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戈流亡美國後 因反對台獨 遭到台灣特務圍攻謾罵誹謗封殺...

鮑戈主張中國民主運動必須堅持“公開性、合法性、人民性”三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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鮑戈 《河殤遣懷》

(2007-07-04 22:14:29) 下一個
河 殤 遣 懷
/ 鮑戈
忍顧傷耕水溺奴,安悲禍治帝坑儒?
幾家統製言堪異?一峽分關島未孤。
思發望洋貧恥世,意違辭國愧迷途。
曾聞獅睡休驚動,長恨人昏厭振呼!
(1988年10月4日)



鮑戈,社會活動家,民間對日索賠運動和公民權利運動(維權運動)的主要發起人,1997年流亡美國,現任“中國民主運動協調委員會”主席。

鮑戈是中國進入改革開放時期之後,民間十分活躍的民主派活動家,他的許多言論和抗爭行動曾引起國際新聞媒體的高度關注。與許多“持不同政見者”不同,鮑戈主張“政治改革必須根據國情,獲得大多數國民的認同和支持,不能照搬外國模式”。他還表示,在中國,法治應先於民主。沒有嚴謹的立法和執法,就沒有社會公正和安定。法律不僅用於規範社會和經濟秩序,更應當用來規範國家的政治生活。鮑戈指出,“中國現階段最基本的社會矛盾,是國家和人民不斷尋求充分發展的需要,同特殊利益集團繼續壟斷國家和社會一切權利的努力之間的矛盾”。他強調,民主運動必須堅持公開性、合法性和人民性,要服從大多數群眾的訴求以及國家的根本利益,堅決反對境外反華勢力插手幹擾。

鮑戈,男,1963年10月18日生於上海,曾在上海醫科大學學習、工作。1980年代,鮑戈廣泛參與社會活動,公開反對政府向日本放棄戰爭賠償,曾為此遭受不公正的待遇和政治迫害。1988年11月,鮑戈與湖北的李固平、福建的林信舒、南京的侯占清及上海的夏經芳等人,成立了“中華全國對日索賠民事債權人同盟”。1989年“六四”之後,公安部門指控鮑戈曾參加過遊行,對其進行長達二十個月的監禁審查。1991年2月28日,上海中級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對鮑戈宣判“免於刑事處分”,當庭釋放。鮑戈和律師李國機在法庭上指出,所有指控都缺乏事實根據,而且兩名證人的證言相互矛盾。

1992年是中日建交二十周年,日本天皇定於10月訪華。8月15日,鮑戈、林信舒、沈繼忠等人通過日本共同社發表了致日本政府、國會和明仁天皇的公開信,明確要求日皇訪華時必須就侵華罪行正式道歉,日本輿論為之嘩然,因為中國外交部並未提出此要求。9月18日,鮑戈和沈繼忠向上海市公安局提出遊行申請,要求批準他們在日皇訪滬時,按規定的路線舉行遊行。這是中國頒布“遊行示威法”以後的首例申請案。不料,警方卻對兩人采取拘捕行動。鮑戈奮力撞開警車邊門,向圍觀的群眾大喊:“隻要我還活著,就決不允許任何人出賣國家的利益!”事後,政協委員鐵牛等人曾就這一事件向市公安局提出質詢,批評警方粗暴抓人。

10月23日,日皇明仁開始訪華行程。大批警察包圍了鮑戈的住所,嚴陣以待。鮑戈被迫向美聯社、法新社、路透社宣布:自日皇踏上中國之時起,他開始絕食;如果日皇在離開中國之時仍未道歉,他便自焚。消息傳開舉世震驚,警方立即將他從家裏帶走,實行“監視居住”。與此同時,童增等人在北京也發表了一份數萬人的簽名信,要求日本賠償和道歉。經過這場風波,長期遭受壓製和打擊的民間對日索賠運動終於浮出水麵,受到社會各界的同情和支持。

1993年3月,鮑戈發表致全國人大的公開信,提出以全民公決的方式來解決對日索賠爭議。鮑戈指出,1972年國務院未經人大同意,便在“中日聯合聲明”中放棄了戰爭賠償,是違憲的。但是,由於1978年的“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又間接承認“中日聯合聲明”,所以,現在要推翻它,隻有通過全民公決的方式。鮑戈表示,政府對“公民公決” 大可不必談虎色變。如果這一方式以後被用來解決其它一些重大爭議,可以避免發生戰亂以及類似“六四”那樣的動蕩和慘劇。

1994年3月,鮑戈代表李國濤、楊勤恒、林牧晨、楊周、王輔臣等54位上海市民,發表了題為《中國國家和社會民主化九四年政綱》的致全國人大的公開信,要求將憲法中維護執政黨利益和意識形態的“四項基本原則”去除。鮑戈告訴記者,他有意以征集簽名的方式來推動一場“民主修憲運動”。這一事件再度引起政府部門高度緊張。3月至5月間,美國副國務卿沙特克、法國總理巴拉迪爾等西方國家領導人訪華時,鮑戈都被警方強行從家中帶走,據稱是防止外國領導人與其見麵。

6月3日深夜,鮑戈在家中入睡時突然遭到拘捕。之前,他剛剛向民政部寄出一封要求批準注冊成立“人權呼聲”組織的申請信。有記者曾問鮑戈在“六四”紀念日是否有所行動,他說不會,但作為一名基督教徒,象往年一樣,將在教堂裏為死難者默默祈禱。四個月後,鮑戈被判處勞動教養三年,罪名是“有煽動鬧事、擾亂社會治安的行為”。鮑戈向行政法庭起訴勞教委員會,理由是《勞教決定書》沒有指出他究竟有哪些具體的“煽動性言論”,“被煽動的對象”是誰,以及被“擾亂治安”的地點。鮑戈說:“這一切都是不存在的,所以《勞教決定書》才無法列舉。”

1997年6月4日,鮑戈獲釋後立刻通過美聯社發表了一份措辭強烈的聲明。他說:“我決不會向強權和暴政所屈服而改變立場,因為我知道自己在人民群眾中具有廣泛的代表性。在我未來的政治活動生涯中,我將尋求以合法的方式,在中國創建一個新的政黨----‘公民大會黨’。”這條消息很快出現在世界許多報紙的顯著版麵,引起高層震動。

6月6日,鮑戈又在上海接受法新社采訪,披露他所在的勞教所每天強迫犯人工作十幾個小時,大批縫製1998年法國世界杯足球賽的指定用球。世界輿論為之嘩然。

6月25日,鮑戈發表致香港特首董建華的公開信,歡迎香港回到祖國懷抱,同時,建議香港政府在7月1日主權移交儀式當天,不要對遊行示威的人群采取鎮壓行動,以保持香港的開放形象,為內地樹立民主典範。董建華辦公室後來回函表示感謝。

7月11日,鮑戈發表致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公開信,要求調查不久前發生在四川省綿陽市的大規模警民衝突流血事件,呼籲確保下崗工人的合法權益,並允許工人組建獨立工會。8月中旬,公安部長陶駟駒在全國政法工作會議上發言,認為綿陽工潮是“境內外敵對勢力製造事端”,並點名鮑戈就是利用下崗失業職工問題製造事端的“敵人”,公開表示在必要時將對其采取行動。“國際特赦”等人權團體從媒體上獲知這條消息時,都為鮑戈的安全擔心,紛紛向中國有關部門詢問情況。

8月15日,鮑戈和《新民晚報》主編馮英子致函民政部,要求批準成立“對日索賠全民公決倡導會”。鮑戈表示,民間的戰爭受害者向日本進行索賠,如果得不到自己政府的堅定支持,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他說:“為了打擊日本右翼勢力的囂張氣焰,防止軍國主義死灰複燃,現在將戰爭賠償問題交付全民公決,將產生深遠的影響。”

9月8日,美、俄、英、法、德、澳、加、日等國的國際廣播電台紛紛報道鮑戈致中共“十五大”的公開信。鮑戈建議中央火化毛澤東遺體,以此表明破除個人迷信的決心,促進黨內民主建設。該信還提出一係列政治改革的主張,包括開放黨禁和報禁等。

10月30日,鮑戈在江澤民與克林頓會晤的第二天,獲得赴美護照和簽證。11月5日,鮑戈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寄出最後一封信之後,偕妹鮑纓啟程赴美。法新社記者在上海虹橋機場采訪鮑戈時,遭到上海警方拘留;而前一天晚上,香港無線電視台記者也在前往鮑戈住所途中遭到拘留。當鮑戈抵達紐約肯尼迪機場時,受到上百名記者包圍采訪。鮑戈表示,在不久的將來,他將返回中國繼續從事民主運動。記者問他得以出國是否與江澤民訪美有關,他說是的,“可以這樣認為”。

鮑戈到美國的第一年,經常以“人權呼聲”駐美代表的身份發表各項聲明。他曾為《北京之春》和 “民聯陣-自民黨”撰寫過大量文稿,卻拒絕加入海外民運團體,也從未向美國、台灣任何機構申請過經費,始終保持獨立的人格和政治立場,這在流亡異見人士中是絕無僅有的。

1998年5月,鮑戈在香港發表《說六四,話民運》。這篇廣為流傳的文章,被認為對於數年後國內興起的“維權運動”具有指導意義。鮑戈寫道:“要在中國持久地組織民間運動而不夭折,首先必須恪守其活動的合法性,並且不直接提出尖銳的政治主張。等到長年累月地同社會各界包括同政府內部人士建立廣泛聯係,並且深孚民心之後,才逐步時進時退地提民主要求,並擇時施壓和適當妥協,如此方可奏效。”

他告誡海外民運人士:“此外還得忌做客廳英雄,清談西方民主或唱反共革命高調。要知道現時國內的政治鬥爭其實質是利益衝突,而不再是意識形態的根本對立。共產黨不肯還政於民並非舍不得放棄共產主義,而是不甘心失去其特權;同樣,近年來民眾頻頻走上街頭向政府示威,也不是呼籲政治多元化,而是要求保障其被中共惡吏任意剝奪的合法權利。因此,發起公民權利運動是民運從校園走向民間、從海外回歸本土的唯一出路。民運人士應從‘六四’的餘燼和‘領袖’的光環中走出來,盡快找到各自參與中國社會變革進程的實際切入點。”這番論述出自理性而務實的思索,令人耳目一新。

1998年6月,法國世界杯足球賽開幕式的當天,鮑戈在澳門舉行記者會,起訴大賽的足球供應商Adidas公司,對於他在中國勞教所中被強迫生產該公司產品時所遭受的苦難,正式要求賠償。兩星期後,另一名民運人士韓立法從上海市第一勞教所釋放,也向記者訴說自己被強迫生產Adidas足球的經曆,並揭露,遭警察毆打和虐待犯人的現象早已司空見慣。

1999年4月,鮑戈為香港《前哨》雜誌所撰寫的《一九九八年中國洪災真相》,被《世紀中國》等許多網站轉刊。由於這篇報告對於三峽工程及環境問題提供了大量有份量的論據,鮑戈因此經常受邀就中國的環保問題發表評論。同年9月紐約“中國綠色和平”成立,鮑戈擔任理事。

鮑戈到了美國卻拒絕參加海外民運團體,據分析,可能是不願被卷入內鬥頻仍、背景複雜的無底深淵。海外民運長期受台灣情報機關操縱,至1994年,台灣“軍情局”直接控製民運團體達17個,民運因此陷入反華叛國、協助台獨的誤區,從而失去了廣大僑胞的支持。魏京生、吳弘達、阮銘、王希哲、“北京之春”、“學自聯”之流反對美國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反對歐洲解除對華武器禁運,反對香港實行“一國兩製”,反對北京主辦奧運,要求日本加強美日軍事聯盟遏製中國崛起,鼓吹製裁中國和分裂中國,以及勾結台獨、藏獨、疆獨、日本右翼、賴昌星、法輪功等,對於這一切,鮑戈進行了無情的揭露和堅決的鬥爭,也因此遭到對手詆毀。他的愛國熱忱被一些人說成是“投共”。

2001年7月13日,世界各大通訊社在發布北京獲得奧運主辦權的消息時,紛紛刊發了鮑戈寄往北京的祝賀信。鮑戈告訴記者:“雖然中國目前仍然是一黨專政,人民沒有組黨、辦報、創建獨立工會及人權組織的自由,無權直接選舉國家領導人,法治徒有虛名,腐敗現象相當普遍,社會公正機製尚未建立,但是,我並沒有忽視這些年來祖國所發生的驚人變化和進步,同時為祖國取得的每一項建設成就而高興。”鮑戈指出:“確有人從某些機構秘密領取經費,一直從事反對北京申奧、反對美中兩國交流與合作、支持台獨和藏獨等活動,但包括我在內的更多的人則真誠希望祖國繁榮進步,穩步實現民主轉型。我相信,北京主辦奧運不僅可以帶動經濟發展,促進國力增強,而且也將迫使國家領導人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其統治方式,從而加快民主法製建設。”

2002年6月1日,《世界日報》發表了鮑戈致伍弗維茨的公開信,讚揚布什內閣成員首次表態反對台獨。鮑戈寫道:“長期以來美國對於台海兩岸的政策多被曲解同情台獨和為其撐腰,同時亦有人不斷挑起中美兩國之間的敵意,這使得美國在中國的形象變為負麵,以致美國在台灣問題和人權問題上的許多做法都被解讀為‘反華’。中美愈對抗,愈助長中國政治保守勢力抵禦西方價值觀,增大政治改革的阻力,也使台海兩岸成為現代戰爭的策源地。”鮑戈指出,台獨將毀滅台灣,而決不是“保衛台灣的民主”。他說:“台灣隻有融入中國社會,它的民主成果才能夠在全中國範圍內產生影響,同時它的經濟發展潛力也不會衰竭。”

同年6月4日,鮑戈宣布成立“中國民主運動協調委員會”,提出“外爭國權,內爭民權;反獨促統,反腐促變”的十六字方針,公開與劉青、魏京生等人決裂。紐約《星島日報》以《六四紀念首現“雙胞胎”,“台獨”分歧成決裂主因》為題報道了這一衝突。鮑戈表示,在海外錯綜複雜的政治環境中,很難避免外部勢力誤導民運發展方向,比如台獨、藏獨團體以及美國的反華勢力總想插手民運,讓民運為其所用,而《北京之春》雜誌社亦曾盜用民運的名義,與疆獨組織簽訂合作協議,另外,魏京生等人跑李登輝跟前投其所好,聲稱山東也可以獨立,對海外民運造成了負麵影響。鮑戈說:“既然大家政見不一,不能合作,那就索性分道揚鑣,各行其是。”台灣“總統府國策顧問”阮銘聞訊立刻在《南方快報》上發表《中共黑手分裂海外民運》一文,誣蔑鮑戈是“中國政府黑手”。阮銘表示,“反獨”就是“反台”。

8月10日,紐約僑團歡迎台灣“中國統一聯盟”主席王津平訪美的會場裏,回蕩著鮑戈巨雷般的聲音----“台獨勢力為了媚日求寵,竟感謝日本侵略中國、蹂躪台灣和簽訂《馬關條約》,還公然誣蔑被日軍強征的台灣‘慰安婦’都出於自願。而不久前,台獨勢力又為了拉攏所謂的‘友邦’,竟然對‘友邦’的足球隊搞‘妓女外交’,全然不顧台灣婦女的人權。台獨勢力對外不惜盜用台灣納稅人的血汗錢,秘密收買美國、日本的政客來對付祖國大陸,對內則對於主張和平統一的人士進行辱罵、誣陷和毆打,誣蔑他們是‘投共賣台’。順我者昌,逆我者亡,還講什麽人權嗎?”他大聲疾呼:“台灣民眾要堅決抵製台獨勢力肆意揮霍島內資源搞軍備,勾結外國進行以武拒統,最終導致島毀人亡、生靈塗炭的慘劇發生。在關鍵時刻,台灣人民要勇敢地同台獨勢力進行搏鬥,製止那些挑起戰端的台獨分子將財產轉移國外,或逃往外國尋求庇護,要果斷地對他們繩之以法,以絕後患,把兩岸的損失降到最低限度。”

2002年10月,鮑戈就中國駐美使館不予辦理其護照延期一事,向北京法院提起行政訴訟。稍後,外交部發言人劉建超稱,鮑戈因違反出入境法規定,“從事危害國家安全、榮譽和利益的活動”,外交部已依法注銷其護照、出入境證件。對於外交部的這種說法,以及北京法院最後決定不予受理此案,鮑戈並未采取任何過激行動,表示“人民自有公斷”,他有耐心等待法製建設走上軌道。

國際支持鮑戈聯盟
2007年7月7日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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