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文革”認識的幾個誤區
作者:東東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2/04/13/1723426.html李澤厚先生說:把文革簡單的看作權力之爭,是膚淺的。
可惜,如果不把文革看作是權力之爭,就上當了。
毛澤東發動文革,目的就是用群眾運動的煙幕,掩蓋權力爭奪的實質。
很多人辯解:以當時劉少奇所掌握的權力資源,根本無法對毛構成威脅。
這話沒有錯,事實上,無論是彭德懷、張聞天、王稼祥。還是劉少奇,林彪,對毛的最高權力都沒有野心,甚至滿懷臣子式的忠誠。劉少奇是主抓行政工作的,沒有絲毫跡象顯示,他在覬覦黨權。他所做的,隻是從毛的權力羹鍋裏舀去一勺湯水,而這,是毛澤東所不能容忍的。
可以為此佐證的,是文革時期所樹立的近乎變態的個人崇拜。(後來毛自己也感覺無趣,拉了林彪來做伴)。
認識文革的誤區之一:文革是思想鬥爭,路線鬥爭。
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之後,毛澤東被逼退二線。劉少奇主持行政工作,恢複經濟。這時,經過多年的社會主義改造,公有製的主體地位已經確立,劉所做的,隻是用更靈活的方式盤活經濟而已。對於毛的所謂“總路線”,劉少奇等人小心翼翼的不予觸犯。“三自一包”,隻是作為公有製的補充形式,隻要具備起碼的經濟常識,就不難看出,這對改善民生當然是有利的。這一點,毛澤東心知肚明,但是,為了打倒劉,卻一口咬定:這是資本主義路線。
62年之後,經濟的恢複工作是顯著的,大饑荒所造成的困難局麵得以扭轉。劉少奇的工作,救了很多國人的命。不過,這要了他自己的命。試想,掌握著無限權力的毛退居二線,而經濟工作卻起色了——對於毛來說,這就是背叛。
彭德懷反黨了,張聞天、王稼祥反黨了;劉少奇叛變了,賀龍、陶鑄叛變了,最後,碩果僅存的親密戰友林彪也叛變了
上世紀60年代末,一位名叫李九蓮的19歲女子給未婚夫寫信,私下裏疑問:毛與劉的鬥爭,究竟是宗派之爭,還是路線之爭?這封信被告發,李九蓮遭到逮捕,後被執行死刑。
毛與劉的鬥爭,究竟是宗派權力之爭,還是路線之爭?這個問題,今天庇護文革的諸公,如何回答?
認識“文革”的誤區之二:“文革”是一場群眾運動。
今天持這種觀點的人,恐怕很難界定“群眾”兩個字,就好象很難界定“人民”兩個字一樣。誰是群眾或人民?是不是讀了書的人民就不是人民,就叫做“臭老九”,是不是富裕了的人民就不是人民,而成為了地主資產階級?是不是做了官的人民就要算做“當權派”?
當年的實際情形是:權力說你是人民,你就是人民;說你不是人民,馬上就再不是人民。劉少奇、彭德懷等人,本來是人民,後來不是了,支持他們的人當然也不再是人民;林彪先前當然是人民,後來也不是了,連累了很多人也不再是“人民”。
事實上,當年的中國,隻剩下一個人才配叫做“人民”。
文革時候,更加沒有自發的群眾運動,有的隻是在權力絕對領導下的運動。北京大學的“大辯論”就曾經發出過反對毛的聲音,很快的“軍管隊”進駐大學,指導革命方向了。早請示,晚匯報,晨祝、晚禱,忠字舞,語錄歌——而當年,更不知道有多少人因為說錯一句話,讀錯寫錯一個字,弄破一張領袖像,搖身一變成了“反革命”,家破人亡
所以,文革決不是什麽“群眾運動”,更沒有什麽“四大自由”。那是在權力絕對領導下的群眾運動,說到底,是純粹的“權力運動”。
認識“文革”的誤區之三:文革時代,政治是廉潔的。
這是對文革最大的誤讀。毛澤東為了獨擅大權,要除掉劉少奇等人。但是,有一部紙麵上的憲法擋在那裏,還有一個名義上的“共和”擋在那裏。所以,毛要發動宮廷政變,隻好打亂全國形勢,渾水摸魚。為此造成的國家經濟的巨大損失,即是毛的“貪權”導致的。
1960年代的“大饑荒”,很多國家伸出援助之手,被毛拒絕,而與此同時,大量的糧食出口或“支援”其他國家;70年代的大地震,國際社會要救援,同樣被拒之門外。這樣做,為的隻是毛的麵子,當然,宣傳要說:這是為了國家的麵子,自力更生。
毛的這張臉,價值幾千萬條生命。曆史的真相是:且不說毛澤東自延安執政以後,私生活就極不檢點。文革期間,天文數字般的領袖像、領袖像章、領袖塑像、語錄碑,發行量世界第一的領袖選集、語錄,瘋狂的個人崇拜背後,是對民脂民膏的巨大浪費。
但是毛最大的腐敗,卻是貪汙了兩個字:共和。今天很多過來人的記憶裏,文革是個單純樸素的時代。不錯,在這段歲月裏,傳統文化的餘蔭仍在,革命的理想正在燃燒,雖然一個特權階層已經成形,但是他們隻集中在權力上層,還沒有蔓延到社會。暴力革命的“均貧富”之後,雖然阻遏了社會的經濟活力,卻製造出一個公平、平等的假象——
而這些“革命的果實”,恰恰是被文革斷送的。文革中近兩千萬的死難者,有幾個是貪汙腐敗分子?相反的,這一場鬥爭中倒下的,多是黨內一些不肯隨聲附和的清流分子。(最典型的,當屬那個梗直清廉的彭大將軍)正是通過文革的一番運作,權力無限神化,最終失去任何的約束和監督,憲法中的公民權利成為一紙空文,為貪汙腐敗的蔓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莫道不肖皆榮出,造釁開端實在寧!”
認識“文革”的誤區之四:文革和毛澤東是中國的特例。
毛式的偉大領袖,不是中國的特產; 文革,也不隻是在中國發生。前蘇聯體製在世界上的蔓延,催生出一批偉大的領袖和救星來。從斯大林到羅馬尼亞的齊奧塞斯庫,阿爾巴尼亞的霍查,東德的昂納克,柬埔寨的波爾布特。事實上,還應該包括利比亞的卡紮菲,紮伊爾的蒙博托,等等。
在最幸福的朝鮮,金氏三代人都做了人民救星。
在這些領袖和救星誕生的國度裏,文革以各種不同的形式上演過。形式不同,結果卻完全相同:權力最終集中在個人手裏,權力變成神聖高大的偶像,隻可崇拜服從,不能監督約束,當然更不可替代。
毛澤東和他的文革,決不孤單。
認識真正的“文革”,需要回答:
一段時期以來,
誰在庇護文革,誰在繼續神化毛澤東? 90年代後,文革一度是出版、影視的禁區。而與此同時,紅歌在唱,紅戲在排在上演,紅書在出版,紅家屬不斷上位——這些動作,是普通民眾搞出來的?
可以為此佐證的是:這一篇文字,在今天的多數網站,是要被刪除的——這樣的文網,是人民編織的?
毛不是民眾的保護神,他是現行權力體製的保護神。認識真正的毛澤東,方法很簡單,也最有說服力:
把文革時期的報紙、影象、書籍、海報——對於過來人來說,是“複習”一遍; 對於青年人來說,是“學習”一遍。看完這些毛澤東時代的資料,一個活生生的毛就在你眼前了。如果這個毛澤東可以稱之為“共和國領袖”,那麽,秦始皇無疑是共產主義導師了。
誰在懷念文革?
中國的官員向往文革,畢竟,“一句頂一萬句”的權力體驗太過癮了。中國的一部分老百姓懷念文革,而且需要承認,這個群體仍然龐大。
在我出生的小山村裏,在村裏人用上電燈之前,村頭已經安裝了兩個高音喇叭,日夜不停的宣傳毛的恩德。小時候,公社的電影隊不時來放一場免費電影,當然,電影的主題是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上學之後,學習最多的仍是毛的教導。
毛澤東和文革,是一代人的文化啟蒙。工業化的傳播技術,不是用來普及科學和民主,而是用來推動權力崇拜。
今天街頭屋後仍然可見的標語口號,雖然拙劣,卻是不少人僅有的政治意識。而真正的思想和文化啟蒙,卻一直被頑強的壓製著。
當一個體製被用來製造蒙昧和偏執的時候,它的力量顯然是巨大的。
與其說今天的一些民眾懷念“文革”,不如說,他們在向往公正和廉潔。而把公正和廉潔寄托在一場荒謬殘酷的政治運動上,卻是最大的悲劇。
真正意義上的“均貧富”,不是把富人變窮,而是把窮人變富; 我們需要一大群自己的洛克菲勒、比爾蓋茲和鬆下幸之助,需要這樣的企業家創造財富,而不是把他們拖到街上去活活打死;今天的社會不公,墮落的不是資本,而是權力和權力化的資本。所以追求廉潔的途徑,不是消滅資本,而是製約權力。當權力成為高高在上的神話的時候,它不會締造廉潔,隻能催生荒謬,並最終演化為腐敗的源頭。而追求平等,不是把城市的年青人送到鄉村去“再教育”,而是把鄉村的年青人送到城市裏去,送進大學——真正的大學裏去(不是今天的教育產業化的垃圾大學)。而對於知識分子,不是把他們當做“臭老九”打倒在地,而是應當普及教育(真正的)和文化,把全體國人變成知識分子;社會階層之間需要的不是對壘和仇恨,而是融合與流動
這些是今天的社會應該具備的常識。離開了這樣的基本常識,任何理想或理論都難免走向病態和醜惡。
在今年兩會的尾聲裏,溫家寶總理提及“文革遺毒”,憂心溢於言表。
消除“文革”遺毒最好的方式,是改革政治體製,建設一個公正、公平、廉潔、文明的社會。而政治體製改革的最大障礙,即是“文革”遺毒——這就是今天社會的症結所在。權勢集團正是看到了這一點,所以百般庇護文革。文革死灰的複燃,處處可見權力的手在扇風。
這世界上誰不是被洗腦的人哦?隻不過受到不同的人來洗罷了。
文革嘛,就是一個半統一國家中的亂世。亂世肯定有百姓的悲苦,但也有歌泣的史詩。曾經有個照片挺震撼:西方發達國家的工人運動家也捧著毛語錄在為工人維權。我想,這也許是現代史上唯一一次中國對外輸出思想的事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