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五類分子是指：地、富、反、壞、右（即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分子）。上小學的時候，老師讓我們寫出5個我們知道的五類分子作為家庭作業，結果沒有一個人寫的全對，即使是大隊治安主任的兒子也沒有寫對，於是，老師隻好去找治安主任重新核實。這說明，在農村五類分子並不是大家十分關心的事情。
雖然每次都要填寫家庭成分，但是，實際上，農村的人際關係和出身並沒有太大的直接關係。我在這裏就說說我所知道的我們大隊的五類分子的情況，我覺得他們沒有受到任何歧視。
我們大隊有3個自然村，大概有3千多口人，全大隊共有幾個五類分子，我到現在也說不清楚，但肯定沒有反革命分子。我隻把我知道的情況說說。
A村是學校所在地，村裏有一個地主，我們的學校有十幾所房子，其中兩所是那個地主家的。房子由青磚青瓦蓋成，非常高大，氣勢非凡。我們剛上學時，還在外麵參觀過那個地主的其他房子，就是在外麵看看，大概有6-7所房子，每個房子好像還有名字。其中一所房子是他們自己住的。他們家裏好像隻有一個老太太，一個兒子在家，其他的子女大概在城裏工作。經常看到他的兒子，穿的衣服非常新而且漂亮。每次稱呼那個地主，都是叫那個老太太丈夫的名字。我在小學，初中上學期間，從來沒有聽說過他們家受到任何歧視或批鬥。他們村裏應該還有其他五類分子，但沒有幾個人關心，所以一點也不知道。
B村有一戶地主，大概有兩戶富農。那個地主家大概有一個老太太，老太太有兩個兒子，其中一個兒子又有兩個兒子，一個女兒，他的小兒子和我同學，還同桌過一段時間。這兩個兒子長的一般，但皮膚很白；而他這個女兒比我們高一年級，長的特別漂亮，有點象陳曉旭，但比陳曉旭漂亮多了。在我們班上，從來沒有老師或同學因為他們的成分對這個同學有任何歧視或不公平的對待。每次說到他們村的地主時，都是說的他爺爺的名字，以至於我到初中才知道他家就是他們村的地主。富農的情況一點都不知道。但是他們村裏有一個大概是上中農的家庭，男主人屬於農村裏好吃懶做，調皮搗蛋的人,而且在冬天其他人上河工修水渠的時候，他呆在家裏和其他幾個人一起賭博，其中有兩個是我們村裏的人，都是貧農。記得有時候晚上我們跑到大隊玩，看到他們蹲在大隊的房子裏的牆邊，大隊幹部在大聲訓他們。不知道這些人是不是就是人們所說的壞分子。他的兒子比我低一年級，個子不高，很聰明，但就是非常調皮搗蛋，還經常故意惹惱別人，所以成為我們學校裏放學後同學們戲弄毆打的對象。他的姐姐大概和他一個年級，每次大家在打他的時候，他姐姐一來，大家都跑了，作鳥獸散。並不是他姐姐有多凶，而是可能大家都覺得打他不對或不應該，大家也隻是好玩而已。這是我印象中唯一的一個受人欺負的小孩。可能因為農村教學質量不好，而且他正好趕上改開後初中由兩年改為3年，從初中開始，他雖然很調皮，但他的成績一直名列前茅，不是第一就是第二名，同學們都和他又成了好朋友，可惜的是他們班沒有一個人考上高中。
我們村裏的人大概都是逃荒要飯來的，形成村莊的曆史不超過200年，村裏隻有三戶（應該是兩戶，其中一戶是弟兄兩個，分家後成為兩戶）富農，但有一個右派。有一戶富農在另外一個生產隊，我們生產隊裏的好幾個人都曾經在他家當過長工，戶主有一定的文化，他們家人好像為人特別好，沒有聽說過任何有關他們家的不好的說法；他的一個兒子和我是同學，口才特別好，大家都喜歡和他一起玩的。另外兩戶在我們生產隊，不知道為什麽，哥哥家好像經濟條件比較好，從來沒有看到過他們家的女主人參加勞動，而他們的生活特別是穿的卻明顯比別人家好；因為男主人有一定的文化，腦子也好，大家一直很信服他，農村的那些老頭老太打牌時爭論不清的時候，都是請他來評判；而且他會編草鞋，生產隊裏很多人都請他編過草鞋，當然原材料都是自己準備好後給他。他的兒子找的老婆又懂事又漂亮，所以說他們家過的是挺好的，比很多人家裏都好。但他的弟弟家就不行了，他弟弟長的雖然很魁梧，但是有點好吃懶做，大家對他很有意見。所以經常受到別人的批評指責。但沒有聽說過他受到批鬥。他弟弟家有三個兒子，他的兩個大兒子長的就比較不好看，個子比較矮，所以找對象很困難。最小的兒子和我是同學，長的是虎頭虎腦，很象他爸爸，一般人看起來都覺得他將來肯定能有一番作為。所以他的舅舅特別喜歡這個最小的兒子，經常來看他，還給他買了很多連環畫，我小時候看的很多連環畫都是從他那裏看到的，都是嶄新嶄新的。不過後來也就是普通一個農民，但他找到老婆還是挺好的。
我們大隊唯一的一個右派在我們村裏，就是另外一個有富農的那個生產隊，原來是在某省統計局工作，不知道是那一年，也不知道是具體為什麽被打成了右派。據他自己給別人說，那完全怪他自己，因為在他們的部門裏，隻有他的學曆最高，大學生，水平也最高，他認為他的那個部門離了他就沒法運轉，所以不聽領導的話，還動不動就給領導提意見，於是就被打成右派。他說當時可能確實有點太狂妄自大了，而且還缺少自知之明。要知道他的父親曾經是國民黨時期某個縣的縣長，解放初期，因為組織一些國民黨的殘兵敗將暗殺共產黨幹部，被鎮壓了，他應該謹慎才是。當然了，他父親在我們村裏威信非常高，人緣非常好，因為他父親在當縣長期間，隻要是回到我們村裏，離村子還有1裏多路就下馬或下轎，步行回到村裏；見到村裏任何人都非常謙遜，熱情，客氣，問寒問暖；誰要是到他家裏看看他，他還給禮物。要知道在農村出個縣長，那是非常大的官，而他又十分謙遜，給村裏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好印象。我們小的時候，村裏的老人經常給我們講他的好。這個右派還有個叔叔一家在村裏，大概劃為中農，好像過的還不錯，因為他的一個堂弟在生產隊裏是趕馬車的車把式。他回到村裏後，可能那些重體力活幹不了，生產隊就 安排他管菜園，這本來挺好的安排，但是另外一個管菜園人的太惡了，讓他受了不少屈辱，我們經常能聽到另外那個管菜園的對他的大聲訓斥，而他可能是不屑與和惡人爭論，或者是覺得有理說不清，所以他從來沒有和另外那個管菜園的吵過架。但是，從來沒有聽說那個幹部給他難堪。鄰居們也從來沒有把他當壞人對待或歧視他，相反，到了晚上，他的小屋就成了鄰居們聚會的場所，大家忙碌了一天，吃過晚飯，就聚在他家裏，聽他講外麵的世界，講三國，水滸等等。他的房子雖然小，而且破，但就如同陋室銘記裏寫的一樣，房間裏充滿了熱鬧，溫馨和歡笑。後來他平反後在我們小學工作過一段時間，再後來又回到了他原來工作過的統計局。
所以我說，在我們農村裏，沒有那個五類分子受到過歧視。當然了，如果說有歧視，那就是對他們的知識的不尊重，比如富農，有一定的文化，可以當教師或會計或記工員；那個右派，也可以發揮更大的作用，要知道在那個時代，在農村的大學生是非常罕見的。另外，我說的這些情況都是根據我的記憶，是70年以後的事情。70年前的情況就不太清楚了。
也不會相信地富反壞右沒被歧視，因為我親身經曆過。
我深為自己出生在中國或到悲傷，都跟些什麽東西生長在一個國家，同一種族呀。
這家富農兄弟兩個，哥哥解放前追隨共產黨參加革命，家產都歸了弟弟，2，30畝田地，請短工耕種，於是成了富農。更早的時候他家家境應該不錯，娶的媳婦是鄰縣的。 娘家有個弟弟，是省三青團幹事，後來被共產黨殺了。
這家土改的時候，田和房子都被流氓無產者分了。大躍進的時候，男的春耕的時候耕田餓死在田裏。吃食堂的時候被派重活，被扣飯也是一種歧視。
家裏有兒子，有女兒。女兒早早出嫁了。兒子讀了小學就不讓讀了。兒子能幹，儀表堂堂但找不到對象。後來與同一個生產隊一個小時候出事故摔到火塘裏臉上嚴重破相的姑娘結婚。改革開放以後他家搞得不錯。
兒子的媽每次運動都挨整。那時農村燒柴。貧下中農可以不出工上山砍柴（不計工分）。四類分子上山砍柴不僅不計工分，還要倒扣工分（農村右派少，通常隻說四類分子）。生產隊分東西，四類分子總是分最差的。
順便說一句，這家哥哥的女兒，嫁給一個當兵的。這當兵的後來對越戰爭的時候的時候是團級幹部，再後來升到廣州軍區副司令。
我的親身經曆是：不但農村有，而且城市也有。
同意你的經曆。農村人幾輩子都住在一起，人際關係和出身沒有直接關係。
特別是那些出身不好的人都知書達理，也很聰明，他們不會沒事找事的。
我還是說經曆和文學作品未必一樣。
我隻是說說我們那裏我知道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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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你自己的經曆，這是有可能的（想知道你在哪個地區），但也有可能你的出生成分和年齡太小而看不到和不理解存在的不平等。我小時候（出身不太好的那種）平時看叔叔阿姨們對我都很好，看不出階級鬥爭，但現在回憶起來父母在言行中好像警惕性很高。
我在城郊，不是非常了解農村。但是我清楚記得讀過一文革時代的本小人書。這是一個關於在農村農民孩子鬥地主的故事。其中，兩個革命警惕性高的小朋友在農田當場逮住一個破壞革命財產，正在抓青蛙的地主小崽子。原來地主小崽子的老爹病倒了，兒子抓青蛙給老子吃。在書中，革命小朋友當場扔出一句我終身難忘的話：“地主還想吃青蛙（，做夢）！”
現在想起這一故事，對那一時代的被打到的人們特別悲哀。這不是文革後對前事的批判，而是文革中出版的兒童作品， 體現了那個時代的標杆。我已不記得這小人書名，希望有人能將之找出和放在網上，讓人們了解當時的真相。。。
我隻是說說我們那裏我知道的情況。
你這個說的有理。
當然我沒有稱過，但是應該能感覺到，因為這種糞非常寶貴，不放心的人還不一定讓他挑。我們生產隊有一個公共廁所，挑糞是會計的父親，我見過好幾次他在挑糞，現在我還能回憶起他挑糞的情景。
1946年生活在農村，你老高壽？現在還會上網，會用電腦，實在佩服。
一挑糞也就是50-60斤吧， 你稱過？ 在農村， 挑糞施肥永遠是最髒最類最臭最沒有人幹的活兒。 在南方， 挑糞走田坎可是個技術活兒。 糞桶要裝滿， 上麵還要擱上青草稻秸之類， 不然屎尿會晃出來。 你一擔糞挑出來， 到田頭晃少了一些， 老農民會說話的。 對知識青年要客氣些， 對地富反壞， 也許就會罵他們搞破壞了。 你習大大的一百斤是在北方挑的， 用的是木扁擔。 他也不會用南方那種會一閃一閃的竹子扁擔， 不信你去問問他。 叫他挑糞， 怕是四十斤都挑不走， 別說走田坎。
這個明顯有點吹牛。
但挑大糞明顯輕鬆多了，距離一般不會超過500米。
你下過鄉，他們那裏的農村是怎麽樣對待五類分子的?
你的經曆到底是在城裏的情況還是農村的情況？
我家是貧農。
你讀文不仔細， 理解也有問題。 地主出身並不一定要住在農村。
即使貧農的子女，又有幾個能當兵，招工的？
小學畢業後不準在上學完全不可能。
經曆過文化大革命的人都知道，共產黨把地主和貧農劃為勢不兩立的兩個階級，無計其數的憶苦思甜教育給這兩類人刻上了鮮明的階級烙印。一提起地主，就會聯想到惡霸劉文彩和黃世仁，一說起貧農，苦大仇深的楊白勞就會浮現出來。在城市長大的孩子，並沒有真正去過農村，對地主和貧下中農的認識完全來自於書本和學校的灌輸。
1975年高中畢業，響應“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的最高指示，插隊落戶到河南中部的一個小村莊。到農村後的頭一課，就是由村裏的革委會主任介紹村裏的階級鬥爭情況。我所在的小隊有4
戶地主，其他都是貧農或中農。農村的生活，讓我有機會近距離接觸農民，經過一段時間的勞動和相處，我對地主和貧下中農有了新的認識。很快我就發現貧下中農並沒有像宣傳的那樣苦大仇深，也沒有很高的思想覺悟，他們非常純樸和實在，踏踏實實地過日子， 平時最關心的是掙多少工分兒，分多少糧食，不關心政治。而地主，也不像宣傳的那樣好吃懶做，欺詐剝削人，相反， 地主是很勤勞，會過日子的， 也和貧下中農一樣，是很淳樸的農民。由於上麵階級鬥爭的政策，隊裏的地主們被監督，被分配最髒最累的活，飽受歧視，他們的子女不能參軍和上大學。
我發現，隊裏有一戶貧農和地主還是親兄弟， 很好奇，曾經問過這個貧農，為什麽哥哥是地主，而你卻是貧農，他很自豪的說：“多虧了我的小煙嘴”。怎麽回事， 我不解？他解釋說：“很早以前兄弟分家，他和哥哥分得一樣的家產。由於吸大煙，家道中落，解放前夕，地賣光了，正趕上土改，劃為貧農。否則，肯定就像他哥哥一樣劃為地主，那就慘了”。他很幸慶自己趕上了好時候，他的兒子，因是貧農出身而參了軍，跳出了農村。而他的哥哥，由於會過日子，守著幾十畝地，還雇的有長工，解放時就被劃為地主，他的哥哥為人厚道，對長工們很好，沒有結怨，所以土改時他的地和房子被分了，人沒有遭大罪。但是，哥哥家在解放後的境遇，就比弟弟家差多了。哥哥的孩子們，小學畢業就不讓再上了，參軍上大學更是白日做夢。平時在隊裏幹著最差最累的活，受人監督，一有風吹草動就被召集起來受教育。
有一個地主，引起了我的注意，派給他的活永遠是挑糞。他40、50歲的樣子，戴著一幅眼鏡，沉默寡言，基本不怎麽說話，如果視線碰上了，會點頭示意，但在他身上有一種與眾不同的東西，和普通農民就是不一樣，那種氣質是一種掩飾不住的書卷氣。隊裏的老鄉告訴我，他在城裏教書，是落網地主，幾年前被原單位遣送回老家勞動改造。他的妻子和女兒也隨他回鄉在隊裏勞動。她的女兒20出頭，婷婷玉立，像城裏姑娘，按當地的風俗，這麽大的女兒應該早就說好了婆家，但是他們拒絕所有的提親。我沒有機會和這家地主有更多的交流，但是我從心裏對他們抱有深深的同情。我相信他們一家一定是在苦苦等待著命運的轉機。
78年初上大學離開了插隊的小村莊，再也沒有回去過。30多年過去了，我沒有忘記這裏的人們，有時還會想起這個“沉默寡言的地主”。文革結束以後，很多冤假錯案都平了反，相信，這家人一定也回了城。
地主和貧下中農是在長期的農業生產中自然形成的一種相互依存的關係，共產黨硬是把他們劃為對立的兩個階級，拔高一個，踩壓一個，讓貧下中農去鬥地主，激發出人性最惡的一麵，把個人恩怨誇大為階級矛盾，搞得人心惶惶。如果不是親身經曆，還真以為貧下中農就像楊白勞一樣苦大仇深，地主就像黃世仁那樣罪大惡極呢。這真是一段黑白顛倒的曆史。