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大學的時侯，因為學醫，功科太重，有時侯直覺得喘不過氣來，需要放鬆的方式。無耐我是年級裏最小的，討論一些大事情，同學們都不願我參與，因為他們認為我是毛頭小孩。談戀愛，更與我無關，女生們都拿我當小弟弟，我自己也不太懂，我反爾給大哥大姐們傳一傳小紙條什麽的，我自己也很開心做這事。後來，我遇到了一位老鄉，是中文係的，他的父母認識我的父母，所以他很關心我，我去他的學校裏請教他的時侯，看見了他的床頭裏擺著一本
《談美》，隨手拿來翻了幾頁，一下子被他那精彩，深髓，攜永和極富哲理的文字給吸引住了。
以後，我就在功科之餘研讀了不少朱先生的文章，從他的
《悲劇心理學》、《文藝心理學》到《西方美學史》，最喜歡那部博大精深的《西方美學史》。。。説來可笑，我在大的三時侯，幾乎沉醉於美學，除了朱先生的書，李澤侯，高爾泰，蔣孔陽的書也讀了些。都有了改行學美學的念頭，後來進入臨床實習，忙的更不可開交了，再以後，讀研，出國。。。終於把我的美學丟掉了。。。
朱先生青年時留學歐洲，撚轉於英法等國的大學10餘年，淵博的學問一直讓我非常敬仰，這也是我後來選擇先去了歐洲，再來的美國的影響因素之一吧。在國外這些年，盡是些生物，醫學，實驗室，seminar等等生活，覺得很單調。感謝互聯網的飛速發展，我可以容易的找到很多書籍。再讀朱先生的書，感悟實在太多。。。現收錄朱先生的一篇好文學習，品味。
“慢慢走，欣賞啊！”——人生的藝術化 |
朱光潛 |
一直到現在，我們都是討論藝術的創造與欣賞。在收尾這一節中，我提議約略說明藝術和人生的關係。
我在開章明義時就著重美感態度和實用態度的分別，以及藝術和實際人生之中所應有的距離。如果話說到這裏為止，你也許誤解我把藝術和人生看成漠不相關的兩件事。我的意思並不如此。
人生是多方麵而又相互和諧的整體，把它分析開來看，我們說某部分是實用的活動，某部分是科學的活動，某部分是美感的活動。為正名析理起見，原應有此分別；但是我們不要忘記，完滿的人生見於這三種活動的平均發展，它們雖是可分別的卻不是互相衝突的。“實際人生”比整個人生的意義較為窄狹。一般人的錯誤在把它們認為相等，以為藝術對於“實際人生”既是隔著一層，它在整個人生中也就沒有什麽價值。有些人為維護藝術的地位，又想把它硬納到“實際人生”的小範圍裏去。這般人不但是誤解藝術，而且也沒有認識人生。我們把實際生活看做整個人生之中的一片段，所以在肯定藝術與實際人生的距離時，並非肯定藝術與整個人生的隔閡。嚴格地說，離開人生便無所謂藝術，因為藝術是情趣的表現，而情趣的根源就在人生；反之，離開藝術也便無所謂人生，因為凡是創造和欣賞都是藝術的活動，無創造、無欣賞的人生是一個自相矛盾的名詞。
人生本來就是一種較廣義的藝術。每個人的生命史就是他自己的作品。這種作品可以是藝術的，也可以不是藝術的，正猶如同是一種頑石，這個人能把它雕成一座偉大的雕像，而另一個人卻不能使它“成器”，分別全在性分與修養。知道生活的人就是藝術家，他的生活就是藝術作品。
過一世生活好比作一篇文章。完美的生活都有上品文章所應有的美點。
第一，一篇好文章一定是一個完整的有機體，其中全體與部分都息息相關，不能稍有移動或增減。一字一句之中都可以見出全篇精神的貫注。比如陶淵明的《飲酒》詩本來是“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後人把“見”字誤印為“望”字，原文的自然與物相遇相得的神情便完全喪失。這種藝術的完整性在生活中叫做”人格”。凡是完美的生活都是人格的表現。大而進退取與，小而聲音笑貌，都沒有一件和全人格相衝突。不肯為五鬥米折腰向鄉裏小兒，是陶淵明的生命史中所應有的一段文章，如果他錯過這一個小節，便失其為陶淵明。下獄不肯脫逃，臨刑時還叮嚀囑咐還鄰人一隻雞的債，是蘇格拉底的生命史中所應有的一段文章，否則他便失其為蘇格拉底。這種生命史才可以使人把它當做一幅圖畫去驚讚，它就是一種藝術的傑作。
其次，“修辭立其誠”是文章的要訣，一首詩或是一篇美文一定是至性深情的流露，存於中然後形於外，不容有絲毫假借。情趣本來是物我交感共鳴的結果。景物變動不居，情趣亦自生生不息。我有我的個性，物也有物的個性，這種個性又隨時地變遷而生長發展。每人在某一時會所見到的景物，和每種景物在某一時會所引起的情趣，都有它的特殊性，斷不容與另一人在另一時會所見到的景物，和另一景物在另一時會所引起的情趣完全相同。毫厘之差，微妙所在。在這種生生不息的情趣中我們可以見出生命的造化。把這種生命流露於語言文字，就是好文章；把它流露於言行風采，就是美滿的生命史。
文章忌俗濫，生命也忌俗濫。俗濫就是自己沒有本色而蹈襲別人的成規舊矩。西施患心病，常捧心顰眉，這是自然的流露，所以愈增其美。東施沒有心病，強學捧心顰眉的姿態，隻能引人嫌惡。在西施是創作，在東施便是濫調。濫調起於生命的幹枯，也就是虛偽的表現。“虛偽的表現”就是“醜”，克羅齊已經說過。“風行水上，自然成紋”，文章的妙處如此，生活的妙處也是如此。在什麽地位，是怎樣的人，感到怎樣的情趣，便現出怎樣的言行風采，叫人一見就覺其諧和完整，這才是藝術的生活。
俗語說得好：“惟大英雄能本色。”所謂藝術的生活就是本色的生活。世間有兩種人的生活最不藝術，一種是俗人，一種是偽君子。“俗人”根本就缺乏本色，“偽君子”則竭力遮蓋本色。朱晦庵有一首詩說：“半畝方塘一鑒開，大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藝術的生活就是有“源頭活水”的生活。俗人迷於名利，與世浮沉，心裏沒有“天光雲影”，就因為沒有源頭活水。他們的大病是生命的幹枯。“偽君子”則於這種“俗人”的資格之上，又加上“沐猴而冠”的伎倆。他們的特點不僅見於道德上的虛偽，一言一笑、一舉一動，都叫人起不美之感。誰知道風流名士的架子之中掩藏了幾多行屍走肉?無論是“俗人”或是“偽君子”，他們都是生活中的“苟且者”，都缺乏藝術家在創造時所應有的良心。像柏格森所說的，他們都是“生命的機械化”，隻能做喜劇中的角色。生活落到喜劇裏去的人大半都是不藝術的。
藝術的創造之中都必寓有欣賞，生活也是如此。一般人對於一種言行常歡喜說它“好看”、“不好看”，這已有幾分是拿藝術欣賞的標準去估量它。但是一般人大半不能徹底，不能拿一言一笑、一舉一動納在全部生命史裏去看，他們的“人格”觀念太淡薄，所謂“好看”、“不好看”往往隻是“敷衍麵子”。善於生活者則徹底認真，不讓一塵一芥妨礙整個生命的和諧。一般人常以為藝術家是一班最隨便的人，其實在藝術範圍之內，藝術家是最嚴肅不過的。在錘煉作品時常嘔心嘔肝，一筆一畫也不肯苟且。王荊公作“春風又綠江南岸”一句詩時，原來“綠”字是“到”字，後來由“到”字改為“過”字，由“過”字改為“入”字，由“入”字改為“滿”字，改了十幾次之後才定為“綠”字。即此一端可以想見藝術家的嚴肅了。善於生活者對於生活也是這樣認真。曾子臨死時記得床上的席子是季路的，一定叫門人把它換過才瞑目。吳季劄心裏已經暗許贈劍給徐君，沒有實行徐君就已死去，他很鄭重地把劍掛在徐君墓旁樹上，以見“中心契合死生不渝”的風誼。像這一類的言行看來雖似小節，而善於生活者卻不肯輕易放過，正猶如詩人不肯輕易放過一字一句一樣。小節如此，大節更不消說。董狐寧願斷頭不肯掩蓋史實，夷齊餓死不願降周，這種風度是道德的，也是藝術的。我們主張人生的藝術化，就是主張對於人生的嚴肅主義。
藝術家估定事物的價值，全以它能否納入和諧的整體為標準，往往出於一般人意料之外。他能看重一般人所看輕的，也能看輕一般人所看重的。在看重一件事物時，他知道執著；在看輕一件事物時，他也知道擺脫。藝術的能事不僅見於知所取，尤其見於知所舍。蘇東坡論文，謂如水行山穀中，行於其所不得不行，止於其所不得不止。這就是取舍恰到好處。藝術化的人生也是如此。善於生活者對於世間一切，也拿藝術的口胃去評判它，合於藝術口胃者毫毛可以變成泰山，不合於藝術口胃者泰山也可以變成毫毛。他不但能認真，而且能擺脫。在認真時見出他的嚴肅，在擺脫時見出他的豁達。孟敏墮甑，不顧而去，郭林宗見到以為奇怪。他說：“甑已碎，顧之何益?”哲學家斯賓諾莎寧願靠磨鏡過活，不願當大學教授，怕妨礙他的自由。王徽之居山陰，有一天夜雪初霽，月色清朗，忽然想起他的朋友戴逵，便乘小舟到剡溪去訪他，剛到門口便把船劃回去。他說：“乘興而來，興盡而返。”這幾件事彼此相差很遠，卻都可以見出藝術家的豁達。偉大的人生和偉大的藝術都要同時並有嚴肅與豁達之勝。晉代清流大半隻知道豁達而不知道嚴肅，宋朝理學又大半隻知道嚴肅而不知道豁達。陶淵明和杜子美庶幾算得恰到好處。
一篇生命史就是一種作品，從倫理的觀點看，它有善惡的分別，從藝術的觀點看，它有美醜的分別。善惡與美醜的關係究竟如何呢?
就狹義說，倫理的價值是實用的，美感的價值是超實用的；倫理的活動都是有所為而為，美感的活動則是無所為而為。比如仁義忠信等都是善，問它們何以為善，我們不能不著眼到人群的幸福。美之所以為美，則全在美的形象本身，不在它對於人群的效用(這並不是說它對於人群沒有效用)。假如世界上隻有一個人，他就不能有道德的活動，因為有父子才有慈孝可言，有朋友才有信義可言。但是這個想像的孤零零的人還可以有藝術的活動，他還可以欣賞他所居的世界，他還可以創造作品。善有所賴而美無所賴，善的價值是“外在的”，美的價值是“內在的”。
不過這種分別究竟是狹義的。就廣義說，善就是一種美，惡就是一種醜。因為倫理的活動也可以引起美感上的欣賞與嫌惡。希臘大哲學家柏拉圖和亞理士多德討論倫理問題時都以為善有等級，一般的善雖隻有外在的價值，而“至高的善”則有內在的價值。這所謂“至高的善”究竟是什麽呢?柏拉圖和亞理士多德本來是一走理想主義的極端，一走經驗主義的極端，但是對於這個問題，意見卻一致。他們都以為“至高的善”在“無所為而為的玩索”(disinterestedcontemplation)。這種見解在西方哲學思潮上影響極大，斯賓諾莎、黑格爾、叔本華的學說都可以參證。從此可知西方哲人心目中的“至高的善”還是一種美，最高的倫理的活動還是一種藝術的活動了。
“無所為而為的玩索”何以看成“至高的善”呢?這個問題涉及西方哲人對於神的觀念。從耶穌教盛行之後，神才是一個大慈大悲的道德家。在希臘哲人以及近代萊布尼茲、尼采、叔本華諸人的心目中，神卻是一個大藝術家，他創造這個宇宙出來，全是為著自己要創造，要欣賞。其實這種見解也並不減低神的身份。耶穌教的神隻是一班窮叫花子中的一個肯施舍的財主佬，而一般哲人心中的神，則是以宇宙為樂曲而要在這種樂曲之中見出和諧的音樂家。這兩種觀念究竟是哪一個偉大呢?在西方哲人想，神隻是一片精靈，他的活動絕對自由而不受限製，至於人則為肉體的需要所限製而不能絕對自由。人愈能擺脫肉體需求的限製而作自由活動，則離神亦愈近。“無所為而為的玩索”是惟一的自由活動，所以成為最上的理想。
這番話似乎有些玄渺，在這裏本來不應說及。不過無論你相信不相信，有許多思想卻值得當做一個意象懸在心眼前來玩味玩味。我自己在閑暇時也歡喜看看哲學書籍。老實說，我對於許多哲學家的話都很懷疑，但是我覺得他們有趣。我以為窮到究竟，一切哲學係統也都隻能當做藝術作品去看。哲學和科學窮到極境，都是要滿足求知的欲望。每個哲學家和科學家對於他自己所見到的一點真理(無論它究竟是不是真理)都覺得有趣味，都用一股熱忱去欣賞它。真理在離開實用而成為情趣中心時就已經是美感的對象了。“地球繞日運行”，“勾方加股方等於弦方”一類的科學事實，和《密羅斯愛神》或《第九交響曲》一樣可以懾魂震魄。科學家去尋求這一類的事實，窮到究竟，也正因為它們可以懾魂震魄。所以科學的活動也還是一種藝術的活動，不但善與美是一體，真與美也並沒有隔閡。
藝術是情趣的活動，藝術的生活也就是情趣豐富的生活。人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情趣豐富的，對於許多事物都覺得有趣味，而且到處尋求享受這種趣味。一種是情趣幹枯的，對於許多事物都覺得沒有趣味，也不去尋求趣味，隻終日拚命和蠅蛆在一塊爭溫飽。後者是俗人，前者就是藝術家。情趣愈豐富，生活也愈美滿，所謂人生的藝術化就是人生的情趣化。
“覺得有趣味”就是欣賞。你是否知道生活，就看你對於許多事物能否欣賞。欣賞也就是“無所為而為的玩索”。在欣賞時人和神仙一樣自由，一樣有福。
阿爾卑斯山穀中有一條大汽車路，兩旁景物極美，路上插著一個標語牌勸告遊人說：“慢慢走，欣賞啊!”許多人在這車如流水馬如龍的世界過活，恰如在阿爾卑斯山穀中乘汽車兜風，匆匆忙忙地急馳而過，無暇一回首流連風景，於是這豐富華麗的世界便成為一個了無生趣的囚牢。這是一件多麽可惋惜的事啊!
朋友，在告別之前，我采用阿爾卑斯山路上的標語，在中國人告別習用語之下加上三個字奉贈：
“慢慢走，欣賞啊!”
光潛1932年夏，萊茵河畔 |
朱光潛（1897-1986），美學家、文藝理論家、翻譯家。1897年9月19日生,安徽桐城人。筆名孟實、盟石。1923年畢業於香港大學教育係。畢業後到吳淞中國公學校教英文，兼任校刊《旬刊》主編。1925年夏公費到英國愛丁堡大學留學，修英國文學及藝術史，兼修哲學、心理學。1929年畢業後轉入倫敦大學文學院。次年進入法國斯特拉斯堡大學文學研究所，獲博士學位。1933年回國，到北大西語係執教。抗戰爆發後，他至川大任文學院院長。1939年他成為武漢大學外文係教授，1942年起任武漢大學外文係主任兼教務長。抗戰勝利後，重返北京大學任西語係教授，並曾代理文學院院長。1962年夏轉入哲學係，講授美學，任博士生導師。
朱光潛是我國現代美學的開拓者和奠基者之一，也是第一個在中國廣泛介紹西方美學的人。早在30年代，他就編寫出版了《悲劇心理學》、《文藝心理學》、《談美》等幾部美學專著。朱光潛也是我國現代比較美學和比較文學的拓荒者之一。朱光潛的《我與文學及其它》、《詩論》等著作都是在對比中西美學思想的基礎上，來探討中國詩歌的特點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