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很複雜，我們簡單一點
簡稱老槍
一個月前對周永康的審判，以受賄、濫用權力和泄露國家秘密的罪名判處他無期徒刑（上圖為周永康在法庭受審的一個場麵——編者注）。按現有中國的法律，這顯然是極輕的量刑。原因在於，這幾個罪名放到一個曾經在十年內執掌全國武裝警察，從而把國家安全以致黨政中樞的安全集於一身的人身上，就要放大百倍萬倍。受賄做什麽，泄露什麽機密，權力被濫用在什麽地方，就不是一般人所能達到的水平。權力和權力是不一樣的，決定將建設項目交給誰做和決定殺誰絕不是一回事。據報道，周永康曾與薄熙來約定要“大幹一場”，大概不是指唱唱紅歌。
一味強調“維穩”是社會和黨政安全的真正威脅
更嚴重的問題是，這樣做，並非周永康有多麽狡猾，而恰是中國現有的製度結構使然。這種製度結構，就是放著作為社會共識的憲法不用，而要以暴力高壓或利益誘導，對在社會衝突的弱勢一方進行“維穩”。這顯然是一種舍本求末的作法。因為從政治學角度看，暴力和利益這兩者，都是靠不住的。漢娜•阿倫特指出，暴力的最主要的特點就是其“不可預期性”（“論暴力”，載《共和的危機》，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第80頁）。這不僅指暴力的程度，也是指暴力的方向。至於利益，中國早有《尚書》說，“民心無常，惟惠是懷。”利誘的最致命的缺陷，就是一旦沒有利益的資源，“心”就會變，因而利誘帶來的穩定不會長久。
更危險的是，因為“維穩”需要暴力，就要借重暴力部門，就要給他們更好的條件，就要向他們讓步。這樣一來，就會養虎為患。這並不是說，暴力部門的人天生就是“虎”，而是說，當握有暴力資源的人又不受約束的時候，他們的凡人心理承受不了動用這種資源為自己牟利的誘惑，他們的行為就會偏離正常狀態。這在古代皇帝的禁衛軍的行為中經常能夠看到。
在《羅馬帝國衰亡史》中，愛德華•吉本說，羅馬皇帝建立了“一支強大的禁衛軍，隨時用來保衛他的人身安全、威嚇那些元老、並用以防止或盡快摧毀剛露頭的反叛活動。這些士兵都受到特別的優待，工資加倍，而且還享受著許多特權；但由於他們強大威力可能會使羅馬人民在萬分驚愕之餘，同時更感到十分憤怒”（商務印書館，1997，第98頁）。
另一方麵，對於皇帝來說，禁衛軍“常常也是致命的。…… 長期處在這種由一座富饒城市提供的安逸、奢侈的生活之中，自身具有莫大權力的意識培養了他們的驕橫；漸至使他們不可能不感到君王的生死、元老院的權威、公眾的財富、帝國的安危實際全都掌握在他們的手中。為了使禁衛軍不致沉溺在這危險思想之中，一些最堅強、地位最為穩固的皇帝也不得不恩威並用、賞罰兼施，盡量滿足他們的驕縱，爭取他們的歡心，對他們的越軌行為一味姑息，用大量賞金以買得他們的完全不可恃的忠誠；這賞金自從克勞狄烏斯一步登天以來，便成為每一個新皇帝繼位時不能不支付的合法報酬。”但這仍擋不住禁衛軍殺掉皇帝本人，並把皇位當成可以拍賣的資產（第98~101頁）。
因而，一味強調“維穩”，借重於暴力部門，反而是社會穩定乃至黨政中樞安全的真正威脅。尤其是在“維穩”需求大幅增加卻資源不足的情況下，賦予暴力部門“創收”的權力，就會造成對民眾的嚴重侵害。據報道，2003年，四川某縣財政隻給公安部門五分之一的經費，讓他們“創收”的部分相當於全縣每個人被罰款20元（財新網，“周永康的三基石：石油、四川、政法”，2014年7月29日）。這種全國普遍的情況隻有過局部的改進。
就在周永康同時擔任政治局委員和公安部長以後，2003年發布的《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加強和改進公安工作的決定》（13號文件）強調“維穩”，其製度結果就是各地公安局長升格，進入黨政班子，顛倒了與法院和檢察院之間的輕重關係。在後來“維穩”人員增加、任務大幅度加重的情況下，“創收”隻能越來越多，手段越來越惡劣。“比如受命於地方政府，參與房屋拆遷、經濟糾紛等事務，……”（財新網，2014年7月29日）經常造成人命惡案，帶來警民之間的進一步對立。
另一方麵，周永康和薄熙來所謂“大幹一場”，顯然意味著對現有黨政中樞的政治顛覆，以及對改革開放路線的根本改變，並如前總理溫家寶所言，要重演“文化革命”。我們知道，武警部隊的一半就是內衛部隊，他們本來是負責黨政中樞安全的。但是並不是人數越多，待遇越好就越安全；這反而成了周永康日益驕縱的資本和“大幹一場”的底氣。再說一遍，周永康並不生來就是壞人，他早年也工作努力、表現優秀。隻是在偏頗的“維穩”政策取向下，這隻虎才被養成養大。
我們發現，提出“維穩”戰略的2003年，正是中國經濟發展最為順利的一年。電信市場如日中天，汽車開始大眾化時代，房地產市場開始大幅崛起；資源價格穩步回升，但還沒有大漲；GDP增長了10%，居民消費價格指數隻上漲了1.2%。這是最不該提出“維穩”的一年。自從提出“維穩”，維穩費用大幅增長。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的數字，自2007年到2013年，中國公共安全財政支出從3486億元增長到7786億元。平均每年增長14%，明顯高於GDP的增長。但安全形勢卻每況愈下。仔細想想，從2003年到現在，社會是更穩定了嗎？尤其是這幾年，重大惡性事件頻頻發生，尤其出現多起警察殺人事件。
其中許多不穩定事件正是維穩暴力部門創造出來的，他們的“創收”引起民眾的不滿和反抗。2012年全國群體性事件十餘萬起，其一半左右與征地有關（陳光金，“邁向全麵建成小康社會的新階段”，載《2013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第13~14頁），而因警民衝突引發的群體性事件占比高達22.2％（法製網輿情監測中心，2013）。一旦發生事件，政府與暴力部門采取負麵應對措施的高達62.2%，包括封鎖消息，強硬驅散和逮捕/拘留當事人（法製網輿情監測中心，2013）。這又埋下新一輪不穩定的種子。就這樣進入“越維越不穩，越不穩越維”的惡性循環，而使暴力部門“挾維穩以自重”。這正是周永康及其同黨獲取更多暴力資源和權力的策略。
捍衛和落實憲法才能避免暴力維穩風險
那麽，不“維穩”，執政黨如何“領導”呢？我們知道，中國理論上是一個人民主權的國家。這意味著，政治權力是以人民的同意為基礎的；而人民又包含了各個階層各個群體，他們之間有時也會有衝突。在十三億人的社會中如何體現人民主權，就需要有就每個人的權利、公正裁決規則，和政治權力的產生和分布有一個共識，這個共識就是憲法。
對於執政黨來說，憲法是實現其“領導”的最重要的基礎。執政黨的黨綱隻是它內部的事情，它與整個社會的聯結，就隻能依賴於憲法。遵循憲法，讓民眾從心裏相信執政黨是公正的，比用暴力威嚇所帶來的表麵平靜，更能帶來真正的穩定。如果丟掉憲法，“領導”的手段就剩下暴力和利益了。我們已經知道，那不可靠。
有人會說，在當今中國，人民主權並沒有真正落實，所以執政黨也不必認真對待人民的同意，亦即不必認真對待憲法。這是大錯。正如漢娜•阿倫特所說，“麥迪遜所謂的‘一切政府都依賴於意見’，這句話不僅適用於民主製，也同樣適用於不同形式的君主製。”她更引茹弗內爾的話加以說明：“國王看似孤家寡人，但他比任何其它的政府形式更加需要社會的普遍支持。”（2013，第105頁）因此，“人民同意”不隻是文本上的文字，也不是政治結構外殼的規定，而且是政治的本質，不是想忽略和否認就可以的。
實際上，中國現有的憲法雖然還不完善，但它包含了中國曆史的艱辛，包含了經曆人為災難的巨大成本，包含了人的糾錯的努力和智慧。尤其是1982年《憲法》，更總結了“文革”浩劫的曆史教訓，是為以後中國社會避免同樣災難而提煉的寶貴原則。一個真正的政治家不會看不到憲法給社會、他的政黨、以至他自己帶來的實際好處。當然這種好處是長遠的和全局的。執行和落實憲法，保護憲法所賦予公民的權利，首先對整個社會有利；而社會繁榮和穩定也自然會使執政黨在政治上得分。隻有那種把自己的當下利益誇張為執政黨的整體利益，再把這種被誇張的執政黨利益說成是社會的全局利益的人，才會將憲法原則看成是礙手礙腳的條文。
因而對於執政黨來說，“惠而不費”、“坐而定也”的執政基礎就是憲法；因而捍衛憲法和落實憲法就是避免走向暴力維穩險境的重要舉措。捍衛憲法，就是與一切違反、架空和瓦解憲法的行為作鬥爭。這首先是針對最有能力侵害憲法的政治實體，即行政部門。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強調“依憲治國”，提出“一切違反憲法的行為都必須予以追究和糾正”以後，確實也有一些行動，如在行政部門內部清理和廢止違反憲法和上位法的行政文件，據說還安排檢察機關介入清理。盡管清理行政審批項目早在朱鎔基時期就開始了，但直接將其性質與維護憲法掛鉤，也表明了執政黨已經非常清楚其戰略意義；盡管還是以行政部門自查為主，但大方向已經變得不可動搖。
維護憲法必須清理所謂“機密”的違憲文件
現在的問題是，有些黨政文件不是公開的，甚至被稱為是“機密”的，如果包含了違反憲法的內容，是否也應該在清理和廢止之例呢？答案不僅是肯定的，而且要加個“更”字。因為如果不清理這些文件，對憲法將會更為致命。
以高瑜案為例。我們撇開技術性細節不談，僅從戰略意義上去考慮。高瑜以非法提供國家秘密罪被判刑七年。所謂“國家秘密”，是指中共中央辦公廳於2013年印發的《關於當前意識形態領域情況的通報》（9號文件），其中提出了廣為流傳的“七不講”。其目的是要求在大學中不要講七個方麵的內容。這顯然是違反了《憲法》第35條，即表達自由。這並不奇怪，因為在中共強調“依憲治國”之前，黨政機關中存在著無視憲法的慣性，當他們製定文件時，也不會考慮是否違反了憲法。這顯然是一種失誤。
問題是，當這一文件被揭露出來後，卻被當作“國家秘密”加以肯定，而將高瑜視為泄密者予以懲罰。這樣做似乎沒有意識到，這是一錯再錯，導致了對執政黨自身的更沉重的打擊。邏輯是，如果某一黨政文件是違反憲法的，且又被說成是“國家秘密”，對泄露的人予以重罰，於是人們就會懷疑是否存在其它類似的“國家機密”。既然是“秘密”，既然是“泄露”，意味著這隻是巨大機密的很小一部分。人們就可以合理推斷，《憲法》的每一條款背後都可能隱藏著一個類似的“國家秘密”，那麽整個《憲法》的所有條款都有可能被相應的“國家秘密”所否定。可以說，一個高瑜案，否定了整部《憲法》。我們已經知道，憲法是天下之公器，也是執政之利器，舍此就隻能滑到不可預期的暴力維穩軌道上去。這是極為危險的。
顯然，在執政黨強調“依憲治國”以後，習慣於違憲的各個黨政機關並不想隨之轉變；它們甚至想用實際上的行為慣性，挑戰這一戰略決策。“七不講”就是這樣一個挑戰。中共中央辦公廳隻是執政黨的一個秘書機構，即使在黨內，也沒有立法權和決定戰略方向的權力；但卻可以為了掩蓋其一個違反中央決定的失誤，經北京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重判“泄密者”七年。
結果是，為了肯定中共中央辦公廳的一個文件，經一個中級法院的判決，卻否定了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的決議。這顯然違反了任何一個機構，包括執政黨本身的組織原則：下級要服從上級，秘書機構要服從權力機構。其製度結果就是，其它秘書機構或下級單位也可以紛紛仿效。如此，違憲行為就變成一種普遍現象，不僅執政黨與社會的共識被打破，而且其黨內秩序和紀律也蕩然無存。
因而，所謂“七不講”之爭，歸根結底是執政黨在公共治理方麵以憲法為基礎，還是借重暴力的根本分歧。若要暴力維穩，就要挑戰憲法，尤其要挑戰《憲法》第35條。它想達到的效果，就是又要暴力侵權，又要鴉雀無聲。高瑜案也好，許誌永案也好，郭玉閃案和浦誌強案也好，其實質就是暴力維穩，就是想借助於司法手段讓別人閉嘴。而司法手段，如果缺少《憲法》公正性的支撐，就隻剩下報複和恐嚇的含義了，也就是暴力的同義語。我們已經知道，對執政黨而言，這也是一條危險之路。不僅如此，政府作為提供公共物品的組織，最重要的就是提供公正的裁決；否則就會被認為沒有執政的資格。出於報複和恐嚇而濫用司法手段，實際上就是對司法公正的否定，也就是在顛覆執政黨的執政基礎。
當然，執行和維護憲法也並非易事。心理學告訴我們，當一個人懂得換位思考，並能夠超越雙方，成為中立第三方時，才有提供公正的資格。當然執政者也是凡人，他不可能一碗水端得很平，也會遭到批評。而這正是一種借以知道別人不滿的難得信息。因而《憲法》規定的表達自由，不僅對所有公民，也對執政者本身有好處。隻是他也有人類弱點，不愛聽批評。但是，如果一個人決心要作政治家，挨罵就是必不可少的成本。我們知道美國第二任總統亞當斯和第三任總統傑斐遜是政敵，他們之間的辱罵以至人身攻擊到了我們難以接受的程度。即使在君主製下，宋仁宗想提拔寵妃的親戚，卻遭到包拯的嚴厲批評，回來抱怨“中丞向前說話，直唾我麵。”因而政治家又應該是最能克服人類弱點的人，而不是借用權力放大自身人類弱點的人。
壓製批評隻會增加執政的政治負資產
“七不講”以及浦誌強案，都有一個簡單的目的，就是放大不愛聽批評的人類弱點。“七不講”條條都在與中共中央倡導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對著幹；而浦誌強的微博，有些話可能“刺耳”甚至“惡毒”，但比較一下亞當斯和傑斐遜之間的罵戰，實在也沒什麽驚人之處。浦誌強的言辭中也有錯誤的地方，但即使他說的話全都錯了，也不應判他有罪。因為如果沒有說錯話的自由，也就沒有所有的表達自由，也就違反了《憲法》第35條。執政者很容易將他不喜歡的批評說成是“錯誤的”，而以司法以手段加以打壓。這樣一來，執政者也就享受不到表達自由給自己執政帶來的好處。同時在世人眼裏，這不是示強，而是示弱，即心理脆弱的宣示。
如果壓製批評是為了掩蓋錯誤，這種目的其實也達不到。因為正如魏征所說，“人君居四海之尊，若有虧失，古人以為如日月之蝕，人皆見之。”如果政府沒有公正之心，製定錯誤的製度和政策，民眾直接受損，怎能毫無感知。如果認為政府可以通過消滅批評來證明自己政策的正確，隻能是掩耳盜鈴。對曆史中犯的錯誤也是如此。
最好的方法是承認錯誤，糾正錯誤，而不是掩蓋錯誤。事實證明，民眾最關心的還是當下。如果執政黨能就曆史上的錯誤進行道歉，並表現出糾正錯誤的勇氣，民眾還是歡迎的。正如在台灣的國民黨對“二二八”事件的道歉贏得了民眾的諒解一樣。而打壓批評本身，就是一個新的錯誤，它甚至比其掩蓋的舊的錯誤還要嚴重。
壓製批評也是一件費力不討好的事情。一方麵，增加了成本。掩蓋執政黨前任領導的錯誤，就相當於把錯誤的責任拉到自己身上，反而增加自己的政治負資產。要廣泛地壓製批評，就要借助於黨政體係，就要有一個龐大的隊伍，而這個體係又會有自己的私利；在周永康和薄熙來沒有倒台時，不就是濫用權力打壓對自己的批評嗎？因而違反憲法的所謂網絡控製，就是壓製對具體個人批評的借口。最後，對曆史錯誤的忌諱，對批評的壓製，正好給了借“維穩”以攬權的人一個題材。二十多年前的曆史事件，若不是暴力部門的提醒，我們恐怕早就忘了；而他們之所以不忘，不是因為他們的記性有多好，而是權癮和錢癮在發作。在另一方麵，以為控製網絡就能阻斷信息，隻是一種幻覺。自從鄧小平為中國的開放定調以後，國內外的信息交流什麽時候停止過？
最後，關於選擇憲法還是暴力，中國古老的政治智慧早有定論，這就是“以德服人”還是“以力服人”之辯。據《呂氏春秋》，趙國趙襄子很會打仗，一個早晨攻下兩座城池。人們卻發現他獨自歎息。問他，他回答說，“夫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行無所施於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哉！”意思是說，我的軍事能力太強，而德行不夠，如何能統治被攻下的城市呢？孔子聽說後說，“趙氏其昌乎！”堅持憲法，就是以德服人；堅持暴力維穩，就是以力服人。如果不能如趙襄子那樣不為武功所動，周永康案能提醒我們嗎？
2015年7月10日於五木書齋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本文責編：霍默靜 mojing.huo@ftchinese.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