯被國聯開除。那個半年前還在口口聲聲主張“集體安全”、“製裁侵略者”的“世界反法西斯旗手”，如今卻露出社會帝國主義的本相來，其國際聲望跌到了最低點。

 

[縱橫客]

活脫一部真實版‘聯共布黨史’！看了此文才知道那些‘哈俄’的‘愛俄’的人錯在哪裡。不久前代表中國‘人民’給普丁帶上勳章的那個人，又是多麼幼稚可笑的左派幼稚病患者。此文太深刻了，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