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劉第一炮（10）
【接上】毛澤東心中沉重，表麵上還是談笑風生地問“你們看，搞四清好，還是不搞四清好？”
這句話又把大員們問得麵麵相覷，“搞四清”是黨中央提出來的，他們要跟黨中央保持一致，即使有人心中認為“不搞四清好”，但也不敢說出口呀。於是大家一致回答說：“顯然搞四清好。”
毛澤東這句話，是想測試一下這些人當中，有沒有膽大的，有膽量跟中央對抗的。從他們的回答，毛澤東看出來，這些人都是些膽小鬼，應聲蟲，一切看中央的指示行事，沒有自己的任何主見，簡直就是一台忠實執行政策的機器人。毛澤東知道，在他反擊劉少奇的時候，不能指望這些膽小鬼會站出來鬥爭。
11月12日，隻有張春橋控製的上海《解放日報》，轉載了姚文元的《評/海瑞罷官》，上海的其他報紙，都沒有轉載。尊為黨中央主席的毛澤東下令“轉載”，而響應轉載的居然隻有一家報紙，這讓毛澤東自己都感到有點不好意思。毛澤東感到情況比他預計的還要糟糕，但毛澤東也明白，現在到了決定勝負的關鍵時刻了，不能後退半步，否則就全線崩潰了。此時毛澤東必須“硬著頭皮頂住”，他常說：“人長了個頭，頭上有塊皮，歪風來了，就要硬著頭皮頂住。”
毛澤東的專列離開天津後，沿著京滬線徐徐前進。11月13日到濟南，14日到徐州，15日到蚌埠，16日到南京，17日到上海。毛澤東每到一處，都叫當地的黨政軍負責人，專程來向他匯報工作。毛澤東列車每到一處，都有人把當天的報紙和各種內部資料給毛澤東送來。這幾天毛澤東每天翻看報紙，在11月12日《解放日報》轉載了姚文元的文章之後，別的報紙一點兒動靜也看不到，毛澤東的心情也愈發沉重了。
11月15日，毛澤東終於看到《光明日報》內部發行的《情況簡編》，提到了《評/海瑞罷官》的情況，這是一則內部消息《吳晗看了姚文元批評(海瑞罷官)一文後的反映》。在該消息中，吳晗很輕鬆地說：“姚文元這樣批評我，我也不怕。不過我覺得這樣牽強附會的批評，亂扣帽子，這種風氣很不好，誰還敢寫東西，誰還敢寫曆史？”最後吳晗說：“我不準備寫答辯的文章，正給市委寫個報告，直接送給彭真同誌。”
看了這篇材料後，毛澤東在旁邊批語：“我都已看過，一夜無眠。”
為什麽毛澤東會“一夜無眠”，這是因為吳晗說“我不準備寫答辯的文章”。毛澤東本來的戰略部署，是準備讓吳晗出來與姚文元公開論戰的。現在吳晗明確表示“我不準備寫答辯的文章”，那就打亂了毛澤東搞《評/海瑞罷官》的全盤戰略部署，所以讓毛澤東“一夜無眠”了。
那麽毛澤東為什麽要大費心思地搞一個《評/海瑞罷官》，他最初的想法是什麽？最初的戰略部署又是什麽呢？我們將在下麵分析。【待續】
毛澤東與文革大起底（110）/第八節 倒劉第一炮（11）
毛澤東的秘書胡喬木在他的回憶錄中寫道：“如果沒有這篇《評/海瑞罷官》，究竟要不要搞全國的‘文化大革命’也不一定。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發表後，《人民日報》又不登，就把毛澤東的火煽起來了。在沒有這件事以前，毛澤東頭腦裏並沒有這些東西。”
據說，彭真在生前曾透露說：“毛主席曾經想用整風的辦法，解決黨內在意識形態、思想領域、政治領域中存在的分歧，但是後來采取了‘文化大革命’的辦法。關於這件事的原因，我不能講。”
盡管胡喬木和彭真的說法有差異，但有一點是一致的：毛澤東最初花費九個月時間，九牛二虎的力氣搞出來的《評/海瑞罷官》，與他發動文化大革命並沒有直接關係。而現在卻有一種流行的說法，說毛澤東搞《評/海瑞罷官》的目的，是為發動文化大革命作準備。這種看法顯然是把曆史簡單化和戲劇化了。
胡喬木和彭真鑒於他們的身份和利害關係，不便向我們透露更多的細節。但通過曆史事件的推理考證，我們還是能分析出毛澤東搞《評/海瑞罷官》的最初想法和最初的戰略部署。這裏我們先說一下結論，之後再慢慢分析得出這個結論的理由。
這個結論是：毛澤東最初打倒劉少奇的想法，是在原計劃於1966年召開的中共第九次代表大會上，通過黨內鬥爭的形式，撤銷劉少奇以及劉少奇派重要人物的職權，毛澤東重新回到黨中央一線領導崗位。由於彭真和劉少奇的抵製，使毛澤東無法再使用黨內鬥爭的形式。這樣毛澤東就不得不修改原來的計劃，把原計劃的黨內鬥爭，擴大化為一場全民鬥爭，這就是文化大革命。
中共在1956年召開“八大”之後，原先預訂在五年後的1961年召開“九大”，但是因為發生了“三年自然災害”，所以“九大”就延遲到十年後的1966年召開。從曆史的過去到現在的今天，中共每次代表大會，都是一次權力的再分配。所以這次本應該在1966年召開“九大”上，中共“三巨頭”毛澤東、劉少奇和周恩來，都要麵臨權力的再分配。
假如毛澤東沒有發動文革，中共1966年在“穩定團結”的氛圍下召開“九大”，會有什麽權力再分配的結果呢？當時一般的預測都是：最大的輸家肯定是毛澤東，最大的贏家肯定是劉少奇，周恩來大概能保持不贏不輸。毛澤東將不得不讓出“黨主席”的寶座給劉少奇，在“名譽主席”的光榮名譽之下，退出政界，安享天年。
從事後諸葛亮的角度，這對於毛澤東來說，也不是一個壞的選擇。列寧之所以比斯大林名聲好，很大程度是得益於列寧去世早。如果列寧再多活二十年，就要多犯二十年的錯誤，到那時列寧的名聲，說不定還不如斯大林呢。
毛澤東與文革大起底（111）/第八節 倒劉第一炮（12）
如果1966年毛澤東真的退出政界，不再幹事情了，當然也就不再會犯錯誤了，更不用擔心會有人罵他。那樣的話，毛澤東將成為中國的華盛頓，成為名垂青史的“功成身退”偉人，成為隻有功績，沒有錯誤的完人，被後人供在廟裏，永世享受人間煙火。
但毛澤東就是毛澤東，他既然下定決心要打倒劉少奇，就不可能有什麽力量能夠阻止他。《評/海瑞罷官》的發表，標誌著毛澤東已經出擊了。他把這一炮打向劉少奇的時候，也同時做好了思想準備：要不然打倒劉少奇，要不然被劉少奇打倒，已經沒有退休當名譽主席，“安享天年”的第三個選擇了。
前麵說過，毛澤東是一個“虎氣”和“猴氣”兼有的人，他不會魯莽行事，他有一個全方位的計劃和部署。從大的全局戰略來考慮，毛澤東的戰略部署，可以分上、中、下三個方案。
上案是用黨內的力量打倒劉少奇，這是最理想的；
中案是發動一般群眾，用群眾的力量打倒劉少奇，這個方案要把鬥爭擴大到整個社會，不是很理想；
下案是用軍隊的力量打倒劉少奇，就像後來粉碎“四人幫”那樣，毛澤東可以派一支親信部隊去把劉少奇抓起來，關起來，一夜之間武力奪取。但這麽做不但會毀了毛澤東一生的名聲，而且危險也極大，稍微弄不好，稍微走漏風聲，就會引發一場血流成河的內戰。所以不到萬不得已的情況下，毛澤東是不會使用下案的。
事實上，“文化大革命”就是毛澤東“中案”，這是毛澤東使用“上案”不成功的結果。
姚文元的《評/海瑞罷官》，本來是毛澤東“上案”中的第一步棋。毛澤東本想用姚文元的《評/海瑞罷官》，激怒吳晗，挑逗吳晗跳出來與姚文元爭論。一旦兩人論戰起來，就會把群眾的眼球吸引住。因為人們都是喜歡看吵架的，過去如此，今天也是如此。
毛澤東本想用姚文元與吳晗的一場論戰，把他與劉少奇的政見分歧，公開到下層黨員，公開到人民群眾。在此之前，下層黨員和人民群眾，完全不知道毛澤東與劉少奇的政見分歧，他們看著毛澤東與劉少奇一起接見外國客人，兩人的照片並列出現在《人民日報》上，還以為毛澤東與劉少奇是毫無矛盾的親兄弟般的同誌呢，完全想象不到他們兩人已經到了劍拔弩張的地步。
按照慣例，黨內的矛盾都是要“捂住”的，是不能讓一般群眾知道的，因為擔心一般群眾知道了黨內的矛盾，就會影響他們“對黨的信心”，會影響“黨的威信”。
可是這次毛澤東卻“反其道而行之”，不但不“捂住”他與劉少奇的矛盾，反而要把他們兩人的矛盾向一般群眾公開。這是又為什麽呢？【待續】
毛澤東與文革大起底（112）/第八節 倒劉第一炮（13）
【接上】為了理解毛澤東為什麽要大費心思地搞一個《評/海瑞罷官》，我們有必要對中國的國家機構做一點簡單的說明。理解了中國的國家機構，對後來毛澤東所做的一係列事情，就很容易理解了。
中國的國家機構，分為三個層次：決策層，執行層，實施層。
決策層是國家的最高權力機構，一切法令政策都由決策層來策劃和決定。決策層的人數一般不超過十人。在古代中國，決策層的名稱叫“內閣”，對1949年成立的新中國來說，決策層的名稱叫“政治局常委”。
執行層是把決策層製定下來的法令政策，變成具體可執行的細致條文，交給下麵的實施層去實施。執行層的人數一般在百人前後，古代中國執行層的名稱叫“朝廷”，新中國執行層的名稱叫“中央”。
實施層是政府直接麵對“人民”末端機構，古代中國實施層的名稱叫“衙門”，新中國實施層的名稱叫“基層幹部”。基層幹部的人數眾多，數不勝數。
決策層製定的法令政策，具有“自然的正確性”，執行層對上麵下達的法令政策，可以對其“正確性”表示懷疑，但隻能提出自己的意見，卻沒有表決權。基層幹部隻有忠實地實施上麵下達的法令政策，連對其“正確性”表示懷疑的資格也沒有。
中國體製的特點是：不到十人組成的“內閣”決定一切，百餘人組成的“朝廷”隻有質疑的權力，沒有參與決策的權力，而千萬人組成的“衙門”，連提質疑的權力都沒有。如果“衙門”的小人物對“內閣”的決議表示質疑的話，那就等同於“造反”了。
1960年毛澤東退居二線之後，他在“決策層”已經成為絕對少數。當時具有表決權的政治局常委有七個人：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鄧小平、林彪、陳雲。其中朱德、鄧小平和陳雲都支持劉少奇，周恩來中立，毛澤東的支持者隻有林彪一個人。
毛澤東在下麵的“執行層”中，有比較多的支持者，但要想過半數也很難。真正支持毛澤東的，是廣大的基層幹部，但這些人連對中央決議表示“質疑”的資格也沒有，想支持毛澤東也沒有資格。
因此，中國的體製特點就是：一旦你在決策層成為少數，那一切就完了。不管你再有廣大的基層幹部支持，不管你再有廣大的人民基礎，這些都是沒用的。【待續】
毛澤東與文革大起底（113）/第八節 倒劉第一炮（14）
【接上】在這樣的體製下，毛澤東一旦在“決策層”的政治局常委中間成為少數，那就什麽都完了。毛澤東要想鹹魚翻身，似乎隻有“政變”和“造反”的非法手段了。事實上，毛澤東後來正是用“造反”的手段，讓下層造上層的反，打破了“決策層”和“執行層”的權力壟斷，才實現了打倒劉少奇。
不過，毛澤東也還有一個用合法手段“翻身”的機會，那就是通過“全黨代表大會”來奪權。
盡管中國的體製是決策層大權獨裁，但也有例外的時候，那就是在“全黨代表大會”期間。根據中共黨章，“全黨代表大會”期間，選舉黨的高層領導人的時候，每個參加大會的黨員代表，都有平等的投票表決權，不管你是政治局委員，還是普通的黨員代表，都是一人一票。
在參加“全黨代表大會”的一千多名代表中，絕大部分都是基層幹部。如果在“黨代會”期間毛澤東與劉少奇出現政見分歧，基層幹部們毫無疑問地會站到毛澤東一邊。畢竟“毛主席萬歲”的口號已經喊了很多年，這些基層幹部就是憑著樸素的感情，也會擁護毛澤東，反對劉少奇。
這樣，毛澤東打倒劉少奇的唯一合法機會，就是在即將於1966年召開的“第九次黨代會”上，提出一個罷免劉少奇的決議案，然後通過廣大普通黨員的壓倒性選票，通過罷免劉少奇的決議，合法地打倒劉少奇。
毛澤東通過“黨代會”合法打倒劉少奇的想法，還有一個來自蘇聯的前例。1957年6月，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遇到一次試圖罷免他的政變，他最後通過“黨代會”的合法鬥爭方式，打倒他的政敵，樹立起他在蘇聯的絕對領導地位。下麵就簡要介紹這次未遂政變的情況。
蘇聯的政治體製與中國非常類似，隻是名稱不同。中國共產黨中央“主席”，蘇聯叫“總書記”；中國的“國務院總理”，蘇聯叫“部長會議主席”；中國的“國家主席”，蘇聯叫“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為了大家理解方便，我們這裏用中國的官名來說蘇聯的事情。
1953年斯大林逝世後，蘇聯出現兩大勢力：以黨中央主席赫魯曉夫為首的一派，和以國務院總理馬林科夫為首的一派。一般認為赫魯曉夫派是“改革派”，馬林科夫派為“保守派”。1955年，赫魯曉夫派占據了上風，馬林科夫被迫辭去總理職務，降為國務院副總理，但仍為政治局委員。國務院總理由赫魯曉夫派的布爾加寧接任。
當時蘇聯的決策層“政治局”，由11人組成。其中赫魯曉夫派為6人，馬林科夫派為5人，赫魯曉夫派略占上風。但後來赫魯曉夫派的國務院總理布爾加寧，和國家主席伏羅希洛夫突然倒戈，轉向馬林科夫派，這樣在政治局中，馬林科夫派占了7人，而赫魯曉夫派隻有4人，赫魯曉夫在政治局淪為少數派，危機四伏了。【待續】
毛澤東與文革大起底（114）/第八節 倒劉第一炮（15）
【接上】果然，1957年6月18日的蘇共政治局會議上，馬林科夫忽然發難，提出解除赫魯曉夫“黨主席”職務的決議案。盡管赫魯曉夫強烈抗議，但政治局仍以“七比四”的投票結果，通過了這個決議。這時候赫魯曉夫似乎已經完了，但他還要做最後的抗爭，他提出：“黨主席是由中央委員會，而不是由政治局選舉的，因此政治局無權解除黨主席的職務，此事必需通過中央全會討論決定。”
於是赫魯曉夫建議召開“中央全會”討論這個問題，因為大部分中央委員都是支持赫魯曉夫的。但赫魯曉夫的建議被馬林科夫派控製的政治局拒絕。
此時蘇聯軍隊也是支持赫魯曉夫的，國防部長朱可夫派出飛機，馬上把全國各地的中央委員、候補委員接到莫斯科。中央委員們紛紛向政治局致電或寫信，強烈要求立即召開中央全會，討論赫魯曉夫的黨主席問題，但仍遭到馬林科夫派控製的政治局的拒絕。
於是，支持赫魯曉夫的中央委員們，堵在政治局會議室的門前，要求立即召開中央全會，仍然遭到政治局的拒絕。最後中央委員們采用了半暴力的手段，眾人強行闖入政治局的會議室，與政治局委員爭吵和對罵起來。闖入政治局會議室的中央委員越來越多，當百餘人的中央委員闖進來後，馬林科夫等人看到事態不好，再不讓步就要鬧出流血事件了，於是他們被迫讓步，同意召開“中央全會”。
6月22日，蘇共召開臨時中央全會。因為絕大部分中央委員都是支持赫魯曉夫的，一旦召開中央全會，馬林科夫派肯定就完蛋了。這次蘇共中央全會共進行8天，馬林科夫派的人全部被撤銷政治局委員，被逐出決策層。最後，赫魯曉夫靠著大多數低層黨員的支持，居然反敗為勝，徹底擊敗了馬林科夫派，把馬林科夫等人打成反黨分子。國務院總理布爾加寧被撤職後，赫魯曉夫自己兼任國務院總理，形成赫魯曉夫一個獨攬黨政大權的局麵。
赫魯曉夫這次依靠“黨代會”奪權的實例，成為了毛澤東在“黨代會”奪劉少奇權的非常好的榜樣。於是，毛澤東製定了一個在“第九次黨代會”上合法奪權的計劃，而《評/海瑞罷官》就是這個合法奪權計劃的第一步棋。【待續】
1957年赫魯曉夫通過“黨代會”合法奪權的情況，與毛澤東現在的處境有很多相似之處。
第一個相似之處是：在決策層不占多數。在蘇共11位政治局委員中，支持赫魯曉夫的隻有4位；在中共7位政治局常委中，支持毛澤東的隻有2位。
第二個相似之處是：排名第二位的國家主席是反對派，第三位的國務院總理是中間派。當時蘇聯國家主席伏羅希洛夫反對赫魯曉夫，國務院總理布爾加寧持中間態度，隻是在最後一刻倒向反赫魯曉夫；現在中國國家主席劉少奇反對毛澤東，國務院總理周恩來中立態度，在最後一刻也有可能倒向反毛澤東。
第三個相似之處是：在一般黨員幹部和人民中，有壓倒性的支持率。赫魯曉夫在關鍵時刻得到一般中央委員和廣大基層黨員的強烈支持，而毛澤東在基層幹部和一般人民中的威信和支持率，又比赫魯曉夫更高。
第四個相似之處是：有軍隊的支持。當時的蘇聯國防部長朱可夫完全支持赫魯曉夫，出動軍隊幫助赫魯曉夫反攻；現在的中國國防部長林彪也完全支持毛澤東，在關鍵時刻林彪也會動用軍隊，堅決支持毛澤東反攻的。
從綜合情況來看，毛澤東比赫魯曉夫更有優勢，既然赫魯曉夫能成功，毛澤東就更應該成功了。所以毛澤東製定了通過“九大”合法奪權的方案，這個方案的關鍵，是發動基層黨員起來支持毛澤東。要發動基層黨員的第一步，就是要製造輿論。而製造輿論的核心，就是營造自己的“正當性”，以及給對手塗上“非正當”的色彩。
現在毛澤東要向基層幹部和一般民眾宣傳這樣一個概念：你們為什麽要擁護我？因為我毛澤東是代表你們這些廣大工人農民利益的；你們為什麽要反對劉少奇？是因為他劉少奇是代表少數資本家和官僚階層利益的。我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是為了讓你們繼續“昂首挺胸”做國家的主人翁；而劉少奇試圖走資本主義道路，那是要複辟舊社會，讓你們重新去給別人“當牛做馬”。
當然單有這麽一個概念還不夠，還得有證據證明，劉少奇的確要走資本主義道路，這個證據就是劉少奇在農村搞“三自一包”。但這裏又有一個問題，那就是劉少奇搞“三自一包”的時候，也是打著“毛主席黨中央”的旗號，當時的一般老百姓，根本不知道中央上層的事，大家以為“三自一包”是中央下來的文件，那應該就是毛澤東的主張了，根本想不到毛澤東居然是反對“三自一包”的。
因此在這個時候，毛澤東要做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撇清自己與“三自一包”的關係。姚文元的《評/海瑞罷官》中，非常牽強附會地把戲劇中海瑞“退田”與“三自一包”聯係到一起，有人批評姚文元這麽做是“扣帽子、打棍子”的文痞行為。其實姚文元這麽寫的目的，是為了給毛澤東樹立一個反“三自一包”的形象。如果姚文元不給吳晗扣上這個帽子，這場戲是開不了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